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凤祝: 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与全球化

一、引论

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生于德国特利尔(Trier)一个富有的犹太裔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律师，1824年加入新教。大学时代，马克思受到黑格尔左派鲍威尔兄弟的影响。1841年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由于鲍威尔被保守的政府剥夺在波恩的讲学权，马克思不得不放弃当教授的想法，进入科隆的莱茵日报当记者。1843年，莱茵日报被查封。一年之后，马克思流亡巴黎。在巴黎期间（1844-1845），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撰写了对黑格尔法哲学和现象学批判的手稿。1844年完成了著名的经济哲学手稿。这些手稿成为其日后研究和著述的基础。资本论中的基本观点，大都出自当时的研究。

恩格斯〔1820－1895〕出生在德国莱茵省巴门（Barmen），他的家族世营纺织。1842年9月底，恩格斯服完兵役，动身到父亲在英国曼彻斯特开设的棉织工厂，途经科隆，第一次会晤了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受到鲍威尔兄弟的影响，对马克思存有成见，马克思则把恩格斯看成“柏林自由人”的同路，所以当时两人的见面是非常冷淡的[1]。恩格斯在英国住了21个月，通过对英国工业的研究，从政治经济实践上开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恩格斯认为，英国的宪法有一个时期是相当好的，并做过一些好事，但是1828年以来英国人开始自己破坏自己的社会体系，使英国有教养的人，成为世界上最被鄙视的人。

恩格斯对有教养的英国人感到失望，把希望寄托在英国工人身上。1844年，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一书中写道：“只有大陆上不熟悉的那一部分英国人，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还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还有前途。”[2]

当时德国知识界对社会的批判，未曾离开过哲学的范畴[3]。马克思也是从法的哲学开始，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4]。马克思认为，从黑格尔的哲学中，无法理解这个社会的发展。要理解这个社会的发展必须从被黑格尔轻视的市民社会中去理解[5]。

马克思认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这个世界。” 马克思认为，旧的唯物主义是立足于市民社会。人们必须消灭这种哲学，必须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6]。要改变这不合理的社会，就必须实现真正的人道主义。真正的人道主义，就是自然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人道主义，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也就是真正解决存在和本质、人的对象化和自我实现、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冲突[7]。

但是，哲学家要消灭哲学，必须利用哲学，实现哲学。把哲学中的理念，变为现实。哲学不是为了揭示和解释这个世界，而是要改变这个世界。马克思要改变这个社会，必然从改变市民社会着手。

在巴黎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相遇，并合作撰写了一部批判意识形态的著作《神圣家族》，从此结下了深刻的友谊。1845-1846年间，他们又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1847年他们又共同起草了《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共同的理想。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实践中，又有很多的不同。恩格斯是从具体的经济实践中，深入对社会理论的认识。他批判没有思考的生活和脱离实际生活的思考。马克思则是从高层次的理论平台，用哲学的理念来批判古典的政治经济学。他们两人的合作，使他们能够脱离理论上的空想和现实中的无知[8]。

二、马克思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建立在两个原则上：

1. 总体的统一性

2. 世界的物质性

马克思认为，现实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或体系，都无法独立于社会总体性的关系和条件之外。每一个环节，都是事物组成的一部分。在事物的发展中，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事物在发展中，都会显出它的负面，使事物陷入矛盾和冲突的状态中。克服这些矛盾和冲突，是事物发展的一种必然性。事物矛盾和冲突的统一性原则，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核心。

唯物辩证法从世界的物质性这一假设出发，认为物质世界独立于人的主观认识之外，是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现实作为一种现象在意识中反映。意识不是简单地反映现实，而是传达现实中的一些信息。科学所要认识的事物的本质，就隐藏在这些日常生活所经历的现象中。科学的理论，不能停留在现象的表面，必须深入这些现象，找出决断事物本质的环节。获得这些认识，才是科学的知识。不加分析地停留在现象表象中，用简单的生活现象，即把表象当作存在的真实，并以此来处理问题，不是科学的态度，而是用意识形态(Ideologie)代替科学思考，即用错误的意识[9]来处理这个世界的事务。

现代自然科学常用的方法有两种：归纳法(Induktion)和演绎法(Dedution)。桑德斯(Peter Saunders)认为，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不同于以上两种方法，是一种回复分析法(Retrodution)[10]。

马克思认为事物发展的过程是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11]。对事物的研究必须从简单的、抽象的一面开始，来获取普遍的、超越历史的范畴。

现实之所以成为现实，是由于事物本身拥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以及环境存在着使事物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只有在这两种可能性同步存在时，抽象事物才能成为具体的事物，即成为现实中的事物。

