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忆的中国-----历史不能有选择的记忆
失忆的中国
讲了上述这些历史，我们不难搞清楚为什么老乡们饿死也会说共产党好，也会在以后的岁月里发自内心地喊毛主席万岁了吧？因为即使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时期，在面临死亡的时刻也相信毛主席、共产党会来救他们的。这正如在去年的汶川地震时一位被压在废墟下的女子说她相信有人会来救她的。而那些被巨大的灾难围困的羌族群众深信共产党会来，金珠玛尼会来！这是他们的依靠，是他们的吉祥……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一个执政党做什么宣传，而是说党和群众，毛泽东和人民的鱼水之情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过。为什么有个别精英说抗震救灾是因为我们接受了美国的“普世价值”才做得好？
还有人到处宣传三年自然灾害是人祸，是大跃进造成的。可是很多当年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并不认可。一位姓陈的老同志告诉我说。当年我们无法选择，虽然解放了多年了，但我们时刻处在战争的威胁中，客观上需要大炼钢铁。失误是我们当年走得急了点，毛泽东也是从好的愿望出发的。说到人祸，他总结了两条，一是大跃进没有科学的组织生产，影响了农业（主席曾多次批评）；二是一些干部没有足够重视自然灾害，等发生了死亡事件才向中央报告。我想这位老同志的话是中肯的。
为什么今天有些人把一切罪恶都归在毛泽东的身上？因为我们记住了甚至于夸大了当时的死亡数字，而忘记了当年是怎样的艰辛的救灾，忘记了共和国的领袖是如何与普通百姓共患难的；国为我们只记住了美国人提出过援助方案，而忘记了他们是如何想损害中国人的利益的；因为我们记住并夸大了所谓的人祸，而忘记了自然灾害的惨烈（这三年中还有长江的洪灾造成百万人伤亡），忘记了当年我们还要向苏联还债……历史不能失忆，历史不应该有选择的记忆，历史更不能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附文：
邋遢道人：大跃进饿不死人，“浮夸风”饿死人
所有右派都有一个法宝，就是说毛泽东搞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所有左派都有个麻烦，就是毕竟60年饿死不少人。毛泽东所有“罪行”中，再没有比发起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情大了。说起来也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一个人头脑一发热搞一场大折腾，全国饿死几千万人（有的说3000万，有的说5000万），这不是伤天害理吗？中国历史上有哪个皇帝干过这样荒唐的、惨无人道的事情呢？
贫道就说说这件事。
首先，大跃进时期饿死了人是事实，但是所有论证死了那么多人的资料来源——1960年人口少了1000万——是个假数字。这一点贫道已经通过国家统计局给出的资料告诉疯僧了。他显然对贫道的分析没有异议。不过贫道这里不打算再辩论究竟饿死多少人，因为贫道也不能凭空胡说。贫道想说清楚的是，大跃进饿不死人，“浮夸风”和“穷过渡”（大食堂）才能饿死人。毛泽东赞同大跃进，但是反对穷过渡和浮夸风。同时，当时毛泽东处于二线，说话不管用。因此饿死人的事情主要责任不是毛泽东，甚至可以说严格来讲毛泽东一点责任也没有。
如果右派认为贫道说毛泽东当时说话“不管用”是假的，这么个专制魔王还不是一句当一万句？那么看看毛泽东大跃进高潮时的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会议上的一段话，以及后面发生的事情做个比较就知道了。
“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毛泽东这样吓唬中央，但还是没人听。
孤证不算，贫道再给你们举个例子。1959年3月，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说：
“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看来，毛泽东远没有右派估计的那么“有威信”，“一句顶一万句”。在万般无奈情况下，毛泽东最后在1959年四月选择了直接给各级干部写信。信的内容节选如下：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大跃进没有错，提出大跃进也没错，日本也有“倍增计划”，很多落后国家都提跃进指标。问题在于，不能超出实际可能去做事情，尤其是不能随意变动基本制度，比如不能不切实际地马上实现“共产主义”，搞按需分配。大跃进时期农村搞大食堂、军事化、一县一社平均主义，是断绝饥荒时期农民度灾的关键。但这不是毛泽东搞的，是毛泽东反对的。我们还可以看看这个时期毛泽东对此的讲话。
1958年毛泽东派田家英和吴冷西下去调查前给他们说：“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损害富社积极性，还是搞“按劳分配”；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就干，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食堂，但也要粗细、忙闲、干稀搭配，放开肚皮肯定维持不下去。县经济只能搞集体经济，不能搞全民。夫妻分开住，是帮国民党忙。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接着第一次郑州会议，吴冷西记下以下内容：“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他还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质，目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做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显然，毛泽东对当时农村集体经济的性质是很清楚的，反对平均主义和穷过渡，要求按商品经济规律办。他在11月的武昌会议上讲：“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人民公社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那么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说他没有道理。总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
