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者宜主动放开对文革的讨论

——并论文革的思想启蒙意义　　

潘老师　　

　 　

对于当权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右派分子来说，当然不存在放开文革讨论的问题，因为对文革的编辑权、审读权、解释权已经被他们垄断了三十多年。所以放开文革讨论的问题是针对广大普通群众而言的。普通群众和青年学生，作为官方指定的“不明真相”的群体，被禁止自由踏入文革禁区，且在禁区外被强制接受批判文革教育，已经三十余年。但是面对着文革之后不可理喻的社会黑暗，“不明真相”的普通群众和青年学生，越被动地接受批判文革教育，就越感到“不明真相”。他们迫切渴望了解文革前后的真相，希望能自由讨论文革前后的真相，试图借讨论文革和改革的真相寻出一条救国救民之路。基于此，我建议治国者早日主动地彻底地放开民众对文革的讨论。　　

事实上，迫于无法压制的民众意志，当局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对民间的文革讨论已不得不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但这远远不够，因为文革讨论问题关系到国运安危、民众前途，治国者宜采取主动的公开的支持态度。　　

首先，放开文革讨论是解放思想的需要。改革开放三十年，已到山穷水尽。民怨沸腾的地步。当局苦于局势，感到有解放思想的需要；民众苦于困境，更有解放思想的渴望。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什么？常识告诉我们，当然是认清事实，验证真理，寻找出路。因此，解放思想不能够设置文革禁区，解放思想不能够只鼓励改革中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为强化利益再“杀出一条血路”，而不允许广大普通民众为改善生存处境冲开一条出路。违背人民利益、违逆人民意志的解放思想，从来就不可能有好结果，只能自欺欺人于一时。所以从解放思想、寻找出路的现实需要看，治国者宜主动地公开地放开文革（以及改革）的讨论，允许甚至鼓励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大上帖（大字报）。　　

其二，是当前反腐惩恶的需要。与14亿普通民众相比，恶官、奸商、买办等坏蛋只占人口极少数，但为什么14亿人口还对付不了极少数坏蛋呢？原因可以从多方面寻找，其中当权者1978年后独贬文革、独尊改革，禁止民众讨论文革、肯定文革，在事实上也起到了保护坏蛋的作用。今天的治国者如果还不愿意为文革讨论开禁，当自问是不是还在保护坏蛋。面对着当前已无法阻遏的民众反腐惩恶怒潮，治国者无论是从安抚民心、维护民利，还是从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历史声誉的角度看，都应该主动地放开民众对文革的公开讨论。中国社会一旦形成热烈讨论文革、肯定文革的强大舆论环境，就会对贪官恶棍形成舆论围剿，起到不可替代的反贪惩恶作用。这就是反贪惩恶的软实力，是文化战、心理战。　　

其三，是消解当前政权与民众僵持、对抗的紧张关系的需要。近期一系列对抗官警的群体性事件和非群体性事件，已清楚表明了各级政权与民众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关系。真正的人民政府，是有责任有能力教会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政府，而不是派大批贪官、恶棍、防暴警察来管理群众的政府。当曾经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中国政府堕落到如今要派出大批防暴警察对付群众时，应该羞愧自问：这个政府到底是人民政府还是强权政府？政府为什么要与群众作对？群众为什么要与政府作对？到底是政府犯错还是群众犯错？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告诉人们：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有权力也有能力自己管理自己，有权力也有能力逐步提高自己管理自己的水平。文革是人类历史上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一次伟大实验，是人类文明史的一次伟大飞跃。文革是有缺点，有失误，但文革的缺点失误绝不能够成为全盘否定文革的理由，更不能成为野心家篡党夺权、重新奴役民众的借口。真正的人民政治家应该做的事情是在汲取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进文革、发展文革，完善文革，使文革在推进人民民主的历史进程中更好更大地发挥作用。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肯定文革，或者肯定群众对文革的讨论，就是肯定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国家的主人，就是肯定群众可以学会自己管理自己。当前的中国政府如果还能感觉到应该调整自己与群众的关系，乃至于愿意由强权政府回归人民政府，那么需要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重新学会尊重群众，而学会尊重群众之前，必须学会尊重文革。　　

研究文革的奥秘，应该先研究1945年毛泽东同黄炎培讨论历史周期律时的一番说话：：“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一般人注意的都是毛泽东说话中的“民主”、“监督”等词语，但依我看来，更值得注意的应该是“人人起来负责”中的“人人”两字。“人人”两字，最能体现毛泽东说话的真意；“人人”两字，是毛泽东全部政治学说的点睛之笔，是毛泽东一生政治实践的目标所系，是毛泽东之所以为毛泽东而区别于其他政治人物的根本思想行为特征所在。　　

