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贫中国到共富中国到底有多远？

司马平邦

电视剧《钢铁年代》第28到31集，表的是1960年代最初两年，新中国遭遇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向苏联还贷等一系列几乎让国民经济全盘崩溃的巨大困难之时（惨极），中国人从炼钢工人到垦荒志愿者、到种地农民、到知识分子、到干部阶层以及到国家领导人，社会诸多阶层是如何同苦共苦共渡难关的。

说白了，即共贫时代。

从历史的角度看，1960年代最初的几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历史上最不堪回首和不复重来的岁月，其真正的恐惧在于一个“穷”字，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后，一直在追求“社会主义优越性”中的两个至关重点：发展生产力（国家富裕）和优化生产关系（平均分配），其时，第一个优越性已经几乎丧失怠尽，那个时代才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推动生产力优越性方面的能力受到最严重考验的时代，也就是后来某位伟人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好在，其时，以“平均分配”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优越性还仍然坚持。

这部剧的这个段落，或者从侧面证明，即使没有生产力的优越性，生产关系的优越性若果持有，即平均分配仍在，社会主义仍然可以“胜利”。

这其实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哪一个才是其最最的本质？

剧中，鞍钢的工人尚铁龙和知识分子杨寿山这两个特殊家庭，其家庭成员因种种理由流落在鞍钢、鞍山农村、北大荒等各处，剧集以平行叙述的方式展现了他们的生活，当然，他们的生活第一是贫困，贫困到几乎一无所有，第二是平均和团结――那种贫困状况固然是当代中国人看见了都不屑一顾的，但那种建立在分配平均制度之上的人心团结或者又是当代中国人已经不敢奢望的。

当然，我知道，现在大部分的中国人看了这部剧的这部分内容，会说，我们宁肯不要那种分配的平均制，也不能忍受如此的贫困。

因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和每个中国人都已经将个人富裕优化为第一和惟一的奋斗目标。

谁都知道，现在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不知超过1960年代初多少倍了，即从生产力方面衡量，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已经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里得到史上最大限度的证明，现在的中国，整体的GDP从2010年中开始就超过了日本、德国，位列全世界第二。

但，又据统计，即使现在中国的整体GDP全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然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但，这还不是事情的本质。

2010年12月25日，浙江乐清市寨桥村前村主任钱云会在一起被当地官方认定的交通事故中被一辆载重卡车轧死，钱云会之死引发的当地乃至全国的民怨蒸腾几乎是改革开放30年来绝无仅有的，中国当代社会里正在起鼓发泡的所有症结性问题――城市化对农村土地的剥夺、贫富阵营的强烈分化、官商勾结盘剥弱势人群、商人与黑恶势力的胼联、整体社会价值观的颠覆、国家权力机构信誉的崩塌，等等，完全巧合而巧妙地掺合在一起。

更可怕的是，钱云会事件又让人看到，在中国最富裕即所谓最发达的省份之一的浙江省，在30年来最受到改革开放（生产力发展）恩惠的东南沿海地区，在万富骄横亿豪林立的中心地带，仍然有着那么那么一大群为着方寸土地所有权以死相拒的贫困农人，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以死相拒，他们的命运有可能是从现在的相对贫困走向一无所有的赤贫。

乐清市寨桥村的现实，与《钢铁年代》里那段故事的描写好像正相反――戏里的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落后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并存，全国人民从小到下一心一意相信凭着这种生产关系的优越性，仍然可以致力于国家有一天走向真正的繁荣富强，当然，那时候掌握国家权力的中国共产党也向老百姓许愿说，哪一天国家富了，老百姓的日子自然会好起来――由陈宝国饰演的共产党员尚铁龙在鞍钢一厂的任上一次次用这样的话语鼓舞人心，并换来了人心。

现在，在寨桥村，或者在别的某个地方，你再说这话，还有人会信吗？

而在当下的现实里，在戏里的故事发生过去50年之后的当下，我们可以看见的是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后（其实，从人均GDP上衡量，中国生产力高度发达只是一种虚饰的口号），当代中国某些角落、部位、人群和阶层的生产关系（平均分配）已经几近瓦解土崩，所以，回头看胡锦涛刚刚发表在《求是》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说的两段话就格外有意义：

其一，在坚定不移推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深化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必须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坚持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其二，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主动性、责任感、紧迫感，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努力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切实做到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这让我想起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重庆经济工作会议上的一段话：

有人认为，你总要先把经济搞上去，挣了钱才能改善民生吧！“蛋糕”做大了才能分“蛋糕”，这看似有理，其实行不通。因为“蛋糕”分得不公平，做“蛋糕”的人就没有积极性，这“蛋糕”就总也做不大。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社会成果由人民共享，把“蛋糕”分得公平合理，这样，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的老百姓，就会有一往无前的积极性。当百姓都能感到我们的政府是真心实意为他们服务的，大家就自然会紧密地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去奋斗，“蛋糕”就会做大做好。

1960年代，处在生产力非常落后、国民经济非常困难的时期，当政者是靠什么带领人民走出困境的？靠的是那种赤贫状态下的共贫现实和共富梦想，这种共贫现实和共富梦想的直接作用就是，当贫困之中的中国老百姓一听到国家这两个字，神圣感油然而生，一听到党这一个字，崇高感不由自主。

说实话，从根源上说，如果没有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领着全国人民咬牙坚持，哪里还有最近30年被描述为这么辉煌灿烂的改革开放的经济高速增长？

饮水者要思源！

但，现在的中国，或者说是中国的某些地方，正进入另一种危机之中，生产力的高歌猛进，基础或者也在于当初邓公的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我们看到，在一部分人，哪怕是大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化并没有同步跟着完成，不但没有完成，而且还出现了大大的倒退（寨桥村这样的例子还少吗），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生产力方面被证明过之后，其在生产关系方面、在平均分配方面（机会平等）出现的困顿和倒退正在严重危及着这个国家上层建筑的稳定，不信，你现在再问一问那里的老百姓，无论是那些受到改革开放恩惠而富裕起来的老百姓还是仍处在贫困线之下的中国老百姓，国家和党，还会引起他们多少的神圣感和崇高感？

当然，共富，可能本身就只是一个梦想，全民的富裕在当代，在这个物质有限的地球上本来就不可能真正实现，而在人类历史上，确实也没有任何一种政权一种社会制度达到过或者能够达到真正的全民无一漏网的富裕，尤其要包括那些没有殖民掠夺机会的亚洲资本主义国家（东亚、南亚国家），但社会主义中国从当年的共贫到未来的共富的路上，到底是“均”重要还是“富”重要，这已成为最为现实最为必要讨论的话题――当然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前提，是现有的中国政治体制可以稳定维系，而不是以颠覆之为前提。

至少，我从高满堂先生的《钢铁年代》里可以得出结论，均，能够带来长远的富，即使不带来长远的富也不会带来国家和统治的崩盘，但我从现在，从寨桥村的这起或者极为简单（已经被附会为极为复杂阴暗）的交通肇事里，却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如果哪天完全失去了均，没有了均这个前提，那么，单一的富，它绝不可能带来全民富裕，这时，潜伏其后的最大可能将是治理秩序的紊乱，是统治信誉的丧失迨尽。

(PS：我看《钢铁年代》咱们普通老百姓就不要看了，看了也白看，而全体中国共产党员真都该看看，而且都该看两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