也就是说，但是搞“自己说了就算”的不是毛泽东，毛泽东要求大家讨论人民公社体制究竟是不是就是共产主义体制。
在这次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还说：“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必须有生产的极大发展，物质条件极大的丰富，还有一个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
大食堂、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说得够清楚了吧！
关于浮夸风，思闻不知道从哪里搞出个东西，说毛泽东相信亩产万斤的消息。但是，一个人说话总是要一致的，不会今天信明天不信。下面是毛泽东几次关于批判浮夸风的言论：
虽然现在污蔑毛泽东是个风气，是个时髦，但也要注意逻辑联系。毛泽东是种过地的，10万斤粮食多大一堆他是知道的。他怎么会信这些东西？根据身边人员回忆毛泽东1958年9月在天津视察稻田，有人说亩产可达10万斤。说：不可能的事。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对着《人民日报》五位小女娃站在稻秧上的照片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11月，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早在大跃进前，1958年3月成都会议，吴芝圃提出河南今年能搞个丰产年，增产几百亿斤粮食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毛泽东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泽东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对人民日报总编兼社长吴冷西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四月中旬武昌会议，对吴冷西做5点指示：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
3、……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
吴冷西回忆录中记录了毛泽东这样的话：“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 吴冷西把毛泽东意见回报有关领导和书记处。陆定一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毛泽东在“秋后”发现问题更严重，再次对吴冷西说必须从穷过渡和夸张的宣传角度转过去。最后甚至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
对于毛泽东这个话，刘少奇说：“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当时主持工作的人什么时候转的呢？直到1959年5月，人民日报上还有关于亩产万斤的报道。6月初，毛泽东终于坐不住了，责成主管宣传口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邓小平和彭真，要他们立即研究宣传工作如何转向的问题。 6月14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彭真同志召集书记处会议起草了一个关于宣传上如何转向的问题通报，6月20日 交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参加了会议，再次指出：“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公开的宣传，不论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不顾左右而言他。”。
而这与他1958年4月就要求做的已经过去了14个月。而全部浮夸风，就刮在这14个月。
大跃进饿不死人，“穷过渡”“浮夸风”会饿死人。毛泽东从58年春到59年一直反对穷过渡和浮夸风，警告这样会饿死人，甚至吓唬中央会饿死几亿人，但是说了不算，没人执行。后来当事人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七分恐怕也不该扣到毛泽东头上。
但毛泽东这个时候还是表示责任主要由他负。你说他冤不冤？！
数落一下毛泽东的“错误”（3）
关于大跃进和饿死人
在中国文人眼里，毛泽东所有“罪行”中，再没有发起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情大了。说起来也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一个人头脑一发热搞一场大折腾，全国饿死几千万人（有的说3000万，有的说5000万），这不是伤天害理吗？中国历史上有哪个皇帝干过这样荒唐的，惨无人道的事情呢？
