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纲要

甄岩

第一章 绪论

第一 节 哲学上的主要矛盾——必然与自由

引 言

什么是哲学？所谓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或者说是世界观的理论形态。

什么是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科学世界观；它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不但是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哲学家。毛泽东学识渊博，对历史、哲学、军事、文化等有着很深的造诣。这是他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作为历史巨人的一个极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以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三者融合的产物。毛泽东是中国优秀哲学遗产和马克思主列宁主义哲学真正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是属于世界的。

毛泽东一生对哲学情有独钟。他在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哲学世界观贯彻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并写出了大量丰厚的让人爱不释手的杰出论著。他真正使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和讲话是很多的。任何人只要认真研读毛泽东的哲学论著就不难品味和体会到毛泽东为重新改造哲学体系，构造了一个系统而又严密且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学习掌握和运用的哲学体系——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

他是善于将传统理论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加以革命改造的大师。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哲学体系；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哲学，特别他将辩证法加以革命的改造，把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和若干范畴，进行深刻的思索和研究抓住其内在的逻辑性，揭示出其“实质和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规律和范畴都可以运用这个本质规律给以解释和发展。毛泽东不仅继承了马克思列宁的哲学，而且完成列宁哲学的未尽事业，揭示并系统地论述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间的最根本规律；还创造性地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科学而系统地阐述了认识发展的过程，深刻地揭示出认识发展的规律，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并继马恩作资本主义矛盾论（即《资本论》），列宁作帝国主义矛盾论（即《帝国主义论》）之后，而创造性地作了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矛盾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除了以极大的精力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探索和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之外，他思索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结合新的时代指导革命建设的需要，便于人民群众掌握的需要，加以根本的革命改造。他认为，根据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是同一个东西的原理，说哲学就是辩证法，哲学就是认识论，哲学就是逻辑学，都是可以的。而且毛泽东更强调哲学就是认识论，他在1964年8月，在同周培源等谈话时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并希图用认识论来统率整个哲学体系，使原来的“两大块”或“四大块”改造为一元化的统一的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的哲学宇宙观体系。

毛泽东认为整个哲学是围绕着如何正确地解决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的矛盾而展开的，亦即围绕着人类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即认识世界发展的“必然”），从而获得更大的“自由”而展开的。为此，就引出了本文着重谈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一对最基本的范畴（或者叫总纲）必然与自由的理解。这是因为一切哲学体系的唯一目的，都是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列毛泽东哲学体系，唯一目的也是为着正确的认识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并运用这个规律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即由“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

一、必然与自由的辩证规律的科学含义

毛泽东从20世纪4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建设最艰难的岁月里，为了批驳“左”的和右的修正主义思想，结合总结经验，深刻研究和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曾经多次讨论和阐释必然与自由的科学含义。

194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已经20年，在思想政治组织上已经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已完全成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对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认识已完全由必然达到了自由的境界。这个时候，毛主席为了使全党普遍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克服主观主义，首先在高级干部中通过整风方式，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批判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端正和提高执行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觉悟。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认识论的高度，阐述了必然与自由的哲学内涵。

必然——客观存在的规律性。

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然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而主观唯心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是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象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糊涂的。他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他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二、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1921年党的建立到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24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1942年冬天到1945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期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统一了认识。至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但是到1927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30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30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3万人，就是说，不到30万人的十分之一 。究竟是那30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3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了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3万人的军队，比起那个30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刘少奇在报告（1962年七千人大会）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吃了一些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后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的一 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20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地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 。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1960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规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1960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1961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到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处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1960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 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中世纪。从17世纪到现在，已经有360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18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9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期以前，在17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 主义经济，对于 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比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余，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为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重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总结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1961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 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12年了，这12年分为前8年和后4年，1950年到1957年底，是前8年。1958年到现在是后4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4年的经验，这个 总结，反映在刘少奇的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60条，工业企业70条，高等教育60条，科学研究工作14条，这些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个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然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 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 ，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8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 个 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1958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 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 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提出，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 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期，碰过一 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一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1930年以前入党的，20年 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 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总之，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三、结论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必然和自由是哲学的最基本矛盾。我们所以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哲学世界观武装头脑，其最根本的目的，或者说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正确地认识世界的必然，并根据认识的必然制定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人们的实践，而能动地改造世界，从而获得自由。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人们学习哲学，掌握哲学，运用哲学，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认识事物的必然，并运用这一正确的认识去指导实践而能动地改造世界，使人们获得自由，自觉地主动地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推动历史前进。因此，必然与自由成为哲学的主要矛盾。

附录：

毛泽东对必然和自由这对哲学范畴的创造性贡献

孙焕臻

毛泽东从20世纪4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建设最艰难的岁月里，为了批驳“左”的和右的修正主义思想，结合总结经验，深刻研究和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曾经多次讨论和阐释必然与自由的科学含义。

194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已经20年，在思想政治组织上已经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也已完全成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对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认识已完全由必然达到了自由的境界。这个时候，毛主席为了使全党普遍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克服主观主义，首先在高级干部中通过整风方式，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批判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端正和提高执行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觉悟。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认识论的高度，阐述了必然与自由的哲学内涵。

一、必然和自由的科学内涵

必然——客观存在的规律性。

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然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而主观唯心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是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象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糊涂的。他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他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二、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1921年党的建立到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24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1942年冬天到1945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期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统一了认识。至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但是到1927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30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30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3万人，就是说，不到30万人的十分之一 。究竟是那30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3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了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3万人的军队，比起那个30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刘少奇在报告（1962年七千人大会）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吃了一些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后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的一 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20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地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 。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1960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规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1960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1961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到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处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1960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 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中世纪。从17世纪到现在，已经有360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18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9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期以前，在17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比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余，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为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重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总结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1961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 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12年了，这12年分为前8年和后4年，1950年到1957年底，是前8年。1958年到现在是后4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4年的经验，这个 总结，反映在刘少奇的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60条，工业企业70条，高等教育60条，科学研究工作14条，这些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个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然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 ，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 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8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1958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 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 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提出，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 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期，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一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1930年以前入党的，20年 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 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总之，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三、运用必然和自由这对哲学范畴使其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尖锐武器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必然和自由这对哲学范畴，对于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和理论意义是极其巨大的。我们所以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哲学世界观武装头脑，其最根本的目的，或者说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正确地认识世界的必然，并根据认识的必然制定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人们的实践，而能动地改造世界，从而获得自由。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人们学习哲学，掌握哲学，运用哲学，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认识事物的必然，并运用这一正确的认识去指导实践而能动地改造世界，使人们获得自由，自觉地主动地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推动历史前进。

而当前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魏老的遗志，沿着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重新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百折不挠，英勇奋斗。同时，要学习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努力在革命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渐由必然到达自由，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此论文于2008年9月13日发表在“”网）

第二节 哲学发展的基本矛盾

一、哲学的基本问题——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

哲学所要研究和把握的是人们所处的整个世界，乃至整个宇宙。这个现实世界的无限多样的现象归结起来，无非是两大类：一类是物质现象，一类是精神现象。这是对世界上纷繁复杂的诸多现象的最一般的最高的概括。对于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这两大类现象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任何哲学体系都必然进行研究并作出回答。

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恩选集》第4卷第219页）

思维和存在或精神和自然界，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包括着许多相互联系的方面，恩格斯在《路德维·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特别突出了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是思维和存在或精神和自然界“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同上书第220页），即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此外，“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即思维能否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同上，第221页）

世界的本原是什么，是精神还是物质，它们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也就是归根到底谁先谁后，谁依赖谁，谁决定谁的问题。表现在历史观上就是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二者谁决定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思维和存在关系中最为根本的方面，也是全部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贯穿于包括历史观在内的全部哲学问题之中，并且规定其解决全部哲学问题的基本方向。任何哲学家在表明他对世界的看法时，都不能不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而且实质上只能作出唯物的或唯心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凡主张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物质是世界的本原、本质，而精神只不过是高度发展的物质——人脑的机能的，都属于唯物主义观点。凡是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的，精神是世界的本原、本质，而物质只不过是精神的产物或体现的，都属于唯心主义观点。历史上的一切哲学都按照这两种不同的观点而分别属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基本的哲学派别，除此之外，并没有真正独立的第三种派别。

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的规律是同一的。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这是恩格斯多次阐明的论点。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当然，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说二者同一性，不是说二者等同，不是说思维等同于存在。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人脑的机能）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成为事物。恩格斯举了这方面的例子。也可以拿我们的人民大会堂作一个例子。人民大会堂现在是事物，但是在它没有建设以前，只是一个设计的蓝图，而蓝图则是思维，这种思维又是设计工程师们集中了过去成千成万建筑物的经验，并且，经过多次修改而制定出来的。许多建筑物转化成人民大会堂的蓝图——思维，然后蓝图——思维交付施工，经过建设，又转化为事物——人民大会堂。这说明蓝图能够反映客观世界，又能够转化为客观世界；说明客观世界可以被认识，人们的主观世界可以同客观世界相符合，预见可以变为事实。同样，南街村这个客观事物，也是可以被人们的思维所认识的。

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唯物主义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为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恩选集》第二卷第112页1995年版）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

明确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在全部哲学问题中高于一切的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揭示了各派哲学的根本立场和它们之间的根本分歧，从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与鉴别各派哲学实质的根本标准。其次，它还为我们指明了在实际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思考问题与处理问题时首先必须确定的根本出发点：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还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所以，哲学基本问题也是实际工作中的基本问题。最后，不同哲学分属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大对立和斗争着的基本派别，也就是哲学上的党性或党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因此，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就要自觉地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各种哲学流派和思潮进行具体分析，反对和抵制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

古往今来，哲学家们在围绕着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特别是物质和精神何者为世界本原的问题进行争论的同时，还要对这个世界究竞处于怎样一种状态作出回答。这些问题包括：世界上各种事物和现象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还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关的；是发展变化的，还是静止的；如果有变化，只是数量增减，简单重复，还是由量变到质变，由低级到高级曲折上升的；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外力的推动，还是内部的矛盾性，等等。这反映了两种根本对立的发展观，它体现了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或宇宙观。所以在哲学中既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又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

二、两种宇宙观——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

在哲学中既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又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6页）前面谈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现在再谈谈两种宇宙观，即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最后再介绍这两个对子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于两种 宇宙观（亦称世界观）。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的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列宁说：“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观点是：（一）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二）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2页），列宁说的就是两种不同的宇宙观。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位。在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于是，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还要永远的存在下去。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简单地从事物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它种质的现象。这种思想，在欧洲，在17世纪和18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则是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也不变”（《汉书。董仲舒传》）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这是清楚的，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即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动物的单纯的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地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样，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帝国主义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日本变为帝国主义的日本，这些国家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长期地被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化到一个自由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方向去，中国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整个地球及地球的部分的地理和气候也是变化着的，但以他们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相比较，则显得很微小的，前者是以若干万年为单位而显现变化的，后者则在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乃至几年或几个月（在革命时期）内就显现其变化了。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唯物辩证法是否排斥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斥。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时常存在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十月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误，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1927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期，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世界，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后来，经过列宁，又发展了这个伟大理论。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

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总是同时交织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哲学中的这两个“对子”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的区别在于它们所回答的是哲学中的两个不同的问题，因而辩证法并不等于唯物主义，形而上学也不等于唯心主义。比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可以承认世界是联系的和发展的，但唯物主义主张的是客观世界联系和发展，主观的辩证法不过是客观世界的联系和发展在人脑中的反映；唯心主义则认为存在的只是某种精神的联系和发展，客观事物的辩证运动只是这种精神运动的表现或投影。就是说，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都有唯物和唯心之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各有辩证的和形而上学的区别。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前者从属于后者，后者又受前者的影响和制约。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所以从属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因为：第一，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一般说来，首先需要解决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然后才进一步解决这个世界的状况怎么样的问题。第二，如何解决世界的本原或本质的问题，规定了解决世界的状况怎么样问题上的方向。究竞是唯物地还是唯心地解决世界的本原问题，对于能否具有彻底的辩证法，就起着决定的作用。第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作为两种宇宙观虽然古已有之，但从来不存在什么游离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外的独立的辩证法或形而上学的哲学派别，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总附随着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所以，从独立的哲学基本派别上看，归根结底，只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而不存在外加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四军对垒。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对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从属性质和“附着”状态，决不意味着前者对于后者是无关紧要的。恰恰相反，是辩证地还是形而上学地看世界，虽然并不是对世界本原的问题的直接回答，但却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因为客观世界本身既是物质的，又是辩证联系和发展的，正确地如实地揭示世界的本质，不仅要坚持唯物的观点，而且要坚持辩证的观点。没有辩证的观点就不可能把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到底，就不可能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虽然在解决世界的本原问题上是正确的，但由于不懂得辩证法，致使他们不能有力地反击唯心主义，而且自己也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滑向唯心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自觉地结合起来，成为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随着科学飞跃的发展，客观世界发展的辩证性质越来越得到充分的证明，而形而上学则不断地变换其形态，以阻挡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因此，坚持、捍卫辩证法，揭露、批判形而上学的错误，是哲学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在解释太少了。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列宁还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见列宁《关于辩证法问题》）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

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而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在哲学里面，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的统一 ，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事实上，无论那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都有形而上学，都有毒草。苏联那里的许多怪议论，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这种斗争，要永远斗争下去，每一个阶段都要前进一步。

任何一个人，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你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教人们也这样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的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象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

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

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来以后就有办法了。比如，过去把剧目控制得很死，不准演这样演那样。现在一放，什么《乌盆记》、《天雷报》、什么牛鬼蛇神都跑到戏台上来了。这种现象怎么样？我看跑一跑好。许多人没有看过牛鬼蛇神的戏，等看到这些丑恶的现象，才晓得不应当搬上舞台的东西也搬上来了。然后，对那些戏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有人说，有的地方戏不好，连本地人也反对。象这种戏演一点也可以。究竟它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还有多少观众，让实践来判断，不忙去禁止。

现在，我们决定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从两千份扩大到四十万份，使党内党外都能看到。这是共产党替帝国主义出版报纸，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这一条我们跟苏联的做法不同。为什么要种牛痘？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发《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 ”，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对于一些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地反驳。比如人民日报登载的《说“难免”》那篇文章，说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是难免的，我们是用“难免”这句话来宽恕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一种有害的言论。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应当准备及时反驳，唱一个对台戏。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那篇文章，就是一个大难免论。我们的同志谁愿意犯错误？错误都是后头才认识到的，开头都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我们因为错误难免就觉得犯一点不要紧。但是，还要承认工作中不犯错误确实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要犯得少一些，犯得小一些。

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无论党内也好，民主人士中间也好，青年学生中间也好，凡是歪风，就是说，不是个别人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股风的，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就是说理。只要有说服力，就可以把歪风打下去。没有说服力，只是骂几句，那股歪风就会越刮越大。对于重大问题，要作为充分准备，在有把握的时候，发表有充分说服力的反驳文章。第一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

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一个原子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电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电子很轻，一个电子大约只有最轻的原子核的1/1800。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过结合得比较牢固。电子可有些“自由主义”了，可以跑掉几个，又来几个。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有主有次。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了。

关于闹事，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少数人闹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自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对立的意见。

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削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们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

社会上还有那样的人，骂我们的省委是“ 僵尸 ”。省委是不是僵尸？我看我们的省委根本就没有死，怎么会僵呢？骂省委是“僵尸”跟我们说省委不是僵尸，也是对立的。

在我们党内，也有各种对立的意见。比如，对苏 共“20大”，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就有反对和拥护两种对立的意见。党内的不同意见是经常发生的，意见刚刚一致，过一两个月，新的不同意见又出来了。

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我看那一年都会有主观主义。一万年以后就一点主观主义都没有呀？我不相信。

一个工厂，一个合作社，一个学校，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总之，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对立的方面。所以，社会上少数人闹事，年年都会有。

对于闹事，究竟是怕，还是不怕？我们共产党历来对帝国主义、蒋介石国民党、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怕，现在倒怕学生闹事了，怕农民闹事，这才有点怪呢！对群众闹事，只有段祺瑞怕，蒋介石怕。此外，匈牙利和苏联也有些人怕。我们对于少数人闹事，应当采取积极态度，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就是说不怕，要准备着。怕是没有出路的，越怕，它就越来。不怕闹，有精神准备，才不至于被动。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你准备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准备出大事，乱子就出来了。

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大家就鸣呼哀哉，痛苦流涕？当然，我们现在并没有打算回延安，来个“虚晃一枪，回马便走”。“七大”的时候，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县城都丢掉。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的存在。少数人闹事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这又是个难免论。但是，只要不犯大的路线错误，全国性的大乱子是不会出的。即使犯了大的路线错误，出了全国性的大乱子，我看也会很快平息，不至于亡国。当然，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一点回头路，有点回归，这还是很可能的，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皇帝，又来了皇帝，来了军阀。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国性的大乱子，那时总会有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人物来收拾残局，也许是我们，也许是别人。经过那样一次大乱子，脓包破了以后，我们的国家只会更加巩固。中国总是要前进的。

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假，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谁想闹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总有一天他还是要闹。凡是学生闹事的学校，不要放假，硬是来它一场赤壁鏖兵。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事闹输。

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 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一种是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且改正。一种是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闹得有道理，是应当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再一种是闹得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我们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不能步步后退，毫无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除了大规模的真正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段祺瑞搞的“三一八 ”惨案，就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能学段祺瑞的办法。

对闹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数人，少数人区分开来。对多数人要好好引导，加强教育，使他们逐步转变，不要挫伤他们。什么地方都是两头小中间小。要把中间派一步一步争取过来，这样，我们就占优势了。对带头闹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于带头闹，经过教育，可能成为有用之材。对少数坏人，除了最严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关，不要开除。要留在原单位，利用他当反面教员。清华大学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我们的总书记去讲话，就请他当反面教员。这样的人，又没有武装，又没有手枪，你怕他干什么？你一下把他开除，你那里很干净了，但是不得人心。你这个地方开除了，他就要在别的地方就业。所以，急于开除这些人不是好办法。这种人代表反动的阶级，不是个别人的问题，简单处理，爽快是爽快，但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没有尽量利用。苏联大学生闹事，他们就开除几个领袖人物，他们不懂得坏事可以当作教材，为我所用。当然，对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样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人，就必须实行专政。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象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淑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独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将在斗争中取得经验，受到锻炼，这是很有益处的。

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这一点，现在很多同志不清楚。坏事里头包含着好的因素。把坏人坏事只看成坏，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看问题，不是辩证地观察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坏人坏事一方面是坏，另一方面有好的作用。比如，象王明这样的坏人，就起着反面教员的好作用。同样，好事里头也包含着坏的因素。比如解放后七年以来的大胜利，特别是去年这一年的大胜利，使有些同志脑筋膨胀，骄傲起来，突然一个少数人闹事，就感到出乎意料之外。

对闹事又怕，又简单处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

按照辩证法，就象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

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如果一万年以后地球毁灭了，至少在这一万年以内，还有闹事的问题。不过我们管不着一万年那么远的事情，我们要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认真取得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

总之，工、农、兵、学、商、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都要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重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

列宁死后，苏联的辩证法少了。是说少了，不是说没有。他们有时强调斗争不讲统一，有时强调统一不讲斗争。这两种片面性都是形而上学，都是缺少辩证法。他们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矛盾，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赫鲁晓夫完全没有辩证法，只有形而上学。社会原因，是他们那里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停顿的时间太长，多年来已经形成一个高薪阶层，农村中出现了富裕农民。因此必然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形而上学，就是这些人的意识形态。

事情要从两方面看。既有高薪阶层，就一定有低薪阶层，既有富裕农民，就一定 有非富裕农民，而且后者总是占多数。有低薪阶层、非富裕农民，必然会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

因此，两种世界观，方法论的相互斗争，是必不可免的。辩证法代替形而上学，也必不可免。我们对苏联的前途是乐观的。苏联是列宁主义的故乡，是十月革命的产物，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共党是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党。现在，他们完全走到了形而上学，将来一定会从形而上学走到它的反面，回到辩证法。低薪阶层、非富裕农民总是要起来代替高薪阶层、富裕农民。辩证法总是要代替形而上学。

一种上层建筑如辩证法，代替另一种上层建筑如形而上学，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代替另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就要革命。总的趋势是这个革命必不可免，但是目前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

苏联的自然科学有辩证法，现在这方面发展得快。苏联的社会科学不大讲辩证法，斯大林的后期，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就没有多大发展。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走下坡路，滑到修正主义那边去了。

第五章 认识论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中，唯物论和辩证法是统一的，这种统一鲜明地体现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中。毛泽东同志对认识论问题十分重视。他说过：“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三者是一个东西。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学习哲学掌握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全部目的就在于正确认识事物的必然，并根据认识的必然而能动地改造世界，从而获得自由，推动世界的进步。因此，要学好哲学，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首要的基本的是要弄通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它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意识和存在的关系，从而使认识论，真正成为科学。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他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检验真理的标准等问题，指出了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

第一 节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毛泽东曾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了扼要的说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新民主主义论》第624-625页）

一 、唯物主义反映论

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这是认识论的出发点。围绕着这个问题，在认识论上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一条是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的唯物主义路线，一条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唯心主义路线。

唯心主义哲学主张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把物质世界看作是主观或“客观”精神的产物，把认识看作先于物质，先于实践经验的东西，否认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毫无例外地主张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认识路线。要正确解决认识问题，首先要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反对唯心主义先验论。

坚持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这同如何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也密切相关。

从反映论的原则出发，唯物主义哲学承认意识和它所反映的客观存在一致性，肯定人们能够在自己的思想、表象和概念中再现现实世界，即人们的认识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世界。所以，一切唯物主义都主张物质世界的可知性，反对不可知论。唯物主义反映论必然是可知论。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否认认识的对象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物质世界。从这点说，他们从根本上取消了对于这个客观物质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但是，他们也有自己心目中的“世界”，有自己理解的认识对象。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知识是头脑固有的，主观自生的，在他们看来，“存在就是被感知 ”，世界万物不过是“感觉的复合，人的意识不过是客观精神发展的产物，但是他们又认为，客观精神通过人的意识可以认识客观精神自身（包括它的派生物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就好比说神创造了世界和人，而人在神的启示下又可以认识世界，认识神一 样。因此，仅就对世界（各自心目中的世界）是否可以认识的问题而言，彻底唯心论者作了肯定的回答。不过，由于世界观上的对立，唯心主义可知论同唯物主义可知论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

对于世界可知否的问题，除了大多数哲学家作了肯定的回答外，还有一 些哲学家作了否定的回答，这就是不可知论者。不可知论者的著名代表就是休谟和康德。休谟在在哲学基本问题上不直接回答世界的本原是物质还是精神，他认为人能够知道的只是自己的感觉，至于感觉之外是否存在客观世界，感觉是否能反映客观世界，这是不能回答也是无权提出的问题。康德认为，在意识之外客观地存在着一个“自在之物”，它引起人的感觉，但是人们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不能认识“自在之物”本身。现在资产阶级哲学也极力鼓吹不可知论。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就竭力否认人有认识意识以外的世界的能力。

不可知论者的基本哲学倾向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它错误地把感觉当作人的意识和客观事物的屏障，而不是看作它们之间的直接联系，并由此得出感觉是唯一可知的实在的唯心主义结论（休谟）。康德则把本质和现象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不理解本质和现象的辩证统一 。不可知论者之间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他们的共同本质是怀疑人类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可靠性，不相信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不可知论的社会作用是调和科学和宗教的对立，贬损知识，以便给宗教信仰保留和开辟地盘。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站在反映论的立场上，对不可知论进行了原则性的批判。费尔巴哈就曾指出，事物及其属性可以为人们所认识，正如同空气通过口、鼻和毛孔钻进我们的体内一样，人有足够的感官能够完整地、准确地反映外部世界。旧唯物主义者对不可知论的这种批判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却是不深刻不彻底的。

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也对不可知论进行了批判。例如黑格尔指出，不能把现象和本质分开，在现象和本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本质和现象是同一的，本质通过现象表现出来，人们可以通过现象认识本质，康德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不过是“没有真理的空洞的抽象”。黑格尔对不可知论的批判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恩格斯和列宁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但是，黑格尔毕竟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根本不可能彻底驳倒不可知论。

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真正驳倒不可知论。其关键在于把科学的实践观引入了认识论。恩格斯指出：对不可知论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 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21页）

实践之所以是驳斥不可知论的有力武器，就在于：第一，只有实践才能使我们的感性知觉的正确性受到确实可靠的检验。如果我们的知觉是错误的，那么由此得出的判断也是错误的，在实践中必然会失败。如果我们达到了目的，那就证明我们关于事物的观念同存在于观念之外的现实是相符合的，证明了客观世界是可以被人们所认识的。第二，实践可以创造出人工的认识手段，以弥补人的感觉器官之不足，如望远镜，人造卫星等等都是人的感觉器官的延长，都是人类的认识工具。人们可以通过实践造出电脑和一切最先进的科学仪器，感知到原来无法感知的事物。从无限发展的人类认识能力来说，没有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第三，从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人类思维，能够从事物的现象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个别中认识普遍，从有限中认识无限。

辩证唯物主义主张世界及其规律的可知性，决不是说现在就已经穷尽了对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认识。恰恰相反，已知的东西和未知的东西相比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辩证唯物主义可知论只是告诉人们，世界上只有未知之物，没有不可知之物；人的认识能力没有原则上不可逾越的界限。辩证唯物主义可知论给我们以科学的信念：只要勇于实践，勤于探索，任何客观事物的奥秘终究是可以被认识的。所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可知论是彻底的科学的世界可知论。

二、主体与客体

在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过程中，有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认识主体，认识客体和认识活动本身。要揭示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不能只局限于认识本身，而必须研究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

对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的理解，既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也有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区别。唯心主义哲学歪曲地解释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关系。主观唯心主义认为“自我”、“人的意识”是思维和行动的主体。例如费希特就把纯粹的“自我”看作行为过程中的人类意识，“自我”既是自身（主体），又是自己的对立面即“非我”（客体）。他把主体归结为人类意识，客体则是人类意识（主体）的创造物。客观唯心主义把思维的主体看作是在人之前就存在着的神秘的“客观精神”或者神，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这种神秘“精神”或神的创造活动的结果，作为认识和实际活动着的人，则是从属于神秘精神或神这个“真正主体”的。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把主体归结为意识或某种神秘的精神，指出人是认识和实际活动的主体。费尔巴哈认为，真正的主体是“实在的和完整的人”，意识、精神只是主体的特性。但是，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是狭隘的，他只看到人是有血有肉，有感情和知忧伤的生物，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生物学的本质，而丢掉了人的社会本性这一最重要的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了唯心主义观点，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唯物辩证地解决了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认识的主体是人，但不是抽象的纯粹的生物学上的人，而是处在一 定社会条件下的具有社会性的现实的人。认别的主体当然有其自然的属性，但主体的最本质的特性是它的社会性、实践性。

毛泽东哲学继承和发展了马列哲学关于主体的观点。哲学书里通常只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但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的主体不只是一个一个的人，而有时是一个群体，一个阶级、一个政党。如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这时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也对认识的客体作出了科学的解释。它认为与主体相对应的认识的客体也就是认识的对象，它是进入实践活动领域并和主体发生联系的一切客观事物。认识的客体和认识的主体一样，也必须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去把握，那些还根本未进入社会实践领域的纯粹自然物，它只是自在的客观实在，而同人的认识与实践没有现实的联系，因而也就不成其为认识的客体。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是相对而言的。在认识过程中，它们彼此之间是相互规定的。某人是认识者（主体），是因为他认识着特定的事物，某物是认识的对象（客体），是因为有着认识它的人（主体）。否则，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就会失去意义。诚然，客观事物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但是，辩证唯物主义不是把对象看作直观的和抽象的理论活动的客体，而是首先看作人（主体）的感性物质活动，实践活动的客体。马克思主义在批评旧唯物主义对客体理解的局限性时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恩选集》第1卷，第16页）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正确地看到，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着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但它对这种关系的理解，却是直观的、消极的和被动的。在它看来，客体只是直观的对象，客观事物在认识中的反映，犹如照镜子的投影一样。这就是以直观为基础的消极的被动的反映论。这种反映论离开社会实践来考察问题，因而对主体和客体的理解都存在着片面性：它一方面看不到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看不到主体改变客体、主体客体化的辩证过程；另一方面又不懂得认识的对象总是人的革命改造，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转化的辩证过程。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它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消极被动的反映论有着原则的区别。

第一、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离开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来考察人及其认识不同，辩证唯物主义把科学的实践观引入认识论，从而正确地全面地解决了主体和客体间的相互关系。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这种能动反映是在实践中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主体以客体为前提，并受制于客体；另方面，主体又改变着客体，使之服从于主体的需要。在这里，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着双重关系：首先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并由此而产生出它们之间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双重关系中，人们既改造着客观世界，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即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不断实现着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转化。由此可见，只有实践才是正确理解，把握主体和客体之间辩证关系的基础，因而也是揭示认识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关键。

第二，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脱离辩证法不同，辩证唯物主义把辩证法贯彻于反映论，指出人的认识是充满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列宁全集》第38卷，411页）只有同辩证法相结合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才正确地解决了主体和客体、认识和实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等一系列关系，科学地揭示了认识是一个由不知到知，由浅入深的充满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

总之，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把辩证法注入于反映论，这就是唯一科学的认识论——辩证唯物论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第二节 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知和行的关系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同志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毛泽东同志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他对实践的涵义作了明确的科学规定，对实践的形式及其相互关系，对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透辟的和系统的理论说明。

一、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动

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同一切旧哲学认识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为了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了解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贡献，首先应该对实践的科学内涵作概括的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当然这并不是说以往的哲学家都没有提出过实践的概念，都没有把实践同认识联系起来。事实上，在中外哲学史上，不论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有不少人使用过实践的概念，或对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加以探讨，甚至强调实践在求知过程中有重要作用。比如，19世纪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就曾说过：“理论不能决定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的”，“比渊博的引证更有用到无数倍的，却是实践，却是生活。”（《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554页）对此，列宁曾加以肯定，他说：“费尔巴哈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的基础”（《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42页）但是，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哲学家们，都未能对实践的概念作出科学的解释，没有抓住实践的本质特征，因而都是非科学的实践观。唯心主义者所讲的“实践”，要么把它说成是根本没有超出主观认识范围的纯粹观念的活动，要么把它说成是为了实现某些先验的理性原则或道德原则的活动；而旧唯物主义者所讲的“实践”，则是指人们之间生活上的交往或抽象的个人活动，例如费尔巴哈就把实践偏狭地了解为纯粹个人的自私行为。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唯一正确的科学的实践观。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时，对于什么是实践虽然没有下过明确的定义，但却从许多方面揭示了实践的本质和特征。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人的感性活动”、“客观的活动”，而这种感性活动并不仅仅是指人的感官同外部世界的接触，它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它体现了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能动的方面”。列宁也认为，实践是人们有目的改造世界的活动，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的“交错点==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一切旧哲学的实践观根本不同，它不是纯主观范围内的观念的活动，而是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它不是互相孤立的单个人的活动，而是相互联系的社会活动；它不是某种静止的活动，而是在历史中发展着的，并受一定的历史条件所制约的活动。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具有客观性，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等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把科学的实践观点引入认识论，并作为认识的基础，从而正确地解决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彻底驳倒了一切唯心论和不可知论，同时也克服了旧唯物论认识论的根本缺陷，使认识论真正成为科学。

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一步深入，实践的重要性愈益明显地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也得以广泛的运用和进一步发展。列宁在1918年初曾指出，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要变为实践，理论要由实践来鼓舞，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要实现改造中国的历史任务，就不能不重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尤其是鉴于教条主义对我国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就更加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问题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毛泽东同志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的合理思想，对实践本质特征和科学内涵作了进一步的界说和规定，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毛泽东同志强调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更加显明地揭示了实践的能动性特征。在他看来，“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作为主观对客观反映的认识，表现了人类这种自觉能动性；而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则更是强烈地表现了人类的这种自觉能动性。自觉能动性，不仅表现于通过实践能动地认识世界，更重要的乃是通过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这两个方面都是人类与其他物质的根本区别。很明显，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做或行动，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一种科学的界说和规定。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更加明确地结合起来，进一步指出实践主要是人民群众的实践。他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践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而这种社会性的活动的主体则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既是实践的主体，又是认识的主体，因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所讲的认识从实践中来，也就是认识从群众中来，认识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也就是认识要到群众中去，经过群众的检验。他说过：“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工作方法（草案）》1958年1月）他一贯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正是建立在实践是人民群众的实践这一科学的实践观点基础上的。

毛泽东同志对实践概念所作的界定，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定义，而且有着巨大的实践意义。它为我们党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批判“左”的和右的各种错误思潮，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

