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六七（三---徒步大串联之走、住、吃）

以下就概括一点吧。只写写值得一写的。天天走路，又是徒步串联，就先说说走。红卫兵是文革中产生的，起源于北京清华附中。叫红卫兵，是因为一开始批的是“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分子，后来又批他们反毛泽东思想，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卫红色江山万万年，红卫兵就产生了。他们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给他们回了信。（那些日子，给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写信的学生、革命师生及工农兵群众很多，报上登了不少。呼吁支持这个，表态建议那个，还有要求停课闹革命的，报纸上也登出来。开头上来称呼毛主席是“最最敬爱的……”，后来就都成了“最最最最敬爱的……”）八月十八日北京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主席第一次接见革命群众革命师生，红卫兵公开亮了相，“红卫兵”袖章也戴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手臂上。报纸一登，广播一响，红卫兵一下子走向全中国，后来甚至走出了国门，走向世界。

但那时红卫兵革与保的阵线还不是很分明的，给一般人的印像好像红卫兵是一个整体。不是的。实际上，它的初期、鼎盛期、后期的组成、目标与任务、立场是很不不相同，而且也是复杂的。初期或最早的老红卫兵主要由革干、军干子弟及红五类组成，得风气之先，忧国忧民反变天复辟，响应号召批黑帮，斗权威，抓右派学生，破四旧，相信血统论，自封左派，排斥黑五类。影响最坏、破坏性最大的“破四旧”运动的主力，就是他们。后来运动深入，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触及到他们的老子，他们从红卫兵跌落为“黑崽子”，他们就不干了。到六六年底，他们终于与保守派合为一体。更有少部分老红卫兵骨干组成“西纠”“东纠”“联动”，与中央文革较上劲儿。---后来自然都作鸟兽散啦。老红卫兵不等于老造反，因为老红卫兵不造老子的反。老造反当然也不是老红卫兵，他们中的多数的出身及平时的另类表现，毫无疑问被自视血统高贵的老红卫兵排斥在红卫兵之外。老造反是指最早起来造党委党支部的反、后来又反对工作组、再后来又向走资派开火的一部分大中专院校及中学的学生。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在六六年六月至六六年七月下旬被当成反党分子、“右派学生”，加以打击，戴帽子，挨批斗，被关押。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以这部分老造反为骨干，逐步联合组成了新的革命造反红卫兵组织。到六六年底，至此到六七年上半年，他们成了红卫兵运动的主流、主力。串联是红卫兵在校与校、学校与社会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一开始不被允许，中央一线领导下了禁令的，受限制。在京主持中央工作、指导文革运动的领导们规定了一些杠杠么，不许出校门。后来毛主席回到北京，支持学生走出校门，才串联开了。走出校园，走向社会，走向全中国，以至于有的走向了缅甸越南。这是大串联。一个大字报（最早运用是一九五八年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时候吧。文革之初是北大首发的（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毛主席下令向全国播发（六六年六月一日）后，大字报也走向全国。个人或团体，谁也可以写，文责自负吧。公家出纸墨笔、浆糊，写完往人多显眼的墙上一贴就成），一个红卫兵，还有大串联，都不是文革发动者的设计，而是运动发展中的应运而生，而毛主席历来尊重革命群众的首创精神，所谓“草鞋无样，边打边像”，就认可了这些新生的对开展文化大革命有益的事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是就一下子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大串联就需坐车，坐车不花钱了。徒步串联是大连工学院的大学生们带的头吧。他们从大连走到了北京。他们的做法登上了《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社论：徒步串联好。于是神州大地就兴起了徒步串联热。大串联伊始，交通铁路拥挤不堪，中央急的正没招儿呢。有人一带头，毛主席一号召，这个问题就结了。要不，毛主席为什么老说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呢。徒步串联经风雨见世面，走向社会，与工农相结合，也符合毛泽东思想。

有徒步，也有坐车的。我的一个同学L带了一批学生步行去了北京，才走了十三四天。另一个同学T带了一批学生北到北京、南到上海，都是坐车。坐车就是坐火车。一开始到哪儿去都行，一律免费；提倡徒步串联后，就凭介绍信办免费返程火车票。第一，介绍信好办，有盖了印章空白的介绍信，有的连印章也随身带着；第二，两地或三地的红卫兵可以私下交换。因此坐车并不难。而且大的潮流如此，有一些红卫兵取巧老坐车，玩遍了大城市，但似乎也没人认真追究。也有又走又坐车的，边走边游山玩水的也有。那都是大学生居多，大人了嘛，男男女女，走一天歇三天，嘻嘻哈哈，没个正经。我们乡下学生见了，还气不忿呢。革命大串联么，你们居然游山玩水、谈情说受了！是极少数人，也是很不光彩的事。而且大报上、红卫员小报上、接待站贴的大字报上，对此也批评声讨！这种舆论很重要，很有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当时大力提倡。这也是民主方式之一种吧。