贫道不在这里研究计算60年前后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因为有些人已经分析了很多。其实随便感受一下就知道了，1959年中国人口6.7亿人，如果饿死3000万，就是4.5%，饿死5000万，就是7.5%。每22个人或者每13个人就饿死一个。当时一个家庭平均5口人，加上近亲有15-20人，差不多家家都该有近亲被饿死的。现在有几个人直接举证哪个亲戚饿死了？数学曾经在强坛上要求大家举证，没有一个能举证。根据报道饿死人集中在安徽、河南、四川、湖北四省。这个时期这四个省总计不过1.8亿人，如果66%集中在这4个省，这些省每9个人或者每5个人就饿死一个，几乎家家要饿死人。河南饿死人主要发生在信阳地区，这个地区当时含驻马店也不过700多万人，如果给摊上300万就死一半了。贫道前几天回下乡的南阳，扯到这件事，老乡们都说饿死人了，但我们村没有。然后问我们大队有没有？说也没有。然后问你们谁家亲戚有饿死的？因为农村姻亲基本在外村，也没人说有。那你们怎么知道饿死人了？说山边某村饿死了，还不少。我问，谁亲耳听过说他家谁饿死了？没一个人吭气。汶川地震中心区人口287万，死亡加失踪8.7万人，占人口3%。你到中心区随便问问，你亲戚朋友有在地震中死亡的吗？问3个，起码有一个会说有。
因此，这是个疑案，是个被后来人可以随意摆布的数字。
贫道想说说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毛泽东确实在1957年底批判过反冒进，也在1958年批准了钢铁1070万吨的高指标。那么，是不是毛泽东天生好大喜功，又不懂经济，很容易冒进？或者这个集团都动辄头脑发热，喜欢冒进？
这要看实际情况。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大跃进的产生前提和过程。
1958年8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这个意见大幅度提高了在1956年已经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被称为大跃进。一直到 1960年9月30日 ，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作为操作方针的大跃进结束。但是惯性一直持续到1961年春。
为什么1958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中央提出大跃进的计划，有很多原因。但根本原因是共产党尚未能全面把握计划经济的操控特征，而这个时期的实际操控只展现出计划“保守”的一面。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1953年开始的。这个计划是在1952年提出，修修改改，到1955年才算确定。形成拖拉的原因是因为朝鲜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刚解放，各种经济数据都不落实，因此是走着说着。
要是猛一看，这个计划也算是个“高指标”。按照这个计划五年内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由８２７亿元增加到１２5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８．６％，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98.3%，即平均每年增长１４．７％，约70%为原有企业增产，约30%依靠新建企业。农业及副业总产值增长23.3%，即平均每年增长４．３％。具体指标为：到１９５７年，钢、原煤、粮食、棉花的产量分别达到４１２万吨、１．１３亿吨、３８５６亿斤、３２７０万担。在上述工农业发展的基础上，1957年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498亿元左右。
平均年增长接近9%，恐怕谁看都认为是个高指标，是冒进。估计当时共产党领导也不会相信，当时美国人就说这个计划一定会“失败”。如果这个计划中途或者某一年没有完成，也就是实际增长低于计划指标，就会让计划部门以及中央经历一次系统控制的另一种情况，会对今后计划制定产生影响。可惜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结果是，1956年，中央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一年完成！1956年，工农业总产值为１２５２亿元（计划1250亿）。其中工业总产值６４２亿元，农业总产值６１０亿元，平均每年递增１９．６％（原计划１４．７％）和４．８％（原计划4.3%）。4年完成5年的计划，而且还超出，这会给计划制定者什么印象和影响，是可以预见的。
1957年又单独制订了年度计划。但是到1958年开始的时候，计划部门发现本来就不低的计划（工业增长7%。由于1956年的重点项目投资已经完成，1957年又没有安排足够的新建项目）又被突破。1957年的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产值）为628亿元（按一九五二年不变价格计算），超过年度计划4.1%（增长7.2%）。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1957年的指标17.3%。主要工业产品也绝大多数超额完成了产量计划，比上一年，原煤增产了一千八百二十六万吨，电力增产了二十四亿度，生铁增产了一百零八万吨，钢增产了约七十八万吨，机床增产了三千一百多台，化学肥料增产了十四万吨，水泥增产了将近三十万吨，木材增产了约五百二十万立方公尺。
贫道看，这不算什么太好的事情。5年计划4年完成，再做一年又超，而且5年计划实际执行结果超出计划17个百分点。很容易造成“是不是我们太保守了？”的考虑。如果第二个五年计划定低了，还是年年超额完成计划，是不是会让人说“他们故意把计划定低点，好每年都声称超额完成计划！”。于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在1956年秋天制定时，本来就不低。贫道认为，如果在执行时出现了结果低于计划，会给中央一个提醒。可惜不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1958年又超额完成了计划。