是三项基本的革命实践形式

实践的形式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科学体系时，对这一问题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思想，但是没有作出明确的和系统的概括。毛泽东同志继承发挥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实践的形式及其相互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和明确规定，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也更理论化系统化，更具有指导人民群众实践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从实践领域和范围的广阔性出发，提出了实践形式的多样性的思想。他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践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所以，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人类实践的领域和范围十分广泛，凡是社会的人们所参加的一切活动，凡是人们有目的地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作用于外部世界，并引起外部世界变化的活动，都可称之为实践活动。当然，人类实践活动的形式也必然是多种多样的。这多种多样的形式，毛泽东同志又总括起来归结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基本的实践活动。其中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最重要的实践活动形式，它可以有力地促进生产斗争、促进科学实验等一切其他实践活动，它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科学实验是从生产斗争实践，尔后又从阶级斗争实践中逐渐分化出来的一种实践形式。

生产斗争之所以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因为它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有的人（主要是一些掌权的“高官”们）否认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或者叫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阶级社会，十足见其唯心主义政治骗子的嘴脸。

科学实验来源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实践，它又以其独特的品格反作用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实践。它是人们为缩短认识世界的过程，有意识地选定某种实验对象，确定某种实验的环境和条件而进行的一种对客观世界的探索性活动，也是为正确地改造世界所进行的一种准备活动，在科学实验中，人们把认识和实践自觉地结合起来，反复实践、反复认识，从而使人的自觉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和集中的体现。由于科学实验具有特定的活动范围和特殊的活动方式，所以，被列为一种十分广泛的新的实践形式。毛泽东同志把科学实验确定为人类的一项基本的实践形式，有着重要的深远意义。现在的科学实验，不仅限于自然科学，也扩展到了社会科学。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科学实验同人类社会生活的联系将日益密切，科学实验的方法必定会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实验的重要性将愈益明显地表现出来。

毛泽东同志到晚年更加强调这三项基本实践活动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起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293页）

三、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条基本的原理。毛泽东同志从实践是检验认识标准，认识的源泉，认识发展的动力和认识的目的等各个方面，全面地系统地阐明和论证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原理。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高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道：“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0页）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1963年11月18日，毛泽东同志在《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特地加上这一句话更加明确地强调：“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真理，正因为它们是被无产阶级千百次的革命实践斗争所反复证实了是真理。可是建立新中国后，在50年代曾有人配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反对马列主义的需要在国内大反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至70年代末到80年代之后这股风越吹越烈。本来毛泽东同志一生最强调实践，最注重深入实践，深入群众，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实事求是；是他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有人却借此来攻击否定他。可见“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实意图，正如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所指出的是“丢刀子”（即丢掉毛泽东这把无产阶级的刀子）、“砍旗”（砍掉毛泽东思想这面伟大红旗），而代之以他们所鼓吹的反马列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理论”和“思想”，作为唯一正确的“真理”和“旗帜”。这是不需要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进行检验的，谁要说半个“不”字，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这些观点才真正是和列宁所说：“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42页）和毛泽东所说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背道而驰、根本对立的。

为了说明认识的基础是实践，我们首先看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同样，列宁不能在苏联社会主义刚刚建立之初，（他仅弥留了六年时间，还经常处于晕迷之中）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发展的许多基本规律，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还无这种实践，只有斯大林和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才能担当此项任务。但由于斯大林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领导苏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并且曾经对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规律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但由于他晚年思想上滋生了许多形而上学的东西，长期不承认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因而也不可能从社会实践中完全揭示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中结合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顶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教条化”和“神圣化”的错误，探索和科学地认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客观规律；进而又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逐步认识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必然王国，1957年开始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至20世纪60年代结合国际上反对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以苏共赫鲁晓夫为头子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实践，结合国内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伟大斗争实践，总结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实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身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自封为“创造性”地发展了“理论”和“思想”的“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绝对权威”“天才”“天下第一 ”，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革变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搞社会主义建设亦是如此），你就得参加革命（和建设）。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器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那些“知识里手”自封的“天才”之所以可笑，原因就在这地方。中国人有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正确认识实践和才能的关系问题，是认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同志从认识来源于实践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曾经尖锐地批判了所谓“生而知之”的天才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天才”问题的基本观点。“天才即才能问题，是属于知识的范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指陈伯达等人）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坚持认识来源于实践的观点，还要对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特别到8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着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和计算机技术，还有纳米技术，基因工程等新科学、新技术的地位和作用，必须有一个明晰而又科学的解释。我们也必须只能站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立场上，这仍然是个哲学世界观的普遍规律与自然科学的具体规律，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关系问题。这些新科学、新技术，提供了越来越先进的认识工具，但永远也不能替代认识规律本身。例如电脑的广泛运用和迅速发展，使人们对事物运动状态（直接信息、如观察到的现象、事实）和关于事物运动状态的陈述（间接信息如经过加工整理的数据、资料、理论、观念）都发生了变化。信息可以被观察者感知，更可以被析测、提取、识别、存储、传迪、显示、分析、处理和应用。其中特别是信息库、信息网络的发展，不只是有助于知识的产生和传播，而且也促进知识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已经证明，电脑的制造和使用，可以代替人类的部分脑力劳动，从而为人类认识范围的扩大和认识能力的提高显示了可喜的前景。然而，必须认识到，不论人们吸取知识的方式、认识工具发生何种变化，它所吸取的间接经验总是以直接经验为媒介，总是以人们的社会实践为基础，否则，间接经验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不能真正被人们吸收。所以，从最终的来源看，一切对自己说来是间接经验的东西，对人来说仍然是直接经验；一切再先进的认识工具，也不能取代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普遍规律的指导作用。从而也表明认识客体，认识工具，永远也代替不了认识主体，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其次，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人类的认识是在社会实践的推动下，不断地深化和发展的。人们的社会实践一步一步地由底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自然界方面，还是对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人们的社会实践决不会停止在某一点上，人们的认识也就不会始终停留在某一既定的水平上。

实践作为认识发展的动力，还表现在社会实践能够不断地为人们创造和提供新的认识手段和认识工具，从而使人们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锄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这些东西，既是人们改造世界的工具，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工具。新的认识工具的发明和创造，是人的认识发展的结果；同时，人们使用新的认识工具也反过来大大促进了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在现代的科学技术的条件下，要认识范围广阔而又异常复杂的外部事物，单靠人们自己的感官去接触事物，靠人的大脑思维已远远不够了。人类已经和正在通过实践创造出许多辅助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感觉和思维的工具，这些工具反映外界的功能（包括速度、范围、准确性等）在许多方面还超过了人的器官本身。特别如前面说过的电脑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认识能力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实践之所以为认识的基础，不仅仅表现在它是检验认识真理的标准，是人的认识产生的源泉，是认识发展的动力，而且还表现在人的一切认识还要再回到实践中，指导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

人们对世界的改造，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也包括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这里说的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就是要不断地探索新的更进步的认识方法，更好地解决思想和实际，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从而更好地使思想符合实际，使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起来，使人类在改造自然界和社会面前，不断地由必然到达自由，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把人的自觉能动性提到极重要的地位，使“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做或行动”完全放在了积极的，进取的和不断变化发展的基础上。

第三节 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

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论认识的飞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飞跃的道理，毛泽东同志在《关于人的认识问题》（1964年8月 ）曾经指出：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最近（指1964年）艾思奇在高级党校讲话说到这一点，这是对的。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但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我（指毛泽东同志，以后同）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讲了哲学。一次不要讲得太长，最多一小时就够了。多讲，越讲越糊涂。我还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我这些话触到了有些人（指杨献珍等人）的痛处，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

一、由实践到认识

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作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已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关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列宁全集》第55卷，第142页）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理性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

为了明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迫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我们再来看战争。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人去指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的规律。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内容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时期，他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了，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同样，我们也可以联系南街村的实际谈论认识的发展过程。

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太阳系和这些恒星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子. 天下》）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

现在，我们对许多事物都还认识不清楚。认识总是在发展。有了大望远镜，我们看到的星星就更多了。说到太阳和地球的形成，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推翻康德的星云假说（星云假说，是德国哲学家康德1755年提出的关于太阳系起源的一种学说。这一学说把太阳系的形成看成是物质按客观规律运动发展的过程。）如果说对太阳搞不十分清楚，那么对太阳与地球之间这一大块地方也还搞不清楚。现在有了人造卫星，对这方面的认识就渐渐多起来了。我们对地球上气候的变化，也不清楚，这也要研究。关于冰川时期的问题科学家还在争论。

地球上的水，也是一开始就有的。最早的时候，地球上温度那么高，水是不能存在的。《光明日报》上前两天有一篇文章（指1964 .8.21登的郁之的文章《氢和氧化合成水是“合二而一”吗？》），讲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北京大学傅鹰教授说要几千万年，不知道《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鹰讨论过没有？有了水，生物才能生长出来。人就是从鱼进化来的，人的胚胎有一个发育阶段就象鱼。

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发生出来的。人类是发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发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同基督教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说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阶段。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了吗？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由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

事物在运动中。地球绕太阳转，自转成日，公转成年。哥白尼的时代，在欧洲只有几个人相信哥白尼的学说，例如，伽利略、开普勒，在中国一个也没有。不过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落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晋朝的张华在他的一首诗里也写到“太仪斡运，天回地游”。

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称守恒，后来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发现，至少在基本粒子弱相互作用的领域内，宇称并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这样？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这就是宇宙的发展。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

发电机是一个说明运动转化的很好的例子。煤炭燃烧的化学运动放出来的热，转化为使水蒸气体积膨胀的运动，然后又使发电机的转子旋转，这是机械运动，最后发出电来。

世界上一切都在发展变化，物理学也在发展变化，牛顿力学也在发展变化。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

事情往往出在冷门。孙中山是学医的，后来搞政治。郭沫若最初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了历史学家。鲁迅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大文学家。我（指毛泽东同志）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了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搞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宣传工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岗山。在井岗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

我们这些人不生产粮食，也不生产机器，生产的是路线和政策。路线和政策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比方说“四清”、“五反”就不是我们发明的，而是老百姓告诉我们的。科学家要同群众密切联系，要同青年工人、老工人密切联系。

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我们身体里的各种细胞都不断地在更新。现在我们皮肤上的细胞就不是我们生下来时皮肤上的细胞了，中间不知换了多少次。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手里衰落的。康熙有许多儿子，其中一个是雍正，雍正搞特务机关压迫他的对手，把康熙的另外两个儿子，第八个和第九个儿子，一个改名为狗，一个改名为猪。

“分”很重要，庖丁解牛。恩格斯在说到医学时，也非常重视解剖学。医学是建筑在解剖学基础上的。

细胞起源问题要研究一下，细胞有细胞核、细胞质和细胞膜。细胞是有结构的。在细胞以前一定有非细胞。细胞之前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从非细胞变成细胞。苏联有个女科学家[指勒柏辛斯卡娅（1871-1963）苏联科学院院士、细胞学家。]研究这个问题，还没有结果。

从以上毛泽东同志关于认识的谈话中，我们可以体会，一个正确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 ，在前面已经说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他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认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不可靠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在这里不是指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到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也是如此。

二、由认识到实践

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说，还只说到非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全集》第二卷，第443页）。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需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认识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造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99-200页）

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完成了，又没有完成。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么，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的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的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和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辆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绝对真理。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的思想、理论、计划和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性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右的错误思想。

下面我们再举对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加以说明。

首先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认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战争，中间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反复革命实践的比较，即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再实践、再认识，到抗日战争，经过三年半的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到党的七大完全统一了认识，认识了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在第一个时期（从党的创立到第一次大革命的时期），我们还是幼年的党，对马克思主义了解不多，对中国国情认识也不深刻。犯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既反对我党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领导军队，也反对依靠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当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结果无所措手足，招致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那个时候，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分析中国的农村。认识到农村不是平面的，中国社会也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中国社会不仅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之分，还有工业无产阶级、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之分；而地主阶级中又分为大地主和中、小地主；资产阶级中又分为买办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之分；而中等资产阶级中又分为左翼和右翼。毛泽东正是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最后得出了合乎中国这个客观事物实际的科学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可以说是我们党最早经过实践到达的理论认识。但那个时候，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并不在党中央占领导地位，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认识，既不将这个认识拿到实践中去检验，也更不会运用这个认识去能动地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结果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

当革命进入到第二个时期（1927.8-1937.7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又总结了第一次由胜利到失败的经验，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理论，并总结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同时又结合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提出了一套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总结和制定了一整套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等等。这可以说是经过第一次胜利、失败实践经验的比较毛泽东的第一次理论认识经过了实践检验，又进一步完善、丰富和发展了认识，产生一系列新的认识（即新的理论、路线、计划、方案），又经过实践检验，并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能动地改造中国这个客观世界。这时，因毛泽东虽不是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但却是一个红军（红一方面军）、一个地方（中央苏区）的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经过实践使中国革命又取得了第二次大胜利。但是，中央当时连续出现了三次“左”的错误路线统治，特别是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他们百分之百地贯彻共产国际“教条化”、“神圣化”的那套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理论、路线、计划、方案，结果导致了第二次大失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白区党组织损失百分之百，苏区和红军各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

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实践经验反复比较，中国共产党终于找到自己的伟大领袖，这就是经过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毛泽东领导下才逐步认识了中国革命这个客观世界。那时毛泽东同志写的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和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终于比较充分地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我们党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的政策，从而实现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我们才有了自由。此后，我党才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中，在毛泽东思想和他制定的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政策、战略、策略、计划、方法指导下，仅仅用三年多的时间，就打败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其次，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同志1962年1月党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科学地总结了对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过程。他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报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应当今后在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八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能比较做得好。但是，那时候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1956年开始，为了迎接新的建设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我们开始调查研究，努力走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建设路子来，这就有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实践活动，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经过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再回到实践中去进行检验，并指导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即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这样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

总之，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和比较完全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正是这样，经过反复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经验（正面的、反面的），系统地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但总结了正面的经验，而且总结了反面的经验，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级，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

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

（一）、必须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犹如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被“还在走的走资派”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即开始了这个“和平演变”的过程）。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已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引自《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见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所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里程碑。它是经过反复的社会实践检验而证明了的真理，特别又为毛泽东同志 逝世以后30年中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历史变化所一再地得到证明。

大力抓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极大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即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是对列宁关于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也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必然产物。毛泽东所以把大部分精力集中抓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改造世界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一个具有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服务。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同志经过实践，通过胜利与挫折反复比较，终于基本上认识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提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这就是“必须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按照农轻重的秩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更好地执行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以上转能自周恩来同志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1975.1.13）

全党全国人民正是在毛泽东同志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经过反复的实践、认识，逐步地认识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指引下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仅仅30年，走过了资本主义世界300年所走的路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据《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公布的资料表明：1950-1979年间，我国工业年均增长率为13.3%；而同期世界各种类型国家的发展速度都低于这个数字，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4.6%，发展中国家为7%，苏联、东欧经互会国家为8.8%。同期我国农业增长率为4.5%；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2.2%，发展中国家为2.9%，苏东经互会国家为2.4%。这就是说，尽管我国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因主客观原因（主观上对建设没有经验，还处在“必然”阶段，出现“刮五风”严重错误，客观上三年严重自然灾害，苏修逼债，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美帝及各国反动派猖狂“反华大合唱”）经济发展曾受到很大的挫折，加上文化大革命，因有四个年度“天下大乱”工业生产等方面下降或停滞，从1950年到改革开放前的1979年30年间，我国工农业年均增长仍都是世界上最快的速度。正是以这样惊人的速度，使我国到1975年，就已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世界上拥有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的五个核大国之一，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更重要地成果是在毛泽东同志生前我国取得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及其第一次伟大实践——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主要表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斗倒了走资派，夺回了被修正主义路线篡夺了的那部分权利；在经济基础方面，击退了走资本主义的“分田单干风”，巩固了农村以人民公社为体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极大地调动了人民公社社员走“农业学大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愚公移山，革命加拼命，重新安排祖国山河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工业建设方面，击退了修正主义的“一长制”、“专家治厂”利润挂帅，加强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工人阶级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成了企业的主人，“工业学大庆”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的办企业路线，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使国有企业出现了崭新面貌。这就使我国工农业生产和高科技发展取得了稳步增长和辉煌成就，并为以后更快更好地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方面，在教育、文艺、卫生等各条战线，都实现较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打破了封资修的一统天下，使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面贯彻执行，各方面面貌焕然一新。广大知识分子焕发了延安精神，努力走与工农兵相结合，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的唯一正确的历史必由之路。作为无产阶级的文艺精品，深受工农兵喜爱的一系列样板戏诞生。千百万知识青年踊跃上山下乡，在三大革命实践运动中经受锻炼。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改造大学，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把广大青少年培养成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根据毛泽东同志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全国农村普遍实行了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占我国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看病吃药难的问题，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成为世界一大奇迹，得到国际上广泛赞扬。我国各行各业都执照毛泽东同志的“五.七指示”所规划的壮美蓝图普遍办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所有这些丰硕成果，至今记忆犹新，令人神往。然而如此伟大的成就，却被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党内死不悔改的“还在走的走资派”从根本上否定了，他们不仅如此，还彻底否定了经过无数次的社会实践检验是科学真理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而恬不知耻把他们那些从修正主义祖师那里贩卖来的实用主义“唯生产力论”，诡辩的热昏的胡话的破烂货，充当什么“理论”、“思想”，哗众取宠，自我标榜什么“当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曾几何时，他们的难兄难弟戈尔巴乔夫所谓“新思维”，被他们吹捧为“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早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戈氏很有“勇气”，一丝不挂，赤裸裸地承认他的所谓“改革新思维”就是以“消灭共产主义为目的”的，现在他的目的达到了。这要比中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们坦率得多。中国的政治骗子们，至今仍然打着“社会主义”，“发展了的马列主义”的旗号骗人。然而历史的车辆是无情的，它只能骗人于一时，而不能骗人于永远！

将前30年与后26年稍加比较就会一目了然。自1981年以来自封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人，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由，一是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据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二是认为毛泽东同志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这就是说，毛泽东同志认为党内出了修正主义，“走资派还在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根据，是根本没有的事。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真理性意义前面已提到在后面的矛盾学说部分，还要深入说明；现在我们仅简要讨论一下，毛泽东同志是否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轻率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们以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即1966年）这样提出问题，是能够迷惑很多人的；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时间内，这样提出问题还是能够迷惑很多人的，因为当时大多数人一直都还没有看清我们党内出了修正主义、走资派，没有看清党内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斗争已相当激烈，这正是文化大革命遇到很大阻力，斗争十分复杂，出现多次反复的重要原因，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的少数领导人能够利用合法名义、以售其奸，能够利用大多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得以通过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决定的重要原因。但是，到80年代以后，伴随着我国“批左”，批文化大革命的黑风恶浪而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迅猛泛滥，伴随着自上而下党政官员腐败并日趋恶化，以至酿出“89风波”险些亡党亡国；伴随着苏修叛徒集团肆无忌惮地推行所谓“改革新思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阴谋得逞，而发生的苏东原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资本主义复辟，国际共运跌入低谷；还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社会主义更加明显地向资本主义蜕变，各种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于是大多数人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实践的必要性逐步看清了，从思想认识上理解了。现在再这样提出问题恐怕已经很少有人受迷惑了。请听听近些年来老百姓（也包括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等）的普遍说法吧！“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打走资派时，咱老百姓还没有看清谁是走资派，还不大相信中央领导人中内有走资派，只是因为相信毛主席说的不会错，也跟着打。现在可看清了，走资派多得很，不用打他们都自己浮出来了，一抓一大把。要是毛主席现在活了，再领导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声号令老百姓就蜂涌而上，比上次劲头大得多。”以上情况说明了什么呢？它充分说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绝不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而完全是合乎规律的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最危险的，绝不是空穴来风。在相当时间内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不认识，是因为人们还没有自觉地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由实践到认识（经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再回到实践去检验并能动地改造世界，修改、补充、完善原来的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反复多次，才能逐步地达到真理性的认识。毛泽东正是自觉主动地这样做了，因此他的认识总是高瞻远瞩、明察秋毫、洞察一切，具有真知卓见的先见之明。这也是他成为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战略家和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的原因所在吧。因此，我们说，以“毛泽东同志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为由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20年社会实践的检验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毛泽东同志能多活些年，巩固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级政府绝对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严重腐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仅不会走入现在危机四伏的困境，而且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即使苏联解体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会全部红旗落地，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革命形势会进一步高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仅不会跌入低谷，一定会进一步得到蓬勃发展。美帝也绝不可能象现在这样独霸世界。整个世界形势将会是另外一个面貌。这说明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其后果是使中国、国际共运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至少倒退了几十年，甚至数百年、上千年。因为，邓小平、李瑞环就是这样说的，建设社会主义是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事；孔子到现在二千多年，也才70几代嘛！

通过两种根本对立的理论、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指导下所进行的社会实践导致的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果的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作出的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根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完全背离马列、毛泽东思想的，是导致我们党从此在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指导下，走向腐败，导致我国从此逐步由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复辟，以至陷入重重社会危机而不能自拔的根本原因。社会实践的结果充分证明：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认为的从1956年以后甚至从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犯了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极左”的错误，提出了一系列“极左”理论，执行一条“极左”路线，而恰恰相反，是十一届三中以后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完全脱离中国社会主义国情实际的右倾机会主义（或叫修正主义）理论，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犯了一系列在中国逐渐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罪恶，这才是完全合乎实际的历史性结论！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有的已经转变过来又转过去（如原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末又复辟资本主义，还有一些国家如中国正在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走了曲折的道路。但我们坚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车轮，是不可阻挡的，虽然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的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就是人类的共产主义时代。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第四节 脱离实践谈认识论没有用

——引自毛泽东与部分哲学家的谈话

（1964年8月）

一、阶级斗争与哲学的关系

脱离实践谈认识论没有用。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指1964年）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身体不好也去，下去也死不了人，无非是感冒，多穿几件衣服就是了。

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马克思主义三个构成部分，科学社会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作斗争，马克思他们看出。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要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时已经有许多罢工。英国国会调查，认为与其十二小时工作制，不如八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家有利。从这个观点开始才有马克思主义，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什么人的哲学？资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无产阶级经济学，改造了古典经济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学。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别人要杀我的头，蒋介石要杀我，这才搞阶级斗争，搞哲学。

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讲工科、理科的现在不动，动一些也可以。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统统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五个月，工厂去五个月，得到点感性知识。马、牛、羊、鸡、犬、豕、稻、粱、菽、麦、黍、稷 ，都看一看。冬天去，看不到庄稼，至少还可以看到土地，看到人，去搞阶级斗争。那是个大学，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我过去读过孔夫子，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七年。七六—十三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讲了教育学。五年师范，两处中学，上图书馆也算在内。那时就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论，特别是唯心论。看来我原来是个封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社会推动我转入革命。我当了九年小学教员、校长，四年制的。还在六年制的学校里教过历史、国文。中学还教过短时期，啥也不懂。进了共产党，革命了，只知道要革命，革什么？如何革？当然革帝国主义、革旧社会的命，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甚了解。如何革？更不懂。十三年学的东西，搞革命却用不着，只用得工具——文字。写文章是个工具。至于那些道理，根本用不着。孔夫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夫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根。“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条命，匡人要杀他，有人批评他西行不到秦。还有《黄鸟 》讲秦穆公杀死了三个大夫殉葬的事。司马迁对《诗经》评价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诗经》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厘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貊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的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的蜀，有一首诗叫《秦妇吟》，韦庄的，少年之作，是怀念君王的。

讲下去的事，今冬明春开始，分期分批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学到东西，学到革命。你们知识分子，天天住在机关里，吃得好，穿得好，又不走路，所以生病。衣食住行，四大要症。从生活条件好变到生活条件坏些，下去参加阶级斗争，到“四清”，“五反”中去，经过锻炼，你们知识分子的面貌就会改观。

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有人要搞资本主义，搞点也可以。

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让他们搞，猖狂进攻，上街游行，拿枪叛变，我都赞成。社会很复杂，没有一个公社，一个县，一个中央部不可以一分为二。你们看，农村工作部不是取消了！它专搞包产到户，“四大自由 ”，借贷、贸易、雇工、土地买卖自由，过去出过布告。邓子恢同我争论。中央开会，他提议搞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永远巩固下去 ，就是搞资本主义。我们说，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分土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分地并不奇怪，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拿破仑也分过。土改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到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者敌人的同情者手里。我们搞了十五年，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可以复辟的，现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给个女儿就更不用说了。有些地区是和平土改，土改工作队很弱，现在看来问题不少。

关于哲学的材料收到了（指关于矛盾问题的材料）。提纲（指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提纲）看了一遍，其他来不及看。关于分析与综合的材料也看了一下。这样收集材料，关于对立统一规律，资产阶级怎么讲，马恩列斯怎么讲，修正主义怎么讲，是好的。关于“合二而一 ”，资产阶级讲，杨献珍讲，古人是黑格尔讲。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还有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讲造神论，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我看过。列宁看过，好象称赞过他讲原始积累那部分。

（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可能比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那一套还高明一些。考茨基的比赫鲁哓夫的高明些，南斯拉夫的比苏联的高明些。德热拉斯还讲了斯大林的几句好话，说他在中国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康生插话）

斯大林感到他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不是小错误。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反对我们革命，夺取政权。为了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准备了好多年，整个抗战都是准备，看中央那时的文件，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就清楚。就是说不能搞资产阶级专政，只能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搞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我国，八十年，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都失败了。我们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一定要胜利。只有这条出路，没有第二条。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搞社会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论》那一篇是完整的纲领。政治、经济、文化都讲了，只是没讲军事。（西班牙同志说，《新民主主义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很有意义。他们的问题就是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搞新民主主义。他们那里就是不搞这三条：军队、农村、政权，完全服从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什么也搞不成。）还是陈独秀那一套！共产党组织了军队，交给了人家。没有用。古巴呢？古巴恰恰是又搞政权，又搞军队，又发动农民。所以就成功了。

第三国际还没有解散，我们没有听第三国际的。遵义会议就没有听，长征把电报丢了，听不到。后来十年，整风到“七大”的时候才作决议，《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纠正“左”的，都没有听。教条主义那些人根本不研究中国特点。到了农村十几年，根本不研究农村土地、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不是到了农村就懂得农村，要研究农村各阶级、各阶层关系。我花了十几年功夫，才搞清楚。茶馆、赌场、什么人都接近、调查。一九二五年我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农村调查。我在我家乡贫苦农民调查。他们生活可惨，没有饭吃。有个农民，我找他打骨牌（天、地、人、利、梅十、长三、板凳），然后请他吃一顿饭。事先事后，吃饭中间，同他谈话，了解到农村阶级斗争那么激烈。他愿意同我谈，是一把他当人看，二请他吃顿饭，三可以赢几个钱。我是先输，输一、二块现洋，他就很满足了。有一位朋友，解放后还来看过我两次。那时候有一回，他实在不行了，来找我借一块钱。我给了他三元，无偿援助。我父亲就是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反对他，我父亲死时送葬很少，我母亲死时送葬的很多。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的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吆。我母亲也很不能接受。

长沙发生过一次抢米风潮，把巡抚都打了。有些小贩，湘乡人，卖开花蚕豆的，纷纷回家，我拦着他们问情况。乡下青红帮也开会，吃大户，登了上海申报，是长沙开兵来才剿灭的。他们纪律不好，抢了中农，所以自己孤立了。一个领袖左躲右躲，躲到山里，还是抓去杀了。后来乡绅开会，又杀了几个贫苦农民。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是自发的阶级斗争。

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有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富兰克林传，他穷苦出身，后来变为文学家，还试验过电。他谈过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从前说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心之官则思”。说“人为万物之灵”，谁开会选举的？自封的。这些说法是封建社会就有的。后来马克思提出人能制造工具，人是社会的动物，其实人至少经过了一百万年，才发展了大脑和双手，动物将来还要发展，我不相信就只有人才有两只手，马牛羊就不进化了？只有猴子才进化？而且猴子又只有一类猴子才进化？一百万年，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今天的马牛羊？我看还是要变。马、牛、羊、昆虫都要变。动物就是从植物变来的，从海藻变来的，章太炎都知道。他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就写了这个道理。地球本来是个死的地球，没有植物，没有空气。不知几千万年才形成了水，不是随便一下就由氢氧变成了水。水也有自己的历史，以前连氢氧二气也没有。产生了氢和氧，然后才有可能由两种元素化合成水。

要研究自然科学史，不读自然科学史不行，要读些书，为了现在的斗争的需要去读书，与无目的地读书，大不相同。傅鹰讲氢和氧经过千百万年化合成水，并不是简单地合二而一，他这话讲的倒是有道理。

二、关于分析和综合问题

历来讲分析、综合讲得不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没有讲过几句话。我曾找艾思奇谈话，现在只讲概念上的综合、分析，不讲客观实际的综合、分析。

我们怎样分析、综合共产党和国民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地主和农民，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拿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我们怎样分析和综合？我们分析，无非是我们有多少力量，多少地方，多少人，多少党员，多少军队，多少根据地。如延安之类。弱点是什么？没有大城市，军队只有一百二十万，没有外援，国民党有大量外援。延安同上海比，延安只有七千人口，加上机关、部队，一共二万人，只有手工业和农业，怎能同大城市比？我们的长处是有人民支持，国民党脱离人民。你地方多，军队多、武器多，但是你的兵是抓来的，官兵之间是对立的，当然，他们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有很大战斗力的，并不是都一打就垮。他们的弱点就在这里，关键就是脱离人民。我们联系人民群众，他们脱离人民群众。

他们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一直宣传到小学里。编了个歌：“出了共匪毛泽东，杀人放火样样干”，你们怎么办？教小学生唱，小学生一唱就去问他们的父母兄弟，反倒替我们做宣传。有个小孩子听了问爸爸，他爸爸回答说：“将来你长大以后，你自己看就知道了。”这是个中间派，又去问他叔叔，叔叔骂他一顿，回答说：“什么杀人放火！你再问，我揍你！”原来他叔叔是个共青团。所有的报纸电台都骂我们，报纸很多，一个城市几十种，每一派办一种，无非是反共。老百姓都听他的？哪有那回事！中国的事我们经验过，中国是个“麻雀”，外国也无非是富人和穷人，反革命和革命，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切不要相信反革命宣传会人人信，会一块来反共。我们不是都看报纸吗？也没有受它影响。

《红楼梦》我看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看《红楼梦》不注意看第四回，其实这一回是《红楼梦》的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出“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官，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里“四大家族”都写到了。《红楼梦》里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而统治者也不过二、三十个人。有人算了算说是三十三个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人，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清楚。只能用阶级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红楼梦》写出来二百多年了。研究《红楼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还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 点。

怎么综合？国民党，共产党两个对立面，在大陆上怎么综合的？你们都看到了，就是这么综合的：他的军队去，我的军队来，我们吃掉，一 块一块地吃。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的综合。他不要和平共处，他要吃掉你。不然，他为什么打延安？陕北除了三边三个县以外，他的军队都到了。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你二十五万，我二万五千。几个旅，二万多人。分析了，如何综合？你要到的地方，你去，你的军队我一口一口吃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整整一个军，从1947年3月到1948年3月，统统跑光。因为消灭了他好几万。宜川被我们包围，刘戡来增援，刘戡军长打死了，他的三个师长，两个打死，一个俘虏了，全军覆没，这就综合了。所有的枪炮都综合到我们这边来，兵士也都综合了，愿留的留下，不愿留的发路费。消灭了刘戡，宜川城一个旅不打就投降。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战役，怎么综合法？傅作义就综合过来了。四十万军队，没有打仗，全部缴械。

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从来书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有写。因为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就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我们搞了二十几年，我们被敌人吃掉的也不少。红军三十万军队，到了陕甘宁，只剩下二万五，其他的有被吃掉了的，逃跑了的，打散了的，伤亡了的。

分析时也综合，综合时也分析。人吃动物，吃蔬菜，也是先加以分析。为什么不吃砂子，米里有砂就不好吃，为什么不吃马牛羊吃的草？只吃大白菜之类？都是加以分析。神农偿百草，医药有方。经过多少万年，分析出来，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才搞清楚。蚂蚱、蛇、乌龟，王八可以吃，螃蟹、狗、下水能够吃。有些外国人就不吃。陕北人就不吃下水，不吃鱼。陕北猫也不吃。有一年黄河发大水，冲上来几万斤鱼，都做肥料了。我是土哲学，你们是洋哲学。

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是，关于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赫鲁晓夫说，他们（指苏联）国内没有阶级了，他们的党是全民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对象了。他们的国家是全民的国家了。我们国内，也有类似的说法。资产阶级每天在斗争无产阶级，就是不承认有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的。不光是外国的修正主义者和国内的资产阶级不承认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我们有许多干部、党员对斗争的严重性也是认识不足的，甚至是熟视无睹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看问题必须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多次的反复，通过现象看本质。以上赫鲁晓夫们，同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者们的看法完全不对。已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是不甘心死亡的，他们总是企图复辟的。同时，资产阶级分子会产生，反革命分子也会新生。而在这些敌人的后面，还站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的民族主义。因此，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后胜利，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曾经几次反复。封建主义被推翻以后，经过了几次复辟，经过了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要反映到我们党内来。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又存在阶级，在党内不反映资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富裕农民思想，那才是怪事。阶级斗争所以会反映到党内来，还有一个阶级根源。从党内成份来看，我们党内主要成份是工人、贫雇农，主要成份是好的。但是，党内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其中有的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也有一批是知识分子，还有相当数量的地主、富农的子女。这些人，有的马克思主义化了，有的化了一点，没有全部马克思主义化，有的完全没有化，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思想准备。另外，这几年还钻进一些坏人，他们贪污腐化，严重违法乱纪。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钻进来，这个问题要注意，但是比较好处理。主要问题是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和地主、富农子女，对这些人要作更多的工作。因此，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再教育，这是一个重要任务。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进行，有些地方民主革命尚未成功。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成，就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没有成功，就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还有些地方，地主还根本没有打倒，那些地方是重新革命的问题。