步行累了，拦车也易，司机都好，摆手就停。如果见你没病没灾、偷懒耍赖，司机也不高兴拉。一天，我们在湖北地界汉口以南走。一个小个子学生，平时挺鬼的。这天上午，他说肚子疼。我和几个大一点的同学就替他背着背包。走不多远，他又拉在后面，休息时也没跟上来。中午吃饭时没见人。我急了，问谁见他了？几个同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吭声。我知道这里面有名堂，莫非他在后边找个地方住下了？因为我们出发前讲的清：谁坐车，谁就回家！我们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徒步串联的，又领了补助钱粮。我们不能欺骗毛主席！因此，一路走来，就没有敢开这个头的。我一再追问之下，几个同学才说了实话：刚才休息时，过去一辆小卧车（北京吉普），有个人朝我们摆摆手，看着像他，也许是早过去了。我说：是吗？再等他一会儿。再不来，我们就走。他要真坐了车，轻饶不了他！两天之后，我们在湖北南部的崇阳还是通城才见到他。他一见我们，就像见了亲娘似的，直哭。问了半天，才说是一个大官见他走不动了，叫他坐的，到了又张罗吃饭，又是送到医院里看病。我想你们，怕你们丢下我，我就从医院里跑出来，各处打听。两天啦，我都急坏了，哭了几回了。你们咋才来呀？咦？他还怪上我们了！我说：你再坐两个钟头，我们就回去见啦。他不哭了。我也没再说他。

还有一次，一天的下午，快到平江县城的时候。下起了雨，一开始还滴滴答答，后来就下急了。也没处遮风避雨。一辆一辆客车从我们身边慢慢开过，司机还喊我们，手里拿着铁锨大扫帚、维护公路的人们，也一个劲儿劝我们。真情难却，我就说：特殊情况，同学们就坐一次车吧。三十多个人呢，一辆车拉一些，最后还剩下五六个。维修公路的还站在路当中拦车。我说，还有七八里，我们走吧，就让我们几个保持个不坐车的记录吧！

“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我们一天一般走七八十里，上午下午各走三四十里。如早晨起来就走，一天能走八九十里。但这样走了几次，吃饭不好办。早晨走了十几、二十几里路，饥肠辘辘，到哪里吃饭也不能及时。刚进入河南地界，就碰上这么一回。一大早爬起来就走，到八九点钟，要吃饭啦，一个公社接待站，忽喇喇进来三十多口子，公社食堂才十几个人吃饭，只好分下去。什么学校、邮电、银行、工商管理……一个地方五六个，结果一顿饭吃到十点多。有的食堂行，有的还不行。我去的小学，那个做饭的大概是个对红卫兵不满的人吧，脸上没有笑，也不说话，慢条斯理。和面，切面条，我以为喝面条呢，谁知他又切了两棵大白菜，都倒进锅里。一人一碗端起来吃的时候，只见白菜不见面条，还热的烫嘴，扒不到嘴里去。我们一个个急出了一脸一头的汗，也没吃到嘴里什么东西！他却蹲在一边抽他的旱烟袋。临走一人收半斤粮票一角钱！气的我心里直骂：什么态度！我们可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不是急着赶路，真想跟他理论理论！

一开头走了三五天，连路也不好好走，也不会走远路，紧一阵慢一阵，蹦蹦跳跳，东倒西歪，脚都打泡了。于是烫脚、洗脚，大一点的接待站一般都准备了开水、热水。站里的工 作人员还教给我们如何挑泡。从此大家才懂得了走路，路长着呢，得有耐心，匀速前进。还有，就是再累再乏也要用热水洗脚、泡脚，可解乏啦。要保护好一双脚。过了这一关，走路就不常打泡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热情与单纯，真的感人。你说谢谢，可人家乐呵呵地说“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到我们这里来串联，我们好好为你们服务，是应该的”。当时大都如此，走到哪里都能看见一张张真诚的笑脸，感受到父母亲人一般的热情与关心。

再说住。因为我们带着被子，住就比较简单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接待站打地铺，铺草，草上面是席子。武汉、长沙这样的大城市也是如此。我们自带被子，很好安排，不带被子的难安排。我们一路人多，就拣大的接待站住。这得提前一天查看地图，地点路程都问好了，不然就麻烦。三四十个人，带队嘛，走在路上要动员，住下，登记，分住处，吃饭，还要计划第二天的行程。住处由接待站定，往下分，一般住单位：机关、学校；也有零星安排，住到住户家里。进入大别山，湖北湖南山区，也是如此。地广人稀，找个住处不容易。

