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科研改革政策造成科研成果90%无实际价值　　

中国的老科技富矿，很值得中国政府深挖潜能，借鉴经验，完善老科技富矿的作用与功能。全国政协常委张涛指出：“每年国家统计的数万项科研成果中，有90%以上无实际价值，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不到10%”。　　

而真正可以让“科研成果中90%以上有实际价值”的中国离退休老专业技术人员，却离真正“干事创业”发挥作用，尚还缺乏政府政策上的畅通渠道。　　

例如：申请创新活动的政府专项“创新基金”，门槛太高，或者说，“创新基金”从中国科研分配政策设计本身，就已经把退休老专业技术人员排斥在外。　　

比如中国科研分配政策规定，“创新基金”只针对中小企业提供实质帮助，基金资金规模小、不稳定，已经不能够满足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仅有14%的入选率，更何况老科技工作者，可见项目的淘汰率之高，并且落实到每一个项目的资助额也很低。　　

目前在科技项目申请的数量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创新基金”的计划额度，却呈逐年下降趋势，笔者初步统计，自1999年，“创新基金”计划额是10亿元，到了1999至2001年，实际每年资助额仅为8亿元左右，但是从2002年，“创新基金”的年度计划额，又突降到了1亿元，现在大约是5个亿的规模左右。如此小的“创新基金”规模，如何能担当起推动创新中国的历史责任？更何况“创新基金”，根本就不对个人，更不针对已经退了休的老科技工作者。　　

所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05]9号文件，转发中组部、中国科协等8部门“关于进一步发挥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作用的意见”出台。实质上对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而言，仅仅是一纸空文，没有有效的“科技创新基金”做基础平台，是较难真正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05]9号文件的政策精神的。　　

笔者以为，中国政府可否重新调整“创新基金”的政策分配设计，让有限的科技“创新基金”，真正花在刀刃上，花在能真正搞出“科技创新”成果上，花在真正具备创新条件的，退休老专业技术人员身上，这样的“科技创新基金”，定能起到，四两拔千斤的积极放大作用。　　

中国的退休老专业技术人员，呼唤“创新基金”的雨露，创新国家，创新城市更需要，为退休老专业技术人员搭建创新平台，尽管基金规模过小。但这些年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创新基金”约达45亿之多，但实际效果上，并没有达到建立之初所设定的，每年投入10个亿至13个亿的规模。这个数量对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来说，实在是太小，现在的“创新基金”，似乎是以撒胡椒面方式撒下去的，而不能够有重点的投入，所以最后的效果并不是太理想。　　　

1992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为此修改了“合资企业法”，允许外方控股并出任董事长。在中美市场准入谈判中，中国政府承诺将大幅度降低关税及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和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激发了外商投资中国的热潮，西方跨国公司对华投资速度明显加快，1992至199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金额增长了3倍多。 　　

在这一时期，中方坚持在合资企业中的控股地位，力图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日资在西方国家的对华投资中比重最大，投资的领域最广，但日资企业限制技术转让的意图十分明显；而美资企业由于“技术创新”能力强，技术转让相对积极。　　

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对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1997年10月以来，外商直接对华投资开始下滑，由于中国制造业的开放程度已经较高，外资对低技术制造业的投资出现下降趋势。1999年外商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从1994至1995年的20%的高水平，下降至10％的低点，此后几年一直如此。　　

截至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投向是，工业占59.6％，房地产公用事业占24.4%，农、林、牧、渔业仅占1.8%，交通运输及科研、技术服务业合计仅为2.8%。在对第二产业的投资中，加工工业又占较大比重；这类企业大多是港台的中小资本，在各种优惠政策的刺激下，大量使用国内廉价的土地、劳动力、能源和原材料，其中不少企业，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一带从事原料药、化工和塑胶制品的生产，对环境的污染十分严重。但这类中小型加工企业，主要是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较少争夺国内市场。　　

日本和欧美的跨国公司，则主要瞄准中国的国内市场，它们大量投资机电、日用化工、轻纺等高利润的传统行业，产品销售额在国内市场上的比重增长迅猛。电子及通讯设备类的外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已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事实证明，1992年中国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其实并未获得成功。外商大企业力图通过大规模投资，取得在新兴产业和高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并依靠巨额资金和技术投入形成竞争优势，对中国本国工业筑起了难以克服的产业进入障碍。　　

