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研究评述*

[美]戈登.马歇尔（Gordon Marshall） 刘建洲 译校

为什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并没有成为革命阶级？在力图解答这一问题的时候，不同的评论者日益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谋”（collusion）的相关因素上。在直接高压政治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共谋”共同存在，很久以来就已经得到认识。譬如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建议，君主在采用暴力的同时，也不妨使用欺诈的手段。因为历史教训已经证明，仅仅凭籍暴力本身是不足以获得和维系权力的。反之，“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发现，仅凭欺骗就能够得逞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Walker编，1975：244；364；392-393）。即使是霍布斯（Hobbes）的论述，也并未对这一论题作太多的推进。霍布斯认为：强者仅仅只能使得那些弱者处于经常性的屈服状态。要想普通大众远离指向国家的不满、抱怨和暴乱，不仅暴力是必要的，同时宗教、法律以及政治的“欺骗”也是必要的（Hobbes，1949：59-60）。由霍布斯的上述数个“欺骗”出发所引发的理论之路可谓漫长而崎岖，无论它导向的是由帕森斯（Parsons）的终极价值体系所确保的规范共识（normative consensus），抑或是由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所再生产的阶级统治的诸多条件（Parsons，1935；Althusser，1971）。正如理论家们倾向于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去解释为何工人阶级没有成为革命的阶级一样，本章的主要旨趣在于揭示：有助于我们对工人阶级意识的性质进行理解的经验研究，已经陷入到一种僵局之中。工人阶级意识的诸多理论，似乎已经超出了其经验基础之外，超出了它们的方法论的能力之外；而正是在这些方法论的基础上，这些理论被惯例性地建立起来并为自身的正当性提供辩护。我将要特别指出的是：工人阶级意识研究已经陷入一种尴尬境地，一种介于工人阶级工具论（working class instrumentalism）与工人阶级矛盾论（working class ambivalence）之间的僵局。我的看法是所有这些关于工人阶级意识的解释，一方面无助于洞烛工人阶级意识，另一方面或许还是错误的解释。当然，本文还将证明这些理论解释并不能为其所依赖的调查或态度测量的数据所证明。总而言之，我所关注的乃是一种替代性的研究方案，它尽管或许是不很时髦却能够推动分析，且能够避免上述两种通行的分析策略所具有的明显局限性。

工人阶级“工具论”与工人阶级“矛盾论”

回顾工人阶级意识文献的社会学家们，会很自然地区分出两种对于工人被动性的不同解释。这两种解释一种强调工人阶级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另一种解释则强调工人阶级的“合作性”（incorporation）。戴维.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将工人分为传统工人、传统的分化者或私有化的工具论者三种类型。各种流传于美国和法国的工人阶级碎片化的理论，通常可以看成是第一种理论解释的代表，它强调的是工人阶级的异质性。在这里，意识直接与社会结构因素或个人特质联系在一起。既然劳动者被分割为具有不同的市场和工作境遇的片段，具有不同的生活经验，那么完整的阶级意识之所以缺席的原因，很容易被解释为工人贵族兴起，或被归结为新兴工人阶级与传统工人阶级的分化，或归因于施加在少数群体身上的歧视而导致的裂隙上，或归咎于双重或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的运作。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参见Lockwood，1975）。

最近，这一方法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关于社会阶级以及一般资本与劳动划分的所谓“边界问题”的讨论中。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理想类型的无产阶级当然是全职且具有阶级意识的男性工厂工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显著特征，如非体力职业的不均衡增长，经济中服务业的迅猛扩张，女性在正式劳动力市场中的日益增加的参与（尽管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特殊的领域），选举行为的不断普及，白领工会的成长，都时刻向历史唯物主义者们提出一个理论的和实践的问题：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将通常被称为“工人阶级”这个社会阶层所包含的市场和工作境遇的多样性，进行概念化（conceptualize）？这一多样性对于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会产生何种后果？一言以蔽之，现在谁是革命的制造者？

这一争论的主要参与者——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1979）、古格利尔莫.卡切迪（G..Carchedi）（1977）、埃瑞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1978）都试图在保持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本原理的同时，将这些变化“理论化”。他们的中心概念如相对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矛盾的阶级位置（contradictory class location）、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尽管是对真实世界的略带嫌疑的写照，实际上仅仅在很有限的程度上能够接受经验的详细审视；即使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对上述各类分析所具有的解释力以及政治适用性，都存在相当大的异议。然而，抛开一些特定的差异，对这些分析所作的攻击它们在工人阶级异质性上的宣称则是一致的。一些基于很好的经验分析且甚为复杂的分析宣称：

对工人阶级进行定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有助于去详细说明在何种程度上以下任务是可能的：即将处于阶级关系之中的矛盾位置联结为工人阶级组织，并去构建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运动。那些环绕工人阶级边界的矛盾（阶级）位置所代表的，乃是在社会主义中的确具有真实利益的位置；它们同时也直接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获得某种程度的好处……当这些矛盾的阶级位置被整编进工人阶级中去的时候，其潜在阶级利益的矛盾性质，并未消失。这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矛盾的阶级位置会转化为工人阶级的各种组织能力，这些组织将不得不应对各种利益的潜在冲突；这些冲突不仅是简单和当下利益(immediate interest)冲突，同时也是根本利益(fundamental interest)的冲突……资本主义体系令人印象至深的稳定性，在部分程度上可以归功于资本主义将根本层次的利益冲突转化为当下层次的利益冲突的能力。任何严肃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要将这些冲突重新定位于对根本利益的追求（Wright，1978：108-109）。

在这里，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很显然被认为是将根本利益与当下利益及碎片化的意识被分割的、异质的劳动阶级，整合为有能力认识自身结构和组织力量、作为革命力量的一个单一的实体。

重视工人阶级“合作性”的理论家所强调的是当前工人阶级文化或意识的一致性。然而，这种意识也受到了各种外在于工人阶级的价值的深刻影响。弗兰克. 帕金（Frank Parkin）对于存在于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从属性的以及激进的价值体系所作的描述，是这种方法的典型体现。这有些类似于马克思主义对于霸权的统治意识形态的强调。在这里，工人阶级通过对统治意识形态的合法化而认可社会中的基本制度秩序。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主导性的价值进行变换，并加上一些自己的价值判断。如此一来，工人阶级就能够在不破坏资本主义体系的前提下，在已经确立的既有秩序之下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平等而战斗。与体现在激进意义系统中的真正的异端价值不同，这些从属性的价值体系所代表的，乃是对现存秩序的一种妥协。帕金指出：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一个单一术语将其特征概括为一种标准系列的复杂装置。这些处于从属地位的价值体系，从本质上说是调和性的。这就是说，该价值体系对阶级结构与不平等的呈现，所强调的是不同模式的适应方式。这种适应既不是彻底的认同，也不是完全的对立，而是维持现状（Frank Parkin，1972：88）。

或者，我们也可以列举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一个例子。葛兰西就认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是通过政治和文化霸权手段来运作权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制度，无论是教育、政治、法律制度、工会还是传媒，它们是协同运作的，“以便使得大众的文化与道德水平（或类型），与发展所需要的生产力量相适应，从而确保统治阶级利益的实现（Gramsi，1980：258）。”

作为一种区分当前关于工人阶级意识争论的方式，强调工人阶级“异质性”的“异质主义者”（heterogenists）与强调工人阶级“合作性”的“合作主义者”（incorporationists）之间的传统区分，是具有误导性的。事实上，它们彼此都涵摄了对方的部分要素。[1][1]洛克伍德本人一般被视为“异质主义者”的元老。当他认为私有化的工具论者（即那些被整合的出类拔萃的工人）一般而言属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典型之时，他似乎是在支持“合作主义者”的观点（Lockwood，1975；1960）。至于“合作主义者”的类似案例，可参见帕金的早期文本。它们与其更近期的有关社会闭锁机制的描述，与关于社会阶级形成的排斥与吸纳机制的描写，以及对围绕着或明显或隐微的各类分割界限的阶级内部分离状态的描绘，是很难并列在一起的（Parkin，1972；1979）。其实，存在于这两种理论模式间的所谓二元论不过是人为的，尤其是当将其应用于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时候。例如，阿伦（Allen）对边界问题的争论作出了贡献。他认为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出卖者进行隔离，制造了劳动者之间的摩擦与矛盾，这一过程也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决定过程。就阿伦所坚持的观点而言，他可以被同时看成是“异质主义者”与“合作主义者”。因此，工人阶级内部分工是“资产阶级范畴”（Bourgeois categories）的物质后果，它扮演着“社会控制工具的功能”，维持着统治意识形态的支配性地位（Allen，1978）。

不过，我想指出的是，近期的工人阶级意识研究确实已经分为两大不同阵营。它们一个宣称工人阶级意识只不过是“矛盾的”（ambivalent）；另一个则认为工人是“工具性取向的”（instrumental oriented），工人阶级所关心的很少超出直接经济利益的范围。

关于工人阶级意识是“矛盾的”的争论又分为好几个版本。帕金认为：处于从属地位的意义体系本身对于阶级行动来说是含糊；工人阶级所接受的乃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价值体系所提供的现存规则框架；不过，虽然他们只能够在很有限的限度上挑战分配体系的道义性及这种分配体系所产生的不平等，这里依然存在着不甚集中的或潜在的发育阶级意识与阶级行动的可能性。事实上，帕金含蓄将从属性的价值体系所包含、经过转化的支配性价值的状态，描述为一种能够在其信徒那里产生的“规范的矛盾性”（normative ambivalence）。在海曼.诺德曼（Hyman Rodman）关于“下层阶级价值体系”的系统陈述的基础上，帕金总结道：

