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中极右派的动向值得警惕！

中央党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和教育宣传核心阵地，作为执政党培养中高级干部的摇篮，其地位和作用的极端重要性，是不容置疑和不容有丝毫疏忽的。　　

所以，中央党校的思想理论动态，其教职员的言论或文章，在全党和全国，起着示范和诱导的决定性作用；对于党的自身建设、党的中心工作和全党的团结统一，乃至对于全国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会产生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对于中央党校的思想理论动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都是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的。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粗枝大叶和疏忽都将导致严重错误甚至犯罪。

　　

同时，中央党校又是党的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党的一个重要工作机关；这就决定了它是党的章程、党的纲领、宗旨和党的决议及各个时期中心任务的坚定地、模范地执行者（也是他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和天职）。这一性质也就规定了他的工作方向和每个时期的工作任务。对此，中央党校没有任意改变和取舍的余地，尤其是不能与之相背离的。否则，就有可能给党的全局带来不利影响甚至导致分裂作用。　　

　　

当然，中央党校也负有理论创新的任务，可以认为这也是党校的一项本职工作。但是，离开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离开党的基本性质和宗旨，离开党的中心任务，离开党的全会精神和近期决议，一句话，脱离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脱离实际去搞什么理论“创新”，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就是不容忽视的重大错误倾向了。尤其是个人对于某种学术理论的兴趣和探讨，还缺乏科学论证或局部实践检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时，是不允许到处宣传的。否则，就可能引起党内思想混乱，甚至导致分裂。　　

　　

自去年十月下旬以来，中央党校的思想理论动向，就有严重偏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决议的错误倾向。而且，存在着背离党的性质和宗旨，背离党的当前中心工作，背离广大劳动人民的急切愿望的严重错误倾向。连外界都由衷地赞叹中央党校内“正生发着大量超出旧有意识形态框架的新思想，……”（《南风窗》2009岁末特刊）！这是值得关心党的建设、党的团结和统一、关心民族与人民利益的每一个人高度警惕的。对于他们的这种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错误倾向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这种错误倾向也必须尽快得到扭转。否则，将会导致不可估量的严重恶果。　　

　　

近期中央党校的某些人都热衷于干了些什么呢？　　

马也老揭露和批判了以“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的名义，于1月19 日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伟大创新》的错误思想观点。中央党校的这篇文章用模糊的语言然而十分鲜明的观点批评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革命和建设，批评了阶级斗争，淡化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和革命性质，大谈所谓的“理论创新”，大谈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谈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谈所谓的“革命向建设的转变”，公开宣称“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创新突出表现为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从革命理论到建设理论的根本转变”。文中几次强调三十年来“创新”的所谓“建设理论”，认为这“填补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空白” 等等。这篇文章比较全面集中地反映了中央党校在思想理论方面存在的许多错误观点。对于其中关于时代、历史观、劳动价值论、社会主义、阶级斗争这些与共产党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上的原则性错误，马也老以马列原则，用客观历史事实进行了有力地反驳。　　

　　

去年十月下旬，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刚刚结束之际，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就于10月21日在《经济参考报》发表文章，尔后这篇文章又于11月23日，通过改头换面，用《解决公平问题，要摆脱旧的思维定势》的标题在《北京日报》的《理论周刊》上重新“发表”。周天勇制造谣言，认为越是搞私有化、市场化基尼系数就会越低。他大谈所谓分析问题和思考办法要从传统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重弹新自由主义有关“公平与效率”的老调，继续传播“不能牺牲效率去追求公平”的谬论，为自由化的私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鸣锣开道，受到了奚兆永的有理有据地驳斥：我国的基尼系数在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以后是降低了还是大大提高了？几千万私营企业主出现后，他们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这几年大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上升到天文数字，国家公务员的收入也成倍提高，而广大企业职工的工资则处于很低的水平，要不要强调公平?要不要进行调整？让这种极不合理的现象继续下去，说市场经济自然就能解决题，这是为广大群众讲话吗？全文见：奚兆永：某些主流媒体为何宣传周天勇的谬论？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911/116182.html　　

　　

至于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近一个时期无论做报告也好，接受采访也好，还是在马不停蹄地大力宣传他的所谓“政党学”，鼓吹执政党的所谓“共同规律”论，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化论”，公然说“共产党想把事干好，资产阶级政党也想把事干好……”等等，妄图将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成小布什的美国共和党。这些极其错误的言论也已受到了马门列夫、田忠国、硬石头等许多网友的迎头痛击。据说，“作为中国最高级智囊机构中的一员，王长江的理论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推动私营企业家入党”（“南风窗”2009岁末特刊）。对此，马门列夫愤怒地指出“允许资本家入党！就是投降资产阶级！”　　

