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加河上的灯火——从苏联小说透视苏联的兴亡

【写在前面】
　　
　　我是个苏联文学爱好者，我热爱苏联文学，这一点我毫不讳言。
　　
　　30多年前，我和我的同学间经常这样鬼鬼祟祟地碰头：
　　
　　“搞到了红湖秘密。”
　　“借我看看？”
　　“拿你哥的九级浪换。”
　　“......好吧，那朱拉再借我两天？”
　　“行，还有阿里泰，一起给你吧......”
　　
　　这有点像“打倒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的阿尔巴尼亚地下游击队，其实就是70年代上半叶我们同学之间互相交换苏联小说时的对话，在那个苦闷的灰色日子里，众多在地下流传的、破破烂烂的、常常是没头没尾的、连书名都看不清楚的文革前出版物成了我们追逐的目标、我们精神生活的来源，其中又以数量众多、丰富多彩的苏联小说最受青睐。
　　
　　中国出版了多少苏联读物？数量之多恐怕连目录专家都算不清楚。建国前就不说了，据我现在掌握的不完整资料，从建国到文革前17年间，特别是中苏热烈友好的五十年代，我国翻译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中，仅仅中长篇小说就至少在700种以上，上面对话中提到的《红湖的秘密》、《九级浪》、《朱拉》、《阿里泰到山里去》只是其中不太出名的几种而已。还有一些著名的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真正的人》、《海鸥》、《勇敢》、《波尼伍尔的心》、《棕榈上的霜》、《静静的顿河》……每一本都形同圣经，和书架上的领袖著作交相辉映。
　　
　　当年，那些在地下流传的、破破烂烂的、没头没尾的苏联小说好似伏尔加河上的点点灯火，穿过俄罗斯原野上的白桦林，向我们扑面而来，给了我们多大的精神满足啊，那是我们在暗夜中成长的灯塔，是我们想象的世界，是我们梦幻的未来。
　　
　　至于比我们年长的兄辈父辈，那些五十年代正好读书的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几代人，苏联文学对他们的影响有多深是我们无从想象的，我想那不只是他们的集体记忆而已，更是他们青春的向往、理想和信仰。
　　
　　一晃儿三十多年过去了，正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斗转星移间那个强大的、美丽的、曾经跟我们那么好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竟然在一夕间轰然倒塌，留下一地的灰烬无人瞻仰。而我们奔向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现在终于有机会向那片神奇的土地投出怜悯甚至鄙夷的目光。
　　
　　于是乎，那些曾经打动过我们的苏联文学小说随风远去，无人再提，即使说起也是被看成了垃圾，斯大林时代“粉饰现实”的有罪证物。很可玩味的是，当下一些曾经狂热迷恋苏联文学，在苏联文学熏陶下写出自己第一批优秀作品的文坛大师们，现如今翻脸不认帐，一二三四五数落起苏联文学来，头头是道，面不改色……于是乎，伏尔加河上的点点灯火变成了点点鬼火，映照着那具曾经高大强悍的僵尸，任人践踏。
　　
　　那些曾经温暖人心的苏联小说真的是垃圾吗？那些藏在记忆深处的苏联小说真的一钱不值吗？也许吧。不管怎么样，在人生的长河中，那些苏联小说曾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是我们抹不掉的印记。
　　
　　这三十年来，世界变化之快让人眼花缭乱，昨是今非，今是昨非，从展览馆的老莫到王府井的麦当竟是一步之遥，不知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是否也是五环六环车水马龙？不多说了，让我们回过头去，我这个苏联小说的最后一代读者，试着穿越历史的迷雾，一本一本地翻开那些泛黄的书卷，回首消失中的苏联小说，为那些年长的老一辈读者和那些年轻的只读过钢铁的后生们添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
　　
　　

1，柯切托夫：《你到底要什么》
　　
　　先抄一段书：
　　
　　列拉：“……你心目中净是曼捷耳施塔姆、茨韦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巴别利，可我有生以来碰也没碰过他们的书，就算碰到，这些书也没有打动过我的心。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我的世界观是受到跟他们截然不同的作家的作品影响而形成的。”
　　斯巴达：“你们受到你们的富曼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法捷耶夫这些人的影响，结果就被蒙住了眼睛！……喏，这就是你们看的书，喏！……《真正的人》、《莫斯科性格》、《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只有你们才喜欢这样的书！……”
　　
　　上面这段对话出自自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你到底要什么》第148页（上海人民1972版），对话的是小说里的两个人物，列拉是革命的持苏联观点的嫁给意大利留学生斯巴达的苏联姑娘，斯巴达是反革命的持反苏联观点的娶了苏联姑娘列拉的意大利留学生。我在1975年读过一次《你到底要什么》，前不久又读过一次，两次阅读的观感大相径庭完全不同，比如这段对话的妙处，在当年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
　　
　　在1975年，柯切托夫作为反面对象提到的这几个人物（1972版该处注释：都是苏联反动作家），对我来说是如此陌生，闻所未闻。我不会想到，写段话的柯切托夫更不会想到，要不了多少年，这几位被他当成文学垃圾废物一般嘲弄的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巴别尔是如此地名震四方，他们的作品被挖掘出来是多么的受欢迎，他们成为 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骄傲，而对话中作为正面形象提到的那几部作品却被遗忘的干干净净，他本人则在文学史上成了不起眼的小丑一般的人物。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就算是文学史也是这般无情，且充满了戏剧性。
　　
　　柯切托夫在中国的命运也同样具有戏剧性，在中苏两党两国从亲如兄弟的五十年代，反目交恶的六十年代，视若仇敌的七十年代，到解冻修好的八十年代，烟消云散的九十年代，在每个十年里都有长篇小说中译本出版的苏联作家，除伟大的高尔基外，仅柯切托夫一人耳！他的著名作品《茹尔宾一家》、《州委书记》、《叶尔绍夫兄弟》曾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而到了七十年代，作为反面教材半公开出版的《你到底要什么》和《落角》风靡了中国青年，尤其是描写苏联另类青年生活又带点西方色彩的《你到底要什么》更受到追捧，连我这半懂不懂的少年读者也看得不亦乐乎。
　　
　　《你到底要什么》的主要情节是几个西方文化人在苏联的活动，这几个人中有纳粹余孽，有白俄后代，有美国特务，他们在苏联接触各方面人士，大肆从事间谍颠覆活动，向神往西方的苏联青年推销灌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给未来和平演变的主力军下精神迷魂药，怂恿苏联青年丧失革命斗志、从事犯罪活动、乱搞男女作风问题，等等，再加上另一条情节线描写一位正统作家的遭遇，反映文化界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两个情节构成这部内容庞杂的作品。
　　
　　当年的中国的读者看惯了战争题材、建设题材、工农业生产题材等模式化的小说，哪见过《你到底要什么》这种描绘文化界众生相的软绵绵的作品，何况还有这么浓厚的西方色彩！尽管是柯切托夫想象中的资本主义世界，那也是当年的中国青年从未见识过，充满了不可言喻的魅力，因此《你到底要什么》一时风头无两，折服了尚处于精神困境中的中国青年读者群。前不久我再次重温了这部少年时看得五迷三道的小说，不禁哑然失笑：这也叫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也叫西方文化？这也叫腐蚀青少年？柯先生啊，您老活过来看一看吧……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柯切托夫给那个派遣间谍小组的西方机构命名为“新世界出版公司”，恰好跟当年那个著名的自由派杂志《新世界》同名，这不会是巧合吧？利用小说反革命固然是创举，利用小说反反革命自然也是一种手段，柯切托夫作为拥护斯大林主义的正统派杂志《十月》的主编，领衔率领十月派同以《新世界》为代表的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自由派分子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可歌可泣的斗争，斗争的激烈程度从这间谍小组的名字上可见一斑。我想柯切托夫在罗列那些反动作家的名字时，不知是否在念叨着他的死对头 ――新世界的主编、大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名字？
　　
　　总体说来，《你到底要什么》反映了柯切托夫在1968～1969年的心态：对苏联现状的不满，对接受那么一点西方文化的焦虑，对苏联未来的不安全感，以及对自己长期陷身于文化斗争的苦闷，等等，现在来看，这些显得多么的小儿科。小儿科归小儿科，七十年代读过这本书的人大概不会忘记当年那种难以描述的阅读快感。
　　
　　(《你到底要什么》，柯切托夫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10)

2，柯切托夫：《茹尔宾一家》、《青春常在》、《州委书记》、《落角》
　　
　　1952年，柯切托夫描写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茹尔宾一家》横空出世，这一年是斯大林时代的最后一个整年，这本书也是斯大林时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标志作品，完美的代表作。（提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的年轻一代恐怕很难理解这样拗口的名词。在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学发展史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概念。1934年，这个术语的定义经过斯大林批准后公布如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我以为，这个定义的翻译值得商榷，不简洁，不明晰，不精确，很让人迷糊。我琢磨了半天，没明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有什么要求，和批判现实主义如何区隔。）
　　
　　《茹尔宾一家》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短时间内至少有三部不同的译本陆续问世（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殿兴、桴鸣译本，泥土社的徐克刚译本，作家出版社的金人译本）。此外，著名文艺理论家靳以还写了一本小册子《向“茹尔宾一家”学习》，向中国读者如此介绍这本书：
　　
　　“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是一本描写工人阶级大家庭的小说，通过茹尔宾一家三代的生活和工作，描写了拉达河上造船厂的重建，反映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的面貌。……”
　　
　　为什么“茹尔宾一家”会立刻在中国引起反响，受到出版社、翻译家和读者的关注？我想大概是因为这部作品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无论是人物的塑造、情节的编排、结构的组织，还是细节的描绘，文字的提炼，都恰到好处，整体而言比同时期同类型的其他作品高出一筹，而思想性更是正确的了不得，完美的苏联社会，完美的工人阶级人物，完美的斯大林时代，在斯大林还活着的时候写出这样近乎完美的斯大林主义作品，柯切托夫可谓踌躇满志。
　　
　　我到了八十年代才有机会读到这本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小说，读过之后叹服作者高超的艺术创造力，几乎无懈可击，但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东西，大概是所有的一切太完美了，反而显得不真实，或许就是后来人们指责的粉饰现实主义吧。
　　
　　凭着这部《茹尔宾一家》，本来只是众多二流作家之一员的柯切托夫一步登天：斯大林奖金，作协理事，《文学报》主编――成了一线大作家，什么都有了，就是斯大林不在了。后斯大林时代风云变幻，反斯大林个人崇拜开始发酵，并在苏共二十大上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达到高潮。柯切托夫作为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这以后不仅义无反顾地投身文艺界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机智地用作品来表达他的愤怒和不满，这也导致他其后的几部长篇小说水准参差不齐：
　　
　　《青春常在》（1954），描写科研机构知识分子生活（八十年代出了中译本），与《茹尔宾一家》相比未见进步。
　　
　　《州委书记》（1961），是作者反对反官僚主义浪潮的应景之作，他笔下美化的苏共高级官员，其真实性很令人怀疑。这部作品很有趣的一个人物是被作者恶意丑化糟践坏了的颓废诗人普土什柯夫，居然毫不掩饰地影射当红的自由派诗人叶甫图申科，这种文学令人大开眼界。
　　
　　《落角》（1967），描写列宁格勒内战时期的故事。1973年出了中译本，和《你到底要什么》一起同样在文革后期风行一时。这本书有两个问题，第一，苏联内战时期的历史错综复杂，敌我矛盾，内部矛盾纠缠一起，加上后来血腥的权力斗争，导致这段历史真相难明。1912年才出生的柯切托夫怎么可能写好 1919年的故事？第二，柯切托夫浓厚的斯大林色彩，以及当时苏共官方历史观的限制，怎么可能写好斯大林的政治对手们？因此，这本书也就是翻翻罢了，不可当真。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柯切托夫作品都不堪一读，至少有一本我非常的欣赏，非常的喜欢，那就是曾引起巨大争议的《叶尔绍夫兄弟》（1958）。
　　
　　（《茹尔宾一家》，殿兴、桴鸣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1883
　　《茹尔宾一家》，徐克刚译，泥土社，1854
　　《茹尔宾一家人》，金人译，作家出版社，1956；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青春常在》，刘恩泓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州委书记》，孙广英等译，作家出版社，1962；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
　　《落角》，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3，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会阅读几千几万本书籍，但真正从内心喜欢的、被打动的、反复阅读多次爱不释手的、一辈子记牢的也就那么几本、十几本、几十本而已。在我的最爱排行榜上，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无疑是排在前列的。
　　
　　《叶尔绍夫兄弟》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凡是从六十、七十年代走过来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知名度和美誉度在柯切托夫作品中都可排名第一。其实这部作品是柯切托夫为对抗苏共二十大前后声势高涨的反斯大林势力而匆匆赶制出来的，像是用打成两半的镜子拼起来的万花筒，从哪个角度观察都是不完整的影像，看不清真面目。一方面是浓厚的政论色彩，另一方面是高超的艺术魅力。
　　
　　就思想面而言，作者的立场清晰而坚定，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手法正面描写苏联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描写苏联人民的美好生活，歌颂斯大林时代的伟大成就，揭露后斯大林时代国家和社会自由化泛滥的危害，这与当时苏联的主流意识完全背道而驰。
　　
　　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党和国家一方面深入揭批斯大林主义的遗毒，清算历史旧账。另一方面反对斯大林时代盛行的危害党和国家发展的官僚主义习气，谴责官僚主义压制了人民的创造力。在这种背景下，柯切托夫偏偏写了一个一身正气大义凛然的好干部与伪装成发明家的卑鄙阴险的野心分子激烈斗争的故事，其幽默和锋利让人忍俊不禁。
　　
　　抛开这些意识形态问题不谈，作品的其他方面着实打动了我这样的普通读者。
　　
　　首先，大量的抒情笔墨，弥漫整个作品的浓郁的诗意格调，用时下的话来说，就是登峰造极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小资情调，这种情调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要靠读者凭着悟性读透全书慢慢体会。
　　
