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毛泽东的态度是阶级本能的反映》

在中国，毛泽东三个字一出现，必然引起一些人惊恐万状，因为这些人视毛泽东为恶魔，对他怀有刻骨仇恨。而多数人则万分怀念，因为人们把毛泽东当作救星，对他怀有无限崇敬之情。同为中国人，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为何反差如此巨大？这是因为人们的情感要受自身“利害”的趋使，用毛泽东的话讲，这叫“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或叫“阶级烙印”。

毛泽东已经去世35年了，为什么他对中国人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这应该说与毛泽东一生所作所为和他个人的品德与性格直接相关。毛泽东是最具有中华民族“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品德的人，他的前半生可以说是在枪林弹雨中度过的，他穿过草鞋，吃过野菜，睡过窑洞，爬过雪山草地，但他救国救民的决心矢志不移；他藐视中外一切反动势力，把它们看成是“纸老虎”，他用大刀长矛敢于同拥有洋枪洋炮的敌人打仗，他用手榴弹敢于同拥有原子弹的超级大国较量，他面对强敌百万大军压境，他以“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九个字泰然处之，用“全民皆兵”严阵以待；他夺得政权成为开国领袖之后，牢记李自成的教训，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与劳苦大众心连心。他生性“好斗”，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斗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造反有理”四个字，把社会主义归结为“破私立公”和“灭资兴无”两句话。他那种“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精神同马克思主义结为一体，铸就了他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坚定意志和强大动力。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消灭私有制经济，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贫富、没有贵贱的公平社会，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就是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理想而坚定不移，战斗不息。

毛泽东说他一生只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还说，对他做的第一见事持异议的人不多，而对第二件事则是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下面我想就毛泽东说的两件事谈点个人看法。毛泽东干的两件事，我把它看成一是“斗武”，一是“斗文”。同蒋介石斗和日本帝国主义斗，主要是“斗武”，是枪对枪、刀对刀。这种斗法，一是敌我阵线明确，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清清楚楚，不容易出现误伤；二是利害关系直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没有任何选择余地；三是胜负一目了然，不用争辩，最具话语权。毛泽东通过“斗武”，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洗刷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让工农劳苦大众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得了利，让战友们掌了权，这是皆大欢喜的事，举国上下、党内党外自然是一片欢呼声。特别是毛泽东在“斗武”中，总是以弱抗强，以少胜多，而以彻底胜利论胜负，这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事，谁还能在胜利者面前说三道四呢？连蒋介石都服了输，连斯大林都服了气，连尼克松都鞠了躬。

人们对毛泽东干的第二件事为什么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需要从“人性”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中华民族的人性观，也是人类的本来特性。“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人会用双手劳动的结果。人所以能用双手劳动，是因为人必须依靠群体生活和集体智慧才能生存。所以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是人类生存的需要，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所在，是人类文明的光辉结晶。现在有些资产阶级学者，把人的求生本能说成是人性，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是在为私有制的合法性制造理论根据。人类的历史事实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当社会出现多余产品之后，人们便开始产生了“占有欲”、产生了私心、产生了私有制、产生了阶级。阶级社会一出现，人的善性就变成了恶性，人的良心也变成了兽心，人类也就分成了三六九等，社会变成了弱肉强食的争斗场所。人除了比动物具有“文明享受”之外，已经变得比野兽更加贪婪、更加残忍、更加无耻。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精英和资本家，就是披着人皮的 “野兽”群体，这就是马克思说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国际歌》的歌词说得好，“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血肉，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向一切剥削阶级及其思想意识宣战，这就必然会遭到坚持剥削阶级立场的人，以及一切贪图安逸享受的人的恐慌和反对，这是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运用执政党的地位，一心一意为实现“破私立公”和“灭资兴无”这两句话而奋斗不息。除了抗美援朝和清匪剿霸属于“斗武”之外，其它运动都属于“斗文”。就是抗美援朝也是“武中有文”，除了在朝鲜战场上同美帝国主义正面撕杀外，在国内掀起了全国性的群众运动，目的就是提高全国人民的思想觉悟，让人们既认清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又看到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质，消除人们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豫剧演员常香玉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就是最生动的例证。开展一系列“斗文”的根本目的，在于经济上消灭私有制，建立集体和公有制经济，铲除社会不公的祸根。“土改”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这个目的。而在政治思想上，就是要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倡无私奉献精神和共产主义风格。“五反”运动除了打击资本家经济犯罪之外，更主要的是要打击资本家惟利是图的反动思想，让人们认清资本家的本来面目。而“三反”运动除了割掉共产党身上“以权谋私”的恶瘤之外，更主要的是要使全党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让世人看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一场“三反”运动，让中国共产党的官员保持了20多年的清正廉洁。

