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华琼—依然的赤脚医生》

　　

（赵华琼，曾经的山村女孩，曾经的赤脚医生，多年奔波在50平方公里的山村，为广大农民看病，在山里采药。如今50多岁的她，看到村里出外打工的弟兄因没钱看病，延宕致死，或病情加重，他因而想到更多的农民兄弟，于是卖掉了自己的房子，用尽了自己所有积蓄决定在城里开一家诊所不赚钱为农民兄弟看病（她收取的费用只够职工低水平的工资和买药材和器具的费用）。由于收支不平衡，他不得不向亲戚朋友借钱，最后几乎撑不下去了…。

难道不应该是我们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吗？　　

中央台和我们政府的其它电视台应该减少一点才子佳人的节目，回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轨道上来，更贴近社会生活，为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服务。）

　　

　　

我热泪抛洒　　

——为了她…　　

一位曾经的赤脚医生　　

在五十平方公里的山村　　

为贫苦的农民献出青春年华…

　　

　　

今天她痴心不改　　

依然憨傻　　

为了走出大山的农民　　

为了他们的健康和尊严　　

又披上了白大褂...

　　

　　

开一家农民工看得起病的诊所　　

她付出了全部心血　　

赔上了自己的家　　

在毒菌弥漫的空气中　　

她白璧无瑕…

　　

　　

她在呼唤人类的良知　　

撕破官僚的贪婪和虚假　　

她用自己的美丽　　

对整个社会的丑陋作无情的挞伐　　

她依然是毛泽东的赤脚医生　　

她　　

依然是她…

　　

　　

附文：

　　

　　赵华琼---在情与法之间

赵华琼小档案

1948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

1967年，宁波市卫校毕业，分配到浙江省台州括仓山地区任赤脚医生。

1974年，调至杭州市制鞋总厂任厂医。

1989年，被评为主治医师，以后的两年时间里在浙江医科大学攻读内科和儿科大专学位。

1996年，退休。从事医药代表职业。

2000年至2003年，开办杭州市西湖区赵华琼西医诊所。

2004年10月至今，创办杭州市崇一医疗门诊部，被称为中国首家民营民工医院。

记者手记

第一次给赵华琼打电话，没说两句，她就已经泣不成声。因为刚有两位某杂志社的记者去崇一医疗门诊部采访，一进屋就要求查看证件、指出诸多不规范，赵华琼边哭边说：想帮帮别人，怎么就这么难？

第一次走进崇一门诊部，记者一眼就看见了站在与大门只隔一面玻璃的办公室里的赵华琼。她说，之所以把办公室设在大门对面，是为了每进来一位民工病人，她都能第一个迎上来。在与赵华琼相处的两天里，记者发现，她最习惯说的话就是：放心吧，我来想办法。但说完这句话以后，她才发现面对困难，自己也是一筹莫展，虽然周围的人竭力劝说，她也连连点头，但电话一响或是病人一来求助，她还是习惯性地说，放心吧，我来想办法，我总比你们好过多了。

打听到赵华琼每天早七点来门诊部，晚十一点以后才回家，记者本想一直采访到她回家为止。怎奈到了夜里十一点，又来了两位因看了关于她的电视节目，专程从上海赶来的客人。到记者离开时，赵华琼还在为他们介绍自己的工作。当出租车渐行渐远时，回头一看，崇一医疗门诊部的牌匾仍然在茫茫夜色中，发出萤萤的光芒。

在过去的2005年，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城乡结合处，由一位普通退休医生创办的、被称为中国首家民营民工医院的崇一医疗门诊部差一点“感动了中国”。赵华琼，这位年近60岁的老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不惜散尽一生的积蓄，背负起纷繁的争议，其实她的愿望很简单：让民工看得起病。

