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调查材料说：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宏昌贪赃十万元

　　

　　

[研究小岗]（十五）大学生的小岗调查手记

[ 大于 ] 于2008-11-20强国论坛　　

　　

　　

　　

（写在前面）为了学习小岗村，所以要研究小岗村。为了研究小岗村，需要找些资料。大于研究问题历来的做法是尽量不用与自己思想倾向相同的材料来证明问题。因为大于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要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所以在研究小岗村时，基本上不用攻击和否定小岗村方面的材料。如本文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农民严宏昌的30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6日12:32 人民网）。大于对材料真假识别的法则是：凡是谎言，必有矛盾，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破则真相生。大于对小岗村的研究步骤是，先识别肯定小岗村方面材料的真假，再从真材料中总结我们应该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

2003年，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陈映芳老师为学生开设了一门《社会学论文写作》课程，他们后来到小岗进行了社会调查，学期结束时学生写了一些论文。陈老师认为一篇篇都非常棒，令她兴奋和骄傲。她推荐了几篇给大家读，其中陈媛媛在她的《小岗调查手记》中对“谁是‘大包干；带头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它当然也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小岗的参考，现摘录如下：　　

　 　

　 　

二、谁是“大包干”带头人？　　

　 　

现今大家普遍接受的小岗文本大体上包含了以下几个关键词：分田到户、杀头坐牢、18个鲜红的手印、连保契约（生死状）、中国农村改革的起步点。这些词对于小岗文本的构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那份有着十八个鲜红的手印的生死状更是成为小岗文本中的标志性符号。当小岗的改革得到上面的级级领导支持后，这些标志性词语就开始一次次在媒体中出现，从而把小岗塑造成为一个先进典型，小岗也就开始扮演着它的角色——中国改革圣地。人们将目光投向小岗，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先进”的村庄，也就是一个秩序稳定、向前发展的典型，我称之为“角色期待”。这一点是当时的小岗人始料未及的，用严俊昌的话说：“一帮子快饿死的农民，当时根本没想到那契约日后会保存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去，更没有想到迫于无奈的分田到户竟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起步点。” 　　

　 　

文化人类学家林顿（Linton）把在社会体系中占有特定位置（position）的个人的席位称为此人的“地位”（status）,把个人为其体系必须履行的权利和义务（称为角色规范）的总体称为这个人的角色，因此所谓社会体系，从结构上来说是各种地位的体系，从功能上来说是各种角色的体系。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十年文革使得人心涣散、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尤其需要新的目标和典型来供人们参照和学习，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理论也需要实践来检验。而此时的小岗既代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又是自下而上的改革，自然就成为了新的典型，在这个亟待建设的新时期舞台上扮演自己的角色。 　　

　 　

但是在一开始，小岗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承载的角色期待，依旧照着自己的路子往下走。渐渐地，小岗村中的关键人物开始意识到小岗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以填饱村民肚子为根本任务的普通村落。在小岗之行中，我采访了大包干的带头人之一——严俊昌。 （小岗文本存在两个争议：一是关于当年谁是大包干带头人的问题，媒体上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有些文本中出现的是严宏昌，有些则是严俊昌；第二则是人们争议不休的生死状的真伪问题。后面我将详细介绍。）严俊昌自1963年开始担任生产队副队长，后来任生产队队长，可以说是对当地生产比较了解的队干部，也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他的照片在小岗陈列室里摆在大包干带头人的第一位。然而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人们在新闻中就开始看见严宏昌成为1978年的队长和带头人。关于这一点，严俊昌自己认为是因为他的实话说的太多了。在小岗初露头角之时，上级领导很关注小岗，经常下来关心村民们的现状。在召开座谈会的时候，严俊昌由于直率的反映了小岗发展中背负的压力，得罪了县、地级领导，多次被要求不要发言，甚至到九十年代初期，被调到镇上做挂职干部，而脱离了小岗村。在这之间，严宏昌由于文化水平较高、“很能照着上级领导的意思讲话”（严俊昌语）而一步步成为了媒体上的大包干带头人。尤其在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1984年9月公映后，一份“根据原件复制的”的红手印在新影纪录片和革命博物展览会同时和观众见面，上面的严宏昌几个字更是成了“铁的事实”，证明了他的大包干带头人地位。至此我们已能发现，小岗角色的承担者已在很多方面产生了分歧，也就是角色内部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其后的一件事情中更是升级了。