人控制不了环境，只有跟着环境走。主观意志，控制不了客观环境。人只能在可能的条件下，实现其愿望。因此，要认识事物的本质，不能只看事物的表面，必须同时参照其背景或环境，才能获得整体性的认识。在不同环境或背景下，事物显示的，可能是事物的另外一面。

马克思的这种回复分析法，无法保证给人们带来真理，无法勾勒出有关社会内在联系的清晰轮廓，无法保证提供给人类一种可靠的理论，来解释社会所产生的现象。这个方法无法垄断或取代其他科学的分析形式[12]。

回复分析逻辑，尝试从可观察到的现象中，建立假设，来说明或揭示事物发展的原因。这些假设，不是经由个人主观任意选择建立起来的，而是必须能够解析这一平台上的各种现象。

由回复分析法获得的理论，不能给与事物强有力的论据，假设也无法直接被证实。即永远无法最终证明，预先推测的有关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否属实[13]。马克思从对欧洲历史发展现象的分析中，得出了一个结论：社会的发展，如同生物的进化一样，是从低级的形式，经历不同的阶段，进入高级的形态。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他预言，未来的社会必然会由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并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的这一社会发展理论，虽然经历了苏联的失败，即尝试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中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一实例并不能用来否定马克思的学说。我们只能认为，苏联不具备马克思所提出的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

利用回复分析法，来探讨和建立一种理论是非常有用的。用这种方法可以建立一种清晰明了的理论。但是用这种方法建立的理论，很难证实其真实性。所以不可能强迫别人去接受这种理论。它可以作为个人的政治观点、政治理想或追求的目标。应该明确的是，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实践的方法，也是一种科学的分析方法[14]。他要求人们从现象中去掌握事物的实质，不要被意识形态，即事物的表象所左右。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城市的起源

恩格斯给城市下的定义简单明了：“只要它（乡村）用濠沟和墙壁防守起来，乡村制度也就变成了城市制度。”[15]防守和城墙是使乡村变为城市的两个主要环节。由于冲突，才需要防守。当冲突发展为武力斗争，即战争时，就需要更为有效的防守，城墙就应运而生。简单地说，城市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恩格斯认为，原始部落的部族，由于战争的原因，联合成为部落联盟，成为细小的民族，并开始居住在城市中。城市的形成早于国家的建立。

部落的发展和建立，是以有意识和有计划的干涉自发形成的秩序为前提。如果部落中每一个成年男子都是战士，那么脱离人民、与人民对抗的公共权力就不可能存在，自然成长的民主秩序处于全盛期。随着国家的建立，常设的部落议事机构变成了元老院。自然民主秩序慢慢地转变成为贵族制度。古希腊的部落，在特洛伊战争的年代，已经联合成为一些细小的民族，并已经住在有城墙的城市里。各细小民族为占领最好的土地，为了掠夺战利品，不断地进行战争。将俘虏充作奴隶，成为原始社会的一种制度[16]。

古希腊的军事首长被称为巴塞勒斯（basileia），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没有掌握对人民的统治权[17]。德语中的König一词，由氏族首长 Kuni, Künne 演化而来，相当于古希腊语中的巴塞勒斯。巴塞勒斯一词，与现代意义上的君主或国王不同。古希腊的巴塞勒斯是军事首长、法官和最高祭司[18]。后来，为了保护部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逐渐发展形成武装的公共权力：国家[19]。到梭伦时代，巴塞勒斯一职已经丧失了它的意义。国家首领由贵族中选出的执政官来担任。到了公元前600年，贵族统治对雅典人民的压制，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贵族的居住地在雅典及其近郊[20]。对畜群和奢侈品的私人占有，使个人间的产品交换变成了商品的买卖。那些出卖自己劳动力的生产者，失去了支配自己产品的权力，不能直接消费自己的产品，只能通过交换转让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21]。在雅典从事生产的大多是奴隶，当时雅典的奴隶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在这种制度下，社会矛盾不再是贵族和平民的对立，而是自由民和奴隶的对立。在雅典全盛期，自由民的总数（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约9万人，男女奴隶超过36.5万人，外地人和被释放的奴隶（保护民）为4.5万人。每个成年男性公民至少拥有18个奴隶和2个以上的保护民[22]。

雅典城邦的产生，是国家形成的一个典范。它没有受到外来或内部暴力的干涉。其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民主共和国，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23]。城市起初是作为军事防御城堡。城邦（Polis）的原意是堡（Burg)。居住在城堡里的居民（Buerger），就成为城邦的公民（Politen）。

随着古代殖民地的拓展，城堡成为政治和社会秩序的中心[24]，城市成为政治中心和统治者的聚居地。城市与国家结合，就发展成为古希腊罗马的城邦制度。

早在公元前1200年，希腊的城邦已经开始萌发。公元前800—500年，希腊的城市在贵族的控制下，获得全面的发展。希腊式的城市化，由地中海向黑海扩张，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希腊的殖民时代结束时，沿海一带约有1500座城市。城市是农民和土地所有者集中居住的中心。城市的范围包括近郊的田野和居民。农民住在城内，日出时出城耕作，日落时回城[25]。