赵华琼：争议在情与法之间

甘世瑞一手拄着拐杖，一手被姐夫搀扶着缓慢地走进了崇一门诊部大厅。因为已经来了一个星期，坐在门口的医生很熟稔地站起来和他打招呼，并挽起他的裤管，查看病情。这时，赵华琼大夫快步走了过来，大声地说，这个患者从今天开始全给他免费了。一句话使得那位医生的笑容尴尬地僵在脸上，医生面带愠色地追到办公室，将病历扔在桌上，一边往外走一边说，你说怎么办就这么办，但我觉得这个病人不属于你要帮助的范围。

甘世瑞的姐夫一手插在皮大衣的口袋里，一手拿着摩托车的头盔，也跟了进来，面带干笑地说，谢谢赵大夫，你对我们民工真是太好了，我还有事就先走了。这一场景令所有站在办公室里的人——两家报社的记者、赵华琼的朋友和两位慕名而来的客人都面面相觑，大家一致表示，这钱确实不该免。赵华琼环顾一周，为难地说，算了，至少今天就给他免了吧。

从河南农村来杭州打工的甘世瑞，一直在姐夫做包工头的工地里工作，2005年11月，在油漆墙面时不慎从高五米的台阶上摔下，造成右腿粉碎性骨折，花掉两万多元作手术后，伤势仍不见好转。在老乡的介绍下，2006年1月，他来到崇一门诊部。在没出事之前，他每月有近1800元的收入，出事后，姐夫给了他6000元，工地又补助了6000元。他说，为这病还借了几千元，真是看不起了，要是没有赵大夫就只能回老家了。当记者问他，如果以后有了钱会不会来还上应该付的钱时，他说，就算我来还，我想赵大夫也不会要。

一生中最庆幸作了医生

赵华琼说，象甘世瑞这样的病人我每天都会遇见，没办法，看见他们，我就是想帮。

父母都是医生的她，很小就跟着母亲给乡邻看病，小时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妈妈常常免费给付不起钱的病人送医送药。妈妈告诉她，医生是个很好的职业，最能奉献爱心，但医生的职业风险也很大，可以说是一只脚站在红脚盆里面，一只脚站在红脚盆外面（在南方，以前的产妇都把孩子生在红脚盆里，红脚盆也就成了危险的代名词）。

从卫校毕业后，赵华琼被分配到括仓山区作赤脚医生，那一带面积只有50平方公里，但因为都是山区，如果摊开来，可以达到700多平方公里，整个公社2000多人，就只有她一个大夫，所有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加起来只有100多元，全部放在一个小药箱里。每个月，赵华琼仅有30元的收入，因为生活费特别低，能省就省的她几乎全部用来购买药品。

要抬着病人下山太困难，赵华琼就背着药箱走上十几个小时的山路为病人看病。经常是对面山上的人声听得见，但走过去却需要大半天，许多时候刚睡下，就有人拿着火把来找她。因为特别闭塞，当地的妇女都是站着生产，赵华琼把文明带了进去，没有地方躺着接生，她就让产妇们在自己床上生产，因此她的床单一年四季都是血迹斑斑。

“当时虽然穷，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和谐，大家都是互相帮助，觉得整个心灵都被净化了。一到吃饭的时间所有人家都来叫你，吃饭时一家人都围着你，不会让你一个人孤零零的。”现在想起往事，赵华琼仍是回味不已。

在括仓山七年，才20出头的赵华琼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贫血，甚至视力也慢慢衰退了。结婚以后，赵华琼必须离开了，临走时，公社里的男女老少一直送了她三十多里路。

来到杭州，赵华琼当了厂医，有更多机会与城市里的贫民和农民工接触，她深深感到了他们生活的艰辛，“他们收入太低了，根本没钱去考虑看病，但谁也提防不了生病，特别是工伤。他们的生存状态甚至比农村人还要苦。”

1989年，赵华琼被评为全国红十字模范，她说，“得奖的时候我就想，一定要把最好的经验奉献给社会，尽自己的全力去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我活了一辈子，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选择了医生作为自己的职业。”