愿计划５年主要指标是：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原计划增长75%左右,工业总产值增长１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３５％左右，钢产量达到１０５０-１２００万吨，煤产量1.9亿-2.1亿吨，粮食5000亿斤左右，棉花4800万担左右。这个指标略低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但是已经很高了。
但是，1958年的实际执行情况似乎在说明：“计划又定保守了！”上半年，原计划全年完成的600万吨钢指标，到年中已经接近完成。这种情况下会给计划制定者以及主要领导什么感觉，是可以想像的。
计划经济本来就是根据已经存在的经济增长能力，已经存在的经济资源来制定年度和长期计划的。存量情况尤其是经验指标是决策基础。一般来说，由于投资是中央控制的，投资消费比例是计划控制的，最终结果不应该差别很大。
如果实际结果明显低于计划指标，比如低个十几个百分点，就会促使计划制订者考虑“是否有一些不可知的因素在里面，这个因素是个负面的，使计划难以实现”。如果这样，接着的计划会考虑保守点。但是，如果计划执行结果连续多年超出计划，总是超出十几个甚至二十多个百分点，就一定会使计划制订者这样考虑：“看来影响经济发展的还有一些不可知因素在起作用，这种东西能够从正面影响经济增长，使按照物质条件设计的计划总是被突破！”
计划制定都是尽量穷尽所有物质因素来做的。右文人们说的是靠拍脑袋决定的，那是没经历过做决策的事情。
由于连续6年每次计划都突破，很容易使毛泽东考虑是否真的有什么苏联教科书没有说的因素在中国存在。也许影响计划的非物质因素，也就是一种精神因素在起作用。毛泽东认为，这一定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冲天干劲儿。因为不这样解释，能找到别的解释吗？
贫道以为，这是毛泽东在1957年年底反冒进的客观原因。
我们都知道，大跃进是从“钢铁元帅”升帐开始的。钢产量的高指标引起了一系列问题。全民大炼钢铁牵连了很多方面的资源安排，使各方面计划都受影响。钢铁做元帅，在上的时候一定会吸取农业，轻工业，运输业等大量资源（资金、人力）。同时，钢指标上去了，轻工业、重工业、运输业、水利等都会有更多资源，指标也只能上去。因此，可以说是钢这个家伙把一切都搞乱了。
按新计划，原来600万吨年度钢产量指标加码到1070万吨，比57年翻了一番！冶金行业的生产能力是靠投资的，是硬碰硬的指标。没有冶金项目的投资哪里来什么钢材？二五期间，冶金工业。冶金工业部有五十七个建设项目，地方有十四个建设项目，共计七十一个。重要的有鞍山、武汉、包头三大钢铁工业基地，太原、石景山、重庆、昆明、大冶、马鞍山等钢铁厂，安徽、甘肃、云南等铜矿，等等。原计划在1958年年内建设完工的有十四个，例如大冶钢厂，安徽铜官山矿务局，江西钨矿和云南铅矿，等等；同时，鞍山钢铁联合企业将基本上建设完成。因此，计划1958年年底新增生产能力有：生铁188万吨，钢116万吨。到58年年中，原计划年底投产的项目在年中基本完成，钢产量超额完成年度指标，这就让一些人兴奋起来，提出1070的指标来。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1956年后毛泽东已经不主持国内事务的一线工作。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一线。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般国内事务刘邓主持政治局会以就决定了，不请示毛泽东。重大问题，拿不准的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毛泽东负责外交和对台事务。也就是说，国家计划制定是由一线人制定，一线人决定的，除了毛泽东提出异议。
根据资料。1958年8月召开北戴河会议，1958年全年600万吨改成了1070。为此，毛主席专门冶金部领导谈了一次。部长王鹤寿向毛主席拍了胸脯。毛主席又把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部负责人找在一起开会，一个人一个人地问。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接着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已去世)行不行，说可以。又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还问了太原市委书记(他那里有个太钢，说可以。后来又一个一个地问主要钢铁基地包括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大家都说行。最后问冶金部副部长刘彬，也说“可以，我们都作了计算啦。”最后问到薄一波同志，他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不赞成1070，可是又不好说不赞成。他讲了什么呢？他说：“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奇怪，反对这样做的倒要破釜沉舟）毛主席后来又陈云同志谈话时，陈云说，我与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细帐，看起来是有希望的。
你看，一线工作的人定了个1070，毛泽东为什么要一个一个不厌其烦的问呢？因为他不是搞钢铁的，不放心，如果放心就不这样问。结果，一线工作的人个个都说没问题，我们算过仗了。毛泽东能提出反对意见吗？提不出来。但是，冶金确实是“项目”带动的，是投资投出来的。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也就是全年计划项目干得快而已。要真正实现1070，也就是原来1962年才完成的指标，要把此后4年半的投资和项目在半年内完成。这可能吗？不可能。真不知道当时他们是怎样算账的，竟然还能算出来！