对于中央党校诸公或部门近期思想理论动态的每一个细节，这里不准备也不需要展开叙述。在此，仅仅就他们的实际动向提问，看看他们这些动向的实质。　　

以中央党校的地位和职能，不研究，不宣传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列毛主义，不以马列毛主义为基础研究理论创新，总是幻想有一天能够超出马列毛主义之外，创建一个什么新的主义、理论、思想或学说；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了加强党的建设，并且原则地指出党当前“存在某些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之后，身为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的王长江们，绝口不提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的“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更不着手具体研究和指出哪些问题是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除了前不久我在“私结朋党：三十年来的祸根”一文中提到过党内领导人群中的“小圈子”（《党建周刊》联合《人民论坛》杂志针对领导干部中的“小圈子”、“小兄弟”等现象进行了专题调查。）之外）；不研究党自身建设急需解决的问题，不研究和提出近期党的建设的具体部署和措施；绝口不提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革命内核；绝口不提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不急党之所急，不急人民之所急，却摆出一副“高屋建瓴”的“超然姿态”，脱离党当前自身建设的中心任务，脱离实际，在那里研究什么全世界的“政党共同规律”，空谈什么“政党活动普遍规律的制高点”，有眼无珠地抱怨党过去一直缺少政治学和政党学研究，这难道是一个有马列毛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历史知识的共产党人的表现吗？难道是一个负责任的共产党人应取的正确态度吗？难道是一个执政党的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所应有的姿态吗？试问，各国共产党没有研究政治学、政党学，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学、政党学，各国共产党是怎样建立和成长起来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如果此前没有世界顶级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毛泽东主席对于党的建设的全面而系统地艰辛探索，要等到王长江先生的有“共同规律”的政党学说有了“成果”才能开始建设，那还不知要到那年那月，中国人民的眼底都可能要望穿呢！难怪今天广大老百姓又在受苦受难。我看，王长江连什么叫政治都没弄懂吧？　

　

好一个当代仲尼！天不生王长江，中国共产党将万古长如夜！　　

　　

面对当前国内已经客观存在的巨大的阶级差别、严重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的严峻形势，面对新产生的活生生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关系存在的事实，中央党校的诸公，不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不认真研究如何帮助党正确应对目前困境的路线、方针和策略，却在那里公开撒谎，欺骗人民，闭着眼睛宣称“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公开欺骗人民，鼓吹执政的共产党应当及早实现由革命向建设的转变，并且声称已经创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理论”，填补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空白”；面对当代中国存在巨大的贫富悬殊，分配不公已经发展到了全世界的极限，作为生产力的基础和最活跃最积极的部分——广大劳动者已经陷于难以实现自身再生产的恶劣处境，严重影响了生产效率，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事实，避而不谈，却在那里继续兜售新自由主义关于“效率与公平”的谬论，叫嚷着“不能为了公平牺牲效率”……。　　

这一切现象，发生在中央党校近期，发生在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刚刚开过之后，这难道是正常的吗？难道不值得我们发问和深思吗？如果说得轻一点是错误，说得重一点是与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决议蓄意对抗。　　

中央党校的这些先生们，不提革命，只谈建设；不提阶级，只谈初级阶段；不讲特殊性，只谈“普世性”；蔑视公平，只重“效率”。他们把革命和建设截然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只强调建设，就是要彻底抛弃共产党的革命性质和革命任务，除去党的无产阶级内核，留下共产党的躯壳，为党填充“新”的内核，涂上“新”的颜色，比如“全民党”或“社会民主党”或“共和党”之类，将封建的资本主义道路走到底。　　

仅仅是党校诸公的错误动向还不是最危险的。如果我们将中央党校诸公近期动向同社会上近期经济界的伪精英们的动向联系起来观察，就不能不令人更为担忧了。　

　

我们来看一看吧。　　

邋遢道人前段时间已经对社会上伪精英们的动向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从年初开始，吴敬琏将他提出的“权贵资本主义”重新解释为“国有企业在战略行业中的垄断”。并且将目前存在贫富差距的原因解释为“国有垄断企业工资福利过高”；厉以宁列出“他关心的四大问题”中第一位是“国有企业改革打破行业垄断”；张维迎声称“推动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国有垄断行业不断拉大与其他行业的差距”；胡星斗说“过度的国企垄断破坏了社会和谐”；任志强声称“国企垄断土地份额已占60%”；茅于轼也认为“重点应加大国有企业私有化力度、改革垄断部门和行业”。　

　