资产阶级右派和中农分子，把希望寄托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这“三自一包”上面。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挖资本主义的根子，挖修正主义的根子。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有的地方比较认真地执行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做得很好，立即制止了“单干风”，而且把农村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把农村破坏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挖出来了。可见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四、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问题

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大胆的主观的假设，小心的主观主义的求证。这是一个很坏的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河北省保定地委关于“四清”的调查就是这种方法。保定地委开始并不是去搞“四清”，是去搞分配问题的，群众不同意，提出搞“四清”。保定地委听了群众意见，改变了计划，搞了“四清”。这才是真正的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是生产斗争，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科学实验。不对这方面进行调查研究，那有马列主义？浙江省青田县搞试验田。带点科学试验性质。他们试验到山头去了。那里农民开始不赞成冬水田，经过实验，冬水田第二年收成好，农民看到以后就接受了。所以要调查要试验。社会主义教育为什么有人开始不相信？就是没有试点。没有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比如走路，象平常那样走，什么也看不见。弯下腰来细看，就可以看到地上蚂蚁很多，就能看到很多东西。否则，不仅新鲜的萌芽的东西看不见，就是大量普遍存在的现象也看不见。例如，阶级斗争和干部不参加劳动，是大量存在的现象，有些人都看不见。

当然，这些事情也是逐步认识的，要从现象到本质。比如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产生修正主义，有许多同志就看不清。干部不参加劳动，了解和反映情况就不会真实。比如打仗，不亲自参加战斗，还是纸上谈兵，怎么能懂得打仗呢？单是进军事学校不行。

为了造成调查研究的风气，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在日常生活中讲哲学，对干部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唯物论、唯心论、世界观、辩证法，都是讲的认识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些道理应该让干部懂得，群众懂得。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的尖锐武器。

结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 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他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第三章 认识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

第一节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间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指毛泽东——下同）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衡的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基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对立物的矛盾转化，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于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

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

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

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还有矛盾、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形而上学的世界观。

所谓若干范畴：平衡和不平衡，先进和落后，稳定和变革，保守和进步，现象和本质，必然和自由，综合和分析，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

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地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就要不断解决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促进经济的发展。

先进和落后，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先进和落后，在任何时期都是存在的。自古以来，讲“尚贤”。我们对英雄，模范，先进嘉奖，都是“尚贤”。我们分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兴无产阶级，也是一个“尚贤”的问题。国民党行，还是共产党行，现在人们不谈这个问题了。资产阶级行，还是无产阶级行，这个问题在一部分人中间，实际上还没有解决。

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说话不合乎辩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只能说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有不可以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是没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没落的，所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是前进道路上的矛盾。

从历史上来看，许多先进的东西，往往不是出在先进的国家，而是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例如马克思主义，就不出在当时资本主义比较发展的英国，而出在资本主义只有中等发展水平的德国，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我们的许多发明创造，都是在小厂里头出来的。大厂设备好，技术新，因此往往架子大，安于现状，不求进取，他们的创造往往不如小厂多。

我们要采用先进技术，但不能因此否定落后技术在一定时期的必不可免性。从有历史以来，在革命战争中总是拿武器差的人打胜拿武器好的人。内战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没有全国政权，没有近代化的兵工厂，如果一定要有最新武器，才去打仗，那怎么行，这不等于自己解除武装吗？

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两重性。生物的代代相传，就有而且必须有保守和进步的两重性。稻种改良，新种比旧种好，这是进步，是变革。人生儿子，儿子比父母更聪明，粗壮，这也是进步，是变革。但是，如果只有进步的一面，只有变革的一面，那就没有一定相对稳定形态的具体的生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生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儿子比父亲粗壮聪明了还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稳定，没有进步和变革一方面，植物和动物就没有进化，就永远停顿下来，不能发展了。

现象和本质也是对立的统一。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来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外部矛盾，通过现象找出其本质，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找出事物发展的原理、原则来。

资本主义社会，最大量，最日常、最普遍的现象是商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从此出发，分析出商品的两重性，由此揭露了在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找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

在中国的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研究战争问题的方法，也是从现象出发、揭露本质的方法，敌人力量大，我们力量小、敌人强、我们弱，这就是当时最大量、最普遍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现象。我们就是从这个现象出发来研究和解决战争问题的。研究我们在小而弱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战胜大而强的敌人。我们指出：我们虽然小而弱，但是有群众的拥护；敌人虽然大而强，但是脱离人民，有空子可钻。拿内战时期来说，敌人有几十万，我们只有几万，战略上是敌强我弱，敌攻我防。但是他要进攻我们，就要分成好多路，每路又要分成好多个梯队，常常是第一个梯队进到了据点，而其他梯队还在运动之中。我们就把几万人集中去打他一路，而且集中大多数人（优势兵力）吃掉他这一路中的一点，用一部分去牵制其余的敌人。这样，我们在点上就成了优势，成了我大敌小，我强敌弱，我攻敌守。加上他们进到一个新的地方，情况不熟，群众不拥护他们，我们就完全可以消灭这一部分敌人。

从现象到本质，从必然到自由，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规律，要有一个过程。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斯大林自己还不是对许多东西认识不清楚？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逐步认识事物的矛盾，才能逐步揭示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所以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并且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认真地分析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

不承认现象和本质的矛盾，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怎么综合法？难道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并存？并存是有的，只是小部分。作为总体，要消灭原始社会。社会发展也是有阶段的，原始社会又分好多阶段，女人殉葬那时还没有，但是服从男人。先是男人服从女人，走到反面，女人服从男人。这段历史还搞不清楚，有一百多万年，（当时出土的化石，还只发拙出一百多万年的——作者注），阶级社会不到五千年。什么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原始末期有了影响。总而言之，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推翻一个，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兴起，一个社会消灭，一个社会兴起。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不是很纯的，到了封建社会里还有奴隶制，主体是封建制，还有些农奴，也有些工奴，如搞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那么纯粹，再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落后部分。如美国南部的奴隶制，林肯消灭奴隶制，现在黑人奴隶还有，斗争很激烈，二千多万人参加，不少。

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人为什么要死？贵族也死，这是自然规律。森林寿命比人长，也不过几千年。没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装不下去了。赞成庄子的办法，死了老婆，鼓盆而歌。死了人要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灭亡。社会主义也要灭亡，不灭亡就不行，就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至少搞个百把万千把万年。我就不相信共产主义就没有质变，就不分质变的阶段了？我不信。量变质，质变量。完全一种性质，几百万年不变了，我不信！按照辩证法，这是不可设想的。就一个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搞一百万年，就是一种经济学，你信不信？想过没有？那就不要经济学家，横直一本教科书就可以了，辩证法也死了。

“彻底巩固”这四个字不符合辩证法。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如果从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的。拿蚕来说，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是它的一生的整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都是从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每个阶段也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飞蛾最后死了，旧的质变成了新的质，新生下来很多蚕子，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这些不同的阶段中，显然也不只是量变。而且有质的变化，有部分质变。人也是在从生到死这个过程中，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人从出生到死之前，是量变的过程，也是部分质变的过程。难道能够说，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只有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变化？人的肌体里面的细胞，不仅有不断的分裂，还有旧细胞的死亡，新细胞的生长。也许到二十四五岁的时候，人从母体里带来的细胞都已经死亡，全部变成了新的细胞。人死了，人这个整体的最后质变就完成了。这个质变是通过以往的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的逐步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

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 ，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

一个工厂，厂房有了，规模有了，里面的机器设备部分地部分地更新了。这就是部分质变。工厂的规模，外形没有变，但是工厂的内部变了。一个连队也是这样，一百多人打了一仗，伤亡了几十个人，要补充几十个人，不断地战斗，不断地补充，就是这样经过不断的部分质变，使这个连队不断的发展，坚强起来。

打垮蒋介石，这是一个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例如，要有三年半的时间，要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蒋介石军队和政权。而这个量变中，同样有若干的部分质变。在解放战争期间，战争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每个新的阶段同旧的阶段比较，都有若干性质的区别。

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是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完成的。

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不同的公有制组成的。这种社会主义经济，有它的发生，发展过程，难道就没有它进一步变化的过程吗？难道我们能让这两种所有制“彻底巩固”下去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这些经济范畴，难道是永生不灭吗？难道他们只有生长，发展，而没有变化，死亡吗？难道不是象其他的历史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程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就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

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人每天的生活都是如此。我们每天读书，从四点开始，到七八点结束，这就是“边”。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但是就每一次思想改造运动来说，总是有个开始，有个结束，就是说，总有个“边”，不能没完没了。我们在改造思想方面进展很快。有些人跟不上运动发展，这是不可避免的，例如，一九五七年的左派中，有些人在一九五九年就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经过批判，他们中的大多数又可能重新转变为左派。而这次斗争的左派中，也可能将来有些人会变成右派。就整个思想改造的战线来说，我们有不断的量变，也有不断的部分质变。总有一天资本主义思想影响完全肃清了，这种思想改造的质变也就完成了。那个时候，又会开始新的基础上的量变过程和部分质变过程。

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一个“边”，要有笔帐。例如工业占多大比重，生产多少钢，人民生活水平多么高，等等。但是，说建成社会主义有个“边”，当然不是说不要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归根结底，量变—部分质变—质变......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事物发展变化中，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相互转化的结果。事物的质由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而事物的量则由事物的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所规定。这就是活生生的辩证法。

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人类最后也要到末日。宗教家说末日，是悲观主义，吓唬人。我们说人类灭亡，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现在人类很幼稚。恩格斯讲要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这句话不完全，只讲了一半，下面的不讲了。单理解就能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只理解一下就行？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砌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将来人多了，粮食不够，要从矿物里取食品，这就是改造，才能自由。将来就能那么自由？列宁讲过，将来空中飞机象苍蝇一样多。闯来闯去，到处撞怎么得了？调动起来那么自由？北京现在有一万辆公共汽车，东京有八十万辆，所以祸多。我们车少，再加上教育司机，教育人民，车祸少。一万年以后，北京怎么办？还是一万辆车？会发明新东西，不要这些交通工具就是人起飞，用简单机器，一飞就飞到一个地方，随便那里都可以落。单有对必然的理解不行，还要改造。不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不分阶段，没有质的变化。列宁讲过，凡事都可以分。举原子为例，不仅原子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可是以前认为不可以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才二、三十年，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这些发现，主要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和以后才发展起来的。至于电子和原子核可以分裂，那早就发现了。电线里，就是用了铜、铝的外电子的分离。地球三百公里的上空，还发现有电离层。那里电子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比利时科学家夸克[？]，正是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事物是无限可分的这个辩证法的最基本的规律，把电子分裂成了更小的粒子“夸克”。他为了纪念毛泽东的科学预见，把其称之为“毛粒子”——作者注）。庄子说：“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子.下篇》 公孙龙。子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不是科学了。事物总是发展的，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做，一百万年以后还有工作做。我很欣赏《自然科学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那篇基本粒子的文章，以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他引了列宁的话。

哲学界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是搞书本的哲学。总要提出新的东西，不然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要后人干什么？新东西在实际事物里，要抓实际事物。任继愈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他只讲到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到以后的佛学。宋明的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对的。不管它，怎么行？韩愈不讲道理，“师其意不师其词”是他的口号，意思照前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讲道理，讲一点也基本上是古人的。《师说》之类有点新的。柳子厚不同，出入佛、道，唯物主义。但是他的《天对》太短了，就那么一点。他的《天对》从屈原《天问》产生出来，几千年来，只有这个人作了《天对》。这么看，到现在《天问》、《天对》讲些什么，解释不清楚，读不懂，只知其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前，提出了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总而言之，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原因和结果，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

第二节 矛盾论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全集》第55卷，第213页）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同上，第305页、192页）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规律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从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这些问题是：两种宇宙观（前已述，此略去），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一、矛盾的普遍性

为了叙述的便利起见，在这里先说矛盾的普遍性，再说矛盾的特殊性。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创造者和继承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发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已经把它应用在人类历史的分析和自然历史的分析的许多方面，应用在社会的变革和自然的变革的许多方面，获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功，矛盾的普遍性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只需要很少的话就可以说明白；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修正主义者（包括“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弄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应当着重地加以研究，并用足够的篇幅加以说明。为了这个缘故，当着我们分析事物矛盾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就先来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再着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最后仍归到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

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马恩选集》第3卷第160页，1972年版）列宁对于对立统一规律所下的定义，说它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两者也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列宁全集》第55卷 第306页）这些意见是对的吗？是对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矛盾是简单的运动形式（例如机械运动）的基础，更是复杂的运动形式的基础。

恩格斯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如果简单的机械的移动本身包含着矛盾，那末，物质的更高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生命首先就在于：生物在每一个瞬间是它自身，但却又是别的什么。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同样，我们看到了，在思维的范围以内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并且，我们看到了，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与此种认识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们身上的实际的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人类世代的无穷的——至少对于我们，实际上是无穷的——连续系列之中，是在无穷的前进运动之中解决的”。

“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矛盾......”

“就是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马恩选集》第3卷第160-161页）

列宁也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列宁全集》第55卷，第305—306页）

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由此看来，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思想现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这一点已经弄清楚了。但是每一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具有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呢？

苏联的德波林学派有这样一种见解，他们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那末，在那一时间以前，过程发展的原因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这样，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去了。拿这种见解去分析具体的问题，他们就看见在苏联条件下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见。在分析法国革命时，他们就认为在革命前，工农资产阶级合组的第三等级中，也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德波林学派这种见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劳资之间，从两阶级发生的时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仅仅还没有激化而已。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资间的矛盾；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巩固的联盟，并在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解决这个矛盾。这是矛盾的差别性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问题。同样，在我国那些号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实质是贩卖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的政治骗子们，从新中国一建立，就否认，工人和资本家有矛盾，他们公开吹捧资本家“剥削有功”；他们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极其尖锐、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熟视无睹，其实他们的险恶用心，就是公开地纵容、包庇和支持，一切封建剥削阶级残余、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猖狂地向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进行反革命的阶级斗争，以为其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服务。总之，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新过程的发生是什么呢？这是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于是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

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列宁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串于他的全部著作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的、最普遍的、最基本的、最常见的、最平常的、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之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又向我们表明了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各个部分总和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增长与运动两者）。”

列宁说了上面的话之后，接着说道：“这应该是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同上，第307页）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和运用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中国的未来。针对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提出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合二而一 ”论，毛泽东同志引用古语把对立统一规律高度概括为“一分为二”。这就更加群众化、通俗化，更易于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三 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来说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

这个问题，应从几种情形中去研究。

首先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自然界存在着许多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发声、发光、发热、电流、化分、化合等等都是。所有这些物质的运动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又是本质上互相区别的。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着。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机械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阴电和阳电，化学中的化分和化合，社会科学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的互相斗争，军事学中的攻击和防御，哲学中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观和辩证法观等等，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固然，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不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修正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事物。修正主义者们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地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如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之类），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相互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长途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也是根本上不相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列毛泽东思想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修正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甚至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成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附庸和走狗，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即所谓“猫论”，根本上抛弃阶级斗争的“唯生产力论”）到处乱套，这只能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遭受严重挫折或者大倒退，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这也是我们做研究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的。

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例如，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各反动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复杂的。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分析具体的情况（《列宁全集》第39卷第128页）。就是说的这个意思。修正主义者完全违背了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以势压人，不讲道理，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

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这一点，我在《实践论》一文中已经说过了。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只了解教师一方、不了解学生一方，只了解领导一方、不了解群众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局部，不看全体，只看树木，不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已，百战不殆。”（《孙子。谋攻》）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魏徵唐初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本文所引见《资治通鉴》卷192）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 》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象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列宁全集》第40卷，第291页）我们应该记得他的话。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面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象，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相互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矛盾。

例如，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列宁和斯大林正确地说明了这些矛盾，并正确地作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拿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的情形来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阶段。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和在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区别为两个很大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就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革命的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虽然整个过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质，过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在这长时间中经过了辛亥革命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统一战线破裂和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新的军阀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抗日战争等等大事变，二十多年间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包含着有些矛盾激化了（例如土地革命战争和日本侵入东北四省），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暂时地解决了（例如北洋军阀的被消灭，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有些矛盾重新发生了（例如新军阀之间的斗争，南方各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地主又重新收回土地）等等特殊的情形。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例如国共两党。国民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因为它实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援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气的，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变到了与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后，又开始向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这个方面转变。这就是国民党在这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方面，却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它又英勇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创立了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它也犯过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军队，根据地和党受了很大损失。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以后，它又纠正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了新的抗日的统一战线和伟大的抗日斗争。在这个阶段上，共产党是一个经过了两次革命的考验，有了丰富的经验的党。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也有种种的原因。不研究这些特点，就不能了解两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的相互关系；统一战线的建立，统一战线的破裂，再一个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要研究两党的种种特点，更根本的就必须要研究这两党的阶级基础以及因此在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对立。例如，国民党在它第一次联合共产党的时期，一方面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因而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它在口头上虽然允许给予劳动人民以许多的利益，便在实际上则只给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简直什么也不给。在它进行反共战争的时期，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合作反对人民大众，一笔勾销了人民大众原来在革命中所争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现在抗日时期，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它一面要联合共产党，同时它对共产学和国内人民并不放松其斗争和压迫。共产党则无论在哪一时期，均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在现在的抗日时期，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它对国民党和国内封建势力，也就采取了缓和的政策。由于这些情况，所以或者造成了两党的联合，或者造成了两党的斗争，而且即使在两党联合时期也有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不去研究这些矛盾方面的特点，我们就不但不能了解这两个党各各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不能了解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此看来，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住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这种具体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首先给了我们以很好的模范。

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个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各国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说来，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乃是一般阶级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东西，对于一般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说来，这是矛盾的特殊性。然而，当着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剖出来之后，同时也就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阶级社会中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普遍性阐发出来了。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相互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斯大林在他的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说明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的时候，他分析了列宁主义所由产生的国际环境，分析了帝国主义条件下已经发展到极点的资本主义的诸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并造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良好的条件。不但如此，他又分析了为什么俄国成为列宁主义的策源地，分析了沙皇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以及俄国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国际的革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原因。这样，斯大林分析了帝国主义矛盾的普遍性，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俄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而在这种矛盾的特殊性中间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

同样，毛泽东在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相互联结上，为世界人民特别是亚、非、拉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认识各国国情，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和探索革命道路的理论，路线政策和策略提供了光辉的范例。毛泽东在认识和探索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其继续革命的路线和实践更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关于这个问题，在后面还要专门叙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修正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我们必须以各种机会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除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法。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例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三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原理的具体运用

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原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这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这在人类社会实践中，是极其普遍的。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8月会见中国音乐家协会的负责同志的谈话时，列举大量的实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比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攻、守、进、退、胜、败，但是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抗美援朝，打到三八线双方顶住了，这种形式就是世界上少有的。革命的表现形式一定有许多样子。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由乡村到城市。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

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当然也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

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小，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现在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搞，听凭人选择。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大家也可以见见世面。但是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这和医学不同。西医的确可以替人治好病。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林，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当归、大黄、也不算民族形式。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及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

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象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乐器是工具。当然工具好坏也有关系，但是如何使用工具才是根本的。外国乐器可以拿来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国。

地球上有二十七亿人（指1956年），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

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国际曾经否定这些基本原理，但是被列宁驳倒了。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影响很小。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

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

历史总是要重视的，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轻，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但是要回顾那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的。

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习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艺术又怎么样呢？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

手工艺品的事情，请美术家请不到。对中国民间艺术看不起，这是个兴趣问题。应该逐步引起他们的兴趣。可能一时说不通，要长期说服。

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原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照那样办，就搞错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搞通。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

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对资产阶级的办法，中国就与苏联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数虽少，但是他们有近代文化，我们现在还是要团结他们。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几句旧诗，做几句桐城派的文章，今天用不着。拿工人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但还不能当工程师，比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差。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因此，必须团结他们，并且把他们改造过来。资产阶级掌握的文化，有些是旧的、用不到的，但是许多东西用得到。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过来呢？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在座的都是“西医”，是学西洋音乐的。要依靠你们。请吹鼓手来办音乐专门学校是不行的，这些事还是要靠你们办。

中国革命有中国的特点。苏联革命采取苏联当时的那种形式，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列宁也曾经想到过对资产阶级采取别的办法。但是那个时候资产阶级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会胜利，他们要反抗。无产阶级开始又没有军队，只有八万党员。我们的情况和苏联不同。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我们打了二十多年仗，有军队，有二百万党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革命的表现形式不同。

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象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过去有人搞八股文章，搞了五六百年。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妇女不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

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小说一定要写章回小说，就可以不必；但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鲁迅是民族化的。但是他还主张过硬译。我倒赞成理论书硬译，有个好处，准确。

要把道理讲清楚：基本原理，西洋的也要学。解剖刀一定要用中国式的，讲不通。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音乐的基本原理各国是一样的，但运用起来不同，表现形式应该是各式各样的。比如写游记，我们一起去游香山，游的地方虽然一样，但是每个人写出来的就不一样。

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中国历史上有好多东西没有传下来。唐明皇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他是懂艺术的，他是导演，也会打鼓，但是没有把东西传下来。还要靠你们。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

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但不是说不要学外国。

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

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中的第二门。

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死魂灵》，也要《阿Q正传》。鲁迅翻译了《死魂灵》、《毁灭》等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这方面，是在创作。

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外国的乐曲不会听，不会奏，是不好的。外国作品不翻译是错误的，象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

演些外国音乐，不要害怕。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

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

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份。

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你们是学西洋的东西的，是“西医”，是宝贝，要重视你们，依靠你们。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不承认这一点，只说他们教条主义，不能服人。教条主义要整，但是要和风细雨地整。要重视他们，但是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这样也是把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这个辩证法的精髓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促进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是具有普遍规律的意义的事情。

四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如残存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自由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的矛盾，都为这个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规定，所影响。

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

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1840年的鸦片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是这种情形。

然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则矛盾的地位起了变化。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中国的辛亥革命战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和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后的全国解放战争，都有这种情形。还有半殖民地国家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内战，例如在中国的军阀战争，也属于这一类。

当着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的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就往往采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图维持其统治，或者分化革命阵线内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国内反动派。这时，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站在另一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而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状态。十月革命后各资本主义国家援助俄国反动派，是武装干涉的例子。一九二七年的蒋介石叛变，是分化革命阵线的例子。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逐渐地公开地站在蒋介石国民党反动集团一边，采取扶蒋灭共政策，公开挑起反革命内战，也属于这种情形。

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由此可知，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毛泽东正是运用了这种方法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紧紧抓住中日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正确处理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暂时降到次要地位），历经八年艰苦抗战，正确解决了极其复杂、尖锐、激烈的矛盾斗争状况，终于维持了抗日统一战线不破裂，引导抗日战争到胜利。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又出现极为尖锐复杂激烈的国际国内矛盾斗争情况，毛泽东同志在复杂多变的矛盾斗争状况中，最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他始终抓住美帝支持下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大众这个主要矛盾，经过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即打败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为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即事物或过程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

我们常常说“新陈代谢”这句话。新陈代谢是宇宙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即是由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即主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地就随着起变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已从旧的封建主义社会时代的附属地位，转化成了取得支配地位的力量，社会的性质也就由封建主义的变为资本主义的。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封建势力则由原来处于支配地位的力量转化为附属的力量，随着也就逐步地归于消灭了。例如英法诸国就是如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由新的起进步作用的阶级，转化为旧的起反动作用的阶级，以至于最后被无产阶级所推翻，而转化为私有的生产资料被剥夺和失去权力的阶级。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然而这个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出现复辟和反复辟的多次的反复斗争，斗争的时间也是长期的，少则几十年，上百年，多则几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则是不可抗拒的。人数比资产阶级多得多，并和资产阶级同时生长，但被资产阶级统治着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的力量，它由初期的附属于资产阶级的地位，逐步地壮大起来，成为独立的和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阶级，以至最后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这时社会的性质，就由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化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苏联，中国和世界一切国家正在走和必然要走的道路。然而在苏联由于斯大林死后，赫鲁哓夫修正主义集团用阴谋手段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推行一条根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所谓“三和”“两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经勃列日湟夫到戈尔巴乔夫打着所谓“新思维”的“改革”路线，公开地赤裸裸地从根本上抛弃了共产主义而彻底复辟了资本主义，使整个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倒退。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也在走着原苏联实际上走过的道路，这不能不引起用马列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严重警惕。

就中国（指1937年7月处在抗日战争初期的中国）的情形来说，帝国主义（日本）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会起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

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还包含着国内的封建势力和新的人民势力之间的情况的变化。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将被打倒，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这个阶级也必然会逐步归于消灭。人民则将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这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由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的社会。

这种互相转化的事情，过去已有经验。统治中国将近300年的清朝帝国，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打倒；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盟会，则曾经一度取得了胜利。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的南方革命势力，曾经由弱小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而称雄一时的北洋军阀则被打倒了。一九二七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受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变得很小了；但因肃清了自己内部的机会主义，就又逐步地壮大起来。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农民由被统治者转化为统治者，地主则作了相反的转化。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

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后的情形，中国红军在长征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现在的中日战争，中国又处在困难地位，但是我们能够改变这种情况，使中日双方的情况发生根本的变化。在相反的情形之下，顺利也能转化为困难，如果是革命党人犯了错误的话。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胜利，变为失败了。一九二七年以后在南方各省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至一九三四年都失败了。

研究学问的时候，由不知到知的矛盾也是如此。当着我们刚刚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知或知之不多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之间，互相矛盾着。然而由于努力学习，可以由无知转化为有知，由知之不多转化为知之甚多。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盲目性改变为能够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

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者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的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这两种矛盾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同时，这种具体的矛盾情况，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五 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在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之后，我们必须进而研究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基本属性。

首先看矛盾的同一性。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

列宁说：“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 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列宁全集》第55卷，第90页）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过程里和人们的思想里，都包含着这样带矛盾性的方面，无一例外。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对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这样地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促使它们发生运动。

如此说来，只是极不同一，极不统一，怎样又说是同一或统一呢？

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就没有殖民地半殖民地；没有殖民地半殖民地，也就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一切对立的成份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列宁所谓辩证法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就是说明这种情形。怎样能够呢？因为互为存在的条件。这是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

然而单说了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双方之间有同一性，因而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样能够了吗？还不够。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

为什么这里也有同一性呢？你们看，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被统治者，转化到对方原来所占的地位。苏联已经是这样做了，全世界也将要这样做。（这是指20世纪30年代）试问其间没有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联系和同一性，如何能够发展这样的变化呢？

曾在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定阶段上起过某种积极作用的国民党，因为它的固有的阶级性和帝国主义的引诱（这些就是条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转化为反革命，又由于中日矛盾的尖锐化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些就是条件），而被迫着赞成抗日。矛盾着的东西，这一个变到那一个，其间包含了一定的同一性。

我们实行过的土地革命，已经是并且还将是这样的过程，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转化为失掉土地的阶级，而曾经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却转化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有无、得失之间，因一定条件下而互相联结，二者具有同一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农民的私有制又将转化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公有制，苏联已经这样做了，全世界将来也会这样做。私产和公产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转化，互相渗透。

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着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进行革命战争，正是准备着永远消灭战争的条件。这许多相反的东西，同时却是相成的东西。

大家知道，战争和和平是互相转化的。战争转化为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转化为战后的和平，中国的内战现在也停止了，出现了国内的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现在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可能转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战争与和平这样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着同一性。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辞典里说：“象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比如，我们和蒋介石国民党就是根本对立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结果，我们和国民党的地位都起了变化，他们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我们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逃到台湾去国民党不过十分之一，留在大陆上的有十分之九。留下来的这部分，我们正在改造他们，这是在新情况下的对立统一。到台湾去的那十分之一，我们跟他们还是对立统一，也要经过斗争转化他们。

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列宁所谓“怎样成为一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呢？因为客观事物本来是如此的。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的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所谓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 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马克思说：“任何神话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马恩选集》第2卷，第113页）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虽然因为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这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为什么鸡蛋能够转化为鸡子，而石头不能够转化为鸡子呢？为什么战争与和平有同一性，而战争与石头却没有同一性呢？为什么人能生人不能生其他的东西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同一性。

为什么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同年的十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地联系着，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直接联系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终于失败了呢？为什么蒙古和中亚细亚的游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会主义联系呢？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呢？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同一性的问题如此。那么，什么是斗争性呢？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列宁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列宁全集》第55卷，第306页）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他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

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的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的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前面我们曾经说，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这是说的条件性，即是说在一定条件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里我们又说，矛盾的斗争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见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所著《汉书.艺文志》）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拿列宁的话来说，叫做“在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列宁全集》第55卷，《谈谈辩证法问题》第307页）

六 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在矛盾的斗争性的问题中，包含着对抗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回答道：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着的两个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阶级社会中，由和平向战争的转化，也是如此。

炸弹在未爆炸的时期，是矛盾物因一定的条件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的时候。待其新的条件（发火）出现，才发生了爆炸。自然界中一切到了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形式去解决旧矛盾产生新事物的现象（如打雷、火山爆发、地震等）都有与此相仿佛的情形。

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揭露反动派所谓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等等欺骗的宣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使人民懂得，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和苏联的胜利，都证明了这个科学的真理。

但是我们必须具体地研究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不应当将上面所说的公式不适当地套在一切事物身上。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

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说，在阶级存在的时期，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应。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期，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就有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思想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期还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有过这样的情形。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目前我们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在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里面，这种对抗的矛盾转变为非对抗的矛盾，而当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消灭。

七 结论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总起来说几句。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重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的那些修正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理论性、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错误。这些，就是我们研究矛盾法则的一些简单的结论。

第四章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

矛盾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矛盾、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间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到20世纪末期苏联解体变质，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个问题的正确性。

第一节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十大矛盾

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他1956春用近两个月的时间，找中央三十四个部委的同志，召开座谈会，调查研究，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了中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 ，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一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产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象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象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的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必需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的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的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他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

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的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的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帐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二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需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需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从现有材料来看，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都投产以后，四年之内 ,除了收回在厂的资本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要就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厂大部分应该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好好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耗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如果使真想，不是假象，就必须更多的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三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防不可不有。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能造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的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一九五0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精减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期，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

这里也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现在我们把兵统统裁掉好不好？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四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我们的工资一般还不高，但是由于就业的人多了，因为物价低和稳，加上其它种种条件，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去年年底，中央号召反右倾保守，工人群众热情拥护，奋战三个月，破例地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计划。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都统一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利，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应，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的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它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跃。

再谈农民。我们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1954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1955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两百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需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和农民的关系

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个合理的比例。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了。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需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五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他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大党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省市对中央部门有意见，地、县、区、乡对省市就没有意见吗?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六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

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做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们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早两年已经作过一次检查，现在应当再来一次。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

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七 党和非党的关系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的留下民主党派，让他门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它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的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象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象龙云、梁淑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中国现在仍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在“把革命进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有意见。他们说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不想搞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了，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已经说过多次了。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象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话说回来，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希望你们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八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有几点应当肯定：

第一点， 应当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搞。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有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

现在只说杀。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如果没有那次镇压，今天我们采取宽大的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赞成。现在有人听到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

第二点，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在胡风问题出来以后，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有些没有清查出来的，还要继续清查。要肯定现在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比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所以，说反革命已经肃清，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对的。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但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

第三点，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但是，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不能废除死刑。

第四点，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机关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淑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象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不利于革命。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还有一条，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但是，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呢？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丢了炸弹，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

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防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镇压反革命还要做艰苦的工作，大家不能松懈。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一定要分清敌我。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九 是非关系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象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允许含糊的。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敌视态度，这是区分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十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他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他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子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学着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象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情都不加以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搬，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长，以及在学术上有部《红楼梦》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象《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一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因此，这两条对我们都有好处。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一共讲了十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许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象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一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未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为了正确的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当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他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么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 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力，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复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我国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问题上表现动摇，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种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底，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他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能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我们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没有采取这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的时候采用的。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侯，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不过到了抗日时期，我们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之上了。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的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矛盾。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不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那种范围相当宽广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内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暂时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

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这个意思，在我们党的过去的许多文件里和党的许多负责人的言论里，曾经说得很多。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法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我在一九五0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里，又说过：“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实际上懂得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这是因为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象现在这样被人们注重的缘故。

许多人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应该承认，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我们过去在工作中也曾经混淆过。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前有过，现在也还有。我们的错误没有扩大化，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最高的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那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例如，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有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二 肃反问题

