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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新认识组织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抗战胜利60周年，网络上对于国共两军在抗战中的表现和作用分析得如火如荼。日本军史有本书叫《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记载了日本军队在华北对共军的反复围剿，虽然极力美化(谁打响了7·7第一枪；918谁打第一枪，无非是军事实力不够，想按照原来的方式一步步占领)，但我们从结果可以看出，战斗越来越激烈，围剿方式不断变化，但被围剿的共军确越来越壮大，围剿起来越来越困难。有些日本军官的回忆是比与国民党正规作战还累，当然共军不会让你有一天好觉睡的。
国内的抗战片有个共同的极大的缺点，就是八路军的装备实在太好了，要知道八路军的武器后勤供应绝对是极差的，否则电影《董存瑞》打仗数子弹干嘛，这是绝对真实的。打三枪就拼刺刀，还有抗战初期的大刀队，那都是国防工业不行。不能说共军缺乏武器就不打仗了，如果这样，那抗战结束后那么多身经百战的军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那华北不就又被日本建设成一个东北一样的基地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能力了吗(张学良这点是难辞其咎的，对日本意图判断失误的原因本身就是缺乏准备，蒋通信不畅，不了解情况当然下不了命令)。
分析东三省的抗战，仍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联是坚持时间最长，对敌人打击最有效的，包括周保中将军在最困难的时刻派出特种作战人员炸毁敌人一系列重要设施。华北抗战在武器极为原始的状况下(明朝戚继光的大炮轰个炮楼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能让敌人疲于奔命，有密度如此之高的围剿计划，充分说明党组织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
抗战的中后期，陈纳德将军通过良好的组织体系，用最原始的手段和先进的组织方式相结合，使日本飞机从起飞时刻就在整个中国空军的应对系统之中，虽然我们没有雷达，但我们在机场和山头都有人，可以用各种信号迅速传达到大本营。
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充分发挥组织功能，组织、教育、调动、融入广大群众是多么的重要。组织是否完备，是否坚强，组织能否充分发挥调动群众、与群众紧密结合决定了组织的生死存亡，决定了地区抗战力量的存亡。对比国民党军队为什么不能化整为零突围，而共产党的军队能够随时化整为零突围，随时化零为整发动攻击充分体现了对抗中组织的重要性。即使日本人破译了共产党的部分密码仍然无法战胜，因为绝大多数的战斗团队没有这种设备，他们只是在统一的战略指导下进行战斗。因此，组织的战略和精神贯彻程度，以及作为组织如何充分以不同形式应变是在战斗中发展自己，消灭敌人是组织者能力的体现，当然，不是每个地区的党的抵抗组织都能够生存下来的，这就是是组织形式是否完备的体现。
按照生物学上说就是自我繁殖、自我更新、自我复制。这是作为组织功能的重要标志。遗传、变异、选择，优胜劣汰。
建国后，共产党将这种方式运用到了国家建设上，将国家从一穷二白的状态下初步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工业体系。创造性地提出了为世界著名的丰田公司仍然运用的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模式，还有就是在极端困难下调动国家机器进行的联合攻关。联合攻关从军事学角度就是最先进的多兵种合成作战，也就是除孙子外最优秀的军事家戚继光的思想。
这是应对不同形式对手的组织变异，正是由于这种组织变异使国家的技术水平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引进苏联技术说明毛主席并不是闭关自守的人，对于长期处于以劣势装备作战的毛主席，他对工业力量的感受是非常深的，抗战中黄崖洞兵工厂保卫战他们是不会忘记的。“原子弹是纸老虎”和毛主席向赫鲁晓夫要原子能反应堆，以及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名言“原子弹最大的作用在发射架上”是不矛盾的，他们实际上在看问题的视角上是高度一致的，只是所处的时间和位置不同而已。没有原子弹，怕也没用，干脆当他纸老虎；艾森豪威尔的意思是原子弹的作用就是威慑（不过日本例外，他们需要炸惨了才会投降，和中国思维两样，他们只服从强者，没有羞耻可言的。）；毛泽东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结果他自己后来也说了“原子弹还真不错，能够吓唬别人”，满脑子要吓唬（实力不强才吓唬，实力强以他的性格早主动动手了。）美国和苏联，的确也被他吓了。