目前，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外资控股和独资企业数目迅速上升，独资和控股经营，已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在一些技术密集型的新兴工业领域，外商独资的比例越来越高，超过1亿美元的大型投资项目的数量增加较多。从2001年开始，外资企业加快了向中国转移制造业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的制造业，大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中方参与生产的只是价值链中技术含量低、适合大规模组装的部份，这种移植的制造业，完全受制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发展的基础十分脆弱，很难孕育出现代化的中国产业。 　　

在中国以合资方式引进的技术中，属于硬件技术的成套设备进口占了绝大部份，技术许可和技术咨询服务等软件技术，引进的合同数量和金额很小，所占比例不超过20％，反映出中国企业普遍存在技术依赖心理，这样掌握着核心技术的跨国公司，就很容易将合资企业，改造成它们的最终产品装配线。　　

由于引资工作多在政府的干预下进行，政府和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在引资中就表现为重表面而轻实质，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严重不足。中国用于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资金，只占技术引进资金的三分之一，而日本、韩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用于消化吸收的资金，三倍于技术引进的资金。对于许多地方政府来说，引进外资的目标日益模糊，甚至引资本身成了目的，从而造成为开放而开放、为引资而引资的被动局面。　　

中国不少企业未能通过合资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无法逐步形成自主研制开发能力，即便是在员工素质、信息等基础条件最好的上海也不例外。外资方采取的一系列技术保护措施，与上述国内因素相互作用，在遏制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同时，完成了对中国的技术控制。因此“技术换市场”，仅仅是幻想而已。最终的自主“技术创新”，还应依靠自已的离退休“老科技人员”。　　

据统计，中国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的数量已居世界第五，但1994年至2004年这十年间，每篇文章的平均索引率，却排在了第120位之后。而每年国家统计的数万项科研“成果”中，“就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无实际价值”，这就形成了大量的科技泡沫。　　

这种重量、轻质、资金分配不讲实效的浮躁风、是科技泡沫形成的主因，大多数科学家看得很清楚，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国的科技界，是以量为核心的评价体系造成的。而这种体系的致命缺陷是，违背了科技成果的创造而产生的科学规律。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佳洱说：“一个人一辈子能做成一两件了不起的事就很不容易了”。“科技创新”重在质量，不能盲目追求论文数量。攀比数量统计的做法，不仅使科技人员，忽视对重大科学技术目标的追求，还容易引发学风的浮躁。全国政协常委张涛说：“由于科研活动远离经济与社会实际以及立项和评估中的问题，出现了大量的科技泡沫，导致我国在国际科技总体实力竞争中长期处于弱势”。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冯培恩说：“我国不少科研院所和高校在人才评价中，只看重科研成果数量，而不注重其质量和科学意义，导致科研人员急功近利，为获奖和晋升而搞短、平、快，成果得不到转化，甚至还催生种种学术不端行为”。　　

中国错误的评价机制，使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国家巨额的“创新基金”与科研经费、科技人员的大量精力和宝贵年华，却制造出一大堆无用的垃圾。不仅如此，被败坏了的学术风气、科技环境，又岂是短时间内，能扭转得过来的。　　

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掰腕，屡屡失分,其核心在于，我们缺乏充分的知识产权储备，和必要的“技术创新”能力。中国坐上全球贸易总额第三的显赫位置，几乎让所有中国企业，获得了览众山而小天下的情感满足,但贸易大国，并不等于贸易强国。8亿件衬衫才抵一架空客380，一台DVD只能换回一把洋葱,这些充满调侃性的比方，如万箭穿国人的心。 　　

数量似乎总是我们的优势。2006年，中国专利和商标申请量加在一起，总共超过100万件，创造了全球知识产权申请量历史之最。但是，那些堆积成山的专利中，企业所申报的核心技术却少得可怜。对比可知，中国企业专利比例中的发明专利，仅占24.38%，但国外在中国申请的专利中，发明专利比高达85.60%。事实上只有发明专利，才能够体现出一个机构创新能力的高低。不仅如此，从发明专利集中的领域来看，中国企业申请专利数量集中在中药、饮料、食品等低端产业领域，而国外的专利申请，则集中在无线电传输、移动通讯、电视系统等高科技地带。　　

