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道路　　

以往与当前的国家组织形式，如果按照传统政治经济理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来划分，可以分为如下图的四种形态。其中，经济基础的组织形式，分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两类；上层建筑的组织形式，分为民主制度与集权制度。两两组合，可以得到四种形态：　　

　

经济基础组织模式

上层建筑组织模式

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

民主制度

计划经济+民主制度

市场经济+民主制度

集权制度

计划经济+集权制度

市场经济+集权制度

　　

其中，（计划经济+集权制度）的模式，代表为前苏联与其他模仿的国家，被历史证明不成功。社会效率低下，社会公正缺乏，苏联的解体，是这种组织方式的归宿。　　

我们在冷战期间，也是采取（计划经济+集权制度）的社会组织模式。但是由于及早意识到这一模式的问题，中国进行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转向了（市场经济+集权制度）的社会组织模式，俗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采取了积极融入世界主流经济——市场经济——的行动，尽管这些国家，政治上还是相当集权的。　　

但是，这个（市场经济+集权制度）的模式，现在看来也走不通了。集权模式最大的问题就是权力集权且运作不透明，以及由此导致的庞大寻租利益集团（比如一些垄断企业、权力单位、相关联的亲属朋友等等）。市场经济强调自由竞争，但是庞大的或者掌握内幕的寻租利益集团参与到市场之中，就好像一个巨人与一群弱小的孩子来较量。社会转轨的早期，这些寻租巨人，起到了带头作用，帮助社会从“文革”中转型出来，但是，随着社会不断向市场经济发展，寻租巨人在市场中与民企、个体等小孩子竞争的后果，就是垄断与社会的财富两极分化。财富向利益集团转移。这即带来了社会公平公正的冲突，又带来整个社会抵御风险能力下降等大问题。　　

首先，人的需要是不断发展的，马斯洛曾提出七层模型，除了处于模型底层的温饱与安全的需要，伴随个体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需要不断向高层次发展，比如，还有得到尊敬、得到公正的待遇、实现个人价值的需要等等。寻租集团的利益来源是通过与集权者暗箱交易而获取的，不符合经济体制的自由竞争原则。市场经济越发展，在市场经济中解决了底层温饱需求的人们，就越来越发现，寻租利益集团的经济收益，不是来源于公平的竞争，不仅不值得尊敬，更侵犯了他自身的利益。于是，伴随着人们的需要的发展，两个体制之间，基于人的需要，发生了根本冲突；并且经济越发展，集权越发展，社会越发展，围绕着人们高层次的需要越发展，这个冲突就越大，不可调和。　　

其次，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大家的财富都在增加，每个人都沉浸在财富增长的幸福之中。但是，这个增加模式，从社会经济安全的角度而言，由于两极分化的加剧，其实变得更不安全了。一旦发生全世界、全国性的经济危机，大家的财富突然急剧缩水，那么底层的数量庞大的表面上变得富裕的普通群体，将突然发现自身的生活，变得非常紧张、穷困。这次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的金融危机，尾随其后的通货膨胀，使许许多多的底层百姓，发现他们的生活突然变得拮据，难以抵御迅猛的物价上涨，不只是房子、教育、医疗、养老，生活费的不断上涨，都成了头疼的问题。　　

最近北非以及其他国家出现内部冲突、战争，这些国家，很多都是由封建皇权或者早期社会主义制度转向了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经济市场化了，但是政治是集权式的，结果也出现了深重的社会腐败与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的社会，大量的人口处于经济的底部，一旦底层民众生活广泛又急剧地变坏，将导致社会冲突猛烈的爆发。所以，这种（市场经济+集权制度）模式，即不安全，又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不可持续，必须变革。　　

那么（市场经济+民主制度）模式，是否就是未来中国的最佳选择呢？根本不是！　　

这种制度的例子，如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这次发端于美国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再次让人们考虑西方式的社会组织模式是否就是最佳模式。根本不是。这个模式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化解社会总体风险。　　

