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毛泽东

小顾

一
深受毛主席影响的阿尔都塞有部名著《保卫马克思》，而今天我们的主旨就是“保卫毛泽东”！
当然，毛主席作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第一人——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论述——自有由人民所创造的历史的伟力来保卫他。换言之，如果我们今天仅仅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声誉，把力量用在与那些下流故事作战上，毛主席也许会笑着挥挥手，让我们这些“保卫者”散去。因为早在四十五年前，他就在一首词中预言了“反毛群蝇”的结局：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而我们今天真正要保卫的，其实是毛主席留给我们的巨大的思想武库，是能即时投入到意识形态——文化斗争中去的宝刀，是能对抗“精英”联盟的重锤！“保卫毛泽东”并不仅是在纪念碑下筑起堡垒或壕堑，他更需要我们拿着毛主席传授给我们的一切武器，跃出壕堑，与试图毁灭这个国家的反动分子在各条战线上搏杀，这才是“保卫毛泽东”的意义！
我们今天保卫的毛泽东，不仅仅是“中国的毛泽东”，更是“世界的毛泽东”，“人类的毛泽东”！毛主席去世后，对他的犯罪不止是“亲者痛，仇者快”的文革全盘否定论，还有对一个“世界的毛泽东”的遮蔽。［1］三十年里，“世界的毛泽东”退化为“中国的毛泽东”（即利用所谓正统的马列主义批判毛的“叛道”之处，将毛泽东主义收编进官方限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版本里。最终用“理论和重要思想”将前一个版本再收编的操作策略），再退化为“三七开的毛泽东”，直到退化成“封建法西斯［2］的毛泽东”为止。对“世界的毛泽东”的遮蔽，产生的恶果就是“与国际接轨”叫喊得响彻云霄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已基本上丧失了一个真正的国际视野。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只有恢复一个“世界的毛泽东”，我们才能理解这些诗句所具有的超凡境界。

二
几年前，一个不足30秒的视频极大地震撼了我。在土耳其某地（可能是库尔德地区），一户简陋的人家里，有位年轻人正弹奏着巴格拉玛（土耳其传统乐器），深情吟唱着一首略显哀伤的歌曲［3］，年老的妇女和幼小的孩子在他对面聆听，而在他（她）们身后破旧的墙上，赫然挂着一面象征国际毛主义运动的红旗。
就在那一刻，我终于毫无保留地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说之前还有过犹豫——毛泽东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第一人，无人可与之相比，随之而生的，即是对毛泽东主义的皈依。
按照我国中学政治课本的ABC，我的皈依实在只是“感性认识”，而没有上升到“理性认识”，但对我而言，任何“理性认识”恐怕都不具备那个场景所拥有的说服力。就像没有读过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帕索里尼，在看到家乡的雇农团结一致，高举红旗与大庄园主对峙的悲壮时刻时，“突然”成了共产主义者，我称其为“诗意的觉醒”。信仰不能只建立在诗意上，但任何伟大的信仰必然具有伟大的诗意。
感谢“互联网显灵”［4］，佑助我们突破“《决议》史观”以降的重重意识形态封锁——这种封锁较新的例子是年初雪灾时，总书记探访一户老乡，老乡家由于挂着毛主席像，于是能干的中央台行家以变换角度，压低镜头的技巧使画像只露出了领子以下的部分——发现了真正的毛泽东，“世界之毛泽东”。
有人试图以“世界的孔子”来与“世界之毛泽东”并列，甚至抗衡。孔子生前的追随者不过三千人，而以他的名义强固下来的国家意识形态，实赖于宋儒之力（所谓“东亚儒学共同体”的主要基础是宋学，而非原始的孔子）。即使把儒学纯化，以孔子为无可争议的总代表，那儒学在其最顶峰时（除了东亚、欧洲）也并不能对非洲、拉美、南亚、中亚、特别是伊斯兰世界产生什么影响。因此，“世界之孔子”其实并不成立。反观毛泽东，信众遍及五洲：从欧美的高等学府，到土耳其伊朗的山区；从秘鲁菲律宾的密林，到广袤的非洲大陆；从恒河之滨，到喜玛拉亚之巅；如果说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那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毛泽东巨大的身影。至于他的思想（特别是晚年思想）在今天之所以引起激烈争论，正证明了这种思想所具有的强度，足以拒斥一切篡改割裂的企图（越平庸的思想越不会引起争论，因此此类“思想”的核心就是“不争论”）。
毛主席对阶级社会的洞悉，对革命、造反、矛盾、民主等贯穿人类历史命运的思考，是“世界之毛泽东”成立的原因。