　　

　　

　　

　　

　　

自小岗成为典型以后，社会各界纷纷以资金或技术的方式对小岗伸出援助之手，而这，通常都是由村干部去接受办理的，没有人怀疑过。但是在九十年代下半期，北京某集团无偿支援小岗村现金十万元人民币，严宏昌打了收条收下后却没有下文了。做了无名金主的北京某集团十分诧异，调查之后才发现这笔款子没有被用于小岗建设，而是“落入严宏昌私人的腰包”，做了冤大头的北京某集团自然不甘心，便和严俊昌取得联系，将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他，并要求“农村及上级政府给他们一个说法”。严俊昌得知这一情况后，在无法让严宏昌归还援助款的情况下，转而向县检察院检举此事，可惜检举信犹如石沉大海。最后，在地市级检举机关无人受理此事的情况下，严俊昌带着材料去了被省政府所在地——合肥，希望能讨个说法。他得到了这样一句劝解：“老严啊，你也不要再折腾了，你和严宏昌都是大包干的带头人，我哪个都惹不起。他拿了十万快，你心里不舒服，你拿了我们也不会去找你的！”历经辛苦的严俊昌被这样一个答案噎的说不出话来，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从此以后，严俊昌算是懂得了上级的意思，要的是一个稳定的小岗，而不是一个发展的小岗。 　　

　　

　　

这个调查时间是2003年，作者（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的这篇文章是这样结尾的：　　

　　

由于小岗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的特殊地位，使得对于光圈下的小岗的真实面目的调查研究很少。现在的我们，已不能简单满足于媒体事实，而应致力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本次调查正是我对于此的一个尝试。还原的真实也罢，狭隘也好，都表明了我敢于思考和尝试的勇气。但仅有勇气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很多很多。 　　

　　

而在文章开头的前言中作者说：　　

　　

一直以来，小岗对于我来说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圣地，是改革开放中的一个典型，而那按着鲜红手印的生死状更为那一个冬夜平添了几丝神秘。而偶然机会下我看见的小岗与我印象中的小岗却大相径庭，这令我开始思考小岗的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同时也开始反思我们对于大众说法的态度（在这里主要表现为传媒态度）。而现今已有的关于小岗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对于那场变革的传奇色彩的渲染和重复，质疑之音几无。因此，我亲身前往小岗三次,通过自己的调查,希望能获得一些事实,并结合社会角色理论，尝试对小岗文本进行整理分析，为大家提供看小岗的另一只眼。 　　

　　

　　

无论这个大学生的调查手记质量如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作为享有农民“二次革命”的圣地称呼，受到开启了农村经济改革的大门这样高规格赞誉的小岗，如果留下很多疑团，让人没看之前心存景仰，看了以后产生怀疑，那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这次研究小岗，也是希望通过事实，抹去它的神秘面纱，理清它的来龙去脉，还原出一个真实可信的小岗来。

　　

　　

90年代初的三位“包大胆”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

附文：严宏昌--坚定的挺“分”派则反对重走集体

严宏昌的30年

2008年02月15日 《人物》杂志

　　文/一 丁

　　站在家门口外面的黄杨树旁边，58岁的严宏昌正从容平静地面对摄像机，接受一家电视台的采访。这样的生活他已经习惯了。自从1978年秋天的那个夜晚，他和小岗人发起了轰动全国的大包干之后，他就成了名人。每年，他都要接待一二十家海内外媒体的采访。但是，这并没有打乱他的生活，质朴温厚的严宏昌依然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总会不厌其烦地讲述小岗曾经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上演的经典一幕，他总会坦诚地告诉你他的真实的想法和憧憬。

