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六七（10-12）

10　　

从三月起，四月底五月初，形势在变，由上而下，波及全国。说是批了二月逆流，军队也掉转方向，抓错的，放了；勒令解散的群众组织，又恢复起来。反正革命造反热闹激烈起来了。不少学校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大联合宣告破裂，所谓的复课闹革命成了泡影。　　

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人民日报》）一发表，什么“最大的走资派”、“老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都出来了，等于宣判了刘少奇政治上的死刑！这是大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大进展！但当时心里也迷惑：刘少奇有这么多问题，中央不开会，让戚本禹写文章点名批判，合适吗？在《人民日报》上登这么大块的文章，毛主席总该知道么。后来得知，毛主席岂止是知道，连文章也过目修改过。此前此后，毛主席主动召见刘并谈了话，刘对家人说感觉良好。但刘当面对毛主席的表态（错误是我一个人的，由我承担。赶快停止批判老干部，老干部是全党财富。我辞去国家主席、毛选编委会主任职务，我和家属下乡当农民种地，等等。），自己无私，怎么处置都无不可，老干部万不可再火烧、炮轰，在毛跟前扮演了一个老干部保护者的角色，表明他已从十一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赞同文革，但不理解不得力，干扰了毛主席，犯了错误）往后退了。他这次的检查表态必定让毛认为刘已不可救药。就是我们一个普通人也不会得出刘的表态会让毛放心满意罢手的结论。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刘到此时仍是一头雾水？文化大革命只是针对刘少奇一个人，至少在公开场合毛从不这样认为，而今研究者也大都否认这种夺权就是文革唯一目的的说法。当然，刘此时已是不再赞同文革，他并没有违心，更没养晦，这是刘的大节吧。时至一九六七年春天，毕竟党内高层（常委）对于文革敢于当着毛泽东的面直言说“不”的，只有他一个。几位副总理和元帅的“二月抗争”，借力打敌---借用毛主席批评江青与中央文革的机会向中央文革猛攻！但也无济于事。结果毛主席震怒！文革又激烈起来。但刘如能像相当多的干部那样“三个正确对待”，检讨过关，毛似乎也未必穷追到底。将刘降职、任虚职以至养起来的结局恐怕也是能够接受的。所以，刘的表态内容及刘对家人说的话给人的感觉是相矛盾的。事实上，此后批刘很快升级，毛下决心彻底清除刘。刘的问题从党内推到党外。毛主席那一时已是撇开了正常解决党内、法律范围内的问题的办法了，群众运动、群众冲击的矛头指向党内最高层。当然，戚文发表也许走了那时必走的程序。《人民日报》不是小字报，也不是大字报，而是党报。同年五月八日《红旗》杂志又发表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公开批判了刘少奇的有影响的代表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批判这本书是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讨论的。采取这么大的动作，并未完全脱离正常程序。文革之“天下大乱”，一时在体制内外，一时又在轨道上下，这一点表现很突出。　　

戚文发表不可能不引起人们思想的震动，但学校没一点动静，没反应。我和C同学读了报，以为是头等大事，就抄了戚本禹文章的一部分，贴在校内大礼堂的东山墙上，冠以“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大标题，署上了两个人的名字。但也没人看，更没人附和。这也说明许多地方的人们的注意力仍集中于当地的斗批改，人们更关心身边的文化革命的进展，并没有跟着戚文转移。刘的向题引起震撼，也只是震撼。大人物的问题由上层解决，一层又一层的所谓刘的代理人的问题，由名个层面的人解决。这其实也与毛主席文革之初的讲活精神是一致的。但各地揪斗代理人的活动才刚刚展开，派别林立，观点各异，争斗不止，局势没见分晓呢。现在，毛主席党中央急于收束，急于联合，引导全国造反大军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中国的赫鲁晓夫，通过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大联合后开展斗批改。苦心孤诣，一个又一个文件，一道道命令，一个又一个大动作，但设想部署与各地实际斗争状况相去甚远，只能是又一次超了前、也落了空！这也再一次凸显斗争的激烈与反复，表明毛主席急于收束文革但又于心不甘的矛盾心态。