　　其次，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写的太美好了，书里的人物就像网友说的，“精神上纯粹、高贵、做普普通通的工作，热爱生活、热爱读书”，这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由作者的如花妙笔渲染开来，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向往。
　　
　　第三，书里人物的感情生活同样令人向往，比如安德烈和卡芭，季米特里、斯捷潘兄弟和廖丽亚，季米特里和伊斯克拉，这种感情生活也是纯粹和高贵的，时下风行的“哇塞！我好爱你哦！”之类的伪言情完全不可比拟。
　　
　　第四，书中描写的文艺界生活色彩斑斓，让我等小市民读者神往不已。说来也怪，从《茹尔宾一家》开始，作者的每一部作品都涉及了文艺界，《茹尔宾一家》只是一个人物，《叶尔绍夫兄弟》将近一半的篇幅，到了《你到底要什么》就整个以文艺界为背景了。作者设计的文艺界人物包括诗人、作家、画家、导演、演员等等，按理说这些人的生活应该不是身居文艺界最核心位置的柯切托夫感兴趣的，之所以要写这些大概有其他的意图。其实，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几乎毫无作用，没必要看得这么重。
　　
　　总而言之，阅读《叶尔绍夫兄弟》是一种享受，不要说文革时代，就算在当今时代，这部作品的魅力也丝毫未减。这样一部充斥了原生态的斯大林主义、为斯大林时代辩护的类似匕首一样的作品，竟然得到中国广大读者长期的认可和喜爱，让人不能不感叹：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艺术认可度远远高于思想意识的认可度，其生命力的持久在于艺术而不在于思想。
　　
　　柯切托夫1912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31年毕业于农技学校，在校期间当过造船工人，毕业后到农村工作了七年，1938年调到报社做记者，开始发表一些中篇小说，成就一般。二战期间到前线当战地记者，战后从事长篇小说写作，进入辉煌的大作家生涯。从他的年纪和他的成长背景看，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的影响无法磨灭，因此他对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的巨大变化完全不能适应，这在他的作品里特别是在《叶尔绍夫兄弟》里显露无遗。
　　
　　柯切托夫所有重要的长篇小说都有中译本，包括长篇处女作《农艺师同志》（又名《在祖国的天空下》，中译本名为《春回大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和未完成的遗作《雷电击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柯切托夫于1973年去世，未及看到苏联的解体，这也许是一件幸事，如果一直活下来，不知还要受到多大的心灵折磨呢。
　　
　　（《叶尔绍夫兄弟》，龚桐、荣如德译，作家出版社，1961；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

4，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所诞生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下简称《钢铁》），苏联小说的代名词，至少是苏联小说在中国的代名词。
　　
　　《钢铁》在苏联或者在当今俄罗斯乌克兰的影响怎么样不大知晓，反正在中国这几十年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前些年还有一批中国钢粉不远万里开赴乌克兰，拍了中国版电视连续剧，这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册上也算是一个事件。喜欢这本书的也好，不喜欢的也好，反正大家都惦记着，没事的时候吵上几句：好书吗？坏书吗？有意思吗？有价值吗？是经典吗?如果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可以这样戏说：《钢铁》是中国人民的口水吐成的。
　　
　　关于《钢铁》的话题确实已经说滥了，从最初的1942译本到最近的漓江全译本，从小人书到电影电视剧，从教授到网民没完没了的争论，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生平和佚事，种种道听途说的传闻……一本书从诞生到现在热闹了70多年，就算再美也审得疲劳，再说什么都似乎没意义了……这里只好简单说说我早年关于《钢铁》的一些往事。
　　
　　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父母单位要解决职工住房问题，宿舍小区里开始大兴土木，东一块西一块的工地沟沟壑壑，到了晚上阴阴森森，成了孩子们天然的战场。有一次两个十几岁的大男孩把我们这些小男孩分成了两队，各带一队在工地打正规战，带我们的那个大男孩讲完了进攻战术，给我们按个头排好阵型，然后举起工地的木头条儿当马刀，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嗓子：“为了保尔柯察金！前进！”我们这帮小孩就呼啦一下冲了上去……我之所以记得这个场景，是因为后来一直犯疑：他怎么不呼喊“为了毛主席”、“为了新中国”，喊什么“保尔柯察金”啊？后来我识的字够多，开始看家里的小说，才明白 “保尔柯察金”是谁。这么多年过去，那个大男孩的名字早就不记得了，但那句“为了保尔柯察金，前进”却一直记在心头。
　　
　　我家藏有一本精装的梅益本《钢铁》，人民文学1953年6月第二次印刷，大概是我父亲年轻的时候赶时尚买的，经过我的哥哥们传到我手里的时候仍然品相良好。我看了第一遍就决定这本书属于我的一级保护文物，概不外借，绝不拿出示人。整个小学期间，我躲在家里看了一遍又一遍，还抄了不少警句，把“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背得滚瓜烂熟，作文的时候引用了无数次，一直到上中学考作文仍然用之不误，居然还能得高分。虽然很多年没考作文了，此时此刻，我还是能把这句名言默写得一字不差。
　　
　　前些年刘小枫先生写了一篇《记恋冬妮亚》，带起了一股神交冬妮亚的风潮。其实在当年，我并不怎么欣赏冬妮亚，因为我就读的是科研所子弟学校，周围类似东妮亚的高知出身文化女生多了去了，一点都不新鲜。那时候，我神交的是丽达，那个被保尔错过的美丽又有革命魅力的女性。相比“人最宝贵的……”，我内心更喜欢丽达对薛尔基说的那句话：“看那天空，它是碧蓝的，你的眼睛也跟天空一样碧蓝。这样不好。你的眼睛应该是灰色的，像钢铁一样的颜色。碧蓝的颜色，未免太温柔了。”钢铁一般的革命战士奥斯特洛夫斯基写出这么碧蓝又温柔的句子，这么碧蓝又温柔的男人和女人，这么碧蓝又温柔的场面，着实让我们这些中国钢铁少年心荡不已。
　　
　　有一次课间休息，我和我们班一位漂亮的女生聊起了《钢铁》，原来我们两家的藏书背景相当一致，她家也珍藏了一本《钢铁》，而且也是概不外借的。说起书里的人物，她说不喜欢保尔，她喜欢的是薛尔基，那个丽达爱上的蓝眼睛的薛尔基……往事如烟，仔细回想起来，原来我们灰暗的少年时代也还是有碧蓝和温柔的一页。
　　
　　如果说当年喜爱《钢铁》并深受影响的几代中国青年是被苏联文化洗过脑的话，现在这拨对《钢铁》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中国时尚青年，无疑是被西方文化彻底洗过脑的。大家都是洗了脑，彼此彼此算是扯平了。我在意的是再过70年，中国会不会有咱们的《钢铁》去洗洗人家的脑？会不会有俄罗斯乌克兰的的粉丝不远万里来中国拍咱们的《钢铁》电视剧？与其大捧或者大骂别人的《钢铁》，不如好好生活，好好学习，写出自己的经典《钢铁》才算厉害。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另一篇未完成的作品《暴风雨所诞生的》，影响远远不如《钢铁》，当年我读过《钢铁》后，最想看的就是《暴风雨》，后来终于通过地下圈子搞到了，但却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许是在众多描写苏联国内战争的小说中，这本并不出众，更重要的是他的《钢铁》太独特了，不可复制，《暴风雨》缺乏《钢铁》的抒情魅力，那种让人们至今争论不休的独特魅力。
　　
　　不管后人怎么评说奥斯特洛夫斯基，他能写出《钢铁》这样表面很政治化而实质上碧蓝又温柔的小说，绝对不可小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梅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
　　《暴风雨所诞生的》，方羽译，潮锋出版社，1953）

6，科斯莫捷绵斯卡亚：《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有几本描写苏联英雄人物的书籍风靡中国，除《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外，还有《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真正的人》、《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和《海鸥》，这些书打动了千千万万中国青年的心，人手一本传颂英雄的故事，异国的英雄鼓舞着积极向上、勤劳朴实、激情洋溢的中国青年们沿着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余生也晚，没赶上那个激荡的年代，当我懂事的时候，那些五十、六十年代的青年们被世风裹挟已英气不在，如今他们更是垂垂老矣，不知记忆深处还有没有卓娅和舒拉、密烈西叶夫、古丽雅、马特洛索夫和卡佳的影子？
　　　　
　　先说卓娅和舒拉。卓娅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传奇式的女英雄，生于1923年，1941年战争爆发时刚满18岁，正好中学毕业。在德军向莫斯科进攻的危急时刻，卓娅加入了苏军，编入隶属西方面军的的一支特别部队，在深入敌后执行破坏敌占区居民点任务时，不幸落入德军魔掌，于1941年11月29日被德军绞死，英勇牺牲。卓娅的弟弟舒拉生于1925年，苏军坦克兵中尉，1942年17岁时即入伍，1945年4月13日在解放哥尼斯堡的战斗中牺牲，年仅20 岁。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卓娅和舒拉的母亲留.科斯莫捷绵斯卡亚（新版译作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撰写的回忆录，记述了她的儿女短暂而英雄的一生，他们一家在战前的幸福生活，卓娅姐弟在战争中的英勇表现、牺牲经过，娓娓道来，感人至深。特别是卓娅，她的英雄事迹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致中国战后出生的孩子有很多取名为张卓娅、王卓娅、李卓娅……
　　　　
　　但在俄罗斯，卓娅的名誉却受到攻击，有些人试图质疑卓娅的英雄形象，借此抹黑斯大林，向斯大林已经惨不忍睹的踉跄的背影再揣上一脚。在剿杀斯大林的风潮里跟卓娅有关的是一道当年由最高统帅斯大林和苏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联合签署的命令，卓娅正是因为执行这个命令而牺牲的。
　　　　
　　我找到了这份1941年11月17日签署的0428 号命令，要点如下：“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1，破坏和烧光德军后方距前沿阵地纵深40～60公里、道路两侧20～30公里内的所有居民点。为了摧毁上述活动半径内的居民点，要迅速出动空军，广泛利用大炮和火箭炮，派出侦察小分队。滑雪兵和游击队破坏活动小组，他们都要携带燃烧瓶……2，每个团都要建立由 20～30人组成的担任爆炸和烧毁居民点的志愿小分队，对摧毁居民点时行动果敢的优秀勇敢分子要给予政府奖励……”卓娅所属的部队当天就接到了命令，三天后卓娅的小分队越过战线深入敌后，执行最高统帅赋予的使命。
　　　　
　　攻击卓娅的人说：卓娅烧的房子是村民的民房，根本没住德军。村民们对卓娅的行为很愤怒，把她抓了送给德军。卓娅没杀死一个德军。没烧过德军的辎重，凭什么当英雄？云云。还有人说：斯大林的命令太残忍，“祖国那些多灾多难的村庄里一片哀怨声”，云云。
　　　　
　　姑且不说质疑卓娅执行任务的经过根本经不起推敲，就说卓娅勇敢地参加战斗，在凶残的侵略者面前坚强不屈，英勇地献出了生命，这不叫英雄什么叫英雄？为了战胜敌人，把侵略者赶出去，无数人牺牲了生命，还在乎几个房子？我要说，这些攻击卓娅和斯大林的人，这些没经历过战火的无耻之徒，压根不懂得什么叫战争！什么叫打击侵略者！
　　　　
　　记得以前看苏联电影《莫斯科保卫战》，演到卓娅牺牲的场景时，响起一个浑厚的画外音：斯大林发布命令，为卓娅报仇，抓到杀害卓娅的德军第197步兵师官兵要全部枪毙，一个不留！（大意）这时候影院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那场景撼动人心……对中国人民来说，卓娅和他的弟弟舒拉就像是自己的家人那样熟悉，就像是自己国家的英雄那样受到尊崇。
　　　　
　　英雄是不死的。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么洵译，青年出版社，1952）

6，《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海鸥》
　　
　　在70年代早期的地下阅读活动中，《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海鸥》、《真正的人》这几本很容易得到，大概是五十年代出版的时候把这类苏联英雄读物作为教育中国青少年的另类课本，发行量特别可观，哪个同学家里都藏着几本，凑起来就全了。到我们读书的时候，那些富有同情心的菁英家长们根本不把这些应该禁的书当回事，没当成什么反动的低级的黄色的苏修读物收起来不给孩子看，大多爽快地开放给我们在地下流通，满足了我们的阅读饥渴。
　　
　　可惜的是，我们当年还小，看这些书也就是看个热闹，基本上领会不了他们的高尚情操和书里洋溢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色彩，大多是朴素的感动，喜欢那些可爱的人物，中意那些精致、干净、抒情的句子而已。几年后文革结束，我们也过了看这些书的年纪，一直到这两年重温这些经典读物，才感到心头别有一番滋味。
　　
　　伊林娜：《古丽雅的道路》
　　
　　我读《古丽雅的道路》时不像班里的女生那么入迷，觉得这本书太软绵绵了，都是些女孩子罗罗嗦嗦的事情，打仗场面比较而言也不刺激，太不过瘾了。至今印象最深的是书里的插图，十几张古丽雅各个时期的照片过目难忘，特别是一张古丽雅打网球的照片，模模糊糊的天空、白云、山、树，衬托着一个苏联少女靓丽潇洒的身影，那种让人心动的感觉无法形容。这些图片和书里前半部分战前生活的描写，让我们有了一个集体印象：30年代苏联儿童的生活丰富多彩，真是幸福啊！那样幸福的生活是我们这些习惯了晦暗郁闷的中国少年可望不可及的。
　　
　　茹尔巴：《普通一兵》
　　
　　当时我们一致认为这本《普通一兵》同《古丽雅的道路》一样，描述战前生活的前半部分极其精彩，少年萨沙成了我们的偶像，他的流浪，他的成长，他的阅读，他的友情和爱情，甚至他的战死疆场，都让我们神往不已。当年我们最爱读这本书的头两章，琪摩希加幻想到金刚山采宝石的神侃让我们心向往之：“……学者们就会承认我们是非常勇敢的探险家，会带着我们去参加远方的旅行了。那时我们就能到高加索，到巴西，到新加坡了。”看看人家苏联小孩，跟我们差不多大，人家梦想去探险，去远方旅行，还去巴西和新加坡！而我们对什么巴西新加坡全无概念，所谓探险不过是在建筑工地打打游击，所谓去远方旅行不过是去铁路边遥望远去的火车罢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少年，差别怎么如此之大呢？
　　
　　比留柯夫：《海鸥》
　　
　　小时候，邻居阿姨家里有一本厚厚的《海鸥》，素雅的封面，动人的故事，优美的文字，让我眼馋得不得了，因为近水楼台，每年都要借来读一遍，恨不得据为己有。邻居阿姨说，这本以苏联著名女英雄丽莎.蔡金娜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海鸥》非常有名，她年轻时候喜欢得了不得，喜欢书里的卡佳也是喜欢得了不得。五十年代她要生孩子的时候早早决定，如果是女孩一定叫卡佳，可惜生了个男孩，让她好生失落（那个和卡佳名字擦身而过的男孩如今成长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写到这里，我一时兴起上网搜了一下，还真发现了张卡佳、王卡佳、李卡佳……或许这些卡佳起名的创意来自那只苏联“海鸥”――卡佳. 伏尔庚娜？）就在不久前，我在旧书摊发现了这本《海鸥》，跟当年邻居阿姨那本一模一样，当即拿下，就像找回了失踪多年的旧物，欣喜不已。
　　
　　《普通一兵》里，萨沙. 马特洛索夫曾在学校里和同伴们谈起丽莎.蔡金娜和卓娅. 科斯莫捷绵斯卡亚的英雄事迹，景仰万分。没过多久，马特洛索夫也成了苏军的普通一兵，为抗击法西斯侵略者英勇奋战，壮烈牺牲。萨沙也和丽莎、卓娅以及古丽雅一样，名垂青史。不管世态如何变迁，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今天的和平生活正是当年无数个风华正茂的卓娅、舒拉、丽莎、萨沙、古丽雅们用年轻的生命换来的。
　　
　　因此，《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和《海鸥》没有过时，也永远不应该过时。
　　
　　（《古丽雅的道路》，任溶溶译，时代出版社，1953
　　《普通一兵》，金人译，时代出版社，1952
　　《海鸥》，斯庸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

7，波列伏依：《真正的人》
　　
　　在当下的中国，如果随便问一个年轻人：波列伏依是谁？大概多半会惘然不知一头雾水。在五十年代，波列伏依可是个响当当的名字，名气之大几与钢铁奥斯特洛夫斯基齐名，他的海量作品却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无法比的。波列伏依的作品叫好又叫座，在文艺圈内口碑很好，销量也非常可观，如果放到今日，大概称得上是钱钟书加于丹的合成品牌。
　　
　　当然，在中国青年的心目中，波列伏伊就是那本极其著名的《真正的人》。
　　
