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的“正当性”

——由《读书》换帅想到的

□匪兵乙

　　这次针对《读书》的质疑依然集中在了“看不懂”上，非常有趣的是，这样一个振振有词的理由却有些滑稽，如果是个孩子说“看不懂” ，大家肯定不会怀疑书不好，或者说书太深，只能怪孩子年幼无知，如果是个农民或工人说“看不懂”，大家肯定也不会怀疑书的质量，可偏偏如今，如果一些知识人说“看不懂”，不仅不会被认为“幼稚”或知识上的欠缺，反而只能是书写得不好，这真的是“无知者无谓”吗？

　　这样一种评判标准看似很正当，也很有效，仔细想想，“看不懂”并非今天才“看不懂”，在90年代以来站在大众文化的立场上对精英文化进行“围剿”的重要武器，就是“看不懂”，在这个意义上，“看不懂”背后有着雅/俗、精英/大众的分疏，而这种“以大众的名义”的正当性，表面上看，在于借重“大众＝人民”而“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话语遗产，或者说借重“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历史想象，而其实，“大众”的正当性更来自于在市场化或者说消费主义中，“大众＝消费者”，在这里，“大众”的涵义已经发生了滑动，不再是“人民”，而是“消费者”，也就是说，以消费者为主体替换了以人民为主体。

　　但是，在表面上，“看不懂”的正当性却来自于特定年代，即以人民为主体的时代。在那个特定年代里，人民又具体划分为“工农兵”，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文化应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不仅要求创作者要创作“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而且更重要地是要“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或者说只有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老百姓才能“喜闻乐见”，暂且不追溯这种创作原则在4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成为主导的过程，起码产生了一个后果，对于作品的评价不在属于“作家”，也不属于“市场”，而是“老百姓”，或者说“以老百姓的名义”的评论家，在这样一个时代中，“看不懂”恐怕是对作品的最大的批判，弄不巧，会给作者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作品的“透明性”成为一种必须，或者说语言应该是“透明”的，这就决定了文学作品必须反映现实，这种“反映论”恰恰建立在话语“透明”的要求之上，可是，究竟“什么样的语言”才是“透明”的呢？这并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但是却形成了一套使话语透明的原则，比如是否以“工农兵”为主题、如何写作英雄人物等一套命名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成规和惯例，也就是说，在特定的语境中，某种“现实”被规定为“现实”，并把“内容”是否忠实地呈现“现实”作为唯一标准（在这种反映现实的论述中，文艺作品的“内容”远远高于“形式”原则，或者说“形式”是高度透明的，以至于人们可以不关注作品的形式）。

　　而对这种“透明”的语言风格或者说“毛话语”进行挑战的最为有力的方式，就是改变这种“透明性”，或者说新时期以来各种艺术形式所展开的恰恰是一种具有充分政治性的语言/形式上的革命。当朦胧诗刚刚出现时，一篇著名的批评文章是《令人气闷的朦胧》，“朦胧”作为骂名竟然成为对于这批所品的最终命名（历史上，很多词汇最先都是反对者构造的“污言秽语”，比如作为乌合之众的“人民”，比如“新左派”）。当先锋小说出现时，更是让人摸不到头脑，只是此时对先锋文学的“看不懂”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评论上的拒绝，而体现在文学市场上的失败，从这个角度看，先锋文学恰恰出现在那个“文学失去轰动效应”(80年代末期“文化热”刚刚落潮，王蒙曾发表《文学：失却轰动效应》)的时间点上，在这里，“看不懂”作为一种评论姿态，或者说话语策略已经和市场的利益形成共谋关系，“看不懂”的发言主体已经由人民换成了消费者。因此，“看不懂”的意思就成了“我不去买帐，我不去消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质疑《读书》“看不懂”的人们赶紧拿出《读书》发行量下降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记得90年代中期，王小波曾写过一篇《弱势群体与艺术家》的杂文，对那些使用“看不懂”的名义来批评艺术家的方式很不认同，从中自然可以看出王小波的精英立场，而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市场和消费的逻辑就是一种正当的逻辑呢？

　　当然，对于《读书》的“看不懂”，似乎还可以找出更“学理化”的理由，90年代以来伴随着知识学院化、知识理论化，《读书》上的文章不再是随笔或散文，而是具有规范性的使用很多“黑话”的论文，正如那些熟悉印象式批评的人，就是看不懂使用理论进行解读的文章，固然理论确实产生了一些行话，以致于必须读很多难读的书才能学会和掌握，但是不能不说理论的产生也恰恰在于对于现实，对于经验，对于日常生活的反思，恰恰因为一些语言充满了陷阱和常识性偏见，所以才要用新的语言来描述，其实那些似乎使用了经验，使用了自己体验来阅读作品的人，所使用的“内容”、“主题”、“人物”等等概念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理论，另一种曾经让人陌生的语言，只是这些似乎自明的语言已经内化了，仿佛“透明”了。

　　细说起来，《读书》就真的是“看不懂”吗？也许一些社会学、经济学的文章让那些学文学的人“看不懂”，但是平心而论，这种所谓“专业”论文已经比放在图书馆里的学报或核心期刊上的论文通俗很多，讨论的问题也大多是公共话题，这恰恰是《读书》与那些专业刊物最大的不同，其实，大家都明白，不是“看不懂”而是不想看懂，或者说，“看不懂”恰恰比谁看得都明白，君不见，质疑《读书》的第二理由是，《读书》作为新左派的机关刊物，如果“看不懂”，又怎么会知道文章的倾向性呢？从这个角度上说，“看不懂”是假话，连文章背后的政治倾向都看得真真切切。而有趣的问题却在于，“新左派”恰恰是其对手所构造出来的称呼自己的对手的名称，而《读书》也是一样的，所以说这里的“看不懂”就不仅仅是看不明白了，而是根本就不愿意看，凡是敌人的都是错误的，哈哈，多么熟悉的逻辑啊！（那些质疑者可以举出某某人的文章再也不出现在《读书》上了，可究竟是编辑不给发，还是某某人根本就不给《读书》投稿呢？）

　　有许多人在怀念80年代的《读书》，就象怀念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占据社会中心一样，可能历史的吊诡恰恰在于，人文知识分子固然占据话语中心，而真正成为社会主流的恰恰是科技知识分子，而如果说90年代思想界的分化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分化的结果，那么所谓构造一个80年代的完美图景，就只能是一厢情原的想象性怀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