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世界;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社会主义;而只有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才能保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纪念毛主席诞辰126周年

　　“我们正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这可能是不少社会主义国家执大棋局的高层棋手们的经典解评语。但囿于重大的历史局限，首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这盘本来气势磅礴、胜局在握的大棋，却被下成了想翻盘很难很难的残局!复盘究因，不外乎是因为大棋手们尚未真正树立起社会主义的正确大局观，不谙社会主义大棋局的战略“急所”，以致连下“俗手”，甚至是让观棋者大众扼腕顿足的昏着臭棋。

　　这里所谓的“急所”和“俗手”，用的是围棋术语。急所，即紧急所在，是指对于攻方和守方都是互关重要的必争之地。俗手，即庸俗的着法，实际上就是错着，其特点是，似乎有利于我方，实则更加有利于敌方。

　　（一）反思世界社会主义大棋局的战略“俗手”。

　　围棋的每一着数，都受大局观的统帅，大局观错误，就会连下败着。同样，社会主义国家的每一个治国行为，也都受社会主义大局观的统帅，大局观错了，也会迭出昏着。

　　社会主义大局观的基本问题，就是经济(社会存在)和政治(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这也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马恩列毛的辩证唯物史观，是唯一正确的历史观，其精髓在于：经济决定政治；政治统帅经济——用比较艰涩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基础性决定政治；政治统帅性决定经济（真理政治发挥正向统帅性决定作用；谬误政治发挥反向统帅性决定作用）。

　　但可惜的是，由于强大的历史局限，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自觉不自觉信奉的，却往往是罩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光环的机械唯物史观——其核心观点就是唯经济主义、经济决定论：经济决定政治(认为经济和科技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经济统帅政治(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纲领”——从表面上看，是以经济为统帅;从实质上看，是以实用主义政治为统帅)。

　　只是，机械唯物史观与“精英决定历史发展”的主观唯心史观，在社会主义国家往往伴生形成机械、主观的二元论历史价值观。这是一种战略性错误的大局观，在其误导下，社会主义国家在治国方略上，往往迭出俗手——

　　1、导致的第一个战略俗手——奉行“阶级斗争熄灭论（包括阶级斗争非主要矛盾论）”政治路线。

　　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往往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超前的消费需求同落后的生产供给之间的矛盾(如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等等)。这是为“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经济主义路线所创设的理论根据。只是，这一理论根据背离了客观现实——

　　社会主义、尤其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最大历史局限是：处于“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场和资产阶级法权场”的超强俘获力之中。

　　并且，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虽然作为“经济剥削的资产阶级”被推翻了，但是它还远未被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以分散状态顽强地存在着(包括：广泛的雇佣劳动小生产;官员的特权谋私贪腐;社会的投机倒把盗骗;广泛的资产阶级法权关系，等等);尤其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主要表现为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文化政治势力——未触犯法律的，当属人民内部矛盾范畴的阶级性矛盾)，还异常强大，这是资产阶级借尸复辟的强大幽灵。

　　上述诸因素，正在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的统帅下勠力协同，从量变到质变地复辟着作为经济剥削的资产阶级。因而，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了政权的红色精英集团——虽然在行政权力上是强大的，但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上却是非常脆弱的——若不能接受思想政治上继续革命的长期洗礼，就无以抗拒历史上农民起义领导集团在夺取政权之后就蜕变为新的剥削统治阶级的历史轮回。

　　因此，毛主席才深刻地指出：“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容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1日)》)

　　所以，若坚守良知地去实事求是，则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只能是毛主席所揭示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奉行，则必然会从量变到质变地将无产阶级专政转了政治基因，使之蜕变成红皮白心的官僚资产阶级专政。

　　追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渊源，可以说在列宁逝世之后的苏联第一代高层领导那里，就开始萌动了，而到了赫鲁晓夫时代，已经成了气候。所以，苏东剧变，实在是历史的必然。

