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绳之拧：“不是人话”的“话”又被说得“头头是道”

作者 苏 杜

时间 2008-04-22

1933年，“九一八事变”的第三个年头，鲁迅发表了一篇杂文，题目就是《文章与题目》。这题目原是《安内与攘外》，大概是有碍于当年的“敏感词汇”吧，后来就成了这么个不“敏感”的题目。不过，题目换了，内容没有换，讲的还是“安内与攘外”。鲁迅说，“安内与攘外，做的也着实不少了。有说安内必先攘外的，有说安内同时攘外的，有说不攘外无以安内的，有说攘外即所以安内的，有说安内即所以攘外的，有说安内急于攘外的。说到这里，文章似乎已经无可翻腾了，看起来，大约总可以算是做了绝顶。所以再要出新花样，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用现在最流行的諡法来说， 就是大有‘汉奸’的嫌疑。为什么呢？就因为新花样的文章，只剩了‘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三种了。”接着，鲁迅举了明朝的例子，证明这三种意思，虽然希奇，但事实上却是有的。满洲人早在窥伺了，国内却是草菅民命，杀戮清流，做了“安内而不必攘外”的第一种。李自成进了北京，阔人们不甘奴子做皇帝，索性请“大清兵”来打掉他，做了“不如迎外以安内”的第二种。至于“外就是内，本无可攘”的第三种，鲁迅命短，未经盛世，只好“据老例”推测爱新觉罗氏之先，原是轩辕黄帝第几子之苗裔，遁于朔方，厚泽深仁，遂有天下，总而言之，咱们原是一家子。对于明与清的这三种，后来的史论家，自然是力斥其非的，但“当时可不然，鹰犬塞涂，干儿当道，魏忠贤不是活着就配享了孔庙么？他们那种办法，那时都有人来说得头头是道”。

斗转星移，悠忽就过去了70多年。处于西方列强围剿之中，“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的三种“不是人话”的“话”，又被说得“头头是道”了。“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最大的爱国”，是“安内而不必攘外”第一种。“自由”“民主”“人权”“宪政”都是不能让西方世界专利独吞的“好东西”，是“不如迎外以安内”第二种。至于第三种，我以为针对抵制“家乐福”的“全民理性教育”中的一段话说得很精彩：“家乐福雇员99%是中国人，所销产品95%由中国制造，抵制伤害的正是中国人自己。”意思很明白，“家乐福”就是内，本无可攘。

与时俱进了，思想解放了，其实也不必为鲁迅的一句话所拘泥，问题是，外患频仍，叫阵连连，“自己的事情”怎么“办”才能“办好”呢？说到内的时候，都嚷，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说到外，不也是一个理吗？就说眼下这“全民理性教育活动”吧，刚开始了还不过三四天，民众们还刚刚“冷静”下来，还未到“越来越冷静”的程度，21日巴黎议会就授予达赖“荣誉市民称号”了，美国国务卿也于当日会见他了，洋脸如此多变，这“大国心态”怎么“涵养”得下去？ “一心一意谋发展”，好，多做卖买多赚钱，包中有钱，心中不慌，但你卖给津巴布韦的军火船转了好几个国家好几个港口，都给美国封锁回来了，货卸不下，钱赚不着，国际准则不管用，洋环境如此嘈杂，这怎么能让人“心无旁鹜”？这“理性教育”要“办好”，不亦难欤矣？

“安内而不必攘外”如此命蹇，迎“自由”“民主”“人权”以安内是不是就命顺呢？似乎是，谁不想“自由”，谁不愿“民主”，谁不要“人权”呢？布什喊，我们也跟着喊，欧洲开会，我们也跟着开会，并痛心于“文革是一场人权灾难”，表示痛改前非，但这是不是被最讲“人权”的美英德法日们所“宽容”，所“大度”了呢？可惜，Far from it! 人家讲的“自由”，是给“不同政见者”的“自由”，人家讲的“民主”，是给“民主活动家”的“民主”，人家讲的“人权”，是给达赖、热比娅的“人权”，你“不向前看向后看”，拉出毛泽东的“文革”来应付事，怎么能过关？“踏上红地毯”的“不同政见者”，“登上主席台”的“民主活动家”，“旧阶层”的达赖，“新阶层”的热比娅，谁买是账？“迎外以安内”，固为其难也欤矣！

不过，“外就是内，本无可攘”的命运则要好得多。不用说“家乐福”成了本家，连法国的事也似乎成了我们的内政。法国议长还在北京等着要员接见，法总统特盛赞金晶的信还没有读完，巴黎授予达赖“荣誉市民称号”的消息就传来了。这对中国的“全民理性教育运动”，本来是要产生一些“负面影响”的，但法国来宾尚未来得及做出任何说明，中国主人的光明网就头头是道地解释起来了， “大家首先必须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巴黎市的市长本人，以及巴黎市议会中的大多数议员都属于法国的左翼政党，而法国目前的执政权则是控制在右翼人民运动联盟手中。” 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呢？因为，这“能解释为什么萨科齐总统把此事形容为是左翼人士赢得的一场‘公关的政变’。也更能解释他写给金晶慰问信的初衷。” “巴黎市议会所在的左翼政党可以通过对中国的挑衅给右翼的法国政府施压，制造困难，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达赖、胡嘉等人，以及中国人民的情感都成了巴黎市这批政客的利用工具。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对此事反映过激，那就正中了巴黎市议会的下怀。” “事实非常重要”与否他判定，“不可告人的目的”他知道，萨科齐的“初衷”他清楚，“授予达赖荣誉市民”是给“法右”施压，与中国不相干，他洞晓，中国人“反应过激”是上了“法左”的当，他更为关注；西藏的“非常不重要事实”他不提，达赖的“初衷”他不说，“藏青”是谁的“工具” 他不管，“反应不过激”正中了谁的“下怀” 他不看，一面如此的“头头是道”，一面那般的置若罔闻，这岂止于“外就是内本无可攘”，简直就是“外重于内保外灭内”的活写真了！说什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最大的爱国”，错了，“把别国的事情办好才是最大的爱国”呢！

能将“不是人话”的“话”说得“头头是道”，在魏忠贤旗下，鲁迅是斥之以“鹰犬塞涂，干儿当道”的。但那是70多年前，“力斥其非”的，也是“后来的史论家”，现在，“解放思想”，“打破一切桎棝”，是另一番天地了，由“著名导演”推出的、在北京电视台播出的《绵衣卫》已经将他捧上了天，“还原一个真实的他”的“史论”，也在网上传来传去了，魏忠贤已经“绝对不是很多人认定的那样罪大恶极”。恶魔树碑，干儿平反，鹰犬变精英，将“不是人话”的“话”说得如此“头头是道”，正其时矣！正其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