首先是经济风险。早期的经济风险，主要表现形态是生产过剩带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来，为了消除独立生产者的生产与宏观供需之间的矛盾，西方社会普遍采取了风险转移与分散化的策略，由此降低风险的强度。这个策略的典型手段是将风险证券化。首先将风险资产变成众多的证券，然后将带着风险的证券销售并转移给社会，通过风险的分散化持有而带来风险集中度的降低，由此保护了企业。这些证券包括大量的债券、股票、期货、期权、资产证券化产品以及各种衍生产品。这个风险分散化的思路，在全球资本主义得到巨大的发展。　　

这个思路，表面上是对的。但是，可笑的是，加上了民主制度之后，两个制度的组合，发生了自欺欺人的自我放大式的正反馈，结果高度分散的风险却得到了最后的高度集聚，风险的分散根本失败了，由此带来了更为巨大的高度集中的危机。这个过程的实现是这样的：　　

1、首先，为了保证分散的风险能够销售出去，必须要给风险赋予收益预期，并且高风险伴随高收益。否则，谁也不会购买一份风险资产。于是，每份分散的风险都有利润预期。　　

2、其次，资本是逐利的。在民主制度的保证下，私有者有独立的私产决策权，对应到社会制度，就是资本有充分的追逐利润的保护。　　

3、再其次，现代科学管理制度的发展，一方面使企业家们意识到规模经营能带来成本降低、利润提高的好处；同时，另一方面，现代科学管理，也为企业家们提供了众多规模经营的手段与便利。　　

4、最后，分散的风险，由于附带了预期利润，由于资本对利润的追逐，由于规模化经营带来利润提高，于是戏剧出现了：那些被分散的风险，被一些大型企业按照大规模经营的模式，从分散的个体手中，再次聚集起来。　　

此时，一旦风险爆发，这些集聚了大规模风险资产的企业，将顷刻崩塌，由于他们在市场中的巨大规模地位，对整个经济造成巨大危机。　　

这次美国的地产危机所带来的世界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美国地产的风险被证券化后充分分散为次级债、次债的衍生品、为次级债提供的保险与保险的衍生品等等。这些分散的风险，最后不仅集聚到了美国的大投资银行、大保险机构，还集聚到了中国、日本等国大型银行，甚至央行。一旦美国地产崩塌，大型金融机构随之倒闭，其他相关国家一下子陷入经济危机，全球经济全面坍塌。　　

民主制度，使得风险可以分散；市场经济，使得分散的风险必须附带盈利预期；民主制度，使得具有盈利预期的风险，不仅可以自由交易，更可以规模经营；于是，分散的风险，在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双重护佑下，再次积聚起来，最终彻底崩塌。所以，（市场经济+民主制度）的社会组织模式，无法化解经济风险。　　

同时，这个当前最为强势的社会组织模式，几乎打遍全球。伴随这一模式的全球扩张，西方文化、西方生活方式得到空前传播。这种单一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趋同，还带了更大的深层危机，这远比经济危机更为可怕。　　

首先，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制度与文化，遍及全球；为其服务的科学管理，盲目地将“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其首要服务目标，由此极大地促进“规模经营”、“标准化经营”的发展，并使之成为全球企业家们的追逐利润的杀手锏。　　

标准化的全球经营，的确带来了表面上的生产组织效率提高与成本降低利润增加。但是，赚钱只是生活的一个部分，不是全部。在更深层角度，这种全球标准化与规模化，导致产业的生产模式单一化、进一步导致工艺的单一化、进一步导致能源依赖单一化，由此造成现在的能源安全危机。　　

追逐利润的需要成为社会主流时，奢侈、过度的消费文化得到互生。刺激更多的消费，则带来更多的利润；更多的利润，促进更多的消费。于是，文化上积极宣传过度消费，由此带来大量的的资源被消耗，大量的土地、雨林被工业化，大量的废弃物造成土壤的破毁与城市的垃圾危机。　　