还不止此，就在今天（1月26日），人民网理论频道转载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5期吴敬琏“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的长文，认为市场经济是“救亡图存的路径”，把私有化市场化改制引起的大量矛盾和问题归于“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把前三十年革命和建设诬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提出要“进一步明确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连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只字不提了（由于此文极力污蔑前三十年，流毒很深，非专文揭批不可；又因非本文针对主题，这里不展开揭批，但吴的文章必须批判，否则危害极大）。　　

如果把中央党校诸公的论调同社会上伪精英诸公的论调联系起来，　　

那么，在他们那里，政治学和经济学已经浑然一体，彻底实现私有化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已经完全一致。这还不包括李荣融要继续卖国企的高见呢。　　

在他们那里，一种严重脱离当前我国实际，违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背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掩盖阶级矛盾，规避革命，围剿革命，围歼公有制，坚定走完全私有化的半封建式资本主义道路，内唱外和的里外夹攻之势，不是昭然若揭吗？一种不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从党的领导之下完全彻底分离出去，不把新中国逐渐培育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主义精神完全毁灭，让共产党彻底垮台的阴谋，不是已经暴露无疑吗？　　

更大的隐患是，仅仅是本文所提诸公，胆子是不是大得很不正常？　　

中央党校近期动向是不是值得警惕呢？　　

　　

2010年1月26日　　

　　

附：马也：一篇错误文章　　

一篇错误文章　　

马也　　

（-思想碰撞2010-1-22）　　

《光明日报》2010年1月19日，刊有《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伟大创新》，作者署名“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该文存在五个原则性错误。　　

第一，“时代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社会主义力量的成长壮大，时代主题逐步发生了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根本转变。”　　

这种“时代观”的转变，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么请问，此间发生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这些正义战争，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以东欧演变、苏联共产党下台和国家解体为标志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美国强制推行灾难性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至今尚未结束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美国侵略和军事占领阿富汗、伊拉克的非正义战争，到底是“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的产物，还是“社会主义力量的成长壮大”的表现，怎样纳入所谓时代主题“根本转变”的框架呢？　　

第二，“历史观”。整个这一段只讲中国发展道路既受世界历史支配，也受“国别史”支配。这是毛泽东同志从《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以及其它相关文章，已经有系统论述的问题，现在不过用一些新概念，使准确、清晰的表述，变得不准确、不清晰而已。问题的症结在于，唯物史观的精髓，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在“历史观”的题目下，无一字涉及“精髓”，就可以是随便什么历史观，唯独不是共产党的历史观。　　

第三，“劳动价值论······社会主义既然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劳动价值论也必然随之从‘彻底革命的意识’转变为‘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从中推衍出‘共同富裕’的目标。”　　

“共同富裕”，中国最早的文献表述见于《礼记》。“关于生产的科学”不知所云。制造一个螺丝钉，也属于“关于生产的科学”。劳动价值论如果转变为这么个东西，就被贬得毫无意义。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党中央的提法是，我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作为完整阶级的剥削阶级不再存在，“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即便在国内，即便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时期，小平同志也说，中外合资，一半社会主义，一半资本主义。一个没有说出的逻辑结论是，因为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国际范围也“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这已经属于痴人说梦。　　

第四，“阶级斗争起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以前，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没有阶级斗争吗？按照这种判断，今天资本主义在全球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全球化，岂不就等于阶级斗争全球化吗？如果以上述第三条的痴人说梦作为根据，这种全球化又成为“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全球化，或者就是已经实现了的共产主义全球化。向右向“左”，均达极端。马克思关于“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第一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忘记了还是认为不正确呢？　　

第五，“计划经济则是苏联模式的产物”。　　

计划经济，就是有计划、按比例，不是来自“苏联模式”，而是来自马克思。小平同志1985年说“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1989年6月9日讲话说“以后还是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苏联计划经济曾经取得世界公认的成就，后来走向僵化。僵化不是计划经济的内在品质和必然产物，而是苏联后来经济工作发生的弊端。我们党纠正这类弊端，却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使用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苏联模式”属于西方话语体系中否定社会主义的概念，我们党历来不使用。　　

空话废话也就罢了，现在是错话。小错也就罢了，现在是关于时代、历史观、劳动价值论、社会主义、阶级斗争这些和共产党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的原则性错误。一处错误也就罢了，现在是没有一个问题上没有错误。　　

这些错误，都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然而署名又偏偏是“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一篇不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文章，一篇不及格的中学生政治课作业，如此署名，就使忠诚的共产党人、严肃的党的理论工作者陷入两难：不忍批评，又不得不批评。原则重于情面，写下上面的话。期望就上述重大问题展开同志式的讨论，期望这个中心的同志的反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