马克思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最大的一次分工，是野蛮向文明、部落向国家、地方局限性向民族过渡的开始。这种发展贯穿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城乡的分离是资本和土地所有者的分离，是资本倚赖地产而存在的开始，也是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开始。

随着城市的出现，社会需要建立公共管理机构，也就是说，社会需要政治管理机制来维持秩序。在城市中，居民被划分为不同阶级，这种划分以分工和生产为基础。城市显示出生活的集中性。在城市中，人口、生产工具、资本、娱乐和对商品的需求都被集中起来。而乡村却表示出孤立和分散。乡村和城市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存在。这显示出个人屈服于分工，为了生存被迫从事某种活动。这种屈服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另一部分人变成受局限的乡村动物。他们之间的利益对立，每天都在不断地产生。在这里，劳动已不是实现自己的一种力量，而成为一种异化的力量，凌驾于个人之上。只要这种异化的力量存在，私有财产就必然继续存在下去。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要消灭这种对立，单单依靠意志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取决于多种物质条件[26]。

中世纪的城市，由那些获得自由的农奴建立起来。每个人带来的只是很少的一点资本，即他劳动时所必需的工具。当时的手工艺者，往往同时也是商人。连年的战争，以及后来流入城市的逃亡农奴的竞争，使这些原来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必须有组织地武装起来，由此形成了各种行会和城市自治团体。流入城市的逃亡农奴无法与有组织的行会竞争，只好屈从于这些有组织的城市竞争者。这些后来流入城市的手工业者，屈从的程度远远超过对自己工作漠不关心的现代工人。他们对于自己的工作，兢兢业业，奴隶般地忠心耿耿[27]。

简而言之，城市联盟的建立，主要是基于对财产保护的需要。在中世纪，每一个城市的市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活，都不得不团结起来反对贵族。市民阶级由此产生[28]。

四、城市和私有制

马克思认为，城市的建立，是私有财产制度和阶级社会形成的基础。分工发展到不同的阶段，产生了不同形式的所有制。所有制的形式，取决于当时个人与劳动材料、工具、产品的关系。城市的建立，促使私有财产制度的形成，并造就了城市和乡村的对立。马克思认为，所有制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部落所有制、古代的城镇奴隶所有制、封建的等级所有制和现代的市民所有制。

第一种所有制为部落所有制(das Stammeigentum)。在生产不发达的时代，人们依靠狩猎、捕鱼、放牧和务农生活，当时存在着大量未开垦的土地。这一阶段分工并不发达，仅限于家庭中产生的自然分工。土地和产品归部落全体成员共同拥有。

第二种所有制是古代乡镇所有制或国家所有制（das antike Gemeinde- und Staatseigentum)。这种所有制的形成，即集体的财产私有制（das gemeinschaftliche Privateigentum)，是由几个部落经过契约或征服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城市后产生的。城市的产生，使分工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造就了城乡的对立，并加速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也造就了阶级社会的基础。在古典的城邦社会（即市民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城市与农村利益、城市工业和海外贸易的矛盾，城邦市民和奴隶的关系也因此获得发展。随着生产逐渐集中，集体财产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逐渐形成个人财产的私有制。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的集中，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已经出现了[29]。在这种所有制下，劳动力的再生产，即劳动力的获得，大都是通过战争，将战俘作为劳动力使用，即变成奴隶。

第三种财产所有制是封建或等级所有制。马克思认为，古代历史的起点是城市及其狭小的领地；中世纪历史的起点则是乡村。土地占有者成为贵族，掌握了军事和政治大权，并直接支配农业的生产。封建贵族的统治，没有减轻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城乡的对立始终存在着[30]。

第四种所有制是个人财产的私有制或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私有制是从封建财产私有制中发展形成的，是现代市民社会的基础。

分工成为经济意义上真正的分工，始自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31]。马克思认为，分工使资本所有者，有权支配他人的劳动成果，即可以支配他人的劳动力。分工和私有制是同义词，讲的是同一件事情[32]。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的形成，是劳动异化的结果[33]。

市民社会(die buergerliche Gesellschaft)，是从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生活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发展形成的。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这一现实关系，长期被对国家及其元首功勋伟绩的崇拜所掩盖。市民社会这一用语，产生于18世纪的欧洲。当时欧洲的生产关系已经脱离了古代和中世纪的形态。市民社会是从当时的社会生产和交往中发展出来的一种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是构成任何时代国家的基础及其理念的宏观结构（die Basis des Staats und der idealistischen Superstruktur)[34]。