中国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由于国内大型企业已有一定的研发体系，因此，99%没有申请专利的企业中，绝大部分应该是国内中小型企业。　　

而美国小企业管理局作过一项统计，美国每年70%的新技术，是由中小型企业创造的，小型企业的人均创新发明，是大企业的2倍，在“技术创新”体系中，中小型企业是原始创新的主体和源泉。99%这个难堪的数字，再一次暴露出我们的短板所在。 　　

知识产权缺失的背后，是研发意识的淡薄和基本实力的羸弱。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的研究与试验经费，仅仅占企业销售收入的0.56%，同时，大中型工业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开发机构，正呈现出逐年萎缩的趋势。知识产权尤其是发明专利的短缺，驱动着中国企业走入了两条充满风险的岔道，要么非法使用国外技术或者跟踪模仿，而一旦东窗事发，就会被跨国公司推上被告席，要么以“市场换技术”，但最终只能处在全球贸易链的底端，并沦为跨国公司的血汗加工厂而已。　　

中华振兴，科教先行。但我们的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却严重制约着科技教育的健康发展。再不从体制改革入手解决这些问题，它肯定要制约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如果先行官成了绊马索、加速器成了坠脚石，我们将何以面对子孙后代、何以面对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高校，虽然每年取得6000项至8000项科技成果，但实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还不到10%。作为政协委员，国家建言献策的决策者、专家和学者，有义务坚持客观理性、不偏不倚的文字表达态度。　　

“科研成果90%无实际价值”结论根源是：有关部门在有限的“创新基金”分配上，出了太大的问题，中国的财政将大笔资金投放毫无实际工程经验的高校，必然会形成90%的漏洞，因钱未能花在刀刃上。　　

假若在“创新基金”分配上，大力倾斜于退休的老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则有充分理由相信，“科研成果的90%以上，都将会有实际的应用价值”。　　

中国的“创新基金”数量有限，但是对社会资源的引导性效果可以无限，它可以带动地方政府、风险投资和企业，或退休老专业技术人员，个人研究开发的投入，因为按照现在的“创新基金”配套要求，政府建立相应的专项资金，形成了资源集成的态势。　　

中国的“创新基金”对科技型中小型企业提高竞争力，可起到一定作用，但它不是唯一的路径，它还必须和其他力量相结合，即把退休老专业技术人员，个人的研究开发纳入中国的“创新基金”的支持对象，这样的“创新基金”支持的效果，必然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并能显著发挥“创新基金”的积极作用。　　

中国的老科技工作者，期盼中国政府和社会，为退休老专业技术人员，搭建科技创新的服务平台。老专业技术人员，有了这个创新服务平台，也才能够真正的理解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为什么要专门发出 [2005]9号文件的实质性精神，有了这个创新服务平台，中国政府，也就真正的将建立“老科技工作者创新基金”的积极建议，尽快的落到实处。　　

国际公认的理想科技结构是1：3：6， 而做为中国改革第三极的天津市为例，高级科技人才的缺口较大。重视和开发老科协的科技人才库，是缓解当前高级人才紧缺矛盾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天津市，一边，有约近数万名怀揣热情与高技能的老科技工作者，被束之高阁，而另一边，又有不少用人单位，天天都在抱怨人才难得，天津市政府这几年花大价钱，高价引进海归中的博士、博士后，但不知是否曾经思索过，结果成效到底如何？当然，这只有主管部门最清楚，但有一点至关重要，真正搞“科技创新”或“科技攻关”的人才，并非皆是具备出国，获得什么博士、博士后就一定能够奏效的，这里，一方面需要基本的学历，而另一方面，更需要具备条件创新的老科技人才，具备有几十年的失败与成功的宝贵经验，需要有多年所交纳的学费包含在内，为何称失败乃成功之母，道理就在其中。中国的科技改革者“捧着金碗讨饭吃”一讨就是三十年，至今尚未醒悟，这决不应是中国的科技改革者“干事创业”、“科学发展”的价值取向。　　

老科技工作者就是中国的金碗，他们才是中国最宝贵的财富金矿。而花大价钱引进的海归中的博士、博士后，在搞科技创新或科技攻关方面，若与中国的退休老科技工作者相比，估量是远远逊色于从事科研一线多年，退休老科技工作者实力的，当然，笔者并非反对引进高层次人才，但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同时，决不可低估或冷落了老科技工作者，对老科技工作者而言，理应愈老愈值钱，而在中国，似乎这种理念早己忽略，或恰恰相反，中国的这种人才管理机制，及人才使用信息的极不对称，是严重制约着中国的“有效创新”发展，它也是“干事创业”的一大障碍。　　