　　2、导致的第二个战略俗手——推行唯经济主义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纲领”。

　　这是似乎对社会主义有利、实则对资本主义复辟更加有利的战略俗手。其核心是以资本主义价值观管理社会主义，其主要表现为：让社会主义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以“理性经济人”等私有价值观管理公有经济，指导社会改革。结果，使改革由市场取向的承包经营、物质刺激，逻辑地堕变为产权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至此，改革完全蜕变成了改制，根本背离了历史上改革之改良本义——抑制两极分化，缓解官民矛盾。

　　3、导致的第三个战略俗手——建立市场经济基础。

　　市场经济，是雇佣劳动生产方式发展到社会化阶段的商品经济。故它只能以劳动力商品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否则，就不成其为国家范围内的市场经济了。其实，它就是马克思早已批判过的资本主义经济。确切地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而资本主义则是市场经济的社会制度。二者就像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一样，不可绝对分割。

　　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生产方式社会化的本性，与社会主义在主体上排除雇佣劳动生产方式的本性，是势不两立的两极对立。这就决定了，市场经济绝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运用的中性经济手段(市场确实是中性经济手段，但决不可与市场经济混为一谈!)，而是具有鲜明资产阶级性的基本社会制度。所以，社会主义绝对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否则就是与狼共舞、养虎遗患的自杀行为!

　　关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水火不容关系，是连一些西方显要都承认的常识。

　　例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1991年访华时坦言：“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可能兼容，社会主义不可能搞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实行私有化。”

　　又如，天主教教皇方济各，2015年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及在其他场合宣传时控诉：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市场经济是对老百姓的公开谋杀!

　　再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19年的法国年度驻外使节会议上的演讲中深刻坦承：我们面临一场从未有过的市场经济危机；西方霸权或许已近终结。

　　这让我们想起了主流社会的口头禅——“实事求是”。只是，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具有真理良知的“实事求是”却是：市场经济，是市场为主计划为辅、劳动者沦为雇佣工人的私有制商品经济，是总体盲目性的、尚处于中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它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而现代计划经济，则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人的公有制商品经济，是总体自觉性的、高级（最高）阶段的商品经济，它只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

　　这里的历史大逻辑是：中级阶段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被高级阶段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所代替，进而又必然被共产主义的计划（产品）经济所代替。

　　而那种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怪异的“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理论路线，可以说，既有新生社会主义强大历史局限下的理论幼稚和政治幼稚【英国和尼德兰，可以在蒸汽机生产力出世前一个半世纪左右的十分落后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力阶段，就率先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且无需进行什么“封建主义补课”;那为什么，苏联和中国等已经或正在进入电机内燃机生产力阶段的相对落后国家，就不可以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要知道，电机内燃机生产力，可是市场经济进入帝国主义、从而开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斗争时期的物质文明基础!还有，为什么非要搞市场经济的所谓“资本主义补课”不可?实际上，历史进程的客观轨迹是：社会主义的文明之花，并没有也不可能直接盛开在英美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系发达、统治力强大的主干上，而是绽放在苏联、中国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系的矛盾尖锐、统治力薄弱环节的细枝嫩芽上!就像资本主义的文明之花，也没有直接盛开在中国等世界封建主义经济政治体系发达、统治力强大的主干上，而是绽放在英国等世界封建主义经济政治体系的矛盾尖锐、统治力薄弱环节的细枝嫩芽上】;也有负向改革倒逼的无奈无良——理论和行为良知，往往丧于官僚政治和局势恶化的困地。

　　其实，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搞市场经济，根本就不能避免诸多灾难性后果——

　　其一，市场化改革，首先会将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演变为私有化(广义上包括全民所有制蜕化为官僚集团占有制)的、但还保留着社会主义名义的官僚资本主义。

　　这时，两极分化、官民撕裂和产品产能过剩的经济社会危机已经进入形成阶段——这是“供给侧改革”所无能为力的。

　　其二，市场经济不需要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排异和颠覆共产党的领导。

　　市场经济是资本有形无形专制的经济。资本需要自由民主地剥削剩余价值，不需要共产党这个“婆婆”的领导——即使共产党虔诚地为资本服务，资本也不会甘当“小媳妇”，也会发自本性地排异和颠覆共产党。故市场经济的标配政治上层建筑，只能是资本为老大的宪政民主。