现代市民社会，是从中世纪居住在城堡外的小市民(Pfahlbuerger[35])发展出来的。中世纪的小市民，是从农奴中产生的。从市民等级中，又发展形成最初的资产阶级。美洲的发现，给新兴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印度和中国的市场，以及美洲殖民地的贸易，加速了封建社会的解体。大工业的建立，促进世界市场以及商业、航运和陆路交通的发展。这一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大工业的扩展。城市共和国的建立，以及第三等级在代议制国家中夺得统治地位，使国家政权成为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36]。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使资产阶级为争夺市场奔走于全球各地，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事业，由此开始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大工业的生产，帮助资产阶级为世界创造新的需要，原本依靠本国产品就能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依靠遥远国家或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昔日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状态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各民族相互依赖的状态。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同样如此[37]。

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已经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规模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地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野蛮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8]

城市是无产阶级的发源地。它造就了无产阶级，也造就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恩格斯认为，城市化不仅反映资本主义的逻辑，而且是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然前提，因为城市是新生产方式的所在地。如同城市在中世纪是市民阶级的发源地一样，在城市中，分工获得最高的发展，现代工业使工人发展成为最完善和最纯粹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唯有在城市中，才能获得其完整的阶级性(in seiner vollsten Klassizitaet zur Erscheinung[39])和最高的觉悟（am klarsten zum Bewusstsein kommen[40])。

五、城市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城市社会学，研究空间对定在人的城市生活的作用。当然，空间对定在的乡村人，也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城市空间和乡村空间，对人的作用有所不同。这种作用是由于不同定量的人聚集在同一空间中，产生了不同的组合，并显示出不同的性质。城市和乡村的不同，主要是组合上质的不同，而不是量之不同的结果。当然，数量的增长，会促使结构和质的改变。但只着重对城市人口量的研究，无法深入探讨城市的本质。

在研究马克思学说时，许多学者只关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阶级斗争理论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学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在研究这些问题时，忽略了马克思学说的一些基本核心：1、人道主义，2、异化问题，3、需要理论，4、城乡对立学说。有关城乡对立的学说以及城市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几乎没有涉足[41]。

事实上，有关城市和乡村对立的学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马克思认为，从古代直到现代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可以从城市和乡村分离的运动中获得解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建立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42]

恩格斯从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中，引申出取消城乡对立现象的结论[43]。他认为要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只有在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消灭分工后才有可能实现。

在封建社会，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对立促进了社会的变化。这种对立来自城市和乡村的分工: 城市经营商业、从事手工业生产，乡村则从事农业生产。这种分工，使城市和乡村各自拥有自己的生产方式。城市形成了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乡村却保留了传统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这种不同历史形式的产生，导致了城市和乡村的对立。马克思认为，要理解社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形成，必须以这种对立作为出发点。没有城市这一主体，社会就无法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44]。

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后,19世纪欧洲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城乡对立,而是城市中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城市不再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社会问题不再是城市和乡村对立引发的问题，只能单独作为城市的社会问题来看待，它只是借助城市这一形式作为表达而已[45]。恩格斯认为：要解决现代城市的问题，只能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46]。城市的贫困问题只有经过社会变革才能得到改善[47]。

恩格斯认为，现代工业的成就，是靠工人来创造的。只有工业才可以把刚刚摆脱农奴制的劳动者，重新当作无生命的物件，当作一件东西来使用。如果没有工人的贫困和被奴役，工业是无法存在的[48]。

六、城市和无产者道德的沦丧

恩格斯认为，城市工人道德沦丧的根源在于贫穷及所受教育不多。他们在身体和智力方面都遭到统治阶级的摈弃和忽视。资产阶级给予工人的唯一东西，就是法律。资产阶级把工人视为没有理性的动物，动不动就用“法律或行政暴力”来对付他们。这引起工人对资本家的憎恨[49]。

当人们谈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时，一切都冠冕堂皇。但是对于没有任何财产的人，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就不存在。资产者从无产者的手中，把“钱”抢走，把他们变成没有尊严的人，不仅是从身体上，而且从精神上毁灭工人[50]。

十九世纪的欧洲，作为无产者的工人，生活没有保障，挣一天，吃一天。工人生病时，没有钱看医生，买药。生活没有保障，对于道德的破坏作用比贫困更为严重[51]。在英国的大城市中，可以买到各种最好的东西，但是价格昂贵，工人无力购买。因此，工人的饮食和衣着都是城市富人认为最坏的[52]。工人必须用他不多的钱来养家，为资本家培养新的劳动力。在城市中，工人住不起好的房子。许多穷人挤在一起，居住环境破旧、不卫生。当流行病蔓延时，那里就会成为传染病的大本营。瘟疫向四面八方传播，也会侵入富有人家的住宅[53]。工人不但是不卫生的和不道德的，还被视为瘟疫携带者。