在毛泽东看来，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共产党同党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斗文”，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的问题。而1959年的庐山斗争、“四清”运动和最后的“文化大革命”，则是共产党同党内滋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斗文”，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既然是“斗文”，当然是只动笔不动枪、只动口不动手，也就是斗争双方为争一个“理”字而斗。这个“理”字的实质是一个“利”字，争“理”也就是争“利”。一牵涉“利”就有一个立场问题，是为谁在争“利”？共产党同党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右派”的斗争，这是“右派”要同共产党争权，是关系到共产党存亡的问题，这当然要激起整个共产党的同仇敌忾，也必然激怒全国的工农大众。因此，共产党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右派”们批倒批臭了。要不是毛泽东事先发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令，还不知会有多少右派分子要坐班房或死于非命呢。

共产党同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斗文”就复杂多了，这里面有思想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作风问题；作风问题里又有思想作风问题、工作作风问题、生活作风问题；还有敌我矛盾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些问题相互交叉，错综复杂，实在是真假难辩，是非难分，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让人无所是从。中国人是最听共产党的话的，但是，一旦政治气候一变，就有跟错了人，站错了队之虑，也会遭灭顶之灾。因为斗争双方，都有革命者的桂冠，都有共产党员的身份，都有代表人民利益的口号，还都有生死与共的历史。不过毛泽东对此有一个高招，就是把问题放到人民群众这个“熔炉”去熔炼，让人民去分辨真假，让历史去裁判是非，让真金发光，让废铁成渣，这可能是毛泽东逢事必须发动群众运动的原故吧。

邓小平同志亲自倡议、授意、定稿，最后交由中央全会举手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是这样表述的：“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是共产党中央权威结论，作为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遵守。然而《决议》是政治文件，有时间的局限性，《决议》要上升为真理，还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验证，那是专家、学者和后人的事了。　　

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既没有得利，也没有受害；既有过不理解，也有过认真思考；既佩服过“红卫兵”，也痛恨过“造反派”；既无限钦佩毛泽东，也十分惋惜毛泽东。下面谈一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看法。

首先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且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事之一。《决议》肯定“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决议》又说“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毛泽东作为一位“世界级”的伟大人物，为什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外国学者有这样几个观点：1“文化大革命”是追求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理想的结果。２“文化大革命”是“权力斗争”的结果。３．“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个性与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结果。４．“文化大革命”是１９４９年以后１７年内执行各项政策的结果。我觉得这些观点纯粹是一派胡言，把毛泽东这样一位伟人庸俗化了。我在前面已经讲到，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归纳成“造反有理”四个字。毛泽东发达“文化大革命”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尝试“造”旧世界的“反”，或者说是要向人类的私有观念挑战。中共中央的《516通知》就明确指出：“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一点在中国只有林彪最早洞察到了。林彪曾对“文化大革命”下过这样一段定语：“‘文化大革命’是要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是要在人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我找不到原话，这是我的记忆，意思绝对没错）。我们回忆一下 “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就会发现“斗私批修”和“破旧立新”这两句话，贯穿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但在思想文化领域“谁胜谁负”的问题却永没有解决，这正是毛泽东把这场革命定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用意。毛泽东曾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说“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向文化教育战线开火，学校“停课闹革命”，文艺队伍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接着就是“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扫“四旧”活动，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老二的“克已复礼”，大办“学习班”，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对照“老三篇”检讨自己的言行，狠斗“私字一闪念” ……。这一系列的活动归结到一点，就是动员亿万群众向“封资修”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传统开仗，实践《国际歌》中讲的“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这才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这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的伟大气魄。　　