诺德曼的框架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下层阶级具有两种不同层次的参照标准（normative reference）：一个是占支配地位的价值体系；另一个是对此价值体系进行“延展”（stretched）或“协商”(negotiated)的价值体系。或许我们还能够更进一步地推论：这两个参考体系在实际中的取舍，取决于具体的情境。更具体地说，我们能够假设在那些需要纯粹抽象评价的场合，支配性价值体系的作用是提供道德参考框架；而在那些包含选择和行动的具体社会情景中，被妥协过的价值体系——或者是从属性的价值体系——将提供道德参考框架（Parkin，1972：92-93）。[2][2]

最近由霍华德.纽拜（Howard Newby）所推进的关于工人阶级是“矛盾的”的理论版本，体现在他对乡村英国阶级关系的研究中。农业工人所遭受的折磨既表现在，他和农场主的关系中既包含契约因素又内在地隐含着带有个人色彩的、单向度的忠诚因素。农业工人常常在道德评价上，对其雇主的社会与经济地位表现出矛盾的心理。这种关系自身的矛盾性，折射在工人对社会的想象中。纽拜对于以下的发现是一点也不惊讶的：

如果接受这样一个十分基本的社会学假设，即个体的社会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历的直观社会情境，那么除非是在一些个别情况下，是没有理由去接受提供给个体或者是由个体所提供的解释是层积的或彼此一致的这样一个假设。绝大多数个体的社会关系模式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它们提供的关于社会性质以及他们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的信念，是歧异的、相互冲突的甚至是彼此矛盾的。在这里能够看到的，决不是单一的、含混的社会想象（social image）……如果我们考虑到大多数农业工人所经验到的工作与社区处境彼此交织的事实，上述这一矛盾重重的境况就显得不再那么突出了，不再那么出乎意料之外了（Newby，1979：402-403）。

纽拜竭力想将这种矛盾交织的状态与菲力普E.科沃斯（Philip E. Converse）（1964）以及迈克尔.曼（Michael Mann）（1978）对工人阶级意识的描述区分开来。

迈克尔.曼对于工人阶级意识的解释现在已经被广泛采纳。该解释当然奠基于由四个部分构成的成熟的阶级意识模型之上。该阶级意识模型包括：阶级认同（个人将自己归类到工人阶级中）；阶级对立（主要针对资本主义和资本家阶级）；阶级整体感（class totality）（个人能够用阶级术语分析个人的处境和所在的社会）；最后，是对一个替代现存社会的其它社会的设想。在迈克尔.曼看来，同时发现上述阶级意识的四个组成部分是很少见的。它们的不同组合状态，有助于解释工业化的西方工人阶级意识的变异。撇开这些变异，迈克尔.曼的主要结论是：西方的工人阶级既没有也不需要拥有一致的社会意识。“只有那些实际上享有社会权力的人才需要发展一致的社会价值。” 在迈克尔.曼看来，自由民主者的社会团结，其实建立在工人阶级成员的不一致意识的基础之上，这种不一致得到了“实用式的角色接受”和“受操纵的社会化”的支持。“受操纵的社会化”通过学校、传媒和国家得以实践，虽然它也会遭受由外部的激进组织所引入的“异端”价值的挑战。然而，面对具体的日常生活现实，工人很少能够将其与政治哲学的抽象原则联系起来，“下层阶级的对于国家的忠诚，或许远远比不上他们对于初级群体（譬如家庭）那样规范；而在实用性方面，下层阶级的对于国家的忠诚或许远远胜过他们对家庭的忠诚（Mann，1982；也可参见Black burn and Mann，1975；以及Mann在该书中的相关文章）。有争议的是，能否将这种特定形式的工人阶级意识从纽拜所描述的那种阶级意识区别开来？因为甚至是纽拜自己也承认：

从经验上看，区分这两种不同形式的阶级意识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其最终产品从相互关联的角度看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些观念与信念的混合，都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教条出场（Newby，1979：404）。

这一工人阶级是“矛盾的”主题，无论以何种方式被概念化，都为最近那些研究兴趣集中于女性工人的研究者们所激赏。例如，安娜.珀赖特（Anna Pollert）认为1970年代早期工作于布里斯托尔烟草工厂的女工们，表现出矛盾的自我印象和矛盾的阶级意识。因为她们的认同是双重的：一方面，她们是家族和家庭中独立的主妇；另一面，她们还是在工厂中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安娜.珀赖特如是总结其发现：

阶级社会被矛盾所分割。阶级意识也不例外。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是被葛兰西称之为“共识”的那些东西的一个方面，它甚至在“个体的头脑中都是碎片化的、不连续的和不符合逻辑的”。工人阶级女工们所面对的是一种双重却彼此联系着矛盾处境，在这种处境的一面是阶级，另一面是性别。那些我们迄今为止所观察到的……无不表明她们既接受又拒绝自身的卑微地位，她们时而心满意足时而心怀不满，她们生活在一种无尽的冲突之中……她们的具体工作经验，她们作为工人的自我印象与自信，常常被她们作为女人的意识和在家庭中的角色所困惑和破坏。这就是她们对自身生活的“常识性”概念的本质。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Anna，1981：87-88）

对于安娜.珀赖特来说，这是因为共识本身就是一种混合物。其中，既有来自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观念，又有使得世界具有意义的日常生活实践。对于那些女工而言，阶级的矛盾心理，源自她们处于社会生产和人类再生产结构中的同一位置，这一位置被隐含在统治阶级霸权意识形态中的父权制假设所强化（亦可参见Purcell，1978，1979；Porter，1978）。

在一个思想学派认为工人阶级阶级意识显见是矛盾的、不稳定的甚至是自我矛盾的的同时，来自另一个具有同样影响力的群体的观察则争辩说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并非如此暧昧，工人阶级意识所形成的是一个具有相当连续性的、尽管比较狭隘的整体。简言之，工人是工具主义者，他们或多或少是寻求自身经济收入最大化的理性人。约翰.戈德索普(John Goldthrope)或许是这一观点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在试图将英国的通货膨胀解释为分配冲突的后果的尝试中，戈德索普认为：随着传统身份秩序的渐次衰败、公民权的实现，随着一个具有人口学特征的、在社会政治上成熟的工人阶级的浮现，普通大众对于收入增长的追求和工资的持续增加，从工人的观点来看是不难理解的。这些世俗变化多少都在某种形式上出现于当前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它在英国发展得最为突出，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英国拥有如此显著的通货膨胀联盟圆桌会议。跳跃式的工资增长要求也支持这一论点。戈德索普拒绝了为经济学家所支持的论点，即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最近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奠基在贪婪、获取或嫉妒之上的意识的论点。戈德索普所提供的，乃是一个备选论题：

工资劳动者们从资本主义中所习得的，就其本身而言并非技能——他们或许根本就不缺乏这些。他们所习得的乃是具有因果意义的东西，是淋漓尽致地剥削某人的市场地位的实践。这当然包括最大化任何能够呈现其“战略性”优势的收益；至今尤为关键的是通过组织权力的应用来提升其弱势地位，或者是通过组织权力的应用来强化并保持其强势地位（Goldthrope，1978：200-201）。

戈德索普笔下因通货膨胀而造就的“理性的经济工人”，当然来自其《富裕工人研究》中的“被私有化的工具主义者”（privatized instrumentalist）。戈德索普的合著者洛克武德（Lockwood），用如下的术语解释了后者的世界观：

私有化工人的社会环境，有助于那种或许能够被称为“社会的金钱模式”（pecuniary model of society）的发展。这一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在于，阶级分工的主要依据是收入和物质占有的多寡……从根本上看，社会的金钱模式是工作附属物工具化和社区共同体关系私有化的一种意识形态反映。只有在以下情况下这一社会模式才是可能的：那就是当社会关系能够为阶级权力冲突的观念构造，提供原型经验（prototypical experience）的时候；或者是社会关系能够为等级独立的地位群体，提供原型经验的时候。不然的话，它要么是匮乏的，要么则完全失去其显著性作用（Lockwood，1975：21-22）。

《富裕工人研究》的作者们是从新韦伯主义的角度来看男人和女人的，他们面临着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因为他们不过是（终于）重新发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现金关系（cash nexus）。例如，约翰.威斯特葛德（John Westergaard）对于工人是工具论的事实，一点都不感到意外（他们忍耐单调的工作，仅仅为了工资口袋而接受与管理者的工作关系）。他所感到惊讶的是富裕工人研究团队对于这些事实的解释。

工人对待工作的金钱取向的含义，不知何故成为了一种新现象，成为富裕工人发展其整个社会观中的私有化观念的契机。这种金钱取向似乎能够解释许多显著的事物，如对“金钱关系”的承认，而这种金钱关系早在100多年前就被马克思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残留物（Westergaard，1970：120）。

如果工人仅仅是为了工资钱包而受制于工作，那么在威斯特葛德看来，工人对于工作的忠诚和对管理方的日常合作将是脆弱的。“金钱关系”将中断，因为它仅仅是一种单向的“现金交易”。如果它不中断的话，就没有什么约束能维系工人去接受这种境况。不要忘记，威斯特葛德是接受工人是工具主义的这一事实的（当然以适当的方式将其再命名为“现金关系”）。他与卢顿团队的唯一区别在于他解释这种工作倾向的方式：他认为现金关系能够释放工人阶级大量的不满和战斗性的潜在可能性。如果没有这一机制，这些不满和战斗性会最终变成社会主义的激进行为。与那种将社会政治的平静归咎于工具主义（通过假定私有化）的推论方式不同，威斯特葛德所描绘的工人阶级处于小心翼翼的摇摆之中：在钟摆的一边，是合作或顺从的态度；在钟摆的另一边，则是新生的阶级意识。因为一旦现金关系的纤细联系被中断，工人阶级将产生阶级意识。工人阶级是工具主义的观点是确实的和充分的，存在的争论仅仅在于它对于革命的时间表意味着什么。