令工人道德沦丧的另一个原因，是其劳动的强制性。自愿的劳动是一种享受，强制性的劳动是一种带有侮辱性的痛苦。工人为了生活，为了钱而出卖劳动，劳动对他来说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侮辱。工人愈感到他不是人，他就愈痛苦，愈痛恨他的工作。工人必须从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是屈服于命运，忠心地维护雇主的利益，做一个好的工人；或是起来反抗，捍卫自己的尊严，这只有在与资产阶级作斗争中才能体现。处于这一两难的环境中，很多工人自暴自弃，由此造成工人道德的堕落[54]。

七、城市和住宅的问题

城市的问题不是富起来、让所有的人都成为有产者的问题，也不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的问题，而是解决社会财富分配、劳动力再生产和集体性消费的问题。

城市中工人住宅缺乏，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工人的住宅问题，并非真正的住宅问题，而是一个分配和重新分配的问题。恩格斯认为把住宅所有权转交给承租人，不可能触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现代大工业和城市发展的情况下，恢复住宅的所有权，是后退一步的作法[55]。无产者拥有住宅，并不会因此变成资本家。只有在房屋的拥有者将房屋出租，以租金的形式，获得第三者的一部分劳动产品时，他的房子才成为资本[56]。

恩格斯认为，城市中住宅缺乏的现象，是一种人为的现象。如果征用资产阶级的部分豪宅作为住宅，城市中住宅缺乏的现象就会自然消除[57]。

现代社会可以利用分期付款来购买房子，是想把雇员重新束缚在土地上，削弱雇员反抗企业低工资的力量。恩格斯认为，在工人身上感受不到他们对土地的怀恋。对城市工人来说，迁徒自由是工人的首要条件[58]，也是自由劳动市场的前提。工人被房子重新束缚在一个固定的地方，降低了工人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机会和反抗不公平待遇的勇气。

在现代社会中，技术不断更新。技术的改善，使大量雇员失去工作。劳动大众绝大多数是靠工资生活，依靠工资来提供维持生命和延续后代----即劳动力的再生产----的生活资料。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影响了他们的健康，也影响了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这些问题的解决，只有在社会制度获得根本改革时才能消除[59]。

无产者被赶出了家园。问题并不是在城市或郊区，给无产者一个新的家园就可以解决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家园不断地被建立，也不断地被摧毁。许多雇员，用多年劳动所得作为首期资金，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自己的住房。其他款项，可以用房屋抵押的方式，向银行贷款。一般贷款以20年为期限，分期偿还。虽然利息低于一般贷款，但仍需支付一笔相当可观的利息费用。如果分期付款人失业，或由于其他原因无法支付每月应还的债务，房屋就有被银行拍卖的危险。雇员为了保全自己的住宅，对雇主的依赖性也就更为严重，也只好任劳任怨地为雇主工作。无形中，雇员也因此失去更多的自由。资本家让所有的人都有房子可住的宣传或广告，并不是出于超阶级的社会觉悟或爱心，而是为了从房屋买卖中赢得更多的利润，创造社会需要和控制消费体系的一种手段。地产商为了盈利，使用各种方法获得土地，想方设法炒高楼价和招揽顾客。建筑商为了盈利，不顾住户未来的安全问题，偷工减料以赚取更多的利润。

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可以免费地享用住宅，也只是资本家的一种欺骗手段。事实上，工人的住房还是由自己负担。这种负担只不过不是以租金的方式支付，而是以无酬劳动的形式，来支付房租[60]。提供免费住宅，是对工人劳动的另一种剥削，是对工人的需要和消费进行控制的另一种形态。

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了追求利润，实现对市场的控制权，歪曲了人的自然需要的体系。研究现代城市中人的需要体系，成为解决社会财富分配、城乡劳动力再生产以及集体性消费的首要工作。

八、需要体系与社会价值的控制

一件东西，一件商品之所以有价值，在于它能够满足社会的某一种需要[61]。

商品的需求量如果保持在原来的供应水平上，商品就会按照原来的市场价格出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商品满足了一种需要，而且满足了社会范围内的需要。与之相反，如果商品的供应量小于或大于实际需求，市场价格就会偏离原来的市场价值。市场需求和供给发生变化，都会影响商品的价格和价值[62]。

社会要求用哪一种物品来满足需要，不存在必然的关系，只是一种偶然的关系[63]。

社会需求是从社会需要引申出来的。社会需要有很大的伸缩性，其固定性是一种假象。如果生活资料便宜或货币工资提高，工人就会购买更多的生活资料，社会就会产生更大的需要。对需要救济的贫民来说，他们的需求，远远低于用以维持健康生活的消费量的需要。生产消费的需求，是资本家的需求，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生产剩余价值，而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一般需要。市场上对商品的需要，即需求，与社会的实际需要之间，存在着一定数量上的差别。要准确地理解供求之间的平衡和一致，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怎样界定供求一致这一概念[64]。