　　阿利克赛. 密烈西叶夫，卫国战争时期苏联空军战斗英雄，空战负重伤后在荒山野岭森林沼泽爬行了18个昼夜，终于生还。他被截去双脚后没有气馁，反而自强不息，经过艰苦的训练竟然重上蓝天，加入到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并立下战功。《真正的人》用生动细致的文笔再写了英雄密烈西叶夫这一奇迹般的历程，深深地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五十年代的中国青年特别是部队官兵中，密烈西叶夫是年轻的一代学习的榜样，同志们决心要向密烈西叶夫那样，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行列中，做一个“真正的人”。
　　
　　对我而言，当年迷恋这本书，除了故事吸引人之外，更喜欢波列伏依抒情优雅的文字，比如开头那句：“星星还在放出锐利而寒冷的光辉，但是东方已经开始发白了。树木逐渐从黑暗中现出来，忽然有一阵强劲的寒风掠过梳头，森林立刻苏醒，清脆响亮地喧哗起来……”，一部歌颂斯大林式英雄的充满宣传说教味道的作品，竟然有如此优美的段落，跟我们当年两报一刊的刻板生硬完全不同。整个《真正的人》第一章，就是这样一篇美文，风景、环境、动作、声音、心理活动融为一体，优美的句子营造出优美的意境，读得我如痴如醉。这以后，又陆续读到更出色的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阿斯塔菲耶夫等大师的文字，大为感叹：波列伏依的文字仅仅是俄罗斯文学海洋中的一滴水，都可以如此赏心悦目晶莹剔透！
　　
　　波列伏依生于1908年，1926年从工业技术学校毕业后到母亲任厂医的纺织厂做技师，业余勤奋写作，1927年19岁时推出第一部特写集《带虱子的回忆录》，深得高尔基的好评。1928年波列伏依调到报社任专业记者，开始了他辉煌的记者和作家生涯。卫国战争爆发后，波列伏依作为《真理报》战地记者奔赴前线，同时兼任部队政治工作，经历了几乎所有重大战役的洗礼，军衔从少校升到了上校。四年的战地生涯使他积累了数不清的素材，战时及战后写了大量关于卫国战争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苏联军民鏖战德国侵略者的艰辛历程。
　　
　　波列伏依是个全能作家，创作力大的吓人，通讯、报道、特写、散文、游记、回忆录、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样样了得。五十年代作为当红的苏联作家，他的作品有一本翻译一本，甚至重复翻译两本、三本，中译本的版本乱七八糟，根本无从清理。这里仅简单回顾一下他的主要作品：战前发表的描写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人生活的中篇小说《沸腾的车间》（莫野、谢祖钧译，作家出版社，1961），卫国战争题材的短篇小说集《我们是苏维埃人》（胡文淑等译，文光书店，1953），描写战后和平重建生活的短篇小说集《斯大林时代的人》（金人等译，作家出版社，1953），描写复员军人回到工厂参加建设的中篇小说《归来》(冯培译，工人出版社，1950)，描写战时后方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后方》（孙广英译，作家出版社，1961），描写战时金融战线职工勇敢斗争的长篇小说《穆霞姑娘》（又名《黄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整理自战地笔记的长篇散文《随军采访四年》（《粉碎台风计划》、《大进军》、《距柏林896公里》、《纽伦堡审讯》，徐耀魁译，新华出版社， 1983～1984），散文集《永志不忘：我的记者生涯》（徐耀魁译，新华出版社，1981），《三十年以后》（王庚虎译，新华出版社，1983），《名流侧影》（苏铁钢、汤民仁译，新华出版社，1988）……数不胜数，其他作品就不一一列举了。在这些作品里，我最喜欢的是散文集《名流侧影》，波列伏依用老辣的文字描写了他这一生接触到的众多著名人士，从高尔基到格瓦拉，个个栩栩如生，读来耳目一新。
　　
　　简单的说，波列伏依跟柯切托夫一样，是个典型的属于斯大林时代的带有斯大林烙印的作家，因此不能用当下的标准来评判他。他是个勤奋又有天分的人，文字朴实无华，优美生动，然思想深度不够；英雄太多，平民太少；歌德过多，缺德没有；墨守传统，创新不足，这些都是遗憾。波列伏依于1981年去世，后斯大林时代长期担任《青春》杂志主编，为人比较通达，笔耕不缀，简简单单地过完了余生，不像柯切托夫执着于无谓的斗争，自寻了很多烦恼。
　　
　　显然，波列伏依是个被遗忘的作家，《真正的人》也不大有人提起，在俄罗斯倒是有人记得密烈西叶夫，不过是嘲笑的口吻：“他到处讲那回事，还是那几句嗑儿，人们都背下来了――爬呀，爬；爬呀，爬……再爬，爬不动了……接下去，不用他说，人们就替他接上下句话了――伸手摘下野玫瑰的果实，野玫瑰是带刺的，带刺儿的野玫瑰刺破了手指，那鲜红的血滴在洁白的雪上……”，从五十年代过来的那些崇拜“真正的人”的老青年，听了这种戏谑恐怕要气得吐血。
　　
　　五十年代的青少年人人知道并且崇拜密烈西叶夫，人人要做“真正的人”。如今呢，比尔盖茨倒是人人知道人人崇拜，谁知道密烈西叶夫？谁尊敬密烈西叶夫？商业时代就不需做“真正的人”了吗？如果明天发生了战争，我们的精神会不会疲软？我们爬得动吗？
　　
　　（《真正的人》，磊然译，时代出版社，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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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卡连柯：《教育诗》、《塔上旗》
　　
　　从前，我是个懂事听话的好孩子好学生，循规蹈矩，从没做过出格的事，但在老老实实的外表下却时常有不安分的活思想：厌恶死气沉沉没滋没味的学校生活，渴望过自由自在热闹刺激的日子，甚至羡慕那些神采飞扬的街头小流氓，很想离家出走做个流浪儿童。那个时候最想读跟我这些阴暗想法一致的书籍，比如后来风行的《麦田守望者》那样的逃学小说，但这类书很少很少。
　　
　　80年代末的一天，我突然觉得人生很苍凉，于是扔下看了十年的八十年代闲书和西方现代文学，回过头去搜寻小时候错过的文革前老书，这样发现了五十年代出版的七卷本《马卡连柯全集》和《教育诗》、《塔上旗》的单行本，只翻了几页即“仰天长叹”：在我那个灰暗苦涩愤怒叛逆的少年时代，竟然错过了《教育诗》、《塔上旗》这样的好书！如果当年读到这么精彩好看又合口味的书，该是多大的快事！
　　
　　当然，就算当年读到了，也就是跟阅读其他地下书籍一样读个热闹，理解不了作品的精髓，理解不了作者马卡连柯的伟大思想。我以为，苏联时期固然出了很多名人，但论起对人类文明作出过卓越贡献的伟人，也就那么两三人，马卡连柯就是其中之一。
　　
　　在苏联历史上，马卡连柯是个奇特的人，奇特的现象。他是一个教师，教育工作者，他以教育管理家、教育思想家、教育活动家等等炫目的头衔著称于世，同时，又以他撰写的《教育诗》、《塔上旗》、《荣誉》、《1930年进行曲》、《费捷电钻第一型》等教育小说在文学界占据了一个显赫的位置。关于他的生平和思想，《简明大英百科全书》概括得比较简洁精确，这里就偷个懒抄录一下：
　　
　　“马卡连科（1888～1939），苏联教师，社会工作者、教育理论家，191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波尔塔瓦师范学院，20世纪20年代组织高尔基工学团，收容并教养革命所造成的无家可归、成群结帮在农村游荡并为非作歹的儿童，此项工作颇有成效。1931年任收容青年罪犯的刑事机构捷尔任斯基公社社长。著有教育书籍多种。《生活之路――教育叙事诗》（1933～1935）记载他在高尔基工学团的工作，《父母必读》（1939）一书认为家庭是教养儿童的最适当场所，但必须避免资产阶级式的专断与剥削，而努力为大于家庭的社会主义社会服务。马卡连科不赞成通过训诫和口号进行教育，认为训斥和说教最无效果。他把劳动当成发展心智和道德的基本手段，所有儿童都应负担劳动任务，并明确其责任，从而让他们了解个人权益的限界。因此，他的社会主义教育的首要原则是：‘尽可能少提要求，尽可能多予尊重’。”
　　
　　这个词条有一处值得商榷。“收容并教养革命所造成的无家可归、成群结帮在农村游荡并为非作歹的儿童”――事实上，造成二十年代初苏联数百万流浪儿童到处流窜的原因很复杂，四年之久的一次大战，十月革命后外国的武装干涉，空前惨烈的国内战争，等等，单单归咎于革命显然是不公平的。苏维埃政权为解决流浪儿童问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因此出现了马卡连柯这样杰出的人物。
　　
　　马卡连柯的《教育诗》（以马卡连柯在高尔基工学团的工作为背景）、《塔上旗》（以马卡连柯在捷尔任斯基公社的工作为背景）等作品用小说的形式记录了马卡连柯改造流浪儿童和犯罪少年的教育实践和探索，写得轻松、活泼、幽默、明快，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完整地表达了他的教育理念和思想。作为小说而言，与同时代其他大师的作品相比丝毫不逊色，无论在教育领域还是文学领域，马卡连柯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划时代的人物。
　　
　　读马卡连柯的小说，我们不仅欣赏到优美的故事，更能一点一点体会到马卡连柯优美的思想：集体，纪律，劳动，活跃的人，前进的志向，生活的美感……在五十年代，马卡连柯是中国教师的偶像，有志青年因为读了《教育诗》而志愿献身崇高的教育事业，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在工作中体会到了马卡连柯式的教育快感，数不清的教师因此写了一辈子的教育诗篇。在当今的教育界中，还有多少人记得马卡连柯？有多少人读过他的书呢？
　　
　　（《教育诗》，许磊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959
　　《塔上旗》，陆庚译，正风出版社，1952
　　《马卡连柯全集》（七卷本），许磊然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1959）
9，革拉特珂夫：《水泥》
　　
　　据说学术界把我国现代文学的一等大腕，从一到六简称为鲁郭茅巴老曹，其实十月革命后到战前的苏联文学界大佬也可以这么排列一下：高绥富革托马――高尔基总舵端坐首席，座后四大小说家护法依次排开，座前一个错行诗人活蹦乱跳......在我国知名度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革拉特珂夫就是四大小说家之一，代表作《水泥》，又译作《士敏土》。（该书通行两个译本，即叶冬心译《水泥》和董秋斯译《士敏土》，为行文方便，以下涉及人名以叶译《水泥》为准）
　　
　　先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的处境异常艰辛，先是不得已与德国单独媾和，签订了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接着就是白匪叛乱和外国的武装干涉，打了三年多血腥的国内战争，好容易取得胜利开始战后重建，列宁同志不幸逝世，党内陷入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一直到1929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为止。在二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年轻的苏维埃行进在保卫政权、争夺政权、巩固政权的道路上，党和领袖们自顾不暇，无暇顾及文艺界的是非，苏联文艺界在这一时期多少还有一点自由创作的气息，出现了相当数量继承了俄罗斯黄金和白银时代光荣传统的杰作，革拉特珂夫的《水泥》（1925）就是代表二十年代苏联文学成就的杰作之一。
　　
　　《水泥》以战后重建的新经济政策时期为背景，讲述从军队复原的格列勃回到水泥厂，领导和团结工人同志们重建工厂恢复生产，与官 僚主义者腐败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进行斗争的故事，小说以同等篇幅描写了格列勃的格列勃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每个侧面都有后来的苏联小说无法复制之处。
　　
　　在公共生活方面，哥拉特珂夫写了格列勃与党的主要领导干部、生活腐化堕落分子巴津的尖锐冲突与斗争，有意味的是，巴津这个形象成为绝响，在以后直至 1956年的苏联文学中绝少见到了。在私人生活方面，作者写了格列勃与妻子达莎的冲突，穿插巴津和达莎的暧昧关系以及巴津和其他女人的关系，以隐晦和略带自然主义的笔调反映了革命初期特殊背景下革命者和干部的性观念，同样有意味的是，这方面的描写也是三十年代以后的苏联小说中不大看得到的。
　　
　　革拉特珂夫生于1883年，1958年去世，一生勤奋写作，革命前就写作了数量可观的作品，不过我国翻译界大概帮他“悔其少作”，早期的作品不见中译本，写于斯大林时期的长篇小说《动力》也没见过中译本。其他作品的中译本大概有以下这些：战前的中篇小说《桦树林子》（岳麟译，新文艺出版社， 1958），卫国战争时期的中篇小说《母亲》（项星耀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宣誓》（岳麟译，新文艺出版社），战后创作的回忆录三部曲《童年的故事》（叶冬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自由人》（叶冬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荒乱年代》（叶冬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鲁迅先生曾经赞誉《水泥》是“新俄文学永久的碑碣”，诚然如此，革拉特珂夫用了两年半的时间精心经营这部作品，写得紧凑、简洁，而又层层叠叠、高潮迭起，基本上可以看到苏维埃初期社会现实和人的风貌，称之为从批判现实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朽经典并不为过。一个作家能写出一本几十年后还有人想起，而且不受非议的作品是很困难的，《水泥》就是这样一部好书。
　　
　　关于《水泥》中译本的版本和插图，我初步考证了一下。这部书最早的译本是董绍明（即董秋斯）、蔡咏裳合译的《士敏土》（启智书局，1929，一说1930）。差不多同时，鲁迅收集了德国人梅斐尔德为该书创作的十幅木刻插图，自费出版了《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三闲书屋，1930）。1931年，新生命书局再版董、蔡译本，收入了梅斐尔德十幅木刻插图和鲁迅为《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撰写的序言。这个早期董、蔡合译本我没见过，无从比较和四十年代志凯堂出版的董秋斯译本有什么关联。志凯堂的董秋斯译本收入戈庚的《代序》、鲁迅的《<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序言》、《作者自传》以及《我怎样写作士敏土》，加上梅斐尔德木刻，成为以后通行的版本。解放后，新文艺出版社以志凯堂版为母版出了若干版，其插图有一个差别值得注意，第9版之前只有梅斐尔德的木刻，第10或11 版用索洛明的插图换掉了梅斐尔德木刻，第11或12版之后再度加上梅斐尔德木刻，成就了梅斐尔德木刻和索洛明插图并存的最好版本。
　　
　　梅斐尔德的十幅木刻依次为书名、荒凉的工厂、机器、伙伴、小组、索道、第一车、旗子、前进和波浪，自成一系，精彩之处难以言说，有兴趣者不妨去图书馆翻翻志凯堂版本的《士敏土》、鲁迅的《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或1958年的叶冬心译本（这十幅木刻的标题为鲁迅手书）。旧书收藏爱好者以后碰到董秋斯版《士敏土》时，一定要注意鉴别是不是包括了梅斐尔德和索洛明两个系列的插图。另外，如果碰到了1929年或1930年的董、蔡合译本，也是可以考虑拿下的。
　　
　　现今流行的叶冬心译本所依据的底本是1952年修改本，《水泥》问世后，革拉特珂夫修改过多次，1930版和1944版都大幅修改过，因此叶译本感觉上不如董译本原汁原味，生动活泼。当然，最好的版本应该1929年最早的董、蔡合译本，那一版依据的是1925年发表的原版，当是更加原汁原味。至于志凯堂董秋斯版是原汁原味的1925原始版？还是1930、1944修改版？书上没有注明，尚待考证。初步印象，董译本应该是保留了原始版的面貌。
　　
　　（《水泥》，叶冬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8，1979
　　《士敏土》，董秋斯译，新文艺出版社，1952）

10，卡达耶夫：《时间呀，前进！》、《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团的儿子》、《雾海孤帆》
　　
　　卡达耶夫是苏联很少见的有独特文学品味的老作家，此老生于1897年，1986年逝世，创作生涯长达70余年。在苏联时期作家群体中，他资历极老、辈分极大、作品极多、风格极杂，文学史有他一笔，却只在边边角角露个脸儿，显赫度既不及上面的大佬，也不及下面的新秀，显得比较尴尬。
　　
　　从民国时代到八十年代，卡达耶夫译成中文的作品很多，其中至少有四部主要作品曾引起中国读者的关注并大受欢迎：
　　
　　1，《时间呀，前进！》。这是一部特殊背景下的作品。1929年，苏联正式完全进入了斯大林时代，苏联在这一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向工业化进军。为了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苏共大力提倡开展群众性社会主义竞赛，全国建设者响应号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竞赛活动，而表现这一活动最突出的文学作品就是这部长篇小说《时间呀，前进！》。该书书名来自马雅可夫斯基的一句诗，形象地表现出社会主义竞赛活动的意涵。故事以一个建筑工地为背景，描写了混凝土工作队如何在24小时之内创造了世界纪录的经过，时间跨度就是24小时，全方位地细致地描写了这24小时之内发生的事件、冲突，各式各样的人物、场面和景致，节奏明快，信息量大，整个作品的形式在当年来讲相当现代化，把苏联工人阶级的斯大林式的建设激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成为苏联30年代建设小说的代表作，卡达耶夫也因此转运进入大作家的行列。