当前僵局中的诸多问题

上述这些关于工人阶级是矛盾的（ambivalence）与工人阶级是工具主义的（instrumentalism）的探讨，提示关于工人阶级意识性质的争论将会持续下去，并变得令人迷惑和陷入困顿之中。当前的僵局其实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在解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性的时候，越来越多关注点被转移到意识形态或文化领域。这一点对于左派或者是右派来说都是如此。甚至是那些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正处于不断增长的动荡之中的研究者们，都倾向于将其论点建立在正在发展的冲突之上：如技术——经济、组织或社会结构，与与意识形态、象征性表达、社会存在的文化领域之间的冲突。[3][3]双方的分析都将论点建立在普通工人（worker-in-the-street）对于社会意识的含蓄理解的基础之上。然而，对于所讨论的这种社会意识的确切性质，是有一些疑问存在的。社会学家们所面临的，是一些彼此矛盾的断言。一方面，工人阶级对于不平等的感知被认为是极具局限性的。他们对于不透明的报酬等级体系的理解是很不清晰的，其参照群体也是极其适度的（W.G.. Runciman，1966）；另一方面，据说分配冲突是以下原因的产物：无论是工人对社会和经济不公正的理解，还是在追求自身特定阶级利益时对自身所拥有的战略性力量的复杂理解，都是很明了的（Goldthrope，1978）。 面对这些观点，社会学家们所能够做的，或许就是耸耸睿智的肩膀道一声，“这正是工人阶级矛盾特征的表现”。

当然，对于上述所讨论文献的批评接踵而至。这些批评者的本意是试图推进工人阶级意识研究，遗憾的是他们也在相当程度上简单地重复了前人研究所已经遭受到的批评和诸多相关错误。最常见的几种错误包括：

具有本体论地位的因变量——阶级意识——尚处于模糊状态

在人们对社会、亚文化、工作倾向的印象和社会或阶级意识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可能的区别？批评者普遍认为，许多研究在这方面的思考是不充分的。甚至是阶级意识中的一些基本的区别，如阶级意识在一瞬间所具有的认知维度和评价维度方面的区别，也多被忽视。社会想象或社会意识确实是能够在众多的层次上存在，且能够因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而分化。但是，很少有研究对这些情况进行区分（具体参见Nichols 与Armstrong，1976；Willener，1975；Prandy，1979；Stewart 与Blackburn，1975）。

社会想象或意识的来源尚未得到充分地探究

有许多重要的与阶级意识有关的来源已经得到了确认，且都有待于被整合到一个完全的研究框架内。不过，很少有研究去考虑那些外在于工作社区或亚文化的相关环境变量的影响问题。譬如，大众传媒对于阶级意识的影响。同样，不同环境变量对于不同层次的想象或阶级意识的可能影响，也没有得到考虑（具体参见Martin and Fryer，1973；Moore，1975；Westergard，1975；Batstone，1975；Scase，1974）。

社会想象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区别没有得到明显的区分

在这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结构性场景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制约着社会行动者的行动？若这种制约限度真的如R.M布来克本（Blackburn）、曼（Mann，1979）及其他人所说的那样是相当重要的，那么对个人与集体价值取向的强调，将为工人阶级生活抹上一种虚假的唯意志论的光泽。如此，那些“参照行动框架”（action frame of reference）理论的拥护者，就倾向于将工人随遇而安的世界观解释为这意味这工人对现状的认同，这种认同或许就是工人对现实采取实用主义的妥协的结果。在这一观点之中，工人经验、想象与场景之间的互动的可能性，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研究。至于那种过分重视阶级想象而不惜以忽略阶级行动为代价的观点，或许能够归因于学界观察者们所广泛保有的信念。在这种新信念看来：人们在他们能够试图改变世界之前，从学术上弄清这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然而，这一假设并没有被历史上的阶级行动所证实，无论它是革命抑或是温和的（具体可参见Stewart 和Blackburn，1975；Cosins 和Davis，1974；Chamberlain 和Moorehouse，1974a and b）。

阶级行动自身的性质还是存在着争议

许多重要的的区别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例如，在阶级团结和因为纯粹友谊而产生的社交之间，就存在重要区别。研究者可能会将传统的、同质的工人阶级社区的本土性和地方性的团结，误认为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和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团结。事实上，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后者相对立的。传统工人阶级集体行动中的价值如亲密性、共享的团结，或许仅仅是某一劳工群体对于自身市场处境的现实的工具性反应。在其被应用的环境发生变换的时候，这种团结就会被修正。它并非那种与关注个体利益性相对立的对共同体的承诺（参见Westergard，1973 ，1975；Whelan，1976；以及本书中Goldthorpe所撰写的章节）。

对阶级意识与社会想象的概念化方式，是不真实的、静态的和非历史的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很少有人试图去研究以下问题：阶级意识是如何在某种程度上从过去以及当下的日常生活经验中浮现出来？阶级意识是如何在某种程度上根据过去与当下的日常生活经验而发生变化的？上述这些问题在洛克伍德的研究中也常常表现出来。在洛克伍德用于描述无产阶级的三层次理想类型中（传统的无产阶级、分化的无产阶级以及私有化、功利性的无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身份与历史地位的关注是模糊的。他的理想类型研究方法，他对于原型的建议甚至是他的术语（传统无产阶级和分化的无产阶级），被认为是与其说使人增加了对于历史年代与历史进程的知识，不如说是令人凭添更多的疑问（参见Nichols 和Armstrong，1976；Curran 和Stanworth，1979；Davis，1979）。

已被运用的阶级意识研究方法，或许是不恰当的

以下方面的研究尚付阙如，还需要用更适合的方法加以探究：例如，当下环境与民族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行动和结构性环境之间的互动；友谊、工作和选举行为对于社会行动者的意义等（参见Bulmer，1975；Edelman，1980；Platt，1971；Webb，1973）。

上述批评和其它类型的批评或许是随处可见的，但是它们自身并没有指出未来的研究战略是什么。在类似如何将争论继续推进下去这样的问题上，很少有积极的建议。甚至是那些已经保持了进步姿态的研究者，都似乎是如此。这或许是因为这些作者们本身就是忠于那些迄今为止已经发生争论的研究框架的。例如，1971年布来克本与曼对彼得波若夫（Peterborough）的工人进行访谈后，很快就得出一个相当重要的结论：那就是他们所使用的调查的方法论，已经成功地使得它自身过时了。他们对那些想更进一步探究社会意识的研究者的建议是：

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连贯和一致的意识形态在传统的意义上并不存在，这就使得我们所使用的态度调查的数据显得不合时宜……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现在很有必要去向其它研究方法求助……我们现在所需要知晓的，并非仅仅是“工人能否整合意识形态矛盾”这样简单的问题，还包括他们试图这样做的具体过程。其中一个可行的方法是与工人个体进密集的、结构化的讨论。这事实上会改变他们思想中关于矛盾界限的看法。另一种可行的方法是在工人群体中进行鼓励争论的讨论。实施这些方法，其实就是应用一些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假设情景的投射方法。在上述方法之外，我们还需要更具方法论意识的研究去探究工人对于实际矛盾情景的反应。它不仅包括诸如罢工那样具有偶然性的戏剧化场景，还包括更世俗化的日常适应过程（1975：156）。

耐人寻味的是，上述建议提出十年后没有那一个研究者曾试图去采纳这一研究战略。双方都继续因循其关于工人意识研究的出版物，尽管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地而不是自觉地修正了研究框架，不过还是能够很清楚地看出其间的工作取向（orientations-to-work）的研究色彩。他们研究工具的过时，并没有妨碍他们对这些工具以及彼得波若夫调研数据的运用。他们所做的，不过是再次证实了曼对工人阶级意识所做的诊断：工人阶级意识在本质上是工具主义的和矛盾的。

尽管上述这些批评看起来很彻底，它们却并没有提供解决工人阶级意识研究中已有僵局的途径。这是因为它们还不够完全彻底。当前的工人阶级是矛盾的流行论点以及工人阶级是金钱取向的工具主义者的观点，它们所立论的依据其实至少都共有三个严重的缺陷。这些缺陷在很大程度上被一笔带过，或者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在某些案例中是被忽略了。他们在分析中所关注的，是个体行动者的地位、隐藏在各种工人阶级行动的意识模式以及一种古怪的、近乎自相矛盾的联合。在这种联合中，一边是盲目的唯物主义，一边是对历史事件与过程应有的敏感的缺乏。

在这三个缺陷中，第一个或许能够被称为“正在消失的主体所带来的问题”。当前某些马克思主义变种的缺点，很好地表现在这一问题中。事实上，它们的缺点在这一问题中的表现是极其明显的。这不仅表现在它们对边界争论（boundary debate）的贡献中，也表现在它们对统治阶级文化或意识形态霸权的描述中。普兰查斯为边界争论提供了有效的术语。只要人类主体的问题能够得到关注，在普兰查斯的裁决下社会阶级将被看成是在阶级结构中被客观定义的位置，而非个体的离散性的集合：