　　苦尽甘来

　　1978年的小岗村，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妙。20户115名村民，早就被人民公社时代“上工大呼隆，下地似绵羊”弄得没了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之低，被自嘲为“一亩地种20斤种子，收18斤，收时不用镰刀用手拔”。生活的窘迫，已使两户农民重新拿着讨饭棍儿到江西讨饭去了。

　　小岗村在安徽有名的“花鼓之乡”凤阳县，因为这里的土地半岗半洼，是个十年九灾的地方，每年打着花鼓到外省讨饭，让“凤阳花鼓”成了“讨饭”的同义词。

　　“我们那时穷啊，哪里买得起花鼓。到了揭不开锅的时候，家家户户拿着两个讨饭棍儿，背着铺盖卷就走了，门都不用锁，家里空的什么都没有了。”童年时代跟着大人讨饭的屈辱经历，让他内心受到极大刺激，年幼的严宏昌暗自发誓：长大了一定不再过这种生活。

　　22岁，高中未念完的严宏昌就离开小岗到城里寻找生机去了。渐渐地，聪明能干、又有悟性的严宏昌开始承包一些建筑上的小活儿，成了“小包工头”。也正是从承包制，让他看到了人们工作的热情和效率。

　　1978年，小岗人想起了这个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希望他能回来当干部，把他们带出饥饿的境地。不曾想，严宏昌却并不情愿接受。在他看来，自己只干过20多天的农活，不懂农业生产，加上，村里那么多人都当过生产队的干部，都没有干好，我又不是龙，能干好吗？

　　严宏昌向生产队提出条件，每月给队里上缴15元，仍然在外干。但是这个金额一直抬升到45元也没有得到队里的批准。而当时的小岗人均一年的收入也只有18元多。“队里是铁了心让我回去，说如果我不回，就把我父母和我全家开除。其实我也知道这是激将法。”最后村里年长一点的关友江，语重心长对严宏昌说：“你让我们每天喝上两顿菜稀饭，我就满足了。”“我顿时眼一酸，泪就落下来了。我想，老百姓要求不高，还没有说要三顿饭啊！”就这样，严宏昌被大伙儿选上小岗生产队副队长。

　　目睹生产队实行包工到组，人们出工不出力，为了考勤、工分争执不断的景象，严宏昌十分焦虑，他一一向父辈们讨教。严宏昌的父亲告诉他：“我一生中的黄金阶段是在1950-1956年。”原来，1950年，全国实行土地改革，让父亲和全国的农民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耕者有其田”。各家各户迸发出的劳动热情，使得家家年年有好收成，交了公粮后还有多余的口粮。1956年进入高级社后，所有土地归为集体的小岗，却在1957年第一次吃了国家的救济粮。到了1961年和1965年，凤阳先后两次又实行了极其短暂的“责任田”和“自留地”，每家仅有的半分地的产量竟超过集体一亩地的10到20倍。父辈的经历让严宏昌得出结论，小岗不是不长粮食的地方，而是大集体时代的生产方式使人失去了生产的主导力。也是因为从父辈那里了解到了“自留地”曾给农民带来的增产效应，严宏昌开始对小岗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但是，在当时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是国家政策所不容的“禁区”。

　　怎么办？小岗前后67口人饿死、6户全家死绝的阴影激起了严宏昌铤而走险的勇气。为了严守秘密，严宏昌和村干部约定，全村20户户主在1978年11月24日夜晚，到村会计严立华家秘密商讨“包产到户”。

　　那天，严宏昌趁着天黑悄悄走到严家。“因为已经有2户讨饭去了，所以那天来的是18个户主。虽然，大家事先都知道会议的内容，但是，大家交流的却是讨饭经验。”当严宏昌和村干部正式提出“包产到户”、“大包干”的做法时，立即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

　　严宏昌在一张毛纸上写下：“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缴的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我们还订了协定：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许向任何外人讲；每逢夏秋两季交粮油时，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接着，18个不愿再挨饿下去的农民纷纷在这张“生死状”上庄严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按照中国最传统的方式摁下了鲜红的手印。此时，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正是他们带着悲壮的勇气，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乃至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

