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价值革命与人类精神结构大变革

——当代最伟大的普世价值的历史基点

(三)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 总裁

一、经济民主：劳动大众与社会主义的一切权力基石与核心保证

二、政治自由：人民大众社会主义的统治意志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价值取向

资本主义高举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价值大旗。这不但光鲜亮丽，而且暗藏杀机：自由意志与选择权利，平等意愿与民主抉择，从抽象伦道意义上说，它们自然很容易获得普遍性的价值认可和道义追随。资产阶级精英深懂此道，比之封建专制君主、贵族遗老侯爵和上流世袭门阀，要在政治上聪明、老道得多。而经济自由又既拒绝了真正货真价实的民主，而授给了大众以自由选择的权力，赋予灵魂与意志以美妙的自主，甚至把它通过人权天赋和康德的个体是目的本身而非手段的精心包装，再加上用世界掠夺和国际剥削同本国所谓中产阶级的分享，就使得从实践理性，即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到批判理性，即学者们的理论“把玩”，获得双重认可与肯定。若在鸦片战争以前，鼓吹这样的资产阶级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在中国应当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中国无论是在唐宋之变以降，甚至就是1840时期发展资本主义，无论是就历史进步意义而言，还是对中国老百姓的实质利害关系而言，都是值得推进的。然而当中国步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当资本主义西方列强已经完成了世界强权霸局打造以后，历史的机遇空间就已经彻底变化。中国除了社会主义并必须一直走到共产主义，舍此而别无他途（除了上述的时代历史潮变或世界政治生态变局而外，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无能和作为成就历史的领导阶级的变态发育，并同时同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大能及其劳动阶级的无与伦比的革命传乘，决定了中国世局演进的方位。这方面将分别由专门文章阐述）。从这样的历史宏大背景看，文化大革命的全民精神洗礼和政治激情大释放，就是完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国民心理旅程的开启。

经济自由的法则，对资本主义不但是听起来美妙的和谐音符，而且是一本万利，价值连城的最好买卖：货币发行权、资本股本、获利、增殖权在握，要的就是财富源泉的奋发图强。这样在用经济自由编造了一个美丽动听的虚假自由故事的同时，依靠选秀代仪政治的民主建构，牢牢地掌控了立法、行政与司法大权，从而在自由与民主旗号下的绝对不平等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公民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且这一结果会在体制或合法性的意义上不断被自行强化，因为体制与合法性使得劳动主体与财富创造在饥饿棍棒和生计皮鞭下，只能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在财富创造与失业大军的生存与恐怖空间里来做“自由”游走运动。而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自由，却为资本大亨与金融寡头的资本运作、资产杠杆撬动的全球自由跨国界运动的自由迁徙，货币选票面前的自由消费（事实上的享受甚至穷奢极欲），甚至所谓消费者主权，提供了全部制度、文化与伦理上的支持与保证。而对于中产阶级而言，只要有战后的福利国家垫底，就大体上有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允诺，至于其背后究竟是来自于国际剥削还是来自于债务与泡沫经济，就没有所谓理性人再去追究了。这当然把个理性行为主体的选择自由畅想曲，演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社会主义并非一定要从语义和范畴体系上同资本主义的上述特征显示出不同来，非要把自由与民主同经济、政治重新排列不可，而是要在资本主义价值取向的高度虚伪和奸猾的切实批判性否定和建设性的制度安排以及文明建构意义上，形成自身的价值基础，形成同共产主义终极价值追求相一致的旗帜和社会规范方位。

如果说经济民主是人民大众一切保障与权力的基础，那么政治自由就是人民大众一切权力来源、指向的生命线。人民大众不但要创造经济财富，而且要管理经济，不但要创造和管理经济财富，而且要牢牢把握政治方向和权柄，从而保证国家与社会的政治选择必须符合人民意愿的自由选择态势和最终选择结果及其选择空间。这就要牢牢掌握仲裁权和否决权。

1·四大自由是政治自由探索的开始，网络空间自由是当今政治自由的虚拟大世界回声，大众传媒和文化学术阵地的合宜开放式互动自由是政治自由的深度考验，现实空前真正自由理念与世界建构有待于全力推陈出新。人民当家做主，必须获得制度与舆论空间世界，必须形成制度性的周期权力更替和和平权力移交，并形成有效的与之相应的每时每刻的日常政治生境下的自由表达和良好的政治压力机制。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负面性的无法无天性的倾向与错误都是历史事实，但其所开创和展现出来的大无畏的彻底的政治自由开放态势与胸襟，却无疑是人类历史上自有阶级政权以来执政党与政权核心主动展开的最伟大的政治自由探索。这是比之延安整风、57年整风更加行之有效和震动巨大的政治自由创新与探索。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政府政权运作、新闻舆论监督或常态、平和社会政治运行、治理结构，同焦点式、爆发态、剧烈状的广泛、公开整治与社会解刨，应当可以找到一定的张弛平衡。简单地完全杜绝和粗暴地全盘否定人民大众的批判自由，只能显示出执政的缺乏信心和政治勇气缺失。公开性与所谓新思维当然已经从另一个历史性的国际灾难作出证明，失去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列主义方向的舆论、批判自由，只能走向精英与权贵资产阶级的舆论暴政。