因此，强烈呼吁中国政府，尽早在中国的老科技工作者协会，落实开设“老科技工作者创新基金”的建议，使之成为，中国的老科技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干事创业”、“有效创新”的主渠道。成为中国的“干事创业”、“有效创新”的一支主力军。　　

为充分发挥这支素质高、业务熟、经验丰富的老科技队伍的优势，天津市较早成立了“老科技工作者协会”，老副市长陆焕生连续担任了第三届“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的会长，市政府虽安排了办公场所，并划拨了少量的活动经费。但长期以来，“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围绕天津市的中心工作，曾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发挥了老科技人员的余热，也服务了社会，但真正距胡主席，温总理对天津市的要求，相差实在太悬殊，距天津市政府“干事创业”差距较大，充分发挥，充分调动，充分利用天津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的“科技创新”或“有效创新”的巨大潜能作用，是老科技工作者或政府的众望所归。　　

振兴中国，惟在人才。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中国在新世纪前，建设并力争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性任务，人才问题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人才问题既有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也有人才的合理使用，其中包括充分发挥离退休老科技人员，特别是老专家的作用。将这支队伍有效组织起来，充分挖掘他们的“科研创新巨大潜能”，将其作为中国实施“干事创业”战略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为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创新平台，这是当前中国政府的一项刻不容缓的重中之重任务之一。　　

中国的离退休老科技人才资源存量雄厚，专业分布类全、面广。新中国成立后，即20世纪50、60、70、乃至部分80年代，国家培养的大中专毕业生，现已全部或部分进入了离退休的行列。从职称结构、所在行业、发展趋势、综合素质、年龄结构、身体状况和意愿等，都占有一定的优势。 　　

从职称结构分折，中国的离退休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具有中级技术职称的，具有初级技术职称的，约有数拾万人,以上数据显示，中国的离退休老科技人员，在人才密集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人才存量资源，特别是高级人才存量资源，可能较更为丰厚一些。 　　

从所在行业分折，中国的离退休老科技人员，行业涉及农业、机电工程、文化、教育、卫生、科研、建筑、交通、电子、信息、金融等各个领域。呈现门类齐全、分布面广的行业优势。　　

从发展趋势分折，中国的接近退休年龄的男55岁、女50岁以上的科技人员居多，这就使中国的离退休老科技人才队伍，还将以每年约近数万人的速度递增，这都是中国巨大的潜在人才资源。中国的离退休老科技人员，是特殊智力群体，具有再开发的条件与潜能。中国的离退休老科技人员，特别是老专家，既是老龄中较高的智力群体，又是科技领域中的资深群体，其特殊智力和低老龄、身体较好等特点，使他们具备了再开发的条件和巨大的潜能。　　

从综合素质分折，他们在职时，大多是专业技术骨干、学科带头人或领导管理人才，学识渊博，阅历深厚，经验丰富，踏实敬业，职业道德优良，身体健康或基本健康，且很多是经改革开放后，出国进修或专门培养，其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运用，都处于人生最成熟的阶段，时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都很强，具有继续体现自我价值、再做贡献的强烈愿望和奉献精神，是一支具有较高专业技术水平、较高科技领导或管理才能的特殊智力群体。　　

从年龄结构分折，受企事业单位深化改革、科研单位改制和减员增效等因素影响，一批不到60岁、甚至不到50岁的科技人员被原事业单位转制，统一被“一刀切”了下来，办理了内部退养或病退，如天津市津政发[2000]25号文，就直接导致天津市的72个科研院所中的，一大批50岁左右的高级人才，过早的退了下来，这其中正高的就有33人，副高的有数百人，这就使天津市的离退休科技人员队伍，呈现出非常年轻化的趋势。　　