　　
　　2，《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1937年的作品，中译本出自曹靖华。该书讲述了国内战争时期发生于乌克兰的一个爱情故事，多方面地描绘了那个时期血淋淋的现实，各个阶级特别是地主阶级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整个故事富有传奇色彩，值得一读。
　　
　　3。《团的儿子》。卫国战争时期作品，中译本出自茅盾。战争爆发后，卡达耶夫加入了苏军情报部门，并作为战地记者多次上前线采访，发表了多部中短篇小说。《团的儿子》写一个少年如何在战火中成长的故事，是战争时期作品中名气最大影响也最大的一部。
　　
　　4，《雾海孤帆》、《草原上的田庄》。从1936年到1961年，卡达耶夫以家乡敖德萨为背景，精心创作了四部长篇小说，构成一个系列四部曲，名为“黑海波涛”。第一部《雾海孤帆》写于1936年，在中国读者特别是五六十年代的少年读者中影响极大。这本书写的是1905年革命期间，两个敖德萨少年彼嘉、卡甫立克和革命水手朱可夫之间的故事，整个小说堪称极品，读来令人心醉。《草原上的田庄》写于1956年，依然以彼嘉、卡甫立克为线索，写了1910年前后发生的革命故事，风格与《雾海孤帆》差不多。这个系列的另外两部，《冬天的风》写于1961年，以国内战争为背景；《为了苏维埃政权》写于1949年，以卫国战争为背景。这两部只闻其声，不见其影，从没见过中译本问世，也不知何时能有中译本，在此切望《黑海波涛》四部曲的中译本能够完壁，不要成为两个世纪的遗憾。
　　
　　卡达耶夫是敖德萨人，他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敖德萨色彩。敖德萨是一个具有光荣文化传统的迷人的城市，在革命前这里是沙皇俄国与欧洲的文化中转站。上世纪初叶，这里云集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卡达耶夫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位就是近年被挖掘出来广受欢迎的《骑兵军》作者巴别尔。今年年初，我读了新出的巴别尔《敖德萨故事》，里面有很多当年敖德萨的风景图片，建筑、街道、广场、雕像、树木、花园、海滨、灯塔、港口，浑然一体，美不胜收。巴别尔、卡达耶夫就是在这里度过了青春年华，走上了文学之路，但他们的结局却是如此不同。
　　
　　到了六七十年代，跟卡达耶夫同辈的作家或是辞世，或是归隐，只有他文如泉涌，老当益壮，不可思议地在文坛跟孙子辈的后生青年一较长短。他的晚年作品一部接一部，有散文，有小说，有长篇回忆录（其真实性被人质疑），还提出自己命名的文学主张，卷起一阵阵波澜，让人刮目相看。遗憾的是，他的晚期作品还没看到过中译本。
　　
　　从卡达耶夫一生的创作来看，我们能看到的精华作品――《时间呀，前进！》、《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团的儿子》、《雾海孤帆》，都是在斯大林时代（1929～1953）完成的。本贴将要涉及的作品大多是斯大林时代的，无可否认的是，斯大林时代的文学都或多或少带有斯大林的颜色，当年没人敢违抗斯大林的旨意，有这胆量的别说发表作品，能从集中营捡回一条命就算不错了。那个时代的作家们在政治上写主旋律，在艺术上则精益求精，精雕细刻，还是有可观之处，不能以现在流行的价值观来苛求那个时代可怜的作家。
　　
　　关于卡达耶夫，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20年代，卡达耶夫构思了一个绝妙的故事，但是没功夫写，于是外包给他的弟弟彼德罗夫（卫国战争时在前线牺牲）以及合作者，说好写完草稿后由他改定，然后三人共同署名。等到草稿交来，卡达耶夫傻了：比他想象的要好得多，人物更多，情节更丰满，无须再改。于是，卡达耶夫决定大义让文，索性退出署名，换来题献和少许酬谢，了此公案。这部让出去的书就是著名的《12把椅子》，当下书店里到处有售。
　　
　　卡达耶夫虽说和《12把椅子》失之交臂，不过还好，他有《雾海孤帆》，《雾海孤帆》之杰出足以与《12把椅子》媲美。许多年之后，面对敖德萨的灯火，很多人将会回想起，如痴如醉阅读卡达耶夫《雾海孤帆》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时间呀，前进！》，林淡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曹靖华译，三联书店，1950
　　《团的儿子》，斯庸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雾海孤帆》，朱明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白色孤帆》，方予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草原上的村庄》,方予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草原农庄》，方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11，列昂诺夫：《索溪》、《俄罗斯森林》
　　
　　在俄罗斯，列昂诺夫可能是个大姓，类似于咱们的张王李赵。从苏联时期到俄罗斯时期，文坛上有好几位列昂诺夫，比如前些年走红的惊险小说作者尼.列昂诺夫。这里要说的是列昂诺夫是苏联时期的大作家列昂尼德.马克西莫维奇.列昂诺夫，一个了不起的文学大师。
　　
　　列昂诺夫生于1899年，1994年逝世，享年95岁。他迎接了苏联的诞生，目睹了苏联的死亡，在苏联时期度过辉煌的创作生涯，他写小说，写戏剧，成就惊人，其声名之盛几与苏联文学唯一的伟人萧洛霍夫并称。但在中国，却完全不能和萧洛霍夫相提并论，仅仅在外国文学教材上受到一般的注视，而翻译界则不知何故冷落他。如此一来，一般读者很难关注到这位名声如此显赫口碑如此之好的大作家。到目前为止，我只看见过列昂诺夫两本长篇小说中译本，即《索溪》和《俄罗斯森林》。
　　
　　《索溪》，发表于1930年，受到高尔基的注意和好评，被高老誉为“真正的创作”，“一部用耐人寻味的、有力的、明朗的俄罗斯语言写成的优秀作品。”能得到高尔基如此评价，自然不是泛泛之作。这部作品也是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背景，描写索溪河畔一座造纸工厂的建设过程，优秀的党干部如何率领广大工人、知识分子群众艰苦创业，征服了大自然，并与以修道院为掩护的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终于取得建设的胜利，使索溪河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新人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部作品粗看起来像是一部图解生活奉命宣传的劣作，其实不然，列昂诺夫作品向来以哲理性见长，善于观察社会背后的色彩，描绘复杂的人性，艺术手段高超，这些特质在《索溪》中都有显现，所以高老对此作青眼有加，高老甚至如此颂扬当时年仅31岁的列昂诺夫：“那真正是明朗的语言，列昂诺夫的文字是光彩夺目的。他懂得现实，仿佛是他本人创造出现实似的。他，列昂诺夫，是很有才能的，向来是有才能的，而且这才能是用来从事巨大的事业的。他很了解，必须熟悉现实，仿佛现实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一样。”列昂诺夫此后的创作证明，年轻的他完全当得起高老的肯定和期望。
　　
　　《俄罗斯森林》，发表于1953年。这一年斯大林去世，列昂诺夫54岁，正是一个作家的黄金年华。《俄罗斯森林》得到了文学界的高度评价，而且历久而弥新，在苏联文学史册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小说的历史跨度长达半个世纪，通过描写一个热爱国家、热爱森林的林业科学家一生曲折的事业以及与学术骗子敌人的斗争，反映了从沙皇俄国到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变迁，歌颂了俄罗斯的大自然，歌颂了俄罗斯人民的高贵品格，歌颂了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就像俄罗斯森林那样广袤幽深，不可战胜。由于我到80年代后期才看到该书完整的中译本，那时已经受到西方现代文学多年的熏陶，因此感觉《俄罗斯森林》的文字、立意和技巧与文学史的记载有一定距离，我想多半是因为是翻译问题，无法完整透彻地把列昂诺夫作品的全部魅力表达出来的缘故。
　　
　　在列昂诺夫的作品目录中，同样被评论家盛赞的早期长篇小说《獾》和《贼》一直没有中译本，这让我想起我国俄语翻译界有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好像在刻意回避20年代的苏联文学作品，翻译20年代作品的数量与30年代不成比例。如前文所说，20年代的苏联文学自有独特的气息，前斯大林时代与斯大林时代的作品是截然不同的，即使是后斯大林时代的作品也无法相比。可惜，我们能看到的20年代作品很少，好些还是民国时代翻译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列昂诺夫在苏联文学界是个特殊的人物，他位高名重，却独来独往，不与文学界的任何帮派发生关系。他的作品受到很高的赞誉，却总有不被人理解的地方。他的小说让人联想到陀斯妥耶夫斯基，极具哲理意味，厚重而又深邃。
　　
　　中国读者很不了解这位苏联文学的巨人，没有办法，除了《索溪》、《俄罗斯森林》、若干剧本和散章外，列昂诺夫的其他重要作品――《獾》、《贼》、《斯库塔列夫斯基》、《通向海洋之路》、《叶甫盖尼娅.伊凡诺夫娜》以及生前最后发表的作品《金字塔》都没见到中译本，这与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很不相称。
　　
　　（《索溪》，董秋斯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
　　《俄罗斯森林》，姜长斌译，黑龙江出版社，1984）
12，卡维林：《船长与大尉》、《一本打开的书》
　　
　　我无法用语言来准确形容我对《船长与大尉》的热爱：迷人的书，神奇的书，扣人心弦的书，激动人心的书……有人说《船长与大尉》接近通俗文学，不能算是经典。请问什么是经典？一本书经过漫长的岁月，一直有人阅读，反复地阅读，一直念念不忘，一直铭记心头，看见有人谈论就像遇到知音一样兴奋……这样的书，就是经典。一本书是不是经典不是所谓评论家信口说说所能界定的，而是由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用时间和心灵来界定的。《船长与大尉》绝对是普通读者心目中的超级经典。
　　
　　70年代中期，我借到了一本限时归还的破破烂烂没头没尾的书，在书脊上模模糊糊地辨认出－－“船长与大尉上”。我匆匆地看完，匆匆地还掉，不知故事的开始，更不知故事的结局，好几天心里不好受。书里诗一般的语言，梦一般的少年恋情，萨尼亚和卡佳的未来，船长失踪的秘密，从此萦绕在心里放不下，一直到80年代初得到再版的《船长与大尉》才算了结。在我当年匆匆读这本“破”书的时候，并不了解这本书曾经塑造了六十年代中国读书青年的灵魂。
　　
　　关于《船长与大尉》的故事情节，我想经过几次再版已经深入人心，这里就不再多说了。这本书为什么会如此受到中国读者发至内心的喜爱，我以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作者没有刻意地伪善地宣传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通过塔塔林诺夫船长去北极探险和萨尼亚抗击侵略者、寻找船长失踪秘密这样动人的故事来打动人心，通过故事揭示书中人物的高贵品格，自然而然地宣扬了俄罗斯民族开疆拓土坚韧不拔的精神，这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苏联小说一向给人的夸张矫 饰的刻板印象。
　　
　　2，有人说，浪漫和冒险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也是吸引读者的不二法门。《船长与大尉》巧妙地把浪漫元素和冒险元素揉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迎合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萨尼亚的成长经历、种种奇遇，他和卡佳的爱情，他的朋友与敌人，冒险寻找船长下落的过程，加上战火、围困、分离、重逢，曲折惊险而又合乎逻辑，悬念丛生而又自然贴切，把浪漫的爱情故事融进紧张刺激的冒险情节中，让读者心有戚戚，欲罢不能。
　　
　　3，《船长与大尉》书写了理想状态的爱情，满足了读者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中国青年读者对爱情的集体想象，满足了他们潜意识里对纯洁的坚贞的浪漫的温馨的爱情之极度渴望。卡佳在战火中的列宁格勒呼唤爱人的那段话不知铭刻在多少人的记忆深处：“愿我的爱情拯救你！愿我的希望保佑你！让爱情和希望飞到你的身旁，看看你的眼睛，把生命呼入你那僵硬的嘴唇里！把脸紧贴在你腿上沾满了血污的绷带上。告诉你：这是我，是你的卡佳！无论你是在天涯，还是在海角，我都要来到你身旁。不论你发生了什么意外，我都要和你相守在一起。谁要是帮助了你支持过你，给你水喝，喂你饭吃，那她也就是我――是你的卡佳。如果死神降临到你的头上，你再没有力量来和死神搏斗，这时在你的心中哪怕只有最后的一滴点儿最微小的力量――那也就是我，我一定要把你救活。” 这样真挚刻骨的爱情，恐怕已很难为现今我国的“情下中农”们所理解了,不过在当年……不提也罢。
　　
　　4，《船长与大尉》宣传了积极、健康、向上的价值观，类似“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类的警句比比皆是，很能达到别致的励志作用。这种通过艺术手段深入人心的激励比今天一个典 型明天一个模 范的口号式激励更有效果，也更持续，甚至贯穿一个人一生的奋斗探求道路。
　　
　　5，前文我曾说《叶尔绍夫兄弟》有一种“社 会主义小资情调”，《船长与大尉》正好相反，跟社会主义似乎没什么关系，而是通篇洋溢着旧沙皇俄国式的小资情调，粘贴在社会主义苏联的背景里，既格格不入，又丝丝入扣，形成一种奇妙的效果，令人印象深刻。整部书的语言优美流畅，很容易联想起想起久违的白银时代作品的优雅气息，但又没有白银时代小说的阴暗感，而是充斥明朗、乐观和进取的色彩，还有庄严的美感。
　　
　　总之，这是一本奇特的书，跟其他苏联小说并不相类，能得到读者如此的认可，一定有其独到之处。
　　
　　就我个人而言，喜欢《船长与大尉》的上半部甚于下半部，这是有原因的。卡维林在1938年开始创作《船长与大尉》，1944年完成。当卡维林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绝对想不到三年后会发生惨烈的战争，连斯大林临到了战前都想不到，何况他一个小小作家。战争的爆发完全打乱了卡维林原本的腹稿，结果就是最后的完成稿跟原先下半部的构思截然不同，这也造成战前写好的部分和战时完成的部分，风格并不一致。
　　
　　据说文革前曾经放映过改编自《船长与大尉》的苏联电影《两个探险家》，而因为这部电影给小说增加了数不清的读者。这引起我强烈的好奇，我想在当今发达的网络时代，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小说既然早就看到了，电影还会远吗？
　　
　　至于从没读过《船长与大尉》的年轻朋友，就算你不喜欢苏联文学也好，对苏联文学有偏见也罢，不妨先读几页，保证你手不释卷流连忘返，不信就试试……
　　
　　(《船长与大尉》，于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2002)
13，卡维林：《船长与大尉》、《一本打开的书》（续）
　　
　　关于卡维林作品特别是《船长与大尉》的精神来源，是很值得探讨的有趣的问题。我想卡维林不仅仅受到过狄更斯的影响，他的文学资源应该更广泛。记得当年我看那半册《船长与大尉》的差不多同时，还通宵达旦不眠不休地通读了凡尔纳三部曲，即《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当时是把凡尔纳的小说与《船长与大尉》作为同一类作品来崇拜迷恋的，现在看起来卡维林和凡尔纳还真有些气质上的神似。
　　
　　卡维林曾是20年代初彼得格勒青年作家团体“谢拉皮翁兄弟”的主要成员，这个团体的名字来自德国浪漫小说家霍夫曼的同名小说集。显然，谢拉皮翁作家群对霍夫曼以及霍夫曼为代表的德国浪漫小说风格极为推崇。不仅德国的浪漫派和英国的写实派，法国西班牙的骑士小说、流浪汉小说的神采都能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看到，他们既继承了俄国小说的传统风格，又兼有与传统的俄国小说不大搭调的西欧味道。这就是《船长与大尉》如此吸引人的原因吧。
　　
　　《一本打开的书》是卡维林另一本译成中文的长篇小说，在中国的影响不像《船长与大尉》那样大，但也拥有一小批忠实的爱好者，如今知道这本书并且看过、喜欢的人大概很少很少了。
　　
　　卡维林的作品想象力丰富，情节曲折，结构严谨，非常吸引人。他擅长描写知识分子――大学生、学者、科学家、艺术家，通过描写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刻划他们勤奋、坚毅、勇敢的品格。《一本打开的书》是卡维林知识分子小说的代表作，讲述了符拉森科娃的科学生涯，在革命的年代里，如何从一个贫困的洗碗工成长为一个取得卓越成就的女科学家。描述她在党的领导下，如何坚强地面对工作中的困难，如何勇敢地突破险阻探索科学的秘密，如何在工作中寻找为祖国人民为科学服务的幸福感，等等，小说写了主人公的各个侧面，围绕她的各式人物，细腻传神，生动感人，虽然不像《船长与大尉》那样灵动，却有另一种别致的厚重感，如果认真读进去，对读者的影响或许更加深远。
　　
　　《一本打开的书》分为三部，第一、二部出版于1953年，从这部书看来，当时卡维林已经开始向主旋律靠拢，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接轨，此时的基调和主流小说已经区别不大。尽管如此，这本书依然有其出彩之处，作者写主人公的青少年时代，即革命前的岁月，写得入木三分，引人入胜，而占据主要篇幅的革命后那部分则感觉流于平庸。
