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张国焘莫须有毛主席“犯严重错误” ，不恰好证明，毛主席所犯的“严重错误” ，居然光照千秋，如此伟大吗？！

　　从王明、张国焘那里，看毛主席伟大的“错误”

　　一一纪念毛主席诞辰128周年

　　作者：尹一鸿

　　在中共百年党史中，说毛主席“犯严重错误”的不仅仅是“黑猫白猫”。

　　但是，历史已经从王明、张国焘那里得到了证明，说毛主席“犯严重错误”的 ，都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千古罪人！

　　不错，毛主席所谓的“严重错误” ，也正是毛主席功盖千秋的无比伟大之处！

　　首先，毛主席被王明“犯三大严重错误”。

　　毛主席在“贛南会议” 上被“王明左倾路线” 指责为犯了“三大严重错误” ，其结果不仅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 和“湘江之战” 的惨败，使中央苏区全部沦陷于蒋匪军之魔爪，而且30万中央红军也被锐减为3万余人。

　　1930年，王明通过8次向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写信，状告“李立三路线” ，骗取了米夫的信任和大力支持，于是投机专营的王明于1931年1月进中共中委、中央政治局后，很快又爬到了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上，成为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领导人，篡夺了中共的领导权。

　　1931年11月1日至5日，王明为了夺取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指示博古中央“三人团”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史称“贛南会议”。

　　“贛南会议” 的目的，就是围绕“中央苏区根据地问题”、“ 中央苏区军事问题”、“ 中央苏区土地革命路线问题” ，展开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大争论，旨在全面否定毛主席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正确路线，进而以“王明路线”站队洗牌，在中央苏区杀出一条以“王明路线”为“一个核心”的血路。

　　尽管在“贛南会议”上，毛主席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根据地实际情況的。当然也是一条中共苏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秋收起义”到“南昌起义”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成功之路！

　　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的成功之路，与王明没有关系，王明的野心是夺取中央革命苏区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王明在1931年9月1日，就向中央苏区中央局发出了长达1.2万字的《給苏区中央局并紅军总前委的指示信》 ，要求展开了对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开展批判。同时在共产国际提议下，王明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定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6人組成。博古、張聞天、卢福坦3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并由年仅24岁的博古负总责任。此前，博古连中央委员都不是。

　　1931年10月，王明又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再次明确提出：批评毛主席“苏区最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級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所以，这次“贛南会议” 的目的，就是要夺毛主席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所以，在“贛南会议”上，顽固推行“王明路线” 的博古以“中央指示精神”为“尚方宝剑”，莫须有地“查”出了毛主席的“三大严重错误”，并对毛主席的这“三大严重错误”进行了深刻批判：

　　其一，毛主席把反对本本主义的正确主长，并指责为“狹隘的经验论”、“党內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

　　其二，“富农路线”。因为“王明路线”主张对地主富农要赶尽杀绝，“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不給地主富农以生活的出路；可是，毛主席并没有这么做，而是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以及党和紅军所面临的形势，认为不能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而应当給地主富农一条出路，所以毛主席主张土地“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則。

　　其三，“极严重的一貫右倾机会主义”。博古居然拿出毛主席的“游击战术”来指责毛主席，说什么“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純防御路线”，忽视了“阵地战”、“街市战”的重要军事意义。

　　于是议决定：撤消毛主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并“总设计”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紅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

　　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和30万中央中国工农红军，就落入了“王明路线” 之手了。

　　接下来，“王明路线” 又采取“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一切斗争，否认联合” ； “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 ；“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 ，拉帮结派，结党萤私。从而在“王明路线” 的“第五次反围剿” 和“湘江之战” 的惨败中，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又落入了“蒋匪军” 的魔爪了；30万中央工农红军也锐减至3万余人。

　　由此，“王明路线” 不仅丧失了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而且也几乎完全彻底地葬送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中央工农红军……

　　这就是“王明路线” 莫须有毛主席 “犯三大严重错误” 的严重后果！

　　试想，如果没有“遵义会议” 毛主席重新出山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哪里还有什么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

　　其次，毛主席被张国焘“犯严重错误” 。

　　1935年6月25日，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在雪山脚下，与与徐向前、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张国焘一见中央红军如此衣衫褴褛，30万人马如今仅剩下不足两万人，这肯定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领导路线错误所造成的，也就是毛主席所的犯“严重错误” 。

　　当然，这只不过是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军阀张国焘“抓住机遇” 、篡党夺权的一个借口罢了。

　　于是，张国焘以中央红军仅剩下不足两万人为“事实依据” ，不问“王明路线” 的前因后果，否定“遵义会议” 。

　　张国焘认为“遵义会议”以后党的策略路线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

　　所以，“遵义会议” 也犯了“严重错误” 。

　　于是，在两大主力红军会合以后，张国焘狂妄地表示党中央不可能担负起领导全国红军的重任。而唯有他人多，枪多的张国焘，才能“担负起领导全国红军的重任”。由此，张国焘开始了反党、分裂党、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