住宿最难最挤的是韶山。我们去韶山就难，住更难。从长沙出发，说是走小路、走快点，一天能到。我们信了。一出门就下大雪，那一会儿雪真大，白茫茫，阴沉沉。在湘江过轮渡时，下得最紧。我把手中的一把刚买的雨伞主动借给了一个山西的红卫兵，雪花飞舞迷人眼，我见身边一位红卫兵什么遮挡也没有，缩着脖子，就把伞借给他了，他说也是去韶山，我说那就韶山再见吧。韶山见：到了韶山才知道，找个人比大海里捞针还要难！

出了长沙，成千上万的人慢慢拉开了矩离，人如长蛇阵，婉延曲折，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一个方向，奔向韶山。近中午，羊肠小路上又添了一队，从韶山返回的，一个个疲惫不堪的。问还有多远，都是说“快了”，笑一笑就走了，似乎累的多一句话也不想说。在一个路口，有个接待站，我们站在泥泞中，一人端一个小盆，扒拉了一碗米饭，喝口水，继续往前走。走到傍晚，是一个大一点的接待站，是道林吧，问一问还有多远，说还有四十里。我的天！这走不成了。住下吧。一打听，没门。接待站门里门外站了一大片，都是想住的，早没地方了，人还不断往这里涌。住不下，只好走。不就四十里吗？半夜也就到了。有一个瘦瘦的、戴着眼镜的、老师模样的人，喊了一声：走吧！一挥手，一二十个人就走了。据说他们是北京来的。我们一伙子在到长沙之前分成了两队，我这一队八个人。犹豫了一会儿，也跟着走了。还有一伙子其它地方的，很无奈，随大流吧，也走了。

可是太盲目啦！漆黑一团，往哪儿走？往回返的人也没有了。走着走着迷了路，就往有灯光、有狗叫的地方找人打听。大冬天呀，叫半天叫不出人，好不容易有个人，说话又听不懂。夜深天寒，又饥又累，几个人去问路，剩下的就东倒西歪、躺下来啦。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呀，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大家都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不知是哪一位懂行，就急了：千万不能睡！也别停下！跺跺脚！不然一下子就冻感冒啦。大家都互相关心，注意前后的人，别掉队！太冷了，半夜三更丢下一个，山沟沟里，就活不了啦！又走，走走停停，可还是迷路。这次下了决心，要找一个带路的。巧啦，找了一个新婚青年。他听懂了我们的问话，大吃一惊：你们去韶山，怎么跑这里来了？这里是去湘潭呀。这里离韶山还有四五十里呢。走了二三十里，还有四五十里。大家一听都泄了气。可没地方住呀，又不敢停下。只得走。好在那个青年人真是好，答应给我们带队，送我们到公路上，说这里离湘潭到韶山的公路还有十几里。一说快到公路，我们又看到了希望，来了精神，加快了脚步，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踉踉跄跄，跟着向导走。一会儿，向导说：看见前面的亮光吗，那就是公路。到了公路，就好说了。我们一帮人直谢他，从心里谢他，这么冷的天，从热被窝里爬起来为我们作向导，好人呢。弄的他怪不好意思。告别了向导，我们就向灯光跑去。看见了大公路，又见到了在大公路上的一帮一伙的怀着和我们一样的心情昼夜兼程到韶山朝圣的人们，我们一个个冻僵了、累疲了、心灰了、走路一瘸一拐的，现在一下子又活跃起来了，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又唱又叫，撒着欢向前跑！

又走了好一会儿，见有一片灯光，以为韶山到了呢。一问不是，是一个接待站。进去一打听，才知韶山还有八九里，但晚上不接待了。只好住这里。可一个值班的女的说，地板上都睡了人了，实在没地方住了。很无奈的样子，可也没从接待室往外赶我们。一些人进来又出去了，我们又泄了气，动弹不得。屋里暖烘烘的，鞋上的冻泥也化了。我们乏得浑身散了架了，就往地下一坐，靠墙躺下啦。一会儿就睡着了。朦胧中听一个男人和那女的说话：怎么这里还这么多人？没地方？想办法呀。叫他们都快起来。走一夜路，在水泥地上躺着，到天亮还有几个钟头呢，不冻出毛病才怪呢。起来！快起来！我们昏昏沉沉，就很不情愿地坐起来，见一穿军大衣的魁梧男子正站在灯下：跟我走，找地方睡去。也许是活动房子吧，都是很宽敞的单间房，一间四张床，一床睡两个。两张床中间再打地铺，一个地铺一张蒲席子、一床大被，能盖住四个人。转了不少房间，真是没地方啦。他的办法就是掀开大被子，不满四个的就再往里塞。这样挨个房间查找，最后剩下我一个。他领我到一个房间，说，你等等，我抱床被子去。你就到床下面睡一会吧。我就这样钻到床下、裹在一个大被子里，睡了。天明一看，不知什么时候我的祸窝里又塞进来一个。