社会阶级分析的重要方面存在于在阶级斗争中社会阶级的地位中；构成社会阶级的并非各种主体（agents）。社会阶级并非由个体或社会群体简单加和而“组成”的经验性群体（empirical groups）。因此，存在于他们之中的这些主体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各种主体的阶级资格（class membership）取决于他们所占据的阶级位置。此外，阶级资格与主体的阶级出身（class origin）、社会出身（social origin）是存在区别的（1979：17）。

人类主体(human subjects)只不过是阶级关系的承担者。他们在阶级的结构性限定中，占据着具有边界的各种位置。分割这些位置的边界的是生产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压制以及其它一些附属设施。不过，社会阶级不应该被化约为个体自身的总和或者是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关于阶级行动者（class actors）的讨论于是就被消减，以迎合对被抽象定义的阶级位置（class locations）的描述。

普兰查斯对阶级的结构性的定义从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层次展开，并通过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有管理权的和无管理权的、精神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方式加以区分。特别是在这些定义与相对自治、多元决定论等柔性概念相结合的时候，普兰查斯获得了确认阶级碎片（class fraction）的宽绰空间，因为他们在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领域是被“客观地”定义的。正如洛克伍德在本书前面的有关章节中所清晰论述的那样，普兰查斯的论点常常陷入自相矛盾中：有时他试图以上述这些例子去区别各种不同的阶级位置，有时他又力图与马克思明显的唯物主义或经济决定论观念保持一致。如是，他的“结构具有优先性和决定性地位”的论点，使得社会行动者沦落为到施加于他们身上的体系的简单的受动者。在将主体问题作为纯粹的“人类学主义”之后，普兰查斯追随着阿尔都塞认为，生产关系结构决定了生产主体所占据和适应着的位置与功能。只要他们是这些功能的拥护者，这些主体就不过是这些位置的占据者（1978a：66）。

普兰查斯关于边界争论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将他置于为各种缺陷负责的境地，但这并没有成功地使他重新将个别主体作为分析的对象。怀特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边界的再描述，只不过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将数个社会阶级的客观位置概念化。这些社会阶级所构成的是一个特别的社会构造。怀特所做的并非对人们进行分类，而是对位置进行区别。然而，与普兰查斯不同的是，怀特并没有借助诸如相对自治或多元决定论等形而上学的术语去描述他认为是相互排斥的社会阶级位置。相反，他所做的不过是承认这一系列矛盾的阶级位置的存在。他所关注的是阶级关系中包含矛盾因素的位置。与普兰查斯自己的结构性层次相比，这些位置在显著性方面丝毫都不逊色。怀特在认为，阶级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具有各种矛盾主体的人们组成。但他并没有考虑这一观点所可能带来的问题[4][4]。或许，这一点也不值得奇怪的。因为普兰查斯自己就曾经指出，声称一个特定的个体既是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或既是一个经理又是一个工人，这其实是一个完美的荒诞（perfect absurdity）。怀特对于阶级边界问题的处理方式是简单的。他采用一种替代性的方法去应对阶级结构中的模糊性问题。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将一些（阶级）位置看成是阶级位置中包含诸多客观矛盾的位置。它所尝试的是明晰由生产的社会关系所定义的结构位置（这些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所推导出的），同时将其与社会结构中的其它位置联系起来（Poulantzas，1978b：119）。至于真正人们或人群的具体活动，尤其是他们自己是如何定义这些活动的，则在上述研究中缺乏位置。[5][5]

这些问题同样存在于对工人阶级的另一种描述中。在这种描述中，工人阶级是合作的并受到由霸权的资本家或统治阶级所施加的意识形态术语的束缚。然而，在边界理论家们（Boundary theorists）将主体清除出去以迎合被称为“阶级“的抽象定义范畴的同时，霸权理论家们(Hegemony theorist)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意识形态的内部结构并在损害他们自己所声称的各种效应的情况下，也达到了同一目的。传媒研究提供了最为明显的例子。大量的研究已经对新闻公告中的偏见、电影和电视节目中所隐藏的意义以及为杂志和报纸所强化的主流价值观，进行了越来越详细的揭示。尽管研究者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展现和揭露隐藏在所有这些媒体中的各种霸权价值，却很少有研究者去探究被假设为会内化这些信息的受众的反应。由哥拉斯戈夫传媒集团（Glasgow Media Group）所做的研究，则完全是该类研究的典型。关于霸权的争论假定主体会汲取霸权媒体所委婉表达的各种意义，但是在研究中却只有信息本身得到了详尽的考察。我们被迫假设：工人阶级会毫无疑问地通过一些社会的或心理学机制去内化霸权的价值观，其个体成员也会受这些价值观的形塑。在所有谈论“再生产机制”或“意识形态附属设置的过程”的文献中，很少有人去详尽探讨上述作用机制的实际动力学原理。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关于工人阶级的孩子们是如何“学做工”（Learn to Labor）的研究（这一点下文我们还将涉及到）。而且，正如斯坦利.柯亨（Stanley Cohen）及戈德索普在本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上述文献所提供的分析，常常不过是以一种新的、更感人的语言将习为人知的事实复述一遍罢了。很多关于文化霸权的复述，其生产得到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支持。例如，它们采用的语言是新葛兰西马克思主义式的，偏爱用制度简单地去重新叙述工人阶级沉默的事实，而不是去解释这些事实。

尤其严重的是，当将一种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机器的霸权特征不加批判地运用到那些据说会内化或忍受这些意识形态的个体的时候，赞成所谓霸权主题的人们其实在犯生态学谬误（ecological fallacy）。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在“霸权的矛盾性”（hegemonic ambivalence）的资产阶级模式中，这种明显的方法论错误都有所体现。迈克尔.曼对工人阶级意识的解释也是建立在未经检验的假设的基础之上的。这一假设认为，在各种有关价值承诺的研究所累积的发现中，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这一矛盾不过是被研究个体的价值之间的矛盾的折射。从各类个案所表现出来的明显不一致的偏好和信仰中，从两个大州、超过二十年的数据资料中，曼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和中产阶级相比较，工人阶级个体表现出更少的内在价值一致性（1982，388）。例如，面对两个中等现代学校孩子的样本，一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有88%的回答者认同“辛勤工作（而不是幸运或影响）能够让人出人头地”；而在另一样本中，只有30%的人同意“个人地位的获得取决于努力”。 因此迈克尔.曼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工人阶级孩子的价值承诺是矛盾和含混的。这种现象被解释为矛盾的价值。这些矛盾的价值，既受学校这一精巧的社会化主体的影响，同时也受家庭和同辈群体这一“民粹式的反传统”的代表的影响。在这里，迈克尔.曼至少是犯了两种类型的生态学谬误：其一，将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或不同时间段的数据混杂在一起进行推论；其二，将群体中的相关性推论到组成群体的个体身上去（参见Robinson,1950）。通过群体方法或者比例方法获得的结论，并不能有效估计从个体数据所推出结论。介于社会阶级与一系列彼此矛盾的信仰或价值之间的生态学推论，并不能够告诉我们工人作为个体的任何特质。迈克尔.曼的分析单位是群体，他所拥有的是关于群体特质的数据。可是他却坚持将其结论推论到群体和组成这些群体的个体身上去。他并没有将群体理论化为矛盾的或一致的。相反，他所做的乃是错误地将个体理论化为矛盾的或一致的。

迈克尔.曼不是唯一运用这种生态学推论逻辑的人。好几个参与因洛克伍德的论文“工人阶级社会想象变异的资源”（sources of variation of working-class image of society）而引发的论战的投稿人，都精确地以这种方式将分析的层次与单位转换为中观层次（middle exposition）。罗伯特及其同事在关于“碎片化的阶级结构”的报告中，通报了数个组成该结构的群体特征。但是，他们将研究发现不加区别地运用到这些群体自身以及组成这些群体的雇主和工人们身上。在整个分析过程中这一偏离移虽不是那么唐突，却也常常发生。一旦对他们的文本进行仔细的考辨，就能够发现：“无产阶级”、“核心工人阶级”（central working-class）、“中产阶级”及其它社会群体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认知的倾向，导致了“无产阶级工人”或“资产阶级体力劳动工人”的产生。总而言之，这些雇员个体具有作为整体的群体所拥有的种种精确特征（参见Roberts et a1，1977：第三章)。这种生态学的推论未必令其“工人阶级是矛盾的”结论变得无效。不过，它确实意味着其结论并非从所呈现的数据中得来的。[6][6]他们之所以没有做到从呈现的数据中得出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将作为个体的主体当作合法的分析单位，而是将其当成源自群体聚合中的假设性的构念或统计工具。

那些将工人阶级诊断为工具主义者的工人阶级意识理论家们，也有丧失其分析主体的同样程度的显著倾向。不过，其原因却是不同的。如果说工人的矛盾性常常体现在它包含了大量歧异的群体特征，那么工具主义的工人则表现为它是一种肤浅的数据的结果。在这种数据中，每一个体被按照一个单一的维度加以测量。毕竟，如此多的工人在问及工作取向的时候选择回答金钱或工具主义，这一情况的出现对于社会学家们来说并不奇怪。大量研究已经确认了以下现象：雇主在生产过程中倾向于简单地将劳动力视为一种商品，并对其进行控制、剥削且在劳动力过剩的时候抛弃它；大多数非技能工种和技术工种都是枯燥无味、消耗体力和令人精神不振的；很多工人在其工作生涯中都可能至少一次或数次失业，且失业的可能性无所不在；还有远远超过福利国家伤亡目录名单的大量工人，为维持仅高于贫困线的生活标准而参与持续的斗争。至于那些同样生活在具有消费取向和地位意识的西方丰裕社会的工人们，则无时无刻都在禁受着商品与服务的诱惑，它们只有通过金钱交换才能够获得。这样一个事实常常提醒着他们：甚至是在他们自己还没有被消费所满足的时候，他们身边的那些人却已经得到满足了。

