一场著名的“郎顾之争”使得郎咸平教授横空出世，他所引发的国有企业产权大讨论一时间风靡全国，保姆理论更是家喻户晓，作为青年的一代，国有企业四个字在我们脑海中早已成为过时，落伍，封闭的代名词，追求时尚，展示自我的理念在我们心中早已根深蒂固，外资企业打出的自由发展，施展自身个性与才华的响彻口号更是引发了当代潮流，受到无数青年们的向往与推崇，对于自由发展，展示自我能力才华的观点我并不反对，不过在此我不禁要问：在什么空间里施展自我，在什么经济结构条件下展现才华，更确切的说，在一个经济结构高度失衡，国内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建立在以底端加工制造业为基础上的第三产业中，自我才华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与体现吗？

　　第三产业（本人习惯称为上层建筑产业）的蓬勃发展是以高度发达的实体产业链为基础，两者可谓紧密相连，如果各自以反方向发展后果可见一斑，美国就是很好的例证，在此不再详述，下面就个人理解，描述一个什么叫自由发展，在什么经济体制下可以谈及自由发展，以及国有企业在一国经济中作用的重要体现。

　　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问世，他所倡导的市场自由经济成为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政府退出市场干预，企业之间自由竞争，看不见的手进行自动市场调节，这一理论看似美好，实则是推动一次次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亚当斯密主张：经济发展的动力是私人企业间的自由竞争，各自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自发投入到经济运作之中，使得经济达到良好的运转循环，然而社会向来是不平等的，利益分配也是不公平的，当资本家为了最求利润最大化，必定剥削底层劳动者的所得利益，而劳动者们由于没有话语权只得低头忍受压迫，这样一来势必造成两极分化，穷这越穷，富者越富，最终导致消费者收入低靡引发消费能力不足，而资本家投资生产严重过剩，经济危机一次次频繁上演，并在20世纪30年代到达高峰。

　　反复发作的经济危机使人们不禁对亚当斯密理论产生质疑，正当此时凯恩斯理论横空出世，他主张通过宏观调控干预经济，反对市场放任自流，他的主张被当时美国政府采纳并运用至今，除了美国外，凯恩斯理论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遵循，除此之外，随着二战的结束，世界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体系发生了重大转变，不再以分散自由的中小型私营企业为主导，而是由国家控制下的大型垄断企业集团所取代，小型私营企业由此被推向次要位置，在国家统筹规划之下，在政府制定的良好游戏规则范围之中，各大企业集团之间进行着公平，有序的竞争，并在国家倡导推动组织下进军海外，凭借不断研发创新的高技术性产品从中赚取了巨额利润。

　　工业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础，科技研发创新则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二者整合才能衍生出高度发达的产业链集群体系，而国有企业则是这一体系发展运转的根基，发达国家尤为如此，比如石油，钢铁等重要战略资源哪一个不是由国家控制下的大型企业集团所垄断？这些企业产权或许不完全归于国有，但也与国家政府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与当前发达国家情形类似，中国过去数十年来经济结构体系一直以国有企业为主导，不仅解决了城市数量庞大的工人就业问题，而且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建立起了一套初具规模的庞大基础工业体系，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当时中国拥有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才为后来成功招商引资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

　　依照当代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在市场经济下，中国国有企业既无效率又不能为政府创造税收，此外还无端耗费政府的财力予以补贴，只有彻底的改革才是唯一的出路，怎么改革，说白了就是将国有企业完全私有化，以企业的产权作为激励机制，使得管理层自发积极的改革创新，引领企业走出困局。写到这里本人想要说说国有企业为何步入困局，简单来说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之后国内民营企业的兴起，以吸收农村低廉价格劳动力的优势加以竞争，对国有企业造成了一定冲击，此外加上国外大量高科技技术性含量产品的涌入，使得国有企业产品越发的难以抵挡，此时国有企业转型升级无疑是必要的，按照善意的理解，那时的经济学家们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才提出了改革，然而改革的思路却不那么清晰，国有企业私有化，以产权作为管理层的激励机制才能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吗？结果众所周知，问题不仅未能解决反而造成了目前社会上空前巨大的失业压力，国外企业管理者（也就是CEO）大多数由企业或政府聘请而来，在长久以来形成的信托责任制约下，企业管理者们将企业创新改革发展作为自己的分内之事，而中国不同，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毫无公平与信托责任可言，即使将企业产权白白奉送加以激励，管理者们自身也往往充斥着惰性与私欲，在没有国家强力的督导之下，改革的最终失败便是理所当然了。这与中国自身文化理念与社会氛围有着极大的关联。由此，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直接促生了一批不劳而获的利益者，产生了规模庞大的失业人群，进一步推动了当今社会不安定的局面。

