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水资本家和周其仁的“普遍自由论”

作者：安庆仁

三十年前的报纸上讲“人民当家作主”，其实谁都知道人民既没当家也没作主，真当家作主的是领导们。不过尽管内容空泛，终究还保留个形式。而今则连讲也懒得讲了，也许是没法讲或者是不愿讲罢。

现在讲“精英治国”。“精英”一词的起源已无从考证，最早有文字记载使用“精英”一词的是苏轼，他在《乞校正奏议札记》中说过这样的话，“聚古今精英，鉴治乱之龟鉴。”指文章道理是也，并非指人物。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一版的《武英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就这个问题有详细记载，和苏轼有关的集部多达200余处。1989年出版的《辞海》上说，我们现在所谓的“精英”一词是个泊来品，乃是西方社会学用语。通常是指社会上具有卓越才能身居上层地位并有影响作用的人物。现在的国人大体上也这么理解罢。

区别不在于称谓，而在于西方“精英”和中国式“精英”对自身定位的不同。从理论上说，既为精英，就不能尸位素餐，而要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要以天下为己任，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点西方精英不辱使命，他们在研究社会思考经济发展的时候，首先是保持心态的超然，从旁观者的角度居高临下的作通盘考量，同时充分的尊重民调。所以他们的观点基本上做到了客观公正。在得到商人们首肯的同时，也能受到市民社会的普遍认同。基本上，这三者是互相促动的，缺一不可。

中国式精英则反其道而行之。中国的精英们比较自负或曰刚愎自用也不一定错，他们并不在民意，甚至很反感民意，“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类似张维迎这样的话，厉以宁也说过，“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上面的压力，不做风派；一个是互联网的压力。”吴敬琏在两会期间则大大方方的对记者说：“当政协委员就要不怕挨骂。”这样的话在西方绝对是犯忌的，倘若有谁不小心顺嘴吐露出来，政治生命和学术生命基本上也就结束了。但这毕竟是在中国，他们当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不需要老百姓们投票，自然就没有必要买老百姓的好。否则一但为老百姓直言了，政治生命未必会结束，但财路肯定会断的。也正因此，西方的精英们对中国的精英是很不以为然的，英国报纸则干脆把中国式学术精英统称为无良学者。洞若观火哟。

但中国式精英尽管是些无良学者，却颇有欺骗性，他们打着民主和自由的幌子，麻痹了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们常常被他们所谓的民主和自由的表象所迷惑，很少有人认真地全面地深刻的分析他们文章。我继续说袁伟时其人，他的文章字里行间流露着民主和自由精神，这在大学生们看来，简直就是理性主义的化身。可是，当他后面引用周其仁的话“不要再在资本家和劳动者剥削与被剥削对立关系上去考虑问题，其实人人都有资本，有掌握资金的资本家，也有人力资本家。每个成年人都是人力资本家。”其自由民主的本质和动机一下子便暴露出来，中国不但生产注水猪肉、注水广告、注水论文，还盛产注水资本家。按照他们这个逻辑，中国人就都成资本家了，中国也就成了资本家的国度。

“人力资本家”亏他们能想得出来，这个新名词假如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看了，准定要把中国知识分子好好的表扬一番：聪明，绝顶聪明。穷人不叫穷人，叫人力资本家。不需要很多理由和证据，仅就此一点，也足以说明袁伟时的民主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离新民主主义相去甚远，和现代民主精神更不搭界，不过是柳亚子、梁漱溟、马寅初等旧民主人士的翻版。他们索要的民主和自由社会，只是其个人一夫多妻而别人必须一夫一妻的规制。因为他告诉你，不要再在男人和女人性行为的身体变异上考虑一夫多妻问题，而要从性行为的次数上来认识一夫多妻，当你多次使用的时候，便是一夫多妻了。他们最后总结到：人人都是一夫多妻，有拥有不同女人的一夫多妻，有拥有不同夜晚的一夫多妻。如果按照于丹“幸福源于心灵宁静”的观点来理解，那就是说：只要心里有，夜夜入洞房，天天当新郎。

然后再来说说周其仁其人。周其仁1950年出生，下过乡，1978年考入大学，按说他品尝过民间疾苦，不应该对底层群众表现的过于冷漠才是。可他不，他的文章透着一股冰冷彻骨的寒意。他在《真理总是具体的》文章中，一方面大讲人权，另一方面又着力强调社会福利会拖累经济发展。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让人犹如雾里观花。在另一篇文章《看病贵并非源于市场化》中他干脆就把看病贵的责任归罪于“当前的政策不利于社会资源流入该领域。”我手头也有充分多的证据证明他的观点是错误的，承德北方医院是个很大的民营医院，看同样的病，较公营医院承德附属医院收费要低三分之一，但老百姓还是觉得贵了。这该怎么解释呢？只有一个解释，以目前的收入，群众根本就看不起病。也就是说，看病和上学、住房一样，国家要负担一部分责任，要有部分福利性质，根本不是市场化份额大小的问题。否则，即便全市场化了，看病贵依然存在。这不必说是中国国民的收入，即便是美国人，遇到大病个人也承担不起。而周其仁却离题万里的把看病贵问题跟市场化联系起来。是为了要转移什么？还是要隐藏什么？