在这种环境下，工人阶级是工具主义的命题或许是正确的，但同时也显得有些琐碎。因为它所做的不过是复述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则使得工人关注自己的工资袋。当然，工人也常常会用金钱话语来明确表达其志向与担忧。因为金钱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般化的交换中介物，人们当然会被迫去用金钱的方式去思考。问题在于：对个体性的关注而言，这些金钱意味着什么？在发现工人有充足的理由去关心其工资袋的大小和安全性之后，一些社会学家们轻率地宣布调查结束了。他们并没有去深入探究隐含在上述发现背后的东西：如需要、偏好、利益甚至是玩世不恭等。例如，在《富裕工人研究》（Affluent Worker）研究的访谈表中，有大量的问题询问工人对工作、所在工会、企业赢利性与结构以及一般意义的社会等级结构的理解（perception）。却很少去设计问题引出工人对这些话题的感觉（feeling）。而回答者也没有机会去解释他们为什么会或不会投劳动党的票，会不会去为了赢得更好的条件而去罢工，为何拥有或没有冰箱。这种不对认知评价、实际评价和伦理评价进行区分的普通错误，是很令人奇怪的。因为戈德索普本人已经指出，很难从各种行为及行为变化中推论出价值承诺与变化，因为前者或许仅仅是对特定环境的一种实用的反应。[7][7]

尽管戈德索普的警告无时不在反对着结构决定论的观点，他最近的关于工人阶级是工具主义的陈述，却最终建立在一种工人工具主义取向的一成不变的模式之上。在这种模式中，工人追求自己在金钱方面的本质利益的能力，完全受制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则与工人的需求无关：

我认为在最近十多年中逐渐增长的通货膨胀率折射了这样一种状况，那就是社会群体或阶层之间的冲突已经变得越来越激烈。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与这两个相互强化的趋势是相匹配的。那些受益甚少的群体或阶层在追求他们自身利益的时候，越来越不受那些施加于他们行动之上的制约因素的束缚……

因此，一旦这种分析背景得以成立，以一种完全不同于经济学家的方式对下列现象进行分析，如普通大众的推动作用、对分配的不满、工会的战斗性以及不负责任性等，就成为一种可能……现在似乎还没有必要试图去说明这些现象，去祈求新的文化或意识形态潮流横扫西方世界，也没有必要去赋予迅速增长的期望以过高的显著性，或是给予未能够实现这些期望所带来的心理效应（无论特征如何）以过多的重要性。现在需要认识的，不应该过多表现在工资劳动者及其组织所遭受的新影响上，而应是旧影响的消失——也就是地位秩序曾经施加在那些居民身上的影响的弱化……（1978，195-196；200-201）。

存在于富裕工人研究系列与上述对通货膨胀率的诊断之间的，是工人调节其所喜好的工作取向的过度的自主性和向资本家让步的自然条件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工人在本质上是理性的经济行动者，其实现自身金钱欲望的能力，完全取决于外在社会秩序的结构性变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重要的工人阶级参照行动框架理论，却径直犯下了结构决定论的错误。

在资本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能够发现或已经发现工人阶级所具有的工具主义取向（具体可参见Crossick，1978：第2章）。不过退一步说，对于个体性的关注而言金钱意味究竟着什么，也是大相径庭的。1960年代福特的哈利伍德（Halewood）工厂中偏爱罢工的流水线工人，一只眼睛盯着钟表另一只眼睛瞅着自己的工资袋，他们看起来似乎“除了金钱外什么都不关心”。他们对诸如工作的性质是什么和管理的角色是什么这样问题的回答，乍看起来似乎是纯工具主义取向的。其实，一旦将这些问题置于工厂所在的背景及历史当中去，就会发现这些回答受到了一种道德维度的影响。对那些身处工厂的工人而言，对金钱的要求常常具有一种道德的或政治的意义。例如，在没有增加额外报酬的情况下，公司不应该要求工人重组其工作范围或改变其工作内容；管理方在不考虑工人感受的情况下，简单地向一线工人发号施令也被认为是“不道德的”（morally wrong）（Beynon，1980）。正如一些经验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同一罢工的意义对于同一时间中的不同回答者来说是不同的；它对于不同时间点的同一回答者来说，也是不同的。同样，某一工资要求或某一对工作的工具主义态度，其意义可能以相同的方式变化。提高报酬的要求可能建立在公平、平等与比较的概念基础之上，或者是不可比的概念之上（有差别的公正）。而这些概念或者与惯例有关（如视工资收入的增长为理所当然），或者是大量其它价值观与希望的体现。其实，一种单一的社会关系与大量的其它意义存在着密切关联，因此其内容也是不确定的（参见Gilbert，1981：188；Sahlins：1974：第4章，第5章）。如果不牢牢地将工人阶级置于其背景当中，如果不努力去洞悉存在于由关于社会意识和工作取向的态度调查所得出回答（单维度的且是完全可以预料得到的金钱主义取向）背后的东西，这一施加到工人阶级身上的意识的经济学模式（economistic mode of consciousness），就将一直处于不可证实状态中。因此我们不能够简单地推论说，基于卢顿团队的资料和类似的资料，无论是戈德索普还是威斯特葛德都赋予了金钱意图以正确的意义。[8][8]

工具论模式的论题所包含了一种奇异的单向度性质，这反过来引发了以下问题：这两个思想流派是如何将阶级意识——无论是革命的或非革命的——这一现象概念化的？在整个争论过程中，“意识”似乎一直是件无足轻重的事物。所有的讨论都将阶级意识建立在日常生活的经验和实践基础之上，都严格地将其社会起源置于社会与文化的现实与历史环境中。但这样做的结果，不过是从前门安放的阶级意识，常常象幽灵一样从后门溜走。这一争论的早期的撰稿者，对社会经验采取的一种严格的二元主义态度，认为社会经验由明显不同的主观与客观因素组成，它们构成了人们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意识的社会结构根源。里格特（J. C. Leggett）曾经尝试去评价种族和地理流动性（无根状态）对于工人阶级意识的影响。他以一系列对态度问题的的口头回答来测量工人阶级意识。他将这些回答以一种直线递进的方式标度为四种阶级心理状态：口头上的阶级、怀疑的阶级、战斗的阶级以及渴望平等的阶级（1965：235-247）。经过这种方式的处理，阶级意识与阶级经验相分离，阶级意识仅仅是阶级经验的精神反映。于是，与社会阶级资格（工作境况的性质、职业社群等）相关的诸多结构性特征，自动地产生了对世界的认识。这种认识尽管并非完全自由自在，却永远与社会经验的其它方面保持着距离。而且，这种认识的栖身之地也仅限于一些僵硬和有待于确认的地方（guy-ropes）。意识成为某种类似背包的东西——或者象本案例中那样——某种存在于头脑中的背包，在需要的时候就被拿出来用用。此外，这种社会意识与社会行动相分离的状况，还被一种相关的趋势所强化。这种趋势将“关于社会的印象”或“对世界的认识”当成是某种静止的东西，当成是被它所反映的客观特征一成不变地决定着的东西。这一问题我在下文中将再次涉及。

后来的评论者，很快对这种粗糙的二元论观点加以谴责。不过，显然他们自己也并没有超越这种粗糙的二元论观点。例如，纽拜就拒绝了对差异进行研究的传统方法，这种方法将分化的意识形态看成个体行动者指导其社会行为和政治行为的“一种特质”。相反，他建议从研究分化的人们向研究分化的“关系”转换：为了避免分化的态度与分化的人们之间的“错误的契合”，应该区分某人与某人在何种情况下因何事而不同？为了避免将阶级意识视作每一个体拥有的态度与特质的离散的集合（被整洁包装过的），为了避免将其看成是他们在各种情形下（在这些情形下他们知道自己的处境并相应地决定着他们的行动）用以抵抗、具有广泛性和整体性的一个意识形态体系，他将社会意识研究建立在日常生活和历史进程的基础之上。纽拜称，“事实上，关于社会想象的变化情况的来源的证据，恰恰证明了一个相反的问题：与其说是一个连贯的意识形态体系在引导着行动者的关系和差异或其它阶级意识形态，不如说它就是从一系列特定的关系中浮现出来的”：

一直到差异被关注，这意味着阶级意识的概念不该被视作是个体工人的一种意识形态特质，而应该看成是他们所进入的某种关系的象征，看成是情境性因素对这些关系的影响。因此，最好要仅仅将差异看成是一种特定形式的行为，这样会忽略行动者的意义问题，而应该将其视作一种社会互动形式。特定的差异能够很好地被定义为一种社会互动形式。这种互动在包含有传统权威的实践之时发生作用……在理解农业工人是如何生活的问题上，这种方法其它处理这一概念的方法相比，似乎造成的危害较少一些（1979：381，385-386；416）。

纽拜以这种方式将社会意识与社会行动密切联系起来。不过，至少就考虑到差异与差别的关系而言，纽拜后来又将其分离开来了，因为他试图将自己的发现与关于阶级意识性质一般争论在整体上联系起来。农民与农业工人之间关于社会关系的困境，很自然地体现在农业工人矛盾的世界观中。这种世界观再次以一种意识形态的心理特质呈现出来：