校园内太不正常的一潭死水般的沉默令人窒息。一切都在静悄悄地进行、在酝酿。鲁迅有名言：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沉寂的校园终究又沸腾起来了！先是一些人声明退出学校的红卫兵，又有头头退出学校红卫兵领导机构---红卫兵总部和学校革委会筹备组。那真是平地里一声惊雷！那时最时兴的说法是“从……杀出来了！”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左冲右突，哪怕你围围万千重！校园一时舆论大哗，攻击冲出来的同学是什么“破坏大好形势”、“反对解放军”、“转移斗争大方向”。大字报铺天盖地，帽子满天飞。但给人的感觉是底气不足、虚张声势，没有实质内容。五月四日，我们红卫兵经过数日的串联策划，终于从全校所谓的大联合红卫兵中“杀”出来、宣告成立了！细雨蒙蒙中，召开了成立大会。群情激奋，斗志昂扬，振臂高呼，震动校园！c同学几乎是叫喊着宣读了由我和另几位同学起草的成立宣言、致敬电。大会之后是在校园内游行，是揪斗学校临时负责人。其他仍呆在原组织的人躲在蔽雨的走廓、门口、树下，起哄，看热闹，可并没有一个人走出来阻止、干扰！　　

一共一百多个同学，各个年级都有。情绪激昂，歌声嘹亮，脸红筋胀，声嘶力竭！没有了压抑、解放了的感觉真好！大家一下子成了老熟人，亲如兄弟姐妹。此后有一个多月，作为少数派，我们也曾共患难。低年级的小战友们晚上被赶出宿舍，白天走出校门常常挨打，在校园里被对立面围攻、纠缠。仇人相见，分外眼明。“这不是有理兵么，来辩论辩论，看是你们有理还是我们有理。”无论在大街上，还是在校园的角角落落，见了我们的人，一下子就围上来一堆，说不上几句，就口出狂言、粗话连篇、拉拉扯扯、推推搡搡。你被围在一圈子人里面，谁动手动脚也看不清，想脱身也走不出去。没人搭救，那就没完没了地纠缠下去。腿上、身上，总得挨一顿拳脚，还不知道这动手脚的是何人！少数派的处境好凄惨可怜呀！好在食堂的大师傅都和我们一气，还没有吃不上饭的时候。

　　

11

辩论很激烈。学校到处是一堆一伙辩论的。辩论也要能说会道。我们班对立面一位同学有点木讷，一次辩论时，对方说他：“你看你狼狈不堪的样子！”他回击够快，只是急不择言，惶急之中脱口而出：“你狼狈堪！”弄了个一片哄笑！从此他就多了一个外号“狼狈堪”。有点狡黠、拐弯骂人的也有。也是辩论。我们这一观点的一群低年级的学生跟我们班的一位对立面的女同学辩论，提到学校一个革委会筹备组负责人，就说：“你们同他穿一条裤子！”女同学不假思索，说：“你们同他穿一条裤子！”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下来，女同学见对方似笑非笑，反正不是好笑，不对劲呀！她一下子也明白了，声音一下子高了八度，骂了起来，接着又哭了。这使我想起文革中的一个经典笑话。一个城市里，一辆公交车上，一男一女发生争吵。下车了，女的就骂了一句：“你看你个刘少奇样！”男的立马回骂道：“你才是王光美呢！”也下了车。骂的无意，听的有趣，四周围的人都笑了。那一男一女也想明白了，脸一红，头一低，挤出人群，一个朝东，一个朝西，走了。大热天在街上辩论，一头一脸的汗，唇干舌燥，嗓子冒烟！一个观点的就买了黄瓜、菜瓜来吃，边吃边辩，轮番上阵，很是潇洒自信，对方见状，很难为情，只好休战撤军。　　

一天，正在屋里写什么，有人喊：你家来人了！出门一看，原来是妹妹来了，还有东邻大婶子家的三妮，也是妹妹。问有什么事，只说让回家。只好回家。到家才知道，村里有人赶集，看见我同人家辩论，高声大气，一头大汗，回家告诉了父母。父母不放心，就把我叫回去问一问。我说，没什么。都这样，天天这样。讲道理，又不打人。父母说：不念书就回家呗。回家干点活。在外边闹啥，乱的叫人不放心。正好那天村里有人杀猪，父亲去称了一斤多肉，炖炖吃了。傍晚我又匆匆回了学校。　　