　　“当下，我们就按照生产队的地亩表，每人四亩半地的标准，把土地分给大家。”

　　“这一仗必须打赢。”严宏昌干练地挥了一下手说。

　　出人意料的是，分田后的严宏昌却睡不着觉了。怎么才能让大家手里有点钱呢？他在想。

　　一天，他在镇子上看到1斤花生能卖1.03元，心里一动。常听老人们说，花生是不要肥料就能长的作物。那么，一亩地要6斤种子，投入才6元多钱。按照毛主席说的定计划要有充分的余地，他想就算种6亩花生只收回一半，也能挣点钱啊。兴奋的严宏昌立即召开会议，动员大伙卖家底也要买花生种子种花生。

　　果然，这一仗打赢了！小岗第二年向国家交了13.9万斤粮食，单花生就是3万多斤，而在从前，国家给的上缴100斤花生的任务都完不成。

　　小岗人均收入从20元一下子上升到400元，增长了20倍。

　　那时粮食多，就囤在院子里，上面盖着稻草。严宏昌笑着说：“这在从前是前所未有的，你说会不会有人偷？要在过去，就是放在你眼皮底下都看不住。”

　　困难重重

　　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大包干后的几年，小岗村风调雨顺，粮食连年丰收。农民的日子渐渐好过多了。严宏昌家也旧貌换新颜地搬出茅草房，住进了大瓦房。但是，随着粮食的日渐增加，严宏昌碰到了卖粮难的尴尬。同时生产资料价格的增加让他觉得单纯指望种地是无法富裕的。“柴油原来是1公斤1毛，现在是1公斤6元。还有化肥等。农民负担加重了。”严宏昌说。还有什么“三提五统”、国家的土地税，由每人每亩十几块，涨到每亩三四百元。

　　80年代中期，为了寻找富裕之路的严宏昌，自费到先进地方的农村考察。在云南瑞安的塘下镇，他看到只有三分地的农民，在大办企业。“因为家家在海外有华侨，所以信息发达，他们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比我们超前。”严宏昌接着说：“他们家家都有14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在小岗是根本见不到，也想不到的。”

　　之后，严宏昌又在去往温州的路上看见挂着安徽、山东、山西、河南、江西等省车牌的大卡车，排着队地往温州乡下开。好奇的严宏昌跟着就去了。原来这些车是来拉化纤袋的。这里的农村家家户户将塑料回收后，加工成膜，再做成编织袋。一个袋子交给集体时是2毛钱，但是向外省卖的时候已然上升到了八九毛，“需求量真大，提不到货的人就住旅社，有的住上半个月都不一定领到货。”这启发了严宏昌，他暗暗思忖，我们小岗要做这个，不用说卖给外省，只要卖给凤阳县化工厂就有得赚了。况且只要投入6万元钱就行。

　　严宏昌赶忙回村，将这一想法说给大家听。没想到，大家不太看好，不同意做。最后严宏昌只好自己花了1万元，买了两个塑料再生机器自己干，22天就收回投资，6个月就赚了几万元。“这时有人找我谈话，说我搞资本主义，愣把动力线给撤掉了。这不，那机器现在还扔在家里。”严宏昌说着，用手指着闲置在墙角灰蒙蒙的机器。

　　到了80年代末，全国粮食价格又开始上涨，一个人就能卖出几千公斤粮食的种粮大户严宏昌又发现了一个新商机，他看到很多农民把卖粮食的余钱花在盖瓦房上。办个砖窑厂一定能挣钱！他想。为此，严宏昌特意请来了江苏镇江的工窑师，请师傅鉴定小岗的高岭土能否做砖。答案令他非常满意。但是由于不便说的缘故，项目又泡汤了。

　　“90年代，心发慌啊。”原来江浙一带很一般的农村都超过了小岗，特别是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亿元村，如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等，让严宏昌和小岗村的干部、村民每天都切身感到被甩在后面的落寞和致富的紧迫。倔强的严宏昌在1993年成立了小岗村农业实业总公司，希望引进项目办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在公司运作下，十几个带有‘小岗村’名字的公司先后成立，像瓶盖厂、工艺被厂、电子仪表厂、面粉厂、摩托车镜子厂、铜线厂等等，但是最终因种种缘由夭折。