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问题。在人民内部，有些人对于肃反问题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有两种人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不相同。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广大群众认为是敌人的人，他们却认为是朋友。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都不能正确地处理肃反问题，也不能正确地估计我们的肃反工作。

为了正确地估计我们的肃反工作，我们不妨看一看匈牙利事件对我国的影响。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在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有些动荡，但是没有引起什么风浪。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说，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

当然，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不是由于肃反。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是由于我们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和解放军，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劳动人民。我们的党和军队是在群众中生了根的，是在长期革命火焰中锻炼出来的，是有战斗力的。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是经过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不是突然建立起来的。有些民主人士也受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同我们共过患难。有些知识分子经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的锻炼，许多人经过解放以后的以分清敌我为目标的思想改造。此外，我们国家的巩固，还由于我们的经济措施根本上是正确的；人民生活是稳定的，并且逐步有所改善；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政策，也是正确的；等等。但是，我们在肃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无疑是我们国家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这一切，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在匈牙利事件时期没有发生波动。民族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更不要说工农基本群众了。

解放以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一些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被处了死刑。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这是为了解放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恶霸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如果不这样做，人民群众就会抬不起头来。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有些人不了解我们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想否定过去肃反的巨大成绩，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人民群众所不允许的。

我们的肃反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错误。过火的，漏掉的，都有，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在肃反工作中的路线是群众肃反的路线。采取了群众路线，工作中当然也会发生毛病，但是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会比较容易纠正些。群众在斗争中得到了经验。做得正确，得了做得正确的经验。犯了错误，也得了犯错误的经验。

在肃反工作中，凡是已经发现了的错误，我们都已经采取了或者正在采取纠正的步骤。没有发现的，一经发现，我们就准备纠正。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我提议今年或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在检查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泼冷水，而要帮助他们。向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泼冷水是不对的。但是发现了错误的，一定要纠正。无论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司法部门、监狱、劳动改造的管理机关，都应该采取这个态度。我们希望人大常务委员、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凡是有可能的，都参加这样的检查。这对于健全我们的法制，对于正确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会有帮助的。

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这是不合事实的。事实是还有（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还必须继续地和他们作斗争。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但是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

三 农业合作化问题

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为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我认为，情况根本上是好的。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合作化迅速完成，有些人担心会不会出毛病。幸好，毛病有一些，不大，基本上是健全的。农民生产很起劲，虽然去年的水旱风灾比过去几年中那一年都大，但是全国的粮食仍然增产。现在有一些人却在说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吹来了一股小台风。合作化究竟有没有优越性呢？今天会场上发的文件里，有一个关于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材料，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合作社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山地，历来很穷，年年靠人民政府运粮去救济。一九五三年开始办社的时期，人们把它叫做“穷棒子社”。经过了四年艰苦奋斗，一年一年好起来，绝大多数的社员成了余粮户。王国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别的合作社，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能做到，或者时间长一点也应该能做到。由此可见，那些说合作化不好了的议论是没有根据的。

由此也可看出，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积极拥护合作社的是些什么人呢？是绝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余的人，大多数也对合作社寄予希望。真正不满意的只占极少数。许多人没有分析这种情况，没有对合作社的成绩和缺点以及缺点产生的根源作全面的考察，把局部和片面当成了全体，这就在一些人中间刮起了一股所谓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小台风。

要多少时间合作社才能巩固，认为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议论才会收场呢？概括许多合作社发展的经验来看，大概需要五年，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现在，全国大多数的合作社还只有一年多的历史，我们就要求它们那么好，是不合理的。依我看，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建成合作社，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巩固合作社，那就很好了。

合作社正在经历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它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例如，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间，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

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上述矛盾。在生产问题上，一方面，合作社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的各个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个体经营的经济可以由自己作出适当的计划以外，都要服从合作社或者生产队的总计划。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要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许多人说农民苦，这种意见对不对呢？就一方面说来是对的。这就是说，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很低。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生活的水平逐步提高起来。这样说“苦”就恰当了。就另一方面说来是不对的。这就是说，解放七年来，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单单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其实，工人农民的生活，除极少数人以外，都已经有了一些改善。解放以来，农民免除了地主的剥削，生产逐年发展。以粮食为例，一九四九年全国产粮只有二千一百几十亿斤，到一九五六年产粮达到三千六百几十亿斤，增加了将近一千五百亿斤。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并不算重，每年只有三百多亿斤。每年以正常价格从农民那里购粮也只有五百多亿斤。两项共八百几十亿斤。这些粮食销售在农村和农村附近的集镇上，占了一半以上。由此看来，不能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至于简单地拿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较，说一个低了，一个高了，这是不适当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的生活费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说工人特别得到国家的优待。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以及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高了一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况作一些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

四 工商业者问题

我国社会制度的改革，除了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外，私营工商业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也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这件事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这个阶级矛盾是否完全解决了呢？还没有。还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但是现在某些人说：资本家已经改造得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甚至有人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也有人说，如果要改造，为什么工人阶级不改造？这些议论对不对呢？当然不对。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当然，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末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

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说已经没有了两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如果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两面性，那么资本家的改造和学习任务也就没有了。

应该说，这种意见不仅不符合工商业者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工商业者大多数人的愿望。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工商业者都是愿意学习的，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是经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也是重要的。工商业者的学习，应当以自愿为基础。许多工商业者在讲习班里学习了几十天，回到工厂，同工人群众和公方代表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语言，改善了共同工作的条件。他们从亲身的经验懂得，继续学习，继续改造，对于他们是有益的。刚才所说的那种认为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改造的意见，并不能代表工商业者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是少数人的意见。

五 知识分子问题

我们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知识分子中间也表现出来了。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

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

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就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强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

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象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象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行政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认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六 少数民族问题

我国少数民族有三千多万人，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比较从前大有改进，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地存在，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经过各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已经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

七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害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能够想出许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

八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进行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以上所说的观点，都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我在一九五0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已经这样说过：“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九 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

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学生、工人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能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十 坏事能否变成好事？

如象我在上面讲过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两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有二重性。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的正确，结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转变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现在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训。

同样，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当然是坏事。但是它教育了和锻炼了各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这就变成好事。在许多国家里，有一批人在这个风潮里退了党。一部分党员退党，党的人数减少了这当然是坏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处。那些动摇分子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退走了，大多数坚定的党员更好团结奋斗，为什么不好呢/

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占领，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成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十一 关于节约

我想在这里谈一下节约的问题。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

在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中，我们反对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而着重在反对贪污。一九五五年提倡过节约，重点是在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中。反对了过高的标准，在工业生产中，节约原料成绩很大。那时，节约的方针还没有在各部门认真地推行，也没有在一般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中认真推行。今年要求在全国各方面提倡节约，反对浪费。我们对建设工作还缺乏经验。在过去几年有很大的成绩，同时也有浪费。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在去年十一月中共二中全会更着重地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以后，几个月来已经开始发生效果。这一次节约运动必须彻底地持久地进行。反对浪费，同批判其他错误缺点一样，好比洗脸。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脸吗？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份子、工商业者、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总之，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十二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造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会快一些。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些时间，我国的钢产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万吨，发展到二千万吨，或者更多一点。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

关于经济问题今天不准备多讲。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的反映它和解决它。

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除了苏联以外，东欧一些兄弟国家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完全不错，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国情，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他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第三节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一 问题的提出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了，并不等于就万事大吉了。制度是由人建立的，也是由人巩固、发展和消灭的。而人是不断变化的。建立的制度再好，能不能向着共产主义的大目标顺利前进，会不会中途被篡改、修正、变质，皆取决于人，特别是取决于执政的共产党及其中央领导核心这群人。如果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共产党特别是党中央发生腐败变质，出现修正主义篡党，他们就会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扭转大方向，搞资本主义复辟，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名存实亡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如不能正确解决，即使今后再有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也难以避免苏东悲剧的重演。这充分说明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这一问题，已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能否继续前进的一个头等重大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指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应当怎样具体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社会实践经验，不可能深刻地提出和解决这一课题；列宁看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队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要求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间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但因列宁逝世过早，也没有来得及在实践和理论上完全而又系统地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虽然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但由于他在理论上不承认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直到他临死前一年才觉察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和冲突，如解决不好，还会出问题。

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事业所作出的远远超出他民主革命时期的最大历史贡献，就是在他的晚年根据中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特别是同赫鲁晓夫集团和我们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实践，系统地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可是，毛泽东同志逝世后，我们党少数人却利用当时中央多数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理论还没有真正理解，利用我们党五十年代末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的被毛泽东同志很快发现并立即领导全党进行了纠正的短时间的“左”的失误（这有时是不可避免的），又利用文革中许多受了冲击的同志有不满情绪，他们完全站在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立场上，秉承赫鲁晓夫之类现代修正主义的遗志，欺骗全党全国人民，“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及其伟大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然，他们也彻底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的论断，和根据这一论断提出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也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中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进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的反修性质。并且给毛泽东同志扣上从1956年以后甚至从建国以后执行了一条极“左”路线的大帽子，把毛泽东同志的后半生描绘成充满错误的后半生而大加挞伐。同时，却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推行的路线作为“邓小平理论”提出来，认可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把邓小平封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究竟是毛泽东背离了马列主义，提出一套“极左”理论，实行了一条“极左”路线，犯了一系列“极左”错误，还是邓小平等人提出了一套反马列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理论，推行一条极右路线，在中国从根本上否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复辟了资本主义。正如人民群众所说：“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两条根本对立路线，泾渭分明，其斗争焦点仍然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这里一个首要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

二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因为，只有党的主要领导人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科学地分析中国现实的国情，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才能正确地确定革命的主要任务，制定出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指导实践，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达到革命预期的目的。未有革命政党把主要矛盾判断错误而领导革命不失败的。自1840年至1919年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说明了这个问题。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正是因为抓住了旧中国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个主要矛盾，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表现的矛盾两个方面的不同，制定出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战略策略，正确地指导革命实践，夺取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新中国建立的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又及时正确地指出，全国胜利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党正是根据毛泽东同志这一新的论断，在批评了刘少奇等人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错误思想后，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在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一直存在着两种认识和两条路线的分歧和斗争。我们党从1956年以来至今，在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归根结底，都是源于对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是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性的问题。因为一个复杂的事物有多种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然有一种是主要矛盾，只要全力抓往这个主要矛盾，并加以正确解决，其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956年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到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纠正了“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的提法。至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通过的党章总纲中，又根据邓小平1979年在理论务虚会上的提法，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提法实质上恢复了“八大”的提法，又否定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断。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提法的这一发展变化过程，反映了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

那末，究竟应当怎样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首先都必须是反映人们社会斗争的矛盾，它是要表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而不能是反映人与自然斗争的矛盾，不是要表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因为人类要解决与自然界斗争的矛盾，要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固然是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但是，它只有首先解决生产方式，解决在一定生产方式中人与人的生产关系问题，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因此，推动人类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的动力，归根结底是推动生产方式社会形态不断更替发展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所以，历史上任何一种阶级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在前面认识论中已经论证过）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对该社会形态的存在和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矛盾，都不可能是反映人与自然斗争的矛盾，而只能是一定形态的阶级斗争的社会矛盾。例如，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正是这种不同社会形态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决定着不同社会形态的发展和更替，从而推动着人类改造自然的斗争，促进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促进人们从自然界中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促进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发展到高一级的社会。可是，党的“八大”和“十二大”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却根本没有涉及人们的社会矛盾，所表明只不过是人与自然界的矛盾，这怎么能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呢？如果这个论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历史存在过的各种社会形态，以及当今世界各国不同的社会形态，也都无不存在着需要和生产的矛盾，任何一种社会的人都需要首先解决吃饭问题，解决衣、食、住、行各类生活问题，岂不是都共同存在一个主要矛盾吗？这完全违背了各个社会形态存在的客观实际。因为人类要解决生活和生产问题，必须首先要考察影响生活和生产发展的动因问题，而归根结底仍然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在阶级社会中即表现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问题。马恩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既科学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又为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树立了一个光辉的范例。所以说把需要和生产的矛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仅是完全背离客观实际的，极其错误的，而且是十分荒唐的。这一矛盾不仅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不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例如到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虽然阶级和阶级斗争消失了，但其主要矛盾只能是人们在从事生产斗争中形成的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之间的矛盾。

那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否正确呢？是正确的。并且它不仅对我国是正确的，而且对世界上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是正确的。因为毛泽东同志这一论断，不仅是根据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后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发展，特别是阶级斗争情况的发展，而且是根据苏联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情况的发展，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方法科学分析，综合出来的，是符合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的。

回顾我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和两种对立意见发展的历史过程，就会加深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的正确性的认识。1956年党召开“八大”，我国才刚刚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尚未明显暴露出来。特别是资产阶级敲锣打鼓欢迎三大改造的热烈场面，给人们一种错觉，好象资产阶级一下子变成了社会主义的积极拥护者，看不到还存在阶级斗争了。党的“八大”正是在这种政治形势下通过政治报告决议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同时，在常委通过的决议中，没有“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是在常委通过后，把这句话加上未经毛主席看就提交大会通过的。几天后，毛主席就指出“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决议里看不到我们国家还有阶级矛盾。这时，毛泽东同志虽然还没有明确具体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矛盾，但他已经对“八大”的提法明确表示不同意。显然他正在进一步深入思考和认识这个重大问题。任何一个事物，当它的内在固有的矛盾未明显暴露以前，人们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它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常识。这一情况充分说明，当时“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完全是某些人的主观臆断。因为当时还不具备提出这一重要论断的历史条件。

就在党的“八大”之后半年多的时间，在匈牙利、波兰事件和赫鲁晓夫集团大反斯大林，开始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帝国主义、国际资产阶级和各国反动派，掀起了反苏反华反共的逆流。我国少数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借我党整风之机，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公开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党立即在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并取得了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以后的第一次大规模阶级斗争的伟大胜利。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暴露了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取得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形势下，在政治思想领域里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它用客观事实和社会实践证明了“八大”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是根本错误的。毛泽东同志正是根据我国反右派斗争的实践和当时整个国际上已经越来越明显暴露出来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进一步看清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并将长期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一客观情况，才于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断然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问题错误提法公开纠正。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得到了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一致赞同，并为1958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的正式肯定。如果说“八大”时我们党提出并通过了一个错误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是由于当时这一矛盾在我国还没有明显暴露出来，人们还不可能正确认识它。那末，在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正确论断，并经过二十多年我国和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检验完全证明它的正确性的情况下，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等人操纵下又否定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正确论断，恢复了“八大”的错误提法，这就不符合人们的正常认识规律了，当然它也从根本上背离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纵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的有关文件，和社会上许多专家学者的有关论著，否定毛泽东同志关于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论断的根据，主要是认为我国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大多数已经不具有阶级斗争性质，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认为毛泽东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脱离我国国情，人为地制造和扩大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而犯了“极左”的错误。

这样的论述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我国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上存在着的各种矛盾大多数已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仅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吗？不！绝不是这样。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没有随着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而停止下来，相反，“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它被推翻而加强十倍”（列宁语）。我们能够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但不能剥夺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时企图把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1957年我国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不到半年，原来敲锣打鼓欢迎改造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就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几千年来剥削阶级和私有制形式的传统政治思想道德观念的影响也不可能立即被消灭，还广泛存在着，并且根深蒂固，十分强大；现代国际国内资产阶级思想及其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侵蚀也十分普遍；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习惯势力更是象汪洋大海一样广泛地存在着；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一时一刻也没有放松。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情况一定要反映到我们党内来的。所有这些情况造成1956年以来我们党内发生了多次惊心动魄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长期大泛滥，目前我们的党和政府已发生极其严重的腐败变质，我国的社会主义已面临种种危机。所有这些活生生的事实难道不都是阶级斗争吗？这样同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生死攸关严重激烈的阶级斗争，难道还仅仅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且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吗？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里，只要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它就必然是各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这是由阶级斗争这对矛盾双方的斗争性同一性所决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双方，共处于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统一体中，既是斗争的，又是同一的。斗争是无条件的，永恒的，绝对的；同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二者的同一性，不仅表现为相互依存，而且表现为互相转化，互变其位置。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有两种趋势：一种情况是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主动自觉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思想意识的阶级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无产阶级越来越强大，其阵地也越来越扩大，而资产阶级越来越削弱，最终走向灭亡。到那时，无产阶级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随之走向灭亡。从而使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主动自觉地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阶级斗争，放松警惕，麻痹大意，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任凭资产阶级进攻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下，二者各向着对方的位置转化，即无产阶级由统治阶级又转化为被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又由被统治阶级再转化为统治阶级，从而发生社会主义社会变质，资本主义复辟的悲剧。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其他各种矛盾中，都不具备这样的同一性。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决定社会主义社会生死存亡和其它一切矛盾如何发展而成为主要矛盾的原因。前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对这个问题倒看得十分清楚。他在《苏联政变亲历记》中说：“只要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指阶级斗争），那么他们是否继续声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他所说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修正主义，他所说的“别样的社会”就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社会。马特洛克真是说到了要害处。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正是由于抛弃了阶级斗争而纷纷垮台了吗？由此看来，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虽然还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矛盾的看法，是一种不懂唯物辩证法的完全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欺人之谈。他们把矛盾对立的双方完全看作是死的凝固的状态，不是看作能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可转化的状态，因而看不到这一对矛盾的发展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内容和形式及其发展前途，因而他们当然就不可能深刻地认识这对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生死攸关的主要矛盾。他们总是说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但就是不懂得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是必须坚持阶级斗争，必须坚持用政治统帅经济，必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否则，不仅不能发展生产力，还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亡党亡国。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他们的这种认识才真正是完全脱离中国国情的，“一害革命，二害人民”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思想。正是由于这种极右思想的人一味坚持他们的错误立场，他们的政治代表又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才把毛泽东同志经过社会实践反复检验证明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说成是“极左”。从而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一正确认识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搞清楚了，这就从根本上找到了党内两种理论和两条路线对立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展开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深入讨论。

三 关于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问题

我们认识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明白了能否解决好这个主要矛盾，是能否解决好其他一切矛盾的关键，那么，我们理所当然就必须把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全党指导一切工作的总纲，作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党的基本路线。显然，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工人阶级、共产党和党的高级干部在内，都时时受着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每个人的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的情况下，作为执政的共产党，如果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放弃了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分析问题，放弃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必须改造自己（包括每一个共产党员在内）的主观世界，那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情景呢？那就必然出现象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起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辩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正是鉴于这样十分危险的情景，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在实践中认识、总结，不仅从中国的情况出发，还从苏联，乃致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出发，终于于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完整地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断经受着社会历史实践的检验，愈益显出它不朽的真理光辉。

可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却无视我国社会还存在着严重阶级斗争的现实情况，完全凭邓小平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臆断，错误地否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经过社会实践反复检验，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另提出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说这才是我国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唯一正确的基本路线。那末，就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基本路线”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吧！

这个“基本路线”所说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从字面上看，似乎兼顾得非常全面，下面我们作以具体分析。

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是对的。但是，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使人们看得非常清楚，我们党并没有在经济建设上花费多少精力，而是把精力主要花费到“改革开放”上了，那末为什么要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原来其本意是用来对抗和排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因为按照邓小平设计的兰图搞改革开放，就是要用资本主义制度改造和取代社会主义制度。这就必须首先改变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关键是改变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使人们抛弃阶级斗争，不讲阶级分析，不问政治方向，埋头搞经济建设。不如此，如果人们识破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本质，谁还跟他走呢？于是打出了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张牌。你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就说现在基本上没有阶级斗争了，中心任务是搞经济建设，你再搞阶级斗争是脱离实际，干扰经济建设，是“极左”。谁不盼着快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使国家富强，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呢？再加上过去搞阶级斗争时由于种种原因，出过扩大化，误伤过一些人，经这么一说，确实很能迷惑一些人，跟着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

但是，我们如果联系实际情况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毛主席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绝不是不要经济建设为中心，恰恰相反，正是为了维护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保护和充分解放我国社会生产力，避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复辟，从而使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搞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使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共同提高。这个道理本来已为毛主席生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证实了。可是这些年来，由于大量歪曲事实的舆论宣传，却又把一些人搞糊涂了，以至一些人一提到阶级斗争就摆头，认为是“极左”，这完全是一种误解。那末，这些年来不搞阶级斗争了，经济建设上去了没有呢？生产力发展了没有呢？我国的生产力不仅没有获得明显发展，反而遭到比如解散人民公社，农村又恢复到个体小农经济；多年来搞的农田水利工程和已有相当程度的机械化遭到了严重破坏；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又倒退到十分落后的人、畜力原始耕作方式；在工业生产方面，第I部类（生产资料）生产仍很落后，技术含量高主要标志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国有工业企业，由于改制，导致纷纷破产，大量先进良好的设备停用了，生锈了，损坏了，报废了，目前还未破产倒闭的国有企业，由于缺乏资金，不能技术更新，原来的设备陈旧，无法换新。而得到大力扶持发展的私营工业企业，技术含量很低，设备落后。所以从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特别在第I部类生产方面是倒退了。在尖端科技上，除了毛泽东时代遗留下的“两弹一星”和火箭技术以外，并没有多少新发展。这里需要一提的是，本来在文革中，我国的大型飞机制造业，在尖端科技上已取得很大进展，八十年代初造成的两架样机已试飞成功，引起西方很大震惊，美国波音和欧洲空中客车公司都派人来参观，担心要失去中国这个特大市场。可是，由于这个成果是文革时期搞出来的，国家有关部门硬是停拔经费，有关领导部门相互踢皮球谁也不管，以至将样机锁进仓库毁掉了，科研组解散了，高科技人员流失了。就这样，我国的大型飞机制造业完全可以迅速赶上美国的机遇白白丧失了。致使我国至今在这个领域内技术仍很落后，不得不花几十倍上百倍美元进口美国、欧洲的大型客机。这是一件令国人极为愤慨的事。还有坚持走集体化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用毛泽东思想育人的南街村，取得了震惊国内外的十分突出的成就，理应作为一面旗帜，组织全国大力学习推广，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可是新闻媒体却很少报道，在张爱萍将军多次参观后写信要求中央电视台播放南街村的情况下才播放了一次。而对全国带头分地单干将生产关系拉向倒退，至今才勉强解决温饱问题的小岗村，却作为全国先进典型一面旗帜大力报道宣传。这充分说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是为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服务的。当一个典型（如南街）尽管很能促进我国广大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生产力发展，但在政治上却不利于否定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时，是宁可牺牲经济建设和生产力发展的。试问，这叫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当然这20多年来，在第II部类生产（既消费资料生产）方面还是有很大发展的，如电脑的广泛使用，自动化控制，家用电器、普及电话等等。同样，如果按照毛泽东的路线办，照样可以做得更好，如南街、华西就是典型。

下面再让我们来看看两个基本点吧。先说“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可以说这是邓小平路线的重中之重，是核心。事实上，不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好，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好，都是必须服从改革开放这个核心的。改革开放到底是什么呢？是改制。其实质就是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原则，改造我国已经建立并实行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到今天，经过了20多年的改制，我国基本上已经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取代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用大部分的政治、思想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取代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大概现在仍然口头上坚持（不是实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仅是个空壳的东西了。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则是抽掉实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只能是别样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都可以按受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重要思想了。

如果说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泽东时代的总纲，那么，“改革开放”就是邓小平时代的总纲。由此看来，真正同以阶级斗争为纲对立的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改革开放。正是为了改革开放，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改变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是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所以才必须让人们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防止人们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观点识破“改革开放”的实质。由此我们可以看清，经济建设不但在毛泽东时代和阶级斗争相比是目和纲的关系，在邓小平时代，和改革开放相比也同样是目和纲的关系。只不过现在不直说罢了。

那么，搞“改革开放”是不是真的不要搞阶级斗争了呢？绝对不是！在客观上还实际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任何政党任何个人任何群体要从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斗争，都是回避不了阶级斗争这个客观实在的。问题在于是搞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是搞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邓小平搞的不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毛泽东搞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其根本区别就在这里。邓小平是要麻痹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的斗志和阶级警觉性，而纵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肆无忌惮地向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进攻，以达到在一片“和平”声中，“歌舞升平”中，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代之以“走资派”上台，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而毛泽东所以要紧紧抓住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这个主要矛盾，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放，就是教育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时刻牢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绝对不能停顿不前，不能半途而废，还要继续革命，紧紧抓住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不放松，“抓革命，促生产”，真正沿着马列毛泽东思想开辟的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走下去，一直走到共产主义。南街村就是最好的榜样。

人所共知，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党中央就一直坚持批“极左”，实际就是批判毛泽东同志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从而形成了一股“非毛化”的逆流；进而发展到“非马列化”、“非革命化”、“告别革命”的逆流；以至发展到为历史的叛徒、汉奸、卖国贼翻案、评功、摆好的逆流。造成谁坚持革命，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就被斥之为“极左”、“僵化”、“陈旧”、“迂腐”、“顽固”；谁反对革命，抨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就被称为“英雄”、“思想解放” 。在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这样的政治局面，发生这样的咄咄怪事，难道是正常的吗？！这难道不是公开允许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卖国贼、反革命明火执杖地向无产阶级大举进攻吗？所以在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的社会里，那种叫嚷反对阶级斗争的人，一时一刻也没有丢弃过阶级斗争，他们口头上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假，极力推行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大举进攻是真。由此可见，坚持“改革开放”的纲领，就是坚持批“左”，坚持资产阶级斗无产阶级不许无产阶级斗资产阶级，坚持修正主义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许马列毛泽东思想批修正主义，如此而已，其有它哉！

下面再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基本点吧。这个基本点，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说来，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从20多年的社会实践来看，它基本上是虚设的。也就是说是做样子让人家看的。谁要是反对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搞修正主义，他们就可以马上挥舞大棒，你们看啊，基本路线上不是明明写着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吗。但是，他们对四项基本原则却从来不真心去做。恰恰相反，谁如果冒傻气当真去坚持四项原则，就马上给你扣上“极左”、“教条”、“思想僵化”、“反对改革开放”的大帽子来压你、整你，甚至用种种借口把你从领导岗位上拉下来。这就是造成我国长期以来“一手硬、一手软”的根源。的确，在平息“六四动乱”时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喊了一阵子，好心的人们，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共产党人曾对此寄于希望。然而好景不长，至1992年春邓的南巡讲话，就把批“左”作为主要矛头了，就是批那些真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人了。这个时期，人们再冷静反思一下，原来“六四”运动，正是亿万人民起来反对邓小平阴谋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是以他的子女为代表的形成一个以高干子女家属为骨干的官僚特权阶层，搞腐败、搞官倒、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真正根源）伟大革命运动，而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在天安门广场立“自由女神像”，玷污毛主席挂像，不过是大江东去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而已，毫不值得奇怪。然而就是这样一场伟大的声势浩大的爱国革命群众运动，竟被他们调来的“隆隆”坦克和枪炮，残酷地镇压了。而要从根本上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从根本上纠正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反马列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理论和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路线，重新回至马列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才行。但是我们党没有这样做，而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举着四项基本原则换取人民的支持，一旦他们认为其统治巩固了，就马上对着真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人开炮了。以1992年南巡讲话为标志，我国在以“胆子更大一些，思想更解放一些”的口号下，出现了“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不问“姓计姓市”，变本加利大踏步地向着资本主义的私有化迅跑的局面。由于私营和外资企业的迅猛发展；由于改制造成国有公有企业纷纷亏损、倒闭、破产、管理混乱、腐败成风，政府强令大规模裁减；由于市场经济逐渐取代计划经济而造成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和激烈竞争造成的极严重的两极分化，大批工人下岗失业，大多数人收入减少，购买力降低，从而导致出现生产相对过剩，市场萎缩，国民经济增长率逐步下降，各种不可克服的社会危机日趋尖锐的严重局面。近年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日趋沉寂，私有化和走资化的调门越来越高，竟然发生了以下三件怪事：一是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在国家统计局主办的《中国信息报》上发表文章，公然要国有企业从196个行业中的146个行业“退出”，将涉及39231家工业国有企业重组改制，1376.3万职工下岗失业，7507.9亿元净资产出卖、转让，大刀阔斧搞私有化；二是出现了许多地方将资本家评为劳动模范，吸收为中共党员在各级党政机构参政议政决策；三是有人公开叫嚷要将中国共产党改为中国社会党。对于这些并非空穴来风的明目张胆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并且违反党纲党章和国家宪法的严重政治事件，尽管引起广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共产党人、广大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的极大义愤和广泛声讨，可是我们党中央及其主要领导人竟公然明里、暗里纵容和支持，这正常吗？这能说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吗？！

我们通过以上具体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完全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完全不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客观存在的矛盾、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出发，以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臆造出一个假的主要矛盾，制造一条貌似全面的基本路线，其实质是以“改革开放”为纲，以达到逐步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使我国沿着资本主义道路来发展经济的政治目的。而在当今被美国控制的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的国际形势下，沿着这条道走下去，势必导致我国走向殖民主义化，重新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法西斯独裁专政的黑暗的旧中国的悲惨境地。

第四节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

的重点和主要对象

我们认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继之必须进一步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和主要对象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生前曾谆谆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历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了？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有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道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书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评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结束语：哲学为政治服务

哲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各个阶级哲学的发展都是这样。

在中国古代，典型的例子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那个时代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代。而孔子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从其唯心主义哲学的立场出发，为维护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创立了以“仁”“正名”为核心的儒家学说；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说教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秩序，企图以德治、教化与惩治相结合，达到“克己复礼归仁”之目的。孔子创立的唯心主义“天命观”，是反对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革命的。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为推翻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曾涌现出一批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家。他们宣传“商鞅变法”，“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制天命而用之”（荀子），“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韩非）。他们创立的法家学派，为地主阶级革命的政治服务。其后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秦始皇，领导了横扫六合，统一中国的壮举。而当地主阶级确立统治地位后，至汉武帝时代，为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牢牢禁锢和束缚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精神，镇压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当时儒家学说集大成者、唯心主义的哲学家董仲舒又提出“三纲五常”。汉武帝即下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教便被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反动统治服务了两千余年（当然，汉武帝是形儒实法）。

在中国古代是如此，到了近代、现代也是如此。从十九世纪末期，资产阶级思想家严复，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家邹容、陈天华、章太炎，一直到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时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他们最有生气，他们办的《民报》、《苏报》、《大江报》，为革命大造舆论，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谭嗣同、陈天华、邹容为宣传革命，不惜献出自己年青的生命。

后来，蒋介石建立 反革命政权的时候，同样也是须臾不能离开资产阶级哲学，为其反动统治服务。冯友兰在其《四十年的回顾》中，讲了他过去为了适应国民党的需要，采取些什么哲学来骗他人。他讲他开始相信柏格森，以后相信实用主义，然后又转到新实在论，他用自己的经历驳斥了哲学不为政治服务的说法。在世界近代史上，无数事实都说明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写出新的理论，为其政治服务。英国曾出现了培根、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家，为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克伦威尔领导的革命斗争服务；在法国，狄德罗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百科全书派”，成了法国大革命的舆论先导；在德国，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都为当时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义统治的革命，确立资产阶级统治，造舆论，作贡献，同时，也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重要理论来源；还有，俄国以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一批唯物主义哲学家，也为当时俄国的革命运动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这些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家，各有特点，但都是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

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但是，我们党里曾有人（以杨献珍为代表）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它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种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俄国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去世后，又需要斯大林，写出了《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为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战初期，写出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等一批重要著作，都是适应当时革命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在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而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在扩大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都是适应我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最好理论武器。

尽管他逝世后，由于华国锋等同志没有远见和软弱，被一些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复辟了资本主义。然而，即使如此，仍然出现象南街村这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典范。这就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和震撼力。南街的方向正是中国农村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坚持和宣传南街道路，宣传南街村所遵循的科学理论，正是在当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还有，为纠正被实践和事实所证明是错误了的某公“理论”，周秀宝同志发表的《正评》以及不久前他发表的《关于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及资产阶级是否重新产生了的问题》的文章，无疑为当今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回顾这二十年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党内的右倾复辟势力占据了领导地位后，他们正是打着“务实”，反对政治挂帅，反对理论为政治服务的旗号，搞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他们所要检验的真理，正是经过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了是真理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所以提出这样的口号，就是为他们砍旗丢刀子，背叛马列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政治服务。因而他们反对哲学为政治服务，理论为政治服务，其目的就在于从思想政治上麻痹全党和全国人民，用反革命的理论对抗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走资本主义道路。御用“理论家”们鼓吹“座标论”，“目的是没有的，走一步，看一步，造成既成事实”，进而公开叫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近几十代没有希望”，搞资本主义不要“犹报琵琶半遮面”，急切地想实现他们资本主义“必然”“要来”的希望。他们的用心和当年赫鲁晓夫如出一辙。赫鲁晓夫之流反对哲学为政治服务，大讲没有政治的经济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贩买“三卖”“二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理论，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反对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国家，扑灭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帝反殖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对内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质是纵容和支持自上而下一小撮背叛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走资派上台，历经勃涅日列夫，戈尔巴乔夫，完全复辟了资本主义。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高举的理论和旗帜，对外宣扬所谓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而反对当今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科学判断，推行其“三降一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严重破坏了菲律宾、斯里兰卡，直至柬共领导几十年的革命武装斗争。他们的罪责是难逃的；对内根本背叛了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政策，背叛了社会主义，鼓吹“不问姓资姓社”，也“不问姓公姓私”，逐步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变为现实。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毛泽东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正是经过千百次的革命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真理，这也是毛泽东同志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突出阐述的科学真理。让我们高举着马列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踏着革命先烈的血迹，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英勇奋斗吧！

