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最高检副检察长王振川答记者问财产公示制度暂难以实现”

[ 高境先生 ] 于2008-01-29 14:28:47 上帖 [ 发短信 ] [ 表状 ]

说“最高检副检察长王振川答记者问财产公示制度暂难以实现”

笔者曾经写过《说“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一帖，昨日又一位叫作王振川的先生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还是说：“（干部）财产公示制度暂难以实现”，他是最高检察院的副检察长，算是与身为监察部副部长的屈万祥先生是同一级别的高级干部，他们如出一辙的都是说“难以实现”，好像是统一过口径似的还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一个“暂”字十分了得，如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看来，想要在我们这里实现干部财产公示（申报）制度，是到了“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地步了。就在深化改革、继续开放的新的历史起点的时候，这个“财产公示制度暂难以实现”，算得上是雄壮的交响乐中的不和谐的杂乱之音，算得上是豪迈的前进队伍中的绊脚之石。
王振川的回答就是：“难”字，“很难”，“很难”，那么，如果世界上已经没有了困难的事了，那么，还要革命吗？还要改革吗？可以这样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之中就是必须有承认困难，战胜困难的精神的。建立“（干部财产公示（申报）制度”难道比“打到蒋介石”还难？难道比实现和谐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还难？
至于说建立“干部财产公示（申报）制度”到底有什么“很难”的呢？例如王振川所说的“关键还是社会发展还没到那个阶段，条件不具备。比如国外的实名制，这是防止腐败、治理腐败的必有制度。我们也在推进，但很难完全落实。其他很多配套制度，如金融体制的完善、健全还有待时日。”
照王振川先生的逻辑来说，只要还没有实现“国外（那样）的实名制”、比如“如金融体制的完善、健全”等等，都是我们不能实行甚至是不准备实行“干部财产公示（申报）制度”的充分的理由。请问：外国的这些制度真的都是到了“完善、健全“的条件下才搞的吗？换一句话说，难道已经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的外国都是“完善、健全”了吗？
王振川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申报的是收入，不是财产申报。”资本主义国家比起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落后得多，也腐败得多，他们能为了社会制度的长治久安或者说苟延残喘，都建立了严格的财产申报制度，它们都是知难而进，难道我们不能取其长，避其短的更好更快的推出我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干部财产公示（申报）制度”吗？
王振川说：“关键还是社会发展还没到那个阶段，条件不具备。比如国外的实名制，这是防止腐败、治理腐败的必有制度。我们也在推进，但很难完全落实。其他很多配套制度，如金融体制的完善、健全还有待时日。” 如果从1949年算起，已经59年了，如果从1978年算起也有30年了，“有待时日”？有待多少时日才是能够使之实现呢？
不是说“摸着石头过河”吗？30年来，我们摸到了多少个石头了呢？好像从来没有给个明确的说法，但是，“干部财产公示（申报）制度”这个“石头”反倒是成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而3000万只的“饭碗”，一摸就摸掉了，从来不见得有哪位副部长副检察长出来说过“社会发展还没到那个阶段”、“ 完善、健全还有待时日”之类的讲话。
所以，按照笔者之见，之所以至今还难以建立“干部财产公示（申报）制度”的关键，不是这个的那个的，而是在于某些人恐怕不敢搞这个制度是也。连资产阶级都不怕，难道无产阶级还怕吗？那么，请问：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才能够算是具备条件了呢？算是到了什么程度才算是完善、健全了呢？难道说只有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可能实现吗？
我们被告知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过程），几代、十几代、几十代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照王振川先生的观点“社会发展还没到那个阶段”来判断，那么，在我们这里要实行“干部财产公示（申报）制度”，起码得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再说了。谁说得过他呢？

说"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 高境先生 ] 发表时间： 2007-12-16 13:56:20 [ 发短信 ] [ 回复 ] [ 树状 ]

这个话题算是老话题了，按照通常的男性的生理年龄相比照，它是一个已经长满了胡须的社会话题，其实它也是一个众望所盼甚久的社会问题。不知什么缘故，好像它是故意的给望眼欲穿的人们回以冷色，九重之上，若即若离。笔者在不远前的过去，也是执笔呐喊，也是不了了之。呜呼，江湖之远，庙堂之高！
最近在其它网站的论坛上读到了这样一篇帖子，转述的是不久前刚刚才退下来的一位高级干部，他在出席某次会议时回顾了自己的工作历程，还特别心情沉重地坦承了自己心中的几点遗憾，其中就包括对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出台寄于了厚望，他的殷切之心，遗憾之情，也就叫人不免唏嘘不已。
关于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该是现代政治民主或者说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特别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度，中国共产党又是唯一的执政党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这样一支世界上最庞大的干部队伍来说（据说有四千万以上的干部人数），如果要他们永葆在政治上的清明，那么，怎样确保他们在经济上的廉洁就显得更加的非常必要。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原创不是无产阶级政党，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恰恰相反，它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发明，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物，所以可以说它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色之一。不是说有了官员财产的申报制度，西方的官员就都是奉公守法，勤政为民了，君不见它们不是还是经常传出政府官员在经济方面的丑闻吗？
不过，笔者以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确立，作为一道防火墙，毕竟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和在很大的范围内，防止、减少甚至杜绝官员在经济上的腐败，财产公开，众目睽睽，把官员的经济情况置于光天化日之下，其实也是对于保护官员本身的一张保护伞和一贴清醒剂，资产阶级能够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难道就做不到这一点？
至少在笔者的记忆中，听说我国要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声音也有几十个年头了，但听风声，不见有雨，或者说是“听得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搞了30年的改革，说了30年的接轨，千改万革，千开万放，到现在为止，就是连个起码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都不见踪影，不知道其中的良苦用心之处。
对于我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忸怩作态，装腔作势，不说别的，就是身为监察部副部长的屈万祥拿出的理由是“目前中国还没严格意义上实行金融实名制，公民财产还难以准确核实” 他又说“好在中国公安部门正在更换第二代公民身份证，这项工作要在明年十二月三十日前完成。第二代公民身份证的更换，为中国实行金融实名制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难以”而已，“基础”而已，如此这般，岂有此理！
第二代身份证搞完了之后是否会马上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照屈万祥先生的意思还不过是“基础”罢了。人们不禁要问，改革改到官员的头上的措施何以这样的艰难呢？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上自由主义的突出表现，改别人的“革”，改群众的“革”，山呼海啸，雷厉风行，而轮到官员自身的时候，就这样千呼万唤的难改难革了呢？
在这过去的几十年里，有多少的官员是从经济上的贪婪起步甚至因此而走上了刑场。当然，他们都是罪恶累累的咎由自取，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其中的本质之一就是由于没有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否则的话，犯事的官员就会少了许多，也会轻了许多；所以久拖不决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看上去是在保护官员的既得利益而实际上则是恰恰相反。
老一辈的陈云同志在谈到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时，曾经语重心长的说过“西欧、北欧资本主义国家能做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做到，否则，人民怎样会拥护共产党？”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所谓的“金融实名制”也，而是在于是否打算真心实意的准备这样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