现代工业社会的高度分工并不是像农业社会那样的分田单干，农业如果单干的话是绝对无法解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的，中国传统的优秀水利设施(都江堰、战国渠)都是组织力量的体现。高度的分工意味着高度的合作，而党的组织和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充分体现了这种高度分工合作。而且资源和人口比例的恶化使这种组织形式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由于当时我们处于国家发展的初步阶段，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平均，而且高度的平均化对很多人的心理也是一种考验，长时间这么做容易形成积弊而且引起逆反情绪共鸣。但对于一个一直处于被灭亡状态下的国家来说，这是他们摆脱这种危机的最好方式。尤其是降低了技术流通的成本，使各地区的技术水平都会由于某一地区的提高而相应提高。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他的缺陷，让习惯了上海这个高度分工的大城市去一个买螺丝都要走很远路地方去建设国家，很难说没有想法的，尤其是强迫去的、而且造成亲友分离的。这就和抗战中，让老百姓晚上埋地雷，早上很早起来去挖，有时候会伤人一样(关键是工作分配问题)。如何做好组织工作，相应于组织任务的变化而改变形式，保持贯彻组织的精神和战略是要不断研究的，因为我们应对的环境和对手在变化。
我们现在的产权改革已经被理解为股份制、国际化、卖给外国人和卖给私人了。一个国家形成一个完备的工业体系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在经过多年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在这一点上，以吴敬琏、张维迎为主的主流经济学家带给我们的是灾难，他们将被打入中华的奸臣录，当然，他们中的很多人的子女已经在国外了、成为外籍公民了(司马南在电视上得意洋洋地说吴敬琏的子女都在美国了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很多人的说法就是国营企业的效率不高、浪费严重。的确是有这个问题，也的确有很多人看到了问题。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都是独立的产权企业，能否让技术大面积传播，私营老板是免费为你培训技术工人、还是要自己扩大市场？怎么样的私人老板才会有那么大的能量把技术迅速传播到全国，让整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工业规模迅速增长。私人老板传播技术、形成工业体现的速度和动员整个国家相比其劣势成本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有这种传播技术或为了扩大市场的再生产也是要国家资金作为强力后盾的，而且中国的大小和韩国是不可比的，这种成本不是私人可以承担的。而且传播过程中的他难道就不要追求个人利润的最大化吗，传播过程中遇到的五花八门的问题是一个法律制度不完备、市场不成熟的私营企业可以承受的吗。初中地理我们都学过，在矿山附近开办纺织厂，平衡性别(80年代初中生是难以理解的)，国家创办配套的学校，形成良好的社会体系，没有这种完备平衡的社会体系，工业技术能够顺利传播吗，农业和国防能够发展吗？建国初期通过国家迅速培训，大规模引进技术、消化技术、形成自我繁殖体系迅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虽然在很多微观角度上浪费，但从宏观的教育培训、社会骨架的构成来说，这种成本是很低的，与私营传播遇到各种障碍形成的浪费是很不成比例的。曾经遇到一个司机，他告诉我，他母亲是个车工，带了个徒弟，在工厂做了十五、六年车工，技术也应该不错吧。现在下岗，去种地了。而顶替她位置的是个种地种了多年的农民，培训几个月就可以上岗了。农民工资低啊，成本低啊，做出来的东西的水平也就低了(要么你提高工业化程度，是其他老板免费提供还是现在的老板愿意下大本钱啊，小农思想也不是光农民才有的，经济学家照样有)。原来可以用一两年的零件只能用几个月，反正塞一下回扣就能够卖出去了。市场经济了吧，可有没有考虑这对整个国家能源、资源的浪费是多少，这样形成的浪费难道不远远大于计划经济国营企业时期的浪费了吗？小煤矿允许开采了，以这些人的技术水平能够不破坏煤层结构使可开采量下降吗(储量和可开采量不是一个概念)，你以为没有多挖就不浪费了？计划经济有浪费，但你应该可以通过各项规章制度继续完善，通过对国民素质的提高完善。市场经济的浪费我什么时候看见你们通过法律来完善了，问题也不比计划经济小，反而成了小农意识建设国家，导致工业体系瓦解，组织崩溃。以前我们可以通过跨学科、跨单位形成联合攻关，解决技术难题降低成本，现在呢，非但不能紧密衔接应对市场，反而是工厂成了个人的了，研究所市场化，要么垮了(我知道材料研究系统糟糕已经影响国防了)，要么成了私人的了。你以为你调一个人那么容易啊，成本不大大增加了吗。