……很多农业工人缺乏单一的关于社会的抽象模式，去建构其整个社会意识。相反，许多农业工人行动的依据，是一种多元的想象以及初具雏形的信仰与意见，而这些又不能够被理解为任何一个单一的连贯想象……他们并没有一个关于社会的想象为其提供一种经常性的参照，不过很多农业工人却拥有一个看起来能最好地解释其面临问题的特定模式……尽管很多农业工人确实拥有一种看起来似乎是连贯和很容易确认的关于社会的想象，也有很多人并不拥有这种想象。他们或拥有多元的阶级想象，以便选择最适合的一个去解释特定的上情境；或根本就不拥有任何社会想象……在被访谈的农业工人中，这种社会意识的碎片化状态，是他们社会想象的最典型状态（1979：387-388；402；405-406）。

于是，社会意识又一次与社会行动分离开来。一旦态度问题所引出的是一系列明显矛盾的回答，那么以下事实就是显然的了：这些回答似乎来自一个工具包（knapsack），其中的内容令人绝望地混杂在一起的。

在霍华德.H.戴维斯（Howard.H.Davis）最近的著作《在阶级想象的背后》（Beyond Class Image）（1979）中，二元论的遗产得到了更为集中的体现。在这本书中，作者采用了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的“行动主义”（Actionalism）的理论框架，明确要超越将意识与结构对立起来的二元论。在戴维斯看来，“我们需要一种意义建构的理论，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能够确保关于社会关系的分析，和关于意见与态度的知识保持根本一致”。 在图海纳的“行动理论”中，戴维斯觅得一种关于意识的概念去定义劳工运动。这种定义方式在各种层次上都是外显的，它不仅包括“个体在意义与价值建构过程中的参与”，也包括个体行动者的特定“计划”（projects）。换言之，如果对戴维斯与图海纳的争论进行概括的话，我们可以说意识与行动是不可分离的。

尽管如此，这并没有阻止戴维斯后来得出一种对工人阶级意识的完全传统的解释。他将维护装配工、钢铁工人以及文秘工人描述为各自拥有“工匠意识”、“无产阶级意识”以及“共谋意识”（collusive consciousness）。尽管戴维斯一再重申，社会意识“只能够被适当地理解为更宽广社会行动体系的一部分”，他还是彻头彻尾地滑向对意识的传统用法中去了。于是，个人意识成为一种清晰而飘渺的实体，它看重一些话题而轻视另一些。它由工人自身的经验材料或外部的常规想象组成；每一个体的主导意识，会与其行动相对立。正如纽拜关于差异的分析的案例所显示的那样，这种试图将行动、结构与意识理论化的重大尝试，再次陷入到一种新黑格尔式的意识的异化概念中去了。与早期粗糙的结构——意识二元论的支持者的实践相比，其陷入的方式没有什么差别。

当然，这种通过引入各种概念以超越二元论的尝试，带来了诸如“什么是社会事实的动力”这样一些根本性问题。如何充分利用关于工人阶级意识的丰富文献，按照“历史进程的完全的复杂性”去理解阶级意识这一现象？我认为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那些处于争论外围的旁观者，必须仔细区分哪些是参与者所宣称将要做的事情，哪些是事实上真的做成了什么事情。诸如工人传记、历史背景以及结构、行动和意识之间的动态关系等在传统上很显著的方面，却在许多关于工人阶级意识的文本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为了确认工人阶级价值与取向的不同来源，必须充分考虑到工人阶级主体的“职业通道”或社会流动经验。这一点很久就已经得到强调。例如，汉密尔顿（R.F.Hamilton）（1965）认为技术性的体力劳动工人的价值与行为和非技术性的体力劳动工人很相似，却和白领工人的价值和行为完全不同。他认为这是因为被讨论的技术工人具有的常见的“非技术性体力劳动”的社会起源。这里存在着一个非常态的技术体力劳动工人群体，他们具有中产阶级取向。这一群体主要通过招募下向流动、具有白领背景的工人而组成。对这一模式来说，从蓝领向白领的价值与行为转换，不过是一个少见的特例。当然，也要把工作历史、家庭生活和学校生活经验、工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工人的生活史以及地理流动史等因素考虑进去，以去探究它们对于工作取向（orientations to work）、社会想象与阶级意识的决定程度。在这里，“工作取向”很容易会随着新生活经验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关于这一点，已经得到广泛的认识（Brown，1976：31）。

然而在实践中，众多的评论者并不情愿去采取一种真正的历史方法，去研究社会意识以及社会意识是如何产生和维系的。正象戈德索普和洛克伍德在本书中所阐明的那样，马克思主义者们不愿意这么做，是因为对历史过程真正保持敏感会给明确的历史决定论带来麻烦并对其分析造成损害。这种批评并不鲜见。例如，怀特就坚持认为，“阶级结构中的许多位置在本质上是完全不能够被整合到某种阶级够中去的，如资产阶级位置就不能够被组织到工人阶级工会或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中去”。他补充道：

当然，这并不是说占据着资产阶级位置的个人就不能够支持工会，或是因为同样原因而不能够加入社会主义政党。恩格斯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经典案例，作为个人他在工人阶级组织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一位置本身并不能够被纳入到工会或工人阶级政党中去。在恩格斯死后，其资产阶级位置的后继者没有任何理由与工人阶级发生密切联系。而当一个产业工人去世后，却存在着一种系统的社会力量，使下一位具有同样位置的后继者与工人阶级组织发生密切联系。这两个过程都是重要的，但是位置的逻辑却比存在于这些位置中的个体关系，更具有分析的优先地位（1978：106）。

在这一值得注意的段落中的字里行间，怀特获得了双重成功。一方面，他使得激进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干涉行为合法化（他自己的也其中）；另一方面，他将下列看起来显然是不合逻辑的事情定义为偶发性的。例如，工人阶级的保守主义，对罢工的破坏，围绕性别与种族界限展开的工人阶级的内部冲突，以及无产阶级在佛兰德斯战场以及诺曼底登陆战沙滩上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这一推论逻辑，将理论所具有的本体论地位置于历史主体的日常实践之上。根据这一逻辑，接下来自然是从“眼前的利益”（immediate interest）或纯粹的主观“偏好”中区分出工人阶级的“真正的”或“客观的”利益。于是，“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的闸门，就对与这一概念有关联的众多相似问题洞开。一种目的论假设也得以确立。所有工人阶级意识的解释必须从如下的假设开始：“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意识……它是具有能动性的……有大众基础的……（换言之这种意识并非某一社会主义知识精英的专有领地）”。（Downing，1979：129）。于是，历史进程的复杂性被剔除，以迎合与社会主义-历史主义的公理相伴随的确定性。

同样，“工人阶级是矛盾的”及“工人阶级是工具主义的”理论的主要拥护者们，成功地将历史驱逐出去。不过，他们将历史驱逐出去的方式稍有不同。一方面，各种持新韦伯主义立场的社会学家们（以戈尔索普、帕金、曼、洛克伍德和纽拜为代表），确实正确地谴责了由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历史主义所施加的非难；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内在于自身所使用方法中的方法论的局限。尽管他们处处雄辩地宣称社会学具有历史学的性质（Lockwood，1960；Goldthorpe，1977），在实践中他们所采用的却是极端的韦伯主义立场。这一立场将社会学从历史学中区分出来，并将社会学的目的定义为建构非历史的“类型”。韦伯本人尽管对离散的主题有过体系化的确认（对社会学来说如典型行动模式在经验上的一致性，对历史学来说如重要的个人事件），不过他是一个如此敏锐的观察者，以至于他并没有遵从自己的戒律。韦伯关于宗教、法律、统治以及合法性的社会学研究成就辉煌，这是因为上述研究采用了比较的方法，通过追求对个体的历史解释，来达到对特定社会现象的揭示。抛开他自己最初的理论抱负，韦伯的一些概念的理想类型如“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是有自己的历史语境的；而他关于一种变化会引起另一种变化的因果解释，实际上取决于对伟大世界中的宗教与经济的历史分析（参见Weber，1968：29；亦可比较Marshall，1982）。

主流社会学中关于阶级意识争论的撰稿人们，他们遵循的似乎是韦伯的理论而不是实践。他们方法中的潜在的假设是：明确的价值复合体、社会想象或社会意识类型是存在的，它们能够与行动者们所在现实社会环境中的高层次同一因素，直接发生关联。早期的评论者包括洛克伍德，认为这些有限的因素具有本体论的或理论的优先性，因而忽略了这些因素本身的变化问题。洛克伍德自己倾向于将其关于社会想象的理想类型具体化，而对其确切的历史环境则持有矛盾的态度。这在上文已经予以评论。随后，历史学的和社会学的现实，在洛克伍德的类型中的反映，自然成为一件有争议的事。保持对历史过程的敏感，要求将一些重要背景环境拓展到当前的职业、家庭和本土社区之外，使之包含每一个体过去的经验与当下的期望。问题在于：在传统的态度调查或结构化访谈计划的局限下，在将结构与典型意识对立起来的二元论的局限下，如何去分析因各种历史变量的扩散而导致的同一的想象？这些历史变量包括地理、职业和社会流动经验，各种社会化模式，家族和家庭生活等等。为了简化分析，解决的办法就是采用上述备选策略中的一种，或是将其整合起来。