人民大众的批判自由是舆论、思想、良心自由的根本。没有这一政治自由的强大社会公正与民心导向压力，一切其它的自由与民主花瓶，都只能引向资产阶级专政与资本主义式民主的伪善与残酷。

人民大众的批判自由是根治一切三俗文化弊端，遏制资产阶级文化侵蚀，纠正腐败，防止社会倒退，保持党、国家与社会永远健康向上，使政权与领导人常备不懈，执政为民，立党为公，天下己任乃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根本保证。

人民大众的批判自由是人民上帝之怒和仲裁的最主要的最直接的体现。人民监督、人民罢免、人民意志体现，都不能仅仅靠定期代理的制度性建构来加以体现，还必须建构和保留一个供人民上帝在随时随地地意志自由和政治生态民心民意集合下的批判、谴责权力自由运用空间。在人民与长官意志的和谐状态下和时间里，这种批判自由就一定会转化为善意积极批评和主动建设性批判的畅所欲言；在人民与长官意志的不和谐甚至对立状态下和时间里，这种批判自由就可能形成强大的民意监督乃至审判意志，以便警世上级与全党、全国，形成根本性的决断和有效的决策反馈。

人民批判自由和利用小说反党，在正常的语境与社会文化中不难区分，而且前者经常会对后者形成自发与有效的反制。57年反右前后的社会舆论就是很好的明证。文革中也有相当的正面事例。而失控与走向过度的大民主，社会成因、理论与组织准备不足、破坏集团利用与引导等等，都既是客观的又是复杂的，不但需要而且完全有可能引以为戒。

2·政治自由是同人民民主专政的双重职能相一致的，是统一纪律与个人心情舒畅双重一致的。对内民主，对“外（敌）”专政的双重统一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对内民主要在诸多层级上加以实施和展开。人民民主的最要紧与核心是在党内、军内、组织系统内的直接民主。这一民主原则、制度、精神与文化甚至工作作风，能不能，要不要引导到国家民主，则要依据人民政治意愿和社会政治演化进程，并由社会政治生态的演进与发展加以选择。在不成熟的社情民主和各种具体民主存在以前，民主政治的政党与国家政权道路，多半都只是选秀与作秀的政治游戏，不具有真正民主价值和政治意义。

党内民主与其说原则、原理重要，不如说建构时机更敏感、重要。一旦政党被野心家集团操控，则所谓的党内民主，就只能成为休克疗法和野心家政治把戏的牺牲品。前苏联与俄罗斯崩溃与灾难都是不远的历史事实。

党内民主和国家最高行政民主一旦与私有产权、政治献金加上舆论收买结合在一起，则流氓政治与打手政治就可能形成政治霸市和黑道黑帮操纵。台湾政治与李登辉、阿扁双治就是明证。

民主是原则、制度和文化的统一体。只有民主原则，没有制度保证，则民主就会流于空洞，不具有载体和渠道；只有民主原则与民主制度，没有民主文化，就不会有民主精神、意识和作风，民主就可能是硬性、规范程序性操作，独裁、专制与独断可能假民主之名，披民主之外衣而行专权、霸道之实。

人民军队建设与根据地时期，能够形成经济、政治、军事三大民主，这是了不起的民主建构和伟大创造，在古今中外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这个“职业（专家）杀手（战场上）队伍”，向来是以高度组织、指挥命令为绝对规范。而毛泽东的人民军队和根据地政权能够独创并行之有效地推行三大民主，无疑是世属罕见，古今辉煌。中国真正的政治改革方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及其政权建设的历史上早就有了伟大的范例。

作为人民内部最广泛和基石性的政治自由的人民民主权力，同时要求对敌专政的严格并存。对公敌、阶级敌对和国际敌对势力的仁慈，就是对人民大众政治民主的最大伤害与犯罪。

弱化阶级斗争意识，粉饰阶级对立与冲突，结果只能是束缚人民大众的手脚，任由右派与内外敌对势力的猖狂反扑与清算。这是苏东颜色革命和中国特别是年代以来在经济学、思想教育等领域极为惨痛的历史教训。放松与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正义斗争，就是对人民大众的最大的政治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