毛泽东哲学纲要

第一章 绪论

第一 节 哲学上的主要矛盾——必然与自由

引 言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不但是政治家、军事家，而且也是哲学家。毛泽东学识渊博，对历史、哲学、军事、文化等有着很深的造诣。这是他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作为历史巨人的一个极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以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三者融合的产物。毛泽东是中国优秀哲学遗产和马克思主列宁主义哲学真正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是属于世界的。

毛泽东一生对哲学情有独钟。他在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哲学世界观贯彻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并写出了大量丰厚的让人爱不释手的杰出论著。他真正使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和讲话是很多的。任何人只要认真研读毛泽东的哲学论著就不难品味和体会到毛泽东为重新改造哲学体系，构造了一个系统面又严密且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学习掌握和运用的哲学体系——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

他是善于将传统理论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加以革命改造的大师。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哲学体系；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哲学，特别他将辩证法加以革命的改造，把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和若干范畴，进行深刻的思索和研究抓住其内在的逻辑性，揭示出其“实质和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规律和范畴都可以运用这个本质规律给以解释和说明。毛泽东不仅继承了马克思列宁的哲学，而且完成列宁哲学的未尽事业，揭示并系统地论述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间的最根本规律；还创造性地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科学而系统地阐述了认识发展的过程，深刻地揭示出认识发展的规律，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并继马恩作资本主义矛盾论（即《资本论》），列宁作帝国主义矛盾论（即《帝国主义论》）之后，而创造性地作了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矛盾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除了以极大的精力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探索和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之外，他思索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结合新的时代指导革命建设的需要，便于人民群众掌握的需要，加以根本的革命改造。他认为，根据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是同一个东西的原理，说哲学就是辩证法，哲学就是认识论，哲学就是逻辑学，都是可以的。而且毛泽东更强调哲学就是认识论，他在1964年8月，在同周培源等谈话时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并希图用认识论来统率整个哲学体系，使原来的“两大块”或“四大块”改造为一元化的统一的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的哲学宇宙观体系。

毛泽东认为整个哲学是围绕着如何正确地解决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的矛盾而展开的，亦即围绕着人类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即认识世界发展的“必然”），从而获得更大的“自由”而展开的。为此，就引出了本文着重谈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一对最基本的范畴（或者叫总纲）必然与自由的理解。这是因为一切哲学体系的唯一目的，都是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列毛泽东哲学体系，唯一目的也是为着正确的认识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并运用这个规律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即由“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

一、必然与自由的辩证规律的科学含义

毛泽东从20世纪4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建设最艰难的岁月里，为了批驳“左”的和右的修正主义思想，结合总结经验，深刻研究和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曾经多次讨论和阐释必然与自由的科学含义。

194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已经20年，在思想政治组织上已经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已完全成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对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认识已完全由必然达到了自由的境界。这个时候，毛主席为了使全党普遍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克服主观主义，首先在高级干部中通过整风方式，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批判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端正和提高执行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觉悟。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认识论的高度，阐述了必然与自由的哲学内涵。

必然——客观存在的规律性。

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然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而主观唯心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是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象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糊涂的。他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他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二、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1921年党的建立到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24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1942年冬天到1945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期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统一了认识。至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但是到1927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30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30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3万人，就是说，不到30万人的十分之一 。究竟是那30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3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了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3万人的军队，比起那个30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刘少奇在报告（1962年七千人大会）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吃了一些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后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的一 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20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地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 。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1960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规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1960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1961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到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处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1960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 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的国家，资本主 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中世纪。从17世纪到现在，已经有360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18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9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期以前，在17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 主义经济，对于 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比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余，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为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重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总结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1961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 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12年了，这12年分为前8年和后4年，1950年到1957年底，是前8年。1958年到现在是后4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4年的经验，这个 总结，反映在刘少奇的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60条，工业企业70条，高等教育60条，科学研究工作14条，这些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个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然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 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 ，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8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 个 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1958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 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 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提出，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 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期，碰过一 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一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1930年以前入党的，20年 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 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总之，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三、结论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必然和自由是哲学的最基本矛盾。我们所以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哲学世界观武装头脑，其最根本的目的，或者说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正确地认识世界的必然，并根据认识的必然制定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人们的实践，而能动地改造世界，从而获得自由。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人们学习哲学，掌握哲学，运用哲学，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认识事物的必然，并运用这一正确的认识去指导实践而能动地改造世界，使人们获得自由，自觉地主动地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推动历史前进。因此，必然与自由成为哲学的主要矛盾。

第二节 哲学发展的基本矛盾

一、哲学的基本问题——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

哲学所要研究和把握的是人们所处的整个世界，乃至整个宇宙。这个现实世界的无限多样的现象归结起来，无非是两大类：一类是物质现象，一类是精神现象。这是对世界上纷繁复杂的诸多现象的最一般的最高的概括。对于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这两大类现象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任何哲学体系都必然进行研究并作出回答。

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恩选集》第4卷第219页）

思维和存在或精神和自然界，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包括着许多相互联系的方面，恩格斯在《路德维·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特别突出了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是思维和存在或精神和自然界“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同上书第220页），即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此外，“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即思维能否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同上，第221页）

世界的本原是什么，是精神还是物质，它们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也就是归根到底谁先谁后，谁依赖谁，谁决定谁的问题。表现在历史观上就是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二者谁决定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思维和存在关系中最为根本的方面，也是全部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贯穿于包括历史观在内的全部哲学问题之中，并且规定其解决全部哲学问题的基本方向。任何哲学家在表明他对世界的看法时，都不能不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而且实质上只能作出唯物的或唯心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凡主张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物质是世界的本原、本质，而精神只不过是高度发展的物质——人脑的机能的，都属于唯物主义观点。凡是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的，精神是世界的本原、本质，而物质只不过是精神的产物或体现的，都属于唯心主义观点。历史上的一切哲学都按照这两种不同的观点而分别属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基本的哲学派别，除此之外，并没有真正独立的第三种派别。

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的规律是同一的。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这是恩格斯多次阐明的论点。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当然，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说二者同一性，不是说二者等同，不是说思维等同于存在。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人脑的机能）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成为事物。恩格斯举了这方面的例子。也可以拿我们的人民大会堂作一个例子。人民大会堂现在是事物，但是在它没有建设以前，只是一个设计的蓝图，而蓝图则是思维，这种思维又是设计工程师们集中了过去成千成万建筑物的经验，并且，经过多次修改而制定出来的。许多建筑物转化成人民大会堂的蓝图——思维，然后蓝图——思维交付施工，经过建设，又转化为事物——人民大会堂。这说明蓝图能够反映客观世界，又能够转化为客观世界；说明客观世界可以被认识，人们的主观世界可以同客观世界相符合，预见可以变为事实。同样，南街村这个客观事物，也是可以被人们的思维所认识的。

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唯物主义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为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恩选集》第二卷第112页1995年版）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

明确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在全部哲学问题中高于一切的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揭示了各派哲学的根本立场和它们之间的根本分歧，从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与鉴别各派哲学实质的根本标准。其次，它还为我们指明了在实际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思考问题与处理问题时首先必须确定的根本出发点：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还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所以，哲学基本问题也是实际工作中的基本问题。最后，不同哲学分属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大对立和斗争着的基本派别，也就是哲学上的党性或党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因此，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就要自觉地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各种哲学流派和思潮进行具体分析，反对和抵制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

古往今来，哲学家们在围绕着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特别是物质和精神何者为世界本原的问题进行争论的同时，还要对这个世界究竞处于怎样一种状态作出回答。这些问题包括：世界上各种事物和现象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还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关的；是发展变化的，还是静止的；如果有变化，只是数量增减，简单重复，还是由量变到质变，由低级到高级曲折上升的；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外力的推动，还是内部的矛盾性，等等。这反映了两种根本对立的发展观，它体现了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或宇宙观。所以在哲学中既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又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

二、两种宇宙观—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

在哲学中既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又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6页）前面谈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现在再谈谈两种宇宙观，即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最后再介绍这两个对子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于两种 宇宙观（亦称世界观）。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的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列宁说：“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观点是：（一）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二）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2页），列宁说的就是两种不同的宇宙观。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位。在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于是，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还要永远的存在下去。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简单地从事物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它种质的现象。这种思想，在欧洲，在17世纪和18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则是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也不变”（《汉书。董仲舒传》）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这是清楚的，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即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动物的单纯的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地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样，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帝国主义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日本变为帝国主义的日本，这些国家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长期地被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化到一个自由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方向去，中国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整个地球及地球的部分的地理和气候也是变化着的，但以他们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相比较，则显得很微小的，前者是以若干万年为单位而显现变化的，后者则在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乃至几年或几个月（在革命时期）内就显现其变化了。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唯物辩证法是否排斥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斥。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时常存在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十月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误，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1927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期，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世界，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后来，经过列宁，又发展了这个伟大理论。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

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总是同时交织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哲学中的这两个“对子”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的区别在于它们所回答的是哲学中的两个不同的问题，因而辩证法并不等于唯物主义，形而上学也不等于唯心主义。比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可以承认世界是联系的和发展的，但唯物主义主张的是客观世界联系和发展，主观的辩证法不过是客观世界的联系和发展在人脑中的反映；唯心主义则认为存在的只是某种精神的联系和发展，客观事物的辩证运动只是这种精神运动的表现或投影。就是说，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都有唯物和唯心之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各有辩证的和形而上学的区别。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前者从属于后者，后者又受前者的影响和制约。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所以从属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因为：第一，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一般说来，首先需要解决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然后才进一步解决这个世界的状况怎么样的问题。第二，如何解决世界的本原或本质的问题，规定了解决世界的状况怎么样问题上的方向。究竞是唯物地还是唯心地解决世界的本原问题，对于能否具有彻底的辩证法，就起着决定的作用。第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作为两种宇宙观虽然古已有之，但从来不存在什么游离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外的独立的辩证法或形而上学的哲学派别，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总附随着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所以，从独立的哲学基本派别上看，归根结底，只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而不存在外加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四军对垒。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对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从属性质和“附着”状态，决不意味着前者对于后者是无关紧要的。恰恰相反，是辩证地还是形而上学地看世界，虽然并不是对世界本原的问题的直接回答，但却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因为客观世界本身既是物质的，又是辩证联系和发展的，正确地如实地揭示世界的本质，不仅要坚持唯物的观点，而且要坚持辩证的观点。没有辩证的观点就不可能把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到底，就不可能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虽然在解决世界的本原问题上是正确的，但由于不懂得辩证法，致使他们不能有力地反击唯心主义，而且自己也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滑向唯心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自觉地结合起来，成为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随着科学飞跃的发展，客观世界发展的辩证性质越来越得到充分的证明，而形而上学则不断地变换其形态，以阻挡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因此，坚持、捍卫辩证法，揭露、批判形而上学的错误，是哲学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在解释太少了。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列宁还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见列宁《关于辩证法问题》）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

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而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在哲学里面，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的统一 ，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事实上，无论那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都有形而上学，都有毒草。苏联那里的许多怪议论，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这种斗争，要永远斗争下去，每一个阶段都要前进一步。

任何一个人，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你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教人们也这样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的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象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

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

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来以后就有办法了。比如，过去把剧目控制得很死，不准演这样演那样。现在一放，什么《乌盆记》、《天雷报》、什么牛鬼蛇神都跑到戏台上来了。这种现象怎么样？我看跑一跑好。许多人没有看过牛鬼蛇神的戏，等看到这些丑恶的现象，才晓得不应当搬上舞台的东西也搬上来了。然后，对那些戏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有人说，有的地方戏不好，连本地人也反对。象这种戏演一点也可以。究竟它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还有多少观众，让实践来判断，不忙去禁止。

现在，我们决定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从两千份扩大到四十万份，使党内党外都能看到。这是共产党替帝国主义出版报纸，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这一条我们跟苏联的做法不同。为什么要种牛痘？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发《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 ”，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对于一些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地反驳。比如人民日报登载的《说“难免”》那篇文章，说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是难免的，我们是用“难免”这句话来宽恕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一种有害的言论。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应当准备及时反驳，唱一个对台戏。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那篇文章，就是一个大难免论。我们的同志谁愿意犯错误？错误都是后头才认识到的，开头都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我们因为错误难免就觉得犯一点不要紧。但是，还要承认工作中不犯错误确实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要犯得少一些，犯得小一些。

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无论党内也好，民主人士中间也好，青年学生中间也好，凡是歪风，就是说，不是个别人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股风的，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就是说理。只要有说服力，就可以把歪风打下去。没有说服力，只是骂几句，那股歪风就会越刮越大。对于重大问题，要作为充分准备，在有把握的时候，发表有充分说服力的反驳文章。第一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

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一个原子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电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电子很轻，一个电子大约只有最轻的原子核的1/1800。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过结合得比较牢固。电子可有些“自由主义”了，可以跑掉几个，又来几个。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有主有次。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了。

关于闹事，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少数人闹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自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对立的意见。

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削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们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

社会上还有那样的人，骂我们的省委是“ 僵尸 ”。省委是不是僵尸？我看我们的省委根本就没有死，怎么会僵呢？骂省委是“僵尸”跟我们说省委不是僵尸，也是对立的。

在我们党内，也有各种对立的意见。比如，对苏 共“20大”，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就有反对和拥护两种对立的意见。党内的不同意见是经常发生的，意见刚刚一致，过一两个月，新的不同意见又出来了。

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我看那一年都会有主观主义。一万年以后就一点主观主义都没有呀？我不相信。

一个工厂，一个合作社，一个学校，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总之，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对立的方面。所以，社会上少数人闹事，年年都会有。

对于闹事，究竟是怕，还是不怕？我们共产党历来对帝国主义、蒋介石国民党、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怕，现在倒怕学生闹事了，怕农民闹事，这才有点怪呢！对群众闹事，只有段祺瑞怕，蒋介石怕。此外，匈牙利和苏联也有些人怕。我们对于少数人闹事，应当采取积极态度，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就是说不怕，要准备着。怕是没有出路的，越怕，它就越来。不怕闹，有精神准备，才不至于被动。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你准备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准备出大事，乱子就出来了。

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大家就鸣呼哀哉，痛苦流涕？当然，我们现在并没有打算回延安，来个“虚晃一枪，回马便走”。“七大”的时候，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县城都丢掉。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的存在。少数人闹事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这又是个难免论。但是，只要不犯大的路线错误，全国性的大乱子是不会出的。即使犯了大的路线错误，出了全国性的大乱子，我看也会很快平息，不至于亡国。当然，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一点回头路，有点回归，这还是很可能的，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皇帝，又来了皇帝，来了军阀。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国性的大乱子，那时总会有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人物来收拾残局，也许是我们，也许是别人。经过那样一次大乱子，脓包破了以后，我们的国家只会更加巩固。中国总是要前进的。

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假，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谁想闹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总有一天他还是要闹。凡是学生闹事的学校，不要放假，硬是来它一场赤壁鏖兵。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事闹输。

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 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一种是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且改正。一种是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闹得有道理，是应当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再一种是闹得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我们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不能步步后退，毫无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除了大规模的真正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段祺瑞搞的“三一八 ”惨案，就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能学段祺瑞的办法。

对闹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数人，少数人区分开来。对多数人要好好引导，加强教育，使他们逐步转变，不要挫伤他们。什么地方都是两头小中间小。要把中间派一步一步争取过来，这样，我们就占优势了。对带头闹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于带头闹，经过教育，可能成为有用之材。对少数坏人，除了最严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关，不要开除。要留在原单位，利用他当反面教员。清华大学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我们的总书记去讲话，就请他当反面教员。这样的人，又没有武装，又没有手枪，你怕他干什么？你一下把他开除，你那里很干净了，但是不得人心。你这个地方开除了，他就要在别的地方就业。所以，急于开除这些人不是好办法。这种人代表反动的阶级，不是个别人的问题，简单处理，爽快是爽快，但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没有尽量利用。苏联大学生闹事，他们就开除几个领袖人物，他们不懂得坏事可以当作教材，为我所用。当然，对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样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人，就必须实行专政。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象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淑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独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将在斗争中取得经验，受到锻炼，这是很有益处的。

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这一点，现在很多同志不清楚。坏事里头包含着好的因素。把坏人坏事只看成坏，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看问题，不是辩证地观察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坏人坏事一方面是坏，另一方面有好的作用。比如，象王明这样的坏人，就起着反面教员的好作用。同样，好事里头也包含着坏的因素。比如解放后七年以来的大胜利，特别是去年这一年的大胜利，使有些同志脑筋膨胀，骄傲起来，突然一个少数人闹事，就感到出乎意料之外。

对闹事又怕，又简单处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

按照辩证法，就象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

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如果一万年以后地球毁灭了，至少在这一万年以内，还有闹事的问题。不过我们管不着一万年那么远的事情，我们要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认真取得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

总之，工、农、兵、学、商、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都要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重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

列宁死后，苏联的辩证法少了。是说少了，不是说没有。他们有时强调斗争不讲统一，有时强调统一不讲斗争。这两种片面性都是形而上学，都是缺少辩证法。他们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矛盾，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赫鲁晓夫完全没有辩证法，只有形而上学。社会原因，是他们那里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停顿的时间太长，多年来已经形成一个高薪阶层，农村中出现了富裕农民。因此必然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形而上学，就是这些人的意识形态。

事情要从两方面看。既有高薪阶层，就一定有低薪阶层，既有富裕农民，就一定 有非富裕农民，而且后者总是占多数。有低薪阶层、非富裕农民，必然会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

因此，两种世界观，方法论的相互斗争，是必不可免的。辩证法代替形而上学，也必不可免。我们对苏联的前途是乐观的。苏联是列宁主义的故乡，是十月革命的产物，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共党是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党。现在，他们完全走到了形而上学，将来一定会从形而上学走到它的反面，回到辩证法。低薪阶层、非富裕农民总是要起来代替高薪阶层、富裕农民。辩证法总是要代替形而上学。

一种上层建筑如辩证法，代替另一种上层建筑如形而上学，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代替另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就要革命。总的趋势是这个革命必不可免，但是目前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

苏联的自然科学有辩证法，现在这方面发展得快。苏联的社会科学不大讲辩证法，斯大林的后期，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就没有多大发展。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走下坡路，滑到修正主义那边去了。

第五章 认识论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中，唯物论和辩证法是统一的，这种统一鲜明地体现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中。毛泽东同志对认识论问题十分重视。他说过：“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三者是一个东西。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学习哲学掌握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全部目的就在于正确认识事物的必然，并根据认识的必然而能动地改造世界，从而获得自由，推动世界的进步。因此，要学好哲学，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首要的基本的是要弄通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它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在人类历史上第 一次正确地解决了意识和存在的关系，从而使认识论，真正成为科学。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他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检验真理的标准等问题，指出了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

第一 节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毛泽东曾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了扼要的说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毛泽东选集》第二章《新民主主义论》第624-625页）

一 、唯物主义反映论

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这是认识论的出发点。围绕着这个问题，在认识论上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一条是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的唯物主义路线，一条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唯心主义路线。

唯心主义哲学主张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把物质世界看作是主观或“客观”精神的产物，把认识看作先于物质，先于实践经验的东西，否认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毫无例外地主张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认识路线。要正确解决认识问题，首先要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反对唯心主义先验论。

坚持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这同如何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也密切相关。

从反映论的原则出发，唯物主义哲学承认意识和它所反映的客观存在一致性，肯定人们能够在自己的思想、表象和概念中再现现实世界，即人们的认识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世界。所以，一切唯物主义都主张物质世界的可知性，反对不可知论。唯物主义反映论必然是可知论。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否认认识的对象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物质世界。从这点说，他们从根本上取消了对于这个客观物质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但是，他们也有自己心目中的“世界”，有自己理解的认识对象。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知识是头脑固有的，主观自生的，在他们看来，“存在就是被感知 ”，世界万物不过是“感觉的复合，人的意识不过是客观精神发展的产物，但是他们又认为，客观精神通过人的意识可以认识客观精神自身（包括它的派生物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就好比说神创造了世界和人，而人在神的启示下又可以认识世界，认识神一 样。因此，仅就对世界（各自心目中的世界）是否可以认识的问题而言，彻底唯心论者作了肯定的回答。不过，由于世界观上的对立，唯心主义可知论同唯物主义可知论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

对于世界可知否的问题，除了大多数哲学家作 了肯定的回答外，还有一 些哲学家作了否定的回答，这就是不可知论者。不可知论者的著名代表就是休谟和康德。休谟在在哲学基本问题上不直接回答世界的本原是物质还是精神，他认为人能够知道的只是自己的感觉，至于感觉之外是否存在客观世界，感觉是否能反映客观世界，这是不能回答也是无权提出的问题。康德认为，在意识之外客观地存在着一个“自在之物”，它引起人的感觉，但是人们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不能认识“自在之物”本身。现在资产阶级哲学也极力鼓吹不可知论。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就竭力否认人有认识意识以外的世界的能力。

不可知论者的基本哲学倾向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它错误地把感觉当作人的意识和客观事物的屏障，而不是看作它们之间的直接联系，并由此得出感觉是唯一可知的实在的唯心主义结论（休谟）。康德则把本质和现象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不理解本质和现象的辩证统一 。不可知论者之间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他们的共同本质是怀疑人类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可靠性，不相信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不可知论的社会作用是调和科学和宗教的对立，贬损知识，以便给宗教信仰保留和开辟地盘。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站在反映论的立场上，对不可知论进行了原则性的批判。费尔巴哈就曾指出，事物及其属性可以为人们所认识，正如同空气通过口、鼻和毛孔钻进我们的体内一样，人有足够的感官能够完整地、准确地反映外部世界。旧唯物主义者对不可知论的这种批判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却是不深刻不彻底的。

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也对不可知论进行了批判。例如黑格尔指出，不能把现象和本质分开，在现象和本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本质和现象是同一的，本质通过现象表现出来，人们可以通过现象认识本质，康德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不过是“没有真理的空洞的抽象”。黑格尔对不可知论的批判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恩格斯和列宁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但是，黑格尔毕竟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根本不可能彻底驳倒不可知论。

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真正驳倒不可知论。其关键在于把科学的实践观引入了认识论。恩格斯指出：对不可知论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 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21页）

实践之所以是驳斥不可知论的有力武器，就在于：第一，只有实践才能使我们的感性知觉的正确性受到确实可靠的检验。如果我们的知觉是错误的，那么由此得出的判断也是错误的，在实践中必然会失败。如果我们达到了目的，那就证明我们关于事物的观念同存在于观念之外的现实是相符合的，证明了客观世界是可以被人们所认识的。第二，实践可以创造出人工的认识手段，以弥补人的感觉器官之不足，如望远镜，人造卫星等等都是人的感觉器官的延长，都是人类的认识工具。人们可以通过实践造出电脑和一切最先进的科学仪器，感知到原来无法感知的事物。从无限发展的人类认识能力来说，没有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第三，从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人类思维，能够从事物的现象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个别中认识普遍，从有限中认识无限。

辩证唯物主义主张世界及其规律的可知性，决不是说现在就已经穷尽了对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认识。恰恰相反，已知的东西和未知的东西相比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辩证唯物主义可知论只是告诉人们，世界上只有未知之物，没有不可知之物；人的认识能力没有原则上不可逾越的界限。辩证唯物主义可知论给我们以科学的信念：只要勇于实践，勤于探索，任何客观事物的奥秘终究是可以被认识的。所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可知论是彻底的科学的世界可知论。

二、主体与客体

在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过程中，有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认识主体，认识客体和认识活动本身。要揭示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不能只局限于认识本身，而必须研究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

对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的理解，既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也有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区别。唯心主义哲学歪曲地解释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关系。主观唯心主义认为“自我”、“人的意识”是思维和行动的主体。例如费希特就把纯粹的“自我”看作行为过程中的人类意识，“自我”既是自身（主体），又是自己的对立面即“非我”（客体）。他把主体归结为人类意识，客体则是人类意识（主体）的创造物。客观唯心主义把思维的主体看作是在人之前就存在着的神秘的客观精神或者神，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这种神秘精神或神的创造活动的结果，作为认识和实际活动着的人，则是从属于神秘精神或神这个“真正主体”的。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把主体归结为意识或某种神秘的精神，指出人是认识和实际活动的主体。费尔巴哈认为，真正的主体是“实在的和完整的人”，意识、精神只是主体的特性。但是，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是狭隘的，他只看到人是有血有肉，有感情和知忧伤的生物，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生物学的本质，而丢掉了人的社会本性这一最重要的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了唯心主义观点，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唯物辩证地解决了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认识的主体是人，但不是抽象的纯粹的生物学上的人，而是处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具有社会性的现实的人。认别的主体当然有其自然的属性，但主体的最本质的特性是它的社会性、实践性。

毛泽东哲学继续和发展了马列哲学关于主体的观点。哲学书里通常只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但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的主体不只是一个一个的人，而有时是一个群体，一个阶级、一个政党。如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这时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也对认识的客体作出了科学的解释。它认为与主体相对应的认识的客体也就是认识的对象，它是进入实践活动领域并和主体发生联系的一切客观事物。认识的客体和认识的主体一样，也必须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去把握，那些还根本未进入社会实践领域的纯粹自然物，它只是自在的客观实在，而同人的认识与实践没有现实的联系，因而也就不成其为认识的客体。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是相对而言的。在认识过程中，它们彼此之间是相互规定的。某人是认识者（主体），是因为他认识着特定的事物，某物是认识的对象（客体），是因为有着认识它的人（主体）。否则，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就会失去意义。诚然，客观事物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但是，辩证唯物主义不是把对象看作直观的和抽象的理论活动的客体，而是首先看作人（主体）的感性物质活动，实践活动的客体。马克思主义在批评旧唯物主义对客体理解的局限性时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恩选集》第1卷，第16页）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正确地看到，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着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但它对这种关系的理解，却是直观的、消极的和被动的。在它看来，客体只是直观的对象，客观事物在认识中的反映，犹如照镜子的投影一样。这就是以直观为基础的消极的被动的反映论。这种反映论离开社会实践来考察问题，因而对主体和客体的理解都存在着片面性：它一方面看不到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看不到主体改变客体、主体客体化的辩证过程；另一方面又不懂得认识的对象总是人的革命改造，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转化的辩证过程。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它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消极被动的反映论有着原则的区别。

第一、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离开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来考察人及其认识不同，辩证唯物主义把科学的实践观引入认识论，从而正确地全面地解决了主体和客体间的相互关系。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这种能动反映是在实践中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主体以客体为前提，并受制于客体；另方面，主体又改变着客体，使之服从于主体的需要。在这里，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着双重关系：首先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并由此而产生出它们之间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双重关系中，人们既改造着客观世界，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即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不断实现着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转化。由此可见，只有实践才是正确理解，把握主体和客体之间辩证关系的基础，因而也是揭示认识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关键。

第二，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脱离辩证法不同，辩证唯物主义把辩证法贯彻于反映论，指出人的认识是充满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列宁全集》第38卷，411页）只有同辩证法相结合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才正确地解决了主体和客体、认识和实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等一系列关系，科学地揭示了认识是一个由不知到知，由浅入深的充满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

总之，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把辩证法注入于反映论，这就是唯一科学的认识论—辩证唯物论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第二节 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知和行的关系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同志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毛泽东同志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他对实践的涵义作了明确的科学规定，对实践的形式及其相互关系，对实践在 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透辟的和系统的理论说明。

一、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动

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同一切旧哲学认识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为了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了解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贡献，首先应该对实践的科学内涵作概括的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当然这并不是说明以往的哲学家都没有提出过实践的概念，都没有把实践同认识联系起来。事实上，在中外哲学史上，不论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有不少人使用过实践的概念，或对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加以探讨，甚至强调实践在求知过程中有重要作用。比如，19世纪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就曾说过：“理论不能决定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的”，“比渊博的引证更有用到无数倍的，却是实践，却是生活。”（《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554页）对此，列宁曾加以肯定，他说：“费尔巴哈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的基础”（《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42页）但是，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哲学家们，都未能对实践的概念作出科学的解释，没有抓住实践的本质特征，因而都是非科学的实践观。唯心主义者所讲的“实践”，要么把它说成是根本没有超出主观认识范围的纯粹观念的活动，要么把它说成是为了实现某些先验的理性原则或道德原则的活动；而旧唯物主义者所讲的“实践”，则是指人们之间生活上的交往或抽象的个人活动，例如费尔巴哈就把实践偏狭地了解为纯粹个人的自私行为。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唯一正确的科学的实践观。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时，对于什么是实践虽然没有下过明确的定义，但却从许多方面揭示了实践的本质和特征。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人的感性活动”、“客观的活动”，而这种感性活动并不仅仅是指人的感官同外部世界的接触，它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它体现了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能动的方面”。列宁也认为，实践是人们有目的改造世界的活动，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的“交错点=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一切旧哲学的实践观根本不同，它不是纯主观范围内的观念的活动，而是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它不是互相孤立的单个人的活动，而是相互联系的社会活动；它不是某种静止的活动，而是在历史中发展着的，并受一定的历史条件所制约的活动。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具有客观性，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等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把科学的实践观点引入认识论，并作为认识的基础，从而正确地解决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彻底驳倒了一切唯心论和不可知论，同时也克服了旧唯物论认识论的根本缺陷，使认识论真正成为科学。

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一步深入，实践的重要性愈益明显地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也得以广泛的运用和进一步发展。列宁在1918年初曾指出，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要变为实践，理论要由实践来鼓舞，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要实现改造中国的历史任务，就不能不重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尤其是鉴于教条主义对我国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就更加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问题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毛泽东同志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的合理思想，对实践本质特征和科学内涵作了进一步的界说和规定，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毛泽东同志强调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更加显明地揭示了实践的能动性特征。在他看来，“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作为主观对客观反映的认识，表现了人类这种自觉能动性；而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则更是强烈地表现了人类的这种自觉能动性。自觉能动性，不仅表现于通过实践能动地认识世界，更重要的乃是通过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这两个方面都是人类与其他物质的根本区别。很明显，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做或行动，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一种科学的界说和规定。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更加明确地结合起来，进一步指出实践主要是人民群众的实践。他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践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而这种社会性的活动的主体则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既是实践的主体，又是认识的主体，因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所讲的认识从实践中来，也就是认识从群众中来，认识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也就是认识要到群众中去，经过群众的检验。他说过：“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工作方法（草案）》1958年1月）他一贯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正是建立在实践是人民群众的实践这一科学的实践观点基础上的。

毛泽东同志对实践概念所作的界定，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定义，而且有着巨大的实践意义。它为我们党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批判“左”的和右的各种错误思潮，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三项基本的革命实践形式

实践的形式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科学体系时，对这一问题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思想，但是没有作出明确的和系统的概括。毛泽东同志继承发挥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实践的形式及其相互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和明确规定，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也更理论化系统化，更具有指导人民群众实践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从实践领域和范围的广阔性出发，提出了实践形式的多样性的思想。他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中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践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所以，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人类实践的领域和范围十分广泛，凡是社会的人们所参加的一切活动，凡是人们有目的地运用一定 的物质手段作用于外部世界，并引起外部世界变化的活动，都可称之为实践活动。当然，人类实践活动的形式也必然是多种多样的。这多种多样的形式，毛泽东同志又总括起来归结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基本的实践活动。其中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最重要的实践活动形式，它可以有力地促进生产斗争、促进科学实验等一切其他实践活动，它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科学实验是从生产斗争实践，尔后又从阶级斗争实践中逐渐分化出来的一种实践形式。

生产斗争之所以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因为它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 一定 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有的人否认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或者叫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阶级社会，十足见其唯心主义的嘴脸。

科学实验来源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实践，它又以其独特的魅力反作用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实践。它是人们为缩短认识世界的过程，有意识地选定某种实验对象，确定某种实验的环境和条件而进行的一种对客观世界的探索性活动，也是为正确地改造世界所进行的一种准备活动，在科学实验中，人们把认识和实践自觉地结合起来，反复实践、反复认识，从而使人的自觉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和集中的体现。由于科学实验具有特定的活动范围和特殊的活动方式，所以，被列为一种十分广泛的新的实践形式。毛泽东同志把科学实验确定为人类的一项基本的实践形式，有着重要的深远意义。现在的科学实验，不仅限于自然科学，也扩展到了社会科学。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科学实验同人类社会生活的联系将日益密切，科学实验的方法必定会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实验的重要性将愈益明显地表现出来。

毛泽东同志到晚年更加强调这三项基本实践活动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起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 多么危险的情景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293页）

