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回避了文革的本质：人的生存竞争

　　文/红警苏红不懂爱

　　《枫》是文革后由峨嵋电影厂拍摄的一部电影，最近在网友中比较推崇它，认为它艺术上成就很高。

　　好在这部电影可以通过网络下载。之前，刚刚看过《艳阳天》、《春苗》以及只下载了上部的《红珊瑚》，所以，那种对文革电影的走向的了解的冲动，支配着我，把《枫》找出来欣赏了一遍。

　　很遗憾，个人觉得，这部电影在艺术上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初学者拍摄的一部电影，镜头的切换非常的生硬，突然就从一个中性跳切到特写，而特写状态下的人物表情与中景里的表情还缺乏照应，里面的卢丹枫的很多特写，都像是摆好动作拍摄成功的，表演的比较生硬，说电影是一幅幅画面很漂亮的连环画，也完全说得通。电影也没有什么激烈的交锋场面，它可以说是写意的，人物在面画里运动，配以画外音，交待人物与情况，有时候直接用大远景配以对话，简略地表现人物的思想交流过程。很多地方也不够衔接，不知是不是下载的电影质量问题，如卢丹枫与小兔子一起去潜伏、遭遇狙击的部分，后来突然就结束了，卢丹枫又回到了自己的阵营来，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电影交待不清。

　　影片的导演张一，后来发现他还导演过许多电影，他在中国电影界，几乎称不上一个名导，至多属于一个三流的导演吧。加上峨嵋所处的三流电影制片厂的位置，使《枫》的品位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张一还导演过一部战争片《挺进中原》，可以看出他的导演功力极其有限，他在电影里不懂得如何切换镜头，镜头调度笨拙而可笑，加上战争场面的人物造型严重悖离时代，给人的感觉，连文革期间的战争片水平都没有达到。

　　就《枫》而言，它的令人惊叹的地方，是它的色彩。七十年代末期的电影，很像四五十年代好莱坞刚刚出现彩色片的那段时期，影片里的那种失真的鲜艳的色彩，美丽得犹如仙境，就像《爱丽斯漫游奇境》那般，每一种色彩都娇艳得欲流淌出来似的。前不久看过《归心似箭》，里面的色彩也相当的优美而浓郁，特别是森林里秋天时色彩斑斓的色彩，可以说是中国电影里至今仍属于佼佼者的水平。

　　在《枫》里，由于它不注重故事性，因此，它的镜头是十分随意的，因而可以给予它放弃对故事的照应而专注于对色彩的关注提供了机会。在影片的每一个镜头里，都可以看到鲜红、透明、火热的枫叶的存在，导演也意识地在所有的镜头里，塞入枫的色彩，以产生一种整个电影氛围被枫叶包裹的超现实主义的感觉。

　　我是从《春苗》的绿走到《枫》中的美仑美奂的色彩的。顿时觉得影片里的对红色的渲染处理得相当成功。现在中国电影里的色彩缺乏明亮与欢快，这是胶片的问题，也可能是审美导向的问题。技术上可能进步了，但基本质量并没有得到提高。

　　《枫》里面的爱情故事很牵肠挂肚，那种纯正的爱情，在电影里处理来，完全是童话色彩的，男女青年都非常简单，他们没有什么对立的仇恨动机，在道德上也无可挑剔。人物的过分美好，甚至达到了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其实影片里也用的是一种近似于“三突出”的理论，实际上所谓“三突出”，就是围绕创作者的核心主题，把所有的问题，都围绕这一个主题而突出地展开。《枫》中，它提出了一个纯洁的女孩如何在文革中的毁灭的故事，因为电影制定了这样的策略，就在组织材料时，把里面的男女青年都设定成天真单纯的，在品格上他们是没有斑点的，而思想上是一碧如洗的，把他们的自身的纯朴的天性抬举得很高。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的毁灭的责任，就完全是外在的环境原因了。