在赵华琼的事迹被广泛报道后，她被请到浙江大学医学部为大学生们作讲演，面对一张张年轻的脸庞，她说，请你们不要轻视贫穷，贫穷能产生很多感动，穷人会使你产生一种责任感，促使你想去改变他们的生活。帮助穷人能让你感到自身精神的伟大，当那么多人都在感谢你，你会感到能为他们服务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不要鄙视穷人，不要害怕困难，爱，是你们最最宝贵的财富。

不是我感动别人，而是别人感动我

2002年，赵华琼的丈夫去世了，用她的话就是：为了他的病，我要做医药代表多赚钱，他不在了，我就无牵无挂了，终于可以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了。

赵华琼先是在杭州西湖区城乡结合处开了一间仅有三人的小诊所。后来，她把原本打算给儿子结婚用的房子卖了，又抵押一套房子贷了款，于2004年10月，自费开办了被称为中国首家民营民工医院的崇一医疗门诊部。门诊部共500多平方米，有23名工作人员、9个科室，所有科室均不对外承包。门诊部登记的性质是“民办非企业”，也就是医院不分红、不传代，假如破产了，全部上交国家。

很少有民工知道，看病不收诊疗费、挂号费；测血压、打针不收钱；同样的药，价格比大医院便宜一半；甚至可以把整包药拆开，只买几粒的赵华琼大夫，因为开办这家诊所，已经到了几乎“倾家荡产”的地步。

就在记者采访的第一天里，赵华琼就接到了三四个催交欠款的电话。当一位医药公司的业务员来取款时，赵华琼搜便了全身，拿出了包括一元钱的零钱，仍然还是少交了1万多元。她对业务员说，就再通融几天，过几天一定都交上。而她所谓的过几天就是卖掉自己最后也是正在居住的房子以后。

在开办崇一之前，赵华琼一共拥有三处房产，她说，听起来好听，其实都是按揭买的，首付很少，而且还借了姐姐的钱。她原本很有信心能维持门诊部的收支平衡，因为开小诊所时，主要靠输液，每个月也有近万元的收入。不久，赵华琼就发现崇一每月不算药费，仅房租、水电、工资的开销就约九万元，而门诊部每天只有约三千元的收入。

现在，赵华琼可以说是抵押贷款的“专家”了。记者采访时，正是赵华琼需要交付2006年整年房租、近24万元的日子。为了不关门，赵华琼只能将最后一套房产抵押给银行换取平价贷款。但银行只收全额付款的房产，因此她必须先到中介公司高息借款还完房子的剩余款，再把房子压给银行，从银行贷款后，先还上中介公司的借款，剩下的钱再用来交各种费用。因为她的年龄已经超过了准许借贷的界限，所有贷款最后签的都是她儿子的名字。

赵华琼说，再难，我有两条原则不能变：第一，我们的服务不能变；第二，低廉的药价不能变。毕竟我开这间诊所，就是为了让农民工们哪怕只有一分钱也能看得起病，没有钱也能微笑着走出诊所。这个诊所不仅是我的家，也是民工的家，我要保住它。说到这儿，她又接了一个民工打来了的咨询电话，在解释完治疗方法后，赵华琼还不忘加一句，最好还是来诊所看看，实在困难，可以不付钱的。

为了让诊所生存下去，员工们建议赵华琼把办公室搬到楼上去，她对他们说，看不到病人我心里很难过，让我就呆在下面吧。我真的没什么目的，就是想改变一下社会最底层人的生活，给他们一点鼓励、一点温暖，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把钱看得那么重，这样下去我们国家的精神就要毁掉了。

很难想象，赵华琼还被评为全国优秀民营企业家。2005年12月，赵华琼应邀到北京参加全国华人财富大会，因交不起房费和餐费，她只能住在地下室里。在演讲中，她说，你们全部是中国最富的人，而我是最穷的人，实在没资格给你们讲演，说出来怕你们笑话，为了省钱我马上就要坐硬座回去了。但我为什么要来，就是希望你们能理解我的精神，希望在你们创造财富的时候，也拿出一些力量去帮助穷人。演讲结束后，与会代表都极力挽留她说，我们给你买机票，保证让你今天回去，再讲讲吧。赵华琼说，我深深感到，中国人，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其实是很容易被感动的。