因此，那些承认阶级意识是受大量不同的因素影响的人，会倾向于将意识本身诊断为矛盾的。在某种程度上对众多因果性因素进行分析，要求对各种类型的意识进行描述，而这是评论者们所不准备去做的或显然是阐明得不那么令人信服的。如果人们处于各种各样的、令人迷惑的和矛盾的影响之下，那么就可以不无道理地宣称：他们会对这些影响因素表现出各种各样的、令人迷惑的和矛盾的想法。于是，工人阶级意识的复杂性就消解在曼和帕金所说的矛盾、自相矛盾和反复无常之中（尽管很少有人试图去阐明隐含在这种反复无常背后的推论逻辑或其过程是怎样的）。其他人如纽拜，在序言中以一种传统的和非历史的方式，描述了行动者当前环境中的几个有限因素对于其社会意识的影响。其中一个不相干的章节，还被冠以“历史环境”的标题。通过种处理方式，1851年到1971年的农业劳工史成为一个研究主题，而1971年农业工人的社会意识则被单列为另一个主题。纽拜的调研对象在这两者之间的某个地方所缺失的，不仅是生活史和过去的经验，还包括他们对下列事物的直接反应：如未实现的抱负、被改变或被强化的渴望、已实现或尚未实现的期望以及未来的展望等等。也有一些人采纳了戈尔索普的研究策略，他们假定工人阶级是由具有各种不变的需求与利益（具有一种或几种不确定来源）的主体组成。于是，工人行为与需求的显著变化，仅仅用控制它们的当前体系的变化就能够得到解释。戈尔索普的工具主义者与由纽拜、曼、帕金所揭示的“矛盾的工人”，都似乎完全与生活史无缘。他们必要的人性，他们在信仰与行为方面（与自我反映或世界的改变相伴随）作为人类所具有的理性选择能力，都消失了。这当然也是一种历史主义。因为在它眼中，工人阶级意识是与历史进程的复杂性无关的，是远离阶级实践和阶级行动的。这也意味着，工人阶级意识是不受历史进程、阶级实践与行动变化的影响的。

结 论

我已经指出，近期的工人阶级意识研究在向两类广泛的解释靠拢。一种解释认为工人是工具主义者，另一种解释认为工人是矛盾的。这些论题所作的描述，无论是明显地或是潜在地体现在工人阶级是合作的或异质性的阐述中，都给当前工人意识的探讨，带来了一种疲惫感。毕竟，如果工人真的在气质上表现出整齐划一的矛盾性和明白无疑的金钱取向，那么在这里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在当前许多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宏大理论中，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具有显著地位。一旦考虑到这一事实，当前工人阶级意识研究的僵局是不合时宜的和令人不解的。此外，尽管有了广泛的讨论，评论者已经保守地指出：在上述两个论题的主要赞成者的分析中，至少存在三个常见错误；对他们各自对其数据所作的解释，也存在一些置疑。很显然，接下来必须关注弥补上述缺陷的可能性有多大。如何以更有成效的地对工人阶级意识进行研究，一方面避免将主体剔除分析范围之外，另一方面避免人为地将其与意识（它为被我们所有人生活中的公认的社会现实动力的复杂性所证明和支持）分离开来？
要发展合适的研究策略，首先必须指出占据优先地位的结构-意识二元对立的分析方式所带来的问题。这一分析方式的主要后果在于，其分析构架弱化了社会行动的观念。这反过来强化了关于意识的观念。那就是意识是社会现实的一种离散的内容，它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并在适当的时候拿来受用。社会行动概念的不发达，也带来了关于它所沾染的非历史特征的争论。在这里，看不到丝毫进步；看不到反思的社会行动者以可能改变他们关于社会世界的觉悟与评价的方式，去参与社会结构的可能。

因此，迈向对工人阶级意识的更具有建设性的研究的第一步，是必须将社会行动重新带入到分析中去。那种将意识与行动分离的研究策略，其最终命运是导致以下这些社会想象和该研究工具的人造产物：如他们特定的提问措辞、对一般性的感知以及他们的局限性等等。似乎这些就是工人阶级主体的特质似的。意识在行动中产生，并在行动中变化。事实上，意识是社会行动的一种整合的内容，而不是一种以用某种方式引发或被引发的遥远的东西。意识与行动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经验表明，态度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它们只能够在具体情景中加以研究（参见Schuman and Johnson，1976）。

社会行动者不会自动地将公开态度转译为与这些态度一致的行动，也不会以一种明确显现出来的自觉价值与信仰去行动。在认识和评价的宣称与社会行动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条件，它们使得信仰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含糊不清。在不同个案中，其关系都有待于经验调查。行动者或许受到制约或感受到这些制约，如缺乏物质资源、需要一些规范秩序或者是受到其它权力的压制。此外，这些制约因素并非是持久的，它有时会阻碍对特定价值情结的追求或实现，有时却未必。所渴望目标的部分实现，当时或许会改变主体对于这些目标或社会世界秩序的感知或评价（例如Kornblum,，974；Cumbler，1979）。由于在言与行之间并不存在必要的关联，要达到对这两者的令人满意的解释，应该将解释建立在关于行动的独立自主的证据之上，建立在行动者对于行动认识的独立自主的证据之上。所有言说都具有表征性（indexical）特征，只有不回复这种民族学分析（ethnomethodonogical analysis）的彻底相对主义中去，就仍然能够说语言的意义并非是不证自明的。语言的意义总是表现为被使用的一种功能，如它所面对的听众、所使用的环境等等。政治认识与信仰也是如此。因此，不能够用抽象的方式对工人阶级意识进行研究。譬如，高度结构化的态度调查或者是单独的访谈。工人阶级意识研究必须作为日常阶级实践的一个内容或维度加以研究（例如Cumbler，1979；Beynon，1980；Willis，1979）。

研究工人阶级对社会等级性质的信念所要做的第二步，就是要明白：工人阶级意识不必一定要优先依照十九世纪早期资本主义的一位出色理论家（马克思）的所提供的资料（尽管是出色的），来进行测量。这些经典社会学的理论架构，或许对于其它领域的学科是颇有助益的，但是由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社会理论中外推出的阶级意识，显然不再适用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现实。只有那些假设在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一种选择性亲合关系的人，只有那些陷入到被戈德索普所批评的一种历史决定论中去的人，才会认为工人阶级意识必须以一种对社会主义政党或组织忠诚的形式出现。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或许会超出“经济主义”的工资要求而上升到阶级事务，并将阶级要求推进到要求社会秩序的基本变革。不过，这些事务与要求并不一定会导致社会主义方向。它们更容易采取这样一种运动的形式，那就是在生产的资本主义范围内，追求分配的社会公正。因此，我们要做的是对政治信仰、等级意识等进分析，而不是简单地将这些现象描绘为迈向革命的社会主义意识的一系列阶梯。将阶级意识看成是从左到右或者是从工会到政治革命觉悟的连续谱系，这种阶级意识研究其实是将大量其它维度的阶级意识排除在外了。

第三，我们需要去探究主体是以什么方式从事（take up）这些特定的信仰并以何种方式去证明它们自身的。工人们对社会学家提问的回应，并非铁板一块。这些回应体现着他们对主题的不同认知、情感和社会功能。或许它们是事后之我的复杂混合体：如对过去或将来行为的自我导向的理性化；力图给观众一个好印象的尝试；稍纵即逝的当下看法(spur-of-the-moment opinion)；长久认同的积极偏爱；对显然是不可避免事物的宿命论态度；屈从于可忍受的困难环境的珍贵希望与抱负（例如Chinoy，1955：123-134）；等等。那些一直被过于简单化地概念化为单一的和统一的现象，如对于社会的想象、工作取向或阶级意识，实际上是行动中主观内容的不同集合，它对主体具有各种功能并被主体以各种层次的认识加以运用。因此，社会学家必须采用那些能够区别这些层次的研究方法。这些层次包括：未被分析的刻板类型，反覆无常的反映，建立在错误信息或无知之上的信仰，维持讨人喜欢的自我印象的或嘲讽的或真实的企图，经过推理的结论等等。所有这些，常常被日常生活所证实。

上述要求提醒着我应该将研究的精力和资源，向密集的、长时间的民族志方向聚积。在这里，意识的不同方面与阶级实践的环境密切联系在一起，且被概念化为具有内在动力的现象：如，工厂里的日常工作，家庭与俱乐部中的休闲，近期的抗议，罢工等等。这一类型的研究必须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那就是阶级意识就像阶级本身一样，是一种关于关系的现象（a relational phenomenon）。它并非一种单独的实体与某一特定的现实相分离，而仅仅作为以下事物的意识而存在：譬如，与工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结构以及在这些结构之中行动的机会。社会秩序的感知与评价（或意识）内容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被启动、被使用或者是被必然地放弃？揭示上述问题的必要性，要求进行更透彻的观察和对更长时间段中的人进行访谈。社会学研究方法中质的研究技术，就能够独自地揭示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即阶级意识。