三、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 认识论的一条基本的原理。毛泽东同志从实践是检验认识标准，认识的源泉，认识发展的动力和认识的目的等各个方面，全面地系统地阐明和论证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原理。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高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道：“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0页）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1963年11月18日，毛泽东同志在一个文件中更加明确地强调：“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真理，正因为它们是被无产阶级千百次的革命实践斗争所反复证实了是真理。可是建立新中国后，在50年代曾有人配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反对马列主义的需要在国内大反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至70年代末到80年代之后这股风越吹越烈。本来毛泽东同志一生最强调实践，最注重深入实践，深入群众，一切 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实事求是；是他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有人却借此来攻击否定他。可见“ 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实意图，正如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所指出的是“丢刀子”（即丢掉毛泽东这把无产阶级的刀子）、“砍旗”（砍掉毛泽东思想这面伟大红旗），而代之以他们所鼓吹的反马列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理论”和“思想”，作为唯一正确的“真理”和“旗帜”。这是不需要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进行检验的，谁要说半个“不”字，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这些观点才真正是和列宁所说：“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42页）和毛泽东所说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背道而驰的。

为了说明认识的基础是实践，我们首先看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同样，列宁不能在苏联社会主义刚刚建立之初，（他仅弥留了六年时间，还经常处于晕迷之中）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发展的许多基本规律，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还无这种实践，只有斯大林和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才能担当此项任务。但由于斯大林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领导苏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并且曾经对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规律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但由于他晚年思想上滋生了许多形而上学的东西，长期不承认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因而也不可能从社会实践完全揭示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中结合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顶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教条化”和“神圣化”的错误，探索和科学地认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客观规律；进而又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逐步认识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必然王国，1957年开始创立社会 主义社会矛盾论，至20世纪60年代结合国际上反对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以苏共赫鲁晓夫为头子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实践，结合国内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伟大斗争实践，总结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实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了 一个新的里程碑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身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自封为“创造性”地发展了“理论”和“思想”的“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绝对权威”“天才”“天下第一 ”，适足见其不身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 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革变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搞社会主义建设亦是如此），你就得参加革命（和建设）。一 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器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那些“知识里手”自封的“天才”之所以可笑，原因就在这地方。中国人有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正确认识实践和才能的关系问题，是认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同志从认识来源于实践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曾经尖锐地批判了所谓“生而知之”的天才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天才”问题的基本观点。天才即才能问题，是属于知识的范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指陈伯达等人）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坚持认识来源于实践的观点，还要对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特别到8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着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和计算机技术，还有纳米技术，基因工程等新科学、新技术的地位和作用，必须有一个明晰而又科学的解释。我们也必须只能站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立场上，这仍然是个哲学世界观的普遍规律与自然科学的具体规律，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关系问题。这些新科学、新技术，提供了越来越先进的认识工具，但永远也不能替代认识规律本身。例如电脑的广泛运用和迅速发展，使人们对事物运动状态（直接信息、如观察到的现象、事实）和关于事物运动状态的陈述（间接信息如经过加工整理的数据、资料、理论、观念）都发生了变化。信息可以被观察者感知，更可以被析测、提取、识别、存储、传迪、显示、分析、处理和应用。其中特别是信息库、信息网络的发展，不只是有助于知识的产生和传播，而且也促进知识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已经证明，电脑的制造和使用，可以代替人类的部分脑力劳动，从而为人类认识范围的扩大和认识能力的提高显示了可喜的前景。然而，必须认识到，不论人们吸取知识的方式、认识工具发生何种变化，它所吸取的间接经验总是以直接经验为媒介，总是以人们的社会实践为基础，否则，间接经验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不能真正被人们吸收。所以，从最终的来源看，一切对自己说来是间接经验的东西，对人来说仍然是直接经验；一切再先进的认识工具，也不能取代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普遍规律的指导作用。从而也表明认识客体，认识工具，永远也代替不了认识主体，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其次，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人类的认识是在社会实践的推动下，不断地深化和发展的。人们的社会实践一步又一步地由底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自然界方面，还是对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人们的社会实践决不会停止在某一点上，人们的认识也就不会始终停留在某一既定的水平上。

实践作为认识发展的动力，还表现在社会实践能够不断地为人们创造和提供新的认识手段和认识工具，从而使人们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工具是人 的器官的延长：锄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这些东西，既是人们改造世界的工具，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工具。新的认识工具的发明和创造，是人的认识发展的结果；同时，人们使用新的认识工具也反过来大大促进了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在现代的科学技术的条件下，要认识范围广阔而又异常复杂的外部事物，单靠人们自己的感官去接触事物，靠人的大脑思维已远远不够了。人类已经和正在通过实践创造出许多辅助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感觉和思维的工具，这些工具反映外界的功能（包括速度、范围、准确性等）在许多方面还超过了人的器官本身。特别如前面说过的电脑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认识能力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实践之所以为认识的基础，不仅仅表现在它是检验认识真理的标准，是人的认识产生的源泉，是认识发展的动力，而且还表现在人的一切认识还要再回到实践中，指导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

人们对世界的改造，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也包括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这里说的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就是要不断地探索新的更进步的认识方法，更好地解决思想和实际，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从而更好地使思想符合实际，使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起来，使人类在改造自然界和社会面前，不断地由必然到达自由，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把人的自觉能动性提到极重要的地位，使“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做或行动”完全放在了积极的，进取的和不断变化发展的基础上。

第三节 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

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论认识的飞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最近（指1964年）艾思奇在高级党校讲话说到这一点，这是对的。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但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 、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我（指毛泽东同志，以后同）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讲了哲学。一次不要讲得太长，最多一小时就够了。多讲，越讲越湖涂。我还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我这些话触到了有些人（指杨献珍）的痛处，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

一、由实践到认识

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作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已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哪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关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 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列宁全集》第55卷，第142页）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理性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

为了明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迫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我们再 来看战争。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人去指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的规律。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内容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时期，他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了，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太阳系和这些恒星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子. 天下》）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

现在，我们对许多事物都还认识不清楚。认识总是在发展。有了大望远镜，我们看到的星星就更多了。说到太阳和地球的形成，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推翻康德的星云假说（星云假说，是德国哲学家康德1755年提出的关于太阳系起源的一种 学说。这一学说把太阳系的形成看成是物质按客观规律运动发展的过程。）如果说对太阳搞不十分清楚，那么对太阳与地球之间这一大块地方也还搞不清楚。现在有了人造卫星，对这方面的认识就渐渐多起来了。我们对地球上气候的变化，也不清楚，这也要研究。关于冰川时期的问题科学家还在争论。

地球上的水，也是一开始就有的。最早的时候，地球上温度那么高，水是不能存在的。《光明日报》上前两天有一篇文章（指1964 .8.21登的郁之的文章《氢和氧化合成水是“合二而一”吗？》），讲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北京大学傅鹰教授说要几千万年，不知道《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鹰讨论过没有？有了水，生物才能生长出来。人就是从鱼进化来的，人的胚胎有一个发育阶段就象鱼。

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发生出来的。人类是发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发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同基督教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说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阶段。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了吗？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由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

事物在运动中。地球绕太阳转，自转成日，公转成年。哥白尼的时代，在欧洲只有几个人相信哥白尼的学说，例如，伽利略、开普勒，在中国一个也没有。不过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落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晋朝的张华在他的一首诗里也写到“太仪韩运，天回地游”。

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称守恒，后来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发现，至少在基本粒子弱相互作用的领域内，宇称并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这样？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这就是宇宙的发展。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

发电机是一个说明运动转化的很好的例子。煤炭燃烧的化学运动放出来的热，转化为使水蒸气体积膨胀的运动，然后又使发电机的转子旋转，这是机械运动，最后发出电来。

世界上一切都在发展变化，物理学也在发展变化，牛顿力学也在发展变化。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

事情往往出在冷门。孙中山是学医的，后来搞政治。郭沫若最初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了历史学家。鲁迅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大文学家。我（指毛泽东同志）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了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 。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搞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宣传工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岗山。在井岗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

我们这些人不生产粮食，也不生产机器，生产的是路线和政策。路线和政策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比方说“四清”、“五反”就不是我们发明的，而是老百姓告诉我们的。科学家要同群众密切联系，要同青年工人、老工人密切联系。

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我们身体里的各种细胞都不断地在更新，现在我们皮肤上的细胞就不是我们生下来时皮肤上的细胞了，中间不知换了多少次。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壅正手里衰落的。康熙有许多儿子，其中一个是壅正，壅正搞特务机关压迫他的对手，把康熙的另外两个儿子，第八个和第九个儿子，一个改名为狗，一 个改名为猪。

“分”很重要，庖丁解牛。恩格斯在说到医学时，也非常重视解剖学。医学是建筑在解剖学基础上的。

细胞起源问题要研究一下，细胞有细胞核 、细胞质和细胞膜。细胞是有结构的。在细胞以前一定有非细胞。细胞之前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从非细胞变成细胞。苏联有个女科学家[指勒柏辛斯卡娅（1871-1963）苏联科学院院士、细胞学家。]研究这个问题，还没有结果。

从以上毛泽东同志关于认识的谈话中，我们可以体会，一个正确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 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 ，在前面已经说的，这里再重复说一 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他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 ，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认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不可靠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在这里不是指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到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 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 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 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 个社会或一 个革命的认识）也是如此。

二、由认识到实践

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说，还只说到非重要的那一 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全集》第二卷，第443页）。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需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实践这一 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认识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造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99-200页）

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完成了，又没有完成。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么，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的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的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和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辆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绝对真理。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的思想、理论、计划和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性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右的错误思想。

下面我们再举对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加以说明。

首先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认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战争，中间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反复革命实践的比较，即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再实践、再认识，到抗日战争，经过三年半的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到党的七大完全统一了认识，认识了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在第一个时期（从党的创立到第一次大革命的时期），我们还是幼年的党，对马克思主义了解不多，对中国国情认识也不深刻。犯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既反对我党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领导军队，也反对依靠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当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结果无所措手足，招致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那个时候，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分析中国的农村。认识到农村不是平面的，中国社会也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中国社会不仅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之分，还有工业无产阶级、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之分；而地主阶级中又分为大地主和中、小地主；资产阶级中又分为买办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之分；而中等资产阶级中又分为左翼和右翼。毛泽东正是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最后得出了合乎中国这个客观事物实际的科学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可以说是我们党最早经过实践到达的理论认识。但那个时候，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并不在党中央占领导地位，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认识，既不将这个认识拿到实践中去检验，也更不会运用这个认识去能动地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结果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

当革命进入到第二个时期（1927.8-1937.7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又总结了第一次由胜利到失败的经验，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理论，并总结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同时又结合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提出了一套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总结和制定了一整套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等等。这可以说是经过第一次胜利、失败实践经验的比较毛泽东的第一次理论认识经过了实践检验，又进一步完善、丰富和发展了认识，产生一系列新的认识（即新的理论、路线、计划、方案），又经过实践检验，并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能动地改造中国这个客观世界。这时，因毛泽东虽不是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但却是一个红军（红一方面军）、一个地方（中央苏区）的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经过实践使中国革命又取得了第二次大胜利。但是，中央当时连续出现了三次“左”的错误路线统治，特别是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他们百分之百地贯彻共产国际“教条化”、“神圣化”的那套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理论、路线、计划、方案，结果导致了第二次大失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白区党组织损失百分之百，苏区和红军各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

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实践经验反复比较，中国共产党终于找到自己的伟大领袖，这就是经过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毛泽东领导下才逐步认识了中国革命这个客观世界。那时毛泽东同志写的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和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终于比较充分地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我们党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的政策，从而实现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我们才有了自由。此后，我党才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中，在毛泽东思想和他制定的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政策、战略、策略、计划、方法指导下，仅仅用三年多的时间，就打败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其次，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同志1962年1月党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科学地总结了对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过程。他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报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应当今后在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八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能比较做得好。但是，那时候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1956年开始，为了迎接新的建设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我们开始调查研究，努力走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建设路子来，这就有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实践活动，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经过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再回到实践中去进行检验，并指导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即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这样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

总之，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和比较完全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正是这样，经过反复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经验（正面的、反面的），系统地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但总结了正面的经验，而且总结了反面的经验，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级，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

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

一、必须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已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引自《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见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所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里程碑。它是经过反复的社会实践检验而证明了的真理，特别又为毛泽东同志 逝世以后20多年中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历史变化所一再地得到证明。

大力抓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极大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即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是对列宁关于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也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必然产物。毛泽东所以把大部分精力集中抓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改造世界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一个具有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服务。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同志经过实践，通过胜利与挫折反复比较，终于基本上认识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提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这就是“必须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按照农轻重的秩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更好地执行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以上转能自周恩来同志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1975.1.13）

全党全国人民正是在毛泽东同志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经过反复的实践、认识，逐步地认识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指引下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仅仅30年，走过了资本主义世界300年所走的路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据《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公布的资料表明：1950-1979年间，我国工业年均增长率为13.3%；而同期世界各种类型国家的发展速度都低于这个数字，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4.6%，发展中国家为7%，苏联、东欧经互会国家为8.8%。同期我国农业增长率为4.5%；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2.2%，发展中国家为2.9%，苏东经互会国家为2.4%。这就是说，尽管我国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因主客观原因（主观上对建设没有经验，还处在“必然”阶段，出现“刮五风”严重错误，客观上三年严重自然灾害，苏修逼债，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美帝及各国反动派猖狂“反华大合唱”）经济发展曾受到很大的挫折，加上文化大革命，因有四个年度“天下大乱”工业生产等方面下降或停滞，从1950年到改革开放前的1979年30年间，我国工农业年均增长仍都是世界上最快的速度。正是以这样惊人的速度，使我国到1975年，就已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世界上拥有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的五个核大国之一，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更重要地成果是在毛泽东同志生前我国取得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及其第一次伟大实践—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主要表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斗倒了走资派，夺回了被修正主义路线篡夺了的那部分权利；在经济基础方面，击退了走资本主义的“分田单干风”，巩固了农村以人民公社为体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极大地调动了人民公社社员走“农业学大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愚公移山，革命加拼命，重新安排祖国山河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工业建设方面，击退了修正主义的“一长制”、“专家治厂”利润挂帅，加强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工人阶级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成了企业的主人，“工业学大庆”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的办企业路线，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使国有企业出现了崭新面貌。这就使我国工农业生产和高科技发展取得了稳步增长和辉煌成就，并为以后更快更好地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方面，在教育、文艺、卫生等各条战线，都实现较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打破了封资修的一统天下，使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面贯彻执行，各方面面貌焕然一新。广大知识分子焕发了延安精神，努力走与工农兵相结合，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的唯一正确的历史必由之路。作为无产阶级的文艺精品，深受工农兵喜爱的一系列样板戏诞生。千百万知识青年踊跃上山下乡，在三大革命实践运动中经受锻炼。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改造大学，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把广大青少年培养成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根据毛泽东同志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全国农村普遍实行了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占我国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看病吃药难的问题，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成为世界一大奇迹，得到国际上广泛赞扬。我国各行各业都执照毛泽东同志的“五.七指示”所规划的壮美蓝图普遍办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所有这些丰硕成果，至今记忆犹新，令人神往。然而如此伟大的成就，却被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党内死不悔改的“还在走的走资派”从根本上否定了，他们不仅如此，还彻底否定了经过无数次的社会实践检验是科学真理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而恬不知耻把他们那些从修正主义祖师那里贩卖来的实用主义“唯生产力论”诡辩的热昏的胡话的破烂货，充当什么“理论”、“思想”，哗众取宠，自我标榜什么“当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曾几何时，他们的难兄难弟戈尔巴乔夫所谓“新思维”被他们吹捧为“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早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戈氏很有“勇气”，一丝不挂，赤裸裸地承认他的所谓“改革新思维”就是以“消灭共产主义为目的”的，现在他的目的达到了。这要比中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们坦率得多。中国的政治骗子们，至今仍然打着“社会主义”，“发展了的马列主义”的旗号骗人。然而历史的车辆是无情的，它只能骗人于一时，而不能骗人于永远！

将前后的稍加比较就会一目了然。自1981年以来自封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人，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由，一是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据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二是认为毛泽东同志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这就是说，毛泽东同志认为党内出了修正主义，“走资派还在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根据，是根本没有的事。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真理性意义前面已提到在后面的矛盾学说部分，还要深入说明；现在我们仅简要讨论一下，毛泽东同志是否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轻率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们以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即1966年）这样提出问题，是能够迷惑很多人的；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时间内，这样提出问题还是能够迷惑很多人的，因为当时大多数人一直都还没有看清我们党内出了修正主义、走资派，没有看清党内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斗争已相当激烈，这正是文化大革命遇到很大阻力，斗争十分复杂，出现多次反复的重要原因，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的少数领导人能够利用合法名义、以售其奸，能够利用大多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得以通过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决定的重要原因。但是，到80年代以后，伴随着我国“批左”，批文化大革命的黑风恶浪 而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迅猛泛滥，伴随着自上而下党政官员腐败并日趋恶化，以至酿出“89风波”险些亡党亡国；伴随着苏修叛徒集团肆无忌惮地推行所谓“改革新思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阴谋得逞，而发生的苏东原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资本主义复辟，国际共运跌入低谷；还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社会主义更加明显地向资本主义蜕变，各种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于是大多数人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实践的必要性逐步看清了，从思想认识上理解了。现在再这样提出问题恐怕已经很少有人受迷惑了。请听听近些年来老百姓（也包括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等）的普遍说法吧！“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打走资派时，咱老百姓还没有看清谁是走资派，还不大相信中央领导人中内有走资派，只是因为相信毛主席说的不会错，也跟着打。现在可看清了，走资派多得很，不用打他们都自己浮出来了，一抓一大把。要是毛主席现在活了，再领导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声号令老百姓就蜂涌而上，比上次劲头大得多。”以上情况说明了什么呢？它充分说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绝不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而完全是合乎规律的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最危险的，绝不是空穴来风。在相当时间内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不认识，是因为人们还没有自觉地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由实践到认识（经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再回到实践去检验并能动地改造世界，修改、补充、完善原来的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反复多次，才能逐步地达到真理性的认识。毛泽东正是自觉主动地这样做了，因此他的认识总是高瞻远瞩、明察秋毫、洞察一切，具有真知卓见的先见之明。这也是他成为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战略家和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的原因所在吧。因此，我们说，以“毛泽东同志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为由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20年社会实践的检验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毛泽东同志能多活些年，巩固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级政府绝对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严重腐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仅不会走入现在危机四伏的困境，而且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即使苏联解体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会全部红旗落地，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革命形势会进一步高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仅不会跌入低谷，一定会进一步得到蓬勃发展。美帝也绝不可能象现在这样独霸世界。整个世界形势将会是另外一个面貌。这说明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其后果是使中国、国际共运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至少倒退了几十年，甚至数百处、上千年。因为，邓小平、李瑞环就是这样说的，建设社会主义是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事；孔子到现在二千多年，也才70几代嘛！

通过两种根本对立的理论、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指导下所进行的社会实践导致的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果的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作出的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根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完全背离马列、毛泽东思想的，是导致我们党从此在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指导下，走向腐败，导致我国从此逐步由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复辟，以至陷入重重社会危机而不能自拔的根本原因。社会实践的结果充分证明：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认为的从1956年以后甚至从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犯了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极左”的错误，提出了一系列“极左”理论，执行一条“极左”路线，而恰恰相反，是十一届三中以后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完全脱离中国社会主义国情实际的右倾机会主义（或叫修正主义）理论，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犯了一系列在中国逐渐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罪恶，这才是完全合乎实际的历史性结论！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有的已经转变过来又转过去（如原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末又复辟资本主义，还有一些国家如中国正在发生资本主义改变），走了曲折的道路。但我们坚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车轮，是不可阻挡的，虽然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的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就是人类的共产主义时代。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第四节 脱离实践谈认识论没有用

（*毛泽东同志1964年8月18日同康生、陈伯达等人的谈话）

一、阶级斗争与哲学的关系

脱离实践谈认识论没有用。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指1964年）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身体不好也去，下去也死不了人，无非是感冒，多穿几件衣服就是了。

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马克思主义三个构成部分，科学社会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作斗争，马克思他们看出。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要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时已经有许多罢工。英国国会调查，认为与其十二小时工作制，不如八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家有利。从这个观点开始才有马克思主义，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什么人的哲学？资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无产阶级经济学、改造了古典经济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学。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别人要杀我的头，蒋介石要杀我，这才搞阶级斗争，搞哲学。

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讲工科、理科的现在不动，动一些也可以。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统统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五个月，工厂去五个月，得到点感性知识。马、牛、羊、鸡、犬、豕、稻、粱、菽、麦、黍、稷 ，都看一看。冬天去，看不到庄稼，至少还可以看到土地，看到人，去搞阶级斗争。那是个大学，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我过去读过孔夫子，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七年。七六—十三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 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讲了教育学。五年师范，两处中学，上图书馆也算在内。那时就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论，特别是唯心论。看来我原来是个封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社会推动我转入革命。我当了九年小学教员、校长，四年制的。还在六年制的学校里教过历史、国文。中学还教过短时期，啥也不懂。进了共产党，革命了，只知道要革命，革什么？如何革？当然革帝国主义、革旧社会的命，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甚了解。如何革？更不懂。十三年学的东西，搞革命却用不着，只用得工具—文字。写文章是个工具。至于那些道理，根本用不着。孔夫子讲“仁者人也”，“仁得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夫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根。“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条命，匡人要杀他，有人批评他西行不到秦。还有《黄鸟 》讲秦穆公杀死了三个大夫殉葬的事。司马迁对《诗经》评价很高，说读三百篇皆古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诗经》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贤圣。“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貊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的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的蜀，有一首诗叫《秦妇吟》，韦庄的，少年之作，是怀念君王的。

讲下去的事，今冬明春开始，分期分批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学到东西，学到革命。你们知识分子，天天住在机关里，吃得好，穿得好，又不走路，所以生病。衣食住行，四大要症。从生活条件好变到生活条件坏些，下去参加阶级斗争，到“四清”，“五反”中去，经过锻炼，你们知识分子的面貌就会改观。

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

有人要搞资本主义，搞点也可以。

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让他们搞，猖狂进攻，上街游行，拿枪叛变，我都赞成。社会很复杂，没有一个公社，一个县，一个中央部不可以一分为二。你们看，农村工作部不是取消了！它专搞包产到户，“四大自由 ”借贷、贸易、雇工，土地买卖自由，过去出过布告。邓子恢同我争论。中央开会，他提议搞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永远巩固下去，就是搞资本主义。我们说，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分土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分地并不奇怪，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拿破仑也分过。土改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到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者敌人的同情者手里。我们搞了十五年，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可以复辟的，现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给个女儿就更不用说了。有些地区是和平土改，土改工作队很弱，现在看来问题不少。

关于哲学的材料收到了（指关于矛盾问题的材料）。提纲（指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提纲）看了一遍，其他来不及看。关于分析与综合的材料也看了一 下。这样收集材料，关于对立统一 规律，资产阶级怎么讲，马恩列斯怎么讲，修正主义怎么讲，是好的。关于“合二而一 ”，资产阶级讲，杨献珍讲，古人是黑格尔讲。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还有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讲造神论，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我看过。列宁看过，好象称赞过他讲原始积累那部分。

（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可能比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那一套还高明 一些。考茨基的比赫鲁哓夫的高明些，南斯拉夫的比苏联的高明些。德热拉斯还讲了斯大林的几句好话，说他在中国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康生插话）

斯大林感到他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不是小错误。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反对我们革命，夺取政权。为了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准备了好多年，整个抗战都是准备，看中央那时的文件，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就清楚。就是说不能搞资产阶级专政，只能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搞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我国，八十年，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都失败了。我们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一定要胜利。只有这条出路，没有第二条。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搞社会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论》那一篇是完整的纲领。政治、经济、文化都讲了，只是没讲军事。（西班牙同志说，《新民主主义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很有意义。他们的问题就是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搞新民主主义。他们那里就是不搞这三条：军队、农村、政权，完全服从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什么也搞不成。）还是陈独秀那一套！共产党组织了军队，交给了人家。没有用。古巴呢？古巴恰恰是又搞政权，又搞军队，又发动农民。所以就成功了。

第三国际还没有解散，我们没有听第三国际的。遵义会议就没有听，长征把电报丢了，听不到。后来十年，整风到“七大”的时候才作决议，《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纠正“左”的，都没有听。教条主义那些人根本不研究中国特点。到了农村十几年，根本不研究农村土地、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不是到了农村就懂得农村，要研究农村各阶级、各阶层关系。我花了十几年功夫，才搞清楚。茶馆、赌场、什么人都接近、调查。一九二五年我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农村调查。我在我家乡贫苦农民调查。他们生活可惨，没有饭吃。有个农民，我找他打骨牌（天、地、人、利、梅十、长三、板凳），然后请他吃一顿饭。事先事后，吃饭中间，同他谈话，了解到农村阶级斗争那么激烈。他愿意同我谈，是一把他当人看，二请他吃顿饭，三可以赢几个钱。我是先输，输一、二块现洋，他就很满足了。有一位朋友，解放后还来看过我两次。那时候有一回，他实在不行了，来找我借一块钱。我给了他三元，无偿援助。我父亲就是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反对他，我父亲死时送葬很少，我母亲死时送葬的很多。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的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吆。我母亲也很不能接受。

长沙发生过一次抢米风潮，把巡抚都打了。有些小贩，湘乡人，卖开花蚕豆的，纷纷回家，我拦着他们问情况。乡下青红帮也开会，吃大户，登了上海申报，是长沙开兵来才剿灭的。他们纪律不好，抢了中农，所以自己孤立了。一个领袖左躲右躲，躲到山里，还是抓去杀了。后来乡绅开会，又杀了几个贫苦农民。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是自发的阶级斗争。

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有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富兰克林传，他穷苦出身，后来变为文学家，还试验过电。他谈过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从前说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心之官则思”。说“人为万物之灵”，谁开会选举的？自封的。这些说法是封建社会就有的。后来马克思提出人能制造工具，人是社会的动物，其实人至少经过了一百万年，才发展了大脑和双手，动物将来还要发展，我不相信就只有人才有两只手，马牛羊就不进化了？只有猴子才进化？而且猴子又只有一类猴子才进化？一百万年，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今天的马牛羊？我看还是要变。马、牛、羊、昆虫都要变。动物就是从植物变来的，从海藻变来的，章太炎都知道。他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就写了这个道理。地球本来是个死的地球，没有植物，没有空气。不知几千万年才形成了水，不是随便一下就由氢氧变成了水。水也有自己的历史，以前连氢氧二气也没有。产生了氢和氧，然后才有可能由两种元素化合成水。

要研究自然科学史，不读自然科学史不行，要读些书，为了现在的斗争的需要去读书，与无目的地读书，大不相同。傅鹰讲氢和氧经过千百万年化合成水，并不是简单地合二而一，他这话讲的倒是有道理。

二、关于分析和综合问题

历来讲分析、综合讲得不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没有讲过几句话。我曾找艾思奇谈话，现在只讲概念上的综合、分析，不讲客观实际的综合、分析。

我们怎样分析、综合共产党和国民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地主和农民，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拿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我们怎样分析和综合？我们分析，无非是我们有多少力量，多少地方，多少人，多少党员，多少军队，多少根据地。如延安之类。弱点是什么？没有大城市，军队只有一百二十万，没有外援，国民党有大量外援。延安同上海比，延安只有七千人口，加上机关、部队，一共二万人，只有手工业和农业，怎能同大城市比？我们的长处是有人民支持，国民党脱离人民。你地方多，军队多、武器多，但是你的兵是抓来的，官兵之间是对立的，当然，他们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有很大战斗力的，并不是都一打就垮。他们的弱点就在这里，关键就是脱离人民。我们联系人民群众，他们脱离人民群众。

他们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一直宣传到小学里。编了个歌：“出了共匪毛泽东，杀人放火样样干”，你们怎么办？教小学生唱，小学生一唱就去问他们的父母兄弟，反倒替我们做宣传。有个小孩子听了问爸爸，他爸爸回答说：“将来你长大以后，你自己看就知道了。”这是个中间派，又去问他叔叔，叔叔骂他一顿，回答说：“什么杀人放火！你再问，我揍你！”原来他叔叔是个共青团。所有的报纸电台都骂我们，报纸很多，一个城市几十种，每一派办一种，无非是反共。老百姓都听他的？哪有那回事！中国的事我们经验过，中国是个“麻雀”，外国也无非是富人和穷人，反革命和革命，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切不要相信反革命宣传会人人信，会一块来反共。我们不是都看报纸吗？也没有受它影响。

《红楼梦》我看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看《红楼梦》不注意看第四回，其实这一回是《红楼梦》的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出“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官，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里“四大家族”都写到了。《红楼梦》里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而统治者也不过二、三十个人。有人算了算说是三十三个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人，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清楚。只能用阶级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红楼梦》写出来二百多年了。研究《红楼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还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 点。

怎么综合？国民党，共产党两个对立面，在大陆上怎么综合的？你们都看到了，就是这么综合的：他的军队去，我的军队来，我们吃掉，一块一块地吃。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的综合。他不要和平共处，他要吃掉你。不然，他为什么打延安？陕北除了三边三个县以外，他的军队都到了。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你二十五万，我二万五千。几个旅，二万多人。分析了，如何综合？你要到的地方，你去，你的军队我一口一口吃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整整一个军，从1947年3月到1948年3月，统统跑光。因为消灭了他好几万。宜川被我们包围，刘戡 来增援，刘戡军长打死了，他的三个师长，两个打死，一个俘虏了，全军覆没，这就综合了。所有的枪炮都综合到我们这边来，兵士也都综合了，愿留的留下，不愿留的发路费。消灭了刘戡，宜川城一个旅不打就投降。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战役，怎么综合法？傅作义就综合过来了。四十万军队，没有打仗，全部缴械。

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从来书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有写。因为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就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我们搞了二十几年，我们被敌人吃掉的也不少。红军三十万军队，到了陕甘宁，只剩下二万五，其他的有被吃掉了的，逃跑了的，打散了的，伤亡了的。

分析时也综合，综合时也分析。人吃动物，吃蔬菜，也是先加以分析。为什么不吃砂子，米里有砂就不好吃，为什么不吃马牛羊吃的草？只吃大白菜之类？都是加以分析。神农偿百草，医药有方。经过多少万年，分析出来，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才搞清楚。蚂蚱、蛇、乌龟，王八可以吃，螃蟹、狗、下水能够吃。有些外国人就不吃。陕北人就不吃下水，不吃鱼。陕北猫也不吃。有一年黄河发大水，冲上来几万斤鱼，都做肥料了。我是土哲学，你们是洋哲学。

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是，关于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赫鲁晓夫说，他们（指苏联）国内没有阶级了，他们的党是全民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对象了。他们的国家是全民的国家了。我们国内，也有类似的说法。资产阶级每天在斗争无产阶级，就是不承认有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的。不光是外国的修正主义者和国内的资产阶级不承认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我们有许多干部、党员对斗争的严重性也是认识不足的，甚至是熟视无睹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看问题必须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多次的反复，通过现象看本质。以上赫鲁晓夫们，同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者们的看法完全不对。已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是不甘心死亡的，他们总是企图复辟的。同时，资产阶级分子会产生，反革命分子也会新生。而在这些敌人的后面，还站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的民族主义。因此，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后胜利，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曾经几次反复。封建主义被推翻以后，经过了几次复辟，经过了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要反映到我们党内来。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又存在阶级，在党内不反映资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富裕农民思想，那才是怪事。阶级斗争所以会反映到党内来，还有一个阶级根源。从党内成份来看，我们党内主要成份是工人、贫雇农，主要成份是好的。但是，党内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其中有的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也有一批是知识分子，还有相当数量的地主、富农的子女。这些人，有的马克思主义化了，有的化了一点，没有全部马克思主义化，有的完全没有化，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思想准备。另外，这几年还钻进一些坏人，他们贪污腐化，严重违法乱纪。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钻进来，这个问题要注意，但是比较好处理。主要问题是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和地主、富农子女，对这些人要作更多的工作。因此，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再教育，这是一个重要任务。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 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进行，有些地方民主革命尚未成功。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成，就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没有成功，就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还有些地方，地主还根本没有打倒，那些地方是重新革命的问题。

资产阶级右派和中农分子，把希望寄托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这“三自一包”上面。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挖资本主义的根子，挖修正主义的根子。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有的地方比较认真地执行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做得很好，立即制止了“单干风”，而且把农村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把农村破坏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挖出来了。可见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四、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问题

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大胆的主观的假设，小心的主观主义的求证。这是一个很坏的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河北省保定地委关于“四清”的调查就是这种方法。保定地委开始并不是去搞“四清”，是去搞分配问题的，群众不同意，提出搞“四清”。保定地委听了群众意见，改变了计划，搞了“四清”。这才是真正的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是生产斗争，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科学实验。不对这方面进行调查研究，那有马列主义？浙江省青田县搞试验田。带点科学试验性质。他们试验到山头去了。那里农民开始不赞成冬水田，经过实验，冬水田第二年收成好，农民看到以后就接受了。所以要调查要试验。社会主义教育为什么有人开始不相信？就是没有试点。没有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比如走路，象平常那样走，什么也看不见。弯下腰来细看，就可以看到地上蚂蚁很多，就能看到很多东西。否则，不仅新鲜的萌芽的东西看不见，就是大量普遍存在的现象也看不见。例如，阶级斗争和干部不参加劳动，是大量存在的现象，有些人都看不见。