《自由何价》一文，周其仁写得颇为激情，说“要限制政府权力的范围并对政府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必须是普遍的自由，而不是少数特权或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由，才铺垫了经济增长的可靠根基。”听起来很有些侠肝义胆，可要是再看他的另一篇文章《把“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问题区别开来》，一下子就让人懂得了什么叫“挂着羊头卖狗肉”了，自由只是个铺垫，是个托。他是这么说的，“为什么说“基尼系数不重要”?理由主要有三点： (1)基尼系数本身是一种算法，算法的科学与算出来的结果是两回事； (2)由于转型经济的特点，当前我国不同社会成员的实际收入，难以得到全面准确的统计，由此算出的基尼系数，与实际状况还有不小的误差； (3)基尼系数度量的是收入差距的大小，而不是分配公正与否。这个观点，丝毫没有低估学术界继续研究、计算基尼系数这项科学工作的重要性。我只是认为，不宜把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分配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不宜把基尼系数作为公众舆论关注的焦点。因为即便当前测得的我国基尼系数不到0. 46，也不能说明收入分配问题就不严重，或当前的收入分配政策就无须调整。”

稍微懂得一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事实上是个很保守估算，如果按照国外的标准严格的计算，远非0.46那么简单，甚至远远的超过了0.46。因为我们和国外的参照是不同的，我们对于老百姓吃饭穿衣以外需求的计算是按最低标准设计的。可即便如此，周其仁还认为不高，还有潜力可挖。摊上这样的学者，中国老百姓真是倒霉透了，吃了你的肉不说，还要把骨髓也炸出油来。而他却满口自由民主，但不知世界上有那个国家的自由民主是这个样子？和旧时代满口仁义道德的地主资本家又有何区别？

在《把“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问题区别开来》一文中，周其仁提出一系列分配政策的原则和重点，其中很多都有失水准。

其一、“解决分配不公的重点是解决严重的以权谋私问题，有效办法是启动相应的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

以权谋私当然是问题，但解决以权谋私是如何加强监管的问题，分配不公还有更深层面的原因。或者说，解决了腐败问题就等于解决了分配不公的问题么？行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总是个事实吧，难道可以听之任之？
其二、“在政府的行政效能没有显著提升以前，在公权力腐败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遏制之前，不要用任何名义增加政府控制和支配的财源，防止收入不公的状况进一步恶化。”

这跟茅于轼“因为经济适用房存在腐败问题，所以就取消经济适用房。”是一个逻辑。照他们来理解，在腐败没有结局之前，什么都不能干，扶贫要停，公路建设要停，三峡移民也地停下来，因为这里面都存在腐败。引申理解的话，如果脑子里长了瘤子，是不是就不要思考了，或者是不是脑袋就要搬家了。

其三、“除了以权谋私、官商勾结，对市场里其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要尽最大可能在法制的基础上寻求妥协点和平衡点。”

他的话里含着这样两层意思，一、私企原罪“要尽最大可能在法制的基础上寻求妥协点和平衡点。”重在妥协。二、由贫富分化激起的社会矛盾，不必作任何说服劝导工作，依法论处就是了。这绝不是消弭矛盾，而是激化矛盾。

其四、“政府济贫政策的实施准则，不是简单的收入水平的高低，而是劳动能力的有无，以及各种天灾人祸的合理补偿。”

这个观点十分可怕，如果政府采纳了，社会就会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先吃烂苹果的逻辑，既是说，穷人先不必急着救济，等他们因为天灾人祸丧失了劳动能力后在予以合理的补偿。

20世纪最后几年，社会民主党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成功的竞选执政，可以告慰马克思、恩格斯的在天之灵。欧盟15国中有13个国家唱响了《红玫颂》（社会党国际以红玫瑰为徽记）。可在自称马克思主义传人的中国，却是那样的不受欢迎。如果说社会民主党人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让马克思主义发扬光大，让资本主义回归理性，那么我们的修正则恰恰是非理性的，是向早期资本主义的投降。而这个“自由”就正是周其仁宣扬的那个自由——丛林自由。他的普遍自由论说到底是个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是强者通吃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