　　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必须也必然会鼓励和依靠资本势力的成长。而当资本及其意识形态势力必然坐大(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坐大的主力往往是官僚买办资本及其五毛党、内奸意识形态势力)之后，接着的必然就是资本势力内外勾结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例如当年的苏联，在搞准市场化改革不久，由于自我弱化和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就骤然爆发了亡党亡国肢解的灾难。而铁托的南斯拉夫，虽然在搞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40多年的资本及其意识形态势力发酵，还是将南斯拉夫推下了亡党亡国肢解的悬崖。事实证明，只要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坐大了资本及其意识形态势力，不管是否坚持共产党的行政领导，苏东剧变的覆辙都是迟早躲不过去的灾难。不过，这却是现代杜十娘的自杀式历史悲剧——自己养大了资本之虎遗患，自己育壮了掘墓之人罹难!

　　因此，斯大林穿透历史的告诫，应该引起我们的再次惊醒：“你们想知道资本家要什么吗？全部政权归资本家，……保证自己腰包的利益，即使以毁灭俄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斯大林：《资本家要什么》)

　　其三，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不能摆脱新殖民市场经济的宿命。

　　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在相对落后和弱势的基础上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在国际金融垄断市场经济阶段，霸权资本和霸权帝国操控着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和运行;此时若抛弃计划经济转而融入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作为遵守全球化丛林规则的“负责任国家”，就只能丧失独立自主性，成为套在霸权全球化“磨道”上的“牲口”(“中美国”新殖民市场经济循环圈的形成，就是明证)。在这种国家，劳动人民的工资收入，往往会较大低于世界平均劳动力成本（一对挣工资的夫妇，至少应该平均挣到正常供养一家六口人的工资收入)，致使贫富两极异常分化，并且其GDP也快速外向化外资化和在通胀化基础上的泡沫化。故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想凭借融入市场经济全球化而成为世界经济政治科技强国，是不会梦想成真的!

　　退一步讲，即使有的第三世界大国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丛林逻辑下，真能离奇地成为世界超级强国，也只能是新的霸权帝国(之前即使承诺一万遍“永不称霸”，也靠不住)!因为，打败了祸害世界的旧的霸权帝国，自己又成为祸害世界的新的霸权帝国，这是丛林市场经济的历史定数!现行的霸权美国，随着全球化智能化生产力的发展，正在同市场经济一起加速衰亡。如果此时真能出来一个取代美国的新的霸权帝国，难道就能摆脱正在加速衰亡的命运?

　　回顾历史，当年的苏联，确实登上了两霸之一的巅峰。但苏联霸权的取得，却是在公有制计划经济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实现的。而在它从积弱之国成为科技、国防和经济的霸权强国之后的轰然崩塌，说明了并非“(经济和科技)落后就要挨打”，而是“政治落后就要挨打”(苏联的官僚民主政治比西方的宪政民主政治还要落后)!究其根源，就是因为苏联没有进行社会主义公有思想文化继续革命，不能在公有制计划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思想政治上层建筑，以致不能遏制公有制蜕变为官僚集团占有制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缘故。而一个社会形态发育畸形的社会主义——官僚集团占有制经济基础+官僚民主政治上层建筑——若不夭折，老天爷都会费解。不过，这绝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官僚社会主义的失败!

　　再看当今强人普京的俄国，似有成为世界超级强国的势头，但俄国的雄心，却是建立在力图推翻现行霸权主义、保持独立自主和社会主义福利的基础上。但即使这样，俄国想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桎梏下推翻美霸的统治，也几无可能!因为，美霸的最大敌人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故只有在美霸因失道而自己把自己打败得元气大伤时，第二世界资本主义强国在国际霸权资本的支持下，才有可能乘势取而代之。然而，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魔道上，不管谁来取而代之，都只能是国际霸权资本的代理人和代理国，都不可能改变正在加速衰亡的命运!