其次，“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以失败而告终。这一点毛泽东自己早有预感，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他在给江青的信中就谈到了。他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那么毛泽东明知道要失败的事，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呢？这就是毛泽东伟大的斗争性格所在。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处以公心，丝毫不考虑个人的成败得失，这是一位伟大革命家的气质。我以为“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旧势力太强大。私有观念存在了几千年，在人们的头脑里根深蒂固，要想通过一场斗争来解决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所以他后来才又说，“过七八年就得来一次，反正你们不信我信”。实践证明要消除人们的私有观念，除了需要用先进的思想教育人和影响人之外，还必须有具有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原则只能是“按劳分配”，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行“按需分配”。再说消除人们的私欲，想依靠自身的约束也不是办法，必须通过法律、制度来规范人的思想行为，让人们自觉地做到“趋利避害”，才能树立起高尚的道德情操。　　

二是用错了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征得中共中央一致同意的，他原本是希望能够得到全党同志的支持。但是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党内有的同志却阳奉阴违，竭力抗拒。毛泽东只好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而“文化大革命”之火刚刚点燃，却被他最器重的战友，浇了一桶水，对他采取了“道不同不予为谋”的态度，这就逼出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接着便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政治局常委，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满以为这样一来“文化大革命”就能顺利进行了，而这些老战友还是“很不理解”和“很不得力”。毛泽东只好倚重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自己的夫人江青，以及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一批无名小将。历史已经证明，他所倚重的人中，除了周恩来一人是为“文化大革命”鞠躬尽瘁的人之外，其他的人不是野心家就是阴谋家，就连自己的夫人都要想当“武则天”。这就决定了“文化大革命”必然彻底失败的命运。　　

三是伤害的人太多。“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人们灵魂深处的一场革命，就必然会对参加者和被参加者心灵带来不同程度的伤害。这首当其冲的是阶级敌人，1966年6月1号《人民日报》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篇社论，吹响了向一切反动或曾是反动的人物的进攻号角，使这些人精神、身体、甚至生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对当权者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有的人被罢官，有的人坐了班房，有的人进了“五七干校”。对“造反者”也是一次洗礼，“红卫兵”成了“516分子”。就是对毛泽东本人也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林彪的出逃，给毛泽东精神上造成巨大的打击；“四人帮”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给毛泽东的情感带来了极大的苦脑；邓某某的“绝不翻案靠不住”，使毛泽东万般无奈；最后只能寄希望于“你办事，我放心”的华国锋，而华国锋又偏偏是一位“马林科夫”式的人物，这应当是“文化大革命” 彻底失败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事实。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可以持否定、或肯定、或既不否定也不肯定的态度，但是“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却是不以人们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文化大革命”有些历史的“轨迹”，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譬如说，“文化大革命”中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形式，当时人们也称为“大民主”，这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被毛泽东肯定的一种“斗文”方式，她是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权利的最高体现，也是对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的肯定。因为人民群众可以对任何权贵提出批评或质疑。当然，这一“斗文”方式最后被坏人利用，发展成了对人们的人身攻击和心身摧残，这很大程度是一些人出于个人泄私愤和阶级敌人的借机报复。然而这些“打砸抢”分子，最后都没有逃过历史对他们的惩罚。再就是群众性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动，亿万民众学马列主义，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出世以来最广泛、最深入的群众运动。先进的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正是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深入人心，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巨变才对中国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这是因为中国人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知道了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不好的缘故。亿万群众关心国家大事，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之一，试问当今世界上有那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有中国人这样高的觉悟和政治热情？比方说今年初天安门孔子像事件，就是“文化大革命”批判“克己复礼”的结果，尊孔不得民心，尊孔者只能像小偷那样，半夜三更偷偷地立，偷偷地撤，成为中国一大趣闻。还有八个“样板戏”，这是广大文艺工作者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硕果，她代表了无产阶级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得到了举国上下一致的认同。