　　
　　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本打开的书》第一、二部，或许是这本描写科学家的书引起当年还算是青年科学工作者的父亲的注意，我家里居然留存下来这套不起眼的书，1959年 2月第二次印刷，纸张极其恶劣，倒也别有风味。有趣的是，在译者前言里有这么一段话：“本书的第三部‘探求与希望’一九五六年发表在‘莫斯科文学’第二辑，因有比较严重的思想错误，还有待于作者修改。”……苦笑不语啊。好在出版社没有忘了这部书，到了80年代居然出了第三部，使这部很不出名又过了时的书终于完壁，算做了一件留芳后世的好事。
　　
　　卡维林生于1902年，1989年过世。他生在一个音乐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大学时代已经在文学界初露锋芒，在苏联文学界他从来都是边缘人物，甚至是批判的对象。作为谢拉皮翁兄弟的成员，他一生没有写过违背良知的作品，难能可贵。在卡维林所创作的大量作品里，中译本只有《船长与大尉》、《一本打开的书》、《离别情》等寥寥几种，其他主要作品大多没有中译本，而且将来也不大可能再有中译本了。
　　
　　在此我重复一遍前文说过的话：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会阅读几千几万本书籍，但真正从内心喜欢的、被打动的、反复阅读多次爱不释手的、一辈子记牢的也就那么几本、十几本、几十本而已。――在我的一生中，能读到卡维林的书，是我的幸运。不能读到更多他的书，又是莫大的不幸。
　　
　　《一本打开的书》（第一部“青年时代”、第二部“符拉森克娃医生”），成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三部“希望”），唐其慈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
13，克雷莫夫：《油船德宾特号》、《工程师》
　　
　　按理说，苏联的30年代应该向前向后各延伸一小段，即从1929年2月11日凌晨 1时放逐托洛茨基的轮船从敖德萨起航开始，到1941年6月22日凌晨3时德国装甲集群大举越过苏德边界为止，这十二个多年头算是苏联成立之后相对稳定的时期，斯大林意气风发，苏联人民斗志昂扬，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投入到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完成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消灭了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和异己分子，建设成就之卓越亘古未有。按苏联历史书的说法，苏联从 1938年进入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阶段，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可惜希特勒德国背信弃义的进攻，打乱了苏联进军的步伐。
　　
　　在文化方面，斯大林在搞定托洛茨基后，终于有时间和闲心来整顿一下文化界的混乱局面：号召大家伙儿要团结一致，丢开杂念，不要乱说乱动，要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苏联的文化建设服务，为人民创作合格的精神食粮。在斯大林的亲自关怀和领导下，苏联的文学事业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就小说而言，诞生了像《静静的顿河》、《苦难的历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极其杰出的作品，整个小说创作一片繁荣景象，除了前面说过的《时间呀，前进》和《索溪》以外，还有几部作品――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马雷什金的《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和凯特玲斯卡娅的《勇敢》――集中反映了苏联30年代的建设成就和苏联人民的精神风貌，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突出。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斯大林式的作品大概经不起严苛的考察，但大浪淘沙，沙里总会筛出几块石头值得掂量掂量。
　　
　　先说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
　　
　　《油船德宾特号》是以斯达汉诺夫运动为背景的。所谓斯达汉诺夫运动，是指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开展的创造性采用新技术的大幅度提高定额突破记录的群众性运动，以顿巴斯矿工斯达汉诺夫命名，此人在1935年的一班工作时间内，采了102吨煤，超过定额达13倍之多。因而一举成名（虽然他这壮举不过改变了一下工作程序而已），被树为典型模范英雄，风靡全国，其地位类似咱们当年的王铁人陈永贵。在苏共中央的统一指挥和部署下，苏联全国大规模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涉及各行各业，进行得如火如荼，涌现了无数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其中包括航行在里海航行的一艘油轮上也有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在从事创造性的劳动，这艘邮轮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位文学青年，此人以所见所闻为素材，创作了正面反映斯达汉诺夫运动的长篇小说《油船德宾特号》，1838年发表后轰动一时，作者克雷莫夫一举成为文学界的斯达汉诺夫。
　　
　　《油船德宾特号》描写机械技师、共产党员巴索夫来到落后的邮轮德宾特号工作，他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以大公无私的胸怀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改变了原本懒散落后的船员的思想面貌，团结船领导一班人，大力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活动，改变了工作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调动了创造性的积极精神，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终于完成了运油任务。小说描写巴索夫依靠集体的力量，把一群落后分子改造成为劳动英雄，把落后集体改造成为先进集体的过程，讴歌了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巨大成就。
　　
　　记得文革后期，就是70年代我大肆阅读地下书籍的时候，出版部门每年也出版相当数量的文学书籍，当时有不少直接来自基层工人、农民和知识青年创作的小说诗歌，一般而言这些东西都是惨不忍睹的（不是我诋毁他们，实事求是而已），给人的印象是平民布衣哪能写好小说，如果以这样的眼光来衡量克雷莫夫的作品那就走了眼了。《油船德宾特号》的走红绝非偶然，除了主题先行的政治因素不敢恭维以外，这部小说的情节、人物、结构、文笔都可圈可点，绝非浪得虚名。
　　
　　《油船德宾特号》的中译本由曹靖华翻译，40年代初就介绍到中国了，民国时代出过多版，五十年代初也出过几次，后来可能因为其他苏联优秀小说越出越多，这本书逐渐被湮没掉了。我以为这本书至少有两个意义，不应该被遗忘：第一，一个普通的文学青年居然可以写出这么出色的作品，几乎可与大师之作媲美，让人不能叹服俄罗斯文学对民众的影响之深以及俄罗斯民众的文化素质之深不可测，这本书对我国文学青年来说就是活生生的教材，看看人家是怎么写的！第二，苏联30年代的斯达汉诺夫运动，现在大概没人知道了，就算教科书大概也不屑记载这场斯大林式的群众运动了吧？不管怎么说，当年千千万万人参与的运动并非一钱不值，《油船德宾特号》作为苏联30年代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文学记忆，总可以为这一运动留下一点星火吧？
　　
　　在完成《油船德宾特号》之后，克雷莫夫又创作了中篇小说《工程师》，篇幅不长，名气也不如《油船德宾特号》，但我以为还是非常出色的。《工程师》的三个主人公曾经是大学同学，但在轰轰烈烈的建设事业中，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发生变化，产生了先进与保守、创造性与官僚主义的冲突，他们三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整个作品写得自然舒展，充满了抒情色彩，有点类似基于三角的言情小说，但是落落大方不俗气，大可一读。以克雷莫夫的资质，他的文学前景和成就本来未可限量，可惜，在战争爆发的早期他就为保卫祖国光荣地牺牲在战场，《工程师》成为他短暂文学生涯的绝响。
　　
　　克雷莫夫本姓别克列米舍夫，1908年出生于一个文学编辑家庭，从小酷爱读书，尤其熟读俄国古典文学作品。在内战结束的经济恢复年代进入机械物理专科学校，毕业后作为技术人员从事建设工程和运输工作，业余热衷写作。战争爆发后，担任营政委及部队报纸的通讯员，战斗在乌克兰前线，1941年9月20日，他所在的部队陷入敌人重围，寡不敌众，作家克雷莫夫英勇牺牲，后来得知他的遗体竟有敌人的七处刺刀伤口。在卫国战争中，有多位著名的作家为祖国献出了生命，在克雷莫夫牺牲后不久，中国读者无比热爱的盖达尔也牺牲在莫斯科前线。
　　
　　敌人的刺刀从来不会因为你是杰出的人就手下留情，现在那些时不时向未来的敌人献媚的人应该切记这一点。
　　
　　（《油船德宾特号》，曹靖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工程师》，阮冈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

15，马雷什金：《来自穷乡僻壤的人》
　　
　　各位可能犯疑，本文为什么频繁使用“斯大林时代”这个词组，其实很简单，这里要和各位分享的苏联小说大部分是文革前出版的，其中大多数是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创作的，读那个年代的小说，本本离不开斯大林的阴影，那个时候的斯大林是苏联的主宰，说一不二，支配一切，大到指挥金日成解放朝鲜半岛，小到三等奖金给不给一个不入流的女作家，什么都管，每个人的喜怒哀乐生死存亡都和他息息相关；即使离开人世，他的影子仍然笼罩在人类的上空久久不散，这样的时代用斯大林来指代再合适不过了。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30年代的苏联开始大规模的建设，主要有两个目标，第一个是国家工业化――建设工厂，建设水电站，建设道路，建设新城市，整个苏联成了一个大工地；第二个是农村集体化――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依靠中贫农来排挤富农，通过生产合作制逐步迈向集体化，后来演变成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富农被消灭了，千千万万个集体农庄迅速建立起来。在这个激情洋溢的年代，苏联人经历了一次从物质到精神的洗礼，《来自穷乡僻壤的人》、《磨刀石农庄》、《勇敢》就是描写苏联人民经历这一洗礼的代表性作品。
　　
　　马雷什金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来自穷乡僻壤的人》是30年代苏联小说很有知名度的一部，同那个时代所有作品一样，也被贴上了政治标签。斯大林时期的著名文艺理论家季莫菲耶夫曾用一句话概括了《来自穷乡僻壤的人》的主题：“明确地提出了用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劳动来逐步改造农民的小私有者思想这个问题”。
　　
　　当今的80后一代90后一代一生下就碰上幸福的市场经济时代，没有经历思想改造的锤炼，大概理解不了季莫菲耶夫这个主题的含义。余生也早，有幸赶上了一次思想改造――用创造性的市场主义劳动来逐步改造农民的小公有者思想，当然远远没有我们的苏联前辈当年经历的思想改造那样激动人心。
　　
　　《来自穷乡僻壤的人》顾名思义，是说一群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不只是地理上的穷乡僻壤，物质上的穷乡僻壤，更是思想、意识、觉悟、精神上的穷乡僻壤――如何在伟大的建设年代，从渺小的人物进化成伟大的人，这种进化过程是以往的文学从没有描绘过的。
　　
　　小说的背景时间为1929年冬到1930年春，描写了几个寻常人物的日常生活，参加工程建设的手艺人茹尔金怎么变成一个诚实有为的社会主义劳动者；退伍军人、莫斯科记者尼克莱.索乌斯丁怎么克服了小资产阶级情绪成为一个时代尖兵；尼克莱的情人、有夫之妇奥尔迦怎么走出个人小天地，投身沸腾的社会生活；还有雇农吉士卡、工棚管理员波丽娅怎么变成了新时代的主人公……
　　
　　作者没有写激动人心的事件，而是细致描写了几个小人物思想上精神上的变化，通过熟练的场景转换技巧，戏剧性地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生活场面表现出来，展示了那个时代所谓激动人心的主题――“用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劳动来逐步改造农民的小私有者思想”。
　　
　　可惜，由于作者马雷什金在完成第一部九个章节之后不幸去世，未能完成全书，现在看到的只是作者宏大构思的一部分而已，就这九个章节而言，已经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艺术创造力。
　　
　　马雷什金生于1892年，1938年去世，年仅46岁。他早年在列宁格勒大学就读时即开始发表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尽管不成熟，但已经显示出他的创作特色――真实和抒情紧密结合，表现小人物命运的悲喜剧。大学毕业后，马雷什金又读完了短期海军军校，当上海军军官，在黑海舰队担任扫雷工作，1918或 1919年（资料记载不一）加入红军，参加了国内战争的一系列战役，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921年完成国内战争题材的中篇小说《攻克达伊尔》，备受好评。 1931年完成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塞瓦斯托波尔》，描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十月革命前后的经历和心态。这两本书我都非常渴望阅读，但似乎没有翻译过中文译本。
　　
　　马雷什金是苏联杰出的作家，可惜英年早逝，像流星一样划过夜空，转瞬不见。在斯大林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之后，苏联文学的好作品确实不多了，但仍有真正的艺术家在夹缝里摸着良心把艺术才华发挥到极致，仔细品味，奥妙无穷，《来自穷乡僻壤的人》就是这样一部杰作，其影响不止于苏联一地而已。记得以前我们同学传看柳青的《创业史》，都很喜欢，尤其激赏富农姚士杰调戏素芳一节，一致认为那是国产小说最出彩的章节，文笔老辣之极。现在回想起来，《创业史》好像和《来自穷乡僻壤的人》有某种精神上的内在联系。
　　
　　《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钱诚、王雨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16，潘菲洛夫：《磨刀石农庄》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文学有几部名声在外的垃圾，其恶劣影响一直留到现在，仍时不时被拎出来嘲弄挖苦一番，潘菲洛夫描写苏联集体农庄的长篇小说《磨刀石农庄》就是著名的苏联文学垃圾第二号（第一号垃圾是由潘菲洛夫挖掘出来的更著名的巴巴耶夫斯基《金星英雄》），而作者潘菲洛夫，这位当年苏联文学界神气活现的“二大爷”，如今的形象是人所不耻的蹩脚作家，野心家，阴谋家，御用文人，胆小鬼，拍马屁者，邀宠的小人。
　　
　　潘菲洛夫是不是这样的人？我相信大致不差，我们一般读者不懂俄语，资料不够，只能任由人说。姑且当真吧，因为从《磨刀石农庄》里确实可以看出此人的不地道。
　　
　　关于《磨刀石农庄》的内容和主题，传统教科书是这样说的，“磨刀石农庄再现了从国内战争末到一九三七年间（苏维埃政权成立二十年间）苏维埃农村的生活。这部长篇小说的情节猝然中止于一个对它说来具有象征意义的句子：‘伟大国家的伟大胜利开始了。’潘菲洛夫描写的也正是苏维埃农民走向这一伟大胜利的艰苦的，然后是胜利的道路。这部长篇小说描述得史诗般详尽，同时又充满了戏剧紧张性。”（季莫菲耶夫《论苏联文学》下册）
　　
　　我年轻无聊的时候读过几本中国版的《磨刀石农庄》，比如《艳阳天》，比如《金光大道》，比如《春潮急》，比如《虹南作战史》，看得多了，自然琢磨出这类书的公有制套路：一个高大全，领着几个高小全，带领贫下中农排除困难走集体化道路，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集体农庄），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打退了地富反坏的猖狂进攻，清算了腐化变质分子，团结争取了落后分子，战胜了单干致富思想，大家提高了觉悟，一起奔向幸福生活……本本如此，无一例外，看了开头基本知道结尾――前面有“磨刀石”公式，公式就是真理，就是科学，容不得半点偏离。
　　
　　作为这类小说的祖师爷，《磨刀石农庄》的主线内容当然同样蹩脚乏味，但也不是一钱不值。在我看来，《磨刀石农庄》（尤其是第一部）还带有20年代文学神采，也就是学界指责的所谓“自然主义”，这种自然主义有其可爱的一面，在支线内容上还是有不少鲜活的东西，至少比斯大林时代后期批量生产的集体农庄小说要有趣一些。此外，潘菲洛夫的初版本《磨刀石农庄》使用了大量地方土语，生硬做作，佶屈聱牙，招致高尔基老的不满和公开批评，并引发了一段公案。在中译本中，译者金人先生独出心裁地借用东北方言来处理这些土语，化腐朽为神奇，妙趣横生，处处可见神来之笔，读来别有一番韵味。
