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的“乏”与“新自由主义”们的“乏”

云淡水暖

《南方都市报》以及其它的几个带“南”的同门无疑是“新自由主义”的平台，而前几天，这个平台上却有些喧闹，因为一位长期在《南方都市报》上开专栏的“新自由主义”薛涌先生（如果非“新自由主义”，《南都》不会如此礼遇）表示要与《南都》“断绝合作关系”，理由是什么呢，因为“自由”。

《南都》先刊登了被其标榜为“微观经济学泰斗”（《南都》语）的茅于轼的文章《我要替富人说话 为穷人办事》，大概“新自由主义”者薛涌则觉得茅于轼的文字太过刺眼，甚至有些败坏了“自由”们的形象，也许，薛先生还有要在茅于轼做秀于先，借助话题再秀于后的冲动，给《南都》投了一稿，叫做《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而这次《南都》没买帐，把薛先生的稿子挡住了，于是，薛先生大发感慨，但《南都》又不给“自由”，只好在网络博客上怒问《茅老是好人，但难道不能批评吗？——我为什么终止和《南方都市报》的合作》。

其他一些“自由”们的观点，草民是比较赞同的，就是这其实是一场“内讧”，因为就薛涌的网络文字来看，《南都》的确十分“珍视”与薛先生的“合作”，很是舍不得这位北大、耶鲁出身的、身在美国的、自称“在意识形态上，我和吴敬琏一样是市场派”（注意，“新自由主义”把“市场派”定义为“意识形态”分野）的“新自由主义”的合作，毕竟大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同一意识形态的，“求同存异”么。于是，《南都》先后有“编辑部主任”和“另外一个编辑”给薛涌去信，解释了《南都》的本意。这样看，《南都》确乎“够意思”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薛涌却愈发不买帐了，公开在网络上叫阵“我为什么终止和《南方都市报》的合作”草民以为，一篇稿子，编辑当然具有最后决定权，编辑发或者不发谁的稿子，很正常，既然“长期合作”，何必如此矫情呢，况且，从掌握决定权的角度，除非薛先生的文字的存亡，能够影响到《南都》的存亡，否则，“终止和《南方都市报》的合作”，于《南都》无损或者有损而轻微，按照其它一些“新自由主义”们惋惜的说法，叫做“双输”。

但，草民隐约觉得，薛先生这回的矫情背后，其实是无奈，无奈于茅于轼之类的“泰斗”，和为其提供话语平台的《南都》以及为其们找出种种理由辩护的“新自由主义”们的“乏”。以至于有“烂泥扶不上墙”的痛感，只好“终止合作”了，然而，草民还是想劝薛先生一下，话不要说的太满，以《南都》的新自由主义招牌，还是值得一留的，也许过不久就会“冰释前嫌”了。

茅泰斗的“乏”，薛先生已经指出了一些，比如茅于轼放言【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而集中反映在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这一点，薛先生都替茅泰斗感到脸红“第一，中国并没有“穷了几千年”。相反，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大部分时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宋代时，人均ＧＤＰ也比欧洲高出许多。第二，中国后来的穷困也并非是因为仇富。亚当.斯密十八世纪末就观察指出：中国已经富到头了，不可能再往前走。理由之一，就是贫富分化太大，有钱有势的人得到了十足的保护，穷人则一点保护也没有。而且历史也证明了亚当.斯密的预言。”（薛涌语），草民还可以补充一点，据北京大学韩遇害教授考证，清朝康熙皇帝时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十分发达，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亚洲贸易中心，称为“白银体系”（韩毓海《天下》），而“穷了几千年”的是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极少数的帝王贵族、士族地主阶级、富商大贾等反而轮番着“富了几千年”，就在最为黑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阶段，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也并没有与大多数人一起“都穷”。

茅泰斗的观点，其实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早在《物权法》起草初期，茅泰斗就说过【因为社会的进步大部分要靠是象科学家、法律工作者、知识分子这些高收入者的推动。如果用打倒精英分子的办法保护穷人，结果就是一个诺大的中国永远都只有穷人没有富人。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经济水平也会因此而停住不前。】，其实就是一个“精英创造历史”的观点，在茅泰斗看来，现在的“富起来”的历史，是靠“高收入者”们的“推动”，其他的绝大多数人，只不过是依附在“高收入”者们脚下捡拾残渣余羹的“寄生虫”，这次，《南都》帮茅泰斗重新包装了一下，把“高收入者”扩大到整个“富人”隆重推出。

且不谈茅泰斗的说法是否属实，草民实在想不出这样的一个现实逻辑，就是富人们一方面日进斗金，骄奢淫逸，恣意挥霍着，一方面却“忍气吞声”，“没有话语权”、“没有声音帮其”说话着，穷人们一方面“春风得意”、“高声大气”、“恣意专横”着，另外一方面却度日艰难，背负“新三座大山”着，逻辑“乏”到如是，岂有此理。

草民以为，最精彩的莫过于《南都》的一位编辑为茅泰斗解释的段子【茅于轼不是不能批评，但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给人家扣上一顶既得利益代言人的帽子，我认为是非常不妥的。】（薛涌引《南都》语），草民为《南都》的“乏”感到惊讶，茅泰斗本人的文章标题就是《我要替富人说话 为穷人办事》，难道“为XX说话”中的“为”+“说话”不能叫做“代言”？“富人”难道不是“既得利益”者？还需要什么“证据”？这叫什么语言逻辑？

对于“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给人家扣上一顶既得利益代言人的帽子”之话语，草民想起来当年梁实秋教授质问别人说他是“资本家走狗”时的精彩问句“《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而鲁迅先生的回答更加精彩“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鲁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南都》为茅泰斗而辩护“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梁实秋先生问“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要的都是所谓“真凭实据”，用鲁迅的眼光，无非就是一个字——“乏”，在现今的语境下，就是“新自由主义”们的“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