有大量的质的研究技术可供使用：如群体讨论、参与观察和在不同场合进行的密集性访谈。这些方法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例如，由罗伯特.拉里(Robert Lane)所实施、针对易斯特珀特（Eastport）工人的深度访谈认为，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极其敷衍性的交换，所揭示出的工人阶级是矛盾的和工具主义的观点，或许不过是工人对世界以及个人在世界中的地位的更为复杂的理解的一种掩饰。工人阶级是矛盾的观点，也许会被证明不过是工人对将个体经验不加区分地拓展到他所不熟悉环境的一种有意识的拒绝：它差不多是缺乏理解的表现，是睿智的坦率和复杂性的象征。更深的探究或许会揭示，那些显见似乎矛盾的信仰，其实是完全可以调和的，是因地制宜思考的结果和普遍原则的含义——或许，它并不令人困惑，而恰恰是工人智力成熟的表现。（工人们）准备去接受对于世界彼此冲突的诸多阐述，或许是一种有目的、民主的善意行为，而不是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霸权影响的证据。相反，正如米歇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所发现：工人对其受剥削的证据的关心，似乎是其成熟阶级意识的象征。不过一旦对其进行仔细审视，就会发现它们不过是一些集中针对管理团队的狭隘愤怒。因为管理方“欺骗”了在工作中所达成的“赶工游戏”（game of make out）中的非正式规则。它和工人阶级意识不同，仔细审视就会发现它不是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制度秩序保持警觉的一种愤怒（例如，Michael Burawoy，1979：82ff)）。上述所有这些以及相似的可能性，都只能够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延伸观察、群体讨论和生活历史的建构与再建构，而得到评价与检验。

这是否就是简单地重申一个相似的要求，即在通过密集田野调查技术而获得效度与由社会调查方法的复杂统计所确保的信度之间，保持一种适当的平衡？我并不这样认为。作为一种研究阶级意识的方法，社会调查方法的缺陷很难简单地通过更好的设计问题或更仔细的调查数据收集而得到克服。这并不是说这里所倡导的质的研究，是对这一领域中调查的补充。而是说，它所提供的其实是一种能够替代大规模调查的更为适当的方法。无论如何仔细地实施调查或者是编制问题，质的研究所产生的资料是调查法所不能够揭示的。调查方法不能够记录直接发生的行动；意识只能够作为阶级实践的内容，在在具体情景中加以研究。因此，调查方法并不适合用于对阶级意识的研究。

当然，综合的人种志研究也有自己的问题。尽管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确实至少揭示了一些文化霸权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过程，但不可否认他的文化形式和社会再生产的理论，是建立在观察仅仅四个对象的活动的基础之上的。他的论题中最重要的方面，总是通过参照两个工人阶级男孩（Joey and Spanksy）及其各自的父亲的生活而加以说明。保罗.威利斯的研究对象可否代表一般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显然，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在类似的研究中，威廉姆.科恩布鲁姆（William Kornblum）成为了他所写作的蓝领社区的成员。他自己的生活被卷入到其研究对象的生活当中去了。在文本中，作为社会学家的科恩布鲁姆与作为钢铁工人的科恩布鲁姆难解难分：分析者变成了一个派别成员，成为他所要研究的当地政治竞争中的一个极其坚定的组织者。在对威利斯研究的效度（reliability）表示怀疑的同时，也有理由对科恩布鲁姆研究的信度（validity）持保留态度。所谓南芝加哥居民的工人阶级文化，很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学家的创造，而不是其回答者的创造。对布洛维所研究的联合股份公司分厂（Allied Corporation plant）中的机器操作者的车间文化（shop-floor culture）而言，这一点或许也是适用的。只不过这里的个中原因正好相反：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调查者和其研究主体之间关系的性质是什么。正如工人阶级是矛盾性不过是僵硬和狭隘的访谈大纲的产物一样，在这两个案例中，蓝领生活的凝聚、维度及其意义，或许更像是社会学家们的创造物。不过从原则上讲，没有理由认为，上述特定描述的可能缺点表明工人阶级生活的民族志研究，具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已经存在一些方法且将有一些新的方法被用来控制陈述者，用来确定其影响的性质。这样做不无困难，不过考虑到社会调查技术能够被各种方式加以优化事实，这样做或许能够使得质的研究方法更加充分地揭示象阶级意识这么复杂的现象。

为解决诸如信度与效度或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这样一些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提供一揽子方案，并非本章的目的。本章的目的是有限的和适度的，那就是使得阶级意识研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得到强调。如果我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这一范围，并被认为是想在工人阶级意识研究中复兴民族志方法，这显然不是由于我相信“工人是矛盾的和工具主义的”观点，完全是不合适的研究方法的假想产物。我所坚持的东西很简单，那就是这些结论并没有明确地遵循当前所提供的资料。社会学共同体对这些观点的广泛接受，造成了作为一门对历史缺乏敏感性的学科的社会学实践的固化，使得它更倾向于去建构一些看起来是完美和整齐的理论或框架，而不是去理解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它不明白：以便用一种更合适的和更有成效的研究策略，对工人阶级意识进行研究是可行的。因此，这种研究策略应该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至少应该尝试这样的一个困难任务：将工人阶级意识研究领域中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调和起来。考虑到当前的学术风气以及广为流行的对“硬”技术而不是“软”方法的热衷，倡导一种社会学的民族志研究，从而推动这一学科（至少在本领域）向叙事模式靠拢并远离大规模调查的定量的精确性，这或许在学术上是不合潮流的，甚至是在政治上不明智的。但是，如果这就是以更令人满意的方式回答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所提出的问题所要付出的代价，那也是值得的。

（参考文献略）

（注：本译文尚未仔细校对，这里贴出供各位有志于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研究的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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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马歇尔（Gordon Marshall），男，现为英国剑桥大学Nuffield学院及Balliol学院教授。原文题为“Some Remarks on the Study of Working-Class Consciousness”，译文选自社会《分层与经济变革》一书（Edited by David Rose，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London：Hutchinson，1988.）。本文最初出自《政治与社会》（Politics and Society, 1983,Vol.: 12, p: 263-301）。

刘建洲 男（1975-）男，湖北随州人。上海行政学院讲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1][1]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系统回顾当前各种工人阶级意识研究的时一个主要的困难在于：许多引领研究的专家们在自己的分析过程中常常有改变自己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的倾向。例如《富裕工人研究》系列的作者们就是其中的典型。参见Benson（1978）;Mackenzie（1974）以及Davis and Cousin（1975）。

[2][2] 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是矛盾的，这是因为支撑它的是两种价值体系——一种是外显的主导价值体系，另一种是潜在的、间歇性表现出来且与主导价值相对立的价值体系。这常常被用来解释为什么下层阶级对于特定和抽象的态度调查的回答，常常与调查中关于信仰的陈述以及在实践中所观察到的行为存在矛盾。除了Rodman（1971）的研究外，还可参见Erikson（1976）。

[3][3] 例如，可参见Bell(1976)；Habermas (1975)；Shils(1981)；Hirsch(1978)以及Offe(1976)。相似的是，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早期本本主义的一个特征在于：第一代工厂劳工身上的工作与休闲习惯所表现出来的传统文化，与施加在工厂里的新的工作纪律和劳动分工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参见Thompson（1965)以及Gutman(1973)。

[4][4] 一方面他提及到这一问题，另一方面他却是将其作为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加以处理：在某人同时处于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两个阶级位置。我们不会探讨这种情况下的矛盾位置的：例如，某平日在工厂工作的工匠，或许会在周末或晚上作为一个自雇佣的小资产阶级工匠而工作。虽然这种双重阶级资格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其重要性，它却和我们所分析的那种问题并非一样。我们所称的矛盾的位置，是指在阶级关系中以一种矛盾的方式而存在的位置（Wright，1978：74-75）。

[5][5] 参见怀特（Wright，1978）。本章并未涉及怀特最近的对矛盾阶级位置的概念化（1985），关于对这一新的阶级模式的批评，可参见Rose与Marshall（1986)以及Marshall et al(1988)。

[6][6] 尽管帕金与纽拜都宣称他们已经确认了矛盾的个体的存在，它并非存在于某一群体中的各种冲突的观点（这些观点的汇总构成了群体的矛盾性）。然而这并不能够确保其所使用的数据就一定比曼所使用的更为可靠。帕金与纽拜没有犯生态学推论的谬误，但是他们也是犹豫不定的。他们让个体去回答许多适用于各种不同场景的问题（特定的和一般的），但这些回答其实是累加的（culmulative）。于是，他们的描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已被广泛认识到的事实：那就是以抽象方式提问与提出包含特定的和变化的场景的具体问题，会得出不同的（最终是矛盾的）回答。不过，耐人寻味的是他们都很早就明确地承认了这一特殊问题的存在：事实上，通过相对简短、共时性的数据采集方式，去采集关于态度变量的有效信息，是有普遍困难的。

[7][7] 参见戈德索普在本书中的论述。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戈德索普其实应该接受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金钱取向的工具主义是工人阶级意识的充分特征。他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成长，市场关系以及‘平等交换’的法则倾向于侵入到越来越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因为‘商品化效应’所产生的驱动力，会使得它们解体（work them out）(Goldthorpe，1978：199)。”

[8][8] 戈德索普关于通货膨胀的文章，本身暗示着工人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关心自己工资收入。工人之所以如此，决不是因为他们知晓市场资本主义的分配机制在道德上是不公正的，是与被假设为适用于自由-民主社会的公民权的原则相冲突的（1978：201-204）。正如在解释“工具主义”的时候，戈德索普曾经忽视存在于路顿团队研究中的失业对于工人安全的威胁的背景一样，在认为工人阶级是工具主义的的时候，戈德索普也忽略了这一分配冲突方面所包含的各种含义（换言之，我们既能够用威斯特葛德的术语去解释这一事实，也能够用“私有的、工具主义的集体主义”的术语来解释它）。71%的富裕工人或许会认为他们感觉目前的工作是“相当安全的”，与此同时他们中的52%似乎同时自发地纠正道，“没有工作是绝对安全的”（no job is dead sa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