　　张国焘死死抓住中央红军从30万人到现在不足两万人的“事实依据” ，指责这一定是党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所致。因此，中央的路线以及方针政策，都有“严重错误” 。于是，他张国焘要坚决反对都有“严重错误” 的党中央了。

　　为了统一思想，毛主席党中央又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1935年6月29日，中央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其意图和目的是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敌，并控制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

　　但是，张国焘不相信全国政治、军事已经出现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而是认为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焉得虎子于总退却的阶段。基于对革命形势这一右倾估计，于是他过高的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同时又过低的估计了红军的力量，对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使党和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领导中主的革命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因此，张国焘主张避开敌人主力，向中国西部边陲退却。以图敬安一隅，躲避斗争。

　　张国焘不仅在政治政治战略上反对中央的正确方针，甚至还公开反对北上方针。张国焘从两河口回到杂谷脑（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就召开干部会议，制造谣言，攻击中央，煽动对中央不信任，阻挠红军北上。

　　1935年7月10日和16日，红三、红五两军团进至黑水、党坝地区，毛主席党中央也由卓克基到达芦花。这时，张国焘又指使他所控制的川陕省委致电中央：建议加强红军总司令部与增设常委，要求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决行”的大权。

　　1935年9月初，毛主席再次致电张国焘：要张国焘迅速出墨洼、班佑，向右睡军靠拢，并强调指出：如我军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九月三日张国焘致电中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并决定左路军三天之内全部集结阿坝。

　　但张国焘顽固坚持以阿坝为中心，一再以地形为借口，拒绝向右路军靠拢。并强令已经进至墨洼附近的左路军先头部队第五军反回阿坝，停止北上。

　　1935年9月至10月，张国焘打出了反党分裂主义的旗帜，成立了南下伪中央，公开分裂党，公开地进行反党分裂活动。

　　特别是1935年9月中旬，张国焘趁四方面军完全集结在阿坝之际，迫不及待召开所谓“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场设在格尔登寺大殿内，经过了精心布置。会场旁边一个戏台子上扯着一条醒目的横幅，上面写着“反对毛、张、周、博向北逃跑”。

　　张国焘在会上大声“声讨”：“同志们，今天的会，大家一看标语就明白了。10日凌晨，右路军发生了令人愤慨的不幸事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私自率领一、三军团向北行动，破坏了中央和红军的一致行动。他们开溜时既不报告，也不交防，导致敌人乘虚而入，我红三十团遭到重大伤亡！”

　　“他们为什么要开溜呢？”张国焘自问自答，“因为他们害怕敌人，要逃跑。他们说北上抗日只是借口、托辞、幌子，想逃跑才是真正的目的。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

　　1935年9月9日，毛主席党中央鉴于张国焘顽固地坚持其南下分裂活动，于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中央机关和一、三军团单独北上。10日，毛主席党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说明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不可能。打到四川去只有向康定退却，白白挨冻受饿，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并大声疾呼：“南下没有出路！”“南下是绝路！”11日，毛主席党中央又致电张国焘，再一次指令他立即“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但张国焘仍拒不执行，并于1935年9月12日回电指责毛主席党中央：一、三军团单独东进，是“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后悔无及”，“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要冻死”。

　　1935年9月12日，毛主席党中央在甘肃的俄界又召开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关于张国焘的右倾分裂错误及今后战略方针》重要报告。报告深刻分析了党中央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以来同张国焘的分歧和争论，严肃指出了张国焘的“退却的方针”、“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军阀主义倾向”等错误及其长期的历史根源，并正告张国焘如坚持错误，发展下去将走上另立“中央”、与党中央对抗甚至离开党的危险道路。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预见完全正确。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召开会议，另立“中央”，自任“临时中央主席”，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党籍，并下令“通缉”。对叶剑英、杨尚昆“免职查办”。

　　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化名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见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1936年5月20日，毛主席同林育英等又致电红四方面军：朱德、张国焘等，除告之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电文强调：“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和蒋介石……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取协商方式。”

　　自此，张国焘不得不于1936年6月6日在炉霍宣布取消他的 “第二中央” ，从而不得不下达北上的命令。同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宣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

　　1938年4月，张国焘叛变投敌。

　　试想，长征途中，如果红四方面军被张国焘从中央分裂出去，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能算是大获全胜吗？

　　最后，毛主席仙逝四十多年来，可叹黑猫白猫为什么仍在莫须有毛主席“犯严重错误”？

　　这个问题目前的确十分敏感，暂时省略十万八千字吧。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莫须有毛主席“犯严重错误” 的黑猫白猫，绝对是比王明、张国焘更坏、更无能的禽兽不如的东西！

　　我们只要粗略分析一下那些个造谣、莫须有毛主席“犯严重错误”的动机是什么，就不难理解毛主席之 “严重错误” 的伟大之处了。

　　王明、张国焘莫须有毛主席“犯严重错误”，不恰好证明，毛主席所犯的“严重错误”，居然光照千秋，如此伟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