　　
　　《磨刀石农庄》还有几个别致的地方，它是第一部正面反映苏联农村集体化运动的长篇小说，比萧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还要早及年。它内容涉及的时间跨度大，描写了从新经济政策时期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的农村生活。它卷帙浩繁，中文译本四大册，繁体竖排百万多字，看得人眼晕。我一向崇敬长篇大论写很多字的作家，更崇敬有精神仔细研读这么多字的批评家。那些拿《磨刀石农庄》说事的人，想必都是认真读完这四册巨著的，很了不起。
　　
　　《磨刀石农庄》最为人诟病的是最后一部安排了一幕主人公到莫斯科开劳模会的场景，让斯大林的伟岸形象出现在小说里，潘菲洛夫设计了多个戏剧性的场面肉麻地吹捧美化斯大林，这个马屁拍得那叫响那叫脆，稍有见识的读者大概都恨不得替斯大林喊一声：爽！利用小说拍马屁，潘菲洛夫算是玩到了极致，失格失品失到了这个地步，难怪被人撬了棺材骂到今天，算是活该。不过潘菲洛夫不在乎这个，人家求的是现世的幸福，不求死后的清誉。
　　
　　潘菲洛夫生于1896年，十月革命后在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工作过，后来加入著名的“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磨刀石农庄》出炉后，他成了斯大林的宠儿，备受荣宠经久不衰，加上他长袖善舞，拉帮结派，投机钻营，一生风调雨顺，享受尽荣华富贵，长期占据文界要津――《十月》主编的位置，一直到1960年去世。
　　
　　从潘菲洛夫的生前诸状来看，算是个很成功的人物，但历史显然不这么认为。现在的俄罗斯、中国还有谁会读《磨刀石农庄》？我相信没有了，或者极少了。前些时候两次路过上海书城隔壁的旧书店，看见有两本《磨刀石农庄》（第1、2册），品相不错，价格也不贵，但无人问津。也难怪，都什么年代了，谁知道《磨刀石农庄》、潘菲诺夫是哪头大蒜呢？
　　
　　除了这部《磨刀石农庄》，我还见过两种潘菲洛夫作品的中译本：长篇小说《伟大的艺术》（维益、未嘉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6），是说战时汽车工厂如何与官僚主义斗争提高生产率的故事，长篇小说《为和平而斗争》（齐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讲述战时一个发动机厂撤退到后方迅速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的故事。这两本书跟《磨刀石农庄》的命运一样，消失在历史的灰烬中了。
　　
　　潘菲洛夫的夫人柯普佳叶娃是一位名气大不的言情小说家，代表作《伊凡.伊凡诺维奇》。为了这部《伊凡.伊凡诺维奇》能不能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斯大林曾和法捷耶夫爆发过一场冲突，耐人寻味，值得说说。
　　
　　（《磨刀石农庄》，金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1960）
17，柯普佳叶娃：《伊凡.伊凡诺维奇》
　　
　　“这里有人向我们说，小说对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他妻子之间的关系写得不正确。而她在小说中是怎样写的呢？她所写的是现实生活中常有的事。他是个大人物，他的工作很重要。他总向妻子说：‘我没空。’他不把妻子当人、当同志看待，而仅仅把她看作生活的装饰品。而她遇见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触动了这根脆弱的心弦，触动了这个弱点，她就去了他那里，到这个人那里去了。现实生活中常有这种事，在我们这些大人物中也常有这种事。这在小说中写得很正确。雅库吉亚的生活方式也写得很好、很真实。人们总是对三角恋爱发表议论，说这部小说中有许多三角恋爱。那又怎样呢？常有这种事。”
　　
　　以上是斯大林语录，是斯大林同法捷耶夫争论是不是应该给柯普佳叶娃的《伊凡.伊凡诺维奇》颁发斯大林文学奖金时的发言。如果不是西蒙诺夫的回忆录《我这代人的见证》（崔松龄何宏江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如实描绘了斯大林和法捷耶夫的争论经过，谁也不会记得柯普佳叶娃这个人和这本荣获斯大林奖金的小说，如果不是蓝英年先生的文章《费佳大叔》从西蒙诺夫那里翻出了这笔旧帐，我还真不知道这位柯普佳叶娃原来就是潘太太。
　　
　　《伊凡.伊凡诺维奇》讲述了一个三角感情故事，莫斯科有才华的外科医生伊凡.伊凡诺维奇.阿尔查诺夫自愿来到西伯利亚寒冷的雅库梯亚地区支援边疆建设，不久他的妻子奥尔迦.派芙洛芙娜也来到了西伯利亚，奥尔迦在旅途上结实了一个名叫塔夫罗夫的优秀工程师，之前奥尔迦一直满足于个人的小家庭生活，在塔夫罗夫的启发和鼓励下，奥尔迦萌发了投身火热生活的独立意识，可惜阿尔查诺夫医生埋头自己的事业，忽略了妻子的精神追求，夫妻的隔膜加深，终于酿成悲剧，奥尔迦离开了医生，和塔夫罗夫工程师生活在一起。
　　
　　该书的内容简介这样总结这本书的主题：作者以她的极为丰富的生活常识和对社会主义的热爱，通过描写苏联人的日常生活和各方面的活动，大胆地、正面地提出了恋爱、结婚和家庭等问题，并都给予了从生活中得出的解答。因此，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新的道德品质――个人与集体利益的一致，道德与政治的一致。他们彼此间明朗而关切的新的社会关系，和他们的一天比一天更为充实与幸福的美满生活。
　　
　　我以为，不管这个简介总结得多花里胡梢，其实这本《伊凡.伊凡诺维奇》就是一本普通的基于三角形的言情小说，从内核来讲，和张资平、琼瑶之类的三角言情没什么不同。让人跌破眼镜的是，这么一本在大多数人眼中不入流的书，斯大林同志却很喜欢！为了让这本书获得奖金，不惜以领袖之尊和持反对意见的文学大师法捷耶夫争论，还长篇大论地为这本书辩护，煞是稀奇。
　　
　　 1950年3月6日，斯大林招集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作家界头面人物开会，汇报1950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名单，法捷耶夫是在出差途中被拉回来开会的，还喝了点混和酒，作为主讲人摇摇晃晃地出现在斯大林面前。西蒙诺夫在《我这代人的回忆》中绘声绘色的描述了当时的场面：
　　
　　法捷耶夫站在那里，站在这个桌子后面，面对着斯大林审视的目光，大概身体很疲劳，精神很痛苦，但他很有经验，紧紧把握自己的意志，照例作完了报告，讲了他想讲的一切，甚至就他所不喜欢的科普佳耶娃的小说参加了同斯大林的争论。
　　斯大林就科普佳耶娃得小说讲的话，我记了下来，但在同法捷耶夫得对话中这一切又显得不同了。斯大林列举小说的种种优点，主要论据是生活中就是这样。法捷耶夫不同他直接争论，但坚持己见，说这种事当然常有，但这一切写得不好。三角恋爱也常有，但小说对三角恋爱写得不好。雅库吉亚的生活方式写得正确、真实，但从艺术方面看，这也写得不好，写得很糟糕。
　　“我仍然认为应该为这部小说发奖。”斯大林带着某种好奇心耐心地听了法捷耶夫的反对意见，最后这样说。
　　法捷耶夫听完，把似乎一直扶着桌子的两只手从桌子上挪开，无可奈何地两手一摊，他不愿同意应该为科普佳耶娃的小说发奖的意见，仍然固执地说：“那就随您的便吧。”表示无可奈何和惊讶的两手摊开这种姿势持续了一小会儿，手又重新放回桌子上。
　　
　　读了西蒙诺夫的回忆，我有几点感想：1，确定斯大林文学奖的获奖名单本来应该是法捷耶夫西蒙诺夫这些文学菁英的事情，斯大林身为无产阶级领袖，为人类的解放事业日理万机，居然抽出这么多宝贵时间来争论无聊的获奖名单，居然为一个不入流作家的不入流作品跟人家菁英争论不休，这不可思议的举动充分体现了领袖对文学的热爱，充分体现了领袖对文学事业的重视。2，从西蒙诺夫记述的历次奖金会议来看，斯大林不只是读过《伊凡.伊凡诺维奇》，每年发表的重要小说、剧本、诗歌，他都读过，而且仔细读过，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不论这见解是否正确，是否和法捷耶夫这样的菁英一致，读过总比没读过好，有见解总比没见解好，关心文学事业总比不关心好，斯大林对文学事业的关怀充分体现了俄罗斯苏维埃文学艺术的光荣传统和巨大影响，作为一个作家生活在文学如此受重视的时代，未尝不是一种幸福。3，法捷耶夫为了自己的主张，竟然敢公然和斯大林争吵，居然说出“那就随您的便吧”这样对领袖极度不礼貌不恭敬的话，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他难道不知道斯大林是什么样人？当然知道！可他就敢这样做了，也没怎么样！这既表现出法捷耶夫为了艺术良知不畏强权的品格，也衬托出斯大林维护文学民主虚怀若谷的领袖气度。
　　
　　蓝英年先生在《费佳大叔》中下过这样的结论：“这种犯上的话会产生什么后果法捷耶夫不会不知道，但还是说了。斯大林一定要给科普佳耶娃发奖，显然是爱屋及乌。法捷耶夫反对，除因小说本身艺术低劣外，也出于对潘菲洛夫的轻蔑，因为潘菲洛夫当时在场。”
　　
　　我以为蓝先生此说值得商榷。第一，1950年3月6日的会议，潘菲洛夫当时是否在场？我仔细研读了西蒙诺夫的前后文，没找到潘菲洛夫在场的证据。倒是西蒙诺夫在记述两年即1948年3月31日的奖金名单会议时，明确记载潘菲洛夫在场。不知是不是蓝先生记错了，或者参考了其他资料证实950年3月6日的会议潘菲洛夫在场。第二，当然很可能法捷耶夫从内心里厌恶潘菲洛夫夫妻，斯大林从内心里喜爱潘菲洛夫夫妻，但从上面引用的西蒙诺夫回忆来看，法捷耶夫和斯大林争论的是如何衡量一个作品艺术质量优劣的标准问题，是严肃的文学工作问题，关潘菲洛夫什么事呢？关科普佳耶娃的潘太太身份什么事呢？何以见得法捷耶夫反对是“出于对潘菲洛夫的轻蔑”？何以见得“斯大林一定要给科普佳耶娃发奖，显然是爱屋及乌”？如此揣测法捷耶夫和斯大林对待工作的阴暗心理动机，岂不是把他们身为革命领袖和文学领袖做人做事的境界等同于咱们小老百姓的八卦了吗？
　　
　　从西蒙诺夫全文记录的斯大林为《伊凡.伊凡诺维奇》辩护的发言可以看出，斯大林是认真看过这部小说的，他的发言表达了一个普通读者对一本书发自内心的喜爱，当然可以腹诽斯大林的文学品味不怎么样，指责斯大林用权力粗暴地把这样一部法捷耶夫看不上眼的作品硬抬上文学奖的授奖台。但是，斯大林对这部作品纯朴的喜爱之情是无可指责的，能得到斯大林的如此厚爱，《伊凡.伊凡诺维奇》一定有其独到的地方。我想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当年的苏联文学在斯大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约束下，千篇一律的写些工厂生产、集体农庄、建设水电站之类的主旋律题材，很少有人关注私人情感领域的题材，更没有人写什么三角恋爱题材的小说。主旋律文学看多了，就是斯大林这样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也会腻味，好比红烧猪头肉吃多了，总想来点儿青菜豆腐，《伊凡.伊凡诺维奇》受到斯大林由衷的喜爱就不足为奇了。
　　
　　柯普佳叶娃写完《伊凡.伊凡诺维奇》后，又写了两部续集《友谊》和《敢作敢为》，继续讲述阿尔查诺夫医生的故事，与《伊凡.伊凡诺维奇》构成一个三部曲。这位言情女作家作品的中译本除《伊凡.伊凡诺维奇》外，还有一部《安娜同志》（叶冬心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也是说社会主义时代的三角恋爱故事。和同时期的其他女作家比起来，科普佳耶娃确实不属一个等级，比不上著名的瓦西列夫斯卡娅（《虹》）、潘诺娃（《旅伴》）、尼古拉耶娃（《收获》），还有以《勇敢》打动五十年代中国青年的凯特玲斯卡雅。
　　
　　（《伊凡.伊凡诺维奇》，李兰译，新文艺出版社，1955）
18，凯特玲斯卡雅：《勇敢》
　　
　　在中国东北部边境黑龙江对岸有个城市叫哈巴罗夫斯克（中文旧称伯力），黑龙江在此拐了一个弯，沿黑龙江向北航行350公里，左岸有个工业城市叫康索莫尔斯克，即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简称共青城。目前这个城市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工业中心之一，著名的苏霍伊飞机厂就在这里。以前这里只是一个村落，叫佩尔姆斯科耶村。30年代初，斯大林决定在此建设重工业城市，一声令下，千千万万个共青团志愿者来到这里，在艰苦恶劣的环境里一手一脚建起了这座共青团员的城市。凯特玲斯卡雅的长篇小说《勇敢》就是记述来自苏联各地的男女共青团员们筚路蓝缕建设共青城的经过，这是一本歌颂斯大林时代建设成就的代表性作品。
　　
　　我曾经看过一组苏联共青城的图片，印象深刻――厚重的建筑，宽阔的街道，雄伟的工厂，漂亮的港口，古董一样的有轨电车，行人很少，整个城市整洁清爽，市民看起来似乎很满足快乐的样子，这就是当年由苏联共青团员们白手起家建设起来的城市，很难想象在1932年之前，这里只是不起眼的荒村。“当年，一群在斯大林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响应斯大林的号召，来到荒凉的西伯利亚，在缺乏物资、缺乏食粮、缺乏住房等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克服了无数困难，以忘我的精神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以高度的革命警惕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他们牢记斯大林的教导： ‘要能够帷集体工作，并且愿意把个人的意志服从服从于集体的意志，这就是我们现在叫作的布尔什维克的勇敢。’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过程中，他们成长为社会主义的新人。“――这是用五十年代语言风格概括的《勇敢》的内容和主题。
　　
　　《勇敢》可以称为斯大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样板作品，所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素都包括了：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提取素材，真实、历史具体地描写新现实，塑造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正面英雄人物形象，反映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精神风貌，让作品以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和教育读者。《勇敢》就是一本社会主义文学活生生的教科书，如此严肃的主题却是用抒情的风格表现出来，整个作品洋溢着诗一般的浪漫氛围，非常具有打动人影响人的特殊魔力。
　　
　　梁羽生先生的散文《读苏联的小说》这样说起《勇敢》：
　　
　　“另一本小说是威拉凯特林斯卡娅的小说《勇敢》，这本书写苏联青年在远东荒僻的森林中建设一个新的城市。里面描写有各种各式的爱情，女性的心理，描写的尤其细致！有一个女孩子叫托尼亚，幼年生活非常不幸，长大后变得孤僻冷傲，但正因此，她突然被一个浮薄青年的感情所俘虏了，到她发现时她坚决地离开了他。可是那时她已怀了孕了。如果香港的女孩子碰到这类事情，不自杀也会消沉了，但托尼亚却更勇敢、更乐观地生活下去，后来她找到了一个理想的爱人。当然她的感情也不是没有波动的，尤其是当她看到孩子一天天长大，一天天像他父亲的时候。对托尼亚感情的描写，是书中最感人的地方。另外有一个女子吉娜，却似典型爱享受的那种香港小姐，她很漂亮，但却折磨她丈夫的心灵，最后终于不能不以离婚来结束。”
　　
　　托尼亚和吉娜的故事在《勇敢》众多人物和情节中算是不大起眼的部分，在建设新城市的共青团员队伍中，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火车司机、红军潜水员、工人、仓库保管员、售货员、大学毕业生、党员干部等等，他们毅然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和生活环境，奔赴西伯利亚，在艰苦的劳动中寻找自己人生的意义，体验爱情的幸福和痛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按时尚的话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路历程”，他们中大多数人不畏艰险、坚持到底，找到了正确的生活道路；也有人经不起考验，开了小差落荒而逃。书中有个共青团员叫阿列克赛.耶比法诺夫，原是红军的潜水员，志愿来到远东参加建设，在艰苦的环境中表现出了保尔柯察金一般的毅力和品质，当新的城市初具规模，他这样说： “我情愿这样过一辈子，一个地方建设完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再从头开始，国家的荒地多，而跟着我的足迹就会不断出现城市、桥梁、工厂、铁路……”这就是 30年代苏联青年的风采，表达了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喜悦和热忱，这种社会主义时代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共青团精神，我想当下在职场厮杀中的青年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的。
　　
　　我读《勇敢》的那几天，既被它的巨大魅力所征服，也不免陷入一种困惑的情绪中，这三十年的市场养成教育使我下意识地犯疑：这是真的吗？不会太夸张了吧？当时的苏联青年真的那么优秀？那么听话？让你干啥就干啥，还没有废话？这些所谓青年团员不会是犯了错误的主儿吧？不会是劳改犯吧？不是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都是劳改犯的天下吗？那座美丽的工业城市――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到底是谁的血汗建成的？当年建设这座城市的真实图景到底是怎样的呢?