一次，我们这一派的高二一个女同学W被围在小礼堂的主席台上，她就站到桌子上高声申辩自己的观点，可谓是慷慨陈词，声泪俱下。那一幕，至今难忘！更难忘的时候是被围攻、被围困，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日子，造反派的男男女女围坐在一起，眼含热泪，一遍又一遍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似歌似吟，如泣如诉。大放悲声，哭成一片！悲伤，渴盼，欣喜，欢呼。同志心，战友情，患难与共，生死相依。难忘的一幕又一幕织成了那难忘的岁月和时光！　　

记得开展辩论，低年级的同学对当时省里县里学校的形势、为什么从大联合中杀出来，说不清楚，有理讲不出。又是少数，一下子围上来五六、十几个人，七嘴八舌，我们的战友就被动受窘啦。我是奉了头头之命呢，还是义不容辞，就编写了学习材料。根据当时的形势、中央的部署要求、我们的观点、面临的任务、与对立面的主要分歧，等等，分若干专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与任务，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是什么，关于革命的大联合，什么是革命委员会的革命的三结合，怎样实现大联合，何谓革命的领导干部……），从中央领导人讲话、中央文件、各大报的社论上摘录汇编，然后给大家讲，还印了问题解答，发下去，人手一份。主旨是：我们没有破坏大联合，也没有反对革命的三结合，他们才是无原则的“大杂烩”、“瞎凑和”。他们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原则要求。真正革命造反的、斗争大方向一致的，才能联合。斗走资派的革命造反派，和保走资派的、当走资派帮凶镇压学生的保守派，势不两立，怎能联合？我们没有反对解放军。解放军受了你们的蒙蔽，他们一旦了解真相，他们就会支持我们，和我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我们没有犯方向性的错误，我们的行动代表了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将斗争的矛头始终指向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方向。我们终于冲杀出来了！我们的行动好得很！革命永远无罪，造反就是有理！对立面说一千道一万，浑身是口，唾沫四溅，对我们的攻击就是这些，我们就顶着如许罪名。说透了，心里亮堂了。我们并不理亏。真理在我们这一边。这一招还真救了急，大家胸有成竹，理直气壮，会讲理，敢辩论了。再辩论时，一个个雄辩滔滔，口舌成风，出口成章，舌战群盲！三句五句打发一片，一句话噎倒一个。堵他们的嘴，窝他们的脖，噎得他们咽冷气，呛得他们直翻瞪眼。一时间，我们在辩论中掌握了主动权，占了上风，对立面风传我们有了什么“秘密武器”。他们一时人多势多，可己失了锐气，当初那种挑衅的狂劲儿没有。“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一物降一物”，从此他们避之唯恐不远了。　　

真理愈辩愈明，形势越来越明朗。学校的大联合（实则“大杂烩”）、筹委会（我们讥之为“凑委会”、“臭味会”）也支持不下去了。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大崩盘！学校一下子成立了几十个红卫兵，教工也一分为二。虚应故事的大联合顷刻瓦解、作鸟兽散。形势一边倒，可并没有倒向我们这一边，而是另立门户、改换门庭、改头换面、换汤不换药，继续对抗。对抗的理由，却变成了争“谁革谁保”，争正宗嫡传，争谁代表了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斗争白热化。原有的斗争目标---学校革委会筹备组及红卫兵总部不复存在，没有了。没有一个红卫兵还声言要支持要保卫他们的了。只有另寻目标，向上找。我们的矛头集中指向了县革委会筹委会，公开批评驻军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我们的鲜明态度一下子将了对立面的军。他们的立场还游移不定呢。大势所趋，学校里当权派、既定之局保不住，就明弃暗保、丢车保帅吧。可县里的帅椅也摇摇欲坠、很是不稳呀。学校是县里的最高学府，带头羊的作用不可忽视，现在已是杀声四起了，看来县里当权派也是朝不保夕。他们保还是要保。但也不能撞南墙、一条道走到黑呀。他们不甘心，他们有决心，他们也还有力量。他们不能轻易放弃学校这块阵地。他们还要施压，将我们压垮碾碎。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还一再告讲诫我们：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是一切反动派的逻辑，他们是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反动派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我们的对手、攻击目标正是这么干的。他们暗中勾结县筹委会，蒙蔽扇动还不明真相的农村基层干部来围攻我们。我们的学校驻地远离县城，他们居然在这里召开全县的“三干”（县、社、生产大队）会，全县一二百个公社大队干部云集学校附近。他们也是一箭双雕：县革委会筹委会正日子不好过，自身难保，在县城开“三干会”目标明显、动静太大，弄不好被冲垮了；到二中驻地去开，避了风头，也借机向二中的造反派示威加压。他们也用心良苦。那时公社大队一级干部基本没受冲击，当然他们也没冲击别人，对风传中的造反的学生正一腔子无名火呢。我们的对立面搬来了救兵，于是一大批农村干部进了学校，很快就与对立面组织打得火热，围攻我们，而且比对立面的学生组织更蛮不讲理。可我们作为学生又不能也不敢与这么多的农村基层干部作对。一时间如黑云压城，气氛紧张，真不知如何是好。　　