我们之所以反对公有制、大锅饭是因为我们在微观工作上不能够进行不断的改进，作为下级人物我们(而且这部分人的比例是占了99.9999％的)无法看到宏观的优势，一旦时机成熟，就呈现出目前这种微观反噬宏观，联合推倒原先的所有制度，讲穿了就是一种革命，而不是改革了(我在讲极端主义时候会详细讲)。一改就彻底把好的也改掉了，所以又出现了按倒葫芦瓢又起的后果，这不是什么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可以解释的，怎么发展才算在发展中解决了问题，发展还有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呢。
完备的组织体系是国家应对各种困难成本最低的方式。如果一种组织体系出问题了，我们就应该逐步完善，如果我们要推倒，我们必须迅速重建，而且必须保持原有的长处，给百病缠身身体虚弱的病人边调理吃补品边吃药，而不是一贴猛药让病人上西天。
吴敬琏，张维迎们能想出大力推动市场经济、产权明晰问题，那能否明确告诉我们一下如何恢复计划经济下的优点呢？总不能消失了是必然的吧。孔子说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啊，你就这么全盘推倒啊。有本事全盘推倒，就请你们建设一个更好的呢。陈云的掌中鸟式的计划经济变成了无政府、法律不全的市场经济，周恩来、陈云的经济思想也从主流成为了支流了(我怎么越看欧美日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越像陈云的掌中鸟经济啊，怎么石油巨头还得上国会说清楚没有趁火打劫发奖金啊，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吗？)，难道吴敬琏、张维迎就必须永远是主流吗，永远不能转换吗？当然啰，按照张维迎的北大改革思路是只有有博士文凭和在外国专业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的才可以在北大做教授。
林彪算什么，彭德怀也不过从鸭绿江打到了三八线。
教育学家没有资格参与教育改革，只有汤敏这一类的经济学家有资格说，工业规划不是工业家参与，而是经济学家说了算。这是在管理国家还是在管理经济？五十年代不是知识分子提出来的外行领导内行吗？那这算不算外行领导内行？美国里根总统是演员出身，我们怎么没看到他让美国垮掉啊？演员，总统，如果里根在中国，不用说他没有美国的体制他发挥不出来，首先他学历就不够(具体解释后面另写)。
为什么隔了那么多年，我们不能让外行变成内行，提高国家管理人员的管理素质，仍然停留在外行管理内行的结构上？
有这种荒谬的做法，我们只能说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组织体系出了问题。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权，与他们严密的组织，对内严格的控制有关(很多极端的方式是国民素质的问题，在很长时间都无法改善，换什么党都一样)。在华北抗战期间，我们一大任务就是应对汉奸。而几乎连日本人都知道，伪军是没有战斗力的，伪军防守的地区共产党通行无阻。惩处汉奸，汉奸对中国抗战的损害是众所周知的，日本军人最敬佩的杨靖宇将军就是因为汉奸才战死的，黄埔名将赵尚志将军也是这样的，东北抗联的最后失败是完全和对汉奸惩治不力，汉奸过多有极大关系的。
我们在改革开放中，由于过度强调引进外资，对外资引进条款设置不细，单方面以引进外资作为政绩标准，导致形成了强大的买办势力。
吴敬琏作为外资摩根斯坦利参股的中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对中金公司的违反证券法的行为就从来不闻不问，而且摩根集团通过参股中金，不但逐渐渗透拥有了一定的人际关系网络，而且通过中金公司的特殊人际关系，得到了很大的股票发行份额，保赢不输，你可以想像在美国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他大力鼓吹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的独立董事真的能搞好公司管理吗？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曾毫不犹豫地对记者说他担任亚信的独立董事是友情难却。那我们问一下吴敬琏教授，独立董事友情难却怎么能协助公司发展，代表中小股东利益，怎么监督独立董事啊。张维迎是最受媒体注目的经济学家，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媒体关注，吴敬琏教授是否可以说没有听到啊。唐太宗说打天下难，守天下更难；爱因斯坦做三个板凳越做越好(经济制度管理制度何尝不是如此啊)，难道就把国外的独立董事制度照搬过来，在报纸上鼓吹一下，自己先当起来拿钱就可以了吗。不需要进一步根据中国国情完善吗？是吴敬琏教授创新了，还是更新了，还算是享受到独立董事的优点了。吴敬琏教授，麻烦你指责一下张维迎吧，不要成为团结的主流经济学家。