　　所以，影片里的卢丹枫达到了一种超前的纯美的极致，电影的特写镜头里，也让卢丹枫扮出一副巧笑倩兮、颔首微笑严阵以待的挂历美人的造作状态。综观《枫》，它并没有写出文革武武斗的严峻形势，男女主人公也非常富有人性味，卢丹枫在影片里并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而她的男友李洪钢也不是一个蛮横的暴徒。卢丹枫曾经把抓获的老师释放，又曾经把李洪钢救了出去，她的身上，只有天真烂漫的品性。影片里交待，是在最后的一场战斗中，卢丹枫看到自己的同伴被打死之后才向李洪钢为首的那帮进攻者发起还击的。在大楼上，卢丹枫是跳楼自杀的，并不是与她的男友势不两立地同归于尽。她是源于精神的崩溃而死去。李洪钢是两年后，因为对卢丹枫之死负有责任而被枪毙的。他们的悲剧，就不是真正地因为失去了人性、成为对手而死去的，而恰恰是他们为人性所折磨而死去的。

　　可以说，电影里的李洪钢与卢丹枫根本没有思想上的对立，虽然他们因为立场不同而身处两派，但内心里仍相互关爱。其中卢丹枫在李洪钢被抓的时候，拼死救他，就可以看出卢丹枫的爱已经超越了派别的限制，他们身在文革中，虽然所用的语言都是文革式的你死我活式的，但他们的思想是人性的，人道主义的，他们的死，不是死于文革的暴戾给人带来的异化，恰恰是他们的超前的不合时宜的人道主义在文革期间找不到支撑点与立足点，这才是他们死亡的原因。

　　《枫》选择了这样一个主题，就是人道主义、男女爱情在文革中是得不到保护的。这是一种可以揭露任何一种大环境所采用的模式。鲁迅的《祝福》，它也在说明着爱的无力与难以自保。这是一种艺术家乐意采用的美的毁灭模式。

　　但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模式，还不能反映文革的本质，它看到了文革的残忍，但是没有指出文革的本质，文革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的残忍的地步。

　　从《春苗》到《枫》不仅是色彩上的强烈反差，还有内容上的强烈对立。

　　《春苗》里，我们看到文革的合理性，看到文革给予民众带来的解放。它有它自成体系的合理性，影片里的春苗饱受歧视与冷漠，她通过文革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有这种思想的人其实在文革中有很多。如作家路遥，就直称文革改变了他的命运，如果没有文革，他可能还是山沟里受穷。人总是从自己的立场上，去看待一种思潮，一种运动，一场革命。从影片里的春苗的角度来讲，文革改变了她的命运，使她的过去一种被剥夺的生存权与意志表态权有了机会。

　　《枫》基本不涉及到文革本身，它只是设置出了一个娇弱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小花朵，没有私欲，没有动机，一个纯美的灵魂，在文革中被毁灭了。卢丹枫根本没有什么欲望，什么动机，什么权力欲，她只是迷恋于革命的美好的招牌，沉醉在领袖的号召，她与春苗对文革的动机是完全一样的。春苗是渴望从文革中改变命运，而卢丹枫只是一个对革命的玩票，她根本不想在文革中获得利益。而在实际生活中，一个没有利益驱使的人，只能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生活中的卢丹枫是很难存在的。电影里设置出这样一个美丽致极的人物的目的，只不过是达到对文革的控诉的目的，但反而给人一种虚假之感。因为电影回避了文革的动机与原因。

　　在《枫》一片中，我们看到卢丹枫嘴里道出的领袖的格言与革命的号召，是以诗一样的口吻与圣经一般的虔诚朗诵出来的。比如，卢丹枫这个温婉的女孩，在表述她对政治的痴情的时候，竟是以一种情诗的热切的语气说出的：“只要想到毛主席，想到无数先烈，我就不怕了。”“高举血染的战旗……保卫我们的红色政权。”“如果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胜利，该多好啊。”“……盼望着胜利那一天的到来。”电影的意图也是很明显的，就是把这些不切谐和的斗争的词语，安置在一个稚气未泯的女孩身上，达到一种斗争残酷与青春美丽的强烈反差，以取得较好的批判效果。这是影片所采用的一种艺术手段。但是，如果女孩说这话的环境，换到一个真的生存竞争强烈的环境下，换到“春苗”所处的时代或者再往前，也就是解放前的环境下，如果卢丹枫说这样的话，是不是令人觉得很合理呢？《枫》为了使它的表述的主题符合它自己的需要，故意地突出了一个在抽取了斗争与竞争的生存境况下而继续沿袭斗争思维的荒诞意味。正是缘于此，我们上面说了，《枫》也是一种“三突出”，任何艺术家都会围绕自己确定的主题，进行“三突出”或类似“三突出”的技巧运用。试想一下，如果卢丹枫与李洪钢除了恋人关系之外，还有一种竞争的关系，那么他们在文革期间的那种强烈的斗争语气，就变得合理了。