我的一个亲戚是大队书记，见了我，悄悄问：“你们这一派那一派的，到底谁对？大会上讲你们这一派红卫兵是坏人操纵，让我们不要支持你们。”我给他介绍了实情，他信了。他说，我们也是听吆喝，谁还愿意跟学生作对？哪个大队没几个上学的。我回去和几个认识的吹吹，别再与你们这一派为难。我们就反守为攻，主动出击，各自找熟悉的公社大队干部，向与会干部讲上上下下的形势，讲我们的立场、态度。干部们见我们又不与他们作对，学生反县里的当官的，他们愿反就反呗，毛主席号召造反，我们拦他们干啥？“三干会”许多大队干部就没有兴头、泄了气，不愿与学生为难。不几天，“三干”会也不欢而散了。在这几天里，对立面组织以为搬来了救兵，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下子疯狂起来，见了我们的人恨不能掐死我们！我们也度过了最遭罪的几天---难熬的漫长的日子。　　

这样不断交锋，一个又一个回合，对立面人数锐减。一些小的组织就垮了，有的声明观点，改弦易辙：“退出……”或“……自即日起自行解散。”俗话说：兵败如山倒，树倒猢狲散。还有“横扫千军如卷席”，势如破竹……千真万确！千真万确！从学校“大杂烩”红卫兵一夜崩溃，到这一次对立面的小组织纷纷倒戈，我们再次见证了这一点。对立面最顽固的一股势力，独标一帜，曰“赤色旋风”，一直对抗到底。到五月底六月初，麦收时节，我们这一派已站稳脚根。队伍也发展壮大，成了多数派。　　

收麦时，一些逍遥派、消极观望派就回家“抓生产”去了，对立面的人也走的差不多了。他们一时间成了丧家犬、孤家寡人，布不成阵，没了战斗力。一九六七年六月还是七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当晚，　学校一份贵重财产---一架小型收音机正传到我的手里。听了一个晚上，拨来拨去，睡意朦胧中一下子听到了一阵激越高昂的声音：“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某时某分，在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我把音量调大，同学们都惊醒了，飞快爬起来，跳跃、欢呼，高喊口号。我们的对立面还不知道发什么事呢，等明白了，一声也不吭，就写大标语。我们又写标语又召集人。很快带人出去游行庆祝，一条街、一个镇子上的百姓都叫我们吆喝起来了。我们游行回去了，那一派的队伍才走出门。门卫是我们这一派的工人，他说：你们刚出去，他们又叫门。我说不是刚出去吗，怎么又叫门？我不开，他们急得跳脚！一大早，我们在校园开庆祝会，到开饭时间啦，炊事员就不给他们开饭，说：等等开会的，没开完会不开饭！文革中，学校的工人一般都讨厌当权派，同情造反派，给老保们吃了不少苦头。