当然，这些事情也是逐步认识的，要从现象到本质。比如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产生修正主义，有许多同志就看不清。干部不参加劳动，了解和反映情况就不会真实。比如打仗，不亲自参加战斗，还是纸上谈兵，怎么能懂得打仗呢？单是进军事学校不行。

为了造成调查研究的风气，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在日常生活中讲哲学，对干部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唯物论、唯心论、世界观、辩证法，都是讲的认识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些道理应该让干部懂得，群众懂得。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的尖锐武器。

第五节 结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 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他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第六章 认识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

第一节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间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衡的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基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对立物的矛盾转化，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于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

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

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

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还有矛盾、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形而上学的世界观。

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地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

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就要不断解决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促进经济的发展。

先进和落后，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先进和落后在任何时期都是存在的。自古以来，讲“尚贤”。我们对英雄，模范，先进嘉奖，都是“尚贤”。我们分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兴无产阶级，也是一个“尚贤”的问题。国民党行，还是共产党行，现在人们不谈这个问题了。资产阶级行，还是无产阶级行，这个问题在一部分人中间实际上还没有解决。

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说社会 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说话不合乎辩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只能说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有不可以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是没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没落的，所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是前进道路上的矛盾。

从历史上来看，许多先进的东西，往往不是出在先进的国家，而是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例如马克思主义，就不出在当时资本主义比较发展的英国，而出在资本主义只有中等发展水平的德国，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我们的许多发明创造，都是在小厂里头出来的。大厂设备好，技术新，因此往往架子大，安于现状，不求进取，他们的创造往往不如小厂多。

我们要采用先进技术，但不能因此否定落后技术在一定时期的必不可免性。从有历史以来，在革命战争中总是拿武器差的人打胜拿武器好的人。内战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没有全国政权，没有近代化的兵工厂，如果一定要有最新武器，才去打仗，那怎么行，这不等于自己解除武装吗？

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两重性。生物的代代相传，就有而且必须有保守和进步的两重性。 稻种改良，新种比旧种好，这是进步，是变革。人生儿子，儿子比父母更聪明，粗壮，这也是进步，是变革。但是，如果只有进步的一面，只有变革的一面，那就没有一定相对稳定形态的具体的生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生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儿子比父亲粗壮聪明了还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稳定，没有进步和变革一方面，植物和动物就没有进化，就永远停顿下来，不能发展了。

现象和本质也是对立的统一。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来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外部矛盾，通过现象找出其本质，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找出事物发展的原理、原则来。

资本主义社会，最大量，最日常、最普遍的现象是商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 研究从此出发，分析出商品的两重性，由此揭露了在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找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

在中国的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研究战争问题的方法，也是从现象出发、揭露本质的方法，敌人力量大，我们力量小、敌人强、我们弱，这就是当时最大量、最普遍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现象。我们就是从这个现象出发来研究和解决战争问题的。研究我们在小而弱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战胜大而强的敌人。我们指出：我们虽然小而弱，但是有群众的拥护；敌人虽然大而强，但是脱离人民，有空子可钻。拿内战时期来说，敌人有几十万，我们只有几万，战略上是敌强我弱，敌攻我防。但是他要进攻我们，就要分成好多路，每路又要分成好多个梯队，常常是第一个梯队进到了据点，而其他梯队还在运动之中。我们就把几万人集中去打他一路，而且集中大多数人（优势兵力）吃掉他这一路中的一点，用一部分去牵制其余的敌人。这样，我们在点上就成了优势，成了我大敌小，我强敌弱，我攻敌守。加上他们进到一个新的地方，情况不熟，群众不拥护他们，我们就完全可以消灭这一部分敌人。

从现象到本质，从必然到自由，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规律，要有一个过程。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斯大林自己还不是对许多东西认识不清楚？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逐步认识事物的矛盾，才能逐步揭示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所以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并且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认真地分析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

不承认现象和本质的矛盾，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怎么综合法？难道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并存？并存是有的，只是小部分。作为总体，要消灭原始社会。社会发展也是有阶段的，原始社会又分好多阶段，女人殉葬那时还没有，但是服从男人。先是男人服从女人，走到反面，女人服从男人。这段历史还搞不清楚，有一百多万年，（当时出土的化石，还只发拙出一百多万年的—作者注），阶级社会不到五千年。什么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原始末期有了影响，总而言之，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推翻一个，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兴起，一个社会消灭，一个社会兴起。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不是很纯的，到了封建社会里还有奴隶制，主体是封建制，还有些农奴，也有些工奴，如搞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那么纯粹，再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落后部分。如美国南部的奴隶制，林肯消灭奴隶制，现在黑人奴隶还有，斗争很激烈，二千多万人参加，不少。

一个消灭一 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人为什么要死？贵族也死，这是自然规律。森林寿命比人长，也不过几千年。没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装不下去了。赞成庄子的办法，死了老婆，鼓盆而歌。死了人要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灭亡。社会主义也要灭亡，不灭亡就不行，就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至少搞个百把万千把万年。我就不相信共产主义就没有质变，就不分质变的阶段了？我不信。量变质，质变量。完全一种性质，几百万年不变了，我不信！按照辩证法，这是不可设想的。就一个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搞一百万年，就是一种经济学，你信不信？想过没有？那就不要经济学家，横直一本教科书就可以了，辩证法也死了。

“彻底巩固”这四个字不符合辩证法。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如果从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的。拿蚕来说，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是它的一生的整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都是从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每个阶段也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飞蛾最后死了，旧的质变成了新的质，新生下来很多蚕子，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这些不同的阶段中，显然也不只是量变。而且有质的变化，有部分质变。人也是在从生到死这个过程中，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人从出生到死之前，是量变的过程，也是部分质变的过程。难道能够说，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只有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变化？人的肌体里面的细胞，不仅有不断的分裂，还有旧细胞的死亡，新细胞的生长。也许到二十四五岁的时候，人从母体里带来的细胞都已经死亡，全部变成了新的细胞。人死了，人这个整体的最后质变就完成了。这个质变是通过以往的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的逐步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

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 ，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

一个工厂，厂房有了，规模有了，里面的机器设备部分地部分地更新了。这就是部分质变。工厂的规模，外形没有变，但是工厂的内部变了。一个连队也是这样，一百多人打了一仗，伤亡了几十个人，要补充几十个人，不断地战斗，不断地补充，就是这样经过不断的部分质变，使这个连队不断的发展，坚强起来。

打垮蒋介石，这是一个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例如，要有三年半的时间，要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蒋介石军队和政权。而这个量变中，同样有若干的部分质变。在解放战争期间，战争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每个新的阶段同旧的阶段比较，都有若干性质的区别。

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是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完成的。

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不同的公有制，组成的。这种社会主义经济，有它的发生，发展过程，难道就没有它进一步变化的过程吗？难道我们能让这两种所有制“彻底巩固”下去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这些经济范畴，难道是永生不灭吗？难道他们只有生长，发展，而没有变化，死亡吗？难道不是象其他的历史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程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就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

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人每天的生活都是如此。我们每天读书，从四点开始，到七八点结束，这就是“边”。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但是就每一次思想改造运动来说，总是有个开始，有个结束，就是说，总有个“边”，不能没完没了。我们在改造思想方面进展很快。有些人跟不上运动发展，这是不可避免的，例如，一九五七年的左派中，有些人在一九五九年就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经过批判，他们中的大多数又可能重新转变为左派。而这次斗争的左派中，也可能将来有些人会变成右派。就整个思想改造的战线来说，我们有不断的量变，也有不断的部分质变。总有一天资本主义思想影响完全肃清了，这种思想改造的质变也就完成了。那个时候，又会开始新的基础上的量变过程和部分质变过程。

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一个“边”，要有笔帐。例如工业占多大比重，生产多少钢，人民生活水平多么高，等等。但是，说建成社会主义有个“边”，当然不是说不要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归根结底，量变—部分质变—质变.......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事物发展变化中，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相互转化的结果。事物的质由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而事物的量则由事物的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所规定。这就是活生生的辩证法。

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人类最后也要到末日。宗教家说末日，是悲观主义，吓唬人。我们说人类灭亡，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现在人类很幼稚。恩格斯讲要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这句话不完全，只讲了一半，下面的不讲了。单理解就能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只理解一下就行？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砌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将来人多了，粮食不够，要从矿物里取食品，这就是改造，才能自由。将来就能那么自由？列宁讲过，将来空中飞机象苍 蝇一样多。闯来闯去，到处撞怎么得了？调动起来那么自由？北京现在有一万辆公共汽车，东京有八十万辆，所以祸多。我们车少，再加上教育司机，教育人民，车祸少。一万年以后，北京怎么办？还是一万辆车？会发明新东西，不要这些交通工具就是人起飞，用简单机器，一飞就飞到一个地方，随便那里都可以落。单有对必然的理解不行，还要改造。不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不分阶段，没有质的变化。列宁讲过，凡事都可以分。举原子为例，不仅原子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可是以前认为不可以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才二、三十年，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这些发现，主要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和以后才发展起来的。至于电子和原子核可以分裂，那早就发现了。电线里，就是用了铜、铝的外电子的分离。地球三百公里的上空，还发现有电离层。那里电子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比利时科学家夸克，正是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事物是无限可分的这个辩证法的最基本的规律，把电子分裂成了更小的粒子“夸克”。他为了纪念毛泽东的科学预见，把其称之为“毛粒子”—作者注）。庄子说：“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子.下篇》引公孙.龙子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不是科学了。事物总是发展的，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做，一百万年以后还有工作做。我很欣赏《自然科学研究通讯》上坡田昌一那篇基本粒子的文章，以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他引了列宁的话。

哲学界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是搞书本的哲学。总要提出新的东西，不然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要后人干什么？新东西在实际事物里，要抓实际事物。任继愈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他只讲到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到以后的佛学。宋朝的明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对的。不管它，怎么行？韩愈不讲道理，“师其意不师其词”是他的口号，意思照前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讲道理，讲一点也基本上是古人的。《师说》之类有点新的。柳子厚不同，出入佛、道，唯物主义。但是他的《天对》太短了，就那么一 点。他的《天对》从屈原《天问》产生出来，几千年来，只有这个人作了《天对》。这么看，到现在《天问》、《天对》讲些什么，解释不清楚，读不懂，只知其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前，提出了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总而言之，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原因和结果，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偶然，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

第二节 矛盾论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全集》第55卷，第213页）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同上，第305页、192页）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规律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从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这些问题是：两种宇宙观（前已述，此略去），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一、矛盾的普遍性

为了叙述的便利起见，在这里先说矛盾的普遍性，再说矛盾的特殊性。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创造者和继承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发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已经把它应用在人类历史的分析和自然历史的分析的许多方面，应用在社会的变革和自然的变革的许多方面，获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功，矛盾的普遍性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只需要很少的话就可以说明白；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修正主义者（包括“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弄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应当着重地加以研究，并用足够的篇幅加以说明。为了这个缘故，当着我们分析事物矛盾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就先来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再着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最后仍归到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

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 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马恩选集》第3卷第160页、1972年版）列宁对于对立统一规律所下的定义，说它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两者也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列宁全集》第55卷 第306页）这些意见是对的吗？是对的。一 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矛盾是简单的运动形式（例如机械运动）的基础，更是复杂的运动形式的基础。

恩格斯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如果简单的机械的移动本身包含着矛盾，那末，物质的更高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生命首先就在于：生物在每一个瞬间是它自身，但却又是别的什么。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同样，我们看到了，在思维的范围以内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并且，我们看到了，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与此种认识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们身上的实际的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人类世代的无穷的—至少对于我们，实际上是无穷的前进运动之中解决的”。

“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矛盾......”“就是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马恩选集》第3卷第160-161页）

列宁也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列宁全集》第55卷，第305—306页）

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 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

党内不 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 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由此看来，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思想现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这一点已经弄清楚了。但是每一 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具有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呢？

苏联的德波林学派有这样一种见解，他们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那末，在那一时间以前，过程发展的原因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这样，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去了。拿这种见解去分析具体的问题，他们就看见在苏联条件下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见。在分析法国革命时，他们就认为在革命前，工农资产阶级合组的第三等级中，也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德波林学派这种见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劳资之间，从两阶级发生的时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仅仅还没有激化而已。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资间的矛盾；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巩固的联盟，并在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解决这个矛盾。这是矛盾的差别性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问题。同样，在我国那些号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实质是贩卖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的政治骗子们，从新中国一建立，就否认，工人和资本家有矛盾，他们公开吹捧资本家“剥削有功”；他们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极其尖锐、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熟视无睹，其实他们的险恶用心，就是公开地纵容、包庇和支持，一切封建剥削阶级残余、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猖狂地向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进行反革命的阶级斗争，以为其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服务。总之，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新过程的发生是什么呢？这是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 的对立成分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于是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

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列宁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串于他的全部著作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的，最普遍的，最基本的，最常见的、最平常的，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之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又向我们表明了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各个部分总和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增长与运动两者）。”

列宁说了上面的话之后，接着说道：“这应该是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同上，第307页）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和运用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中国的未来。针对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提出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合二而一 ”论，毛泽东同志引用古语把对立统一规律高度概括为“一分为二”。这就更加群众化、通俗化，更易于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三、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来说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

这个问题，应从几种情形去研究。

首先，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自然界存在着许多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发声、发光、发热、电流、化分、化合等等都是。所有这些物质的运动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又是本质上互相区别的。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着。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机械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阴电和阳电，化学中的化分和化合，社会科学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的互相斗争，军事学中的攻击和防御，哲学中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观和辩证法观等等，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固然，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不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修正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事物。修正主义者们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地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如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之类），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相互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不但要研究每 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长途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也是根本上不相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列毛泽东思想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 原则。修正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甚至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成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附庸和走狗，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即所谓“猫论”，根本上抛弃阶级斗争的“唯生产力论”）到处乱套，这只 能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遭受严重挫折或者大倒退，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这也是我们做研究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的。

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例如，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各反动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复杂的。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分析具体的情况（《列宁全集》第39卷第128页）。就是说的这个意思。修正主义者完全违背了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以势压人，不讲道理，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

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这一点，我在《实践论》一文中已经说过了。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原告一 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只了解教师一方、不了解学生一方，只了解领导一方、不了解群众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局部，不看全体，只看树木，不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已，百战不殆。”（《孙子 谋攻》）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魏徵唐初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本文所引见《资治通鉴》卷192）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 》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列宁全集》第40卷，第291页）我们应该记得他的话。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面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象，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相互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 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矛盾。

例如，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列宁和斯大林正确地说明了这些矛盾，并正确地作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拿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的情形来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阶段。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和在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区别为两个很大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就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革命的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虽然整个过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质，过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在这长时间中经过了辛亥革命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统一战线破裂和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新的军阀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抗日战争等等大事变，二十多年间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包含着有些矛盾激化了（例如土地革命战争和日本侵入东北四省），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暂时地解决了（例如北洋军阀的被消灭，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有些矛盾重新发生了（例如新军阀之间的斗争，南方各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地主又重新收回土地）等等特殊的情形。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例如国共两党。国民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因为它实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援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气的，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变到了与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后，又开始向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这个方面转变。这就是国民党在这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方面，却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它又英勇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创立了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它也犯过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军队，根据地和党受了很大损失。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以后，它又纠正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了新的抗日的统一战线和伟大的抗日斗争。在这个阶段上，共产党是一个经过了两次革命的考验，有了丰富的经验的党 。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也有种种的原因。不研究这些特点，就不能了解两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的相互关系；统一战线的建立，统一战线的破裂，再一个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要研究两党的种种特点，更根本的就必须要研究这两党的阶级基础以及因此在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对立。例如，国民党在它第一次联合共产党的时期，一方面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因而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 方面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它在口头上虽然允许给予劳动人民以许多的利益，便在实际上则只给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简直什么也不给。在它进行反共战争的时期，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合作反对人民大众，一笔勾销了人民大众原来在革命中所争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现在抗日时期，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它一面要联合共产党，同时它对共产学和国内人民并不放松其斗争和压迫。共产党则无论在哪一时期，均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在现在的抗日时期，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它对国民党和国内封建势力，也就采取了缓和的政策。由于这些情况，所以或者造成了两党的联合，或者造成了两党的斗争，而且即使在两党联合时期也有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不去研究这些矛盾方面的特点，我们就不但不能了解这两个党各各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不能了解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此看来，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住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这种具体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首先给了我们以很好的模范。

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个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各国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说来，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乃是一般阶级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东西，对于一般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说来，这是矛盾的特殊性。然而，当着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剖出来之后，同时也就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阶级社会中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普遍性阐发出来了。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相互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斯大林在他的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说明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的时候，他分析了列宁主义所由产生的国际环境，分析了帝国主义条件下已经发展到极点的资本主义的诸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并造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良好的条件。不但如此，他又分析了为什么俄国成为列宁主义的策源地，分析了沙皇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以及俄国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国际的革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原因。这样，斯大林分析了帝国主义矛盾的普遍性，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俄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而在这种矛盾的特殊性中间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

同样，毛泽东在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相互联结上，为世界人民特别是亚、非、拉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认识各国国情，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和探索革命道路的理论，路线政策和策略提供了光辉的范例。毛泽东在认识和探索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其继续革命的路线和实践更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关于这个问题，在后面还要专门叙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修正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我们必须以各种机会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除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法。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例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原理的具体运用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这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这在人类社会实践中，是极其普遍的。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8月会见中国音乐家协会的负责同志的谈话时，列举大量的实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比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攻、守、进、退、胜、败，但是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抗美援朝，打到三八线双方顶住了，这种形式就是世界上少有的。革命的表现形式一定有许多样子。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由乡村到城市。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

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当然也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

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小，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现在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搞，听凭人选择。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大家也可以见见世面。但是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这和医学不同。西医的确可以替人治好病。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林，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当归、大黄、也不算民族形式。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及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

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象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乐器是工具。当然工具好坏也有关系，但是如何使用工具才是根本的。外国乐器可以拿来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国。

地球上有二十七亿人（指1956年），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

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国际曾经否定这些基本原理，但是被列宁驳倒了。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影响很小。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

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

历史总是要重视的，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轻，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但是要回顾那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的。

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习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艺术又怎么样呢？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

手工艺品的事情，请美术家请不到。对中国民间艺术看不起，这是个兴趣问题。应该逐步引起他们的兴趣。可能一时说不通，要长期说服。

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原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照那样办，就搞错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搞通。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 了很大的损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

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对资产阶级的办法，中国就与苏联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数虽少，但是他们有近代文化，我们现在还是要团结他们。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几句旧诗，做几句桐城派的文章，今天用不着。拿工人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但还不能当工程师，比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差。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因此，必须团结他们，并且把他们改造过来。资产阶级掌握的文化，有些是旧的、用不到的，但是许多东西用得到。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过来呢？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在座的都是“西医”，是学西洋音乐的。要依靠你们。请吹鼓手来办音乐专门学校是不行的，这些事还是要靠你们办。

中国革命有中国的特点。苏联革命采取苏联当时的那种形式，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列宁也曾经想到过对资产阶级采取别的办法。但是那个时候资产阶级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会胜利，他们要反抗。无产阶级开始又没有军队，只有八万党员。我们的情况和苏联不同。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我们打了二十多年仗，有军队，有二百万党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革命的表现形式不同。

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象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过去有人搞八股文章，搞了五六百年。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妇女不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

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小说一定要写章回小说，就可以不必；但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鲁迅是民族化的。但是他还主张过硬译。我倒赞成理论书硬译，有个好处，准确。

要把道理讲清楚：基本原理，西洋的也要学。解剖刀一定要用中国式的，讲不 通。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音乐的基本原理各国是一样的，但运用起来不同，表现形式应该是各式各样的。比如写游记，我们一起去游香山，游的地方虽然一样，但是每个人写出来的就不一样。

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中国历史上有好多东西没有传下来。唐明皇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他是懂艺术的，他是导演，也会打鼓，但是没有把东西传下来。还要靠你们。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

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但不是说不要学外国。

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

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中的第二门。

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死魂灵》，也要《阿Q正传》。鲁迅翻译了《死魂灵》、《毁灭》等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这方面，是在创作。

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外国的乐曲不会听，不会奏，是不好的。外国作品不翻译是错误的，象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

演些外国音乐，不要害怕。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

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

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份。

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你们是学西洋的东西的，是“西医”，是宝贝，要重视你们，依靠你们。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不承认这一点，只说他们教条主义，不能服人。教条主义要整，但是要和风细雨地整。要重视他们，但是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这样也是把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这个辩证法的精髓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促进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是具有普遍规律的意义的事情。

四、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如残存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自由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的矛盾，都为这个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规定，所影响。

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

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 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1840年的鸦片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是这种情形。

然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则矛盾的地位起了变化。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中国的辛亥革命战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和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后的全国解放战争，都有这种情形。还有半殖民地国家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内战，例如在中国的军阀战争，也属于这一类。

当着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的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就往往采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图维持其统治，或者分化革命阵线内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国内反动派。这时，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站在另一极端，成为一 个 主要矛盾，而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状态。十月革命后各资本主义国家援助俄国反动派，是武装干涉的例子。一九二 七年的蒋介石叛变，是分化革命阵线的例子。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逐渐地公开地站在蒋介石国民党反动集团一边，采取扶蒋灭共政策，公开挑起反革命内战，也属于这种情形。

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 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由此可知，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毛泽东正是运用了这种方法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紧紧抓住中日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正确处理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暂时降到次要地位）、历经八年艰苦抗战，正确解决了极其复杂、尖锐、激烈的矛盾斗争状况，终于维持了抗日统一战线不破裂，引导抗日战争到胜利。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又出现极为尖锐复杂激烈的国际国内矛盾斗争情况，毛泽东同志，在复杂多变的矛盾斗争状况中，最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他始终抓住美帝支持下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大众这个主要矛盾，经过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即打败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为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即事物或过程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

我们常常说“新陈代谢”这句话。新陈代谢是宇宙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即是由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即主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地就随着起变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已从旧的封建主义社会时代的附属地位，转化成了取得支配地位的力量，社会的性质也就由封建主义的变为资本主义的。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封建势力则由原来处于支配地位的力量转化为附属的力量，随着也就逐步地归于消灭了。例如英法诸国就是如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由新的起进步作用的阶级，转化为旧的起反动作用的阶级，以至于最后被无产阶级所推翻，而转化为私有的生产资料被剥夺和失去权力的阶级。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然而这个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出现复辟和反复辟的多次的反复斗争，斗争的时间也是长期的，少则几十年，上百年，多则几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则是不可抗拒的。人数比资产阶级多得多，并和资产阶级同时生长，但被资产阶级统治着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的力量，它由初期的附属于资产阶级的地位，逐步地壮大起来，成为独立的和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阶级，以至最后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这时社会的性质，就由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化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苏联，中国和世界一切国家正在走和必然要走的道路。然而在苏联由于斯大林死后，赫鲁哓夫修正主义集团用阴谋手段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推行一条根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所谓“三和”“两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经勃列日湟夫到戈尔巴乔夫打着所谓“新思维”的“改革”路线，公开地赤裸裸地从根本上抛弃了共产主义而彻底复辟了资本主义，使整个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倒退。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也在走着原苏联实际上走过的道路，这不能不引起用马列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严重警惕。

就中国（指1937年7月处在抗日战争初期的中国）的情形来说，帝国主义（日本）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会起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

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还包含着国内的封建势力和新的人民势力之间的情况的变化。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将被打倒，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这个阶级也必然会逐步归于消灭。人民则将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这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由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的社会。

这种互相转化的事情，过去已有经验。统治中国将近300年的清朝帝国，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打倒；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盟会，则曾经一度取得了胜利。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的南方革命势力，曾经由弱小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而称雄一时的北洋军阀则被打倒了。一九二七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受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变得很小了；但因肃清了自己内部的机会主义，就又逐步地壮大起来。在共产学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农民由被统治者转化为统治者，地主则作了相反的转化。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

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后的情形，中国红军在长征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现在的中日战争，中国又处在困难地位，但是我们能够改变这种情况，使中日双方的情况发生根本的变化。在相反的情形之下，顺利也能转化为困难，如果是革命党人犯了错误的话。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胜利，变为失败了。一九二七年以后在南方各省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至一九三四年都失败了。

研究学问的时候，由不知到知的矛盾也是如此。当着我们刚刚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知或知之不多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之间，互相矛盾着。然而由于努力学习，可以由无知转化为有知，由知之不多转化为知之甚多。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盲目性改变为能够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

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者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的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这两种矛盾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同时，这种具体的矛盾情况，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五、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在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之后，我们必须进而研究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基本属性。

首先看矛盾的同一性。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 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

列宁说：“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 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列宁全集》第55卷，第90页）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 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过程里和人们的思想里，都包含着这样带矛盾性的方面，无一例外。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对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这样地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促使它们发生运动。

如此说来，只是极不同一，极不统一，怎样又说是同 一或统一呢？

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就没有殖民地半殖民地；没有殖民地半殖民地，也就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一切对立的成份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 一性，所以互相联结。列宁所谓辩证法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就是说明这种情形。怎样能够呢？因为互为存在的条件。这是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

然而单说了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双方之间有同一性，因而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样能够了吗？还不够。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

为什么这里也有同一性呢？你们看，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被统治者，转化到对方原来所占的地位。苏联已经是这样做了，全世界也将要这样做。（这是指20世纪30年代）试问其间没有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联系和同一性，如何能够发展这样的变化呢？

曾在中国近代历史的 一定阶段上起过某种积极作用的国民党，因为它的固有的阶级性和帝国主义的引诱（这些就是条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转化为反革命，又由于中日矛盾的尖锐化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些就是条件），而被迫着赞成抗日。矛盾着的东西，这一个变到那一个，其间包含了一定的同一性。

我们实行过的土地革命，已经是并且还将是这样的过程，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转化为失掉土地的阶级，而曾经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却转化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有无、得失之间，因一定条件下而互相联结，二者具有同一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农民的私有制又将转化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公有制，苏联已经这样做了，全世界将来也会这样做。私产和公产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转化，互相渗透。

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着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进行革命战争，正是准备着永远消灭战争的条件。这许多相反的东西，同时却是相成的东西。

大家知道，战争和和平是互相转化的。战争转化为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转化为战后的和平，中国的内战现在也停止了，出现了国内的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现在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可能转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战争与和平这样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着同一性。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辞典里说：“象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比如，我们和蒋介石国民党就是根本对立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结果，我们和国民党的地位都起了变化，他们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我们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逃到台湾去国民党不过十分之一，留在大陆上的有十分之九。留下来的这部分，我们正在改造他们，这是在新情况下的对立统一。到台湾去的那十分之一，我们跟他们还是对立统一，也要经过斗争转化他们。

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列宁所谓“怎样成为一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呢？因为客观事物本来是如此的。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的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所谓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 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马克思说：“任何神话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马恩选集》第2卷，第113页）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虽然因为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这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为什么鸡蛋能够转化为鸡子，而石头不能够转化为鸡子呢？为什么战争与和平有同一性，而战争与石头却没有同一性呢？为什么人能生人不能生其他的东西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同一性。

为什么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同年的十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地联系着，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直接联系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终于失败了呢？为什么蒙古和中亚细亚的游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会主义联系呢？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呢？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 的具体条件。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同一性的问题如此。那么，什么是斗争性呢？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列宁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列宁全集》第55卷，第306页）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他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

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的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的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前面我们曾经说，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这是说的条件性，即是说在一定条件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里我们又说，矛盾的斗争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见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所著《汉书.艺文志》）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拿列宁的话来说，叫做“在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列宁全集》第55卷，《谈谈辩证法问题》第307页）

六、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在矛盾的斗争性的问题中，包含着对抗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回答道：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着的两个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个阶段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阶级社会中，由和平向战争的转化，也是如此。

炸弹在未爆炸的时期，是矛盾物因一定的条件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的时候。待其新的条件（发火）出现，才发生了爆炸。自然界中一切到了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形式去解决旧矛盾产生新事物的现象（如打雷、火山爆发、地震等）都有与此相仿佛的情形。

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揭露反动派所谓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等等欺骗的宣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使人民懂得，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和苏联的胜利，都证明了这个科学的真理。

但是我们必须具体地研究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不应当将上面所说的公式不适当地套在一切事物身上。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

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说，在阶级存在的时期，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应。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期，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就有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思想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期还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有过这样的情形。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目前我们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在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里面，这种对抗的矛盾转变为非对抗的矛盾，而当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消灭。

七、结论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总起来说几句。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重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重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的那些修正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理论性、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错误。这些，就是我们研究矛盾法则的一些简单的结论。

第七章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

矛盾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间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到20世纪末期苏联解体变质复辟的社会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个问题的正确性。

第一节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十大矛盾

（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他1956春用近两个月的时间，找中央三十四个部委的同志，召开座谈会，调查研究，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了中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个讲话。这篇讲话，曾经有过一个整理稿，在党内高中级干部中作过传达。1965年底，刘少奇建议这个整理稿作为党内文件印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同志看了这个整理稿后，在同年12月8日写了以下批语：“送交小平，彭真 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这个整理稿对原讲话记录稿中有些重要内容（主要涉及苏联问题）没有整理进去。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期间，按照毛泽东批准的将两次讲话记录稿进行综合整理的意见作了整理，补上了以前整理稿中没有整理进去的重要内容，并作了必要的文字加工。新的整理稿于同年7月10日送邓小平，13日转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天审查后立即批示：“同意”。这篇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整理稿，于1976年12月26日第一次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本书全文选入，将题目改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十大矛盾》。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归纳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 ，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下面我讲十个问题

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产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象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象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的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必需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的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的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他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

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的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的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帐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需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需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工业，等第五打起来再搬家。从现有材料来看，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都投产以后，四年之内 ,除了收回在厂的资本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要就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厂大部分应该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好好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耗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如果使真想，不是假象，就必须更多的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防不可不有。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能造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的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一九五0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精减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期，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

这里也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现在我们把兵统统裁掉好不好？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勿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我们的工资一般还不高，但是由于就业的人多了，因为物价低和稳，加上其它种种条件，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去年年底，中央号召反右倾保守，工人群众热情拥护，奋战三个月，破例地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计划。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都统一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利，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应，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的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它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跃。

再谈农民。我们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1954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1955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两百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需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和农民的关系

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个合理的比例。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了。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需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他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大党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省市对中央部门有意见，地、县、区、乡对省市就没有意见吗?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

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做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们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早两年已经作过一次检查，现在应当再来一次。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

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七、党和非党的关系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的留下民主党派，让他门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它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的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象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象龙云、梁淑溟、彭一湖做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中国现在仍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在“把革命进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有意见。他们说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不想搞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了，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已经说过多次了。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象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话说回来，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希望你们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有几点应当肯定：

第一点， 应当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搞。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会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有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

现在只说杀。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如果没有那次镇压，今天我们采取宽大的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赞成。现在有人听到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

第二点， 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在胡风问题出来以后，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有些没有清查出来的，还要继续清查。要肯定现在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比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所以，说反革命已经肃清，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对的。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但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

第三点，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但是，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不能废除死刑。

第四点，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 ，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机关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淑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象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不利于革命。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还有一条，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但是，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呢？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丢了炸弹，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

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防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镇压反革命还要做艰苦的工作，大家不能松懈。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一定要分清敌我。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九、是非关系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象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允许含糊的。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为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敌视态度，这是区分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他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他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子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学着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象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情都不加以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零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搬，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男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第一、 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长，以及在学术上有部《红楼梦》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象《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第二、 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的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一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因此，这两条对我们都有好处。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一共讲了十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许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象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面总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能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一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未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们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为了正确的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当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他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么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力，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复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由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我国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问题上表现动摇，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种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底，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他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能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们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的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我们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没有采取这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的时候采用的。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侯，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农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取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取这个方法的。不过到了抗日时期，我们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之上了。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的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矛盾。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不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那种范围相当宽广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内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暂时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

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这个意思，在我们党的过去的许多文件里和党的许多负责人的言论里，曾经说得很多。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法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我在一九五0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里，又说过：“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只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实际上懂得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这是因为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象现在这样被人们注重的缘故。

许多人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应该承认，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我们过去在工作中也曾经混淆 过。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前有过，现在也还有。我们的错误没有扩大化，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最高的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那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例如，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有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期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 —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二．肃反问题

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问题。在人民内部，有些人对于肃反问题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有两种人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不相同。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广大群众认为是敌人的人，他们却认为是朋友。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的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都不能正确地处理肃反问题，也不能正确地估计我们的肃反工作。

为了正确地估计我们的肃反工作，我们不妨看一看匈牙利事件对我国的影响，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在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有些动荡，但是没有引起什么风浪。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说，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