赵华琼的儿子曾经对她说，妈妈花的钱都是自己赚的，我没有话说，您不用留给我什么，我只希望妈妈能坚持到所有人都看得起病的那一天。

在赵华琼的办公室里有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面都是来看望她的客人和一些病人写的话，一位菜农说，怎么没人来帮一下赵医生呢，如果我们都生病回家了，你们城里人就吃不上新鲜蔬菜了。一位建筑工人说，为了感谢赵大夫，我们一定把杭州建设得漂漂亮亮。一位小朋友对赵华琼说，赵奶奶要吃的好一点，那样民工叔叔就有人看病了。一位住在附近的郑老太太则经常把亲戚寄给她的药送给赵大夫，她说，只要赵大夫开口，我能作到的都义不容辞。2005年圣诞节，一对上海夫妻专程开车来到门诊部，为每位大夫送来一百元钱，他们送的一篮子鲜花还放在诊所大厅里，香气如故。赵华琼说，现在，不是我感动了别人，而是整个社会在感动我。

我只是选择了良心

在感动很多人的同时，赵华琼也遭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其中最主要的是三件事：存有过期药品、超范围为儿童看病和在门诊部的冰箱里发现了50支狂犬疫苗。

对于崇一开业第二天就被检查出存有过期药品一事，赵华琼说，“假药我们肯定没有，过期药确实被查出过两箱，不是在柜台上而是在库房里，都是开小诊所时留下来的，因为忙着开业，没有时间清理，但不用就可以了嘛。”

对于超范围为小孩看病，她说，“一对民工夫妇带着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来看病，为了孩子，已经花了5万多元。家长说，去不起大医院，就到这里挂盐水消消炎吧。如果我不给孩子看病，他就只能回家等死。”结果正赶上西湖区卫生局来检查，被处以1000元罚款。赵华琼当场就哭了，因为有了这次罚款纪录，门诊部很可能就进不了市医保定点的名单。她说，更让她担心的是民工患者可能一听到我违法了，“就不再信任我，不来找我看病了。”

赵华琼说，我真不知道内科医生看小儿科是违法的，而狂犬疫苗是一个民工拿到门诊部来的，狂犬疫苗在运输和储藏过程中很容易坏掉，特别是夏天。我毕竟比民工懂得多，把疫苗冰在我这里，该打针时再通知他们，不是能救更多的人吗，而且我给他们打疫苗全都是免费的。我一直在想，这个政策是不是该改一改，既然民工没有冰箱，又不允许防疫站以外的地方打针，为什么还允许他们拿出来？

虽然崇一设有9个科室，但实际上收治了各种各样的病人。一位产后三天的产妇大出血，因为没钱到大医院，被送到门诊部来。刚刚被罚的赵华琼说，这里没有产科，我就算她是妇科吧，查到了也没办法，人命要紧。

赵华琼说，医生救人是最本能的事情，在情与法之间，我天天在作斗争，给他们治病是犯罪，不给他们治病则是在良心上犯罪，我的一些作法是和法律有冲突，在法律和良心之间，我一定选择良心，作为站在医疗最前沿的医生，我不能眼看着病人死去。

面对赵华琼的多次违规，直管崇一门诊部的杭州市西湖区卫生局被推到了两难的境地，该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作为一家正规门诊部，首先就应该在政府部门的监管下，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卫生部去年最大的行动之一就是打击非法行医，崇一没有儿科，为小孩看病就是超范围行医，是严打的主要内容。我们的职责就是使医疗安全和医疗法规落实到医疗机构的行为中去，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老百姓的安全和健康。对于崇一的每一次规范，我们都是有凭有据，不是故意为难她。作为一个医疗机构的法人，首先就应该熟悉医疗法律和法规，而不应该是一个法盲。难道就因为是为弱势群体服务，就代表她不会犯错吗，就可以不遵照法规吗？万一出了事故，受害的谁，又由谁负责呢？