从身体状况和意愿分折，据初步调查统计，中国的离退休老科技人员，身体健康或比较健康的，占多数，有参加活动再作贡献愿望的，占90%以上。　　

以上分析充分表明，中国的离退休老科技人员，完全具备再开发的条件，尤其是65岁以下的低老龄高级科技人才，绝大多数精力比较充沛，具备条件再开发创新的有利条件更多。　　

中国的的经济社会与发展，迫切需要中国的离退休老科技人员再作贡献。中国的改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随着中国经济国际化和对外开放在更深层面的展开，国内外人才竞争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人才资源，特别是老科技人才资源，绝不容乐观，中国的的老科技人才，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开发利用这些非常宝贵的人才资源金矿，不仅可以增加中国的人才总量，提高中国的人才密度，缓解中国的科技人才供需突出矛盾，还具有科研项目上的连续性、科技远景目标上的开拓性，以及新老交替的互补性。　　

中国的“老科技工作者协会”，搭建“干事创业”、“科技创新”或“有效创新”的平台，尽快建立“老科技工作者创新基金”，可以充分挖掘和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仅有利于避免中国的人才资源浪费，也是一项投资少、见效快，即利国、又利民的一项重大举措。有了“老科技工作者创新基金”，这批人用此项“创新基金”中的每一文钱，他们都会精打细算，会象居家过日子一样，珍惜纳税人的每一元钱，“创新基金”用在这批人身上，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值”。　　

发挥中国离退休老科技人员的作用，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面临的新课题，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是在经济还不发达的20世纪末，已迎来了人口老龄化。　　

据专家预测，在今后50年内，我国老年人口年增长率，将以平均每年3%的速度递增，大大超过总人口1.68%的增长速度。 　　

我国老年人口，2010年将达到1.63亿,占总人口的12.1%；2020年,将达到2.23亿,占总人口的15.66%；到2050年，将达到4.39亿,占总人口的约1/4。　　

天津市是继北京、上海、和江苏、浙江之后，进入老年型的省份。有专家计算，现在的高级人才，国家曾投资培养了20多年，但毕业后只工作20至30多年，60岁退休后，国家要再养20多年，而实际上，他们还可以再工作10至15年，这段时间，又是他们最成熟、最有经验的“金秋时期”。　　

因此，大力倡导“积极养老”的新观念，冲破“封闭养老 ”旧模式，通过离退休老科技人才资源的二次开发，让他们再做贡献的过程中，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以老有所为，补充老有所养，减轻老有所医，促进老有所学，增添老有所乐，既可以为国家和社会创造财富，又可以提高离退休老科技人员的自我保障能力，既有利于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维护社会稳定，又有利于贯彻落实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和建设健康有序、充满生机和谐的社会，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鼓舞，又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大好事情。　　

在西方发达国家，倡导生产性老龄化做法，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面对世界性老龄化的挑战，西方一些国家，倡导了生产性老龄化，包括适当延长退休年龄，和发挥退休人员余热等形式，通过老年人就业和再就业，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防止了老年人退休过早，其收入与在职人员拉大，导致的贫困化。　　

西方国家，他们的具体做法是：一是适当延长退休年龄，鼓励推迟实际退休年龄。目前西方大多数国家，男性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女性是60岁，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将在今后几年内，将把男性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同时他们还改变过去，鼓励老年职工提前退休的做法，鼓励老年人推迟实际退休年龄。　　

在英国人的口头禅中，50岁创业才刚刚开始，德国一家公司的广告词是：“55岁太老了？我们连65岁的人都雇呢”，这些均彰显西方国家，在老年人就业问题上，思想的解放与观念更新的转变。　　

二是重视退休人员使用价值，对老年人“余热”进行再开发。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在1994年至2004年间，美国65岁至69岁年龄段的老年男性，就业率从27%上升到33％，女性就业率，也从18%上升至25%。　　

在欧洲，大约有21%的老年人从事志愿者工作，他们一个月大约会提供21个小时的服务。　　

在澳大利亚西部，大约有25%的老年人在做志愿者工作或社区工作。　　

在中国，目前虽很难做到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以满足老年科技人员为社会做贡献的愿望。但通过进一步发挥广大离退休老科技人员的作用，按照天津市政府引导支持，市场主导配置，单位按需聘请，个人自愿量力的原则，鼓励健康的离退休科技人员，发挥优势和专长，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这实际就等于，其为社会再做贡献的年龄延长了，而且延长到只要他本人愿意，身体健康，社会需求，就可以长期的干下去，这应该是科技发展、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和预期寿命延长的必然结果。　　