张维迎教授公然说国企贵买贱卖恰恰证明了所有者缺位的严重性。
那我得追问，当年谁鼓出一把手负责制的，谁打破了工会、党委、行政管理的三权分立(即使党委管工会也比一边倒强)。谁鼓吹搞价格双轨导致腐败扩大化败坏整个社会道德环境、经济环境，鼓吹吐痰论侵吞国有资产使道德伦理倒退的。
“国企贵买贱卖恰恰证明了所有者缺位的严重性”这句话和国有资产损失严重恰恰说明中宣部度国家责任心的缺乏，证明了公检法等国家管理人员的严重失职。说明国有企业作为一个组织的组织形式和精神出了大问题，国家的组织形式和精神出了大问题。
像高盛中国总经理（清华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胡祖六，反复强调中国股市泡沫太大，说外国人不会买的，不明显就是要打压后低价买入吗。在人民币被低估（从购买力比较），中国对外汇管理思维错误的情况下，大量美元进入中国企图套利的情况下，大声呼吁人民币迅速升值10％（投资银行就欢喜做短平快的事情，他们是整体战略早就预谋了。），其连续在中国主要媒体上发文。中航油在新加坡石油期货上损失5亿美元就是于高盛公司的预谋有关，做期货是有对手盘的，人家是联合日本人一起对付他。高盛投资在中国就是为了挣钱，商业情报当然是首选。中航油是垄断公司，当然要狠宰。他可以说与他无关，但总不能说与高盛预谋无关吧。有本事就说高盛在今年来在美国是很规矩的，不违法的。不就是胡祖六在中国证监会出台凡是国外金融公司如果受到法律制裁三年内不得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大声在报纸上说中国证监会管得太严吗。这种人居然能够随意在财经记者胡舒立主编的《财经》杂志上以及其他大媒体上随意发文，中国财经记者的水平和崇洋程度也可想而知了。
为什么是八国联军侵华，而不是像1840年鸦片战争一样英国单独挑起，因为人家都知道，一个国家是违法让中国低头的。而且列强之间都是扎紧篱笆警惕自己人的，只有中国是最好下手（篱笆不紧）也是最难下手（国家太大，反抗激烈。）的。
从《华北治安战》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对敌斗争不仅是军事斗争，而且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政治斗争最主要的就是舆论宣传斗争。从上面我举出的例子可以看出，我们的舆论宣传是节节败退，所谓的外国大公司要么经理经常随意发言，要么故意误导中国人乱说，扰乱我们的思维，制造舆论引导政策（典型的就是汤敏、左晓蕾的教育产业化和吴敬琏的挤泡沫）。导致民心紊乱，政策后果是按倒葫芦瓢又起，类似高盛、摩根斯坦利公司这种外国公司和汉奸及祸国派派趁火打劫。
我们常说两弹一星，那是中国人团结奋进的象征。我们还损失了一机，我们的大型飞机运十，这是我们航空工业的杰出典范，他曾经与波音、空中客车一样有名，是我们损失在汉奸手中的典范，汉奸不死，运十是不能重新飞起来的。汉奸不死，中国的中华之星高速列车是无法启动的。汉奸不死，中国的核能工业是无法前进的。
只有外国严密封锁的航天工业，因为没有了汉奸的干扰成为全球瞩目的中国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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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应对
我知道，如果我不写应对方式，是对不起国家的。我写了未必正确，希望大家指正。
团结就是力量。
现在我才感觉到这句话的分量。
中庸是中国的传统，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保持平衡才能够稳定国家
我们可以从王沪宁的《美国反对美国》以及《艾柯卡自传》中看到美国工会的强大力量，这是国内的所谓的引领大家走市场经济道路的经济学家几乎不谈的。当年我们的党就是组织工人成立工会维护劳动者利益的。而经过建国后的国有化运动消灭剥削后，工会因为缺乏斗争，所以相应功能也衰退了。改革开放后，大量外资及私营企业的出现就改变没有剥削这个情况，而为了引进外资，我们对工会问题大开绿灯，结果成了一边倒。以至于沃尔玛公司公然挑战中国法律不建工会（中国人挑战国家法律就是损害国家利益，外国人挑战中国法律不仅是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外资企业以撤资相威胁对中国劳动法修改进行要挟。哪天要换地方政府领导人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联就是典型。几乎日本的企业都知道中国的主要考核指标就两个，一个是招商引资的数量，一个是GDP。这就是走极端的结果。考核标准应该是综合平衡的，怎么可以这么考核，而且没有群众监督的。
阶级斗争是现实存在的，我们必须通过健全工会制度将阶级斗争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文革是毛主席走下神坛，改革使毛主席走上神坛。
毛主席对阶级斗争的思考是超越时空的。但他的防微杜渐的方式损害了当时大家的利益，有些事情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他没能及时阻止下面的极端方式，他应该承担责任，我们则应该避免他的错误。