第四，反毛泽东者是阶级本能的暴露。“毛泽东”三个字已不等同于“毛润芝”是毛泽东个人的称谓，她已与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融为一体，她已是人民群众利益的化身，她已是人类历史前进方向的象征。这一点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写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有了定论。《决议》肯定“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这是中国人公认的，也是全世界公认的。那么这样一位伟大人物为何遭到一些人的仇恨和反对呢？这只能说是他们反动阶级本能的反映。他们反对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暴露了他们反对马列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反动立场。毛泽东之所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因为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献出了自己妻儿老小，献出了自己亲兄弟；是他没有为亲友谋一官半职，没有给子女留下一砖片瓦；而自己一日三餐吃的是辣椒，吃一吨红烧肉算是最高享受，穿的是补丁连补丁的睡衣，一双皮鞋穿了一辈子；他唯一的享受就是手不释卷，他最后一次读书的时间是1976年的9月8日5时50分，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还读了7分钟。这样一位伟大的革命家还遭人反对，可见反毛泽东者的反革命面目是何等的狰狞。　　

反毛泽东者反毛已经到了“逢毛必反”的疯狂程度，然而他们的攻击点，主要是共产党、毛泽东的“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失误和“文化大革命”失策这三点。说毛泽东的“反右”是出于毛泽东个人对“大知识分子”的嫉妒和对“民盟”的偏见，“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文化大革命”是毛刘个人恩怨。下面我就对这三者的历史必然作一番逻辑推理。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之后，集中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巩固政权，而经济是上层建筑的基础，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成了重中之重。正是由于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和大力推动，仅仅用了7年时间，就在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平稳地实现了对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而资本家之所以顺从接受改造，是因为“五反”运动把他们在政治上搞臭了，统购统销政策又在经济上堵了他们生存的后路，被和平赎买就成了资本家必由之路。但是他们一想起祖祖辈辈的产业被“公私合营”了又心里难受，所以就有了“白天敲锣打鼓，夜里抱头痛哭”的场面。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绝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向共产党发起疯狂进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必然。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武器有四件，一是经济上反对“统购统销”；二是思想上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三是在理论上反对“外行领导内行”、“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四是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要搞“轮流坐庄”。可惜在军事上他们没有一兵一卒，只能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树欲静而风不止”和“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这就是毛泽东对“反右”的结论。　　

由于“反右”斗争的胜利，共产党、毛泽东在全国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如日中天。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康庄大道，成了人们的共识。亿万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焕发出巨大的革命热情，这是1958年出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历史必然。没有“人民公社化”也就没有“大跃进”；没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也就没有“瞎指挥风”、“浮夸风”和“共产风”；没有“浮夸风”和“共产风”，也就没有1959年庐山的斗争；没有庐山的斗争，也就没有“文化大革命”； 没有“文化大革命”，也就没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没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也就没有中国亿万人民群众坚定走社会主义的决心；没有中国亿万人民群众坚定走社会主义的决心，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牢固地位；没有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牢固地位，也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也就没有中华人族的伟大复兴。这就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的必然逻辑。

我还要补充一句，没有35年来反毛泽东的英雄们的疯狂“反毛”，就没有共产党人头脑的清醒；没有共产党人头脑的清醒，就没有共产党人的深刻反思；没有共产党人的深刻反思，就没有“四个考验”和“四个危险”的共认；没有“四个考验”和“四个危险”的共识，就没有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恐慌。没有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恐慌，八千万共产党员的头掉了，眼珠可能还盯着“GDP”不动。亿万人民的鲜血把长江和黄河染红了，人们还会在做“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美梦。因此，我提议授予反毛泽东的英雄们一人一块金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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