“事实上，赵华琼的行为已经影响了我们的执法能力，很多诊所都说，你们先把赵华琼管好了，再来管我们吧。当情和法对立起来的时候，处于弱势的总是法律。”这位负责人无奈地摇了摇头。

而就在记者采访前不久，赵华琼收到了一个好消息：2005年12月26日，崇一医疗门诊部被正式审批为杭州市医保定点单位。

我看的是病，不是人

在记者采访当日，门诊部里月工资近万元的牙科医生就要离开了。在一次治疗中，这位医生和病人在收费上发生了争执，他对病人说，钱不够你怎么能来看病，我们这里又不是慈善机构。一句话，说得病人流了泪。赵华琼对患者说，我宁可不要赚钱的医生，但我要病人。事后，她对那位牙医说，不管病人是带了一分钱还是一百元钱，我们都应该提供一样的服务，因为我们的服务使病人流泪，你有再好的技术，我也不能留你。

但牙医的说法和赵华琼则有明显的出入，他对记者说，其实我早就想走了，我到这来打工是为了赚钱，为了养家糊口。给少了，我就不干了。

跟随赵华琼多年的高大夫说，我其实真不想让她再作下去了，确实是太困难了。如果我们到别的地方会比这里赚得多些，但在她最难的时候我不能走。小的不理解她，老的又不留下，难道让她去卖老命吗？

门诊部的出纳小刘偷偷告诉记者，我们都特别希望赵阿姨最好一天都出去，说句良心话，大家都很担心，象她这样免来免去，我们总有一天要倒下去，谁不想有个稳定的工作呢。这个月她把自己的劳保工资都拿了出来，但工资还是只发了一半。

除了员工们的担忧，赵华琼还面对着很多民工患者的不理解。因为赵华琼减免药费随意性很强，经常是患者第一次来时先减些，随着次数越多减的越多，很多患者就说，为什么这次免这么多，那上次，得赚了我多少呀。赵华琼说，我经常碰到一些民工治完病连一句谢谢也不说。

怎么分辨哪位病人需要免费呢？赵华琼说，我不要证件，不怕被别人骗，骗我一次两次，到第三次，他就会去帮助别人了，人总会被感动。病人不理解我没关系，不感激我也没关系，帮了他，我就觉得值，他的病好了，我就满足了。我看的是病，不是人。

因为赵华琼给患者免费从来不作记录，门诊部的开支单成了名副其实的“糊涂帐”，赵华琼说，我不能让患者写欠条，那样下次他们就不敢来了，万一病重了，怎么办？写了欠条他们在精神上就受了打击，不写欠条，精神上一轻松，病也就好了一半。在记者采访的第二天，在众人的劝说下，赵华琼终于第一次让一位患者在免费药品单上签了名。她一边掂量着帐单，一边无奈地说：实在没办法了。

面对很多好心人的捐赠，赵华琼说，我一分钱都不要，宁可借高利贷，不过我会把这些钱转介给最需要的病人。我不能为了拿几百元、几千元钱就毁了自己的事业，现在我不是帮多少人看病的问题，而是代表了一个阶层的利益；我所作的也不光是看病救人的事情，而是要唤起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力，这才是我们医疗从业者现在最要紧的工作。

对于目前的困境，赵华琼说，我希望能有一家政府背景的慈善机构来接手崇一，我来管理业务。我可以把一切都交出来，但崇一的精神理念不能变。在中国开民工医院，我总结了两点，首先要有政府支持，另外，还要有资金积累。要开办平价医院只能依靠国家，而我现在什么都不具备，只凭一颗心。

一同采访的另一家媒体记者分析说，赵华琼的门诊部现在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变成公立性质，象她设想的那样找到慈善机构或富豪支持。但不求利润的企业家到哪里去找？另一个就是完全商业化，树立起崇一自己的品牌，规范药价，扩大患者范围，但如此一来，赵华琼还是原来意义上的赵华琼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