当然，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不是由于肃反。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是由于我们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和解放军，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劳动人民。我们的党和军队是在群众中生了根的，是在长期革命火焰中锻炼出来的，是有战斗力的。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是经过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不是突然建立起来的。有些民主人士也受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同我们共过患难。有些知识分子经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的锻炼，许多人经过解放以后的以分清敌我为目标的思想改造。此外，我们国家的巩固，还由于我们的经济措施根本上是正确的；人民生活是稳定的，并且逐步有所改善；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政策，也是正确的；等等。但是，我们在肃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无疑是我们国家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这一切，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在匈牙利事件时期没有发生波动。民族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更不要说工农基本群众了。

解放以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一些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被处了死刑。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这是为了解放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恶霸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如果不这样做，人民群众就会抬不起头来。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有些人不了解我们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想否定过去肃反的巨大成绩，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人民群众所不允许的。

我们的肃反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错误。过火的，漏掉的，都有，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在肃反工作中的路线是群众肃反的路线。采取了群众路线，工作中当然也会发生毛病，但是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会比较容易纠正些。群众在斗争中得到了经验。做得正确，得了做得正确的经验。犯了错误，也得了犯错误的经验。

在肃反工作中，凡是已经发现了的错误，我们都已经采取了或者正在采取纠正的步骤。没有发现的，一经发现，我们就准备纠正。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我提议今年或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在检查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泼冷水，而要帮助他们。向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泼冷水是不对的。但是发现了错误的，一定要纠正。无论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司法部门．监狱．劳动改造的管理机关，都应该采取这个态度。我们希望人大常务委员．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凡是有可能的，都参加这样的检查。这对于健全我们的法制，对于正确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会有帮助的。

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这是不合事实的。事实是还有（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还必须继续地和他们作斗争。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但是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

三．农业合作化问题

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为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我认为，情况根本上是好的。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合作化迅速完成，有些人担心会不会出毛病。幸好，毛病有一些，不大，基本上是健全的。农民生产很起劲，虽然去年的水旱风灾比过去几年中那一年都大，但是全国的粮食仍然增产。现在有一些人却在说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吹来了一股小台风。合作化究竟有没有优越性呢？今天会场上发的文件里，有一个关于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材料，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合作社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山地，历来很穷，年年靠人民政府运粮去救济。一九五三年开始办社的时期，人们把它叫做“穷棒子社”。经过了四年艰苦奋斗，一年一年好起来，绝大多数的社员成了余粮户。王国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别的合作社，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能做到，或者时间长一点也应该能做到。由此可见，那些说合作化不好了的议论是没有根据的。

由此也可看出，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积极拥护合作社的是些什么人呢？是绝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余的人，大多数也对合作社寄予希望。真正不满意的只占极少数。许多人没有分析这种情况，没有对合作社的成绩和缺点以及缺点产生的根源作全面的考察，把局部和片面当成了全体，这就在一些人中间刮起了一股所谓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小台风。

要多少时间合作社才能巩固，认为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议论才会收场呢？概括许多合作社发展的经验来看，大概需要五年，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现在，全国大多数的合作社还只有一年多的历史，我们就要求它们那么好，是不合理的。依我看，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建成合作社，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巩固合作社，那就很好了。

合作社正在经历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它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例如，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间，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

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上述矛盾。在生产问题上，一方面，合作社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的各个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个体经营的经济可以由自己作出适当的计划以外，都要服从合作社或者生产队的总计划。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要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许多人说农民苦，这种意见对不对呢？就一方面说来是对的。这就是说，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很低。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生活的水平逐步提高起来。这样说“苦”就恰当了。就另一方面说来是不对的。这就是说，解放七年来，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单单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其实，工人农民的生活，除极少数人以外，都已经有了一些改善。解放以来，农民免除了地主的剥削，生产逐年发展。以粮食为例，一九四九年全国产粮只有二千一百几十亿斤，到一九五六年产粮达到三千六百几十亿斤，增加了将近一千五百亿斤。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并不算重，每年只有三百多亿斤。每年以正常价格从农民那里购粮也只有五百多亿斤。两项共八百几十亿斤。这些粮食销售在农村和农村附近的集镇上，占了一半以上。由此看来，不能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糖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至于简单地拿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较，说一个低了，一个高了，这是不适当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的生活费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说工人特别得到国家的优待。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以及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高了一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况作一些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

四．工商业者问题

我国社会制度的改革，除了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外，私营工商业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也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这件事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这个阶级矛盾是否完全解决了呢？还没有。还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但是现在某些人说：资本家已经改造得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甚至有人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也有人说，如果要改造，为什么工人阶级不改造？这些议论对不对呢？当然不对。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当然，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末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

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说已经没有了两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如果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两面性，那么资本家的改造和学习任务也就没有了。

应该说，这种意见不仅不符合工商业者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工商业者大多数人的愿望。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工商业者都是愿意学习的，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是经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也是重要的。工商业者的学习，应当以自愿为基础。许多工商业者在讲习班里学习了几十天，回到工厂，同工人群众和公方代表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语言，改善了共同工作的条件。他们从亲身的经验懂得，继续学习，继续改造，对于他们是有益的。刚才所说的那种认为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改造的意见，并不能代表工商业者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是少数人的意见。

五．知识分子问题

我们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知识分子中间也表现出来了。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

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

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就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强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

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象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象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行政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认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六、少数民族问题

我国少数民族有三千多万人，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比较从前大有改进，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地存在，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经过各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已经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

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害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能够想出许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

八、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 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进行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以上所说的观点，都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我在一九五0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已经这样说过：“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 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九、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

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学生、工人缺乏思想政治教育。 一九五六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能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 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十、坏事能否变成好事？

如象我在上面讲过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两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有二重性。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的正确，结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转变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现在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训。

同样，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当然是坏事。但是它教育了和锻炼了各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这就变成好事。在许多国家里，有一批人在这个风潮里退了党。一部分党员退党，党的人数减少了这当然是坏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处。那些动摇分子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退走了，大多数坚定的党员更好团结奋斗，为什么不好呢/

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占领，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成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十一、关于节约

我想在这里谈一下节约的问题。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

在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中，我们反对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而着重在反对贪污。一九五五年提倡过节约，重点是在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中。反对了过高的标准，在工业生产中，节约原料成绩很大。那时，节约的方针还没有在各部门认真地推行，也没有在一般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中认真推行。今年要求在全国各方面提倡节约，反对浪费。我们对建设工作还缺乏经验。在过去几年有很大的成绩，同时也有浪费。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在去年十一月中共二中全会更着重地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以后，几个月来已经开始发生效果。这一次节约运动必须彻底地持久地进行。反对浪费，同批判其他错误缺点一样，好比洗脸。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脸吗？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份子、工商业者、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总之，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十二、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我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造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会快一些。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些时间，我国的钢产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万吨，发展到二千万吨，或者更多一点。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

关于经济问题今天不准备多讲。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的反映它和解决它。

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除了苏联以外，东欧一些兄弟国家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完全不错，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国情，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他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第三节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了，并不等于就万事大吉了。制度是由人建立的，也是由人巩固、发展和消灭的。而人是不断变化的。建立的制度再好，能不能向着共产主义的大目标顺利前进，会不会中途被篡改、修正、变质，皆取决于人，特别是取决于执政的共产党及其中央领导核心这群人。如果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共产党特别是党中央发生腐败变质，出现修正主义篡党，他们就会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扭转大方向，搞资本主义复辟，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名存实亡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个问题如不能解决，即使今后再有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也难以避免苏东悲剧的重演。这充分说明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这一问题，已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能否继续前进的一个头等重大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指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制度以后，应当怎样具体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社会实践经验，不可能深刻地提出和解决这一课题；列宁看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队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要求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间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但因列宁逝世过早，也没有来得及在实践和理论上完全而又系统地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虽然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湟夫，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但由于他在理论上不承认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直到他临死前一年才觉察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和冲突，如解决不好，还会出问题。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事业所作出的远远超出他民主革命时期的最大历史贡献，就是在他的晚年根据中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特别是同赫鲁晓夫集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实践，系统地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可是，毛泽东同志逝世后，我们党少数人却利用当时中央多数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理论还没有真正理解，利用我们党五十年代末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的被毛泽东同志很快发现并立即领导全党进行了纠正的短时间的“左”的失误（这有时是不可避免的），又利用文革中许多受了冲击的同志有不满情绪，他们完全站在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立场上，秉承赫鲁晓夫之类现代修正主义的遗志，欺骗全党全国人民所谓“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及其伟大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然，他们也彻底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的论断，和根据这一论断提出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也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中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进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的反修性质。并且给毛泽东同志扣上从1956年以后甚至从建国以后执行了一条极“左”路线的大帽子，把毛泽东同志的后半生描绘成充满错误的后半生而大加挞伐。同时，却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推行的路线作为“邓小平理论”提出来，认可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把邓小平封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究竟是毛泽东背离了马列主义，提出一套“极左”理论，实行了一条“极左”路线，犯了一系列“极左”错误，还是邓小平等人提出了一套反马列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理论，推行一条极右路线，在中国从根本上否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复辟了资本主义。正如人民群众所说：“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两条根本对立路线，泾渭分明，其斗争焦点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这里一个首要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

二、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因为，只有党的主要领导人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科学地分析中国现实的国情，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才能正确地确定革命的主要任务，制定出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指导实践，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达到革命预期的目的。未有革命政党把主要矛盾判断错误而领导革命不失败的。自1840年至1919年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说明了这个问题。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正是因为抓住了旧中国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个主要矛盾，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表现的矛盾两个方面的不同，制定出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战略策略，正确地指导革命实践，夺取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新中国建立的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又及时正确地指出，全国胜利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党正是根据毛泽东同志这一新的论断，在批评了刘少奇等人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错误思想后，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在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一直存在着两种认识和两条路线的分歧和斗争。我们党从1956年以来至今，在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归根结底，都是源于对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是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性的问题。因为一个复杂的事物有多种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然有一种是主要矛盾，只要全力抓往这个主要矛盾，并加以正确解决，其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956年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到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纠正了“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的提法。至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通过的党章总纲中，又根据邓小平1979年在理论务虚会上的提法，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提法实质上恢复了“八大”的提法，又否定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断。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提法的这一发展变化过程，反映了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

那末，究竟应当怎样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首先都必须是反映人们社会斗争的矛盾，它是要表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而不能是反映人与自然斗争的矛盾，不是要表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因为人类要解决与自然界斗争的矛盾，要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固然是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但是，它只有首先解决生产方式，解决在一定生产方式中人与人的生产关系问题，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因此，推动人类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的动力，归根结底是推动生产方式社会形态不断更替发展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所以，历史上任何一种阶级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在前面认识论中已经论证过）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对该社会形态的存在和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矛盾，都不可能是反映人与自然斗争的矛盾，而只能是一定形态的阶级斗争的社会矛盾。例如，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正是这种不同社会形态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决定着不同社会形态的发展和更替，从而推动着人类改造自然的斗争，促进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促进人们从自然界中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促进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发展到高一级的社会。可是，党的“八大”和“十二大”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却根本没有涉及人们的社会矛盾，所表明只不过是人与自然界的矛盾，这怎么能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呢？如果这个论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历史存在过的各种社会形态，以及当今世界各国不同的社会形态，也都无不存在着需要和生产的矛盾，任何一种社会的人都需要首先解决吃饭问题，解决衣、食、住、行各类生活问题，岂不是都共同存在一个主要矛盾吗？这完全违背了各个社会形态存在的客观实际。因为人类要解决生活和生产问题，必须首先要考察影响生活和生产发展的动因问题，而归根结底仍然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在阶级社会中即表现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问题。马恩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既科学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又为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树立了一个光辉的范例。所以说把需要和生产的矛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仅是完全背离客观实际的，极其错误的，而且是十分荒唐的。这一矛盾不仅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不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例如到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虽然阶级和阶级斗争消失了，但其主要矛盾只能是人们在从事生产斗争中形成的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之间的矛盾。

那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否正确呢？是正确的。并且它不仅对我国是正确的，而且对世界上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是正确的。因为毛泽东同志这一论断，不仅是根据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后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发展，特别是阶级斗争情况的发展，而且是根据苏联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情况的发展，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方法科学分析，综合出来的，是符合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的。

回顾我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和两种对立意见发展的历史过程，就会加深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的正确性的认识。1956年党召开“八大”，我国才刚刚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尚未明显暴露出来。特别是资产阶级敲锣打鼓欢迎三大改造的热烈场面，给人们一种错觉，好象资产阶级一下子变成了社会主义的积极拥护者，看不到还存在阶级斗争了。党的“八大”正是在这种政治形势下通过政治报告决议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同时，在常委通过的决议中，没有“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是在常委通过后，把这句话加上未经毛主席看就提交大会通过的。几天后，毛主席就指出“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决议里看不到我们国家还有阶级矛盾。这时，毛泽东同志虽然还没有明确具体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矛盾，但他已经对“八大”的提法明确表示不同意。显然他正在进一步深入思考和认识这个重大问题。任何一个事物，当它的内在固有的矛盾未明显暴露以前，人们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它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常识。这一情况充分说明，当时“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完全是某些人的主观臆断。因为当时还不具备提出这一重要论断的历史条件。

就在党的“八大”之后半年多的时间，在匈牙利、波兰事件和赫鲁晓夫集团大反斯大林，开始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帝国主义，国际资产阶级和各国反动派，掀起了反苏反华反共的逆流。我国少数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借我党整风之机，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公开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党立即在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并取得了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以后的第一次大规模阶级斗争的伟大胜利。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暴露了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取得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形势下，在政治思想领域里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它用客观事实和社会实践证明了“八大”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是根本错误的。毛泽东同志正是根据我国反右派斗争的实践和当时整个国际上已经越来越明显暴露出来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进一步看清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并将长期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一客观情况，才于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断然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问题错误提法公开纠正。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得到了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一致赞同，并为1958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的正式肯定。如果说“八大”时我们党提出并通过了一个错误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是由于当时这一矛盾在我国还没有明显暴露出来，人们还不可能正确认识它。那末，在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正确论断，并经过二十多年我国和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检验完全证明它的正确性的情况下，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等人操纵下又否定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正确论断，恢复了“八大”的错误提法，这就不符合人们的正常认识规律了，当然它也从根本上背离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纵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的有关文件，和社会上许多专家学者的有关论著，否定毛泽东同志关于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论断的根据，主要是认为我国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大多数已经不具有阶级斗争性质，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认为毛泽东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脱离我国国情，人为地制造和扩大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而犯了“极左”的错误。

这样的论述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我国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上存在着的各种矛盾大多数已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仅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吗？不！绝不是这样。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没有随着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而停止下来，相反，“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它被推翻而加强十倍”（列宁语）。我们能够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但不能剥夺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时企图把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1957年我国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不到半年，原来敲锣打鼓欢迎改造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就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几千年来剥削阶级和私有制形式的传统政治思想道德观念的影响也不可能立即被消灭，还广泛存在着，并且根深蒂固，十分强大；现代国际国内资产阶级思想及其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侵蚀也十分普遍；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习惯势力更是象汪洋大海一样广泛地存在着；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一时一刻也没有放松。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情况一定要反映到我们党内来的。所有这些情况造成1956年以来我们党内发生了多次惊心动魄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长期大泛滥，目前我们的党和政府已发生极为严重的腐败变质，我国的社会主义已面临种种危机。所有这些活生生的事实难道不都是阶级斗争吗？这样同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生死攸关严重激烈的阶级斗争，难道还仅仅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且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吗？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里，只要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它就必然是各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这是由阶级斗争这对矛盾双方的斗争性同一性所决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双方，共处于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统一体中，既是斗争的，又是同一的。斗争是无条件的，永恒的，绝对的；同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二者的同一性，不仅表现为相互依存，而且表现为互相转化，互变其位置。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有两种趋势：一种情况是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主动自觉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思想意识的阶级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无产阶级越来越强大，其阵地也越来越扩大，而资产阶级越来越削弱，最终走向灭亡。到那时，无产阶级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随之走向灭亡。从而使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主动自觉地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阶级斗争，放松警惕，麻痹大意，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任凭资产阶级进攻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下，二者各向着对方的位置转化，即无产阶级由统治阶级又转化为被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又由被统治阶级再转化为统治阶级，从而发生社会主义社会变质，资本主义复辟的悲剧。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其他各种矛盾中，都不具备这样的同一性。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决定社会主义社会生死存亡和其它一切矛盾如何发展而成为主要矛盾的原因。前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对这个问题倒看得十分清楚。他在《苏联政变亲历记》中说：“只要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指阶级斗争），那么他们是否继续声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他所说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修正主义，他所说的“别样的社会”就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社会。马特洛克真是说到了要害处。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正是由于抛弃了阶级斗争而纷纷垮台了吗？由此看来，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虽然还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矛盾的看法，是一种不懂唯物辩证法的完全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欺人之谈。他们把矛盾对立的双方完全看作是死的凝固的状态，不是看作能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可转化的状态，因而看不到这一对矛盾的发展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内容和形式及其发展前途，因而他们当然就不可能深刻地认识这对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生死攸关的主要矛盾。他们总是说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但就是不懂得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是必须坚持阶级斗争，必须坚持用政治统帅经济，必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否则，不仅不能发展生产力，还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亡党亡国。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他们的这种认识才真正是完全脱离中国国情的，“一害革命，二害人民”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思想。正是由于这种极右思想的人一味坚持他们的错误立场，他们的政治代表又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才把毛泽东同志经过社会实践反复检验证明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说成是“极左”。从而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一正确认识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搞清楚了，这就从根本上找到了党内两种理论和两条路线对立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展开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深入讨论。

三、关于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问题。

我们认识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明白了能否解决好这个主要矛盾，是能否解决好其他一切矛盾的关键，那么，我们理所当然就必须把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全党指导一切工作的总纲，作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党的基本路线。显然，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工人阶级、共产党和党的高级干部在内都时时受着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每个人的思想无不打着阶级烙印的情况下，作为执政的共产党，如果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放弃了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分析问题，放弃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必须改造自己（包括每一个共产党员在内）的主观世界，那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情景呢？那就必然出现象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起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要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辩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正是鉴于这样十分危险的情景，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在实践中认识、总结，不仅从中国的情况出发，还从苏联，乃致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出发，终于于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完整地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断经受着社会历史实践的检验，愈益显出它不朽的真理光辉。

可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却无视我国社会还存在着严重阶级斗争的现实情况，完全凭邓小平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臆断，错误地否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经过社会实践反复检验，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另提出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说这才是我国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唯一正确的基本路线。那末，就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基本路线”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吧！

这个“基本路线”所说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从字面上看，似乎兼顾得非常全面，下面我们作以具体分析。

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是对的。但是，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使人们看得非常清楚，我们党并没有在经济建设上花费多少精力，而是把精力主要花费到“改革开放”上了，那末为什么要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原来其本意是用来对抗和排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因为按照邓小平设计的兰图搞改革开放，就是要用资本主义制度改造和取代社会主义制度。这就必须首先改变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关键是改变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使人们抛弃阶级斗争，不讲阶级分析，不问政治方向，埋头搞经济建设。不如此，如果人们识破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本质，谁还跟他走呢？于是打出了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张牌。你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就说现在基本上没有阶级斗争了，中心任务是搞经济建设，你再搞阶级斗争是脱离实际，干扰经济建设，是“极左”。谁不盼着快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使国家富强，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呢？再加上过去搞阶级斗争时由于种种原因，出过扩大化，误伤过一些人，经这么一说，确实很能迷惑一些人，跟着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

但是，我们如果联系实际情况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毛主席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绝不是不要经济建设为中心，恰恰相反，正是为了维护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保护和充分解放我国社会生产力，避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复辟，从而使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搞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使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共同提高。这个道理本来已为毛主席生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证实了。可是这些年来，由于大量歪曲事实的舆论宣传，却又把一些人搞糊涂了，以至一些人一提到阶级斗争就摆头，认为是“极左”，这完全是一种误解。那末，这些年来不搞阶级斗争了，经济建设上去了没有呢？生产力发展了没有呢？我国的生产力不仅没有获得明显发展，反而遭到比如解散人民公社，农村又恢复到个体小农经济。多年来搞的农田水利工程和已有相当程度的机械化遭到了严重破坏。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又倒退到十分落后的人、畜力原始耕作方式；在工业生产方面，第I部类（生产资料）生产仍很落后，技术含量高主要标志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国有工业企业，由于改制，导致纷纷破产，大量先进良好的设备停用了，生锈了，损坏了，报废了，目前还未破产倒闭的国有企业，由于缺乏资金，不能技术更新，原来的设备陈旧，无法换新。而得到大力扶持发展的私营工业企业，技术含量很低，设备落后。所以从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特别在第I部类生产方面是倒退了。在尖端科技上，除了毛泽东时代遗留下的“两弹一星”和火箭技术以外，并没有多少新发展。这里需要一提的是，本来在文革中，我国的大型飞机制造业，在尖端科技上已取得很大进展，八十年代初造成的两架样机已试飞成功，引起西方很大震惊，美国波音和欧洲空中客车公司都派人来参观，担心要失去中国这个特大市场。可是，由于这个成果是文革时期搞出来的，国家有关部门硬是停拔经费，有关领导部门相互踢皮球谁也不管，以至将样机锁进仓库毁掉了，科研组解散了，高科技人员流失了。就这样，我国的大型飞机制造业完全可以迅速赶上美国的机遇白白丧失了。致使我国至今在这个领域内技术仍很落后，不得不花几十倍上百倍美元进口美国、欧洲的大型客机。这是一件令国人极为愤慨的事。还有坚持走集体化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用毛泽东思想育人的南街村，取得了震惊国内外的十分突出的成就，理应作为一面旗帜，组织全国大力学习推广，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可是新闻媒体却很少报道，在张爱萍将军多次参观后写信要求中央电视台播放南街村的情况下才播放了一次。而对全国带头分地单干将生产关系拉向倒退，至今才勉强解决温饱问题的小岗村，却作为全国先进典型一面旗帜大力报道宣传。这充分说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是为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服务的。当一个典型（如南街）尽管很能促进我国广大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生产力发展，但在政治上却不利于否定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时，是宁可牺牲经济建设和生产力发展的。试问，这叫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当然这20多年来，在第II部类生产（既消费资料生产）方面还是有很大发展的，如电脑的广泛使用，自动化控制，家用电器、普及电话等等。同样，如果按照毛泽东的路线办，照样可以做得更好，如南街、华西就是典型。

下面再让我们来看看两个基本点吧。先说“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可以说这是邓小平路线的重中之重，是核心。事实上，不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好，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好，都是必须服从改革开放这个核心的。改革开放到底是什么呢？是改制。其实质就是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原则，改造我国已经建立并实行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到今天，经过了20多年的改制，我国基本上已经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取代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用大部分的政治、思想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取代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大概现在仍然口头上坚持（不是实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仅是个空壳的东西了。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则是抽掉实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只能是别样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都可以按受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重要思想了。

如果说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泽东时代的总纲，那么，改革开放就是邓小平时代的总纲。由此看来，真正同以阶级斗争为纲对立的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改革开放。正是为了改革开放，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改变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是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所以才必须让人们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防止人们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观点识破改革开放的实质。由此我们可以看清，经济建设不但在毛泽东时代和阶级斗争相比是目和纲的关系，在邓小平时代，和改革开放相比也同样是目和纲的关系。只不过现在不直说罢了。

那么，搞改革开放是不是真的不要搞阶级斗争了呢？绝对不是！在客观上还实际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任何政党任何个人任何群体要从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斗争，都是回避不了阶级斗争这个客观实在的。问题在于是搞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是搞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邓小平搞的不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毛泽东搞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其根本区别就在这里。邓小平是要麻痹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的斗志和阶级警觉性，而纵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肆无忌惮地向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进攻，以达到在一片“和平”声中，“歌舞升平”中，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代之以走资派上台，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而毛泽东所以要紧紧抓住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这个主要矛盾，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放，就是教育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时刻牢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绝对不能停顿不前，不能半途而废，还要继续革命，紧紧抓住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不放松，“抓革命，促生产”真正沿着马列毛泽东思想开辟的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走下去，一直走到共产主义。南街村就是最好的榜样。

人所共知，从改革开放一开始，我党就一直坚持批“极左”，实际就是批判毛泽东同志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从而形成了一股“非毛化”的逆流；进而发展到“非马列化”、“非革命化”、“告别革命”的逆流；以至发展到为历史的叛徒、汉奸、卖国贼翻案、评功、摆好的逆流。造成谁坚持革命，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就被斥之为“极左”、“僵化”、“陈旧”、“迂腐”、“顽固”；谁反对革命，抨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就被称为“英雄”、“思想解放” 。在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这样的政治局面，发生这样的咄咄怪事，难道是正常的吗？！这难道不是公开允许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卖国贼、反革命明火执杖地向无产阶级大举进攻吗？所以在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的社会里，那种叫嚷反对阶级斗争的人，一时一刻也没有丢弃过阶级斗争，他们口头上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假，极力推行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大举进攻是真。由此可见，坚持改革开放的要领，就是坚持批“左”，坚持资产阶级斗无产阶级不许无产阶级斗资产阶级，坚持修正主义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许马列毛泽东思想批修正主义，如此而已，其有它哉！

下面再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基本点吧。这个基本点，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说来，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从20多年的社会实践来看，它基本上是虚没的。也就是说是做样子让人家看的。谁要是反对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搞修正主义，他们就可以马上挥舞大棒，你们看啊，基本路线上不是明明写着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吗。但是，他们对四项基本原则却从来不真心去做。恰恰相反，谁如果冒傻气当真去坚持四项原则，就马上给你扣上“极左”、“教条”、“思想僵化”、“反对改革开放”的大帽子来压你、整你，甚至用种种借口把你从领导岗位上拉下来。这就是造成我国长期以来“一手硬、一手软”的根源。的确，在平息“六四动乱”时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喊了一阵子，好心的人们，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共产党人曾对此寄于希望。然而好景不长，至1992年春邓的南巡讲话，就把批“左”作为主要矛头了，就是批那些真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的人了。这个时期，人们再冷静反思一下，原来“六四”运动，正是亿万人民起来反对邓小平阴谋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是以他的子女为代表的形成一个以高干子女家属为骨干的官僚特权阶层，搞腐败、搞官倒、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真正根源）伟大革命运动，而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在天安门广场立“自由女神像”，玷污毛主席挂像，不过是大江东去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而已，毫不值得奇怪。然而就是这样一场伟大的声势浩大的爱国革命群众运动，竟被他们调来的“隆隆”坦克和枪炮，残酷地镇压了。而要从根本上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从根本上纠正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反马列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理论和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路线，重新回至马列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才行。但是我们党没有这样做，而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举着四项基本原则换取人民的支持，一旦他们认为其统治巩固了，就马上对着真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人开炮了。以1992年南巡讲话为标志，我国在以“胆子更大一些，思想更解放一些”的口号下，出现了“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不问“姓计姓市”，变本加利大踏步地向着资本主义的私有化迅跑的局面。由于私营和外资企业的迅猛发展；由于改制造成国有公有企业纷纷亏损，倒闭、破产、管理混乱、腐败成风，政府强令大规模裁减；由于市场经济逐渐取代计划经济而造成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和激烈竞争造成的极严重的两极分化，大批工人下岗失业，大多数人收入减少，购买力降低，从而导致出现生产相对过剩，市场萎缩，国民经济增长率逐步下降，各种不可克服的社会危机日趋尖锐的严重局面。近年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日趋沉寂，私有化和走资化的调门越来越高，竟然发生了以下三件怪事：一是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在国家统计局主办的《中国信息报》上发表文章，公然要国有企业从196个行业中的146个行业“退出”，将涉及39231家工业国有企业重组改制，1376.3万职工下岗失业，7507.9亿无净资产出卖、转让，大刀阔斧搞私有化。二是出现了许多地方将资本家评为劳动模范，吸收为中共党员在各级党政机构参政议政决策。三是有人公开叫嚷要将中国共产党改为中国社会党。对于这些并非空穴来风的明目张胆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并且违反党纲党章和国家宪法的严重政治事件，尽管引起广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共产党人、广大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的极大义愤和广泛声讨，可是我们党中央及其主要领导人竟公然明里、暗里纵容和支持，这正常吗？这能说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吗？！

我们通过以上具体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完全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完全不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客观存在的矛盾、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出发，以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臆造出一个假的主要矛盾，制造一条貌似全面的基本路线，其实质是以“改革开放”为纲，以达到逐步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使我国沿着资本主义道路来发展经济的政治目的。而在当今被美国控制的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的国际形势下，沿着这条道走下去，势必导致我国走向殖民主义化，重新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旧中国的悲惨境地。

第四节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

的重点和主要对象

我们认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继之必须进一步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和主要对象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生前曾谆谆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历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 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了？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有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道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书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评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毙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结束语：哲学为政治服务

哲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各个阶级哲学的发展都是这样。

在中国古代，典型的例子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那个时代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代，而孔子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从其唯心主义哲学的立场出发，为维护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创立了以“仁”“正名”为核心的儒家学说，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说教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秩序，企图以德治、教化与惩治相结合，达到“克己复礼归仁”之目的。孔子创立的唯心主义“天命观”，是反对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反之，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为推翻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曾涌现出一批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家。他们宣传“商鞅变法”，“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制天命而用之”（荀子），“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韩非）。他们创立的法家学派，为地主阶级革命的政治服务。其后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秦始皇，领导了横扫六合，统一中国的壮举。而当地主阶级确立统治地位后，至汉武帝时代，为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牢牢禁锢和束缚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精神，镇压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当时儒家学说集大成者、唯心主义的哲学家董仲舒又提出“三纲五常”，流武帝即下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教便被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反动统治服务了两千余年。

在中国古代是如此，到了近代、现代也是如此。从十九世纪末期，资产阶级思想家严复，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家邹容、陈天华、章太炎，一直到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时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他们最有生气，他们办的《民报》、《苏报》、《大江报》，为革命大造舆论，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谭嗣同、陈天华、邹容为宣传革命，不惜献出自己年青的生命。

后来，蒋介石建立 反革命政权的时候，同样也是须臾不能离开资产阶级哲学，为其反动统治服务。冯友兰在其《四十年的回顾》中，讲了他过去为了适应国民党的需要，采取些什么哲学来骗他人。他讲他开始相信柏格森，以后相信实用主义，然后又转到新实在论，他用自己的经历驳斥了哲学不为政治服务的说法。在世界近代史上，无数事实都说明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写出新的理论，为其政治服务。英国曾出现了培根、霍布斯这样的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家，为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克伦威尔领导的革命斗争服务；在法国，狄德罗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百科全书派”，成了法国大革命的舆论先导；在德国，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都为当时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义统治的革命，确立资产阶级的统治，造舆论，作出了贡献，同时，也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重要理论来源；还有，俄国以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一批唯物主义哲学家，也为当时俄国的革命运动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这些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家，各有特点，但都是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

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但是，我们党里曾有人（以杨献珍为代表）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它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种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俄国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去世后，又需要斯大林，写出了《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为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战初期，写出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等一批重要著作，都是适应当时革命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在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而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在扩大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都是适应我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最好理论武器。尽管他逝世后，由于华国锋等同志没有远见和软弱，被一些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复辟了资本主义。然而，即使如此，仍然出现象南街村这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典范。这就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和震撼力。南街的方向正是中国农村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坚持和宣传南街道路，宣传南街村所遵循的科学理论，正是在当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还有，为纠正被实践和事实所证明是错误了的某公“理论”，周秀宝同志发表的《正评》以及不久前他发表的《关于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及资产阶级是否重新产生了的问题》的文章，无疑为当今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回顾这二十年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党内的右倾复辟势力占据了领导地位后，他们正是打着“务实”，反对政治挂帅，反对理论为政治服务的旗号，搞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他们所要检验的真理，正是经过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了是真理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所以提出这样的口号，就是为他们砍旗丢刀子，背叛马列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政治服务。因而他们反对哲学为政治服务，理论为政治服务，其目的就在于从思想政治上麻痹全党和全国人民，用反革命的理论对抗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走资本主义道路。御用“理论家”们鼓吹“座标论”，“目的是没有的，走一步，看一步，造成既成事实”，进而公开叫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近几十代没有希望”，搞资本主义不要“犹报琵琶半遮面”，急切地想实现他们资本主义“必然”“要来”的希望。他们的用心和当年赫鲁晓夫如出一辙。赫鲁晓夫之流反对哲学为政治服务，大讲没有政治的经济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贩买“三卖”“二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理论，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反对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国家，扑灭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帝反殖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对内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质是纵容和支持自上而下一小撮背叛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走资派上台，历经勃涅日列夫，戈尔巴乔夫，完全复辟了资本主义。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高举的理论和旗帜，对外宣扬所谓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而反对当今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科学判断，推行其“三降一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严重破坏了菲律宾、斯里兰卡，直至柬共领导几十年的革命武装斗争。他们的罪责是难逃的；对内根本背叛了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政策，背叛了社会主义，鼓吹“不问姓资姓社”，也“不问姓公姓私”，逐步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变为现实。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毛泽东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正是经过千百次的革命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真理，这也是毛泽东同志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突出阐述的科学真理。让我们高举着马列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踏着革命先烈的血迹，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英勇奋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