事实上，供求从来不会一致，即使达到一致，也只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科学上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政治经济学必须假定供求是一致的。这是为了在对各种现象进行考察时，避开对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时产生的一些假象进行考察。另一方面，为了找出供求关系变化的实际趋向，要在某一程度上把这种趋向确定下来，用以说明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的偏离及其影响[65]。

资本主义生产并不关心它所生产的商品具有何种使用价值，它所关心的只是生产的剩余价值。但是，所生产的商品如果不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它就是无用的[66]。所以资本家必须生产社会需要，来实现对社会市场的控制权。

马克思认为在这个世界中，＂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中找到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数量的增长，压制人的异己本质的王国也在扩展，每一个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随着人作为人越来越贫穷，人越来越需要货币，以便占有这个敌对的本质，而他的货币的力量却恰恰与产品的量成反比例地下降，也就是说，他的贫穷随着货币的力量的增长而日益增长。＂[67]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种需求[68]：

1、有效需求

2、无效需求

有效需求是货币拥有人的需求。无效需求是不拥有货币或拥有货币不足的人的需求。马克思认为，没有货币的人也有需求，但是他们的需求只存在於观念中。他们的需求是空洞的、非现实的、不能实现的。人们对他们的需求、愿望不感兴趣。在市场中，人们感受到的只是有效的需求，即有购买力的需求。无效的需求，对他人、对市场不发生任何作用。

有效需求和无效需求，是存在和思维之间的差别。作为事物的存在，存在着的有购买力的需求，可以被他人感应。即使没有感应到，专家、生产者、商人、金融专家也会千方百计地去寻找。没有购买力的需要，只是存在于思维中的一种幻想，一种观念。对于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的观念，资本家或实业家不感兴趣。

拥有货币的人，能够将观念变为现实。没有货币的人，观念只是一种痛苦的妄想。他们的能力，在尚未出售时不成为能力;只有拥有货币的人想要购买它时，他们的能力才成为能力。被出售的能力，不再作为自己的能力，而是作为购买者的能力而存在，即作为货币的能力而存在。不拥有货币的人，就没有需求，没有有效的、真正的本领，也就不作为“人”而存在。货币本是为人而存在，现在，人却是为货币而存在。货币的力量，决定了人的力量，人的本领。没有本领、能力的人，只要拥有货币，不管这货币是怎样得来的，他就能得到他所要的一切。爱心无需用爱心去换取，友谊无需用友情去换取。道德也无需用道德来换取。一切都由钱来左右。万能的钱，它使人成为上帝，也使人成为奴隶。

九、自发性和共产主义

人要创造历史，首先要能够生活。要生活，就必须满足个人的日常需要：衣食住行。因此，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第二件事，是在生产满足人基本需要的资料时，产生了新的需要，即生产工具的需要。第三件事，每天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开始生产另一些人，即繁殖生命，这就产生了人的第一种社会关系，血缘关系。这就是中国五伦中的父子、夫妇、兄弟，即父母和子女关系的形成。家庭关系是一种自发性的关系，也是初民唯一的社会关系。

一方面人的需要增多了，另一方面由于人口的增加，产生了新的需要，促使社会产生新的关系，即政治经济的关系。也就是中国五伦中君臣、友朋关系的形成。这种新的关系产生后，血缘关系就变成了一种从属关系。

这三种社会活动：自己生命的生产，工具的生产和别人生命的生产，不是社会活动的三个阶段，而是社会活动的三个环节。从人类最初出现，三者就同时存在，直到现在还在起作用。人的共同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关系，同时也是一种生产力。

历史从一开始就表明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物质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体系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一样长久。由于需要体系和生产方式的改变，这种联系不需要任何政治或宗教的存在，就能把人联合在一起。简单地说，不是宗教或政治，而是需要，生活的需要，把人们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认为，意识与语言，也是基于人的交往需要产生的。意识一开始就作为社会的意识出现。意识作为我的意识出现，凡是我存在的地方，关系都作为我的意识的关系而存在。意识最初只作为对环境的意识而存在，人开始意识到自身和环境的关系，个人和他人及他物的关系。在人的意识中，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权威的和不可克服的力量与人对立。人对自然的关系，最初完全像其他动物一样，服从自然的权威。当人与他人交往时，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生活在社会中。虽然在开始社会生活时，还带有动物的性质，纯粹是畜群的意识。但与动物不同的是，人用意识代替了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的本能。