让“人人起来负责”，而不是仅仅让一部分权贵精英起来负责，这的确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哲学命题，有着丰富的涵义。在毛泽东之前，“人人起来负责” 的政治体制不存在，“人人起来负责”的经济基础不存在，“人人起来负责”的文化环境不自在， “人人起来负责”的道德境界不存在。毛泽东文革实践所要做的，就是为“人人起来负责”的理想社会创造相应的政治体制、经济基础、文化环境、道德境界。从政治体制来说，文革要打破权贵专政、等级秩序，要人人参与、民主协商；从经济基础来说，文革要破除两极分化、贫富对立，要共同劳动、共同拥有、共同分配；从文化环境来说，文革要改造弱肉强食、残酷竞争的社会意识，树立互助合作、友好竞赛的文化氛围；从道德境界来说，文革要改造自卑自傲、自私自利、冷漠封闭的心性，要挺立自尊自强、自觉自主、大公无私的心性。一句话，文革综合改造社会、文化、道德的根本目标就是：让卑贱者不再卑贱，让高贵者不再高贵，人人平等，人人合作，人人自觉，人人起来负责。　　

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看，文革是继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启蒙运动、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之后的又一次人类思想飞跃——无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从地主阶级的思想启蒙，到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再到无产阶级的思想启蒙（“人人起来负责”的人民民主思想启蒙），这是一个既合乎历史，又合乎逻辑，且合乎人性的人类文化进程。随着这个文化进程，人类觉醒的范围越来越大——由少数圣哲到广大民众；能够当家作主的社会成员越来越多——由上层权贵到底层百姓；社会成员相互尊重的程度越来越高——由君主独裁到民主协商。这是一个由“一部分人起来负责”到“人人起来负责”的人类文明进程，文革在此文明进程中的政治哲学价值在于：它合乎历史要求地初步唤醒了全体社会成员的主人公意识、主体性精神、社会责任感、集体主义观念、小我与大我一体的道德境界。文革无愧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场全新的启蒙运动。　　

要看出文革的伟大意义，要有长远而开阔的哲学眼光。痴迷于政治权力的野心家，不愿意也不可能去理解文革的文化价值；执着于文革恩仇的当事人，也难以跳出个人情感局限去发现文革的文化进步性；沉沦于人性自私的心性翳障的“自由主义者”和小市民，也无法理解文革的崇高文化境界。　　

1966——1976年的文革是成功的。这个成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政治上的成功在于主动地分化了权力集团，暴露了其中的腐朽分子及他们的腐朽思想，并为下一阶段的文革准确打击这些腐朽分子及他们的腐朽思想准备了群众基础和政治、文化条件；文化上的成功则表现为在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大面积传播了人民民主思想，大范围开启了群众当家作主、改造社会的民智，高水平开拓了互相帮助、大公无私的人类文化、道德新境界。如果说文革政治上的成功还可以因为其表面上的暂时“挫折”而为人们否定的话，那么文革的文化成功，则是绝对无法否定的。自从有了文革之后，广大群众就有了衡量社会、文化、道德发展状况、发展水平的最先进的标尺，就有了人类文明前进的明确方向，就有了建立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友好合作、自尊自强、活泼生动的理想社会的清晰蓝图。　　

文革是一个漫长的启蒙过程，是一个唤醒最广大民众的主体性和自觉性的漫长过程，是一个通过唤醒人类而唤醒宇宙盎然生机、幸福境界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新文明新宇宙的过程。文革需要理想、青春、激情、汗水、奋斗、奉献、无畏、开阔的心胸，需要随时改正错误、随时进步，需要教师。毛泽东就说过他的愿望是做一个教员，事实上，毛泽东的文化理想、政治风格、思想言说、为人处事富有教师的特征，证明了他是一个合格的人民教师，是一个呕心沥血的教育者、启蒙者。　　

历史会有反复。我们今天就处在历史反复的阶段。但是这个反复仅仅是人类文明前进路途中的小小回旋。走过弯路的人们终归会认清前进方向的。中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无法阻挡，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无法阻挡，文化大革命的新启蒙照样也无法阻挡。　　

因此，我再一次建议治国者为国家前途、人类文明计，当早日主动地放开广大民众对文革的讨论。潮流已经开始奔腾，越禁制就越不能禁制。任何企图禁制文革讨论的荒唐言行，都是对未来文明犯罪，都会成为未来文明的笑柄。　　

同时，为充分理解文革的哲学意义、开拓文革的哲学境界，使文革学走出心地阴暗者形而下的阴谋学、权术学骚扰之境，我也提议建立一门“文革哲学”学科。 　　

　　

2008、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