天津市企业一线呈现人才荒，天津市企业“呈现技术人才荒”，己成为企业“自主创新”最大的障碍，随着“自主创新”成为十一五规划的着力点，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把企业摆到了“自主创新”主体的位置上。然而，在天津市的一些企业调研却发现，由于中国企业技术人员，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社会上，年轻人发展不如去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赚钱不如去跨国公司的思想十分普遍，急需人才招不来、留不住，成为困扰中国企业，真正成为“自主创新”主体的最大障碍。 　　

企业技术人员在岗、退休待遇“双低”，当前，人才问题已经超过经费问题，而成为中国企业“自主创新”最薄弱的瓶颈。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０３年，全国研究生毕业人数超过１１万人，是１９９５年的３．４８倍，２００３年全国毕业的工学研究生，数量超过４万人大关，其中工科博士毕业生也达到万人，然而中国２７００多家大型企业集团中，从事技术开发的，具有博士学位的研究开发人员，仅有３０００多人。仅占工科博士毕业生的不足1/3。　　

没有一流的科技人员在生产一线，就不可能创造出一流的技术和产品。人才荒已经成为国内企业“自主创新”的最大障碍，现已经到了提高国内企业科技人员待遇，和创造科技人员流向企业、扎根企业社会环境的非常时刻了。 　　

中国７０％左右的科技人员在企业工作，但他们的工作环境、待遇和荣誉都与他们的付出极不相称。目前中国的用人机制，在薪酬方面向社会传递的信号是，科学家的工资远远高于工程师。有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科学家群体的年平均收入，大约是国内企业工程师年平均收入的４倍以上，同时，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退休后的工资待遇，更是远远低于大专院校、事业科研院所，科技人员的退休工资2至3倍。此外，国内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的待遇，也远远不如跨国公司工程技术人员的待遇高。 　　

条件苦、声望低　企业科技人员成长性差，对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反映而言，他们不仅待遇不如大专院校和事业科研院所，以及跨国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而且工作环境、社会地位和声望以及发展前景，也远不如大专院校和事业科研院所的同行们，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成长性严重的不足。 　　

在工作环境方面，中国大多数企业中，研究开发与设计能力相对薄弱，绝大多数企业只搞生产不搞研发。企业设备落后，工艺粗糙，工作环境较差，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导致企业科技人员没有用武之地，失去科技人员生存的空间。 　　

在社会声望和地位方面，中国科协举行的一次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显示，中国公众认为科学家职业声望高的占４６．９％，认为工程师职业声望高的仅为１５．４％。大专院校和事业科研院所里的科技工作者职称、头衔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像教授、博导、院士、首席科学家等……，而企业工程师无论对国家有多大贡献，创造多少财富，却永远只能相当于副教授、副研究员级别。近些年，一些部门和地方搞“教授级”、“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使“科学家本位”现象在中国愈演愈烈。 　　

在激励机制方面，国家对高等院校和事业科研院所，高级人才的鼓励性政策很多，例如青年科学家、杰出青年基金、长江学者计划、百人计划、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而针对企业技术带头人的鼓励性政策措施却很少。 　　

在职称方面，国家对科技人员的评价指标倾向于科学家。重点大学和事业科研院所，拥有自主评审的权力，而企业技术人员，则必须参加社会性的高级职称评审。国家对科技人员的评价，往往注重成果、著作、论文、获奖等，而忽视了其中到底有多少项目，实现了产业化、给国家经济究竟带来了什么效益。 　　

企业科技人员“成长性”不足的问题，如在中国工程院，若不考虑原工业部门改制的公司，６６３名院士中，企业院士仅占十几位，而２００２年美国工程院２３６０位院士中，企业院士占了近一半。与美国相比，中国院士中，有学问的人很多，但有真正业绩的人却很少。 　　

企业面临“技术人才荒” ，在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的随机调查结果表明，８０％以上的工科学生，理想的就业单位是，大专院校、事业科研院所和跨国公司，希望去国内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学生，寥寥无几。有些学生为了能进跨国公司，甚至不惜学非所用。 　　

在天津举办的多场招聘会上可以见到，大专院校、事业科研院所和跨国公司的招聘展位前总是水泄不通，为了能够递上一份简历，学生们你拥我挤，而在一些国内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展位前“门可罗雀”，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谈到为什么不选择国内企业时，天津大学学生直言：“到国内企业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从事科技工作，个人发展前途远不如大专院校和事业科研院所，工作环境和收入也远不如一些大专院校、事业科研院所和跨国公司，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几乎大多数同学如出一辙，“成长性不强”和收入低，成为学生不愿选择到企业从事工程技术的最主要原因。 　　