可以看出，北戴河会以提出1070，说明一线工作人员存在一个不好的气氛，也就是已经浮夸起来了。600万吨8个月完成，剩4个月提出全年900万吨就够冒险了，因为当年安排的投资已经用完。如果提出800万吨，估计确实可能实现。但为什么提出1070呢？而且全都算了帐，连最会算账，最强调综合平衡的陈云都认为这帐算的合理，不是奇怪了吗？这不正常，这属于浮夸风，属于严重不实事求是。
因此，把大跃进最后因为1070搅乱了步骤的责任都归毛泽东是不公平的。一群自己的专家提出个指标，你有疑问时问他们，他们全都拍胸脯说算过帐了，还能超呢。况且这群人都是与你一起战斗过的哥们专家，不是那个马寅初。而你又确实没搞过工业，对投入产出之间关系并不熟悉，甚至他算的帐你都提不出来意见，这个时候你说什么？什么也说不出来！这个时候去做调查研究？已经8月了，会以还等着呢，所谓调查研究也就是问遍所有哥们专家了。你看毛泽东是不是差不多问遍了呢？
这里，我们首先必须肯定一点，就是提出大跃进是正确的。因为如果没出1070这个差错，我国工业确实会在1958-1959年有一次大飞跃，甚至第二个五年计划能够提前两年，也就是1960年完成。然后两年调整，可以基本完成初级工业化任务。而这个任务是中国人自1840年以来梦寐以求的成就。但是出了差错。差错来自客观或者运气的是，自1953年到1958年6年中竟然没有出现一次没完成计划的“差错”，按理说计划总该有失误，总该有某方面冒进的事情。但是没有，全部是计划超额完成。如果这6年发生一次明显的冒进，北戴河会以也会顶多提出800而不是1070的指标。差错的主观原因是，当时一线队伍中有一股浮夸气氛，一股不实事求是的气氛。拼命抬高指标，好大喜功。
其实，就是这个浮夸风害了大跃进，并造成1960年前后的饿死人现象。但这个责任，恰好不在毛泽东。
如果把张宏志关于浮夸风资料梳理一下，就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可以用个表格来看。因为不把所有细节都罗列一下说不清楚的。张先生原文忘了把事情按时间排列一下。（黑色为浮夸和反浮夸言论，蓝色为穷过渡和反穷过渡言论，红色为毛泽东操作和其他人阳奉阴违行为）
时间地点
毛泽东
刘少奇等
1958年1-3月
批评1957年的“反冒进”，提出大跃进、总路线
3月成都会议
就吴芝圃提出河南今年能搞个丰产年，增产几百亿斤粮食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毛泽东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泽东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
3月成都会议
对人民日报总编兼社长吴冷西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4月中旬武昌会议
对吴冷西做5点指示：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报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面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
事后吴冷西把毛泽东意见回报有关领导和书记处。陆定一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
5月八届二次会议
确定总路线大跃进政策，提出15年超过英国
5月下旬
通过毛泽东亲自制定的纲要，即4、5、8亩产纲要
6月14日 全国妇联党组会
提出大食堂设想，而且还会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粮食。预言15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15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40年、50年中国可进入共产主义。
6月30日 谈话
要开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试验，工农兵学商。提出三、四十年可进入共产主义。
7月5日 石景山
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而是两、三年。超过美国也就是七、八年。报纸上所以不提二、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
7月中旬山东、江苏
寿张县汇报社干部：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籽棉亩产1．5万斤。说：这是“压倒了科学”，“是一个革命”。 常熟一个乡的党委书记数实现稻谷亩产1万斤。反问道，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消息见报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
7月19日 天津
并为一乡一社，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8月-9月
视察七里营，讲“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构成社会基层单位，集体经济。
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徐水书记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并在9月1日上人民日报。9月13日李先念视察，徐水已经是政社合一，一县一社，统收统支，全部供给制。
8月13日 天津
视察稻田，有人说亩产可达10万斤。说：不可能的事。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 ”。对着《人民日报》五位小女娃站在稻秧上的照片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