　　经济学家们先前倡导的国有企业改革，按个人理解还是他们遵从了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企业之间相互创新竞争本没有错，但是按本人观点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国家干预规划调控之下的有序竞争，确切的说，就是以国有企业为基础，并带动相关配套产业链集群间的竞争。尤其对海外企业越是如此，国有企业从中占据重要主导地位，为什么，首先，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如果没有大型国有企业悉数予以吸纳，势必造成日益严重的就业问题，此外，国有企业应当占据绝对垄断的上游产业地位，负责对国家型战略能源的国内开采，海外购买以及价格调控与分配，同时在国家财政支持之下，负责对各大生产流水线设备的研发与创新，这样一来国有企业即避免了无序的竞争的窘迫环境，又能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长足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还能解决目前中国极为严峻的就业问题，在国有企业管理层方面，从他们手中必须收回原有的产权，对不称职的坚决予以撤换，并通过市场招聘层层筛选考核之后，让具备一定的信托责任和长远性战略眼光，能力卓著优越的人才担任。在国有企业之后的中上游产业，按个人观点应该是整套产业链集群中的关键枢纽，负责对所需关键产品零部件的改进创新与生产（比如计算机中的CPU，高清电视中的显现管等），这类企业也需要国家财政的大力辅佐，聘请高质量的科技研发团队参与其中，进行调研，开发，创新与改进。这种高科技含量型企业产权国家坚决不能放手，企业所有权应当牢牢处于掌控之中，对于中下游产业国家则可以适度放开，使其处于公平有序的竞争之中。

　　所谓中下游产业，按照个人观点就是郎咸平教授所提出的产业链中6+1环节，制造业便是产品的加工与组装，而产品设计，原料采购，定单处理，仓储运输，批发经营，终端零售则是以制造业为基础衍生而出的高附加值产业，这类企业产权国家虽然放开，但也不能完全熟视无睹，应当对其持有黄金股，在关键时刻具有一票否决权，比如企业由于经营不善，销路不通濒临破产倒闭，国家应派出专业人员参与到企业决策层之中，与管理层一同策划整改方案，如果整改之后企业依然萎靡不振，那么国家应该帮助其进行整合并购，防止管理层人员消极之下将企业随意处置造成相关损失。

　　国有企业——关键产品零部件产业（统称国有科技研发产业）——制造业——制造业衍生出的高附加值产业，按个人理解，这四大环节之中国有企业，制造业吸收了大量的低级技术人员和过剩劳动力，而国有科技研发产业和制造业衍生出的高附加值产业，才是我们当代高文化，高技术人才的长久发展，施展自我的天地，以上这四大环节康健良好的运转，才能产生出相对富裕的人群，才能带动第三产业，即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的蓬勃发展，一国经济才能得到良好持续的循环。

　　以上是我对中国未来经济的进一步思索，其中势必有不周之处，望大家提出各自的见解，在此不甚感激。

　　总之，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庞大的过剩劳动力需要就业，相当规模数量的高素质文化人才需要得到长足的发展，根据这一情形，中国绝对不能够尊崇亚当斯密理论，用看不见的手进行市场自我调节，说白了美国也不是，从次贷危机之中美国政府积极救市中便可以看出，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市场无序的竞争，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失业人员数量剧增之中就可以看出来，亚当斯密理论对中国来说不是福音而是灾难，是导致世界爆发一次次经济危机的根源，世界各国经济只有在政府的统筹规划调控之下，才能得到良好有序的循环发展，中国更是如此，在此期间如果继续放任经济自由发展，如果政府不组织有效的企业升级形成产业链，如果继续漠视国内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如果不完善一系列社会民生的保障政策，那么不久之后将会迎来更为寒冷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