三
我毫不困倦。
眼前的景象打破了昏昏欲睡的朦胧。
纳伊市中贫穷者人潮涌动。
香榭丽舍大道上无产者一片欢腾。
——《落户》（L’Etabli）
1968年，年轻的巴黎高师学生利纳尔特响应毛泽东“到群众中去”的号召，“落户”雪铁龙汽车公司的工厂，当了名技术工。“一开始，这位年轻的高师学生就要忍受冷水澡，高速的劳动节奏及苛刻的领班们。他很快就适应了，甚至在1967年2月就成功地组织了一次罢工。”上面的诗句即出自他叙述这段经历的著作《落户》（L’Etabli）。利纳尔特和他的四位同志，在1967年受邀访问过中国。在去大寨参观的途中，载着他们的小汽车要穿越河流浅滩，大家于是推车过河，“他们的脚浸在水里，脸上洋溢着欢乐的用力的表情，他们边推边齐声唱起中国的革命歌曲：‘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参见弗朗索瓦•杜费，皮埃尔－贝特朗•杜福尔所著《巴黎高师史》）
有一位名叫“熊本五郎”［5］的日本人，因受到文化革命“造反有利”（即“造反有理”的日本汉字表述）的激励，从普通工人一变为左翼活动家。当文化革命被中国自己否定后，他痛心疾首，但他并未像很多人那样“转了方向”，而是坚持自己的信念，继续走自己的道路。在生命的最后一年，病痛缠身的熊本想到了毛主席的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熊本去世后，同志们在一篇悼文中写了如下的结语：“愿你和敬爱的毛泽东在天国佑助我们的事业胜利。”
“世界之毛泽东”改变的不仅是中国人的命运，还有世界上其他角落千百万男女的命运；“世界之毛泽东”改变的不仅是个人的命运，还改变了六十年代以降众多的重要理论和思想。
除了我们熟知的阿尔都塞、萨特、福柯、阿兰•巴迪乌、德里达、詹姆逊等人受到毛泽东主义的启示外，依附论的创立者之一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就曾说过：“毛泽东对不发达和依附理论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参见《帝国主义与依附》）他的战友若泽•尼洛塔瓦雷斯也谈到受《实践论》的鼓舞，“我们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这一代人……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来把毛泽东的教导付诸实践的检验。”（参见《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与依附理论紧密相连的世界体系论，其代表人物之一的萨米尔•阿明的“毛派”特点更为浓厚，“我一直认为毛泽东主义是正确的，尽管中国后来的演变似乎与它背道而驰。事实上这种演变也没有驳斥毛泽东主义的观点，反而证明了它的正确：对资产阶级的让步巩固了资产阶级，削弱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参见《心路历程——半个世纪的审视》）穆哈默德•哈比在谈到第三世界的另一面旗帜法农时，也没有忘记毛泽东的贡献，“……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于毛泽东，和除他之外，由于弗朗兹•法农……不再是由国家的无产阶级引导被压迫人民进入斗争，而是这些人民的斗争将决定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参见《全世界受苦的人》2002年版后记）
举一个更有趣的例证，一向清高的托派组织也曾被毛泽东折服。日本托派“革共同”（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简称）在六十年代末的一份文件中，称“毛泽东是托洛茨基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领袖”（“革命指导者”）该文批评如今被污名化的“赤军派”违背了毛泽东的教导，同时又批判日共的修正主义没有资格谈论“革命的中国”。这几年在左翼圈子很活跃的齐泽克，这位善讲色情笑话，甚至调侃过列宁的人在谈到毛泽东时，让人肃然起敬：“……他的名字就代表了对数以亿计的默默无闻的第三世界的劳动者的政治动员，是他们的劳动创造了看不见的历史发展的‘物质’和基础。”（《实践论和矛盾论》新版英译本导言）
张宏良在人大讲座时，称“奥巴马是毛泽东思想真正继承者”（大意），年轻学生以为只是个笑话，但他们如果理解这句话是强调毛泽东主义与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的历史关系时，还能轻易地置之一笑吗？他们笑，是因为他们丧失了“世界之毛泽东”的意识，而责任在那些不遗余力——外国人唱的一首东方红都令他们恐惧——遮蔽、催眠的力量身上。
我们今天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是为了沿着他的道路继续前进，而这条道路是在“世界之毛泽东”的高度上向前伸展的。为此，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扫清倾倒在这条道路上的乱七八糟的玩意儿（那些将毛主席妖魔化、民族主义化、儒化的一切企图），彻底否定“《决议》史观”，因为这一出于极其短视而炮制的史观，抹杀了全世界所有毛泽东主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感召下，曾经或者正在为正义事业而战斗的人民的价值！［6］
恢复一个真正的“世界之毛泽东”，颠倒的历史必须被颠倒过来，也一定会被颠倒过来。这不只是为了我们中国人，也是为了替“全世界受苦的人”（借用法农的书名）讨还公道。
2008年12月10日
注释：
［1］某“毛泽东研究专家”声称“国外已不太研究毛泽东，他们现在都在研究邓小平理论”（大意），果真如此，一定是些了不起的专家吧。
［2］右派也有水平高的，有时乍一看会以为是左派（比如日本的北一辉），但中国的右派即使不是文化最低的，也至少是最低的之一。“法西斯”是个现代化产物（参见波拉尼的《大转型》），能和封建嫁接，只能说水平不低到一定水准是想不出来的。真正的“法西斯”只能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大众传媒或者高度发达的消费主义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今世界真正有能力“法西斯”的，只有美国一家。
［3］后来了解到那首歌唱的是土耳其毛派游击队领导人，易卜拉欣•卡帕卡亚。
［4］借用爱森斯坦“有声电影显灵”的说法，表明这是一次重要的革命。
［5］“熊本五郎”，加引导是因为这并非本名，而是在组织内使用的“组织名”。
［6］从我一个电影爱好者的角度上说，“《决议》史观”导致伊文思倾注心血的巨作《愚公移山》被打入了冷宫，对这位老人是一种无情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