这种文化，遍及全球时，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审美方式，也都趋同。地区传统的文化方式与宗教信仰，被称为是落后的；长期流传的传统医药医术，被视为不科学的；特有的节俭的饮食习惯，被所谓的高能畅快饮食理念取代；保守的男女生活，被丰富的自由行为冲散；于是，整个人类，出现了行为的高度趋同化，人类自身出现了“人质”的高度单一，人类的危机也大规模潜存并开始显现：前所未见的疾病（如：AIDS）的突现，新的抗药流感，以及这些疾病高速地在行为类似的人群中传播；几乎所有地区都有富贵病；几乎所有人对某几个自由竞争获胜的医药厂家的某几类抗生药物的依赖，一旦病毒变异......　　

当这种西方文化仅在西方国家泛滥时，东方国家成为他们“文化垃圾”的填埋场。可是，一旦这个文化横扫全球，大家忽然发现，我们的地球，已经陷入到全面能源依赖的单一、全球人类质地的单一、全球粮食基因的单一、全球物种的单一......但是，这个世界，风险是多样的、潜藏的。一旦这些单一，被我们前所未见的风险击中，一个地球的人类，将整体倒下。　　

所以，我们有必要简单地跟随吗？　　

剩下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尝试（计划经济+民主制度）的模式；要么，就是彻底抛弃固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要么民主要么集权要么计划要么市场——看待社会组织，否定这一传统思维的根本性，转而探究更为深层的社会组织机理。　　

先看看第一条道路吧。事实上，随着人类社会地发展，全球一体化的推进，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联巨幅增加。人类社会出现的各种新问题，环保、能源、生态、老龄化等等，都彰显了另外一类资产在全球人类生活比重的幅度在大幅增长。这类资产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有资产，也不是私有资产，而是由有限个体共同拥有并且无法分割的共有资产。　　

以往的公有资产，其所有权归属始终不明。现在出现的所谓共有财产，首先，其财产共同所有人是清晰的；其次，共同使用上的限制，资产是无法分割的；最后，这类资产，更大程度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的依存性，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人与人之间联系被物化的体现。　　

比如，小区里的绿地、电梯、水泵、道路等资产。再比如，保护城市生活圈的环境免收污染的权利、保护生活圈食品安全的权利等等。　　

共有财产与公有财产比较，所有者不缺位，与私有比较，所有者数量多，需要集体协商决策。因此，共有财产的使用决策，基础是民主机制。一旦当共有财产在经济生活中的份量越来越大，这个时候，民主决策机制就上升到组织层面、国家层面，甚至成为全部。　　

再看看第二条道路，其实隐隐约约地浮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为我们指出了新的思路。基于阴阳学说，我们可以把共有财产看作阳的力量，把私有财产，看作阴的力量。这两个力量，互相竞争，互相消长，不可偏废。我们需要建立的制度，就是使得这两类资产，获得各自的最佳代表组织，采取协商的方式，相互轮流竞争。其实，对于任何一个个体，其财富成分，包含两个部分，要么是私有，要么是共有。其财富的变化，就是在他与其他人之间发生私有到私有、共有到共有、私有到共有、共有到私有这四类的财富转移。私有财产与共有财产，共同构成个体财富，支撑了个体的快乐。偏废哪一块都会带来灾难。私产过度侵夺了共有财产，环境破坏、经济危机、腐败滋生，个体也难得其安；共有财产过度侵夺了私产，隐私得不到保护，个人才智得不到发挥，社会大锅饭，效率低下，个人尊严得不到保护，也是难得其安。所以，只有尊重这两类资产的平等地位，赋予他们合理的竞争权利与组织保障，整个社会将在计划与市场、私有与共有、集权与民主中此消彼长、轮回发展，如日月星辰、天旋地转、循环往复一般，整个治理，就趋于“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