找吴冷西和胡乔木谈话，指出：《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不要讲过头的话”
8月30日 北戴河会以结束
人民公社6条。一乡一社，政社合一。对于万人以上社不反对不提倡。并社不强迫，先试点逐步推广。现为集体所有制，条件好3、4年过渡到全民所有，一般5、6年或更长一点时间。还是按劳分配。
8月北戴河
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
9月10日
视察徐水，当地说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消息见报。
9月13日
审定人民日报《高举人民公社旗帜前进》，强调妇女全部参加生产，全部自留地、自留牲畜和大型工具公有。未请示毛泽东，删去6条中“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一段话。
9月 24 日人民日报
在河南发表过渡到共产主义5个条件。基本为人人参加体力劳动，劳动分工更细，搞好技术革命和教育，中心是全民所有制。没有6条中社会产品极大丰富，道德和教育提高，消除三大差别，内部阶级矛盾消失等。推广“家庭革命”设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别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每周团聚一次。
10月
毛泽东派田家英、吴冷西到新乡调查，下去前说：“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要求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和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汇报后毛泽东说：
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损害富社积极性，还是搞“按劳分配”；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就干，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食堂，但也要粗细、忙闲、干稀搭配，放开肚皮肯定维持不下去。县经济只能搞集体经济，不能搞全民。夫妻分开住，是帮国民党忙。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视察江苏，讲“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依然是那5个条件。在南京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
11月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
2-10日
毛泽东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
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他还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质，目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做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慌，人民是骗不了的
21日，人民日报照样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2倍。
11月21日 召开武昌会议
毛泽东：“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
毛泽东：“按照刘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
毛泽东此后反复地指出：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必须有生产的极大发展，物质条件极大的丰富，还有一个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
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刘少奇插话：“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
彭真插话：“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
11月21日 武昌会议
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人民公社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那么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说他没有道理。总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
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在武昌会议决议中加入以下话：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
11月
找吴冷西谈话：
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下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