　　
　　90年代中期我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乘火车来往广州上海之间，车上总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物。有一次碰到一位老太太，大概60多岁的样子，看起来干练爽利，像是高级干部的模样。我跟她坐在面对面，不知怎么就聊上了，这位阿姨很健谈，精气神儿很好。车过江西境内的时候，她问：去过共青城吗？我说：听说过没去过。她指给我看，北面多少公里，南昌和九江之间，可漂亮了。我很好奇，她怎么会提起共青城，而且很神往的样子。原来她五十年代在团中央工作，曾经多次到共青城建设现场，这座中国共青团员仿照苏联共青城建设的城市有这位阿姨的一段青春记忆。回想起我的父母，大概比这位阿姨略大几岁，五十年代初放弃了大城市的舒适生活，远赴塞外支援边疆科研建设，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了，在那里艰难地度过了一生最好的岁月，家里的老照片保存着他们的青年形象：身着中山装列宁装，英姿飒爽，神采飞扬，一副祖国未来在我手中的气魄，不管后来发生多少事，他们的青春及其青春理想是不应受到指责的。
　　
　　从火车上的共青团阿姨，再到我的父母，我多少了解了那一代青年是怎么过来，是怎么度过他们无怨无悔的火红的青年时代的，那是他们的尊严和荣誉，如果舔着脸问他们：你们当年去共青城、去边疆，是不是当劳改犯？岂不是开国际玩笑了。同样，如果这样的问题去问《勇敢》里共青城的建设者，恐怕要挨啤酒瓶子或是猎枪子弹――青春可是不能亵渎的。
　　
　　在五十年代中国，《勇敢》的影响有多大？没法考证。在我见到的回忆当年的文字里，发现很多人都会提到《勇敢》，著名的如梁羽生、易中天。五十年代甚至出了两本专门评论介绍《勇敢》的书籍，一本是《勇敢地向着生活介绍薇拉.凯特玲斯卡雅的“勇敢”》（韩北屏，华南人民出版社，1955），另一本是《从勇敢中学习什么？》（张明东，人民出版社，1956），单篇的书评则多得数不过来了。我印象深的中国版《勇敢》有丛维熙的《北国草》，还有郭先红《征途》，都是讲述中国知识青年去北大荒垦荒的事迹，当年这些垦荒者活动的区域距《勇敢》描写的共青城只有数百公里，苏联共青城周边地区，从伯力到庙街方圆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1858年之前曾是大清帝国的神圣领土，不知咱们的青年团员当年遥望黑龙江对岸，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
　　
　　薇拉.凯特玲斯卡雅（译名系统很复杂，以《勇敢》译名为准》）的著作，除了这部《勇敢》，似乎没有见到其他的中译本，也好，有这本厚厚的《勇敢》，足够了。至于《勇敢》提倡的精神过时了没有？不好说。可以肯定的是，《勇敢》不会再重印了。
　　
　　（《勇敢》，关予素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
19，伊万诺夫：《铁甲车》
　　
　　在我看过的苏联内战题材小说中，有两本篇幅不长的中篇小说可称为极品。一本是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另一本就是伊万诺夫的《铁甲车》，又译作《铁甲列车Nr.16-69》。
　　
　　《铁甲车》的背景是内战时期的苏联远东地区。十月革命后，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内外交困，势单力孤，无力顾及偏远地区，特别是远东地区成了无主之地，各种各样的势力都来插一脚，日、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趁机出兵，大举干涉，支持反共的白匪军。当然，布尔什维克地下党也没闲着，一支支农民游击队活跃在敌人心脏，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配合城市的工人起义。《铁甲车》讲述渔民维尔希宁领导的农民游击队夺取白军的铁甲列车，支援海参崴起义的故事。
　　
　　作者伊万诺夫在《小说“铁甲车”是怎样写成的》中这样概括《铁甲车》的情节：“西伯利亚有一支游击队，他们只有独弹步枪和普通步枪。但他们捉住了一列白军的铁甲车，铁甲车上装着许多大炮，机枪，炮弹，还有个很有经验的指挥官！为了让铁甲车停一下，游击队员中国人沈彬吾，――沙皇政府雇来挖战壕的许多劳工之一――便卧在铁轨上让铁甲车从身上轧过去。司机刚从机车里探出身来，想看看轧死的中国人，但马上便叫游击队打死了！铁甲车孤零零地被困在荒林里。游击队扒掉了它周围的铁轨，并用烟来熏铁甲车上的军队。”
　　
　　书中最重要的场景――中国人沈彬吾英勇牺牲的经过，太过惊心动魄，现摘要抄录如下，与各位分享：
　　
　　维尔希宁跳了起来，喊道：
　　“同志们，有谁志愿躺到铁轨上，让它轧吗？……反正也要死的！怎么样？……那时我们就可以把司机从车上引出来！它在开到人身以前一定会停下来的。”
　　（游击队员伐斯佳志愿躺到了铁轨上）
　　那中国人丢开步枪，爬到路基上去。
　　“不，你等一等，中国人！”维尔希宁急忙说。“有伐斯佳躺着，他有责任躺。他是为了自己的土地躺的。为了自己的！”
　　沈彬吾稍微抬起身子。他原封不动地，对维尔希宁恳切、急躁、热情地说：
　　“啊，你……你是一个真正的人……我要让你的民族看看!.......看看我的民族的心！……”
　　维尔希宁受了感动，一心想了解这个中国人话里的意思，便赶紧问：
　　“我向你致敬，你想表示什么呢？”
　　那中国人因为维尔希宁了解他了，感到高兴，便迅速地说：
　　“是，是！中国民族向俄罗斯民族致敬！”
　　于是维尔希宁便对伐斯佳说：
　　“这位中国人想向俄罗斯表示敬意。你懂得吗？伐斯佳？不要阻挠他。他想表示自己的伟大精神！”
　　（伐斯佳离开了铁轨）
　　现在只有沈彬吾独自一个人了。
　　他的头触着枕木。随又离开，摇摆着，枕到铁轨上……向周围望了一望。
　　默默无言的农民把头伸出灌木丛，用期待的，饥饿的眼睛望着。
　　沈彬吾躺了下去。
　　那头又向上伸了伸，几百个头又从灌木丛里伸出来望他。
　　中国人又躺了下去。
　　那满脸皱纹的小农民对着他喊道：
　　“喂，黄种人，把那酒杓子抛过来吧！……还有那枝手枪也留下来吧。你要它有什么用？……嘿！……对我倒是有用的！……”
　　沈彬吾拔出手枪，头也不抬，挥挥手，好像要把它抛到灌木丛里去，突然向自己的脑后开了一枪。
　　那中国人的身体紧贴到路轨上。
　　松林突出了铁甲车，它是灰色的，方形的，机关车的眼睛凶狠地闪耀着一道红光。天空被一块灰色的霉菌遮住了。
　　中国人沈彬吾的尸体紧贴着地面，倾听着铁轨的隆隆声。
　　……
　　
　　老实说，我看完这一段后感觉很复杂，一方面很少有外国作家正面塑造如此可歌可泣的中国人形象，为俄罗斯人民的解放自愿牺牲的中国人？以前似乎没有类似的阅读经验，着实感到震撼。另一方面，作者笔下的俄罗斯人，眼睁睁看着中国人为他们牺牲的游击队长和队员，还要什么酒杓子……这样的俄罗斯人，似乎不值得致敬，不值得为他们的所谓解放事业发扬什么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总之，心里不是滋味。
　　
　　苏联文坛有好几位伊万诺夫（或译作伊凡诺夫），《铁甲车》作者叫符谢沃洛德.伊万诺夫，生于1895年，1863年去世，早年生活落魄，当过流浪汉、丑角演员、工人、水手、搬运工，阅历丰富。 1915年开始发表作品，1917年参加红军，经历了战火的考验。1921年到列宁格勒担任记者，在高尔基的关心和帮助下取得长足进步。伊万诺夫是谢拉皮翁兄弟的成员，认同谢拉皮翁兄弟的文学主张，早期的内战题材作品《铁甲车》（小说及剧本）、《游击队员的故事》为他赢得了声誉，但他的作品显示出跟主流不大一致的文学风格，后来逐渐被喧嚣的时代文学埋没了。他在中国的知名度非常之小，在后来的苏联也不见得有多大，但是西方的苏联文学研究者对他的评价却非常之高。
　　
　　《铁甲车》流行的中译本为戴望舒先生根据法译本转译的版本，民国时代出过多版，建国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过，正文125 页，六万余字。《铁甲车》的风格颇很像海明威，文字简洁明快，场景转换迅速，情景交融，意味深长，读第一遍的时候不习惯，多读几遍就会品味出五味杂陈的味道，过瘾之至。
　　
　　人民文学版的《铁甲车》附有伊万诺夫的文章《小说“铁甲车”是怎样写成的》，讲述了他参加谢拉皮翁兄弟的经过，以及因此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不可思议的是，作者从来没去过远东，《铁甲车》竟然完全是基于想象创作出来的。
20，《恰巴耶夫》、《铁流》、《毁灭》
　　
　　很多人都说，从一九〇〇年的八国联军到一九九九年的澳门回归，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起伏跌宕、波澜壮阔，戏剧性十足，举世罕见。其实，观察一下我们北边的邻邦，他们这一百年的历史同样壮观，戏剧性不遑多让。看一看他们走过的路：日俄战争； 1905年革命；发动一次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布列斯特和约；血腥的国内战争；列宁去世；斯大林掌权；30年代建设；残酷的肃反；祸水西引；卫国战争；修正主义；军备竞赛；改革与新思维；东欧剧变；八一九政变；苏联解体。从世纪头到世纪末，回到原点不说，沙皇俄国留下的统一庞大的疆域居然分裂成了 15个独立的国家，败家哪有这样败法的？未来的俄罗斯子孙们回过头思考这一百年的历史，究竟是得是失？苏联的从兴到亡，在我们旁观者的眼中，可以琢磨出什么可供参考的道理？
　　
　　在这百年的历史大大小小的事件中，从1918年到1922年的国内战争最令人扼腕。十月革命胜利后，极度怀恨仇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出兵武装干涉，还大力支持高尔察克、邓尼金、弗兰格尔等地富反坏右分子组成白匪军，向新生的政权发动一波又一波凶恶的进攻，幸而在列宁和他的亲密战友斯大林的英明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和英勇的红军奇迹般地战胜了形形色色的敌人，巩固了革命政权。然而，将近四年的遍地烽火，生灵涂炭，既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无产阶级政权，也使千千万万无辜的人民付出了鲜血和生命，这苦难的历程自然是敏锐的文学家关注的绝好题材，在众多的国内战争题材小说作品中，除了《静静的顿河》外，《恰巴耶夫》、《铁流》、《毁灭》这三部长篇小说标志着苏联文学的最高成就，从30年代以来即为我国读者所熟悉，几十年来声名始终不坠。
　　
　　富尔曼诺夫：《恰巴耶夫》
　　
　　《恰巴耶夫》真实地多侧面地描写了一个人民英雄和一支英雄部队的成长历程。内战时期的红军有个著名的英雄师长叫恰巴耶夫（旧译夏伯阳），此人出身草莽，个性鲜明，英勇善战，率领他的部队同高尔察克匪帮作战，屡战屡胜，威名远扬。1919年1月至8月，富尔曼诺夫调到恰巴耶夫师担任师政委，在富尔曼诺夫的努力下，恰巴耶夫从一个草莽式的的个人英雄成长为一名直觉的的革命者，一名有高度使命感、组织性和纪律性的红色英雄。关于这位恰巴耶夫同志的独特魅力，早年看过30年代苏联名片《夏伯阳》的朋友们一定有很深刻的印象。
　　
　　富尔曼诺夫生于1891年，曾在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就读，一次大战时志愿参军，1918年入党，成为一名红色政治工作者，转战四方，屡立功勋。内战结束后，富尔曼诺夫来到莫斯科从事文化工作，运用自己在内战时期积累的丰富素材和体验，创作了《红色陆战队》（萝海译，新文艺出版社，1953）、《恰巴耶夫》、《叛乱》（梅子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等杰出的作品，尤其是《恰巴耶夫》，富尔曼诺夫创造了一种融小说、通讯、特写、回忆录、编年史、叙事诗为一炉的新型文体，显示出了极高的艺术天分和潜力。可惜，富尔曼诺夫于1926年因病去世，未能一展长才。
　　
　　绥拉菲莫维奇：《铁流》
　　
　　《铁流》描写内战早期一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散乱的哥萨克武装和跟随的群众，在自发推举的领袖郭如鹤的带领下，冲破敌人的包围和围追堵截，跋山涉水，千里跃进，浴血奋战，终于与红军主力汇合，一群无组织无纪律的“乌合之众”经过革命熔炉的锤炼变成了一支战无不胜的钢铁之师。整部作品好似一首英雄史诗，气势磅礴，结构严密，充满了新时代革命的浪漫主义激情，读之令人动容。
　　
　　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是一位资历比高尔基还要老的大作家，一生中创作了数不清的作品，但在中国只有一部《铁流》广为人知，深入人心， 1931年曹靖华的中文译本在鲁迅主持下出版，称得上是在中国“开出了鲜艳而铁一般的的新花”，好像“被践踏者争取自由解放的光芒万丈的火炬”，鼓舞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为了祖国的解放奋起与敌人斗争，“消灭敌人，为的自己不要被敌人消灭”，《铁流》的这句格言成了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写照。
　　
　　法捷耶夫：《毁灭》
　　
　　《毁灭》跟《铁甲车》一样，以远东地区的苏维埃游击队斗争为背景，描写由莱奋生领导的游击队与白匪军殊死搏斗，冲出了敌人的包围，部队在残酷的战斗中损失殆尽，最后只剩下十九名战士，准备为苏维埃政权继续斗争。作者通过细致地刻划人物，如实地反映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是如何在战火中成长，无产阶级队伍是如何在斗争中百炼成钢，自私自利意志薄弱的小资分子是如何在严酷的考验下被淘汰，《毁灭》生动地解揭示出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如何在艰困的条件下击败凶残的敌人，取得最后胜利的深层原因：人，经过考验的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无私的坚强的人，才是胜利的保证。
　　
　　在鲁迅的译作中，《毁灭》无疑是最重要的，经由鲁迅的翻译推介，《毁灭》在中国取得广泛的知名度和巨大的影响。而在苏联，法捷耶夫因为创作了《毁灭》，一跃而成为苏联最受瞩目的新生代代表作家。与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革拉特珂夫等旧时代过来的作家不同，年轻的原远东游击队战士法捷耶夫根红苗正，属于在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用无产阶级思想和社会主义精神武装起来的革命20后一代，不仅是纯正的布尔什维克卫兵，而且极具艺术才华和领袖风范，因此，法捷耶夫受到斯大林的特别赏识，长期执掌苏联文艺界就一点不奇怪了。
　　
　　《恰巴耶夫》、《铁流》、《毁灭》是代表苏联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内战争题材作品，俗话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文学也不例外。我们在这些作品中是不是完整地客观地看到苏联国内战争的真实画面？那一段历史有没有不为我们所知的另外一面？很值得怀疑。在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巴别尔的《骑兵军》、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等作品中，我们似乎嗅到了几丝异样的气息，在苏联正统史书的字里行间，用现代的眼光也不难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这需要有心人去慢慢探索了。
　　
　　在此插句题外话。苏联的史书一直解释不清，为何帝国主义列强为何要大举武装干涉，支持白匪军，迫不及待地要扼杀年轻的苏维埃政权？为什么那么多普通的俄罗斯人参加白匪军对抗苏维埃政权？当然首要甚至唯一的解释是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分子仇恨用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武装的布尔什维克党，必欲灭之而后快。我以为这只是一面，另外还有不被人提起的重要原因。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不顾俄罗斯军民的反对，执意同德国单独媾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这是非常典型地把本集团的利益至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上的败笔，因此激起了国内军民的强烈不满。而在另一方面，为了自己的利益单独媾和，等于出卖了并肩作战的同盟国家，把战争压力全数转移给盟国。和约签订后，德国把东线主力调往西线与英、法、美等协约国联军决一死战，胜负其实在毫厘之间，幸而协约国侥幸获胜，回头想想苏维埃政权制造的危局，怎么可能不冒冷汗？怎么可能不恨得咬牙切齿，必欲除之而后快？试想一想，如果苏维埃政权咬紧牙关再坚持几个月，结局会多么不同！类似布列斯特和约这样的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甚至陷害别人的蠢事坏事，苏联当局后来又干了好几次，中国就深受其害，遗恨至今。其实苏联的兴亡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把执政集团的利益至于国家民族之上，不顾盟国的行径，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或早或晚而已。