12

一天晚上，他们的几个头目被我们逮往了，那个打呀。我不是理智派吗？就和几个同学钻到人堆里喊、拦、拉，也挨了一些拳脚棍棒。不知谁用电棒子一照：人趴在砖地上，不动了，头发都红了。我们高年级的几个同学就没命的喊：“别打了！再打就出人命了！”这才住了手。于是抬到宿舍，其中一个就藏在我的床底下。这也是个不要命的顽固派，不认错，不服输。保护当权派最卖力的，后来的日子都尝到了甜头，也可以说沾了文革的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谁敢公开反对？可死死地保一级当权派而且不惜变色变脸，实际上就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与对抗了。不久之后，形势逆转，革与保大翻盘，他们还不是押对了宝？十几年后，中央出面否定文革，他们就更有理了。论功行赏，该当该分。不忿不行，也甭不好意思么。文革真的成了正果，我们这些冲冲杀杀的不也可能弄个什么官銜、弄点公家事干干？你想不想、愿不愿、干不干是一回事，恐怕也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学校，他们那一派，光在附近几个县市任职的处级干部就几十个，科局级干部他们大都沾点边。没有文革，他们到不了这一步。他们怎么看“文革”？当然，现在也到点下课了，可是一种权势、一种关系网络，仍然很可能一脉相传，以至延续到子孙后代。我们这一派，一直挨到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才算熬出了头，大都考了师专，教师大都让我们这一派的当了，连个当校长的也少有。该。这才是文革。自古以来造反就没有好下场。“造反是杀头的罪啊。嚓！”阿Q都明白。没“嚓”了你算便宜，还想官运亨通？没有文革无以到今日。革与保两派人物的命运仕途，都由文革安排了。这也是文革中的反常现象。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什么叫革命失败？这回总算尝到滋味了！立马兑现！历史不是就这样被创造出来了吗？激烈热闹、冲冲杀杀没两年，风光没几天，换来的是一辈子的命运。后来看到一篇文章（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一个新华书店的青年人很世故很有历史仓桑感地说：一个人无论如何不能“狂”，发狂一时，代价终身。读此文后颇有感触。可毕竟正是年轻啊！哪儿有那么多瞻前顾后前思后想的利害攸关的思考与顾虑？毛主席一号召，信仰，理想的驱使，革命大潮的诱惑，当然也多有成年人的劝阻，不也是挡不住吗？此后的年轻人有此机遇，没准儿还这么干！谁知道呢！　　

一位政治老师，中等个儿，白白胖胖，文质彬彬，脸上常挂着笑。夫人也教课？大高个儿？洋气？穿的是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入夏一袭连衣裙，也风度翩翩。一子一女也洋娃娃一般。一家人是很会保养也擅倒饰的那种。高中教了我们三年，哲学一类，深入浅出，杂以趣闻轶事，倒也风趣。文革不是一个观点的，见我还讲理，就好同我辩论。我也是好辩，得理不让人，似乎当仁不让于师。但有一次惶急之下，说他诡辩，他的脸色为之一变。诡辩出自常人之口那就是贬义词，近似耍赖。但他是教哲学的，单就何为“诡辩”在课堂上就同我们讲说了很长时间。“偷换概念”（俗话就是转移话题）之类。但很快又接上茬，辩起来。过后仍常常过招。他们那时正不占理呢，一次又一次，我们的弟兄们看的听的都已不耐烦了，训我，不让我和他辩论。“和他们有什么好辩的？”一次，大概我们俩正辩论着，围上来一帮子人，先是刺刺达达，拉拉扯扯，过后又打。我有些难堪，觉得他怎么也是老师，这样怕是不好。有人一把把我拨拉到一边，气狠狠地说：什么时候了，你还和他粘起来没个完！他跑了，十几个人就追。追到食堂，炊事员把他藏到面柜里，又被找着，拉出来。打，跑，追。一头一脸的面粉，很不像回事。我们班的几个大个子赶快跑过去救驾，把他架到我们宿舍里。后来才知道：他也许是很顽固？很没人缘的？也许因为孩子得罪了一些人？是这样？不是因我而起？若干年后，当我重返校园与他突然面对时，彼此一笑，但很快又陷入不尴不尬的境地，讪讪地，相对无言，居然没有说上几句话，就各自走开了！如果真有什么往事如烟如雾，这件事也就让大风吹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