　　总之，第三世界国家(不管大国小国)，只有断然抛弃在经济全球化和准智能化的进逼下已进入癌症晚期的市场经济，毅然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世界革命统一战线之路，才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战胜霸权主义!而反抗霸权主义的全球化暴政，经济和科技实力(例如导弹、航母、5G、量子计算机等等)都只是很重要的因素，但绝不是统帅性的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是人(尤其是高层领导人)对政治、道义和民心的理解和运用!

　　另外，对于宣传、教育、医疗、住房、农业、环境、人口、外交、民族、转基因食品等等方面的战略“俗手”，也必须给予严重关切和认真反思。

　　（二）抓住社会主义大棋局的战略“急所”。

　　首先，必须树立辩证唯物史观的社会主义大局观。

　　思想指导行动，没有正确的思想，就不会有正确的行动。故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其实质就是坚持党的正确思想政治领导。而世界社会主义大棋局由磅礴胜局转入极端残局，表明其首要根源就是领导层关于社会主义的大局观和政治路线出了问题。

　　按照马恩列毛辩证唯物史观的价值观判断：经济和科技只是基础性决定因素（是历史上经济和科技物化承传下来的物的因素，是非能动性因素）；思想和政治才是统帅性决定因素（是人的因素，是能动性因素）。所以，国家兴衰的统帅性决定性因素，是思想理论和政治道义;经济和科技实力即使再重要，也是主人手中的工具，是主人指挥工具，而不是工具指挥主人。

　　辩证唯物史观关于社会主义的价值判断，是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大局观。与此相应的政治路线，就必须以政治为统帅，以无产阶级政治建设为中心纲领(也就是长期以来被严重曲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其次，必须抓住社会主义大棋局的战略“急所”。

　　只有树立辩证唯物史观的社会主义大局观，才能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大棋局的战略“急所”。

　　回顾历史，任何新兴统治阶级建立健全其社会形态的革命，都是既包括经济革命(夺取行政统治权，确立本阶级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又包括思想文化政治革命(夺取思想政治领导权，建立健全本阶级的思想政治上层建筑统治地位)。新兴封建地主阶级是这样，新兴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欧洲近代的资产阶级暴力革命和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就是建立健全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形态的经济革命和思想文化政治革命。

　　同样的道理，全部社会主义革命，也必须既包括经济革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确立公有制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又包括思想文化政治革命——通过无产阶级思想文化继续革命，建立健全以公有观念为灵魂的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思想政治上层建筑。

　　回顾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是仅仅基本完成了经济革命，刚刚取得了初步胜利，很多国家就忘却忧患地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结束了，今后要做的，就是埋头经济建设了。结果酿成了私有观念、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的一发而不可收拾。可总结原因教训时，主流社会却往往把主要责任推卸到西方的和平演变上。其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对立面，并不是西方敌国，而是自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势力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政治革命的目的只能是：解决世界观问题——夺取和巩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防止走资派占据统治地位。

　　因此，毛主席强调：“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 “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化。”(毛泽东在1967年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毛泽东年谱》1967年5月)

　　而要夺取和巩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只能通过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继续革命才能最终完成。这种继续革命要建立健全的政治保障机制必须是：在公有制计划经济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这是最广泛深刻的“大人民民主集中机制”，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基础唯一标配的政治上层建筑)。

　　这是因为，缺乏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的保护和制衡——

　　共产党的领导就不能保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没有大众民主政治的监督制衡，体制内无论如何依法治国和反腐倡廉，都不可能遏制权力腐败的顽强颓势);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蜕变为红皮白心的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也会首先演变成官僚社会主义(公有制也会首先演变成官僚集团占有制);马克思主义也会被“运用和发展”成庸俗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都会被悄然转了政治基因。

　　因此，毛泽东主席作为执导社会主义大棋局的世界超级棋圣，才深刻地指出：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10页)

　　“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总之，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邓力群：和毛泽东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网，2014年07月22日)

　　总之可以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世界;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社会主义;而只有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才能保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千言万语一句话，社会主义大棋局的战略“急所”只能是——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思想政治建设！

　　【2019.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