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换帅风波再思考

[原创 2007-07-20 13:57:11 ]

鄂言

　　自六月下旬到7月初，围绕《读书》更换主编一事一度成为各大媒体文化版的热点新闻，直至《中华读书报》刊发三联书店关于更换《读书》主编的说明，此事终于在一波三折后尘埃落定，各当事人也都三缄其口，正是谣言止于公开的典型案例。然后，检视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不难感觉事情似乎并未结束，静下心再做一番思考显得更为重要。

　　首先，对《读书》的办刊方针，媒体所引用最多的范用沈昌文的质疑和汪晖的反驳似乎不在一个层面上进行对话。一个重点是左右之争，另一个则是雅俗之辨。本来，一份刊物有一定的倾向性并不违反他的公共性原则，成熟的媒体都有一定的倾向性，而公共空间的形成就在于不同倾向的媒体能够并存。在美国，新闻学院所开设的新闻评论的课程都是由院长来主讲，他人没有资格。可见，独立观点和一定倾向是成熟媒体不可或缺的要素。汪晖主编的《读书》代表的左派立场并非是洪水猛兽，不可容忍——鲁迅就有很强的左的倾向，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代文豪，《新青年》更是具有极强的革命激进色彩，将保守的封建势力视为仇寇，但却是中国学人眼中“开创公共空间”的典范。

　　然而，汪晖却对此种指责视而不见（未曾回答不刊发朱学勤徐友渔秋风等人文章的原因，事实上，我一直喜欢“无耻”而理直气壮的人，这次有点失望），转为对《读书》的“不好读”的问题进行辩护，并引出消费主义的影响和知识分子的批判使命进行回击。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不免让关心《读书》的人产生怀疑：批判的知识分子都毫不讳言自己为左派，甚至打出“批判知识分子必为左派”的旗号，那么，汪晖何必对自己的“左”的倾向避而不谈，难道是想做永远正确的上帝吗？回顾一下汪晖所尊重的鲁迅先生，他在《野草》中曾言希望自己“速朽”——感动后人的不是他的很多论断与批判，正是他这种直面自身与现实的痛苦——而臧克家就此在诗中称赞“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当时，太爱惜自己的羽毛、单纯从精英立场出发的许多海归文人的学理文章，往往不如鲁迅那样能坦陈自身的困惑与绝望的随笔那样打动人、警醒人、引人深思，就是一例，而这，也正是鲁迅比起同代文人要伟大得多的关键所在。

　　虽然，近十年《读书》的文章的确为中外一流学者所撰写，此前，许多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著作由于出版的周期和经营所限，未能为国人知晓，而《读书》刊发的这些学术成果的述评，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然而，此类文章如同《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在知识群体中颇有影响，但对重建国民精神、改造国民性作用不大。鲁迅后来开始做起小说，而到了晚年，更是采用杂文的方式见诸报章，都是为了青年和大众读者的需要。为此，林语堂曾为鲁迅可惜，认为他应该集中精力多写几部类似于《阿Q传》一类的小说，为后世留下文学精品，而鲁迅则不以为然。很难想象，如果鲁迅晚年还是写作《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一样的文章，坚持如此文风文体，他还能获得如此广泛的群众爱戴。这一点，对于为《读书》撰文的中国当代的学院中的精英知识分子，尤有借鉴作用。

　　其次，三联书店在整个更换主编的风波中，所扮演的角色很不光彩。有媒体报道《读书》可能更换主编一事时，其负责人先是极力否认此事，到处辟谣，后来又突然宣布更换主编，并拒绝对此前的言论接受采访，难免使人将其与“政客”“奸商”一类不光彩的字眼联系在一起。其在中华读书报上发布的声明更是自相矛盾：新闻出版单位的改革要求主编必须为现职人员，不能由外聘的学者担任，现职人员可以更多的考虑到经营的问题等等。然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明文规定，出版物的采编人员要与经营脱钩，二者不能混岗，出版从业与发行从业要经过不同的资格考试。更换主编是为了让其参与经营，岂不是在更大程度上违反了新闻出版总署的规定吗？如此的申请报告，又是怎么获得批准的？

　　由此，三联书店的沉默似乎又将矛头对准了其上级部门，他们的潜台词就是：我们不想这么做，上面的政治要求，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由此，事情又回到了办刊倾向的左右之争，有“左”的倾向的刊物只能是机关刊物，过多的议论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是危险的，总之，一切都是政治，少碰为妙。由此，一个文化问题演化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而一个大家所希望出现的公共空非但没有形成，反而夭折了。

　　最后，应该说说媒体。新京报最初从《读书》编辑孟晖的博客中看出事情的端倪，为了抢新闻，在没有采到确切的新闻时抢先进行了报道，似乎不是一个客观的报道者，而成了整个事件的参与者。不少汪晖的支持者指出，这种舆论先行的作法与文革的造反派无异。虽然，其后更换主编成为事实，新京报似乎有未卜先知的本领，更是话题制造者和话语权的掌握者，然而，他失去的却是媒体的责任和公正客观的立场。

　　整个新闻报道中，来自于孟晖博客的消息遭到了孟晖的投诉，而其他几位采访者或者否认其采访事实，或者否认其采访内容，而唯一确认的是两位已经退休的《读书》前主编，很难说，这样的新闻来源有多大的可信度。为了维持将新闻发出，填充版面并制造话题，记者以采访的谈话来充当新闻的主体内容，并加上了具有一定倾向性的背景资料，以此来引起各方的反响，使自己获得关注。

　　在美国，预测新闻永远是小报的做法，在中国，抢新闻的动机只能是记者“出名要趁早”的意识和媒体自身经济利益的要求，和新京报所倡导并用来攻击《读书》的所谓公共性并无多大关系，或者说是为了吸引无知和无聊读者的注意力可能更准确。从新闻资源的深度开发到新闻策划、新闻炒作、新闻制造，中国的媒体很快就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这也是中国媒介商业化改革后出现的恶果——其“个人化、戏剧化、片面化”的报道方式和一哄而上、群起而攻的方式具有中国农民起义的特点，所不同的是，遇到严肃的问题和尖锐的矛盾就回避或沉默，更象是西方的犬儒主义者，而没有中国农民革命的激情与坚韧。

　　同时，回顾这则新闻，似乎观点比事实更多，似乎记者对整个行业的了解远胜过业界人士与专家。传闻现在的记者都有极强的使命感，似乎他们不报道中国就会暗无天日，其无知与自信都很令人吃惊。或许，这说明，在争夺话语权的背后，当代知识分子失去的是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省精神，在争取经济利益的背后，媒体失去的是自身的从容与对社会的责任。而在这一切背后的沉默，更说明见风使舵、犬儒主义已成为我们这个信仰缺失的年代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