在韶山，先排队登记，然后后分配住在一个老百姓家。也是睡在厚厚的草窝里，八个人两床被，里外三新全是白。韶山一周百里之内都有接待站，公家的，社员家里的，全是这样的大被子。唐玄宗李隆基为体现手足情、兄弟同床大被，“四海之内皆兄弟”，不意今日竟在韶山变成现实！一个中年妇女领着我们，她很高兴。我问：五九年毛主席回来，你见着了么？她点点头，还伸出手比划了个握手的姿势。我说：还握手啦！她笑了。

再说吃。吃也简单，吃饱就行。每天跑路，吃不饱也跑不动。可出来没几天，还就是吃不饱。学生吃不惯定量。农村没吃的时候，吃野菜、喝稀粥或是清淡寡味的菜汤，也是喝饱管够，干的不够稀的凑，干稀搭配，就是常说的吃个水饱，一走路肚里稀里晃荡。可出外了，稀饭也不够，学生自己带点粮票，就再买点。买也得等到大休息、在一个大点的有饭店的地方住下，才能买。接待站里一份就是一份。一开始我还管着，路远着呢，日子长着呢，吃光喝净，怎么往前走？后来见学生就是饿，也不忍心再管啦，我又不是不知道挨饿的滋味。可也怪了：不管了，学生私下买吃的也少了。原来也有个饮食习惯，也就是少几口。在家吃好吃歹吃得肚皮鼓才叫吃饱，出外一天一斤半细粮，也差不多少，而且一天两顿有熟菜，油水也比家里大吧。但几个身材高一些的同学确也吃不饱。

山东河南地界里都吃面食，进入湖北就以米饭为主了。北方人又吃不惯，吃的慢，吃不饱。过了一些日子也就罢了。大都是细粮，粗粮少。到了新蔡县，靠近湖北吧，也种水稻。那年也许是歉收，米饭里掺一块一块的地瓜干。饭是足着吃，吃了再盛。可有的红卫兵只吃大米，公然把地瓜干从碗里扒拉到地上。如此糟蹋粮食，这也太可恶了！这一下闯了祸了，惹了众怒了！几个人围着追问他，问他是哪里的，他说是山东临沂的。一听是临沂的，忽啦啦又围上来十几个。你是临沂哪里的，他又说不出。那些真的来自临沂的火了：你这个东西，刚出家门就敢丢临沂的人！别说临沂，山东也没你这号孬种！工作人员怕打起来，就把那个家伙拉走了。在武汉，我们住在汉口市粮食局的楼上，吃饭在隔一条街的食堂。食堂很大，吃饭的也多。发餐证，早餐有馒头，又大又白，可是太暄了，抓到手里一捏，就没了，没分量。中餐晚餐就是一碗米饭、一盘青菜，有时也有点肉。那时传单上传的周总理、江青、王光美与学生一起吃饭，还把剩菜用开水冲冲喝，还自己刷碗。我们每到一处，也抢着自己洗刷碗筷。可这一回居然从热水池里捞出半碗、半大碗的白米饭！有的整整一碗米饭没动一筷子，就扔进了洗碗池！原来有的人嘴头子馋，想多吃菜、少吃饭，就买两份，吃一碗饭、半碗饭、两盘菜，另一碗或半碗饭用盘子在盛米饭的碗上面一扣，就往洗碗池的热水里一摁，扭头就走了。红卫兵怎么能干这么伤天害理的事？可天南海北的都有，大都不认识，抓谁去？于是就贴大字报：“正告一小撮……”此后，浪费粮食的就少多了。唉，红卫兵说话做事，正威风呢。

过了武汉再往南走，吃饭就一个模式：就是一人一个钵或叫盆，圆筒形，敞口，下面是半斤米饭，上面舀上一勺菜。吃饭很省事，再拿一双筷子，站着坐着或者蹲着，一会儿就扒拉完了。去韶山的路上，路两旁只要有人家、就有招徕吃饭的。有大人也有孩子，叫“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们！……”只是哪一年的春节过得惨，我们在除夕（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住在离长沙三四十里的黄花镇（现在建了机场了）。我们农村来的，又都没出过远门，更没在外边过过年，又一个多月没见家里人了，都想家，心里难受，一个个拉长了脸。我心里也不好受。居然一点年夜的景象也没感觉出来。实在没招。又听传说步行串联也停了，井岗山人多的挤不动，出事了（有流感？），派去了解放军维持秩序，云云。这又添了心事。没情绪，没意思，也没盼头，就睡了。住处，有几队串联的开了个联欢会，唱歌跳舞，闹了半夜。第二天大年初一（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没放鞭炮，连水饺也没吃上，就出发去长沙了。谁知出门不久又下起了雨，挨了淋。到郊区接待站，已淋的水淋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