一边是人才不愿意流向国内的企业，一方面是国内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面临“科技人才荒”。企业已经连续多年没有招聘到合适的工程技术人员了，企业面临工程技术人员断层的危险。企业“自主创新”最终靠得还是科技人员，但现在国内企业在科技人员工资待遇、发展前途都处于明显劣势，工程技术人才不愿意到国内企业来。 　　

工程技术人员落地难，扎根更难。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即使在当时选择了国内企业，但是许多一旦羽翼丰满了以后，就选择另攀高枝了，企业仅有的商业秘密、专有技术被科技人员跳槽的事件时有发生，企业的商业秘密从员工渠道泄露的，占商业秘密收案的８０％，其中员工跳槽是重要原因。 　　

目前６万多家跨国企业，控制着世界技术转移的９０％。美国的一流科技人员，大多数在企业搞发明创造，占据产业技术制高点；而中国的一流科技人员，大多数忙于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发表著作和论文，产业关键技术却处处受制于人。 　　

改变工程师的弱势地位　为企业“自主创新”创造条件 ，国内企业要想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必须建立一套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激励人才的机制。中国要扭转企业“自主创新”不足的现状，关键在于改变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的弱势地位。改变企业退休老工程技术人员的待遇，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企业、国家和社会密切合作和互动。 　　

要把握和遵循市场经济的技术发展规律，打破重实验室技术，轻产业技术的技术发展格局。技术突破的主要载体是企业工程技术专家，或退休老工程技术人员，中国的科技管理，应该实现从以科研院所和高校为主体，向企业，向退休老工程技术人员的战略转变，技术发展重点，应该从科研院所和高校向企业或退休老工程技术人员转移。 　　

要改变企业技术人员或退休老工程技术人员的待遇和地位，创造科技人员流向企业、一流人才流向一流企业的经济社会环境。缺少一流科技人员的企业，不会有一流的产品和技术。要尊重企业科技人员的劳动，应该大力提高企业工程师或退休老工程技术人员的待遇，让有能力、有贡献的工程师也富起来。企业机制只有以人为本、按照价值法则运作，才能形成活力源。同时，要给企业科技人员或退休老工程技术人员以应有的社会地位，全社会要像尊重专家教授那样，尊重企业的科技人员或退休老工程技术人员，建议人大、政协、科技等机构，应该大力吸收企业工程技术专家或退休老工程技术人员，让他们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应对国家现行科技政策、计划、法规、奖励和科技人员或退休老工程技术人员，评价标准等进行修改。国家科技政策应突出企业工程师或退休老工程技术人员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改变产业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技术发展规划应以产业技术为核心和重点，形成以企业家和工程师或退休老工程技术人员为主体，吸收一定数量科学家参加的技术决策咨询机制。科技人员评价标准，也要改变过去一直向科学家倾斜的政策，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也要以业绩为主，向企业工程师或退休老工程技术人员倾斜。 　　

天津市乃至中国的上述现状，为老科技工作者协会，提供了拾遗补缺的良好契机，加大国家对退休的老科技工作者，“自主创新”的资金扶持力度，创建“老科技工作者创新基金”，形成企业工程师或老科技工作者研究技术，大学和科研院所研究科学的基本格局。　　

目前，国家财政科技经费主要还是投向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企业获得的占当年财政科技经费总额比例很小，没有体现出对“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的重点支持。政府财政科技拨款中，投向企业的经费所占比重，和企业研究开发经费中，来自政府资金所占比重，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呼吁中国政府，把“老科技工作者”支持企业研发，作为科技工作的重点，大力促进企业技术中心发展。　　

因此，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科技拨款，应加大对“老科技工作者”自主创新的投入，把突破产业技术瓶颈，与培育企业技术中心，有机的结合起来，形成以企业的“老科技工作者”为龙头，核心的产、技、科与老科协的技术和科学，共同发展的道路。　　

彻底结束三十年科研改革失败的分配政策，彻底结束右派精英所造成的“科研成果90%无实际价值”的祸国尴尬局面。是深化改革政策必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