　　文革为什么会发生？这自然有专家评论。但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文革的产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源自于人的生存竞争。那个时代没有像现在提出“和谐社会”的价值规范，斗争成为人们谋求生存的首要选择。春苗在文革前被压制，她的周边的群众都受到官僚体制的压迫，连基本的生存权都难以保障，孩子生病无人救治，老人生病被医院推出门外，这样的状况，春苗唯一的选择，就是推翻那些老爷们，维护自己的生存权。

　　这种生存权导致的文革动力在《枫》中是没有的。

　　实际上，文革结束后的一些事实证明，文革当时两派的争斗，仍然延续到文革结束三十多年后的今天。

　　浩然去世，作家张扬阴阳怪气，在博客里，兴高采烈。为什么张扬对浩然如此生气？从张扬的文章来看，他并没有看过浩然的小说，应该没有权利去批判浩然，但是，张扬仍然对浩然恨之入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显然是因为浩然在文革中发表了作品，而张扬却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投入了监狱，也就是张扬因为自己的生存权被剥夺了，而仇恨当年有生存权的人。

　　可以说，经受文革的人，不管是得到好处的还是被迫害的人，都或多或少地烙印下文革的思维习惯，这就是不会宽容，只知道势不两立，争夺生存的空间。

　　就说张扬与浩然，两个人在文艺的立场上并没有什么多大的差异.《第二次握手》表现的年代，与浩然的小说的时间基本是差不多的，浩然歌颂了农民，张扬歌颂了知识分子，而且里面充满着与浩然一样的阶级斗争理论，脸谱化也是同样地存在着。在剧情编造中，张扬的胡编滥造走的更远。当时美国人研究原子弹，明明没有中国人参与，它里面偏偏写出一个中国女科学家参与了研究，在小说中这样写写还没有什么，当年拍成电影公映后，引起了观众的笑话。小说对美国风情的生疏也留下了许多不合情理的描写，如女主角在美国的时候，小说称“从落基山飘来的雪”，就令人贻笑大方了。就像我们今天说从“珠穆朗玛峰上飘来的雪”一样缺乏常识。

　　但是，张扬对浩然很是不满，一找到机会，就要批判浩然，挖苦浩然。这背后的动机何在？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生存斗争。任何一场运动，不管它打着何等冠冕堂皇的招牌，总会被参与者从自我的立场的考虑，从生存竞争的角度来确定自己的参与与否。

　　既生瑜，何生亮，这就是生存竞争的一种现实。而今天，我们依然看到这样生存冲突对于人们心理与言行的影响。研究文革，我们不能忽视掉这种作用于最底层参与者的巨大影响。

　　这就是我们从《枫》中岔出来的一点感想。《枫》只能说是一个美丽的小品，用美丽的毁灭来揭露那个时代的荒诞，但与真实地揭示文革本质还有很大的差距呢。激情是电影的第一选择，理性的评判还不是《枫》这样的小说与电影所能承担的。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对文革研究的受阻，本质上仍是我们不敢正视文革中有一种切合人类本质的东西，就是生存竞争。

　　对这种生存竞争如果失控地加以诱导的话，只会产生更可怕的恶。

　　像今天张扬的咬牙切齿地对浩然的咒骂，可以看出张扬是很有一些穷凶极恶的。但是现在毕竟是一个法制时代，不会给张扬动手的机会，如果再来一次文革，张扬可能也会把浩然拎出来批斗的。好在现在是一个法制时代，张扬的恶只能存在于不会真刀真枪杀人的博客中，但那些文字的阴森，仍然使我们保持警惕：文革的遗毒，依然存在于文革的受害者身上的。如果他们重新有拿起刀的机会，他们打砸抢的激情会不亚于文革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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