说实在的，赶走两个外国企业又怎么样。本身外国的连锁店就开得超过了WTO规定的数量，按照规矩就是有关部门失职，早晚是要追究责任的，要么被历史书记载下来。难道中国现在有什么基本用品不能生产的吗？少了这个外国公司中国公司就不能替代了吗。难道连卖东西中国人都不会卖了，真不知道是谁蠢。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
现在很多利益集团以各种方式要挟政府，改变政府政策，真可谓奴大欺主。健全工会制度，以工会平衡资本家的力量就是我们当前的最好办法。既然允许有私营企业，就应该修改工会法，允许工会领导工人罢工（国有体制是不允许罢工的），共产党员要主动领导工会，维护工人利益，以此钳制国企、私企高层和外企对政策的干扰，要有强有力的保护工会领导人安全的制度。在大国有企业中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控制国有大型企业高层对人、财、物的控制能力，防止他们滥用国家资源建立个人关系网。避免国资委管不过来，压低企业高层领导的薪水，降低企业运作成本。
通过横向的工会联盟和纵向的工会联盟，建立强大的行业工人联合会和纵向两条体系，对国家紧要物资（原材料）的出口价格进行控制。左手工会、右手农民，牵制资本家。中国的传统就是重农抑商，重农抑商不是抑制商业活动，而是控制商人对政策的干扰。农民作为人口的主要力量当然要关注他们的生活情况，否则不就闹乱子了。
作为国家政策，首先是要挑战官员的考评方式，把人民生活稳定幸福放在第一位，GDP增长的好处人民没有拿到，这对国家有什么意义。都给资本家和外国人拿去了有什么意义。我们的外汇储备那么高，外汇比价不合理，这种招商引资带来的后果就是输入性通货膨胀，套购中国人的资源（对中国经济我将在挑战中庸一文中做详细解释）。一方面要对抗外资流入压人民币升值套利，一方面要拼命引进外资作为政绩，大搞QFII让外国人进入中国证券市场，一方面说资金不足，一方面却又搞QDII出国投资（难道你的投资水平比外国投资银行水平高？人家没观测到你先观测到了）；整个政策的协调性惊人的混乱。
不改变目前的考评方式，我们是绝对无法改变这情况的。
建立健全工会制度、行业协会制度是当前的重点工作。以此为基础稳定就业率，稳定人民生活水平。
使内资与外资在税收政策上一致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国家尊严问题。这个政策从开始就考虑不详细，那么多年，居然敢于在全国人大直接挑战中央政府，这是要被历史记录下来的。不来就不来，中国市场竞争那么激烈，少了外国人，难道就不能由中国人填补吗？明明是有人拿了外国人的钱给外国人做说客。只要是税率不平等，中国人在研发资金上就会落后，外国人就可以以价格压垮民族企业。
我相信外资是不会走的，因为他们害怕因为他们的离开而使中资企业通过国内市场崛起而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这道理是很简单的。
当然还有很多问题，我将在春秋战国全球中文网的挑战中庸一文中继续写。

本文曾于2005.11意外发出，当时因为有急事没有写完，现在勉强补完，希望大家指正。

丁丁的兰莲花

2006.6.6

附件：无论如何广东的油荒中石化和中石油都是有责任的，要么是供应链有问题，要么是想涨价。无论如何，百姓的不满很容易被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胡祖六(本人就是总经理)所属的美国高盛公司就在第一财经日报发文要求打破国有大型企业的垄断，加强竞争。别忘记，中国石油、石化在海外的竞争受到美国的重重阻挠，而他们本身就在中国有很强的买办势力，北大就是其中之一。利用民众的不满来达到企图按照他们意图来改革的目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都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赞成”，记住了是敌人也就是敌对势力，是斗争状态，不要乱解释毛主席的话。中石化作为一个个体是危险的，如果仅靠吴敬琏这种对政策有影响力的人影响政策获得超额收入影响社会稳定，其结果很容易构成买办势力和民众结合对付国有企业的，没人会考虑国家利益和大型国有企业利益是捆绑的。国家搞大企业不仅是获得利润的问题，还有社会稳定的责任的。使中航油在新加坡破产的就是高盛公司，国外金融机构联合作战能力是很强的，他们控制了世界上大多数资源，拥有资金优势，拥有交易所的信息便利，拥有强大的情报系统(即使在国储局有关系也上正常的)，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上下游一体。仅凭我们现在的实力和组织形式是必败的。必要的垄断是需要的，应该防止不需要的重复建设，只是要改变垄断的方式，符合人民利益、符合国家的利益、符合民族的利益。千万不能一刀切。也不要随意听汉奸胡祖六之类的胡言乱语，削弱自己的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