需要的增长，促使部落的意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与此同时，分工也逐渐发展，最初只是性别的分工，后来产生基于体力、天赋、需要和偶然自发性的自然分工。当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时，分工才成为真正意义的分工。由于分工，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人来分担，导致生产力、社会关系和意识发生矛盾。马克思认为，要使这三种社会因素不发生矛盾，只有消灭分工，既消除私有制[69]。

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界定为一种消灭现存状态的现实运动。这个运动以现存状态为起点。许许多多依靠劳动来满足自己需要的人，甚至连满足自己最基本需要的可能性都被剥夺了。他们暂时失去保障自己生活来源的工作，同时又处于不稳定的地位。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财富的增长，是社会异化的前提。现代生产方式把人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把大多数人变成“没有财产的人”，并使这些人和现存的、有钱的、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可以使每个人免于贫穷化，可以使这个世界中的人际交往普遍化，使狭隘地方性的个人有可能被拥有世界性的、全面性的个人所代替。如果不是这样，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地方意识存在。没有世界性的交往和无产者不堪忍受的状态，就不可能使无产者团结成为一种普遍的世界力量。任何交往的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先进的国家同时发生革命时，共产主义才可能成为现实。共产主义只有在无产者获得世界性的意义上，才有可能获得其历史性。共产主义只有在作为一般的世界性的存在时，才可以实现[70]。

马克思认为，未来的社会将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共产主义是最接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能动的原则。但是，在现阶段，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71]，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成之前，必须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即社会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的形成条件之一，是世界性的交往。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把各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不得不承受另一国家事变的影响[72]。

在社会主义社会，大工业的生产可以无限地扩大，一切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可以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需要。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发挥他们的全部力量和才能[73]。

十、结论：存在与意识

物质的存在，因物质需要的存在而被感知。没有需要的体系，是一个不存在的体系。只有需要存在，事物才会被感知，才是具体的存在。没有需要的存在，只是抽象的或理论性的存在。在生活中，需要体系决定事物的发展。用经济语言来说，经济需要决定商品的生产和工业发展的方向。用政治语言来说，政治需要决定统治形式和社会制度的走向。

意识的存在，使人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并形成了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形成，使异化成为可能。在自然界和原始社会，人掌握和控制自然的能力有限，人与自然的分离并不明显，所以人的自我意识发展还没有像现代科技社会那么强烈，人的异化并没有像现代社会那么明显。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人的异化越深。由於动物不存在自我意识，“劳动”只是无自我意识的劳动，所以动物不存在异化这一问题。

由於人有自我意识，人的“意识结构”和“需要体系”得以“自我调节”。在自然界，物理秩序和生物秩序的发展，都是一种“自发性”的秩序。这种秩序，由於没有自我意识，所以无法自我调整。由於人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所以人也能受其它人的左右。自古以来就有“攻心”这一说法。攻心的目的在于改变人的意愿、意识形态或信仰，进而改变人的意识结构和需要体系。现代商业广告和政治宣传，就以尝试改变人的意识为目的。商业广告使人的需要发生改变，以求在消费市场中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

自然界的秩序是一种自发的进化的秩序，一切秩序都在无意识的作用中调整，即自发性，而非人为性的调整。社会秩序恰恰相反，社会秩序在自我意识的相互作用中产生，自发性的秩序受到一定的抑制，社会秩序在一种自觉的、人为性的作用中不断进化着。这种进化虽然以自觉性为前提，但却完全被、或能被某一个意志、社会群体或政治意志所左右。它是自觉性的产物，但不是某一意志的体现，而是总体社会意愿的凝聚。

社会制度首先是一种自发性的、自然发生的秩序[74]，其后，由自发性的物质体系，发展成为自发性的生物体系，再进一步发展成为自发性的社会体系。在自发性的社会体系中，人是这一体系中唯一有自我感觉的主体。在生物体系尚未形成自觉性的精神主体时，一切主体的活动都是不自觉的、自发性的活动。这种自发性活动的具体情况，由其与生俱来的结构所决定。

自然状态是一种由“浑沌无序的状态”走向“井然有序的状态”的过程，更恰当地说，是由“不稳定秩序状态”走向“稳定秩序状态”的过程。不稳定，不平衡，是在场物质或能量在时空中相互作用产生的一种相对性状态。不稳定，不平衡，使事物处在一种张力场，紧绷性的状态需要能量来维持。当物质场无法提供维持存在状态的能量需要时，在这一特定时空中存在着的结构就会瓦解、重新组合。存在就是存在着的需要，新存在的形成也即是新的需要体系的形成。物质运动体系的存在，就是物质运动能量需要体系的建立。生物生活体系的形成也就是物质生活需要体系的产生。与人的精神共存的，是存在着的一系列文化生活的需要。它创造了社会，也创造了都市。

参考书目：

Dahlheim, Werner, 1997: Die griechisch-roemische Antik, Band 1. Paderborn: schoeningh