做新闻工作无沦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子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 “毛主席说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
归纳为三个意见。说：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象，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第三，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的成绩，也否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摊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主席指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
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
对于毛泽东说宣传上要转，不转就变成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意见。刘少奇说：‘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1959年3月第二次郑州会以
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笔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4月29日 上海会议
发布了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1959年6月
58年讲话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并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 1959年6月，毛泽东责成主管宣传口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邓小平和彭真，要他们立即研究宣传工作如何转向的问题。
6月14日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彭真同志召集书记处会议（邓小平同志摔伤了腿，住院治疗），讨论宣传工作怎样转向问题。经过讨论，最后决定由胡乔木、周扬和我准备一个文件，书记处再研究决定。我们起草了一个关于宣传上如何转向的问题通报（草案），17日彭真同志再次召开书记会议，讨论这个通报（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后，准备以中央名义下发。彭真同志将修改后的通报送给刘少奇同志审批，刘少奇同志认为通报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此事关系重大，需要毛主席召来政治局会议时通过。
6月20日 政治局会
批评浮夸风和高指标之后，转而谈到宣传问题时，指出：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公开的宣传，不论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不顾左右而言他。
看完以上毛泽东和主持工作的一线领导在这个时期说的话，做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来，浮夸风究竟是怎么刮起来的。毛泽东在这里起了什么作用。都是明白人，贫道也不再分析了。
从道理上讲，“浮夸风”来自“高指标”，高指标来自“穷过渡”。也就是说，由于刘少奇为了在几年内“实现共产主义”，一方面把农村经济组织调整为一种准军事化的供给制体制，一方面声称会在很短时间超英赶美，并且在报纸上报道“卫星”指标，造成为了达到这个指标的浮夸风。浮夸风是个正反馈体系，你的卫星高，我只能比你还高，我放的高了，第三个只能更高。只要报道卫星，就等于让大家比着放了。最后形成饿死人，主要与穷过渡与浮夸风有关。
中国是个自然灾害频发国家。地上一条世界含沙量最大的黄河，天上是西北冷空气与西南暖湿气流交汇形成降水（不像美国和欧洲主要是一个大洋来的气流），今年西北冷空气强了，降水就在南方。明年印度洋阿拉伯海的水汽足了，就下在黄淮海。因此，古代中国三年两灾。因此，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救灾机制。这个机制包括三个部分。首先是中央政府赈灾。世界上只有中国古代皇帝每年都留有足够就在钱粮。一旦某地受灾，一是赈灾，而是减赋。救灾是中央政府一件大事。第二是亲友救济，穷帮穷富帮富，随便调剂一下总不至于马上饿死人。第三是国家组织灾民到受灾轻的地方逃荒要饭，古代叫“就食”。正是这三个机制，中国并不容易饿死人。
但是，穷过渡一下子堵住了两个口子。各家的都没有了储备粮，甚至连锅都砸了，谁救济谁？其次，军事化组织使逃荒要饭难度很大，就算跑出去了，别的地方也是食堂制，给谁要？而浮夸风堵住了第三个，也就是最重要的口子，就是赈灾。信阳事件就是典型，更吹出1959年粮食增产那么多，怎么好意思接着就报灾荒？于是，在储备粮根本存在饿死人可能情况下，没有发放。饿死人有7天就够了！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会有饿死人现象。
看完上面的表，会发现毛泽东早就看出了问题，而且早就试图纠正，而且一是批判穷过渡，二是批评浮夸风，还能抓住解决问题的要点——人民日报和宣传口径。但是，问题照样发生了。毛泽东有责任没有呢？贫道看也不能说没有。毛泽东的责任就是过早交班。1949年中国革命结束了，1953年反帝任务结束了，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结束了，剩下的就是建设了，而且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得很顺利。这就让毛泽东觉得现在的伙计们还行，让年轻点的早点接手对长远有好处。这就造成刘邓二人急于表现他们能力的状况，于是一下子变得极左起来。最主要的是，这俩人没有自知之明，自以为方向问题是把握的住的，操作层面更不用说。加上周总理在1957年反冒进被批评，能力受限制后，这俩人算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以为要出刘克思，邓格斯了。因此，他们基本屏蔽了毛泽东对中央工作的干预渠道。因此，毛泽东实际是无能为力的。