　　
　　（《恰巴耶夫》，葆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1957
　　《铁流》，曹靖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毁灭》，鲁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

21，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
　　
　　《青年近卫军》，在我的少年记忆里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
　　
　　自古少年向英雄，不论哪个时代的少年，都是一脑门子的英雄梦想和报国激情。少年时那几本爱不释手、读了一遍又一遍的英雄书籍，通常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铭刻在记忆深处，永不磨灭。在文化闭塞的70年代，除了校方推荐给我们崇拜的雷锋、王杰、欧阳海之外，我们还有私下里的偶像――地下流传的小说中人物，比如《钢铁》里的保尔.柯察金，比如《青年近卫军》里的奥列格.柯舍沃伊、谢尔盖.邱列宁、刘芭.谢芙卓娃，官方的也好私下的也罢，我们心目中的英雄都是那些为了保卫祖国为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人物。80年代之后，英雄崇拜多元化，从80年代的郭靖杨过张无忌，到当下的宇春笔畅张靓颖，五花八门都成了少年们的偶像，跟我们当年大不一样了。
　　
　　我记不得哪一年开始看《青年近卫军》，不是1974年就是1975年。在那个充满反修防修气氛的时期，居然会公开出版这样一部情调暧昧的苏修小说，算是一件奇事。网友傲世弥衡先生回忆当年时说，《青年近卫军》有“非常好的自然、心理和朦胧感情的描写，真是黑暗时代的精神大餐。我彻夜阅读，激动不已。至今我还喜欢那个版本，前面带毛主席语录的。”我相信很多当年读过《青年近卫军》的朋友都会有类似的体验，“黑暗时代的精神大餐”，一点不错！我们这一班少年结结实实饱餐了一顿，如痴如醉，热血沸腾。
　　
　　《青年近卫军》几乎包括了我们感兴趣的所有元素：残酷的战争，勇敢的青年，从容的地下党组织，惊心动魄的地下游击战，美丽的姑娘，浪漫的爱情，质朴的友情，还有那么多动人的人物。在那么多人物中，谢尔盖.邱列宁最得我们欢心，我们曾经研讨过，觉得谢尔盖一个人扔燃烧瓶那段是不错，可弄死几个小兵太不过瘾了，起码暗杀个将军之类才舒服。如果苏修鬼子打来了，我们也得组织起来，暗杀领兵的苏联元帅！朱可夫又怎么样？敢来一样杀！（当时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是极热门的读物）如果事败被捕了，也要向青年近卫军那样坚强不屈，宁死不招！我们还设计好了向敌人怒吼的台词：你们！苏修鬼子们！当年你们打德国鬼子，今天我们打你们！你们不记得青年近卫军了吗？竟敢来侵略中国！你们忘本了！等等，也顾不得逻辑是不是对头。
　　
　　几年后，终于爆发了一场短促的局部战争，我们这帮人一到放学就跑到家长单位门口看战报，互相传递小道消息：××军开始调动了，高炮团开往郊区××厂了，机场戒严了……盼望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计算一下距离，苏军装甲集群开到我们城下也就两天功夫，到时候看我们的吧，我们青年近卫军要活捉个苏联元帅玩玩，朱可夫不来，李可夫也行，要不赵涅夫、刘科索夫斯基，总之来一个灭一个。那十几天我们一边关心前线战局，一遍研究本市地图，摩拳擦掌，激动不已。可惜，南线闪击战打完了，也没见苏军坦克、元帅的影子，空欢喜了一场。
　　
　　在中国，《青年近卫军》的影响度大概仅次于《钢铁》，在苏联文学早已不吃香的今天，还挂在世界名著的目录里长销不衰。这一定有其道理。不管到了什么时候，为了国家民族独立自由解放反侵略反压迫反奴役的主题永远不会过时，法捷耶夫用完美的叙事艺术清楚表达了这个主题，因此这部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我指的永恒魅力不是现在通行的《青年近卫军》版本，不是那个被很多人责备平庸乏味太多正统宣传味道的1951年修改版本，而是1945年的初版本。
　　
　　关于《青年近卫军》的两个版本，在苏联文学史上也算是一段公案，至今各种观点解读的都有，我以为最接近事实的陈述还是来自当时的苏联官方学界，这里引用一段著名文学理论家季莫菲耶夫的说法(《俄罗斯苏维埃文学简史》，季莫菲耶夫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真理报在1947年曾提醒法捷耶夫注意他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缺点。这些缺点之一，就是作家在描写共青团组织‘青年近卫军’的斗争上脱离了党的地下工作的斗争，但事实上，在苏维埃国家全部历史过程中，共青团一直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和斗争。真理报还着重指出，作家没有写出党的地下活动，没有写出共产党员在苏联人民反对德寇的斗争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可是，当时在陷入德寇铁蹄下的全部土地上，地下党组织在领导反法西斯奴役者的爱国斗争；而且，根据伏罗希洛夫格勒省委会时候调查所得的材料，也证明了克拉斯诺顿当时存在过这样的组织。
　　在长篇小说的修订本中，法捷耶夫改正了以上所指出的全部缺点，塑造了不少地下共产党员、人民的领导者的美丽形象，这些形象以其英勇、无畏、生活的智慧和坚忍的精神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弦。”
　　
　　大概这位理论家季莫菲耶夫权威的话说的太多，优势意识太强，写文章不经仔细斟酌，想不到他写的每一个字都可能被后世用放大镜研究，这段引述真理报的批评破绽太多，经不起推敲。例如，青年近卫军是不是地下党领导的？现在没有证据证实是或者不是。在季莫菲耶夫这本书的另一处有这样一段话，“在动手写作长篇小说以前，作家研究了与这个地下共青团组织的活动有关的许多文件，好几次亲自到克拉斯诺顿去实地考察，与少年英雄们的亲友晤谈”，很明显，法捷耶夫不是凭空写这本小说的，而是仔细做了调查研究，如果在青年近卫军的活动中发现了一丝地下党组织的痕迹，作为一个忠贞的苏共老党员，他有可能隐瞒刻意不写吗？所谓 “作家没有写出党的地下活动，没有写出共产党员在苏联人民反对德寇的斗争中所起的领导作用”，试问，共产党员在苏联人民反对德寇的斗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就一定细致到领导了一个小城市地下青年组织的活动？所谓“根据伏罗希洛夫格勒省委会时候调查所得的材料；也证明了克拉斯诺顿当时存在过这样的组织”，就算当地有过党组织，就一定领导了青年近卫军的活动？这样毫无逻辑的批评，不是正好反证了批评者并没有证据证明地下党参与了青年近卫军的活动，青年近卫军非常可能只是一个自发的反抗组织吗？
　　
　　可以想象，面对这直接来自最上层的沉重压力，法捷耶夫作为苏联文艺界的掌舵人，不可能坚持艺术的真实性，他屈服了，花了几年时间修改，大篇幅地增加地下党领导青年近卫军的情节，“塑造了不少地下共产党员、人民的领导者的美丽形象，这些形象以其英勇、无畏、生活的智慧和坚忍的精神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弦”。修改版在1951年出版，跟1945年的初版本大相径庭。目前通行的中译本都是以 1951年修改本为底本的，原汁原味的1945年初版中译本很难见到了。
　　
　　我之所以在这里喋喋不休说这么多两个版本的争议，是因为我曾经见识过那个传说中的1945版中译本，仍然是水夫先生翻译，上海时代画报出版社1947年12月初版，繁体横排，正文只有54章、494页，印制清晰，非常漂亮。就内容来说，我曾经饶有兴致地大致对照了一下两个版本，感慨良多，这里只想说一句：就算没写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又怎么样？在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共青团员自发组织起来打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为祖国浴血牺牲，不正好证明了苏共对青年一代的教育和影响是多么成功吗？何必要亲自出面领导呢？难道没有地下党的地方，就不能抵抗了吗？《真理报》的批评真是令人摸不着头脑。
　　
　　在《毁灭》和《青年近卫军》之间，法捷耶夫还有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磊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也是以国内战争时期的远东地区为背景，描写远东地区少数民族乌兑格人在大时代里的命运，这部书影响不大。《青年近卫军》是法捷耶夫最后的杰作，此后他陷于行政事务，再也写不出象样的作品。斯大林去世后，他一度想振作起来整顿一下沉闷的文学界，但跟新领导层沟通不利。1956年二十大掀起反斯大林浪潮后，法捷耶夫留下一纸遗书，饮弹自尽。有一种书法认为法捷耶夫自杀是因为被疑参与了 30年代斯大林杀害作家案件，此说我是怀疑的，为一本三流小说敢当面顶撞斯大林“随你的便吧”的人，不大可能干些距离良知太远的事情。
　　
　　不管法捷耶夫的争议有多大，被泼了多少脏水，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他永远是那个用优美抒情的文笔写出《青年近卫军》的人，他的作品告诉了我们，当外国侵略者入侵时，要勇敢地起来斗争！面对敌人的屠刀，要昂着头死去！未来的某一天，如果我们遭受到外敌入侵的时候，希望那些习惯在网上搅拌人肉打口水仗的青少年，也能组织起来，举起手宣誓：我，在加入青年近卫军的时候，对着我的战友，对着祖国灾难深重的土地，对着全体人民，庄严宣誓......
　　
　　（《青年近卫军》，水夫译，上海时代画报出版社，1947；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1974）

22，西蒙诺夫：《日日夜夜》
　　
　　卫国战争爆发后，以往养尊处优的作家们也行动起来，组成自己的战斗队伍奔赴前线，大多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活跃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朱可夫元帅的回忆录《回忆与思考》附有许多战争时期珍贵的历史图片，其中一幅是战地记者西蒙诺夫和苏尔科夫身着军服在野外战地进餐的合影，这两位战火中的记者在战后都成为了苏联文学界的领导人。诗人苏尔科夫在战前既已成名，年轻的西蒙诺夫战前还名不见经传，战争期间先以抒情诗《等着我吧》一举成名，后以小说《日日夜夜》奠定了一线作家的地位，赢得斯大林的关注和器重。
　　
　　战争初期，西蒙诺夫在战场上为后方的情人瓦莉亚.谢罗娃写了一首抒情诗《等着我吧》，在《真理报》发表后，轰动一时，尤其受到前线将士的喜爱，几乎人人成诵，深入人心。由于该诗涉及了西蒙诺夫和美女影星妻子谢罗娃、苏联二战英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三角关系，极具香艳色彩，几十年来一直被人津津乐道，坊间有不少书籍和文章谈论这段二战时期著名的八卦，这里就不多说了。
　　
　　中篇小说《日日夜夜》（以篇幅而论，称为长篇小说也未尝不可）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为背景。1942年夏初，德军卷土重来，先在南线发动进攻，夺取了克里木半岛，然后直奔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阶段，苏军处境十分被动，德军第六集团军长驱至入，固守城区的崔可夫第62集团军步步为营，与优势德军展开血腥的巷战，直至斯大林的战略预备队大举反攻合围德军为止。《日日夜夜》撷取了城区保卫战的一个侧面，描写沙布洛夫营坚守三座楼房的战斗生活。营长沙布洛夫和他的战士们在守卫斯大林格勒的日日夜夜里，浴血奋战，寸步不让，发扬了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展现了斯大林格勒保卫者的英雄气概。
　　
　　作为深入前线的战地记者，西蒙诺夫亲身经历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日日夜夜，他曾经说《日日夜夜》就是他的斯大林格勒日记，确实，小说每个场面都有强烈的现场感，这是真正来自战场的作品，绝不是后人发挥想象力所能写出来的。小说里的人物大多是苏军的普通官兵，作者写了他们的战斗历程，他们的性格和个人感情，他们在战场上的心理活动，每一笔都浓缩了作者的深刻观察和凝重的思考，可以看成是真实的战地文献，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在众多的苏联二战题材小说里，《日日夜夜》也许不能算是最杰出的，却是西蒙诺夫最杰出的作品。
　　
　　西蒙诺夫出生于1915年，成长在斯大林时代，在高尔基文学院读了四年，专修诗歌创作。1939年，西蒙诺夫中断了研究生学业，作为军事记者参加了苏日哈勒欣战役，之后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军事记者训练班学习，成为一个职业军事记者。大战爆发，西蒙诺夫即刻奔赴前线，四年间经历了战争的各个阶段，最艰难的时候一直到最后的胜利。战火中的四年对他个人的写作生涯来说是黄金的四年，通讯报道、特写、诗歌、剧本、小说，无所不写，成果丰硕。到了战争结束的1945 年，西蒙诺夫30岁，已经是一位有影响的文坛新秀，更重要的是，他成了斯大林的新宠儿。
　　
　　西蒙诺夫的文学成就与他战后的显赫身份其实不大相称。战后，他的的写作特点是又多又快。但大多不堪一读，有价值的作品很少，我以为只有以下几本而已，
　　
　　战争三部曲，包括《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最后一个夏天》三部大部头长篇小说，60～70年代曾作为内部书籍发行，80年代后多次再版，影响相当大。这是西蒙诺夫苦心经营的作品，用苏共二十大之后的主流观点重新诠释斯大林，试图全景式的描绘苏联卫国战争的整体面貌。作者野心很大，可惜就读者的阅读观感来说，没有觉得这是多么了不得的作品，乏味的很，远远不如速写式的《日日夜夜》动人。
　　
　　《洛帕京日记摘抄》（姚龙宝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1984）。包括《四步》、《离开战场的二十天》、《你我不会再见面......》。这是一个系列的中篇小说，描写战地记者洛帕京来往战地和后方的采访生涯，大量涉及战争年代的私人日常生活，带有自传色彩和浓郁的真情实感，读来比大部头的战争三部曲更有亲切感。我以为，西蒙诺夫是有才华的，但不是萧洛霍夫那样的天才，其才具不足以驾驭巨幅长篇，驾驭《日日夜夜》、《洛帕京日记摘抄》这样的中篇则得心应手得多。
　　
　　《战斗着的中国》（蒋洪举译，中华书局，1952）。1949年，西蒙诺夫以《真理报》记者身份随四野大军向中南进军，他深入部队，从四野司令林彪到普通士兵都是他的采访目标，回国后写成了这本特写集，从一个苏联记者的眼中观察我军的胜利，别有一番趣味。
　　
　　《我这代人的回忆――关于斯大林的思考》（崔松龄何宏江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这是西蒙诺夫的最后一部作品，回顾了他的斯大林宠儿生涯，即他在斯大林的提携下，怎样以30岁的年纪成为苏联文艺界的领军人物，书中回顾了斯大林时代最后几年的文艺生活，斯大林是怎样殷殷关怀苏联的文艺事业，苏联文艺界的历次风波，以及作者本人的活动。这是西蒙诺夫留下的最有价值的作品，不仅具有史料价值，更活生生表现了西蒙诺夫这样一位风云人物是怎样带着面具生活的，他的复杂的内心活动，意味深长。
　　
　　有人说，西蒙诺夫的作品早已没人看了，我以为不然。西蒙诺夫早期的诗歌非常不错，作为战争小说，《日日夜夜》和《洛帕京日记摘抄》也是相当出色的，如果有时间和耐心，《生者与死者》三部曲也不是完全没有意思。如果这些都没有价值的话，最起码他还有八卦话题价值。我特别查找了一下资料，发现坊间关于西蒙诺夫、谢罗娃、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情感纠葛的描述恐有问题，还需精通俄语的有心人细细考证，另外，我搜了一下谢罗娃的玉照，感觉这位传说中的美女也就是一般姿色，不知何以让西蒙诺夫这样的年轻才子，罗科索夫斯基这样的美男元帅为之神魂颠倒，一直八卦到了今天。
　　
　　（《日日夜夜》，昌浩、继纯译，莫斯科外国文出版局，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