Haessermann, Hartmut und Siebel, Walter, 2004: Stadtsoziologie.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Lefebvre, Henri, 1975: Die Stadt, im marxistischen Denken. Ravensburg: Otto Maier Verlag

Marx und Engels, 1956-1975: Marx Engels Werk. Berlin: Dietz Verlag

Ng, Hong Chiok, 1983: Staatstheorie von Marx und ihre Aktualitaet in unterentwickelten Laendern, Muenchen: Tuduv Verlag

Saunders, Peter, 1987: Soziologie der Stadt.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1985。北京: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北京: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1979: 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

梅林，1972: 马克思传。北京：人民出版社

安德森, 2001：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社会的过渡。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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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恩全集，29卷，412-413

[2] 马恩全集，1卷，628

[3] 马恩全集，3卷，21

[4] 梅林，1972，127

[5] 马恩全集，16卷，409

[6] 参看：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恩全集，3卷，3-8

[7] MEW, erg. Bd. 1, 536；die wahre Aufloesung des Streits应翻译为“冲突的真正解决”，而不是“斗争的真正解决”。参看：马克思，1979；马恩全集，42卷，120

[8] 参看：Lefebvre, 1975, 22

[9] das falsche Bewußtsein，MEW, 39, 1968, 97。中文版翻译为：虚假的意识。见：马恩全集，39集，94页。

[10] Saunders, 1987, 25。回复分析法也可以称为归原法。

[11] MEW, 13, 7

[12] Saunders, 1987, 26

[13] Saunders, 1987, 26

[14] Saunders, 1987, 27

[15] 恩格斯：马尔克; 马恩全集，19卷，361

[16]马恩全集，21卷，119-120

[17]马恩全集，21卷，123

[18]马恩全集，21卷，122-123

[19]马恩全集，21卷，123

[20]马恩全集，21卷，127

[21]马恩全集，21卷，129

[22]马恩全集，21卷，135

[23]马恩全集，21集，135

[24] Dahlheim, Bd.1, 1997, 38

[25] 安德森, 2001, 20

[26] 马恩全集，三卷，56-57

[27] 马恩全集，三卷，59

[28] 马恩全集，三卷，60页

[29] MEW, Bd. 3, 22-23

[30] MEW, Bd. 3, 24

[31] 马恩全集，三卷，35

[32] 马恩全集，三卷，37

[33] 马恩全集，三卷，39

[34] MEW, Bd.3, 36; 马恩全集，三卷，41

[35] MEW, Bd.4, 463

[36] 马恩全集，四卷，共产党宣言, 467-469

[37] 马恩全集，4卷，470

[38]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恩选集－1，255。全集，4卷，470; MEW，4，466

[39] MEW 2, 273

[40] MEW 2, 273; 马恩全集，2卷: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322-323

[41] Saunders,1987,19

[42] 马恩全集，23卷，390；“Die Grundlage aller entwickelten und durch Warenaustausch vermittelten Teilung der Arbeit ist Scheidung von Stadt und Land. Man kann sagen, daß die ganze ökonomiache Geschichte der Gesellschaft sich in der Bewegung dieses Gegensatzes resümiert.“ MEW，23，373

[43] 参看：恩格斯，住宅问题；马恩全集，18卷

[44] Lefebvre, 1975, 55

[45] Haessermann, Hartmut; Siebel, Walter: 2004, 90-92

[46] Saunders, 1987, 31；MEW,18, S. 263；马恩全集，18卷，264

[47] 马恩全集，18卷，264

[48] 马恩全集，2卷，335

[49] 马恩全集，2卷，399

[50] 马恩全集，2卷，400

[51] 马恩全集，2卷，401

[52] 马恩全集，2卷，351

[53] 马恩全集，2卷，346

[54] 马恩全集，2卷，404-405

[55] 马恩全集，18卷，317

[56] 马恩全集，18卷，268

[57] 马恩全集，18卷，272

[58] 马恩全集，18卷，267

[59] 马恩全集，18卷，263-264

[60] 参看：马恩全集，18卷，269

[61] 马恩全集，25卷，206

[62] 马恩全集，25卷，207

[63] 马恩全集，25卷，209

[64] 马恩全集，25卷，209

[65] 马恩全集，25卷，212

[66] 马恩全集，25卷，218

[67] 马克思，1979，85；马恩全集，42卷，132页; MEW, erg. Bd. 1, 546-547

[68] 马克思，1979，107

[69] 马克思，1979，107

[70] 马克思，1979，107

[71] 人的社会的形式，die Gestalt der menschlichen Gesellschaft；马克思，1979，85

[72]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恩选集－1，221

[73]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恩选集－1，221

[74] Generatio aequivoca与generation spontanee 同义，即生命通过自然发生而产生。马克思，1979，83

责任编辑: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