毛泽东1958年4月就意识到高指标和浮夸风有苗头，指示吴冷西把他要求实事求是，降低调子的意见告诉书记处和宣传部门领导。但是宣传部长陆定一竟然说“夏天太忙秋天再说”。9月派田家英等调查后，毛泽东发现穷过渡危害很大，于是10月，11月连续召开中央全会的方法以进行纠正。而且再次对吴冷西说，在穷过渡、高指标、浮夸风三个方面调子都要转。这可是秋天了吧。结果汇报时刘少奇一句“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不全面转也要指出来那部分转吧，逐步转也该有个步骤安排呀。结果都没有，继续拖到1959年，指标还高得吓人，穷过渡一点不变，浮夸风照刮不误。于是毛泽东3月、4月连续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以至于不得不用“公开信”方式来推行自己政策。一直到1959年6月14日书记处才第一次开会研究1958年4月毛泽东要求“转”的问题。整整拖了14个月！而这正是最关键的14个月。都说毛泽东专制，帝王思想，霸王作风。别说霸王了，就算一个董事长也不能被这样冷落呀？
共产党的老干部经常说，中国革命离不开毛泽东。历史证明，中国革命凡是离开毛泽东领导的时候，要么失败了，要么损失惨重。凡是毛泽东领导的时候，革命就顺利，就能从绝境中走出来。其实，大跃进的例子依然在证明这一点。
在革命战争中，在中国人为了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毛泽东不领导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死了。一次渡湘江，红军就死了4万多将士。国民党与日本硬拼的时候，上百万将士战死。蒋介石渡了论持久战后，才懂得仗怎么才能打赢，八路军也才能从几万人打到上百万人。也可以说，中国离开了毛泽东会死人，会死很多的人，上百万上千万的死。在中国革命时期，这是用血换来的教训。建设时期不是这样吗？想象把大跃进变成穷过渡就知道了。一样会死人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都认为大跃进和饿死人是毛泽东做的孽呢？这除了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使坏以外，1959年庐山会以彭德怀质疑大跃进期间错误被打到，是个重要佐证。苏小康那本书，起的作用不小。说不清楚这些问题，一样会心存疑虑。
其实，即使苏小康的书也有自己说不囫囵的地方。毛泽东上庐山是为了解决穷过渡、浮夸风等左的问题的，这一点连右派也承认。但是仅仅因为彭德怀提了点意见，毛泽东就突然把反左改成反右了吗？假如毛泽东真的这么轻率，这么没个正性，中国革命经历了那么毛泽东主持的事情，怎么会成功呢？谁想过这些问题呢？
当然，贫道也不知道庐山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和苏小康知道的差不多。但是贫道比苏小康多知道一个事情，就是一些最知情人的回忆。
在彭德怀意见书被毛泽东当作会议资料批转为会议材料，在全会基本按照既定的纠正浮夸风、穷过渡初衷进行万以后。李银桥回忆：“……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当然，只要当年的材料不解密，所有的细节和过程只能猜测。但是，有几点基本是可以确定的。
首先，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对着谁的，这一点毛泽东也知道，彭德怀也知道，其他参加会的人同样心里明镜似的。因为他们都参加过两次郑州会会议，武昌会议，南宁会议 ，上海会议。
其次，毛泽东在批转彭德怀意见书后，并没有任何否定已经就准备收拾行李下山了，是其他人先挑起批判彭德怀，毛泽东是被“卷入”这场斗争的。
第三，还有一些现在被披露的资料：
8月1日预备会上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93页）
“196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彭德怀同志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前，和他谈了话。毛泽东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第122页）
这些资料与毛泽东批左为初衷，转发彭德怀意见书，已经准备下山的资料是一致的，是可以联系起来的。
只有一点只能推测，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会在庐山批判了彭德怀而不是支持彭德怀解决刘少奇等人问题。关于庐山会议，张宏志和黎阳最近的文章的推测比贫道周延的多了。况且贫道不喜欢猜测。
过节呢，今天就聊到这里。明天再接着数落。
补充一点，文革期间，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有一句话，就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老爸经常用这句话教导我，只要我稍微有点非分想法这句话就来了。后来都说毛泽东这句话是说给江青、林彪的。可能吧。但就算是说给江青、林彪的，也一定是从刘邓的事情上想到的。
确实，自知是最难的。沐猴而冠，就以为自己是孙大圣了，这种人还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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