　　这样一次次的尝试，机会又一个一个溜掉了。

　　“唉，那时我的心里真是不快活啊！”严宏昌重重地叹出一口气，接着说：“我是大包干的发起人，村子穷，心里不舒服。无工不富，小岗村要发展还是要走工业致富的路子。” 严宏昌显出壮志未酬的无奈。

　　他真的不情愿看到小岗“一年跨出温饱线，二十年没过富裕坎。”

　　重走集体路？

　　2006年的一天，严宏昌接到了外省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对方毫不留情地质问严宏昌：“送你几句话，我觉得你们当年搞大包干是好事，给全国农民带来了饭吃。这么多年好日子，现在，你们又重走集体道路，是不是吃饱饭撑得？”

　　原来，2004年从安徽省委财政厅到小岗任党支部书记的沈浩，提出了一个发展小岗的新思路。即，要从以前一家一户的单干转变为发展合作社——统一返租承包，成立凤阳县小岗村发展合作社。资本金为305万元，小岗村、上海大龙畜禽养殖有限公司和滁州市粮食局为三大股东。合作社将以每亩500元的价格租用农民的土地。按照沈浩的设想：村民出租土地，租期暂定5年，5年后，农民可以以土地入股分红，或者重定租金。对于集中起来的土地，一部分用来种植高效饲料玉米，一部分种植有机蔬菜，剩下的种植树莓。

　　此事发生在别的村可能并不稀罕，充其量不过是一次农民求发展中的探索和尝试。然而事情却偏偏发生在“大包干”的起源地小岗，引起了各界的关注。这个被外界称之为小岗的第二次土改的事情，首先就引发了全村人的争议。曾经在当年大包干时意见一致的严俊昌和严宏昌，却在这次的分地中，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以严俊昌为首的挺“合”派坚持只要能创收效益，把地再次归拢起来也值。而以严宏昌为首的挺“分”派则反对走集体的路子，理由是担心群众再回到大集体时代，没有饭吃。并且，他以农民对土地特有的敏感，担心的还有另一个层面，就是作为农民，土地丢掉了，怎么办？小岗是土里求财，粮食够吃，钱不富裕。农村没有工业不行，最低，农业也要作为半壁江山。

　　严宏昌认为：“小岗当务之急是提高人的素质，其次，应该把村里的水电、通讯、道路搞上去，改变投资环境，才能有条件招商引资。”

　　在他看来，农业将来要搞规模化农业，生产却不一定要大家集中起来做。严宏昌指着地里泛黄尚未收割的水稻说：“以稻子为例，我们可以在市场上看哪个品种的稻子价格好，品质高，我们各家各户就用这个种子。大批量的打入市场，无形中就增加了大家的收入。”同时，他还觉得，小岗农产品深加工市场的前景很好。“你看，我们自己生产的花生、大豆被福建、广东人买了去，做成花生糖、豆奶粉，又卖回给小岗村。我们的资源就这样白白地送给别人赚了大钱，我们汗流浃背却拿了小钱。”他不无惋惜地说：“农产品可以增加附加值，我认为农民的出路除了二三产业之外，可以在农业本身上做文章。”

　　这场沸沸扬扬的争论，最终因为村民们看到土地出租后荒在那里而搁浅。

　　但是，对于小岗这个交通偏僻，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的贫穷弱势的农村，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大潮，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困惑也代表着中国农民经历的一切，他们每一次艰辛的探索和尝试都体现着农民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已经58岁的严宏昌仍然像当年大包干时一样，追求务实并善于思考。对于新农村建设，他又有了更新的领悟。

　　最近，严宏昌在和凤阳县的一家建筑公司谈合作，希望在村里成立建筑安装公司。这样小岗村里的村民们既能在公司工作，增加收入，又不离家不离土。当需要劳动生产时，还可以下地劳动。“到工厂当工人，这是多少农民期盼的啊！”严宏昌说着。

　　不错，这几乎是他30年的愿望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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