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组建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绝大多数革命造反组织联合起来，一举夺了中共安徽省委的大权，这是安徽群众空前的壮举。合肥的工人﹑市民，包括省军区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喜﹑游行络驿不绝；狂欢﹑鞭炮昼夜不停，但真实的生活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特别是在元月二十四日的厅局长会议上反映合肥缺粮﹑缺燃料的问题还未解决，这是关系到市民群众能否过好春节的关键问题。想到这些问题，我感到身上的担子不知有多重。组建临时的省级领导班子是当务之急。 　　

　　

　　这个临时的权力机构如何组建，我心里没有底，但走群众路线我是知道的。元月二十八日上午，由“八·二七”兵团牵头召开参加夺权组织的造反派头头会议，具体协商夺权后的临时权力机构的名称和组成问题。会上我先提出两条原则（这两条原则也是“八·二七”兵团常委事先商定的）。第一.这个临时权力机构必须按照巴黎公社原则组织。其实巴黎公社原则是什么我也不很清楚，都是从中苏公开论战文章里零星知道一点皮毛：就是权力机关应自下而上的选举产生；权力机关要接受群众的监督；群众可以随时撤换他们认为不称职的代表；权力机关要定期向他（她）的选举人汇工作；权力机构领导的工资不能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还有别的什么原则我不清楚，好像别人都不太清楚。对这些原则头头们提不出不同意见。第二.临时权力机关要本着精兵简政的要求组建，不能按旧省委的样子组建。要建成人少多办事的班子，不能弄成列宁批评“议会”那样的“清谈馆”。　　

　　

　　按照这两条原则，通过充分协商，比照山西省夺权机构的名称，大家同意安徽省的权力机构叫：“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总指挥部设常委﹑委员和监督机构。常委暂定十一人，以后根据情况再增补常委。名额的分配是：为了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工人代表四人，学生代表三人，军队一人，机关干部一人，革命领导干部一人。由于农民没有联合的代表性组织，暂不设代表名额。在谈到省军区派什么人时，由于我对省军区曾经压制过“八·二七”有些不放心，所以我说一句：“带皱纹的靠边站”。会议还就干部上班问题作了要求：希望省市直机关的一般工作人员和未被罢官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坚持上班，做好本职工作。工矿企业的干部不管是罢官的，还是未罢官的，都要上班；即使是罢了官的，也要一面检查，一面在基层劳动。任何人都不能在家不上班。最后我又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我说：“不要我们夺了权，搞得大家没饭吃，没有裤子穿。这样我们就会不打自倒。” 　　

　　

　　一月二十八日下午，由“八·二七”兵团主持召开省直厅局长干部和造反派头头联席会议。由于省委只罢了李葆华﹑李任之﹑桂篷的官，其他省委领导和厅局干部均未罢官，尽管厅局里的造反派也有夺权的，但局﹑处干部并未停职罢官，所以他们亦然与造反派联合行使权力，因而要求这些干部必须上班。一面检查自己的错误，一面还要在造反组织的监督下做好工作。会上具体落实春节的物资供应问题，由李文安监督黄岩向合肥调运粮食。黄岩说：“巢湖地区有粮，但没有火车皮，需要再申请计划，时间来不及，用汽车运，车辆有限，能不能由“八·二七”出面与省军区联系，支援地方一部分军车为合肥运粮。”由于葛庆尧负责“八·二七”的军训工作，与军区联系较多，所以让葛庆尧与军区联系。结果军区一口答应。生活用煤的运输只好压缩其他车皮计划来解决。要求省商业厅尽最大努力解决计划内的副食供应问题。这样，使元月二十四日下午会议未来得及解决的问题，在二十八日下午会议得到了落实，这时我心里总算喘口气。 　　

　　

　　二十九日上午，由“八·二七”﹑“工联会”和省军区抽调的三十多位人员进驻省委。“八·二七”兵团决定我﹑李胜利﹑李文安 作为“总指挥部”常委带领二十多位大﹑中学校学生进驻省委。“工联会”由于内部矛盾未解决，暂时派出徐文成﹑曹再凤、李汝治、童保军进驻省委。由于他们工人要坚守岗位，“抓革命，促生产”，所以“工联会”只派出了很少的工作人员。省军区派侯建新副参谋长代表省军区出任总指挥部的常委，并率领十几位处长和一般军事干部到总指挥部出任部门领导和从事一般工作。全部工作人员合计八十余人。 　　

　　

　　三十日上午，总指挥部正式上班办公。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省委直属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大会是在南楼门前召开的。上午天冷，地上盖满雪。会议由李文安主持。他做个开场白，主要是我讲话。由于天冷，大家站在雪地上，不敢多讲，只简单地说了几句话。我说：“今天一大早把大伙集合起来，我要向大家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总指挥部成立了（下面鼓掌），从今开始，我们正式接管省委的权力。第二件事，你们从今天起必须按时上下班，上班的任务，一是揭发安徽省委的问题，批判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大字﹑小字﹑口头汇都行。我们夺权是夺走资派的权，不是夺大家的工作权，所以你们有权工作﹑有权揭发﹑有权批判任何错误的东西。第三件事，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一起战斗了，希望你们努力！ 　　

　　

　　总指挥部下设：秘书组﹑组织组﹑接待组﹑调查组﹑政策研究室，生产指挥组。这些部门的头头，由军区处长主持，也有的是“工联会”的常委和学生主持。开始时，人数都不多，一般三至五人，调查组人数多些，因为他们掌握社会的各种动态，还要负责与各学校的动态组联络。所谓调查组，其实就是情机构。　　

　　

　　常委的分工是这样：我和李胜利﹑候建新﹑王中及原省委书记张恺帆负责原省委负责的一摊子；李文安﹑徐文成﹑曹在风与以后参与支左的省军区的程业堂副司令员负责原省人委一摊子。由于省人委厅局多，涉及面广，所以让黄岩﹑任质斌﹑王光宇﹑张祚荫出来工作。黄岩分管财贸；任质斌分管工交；张恺帆配合李胜利搞好接待；王光宇分管农业；张祚荫分管水电，并配合程业堂总管生产。程业堂虽不是总指挥部的常委，但由于省委夺权后，打乱了原来的组织系统。造反派组织虽夺了权，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没有上下垂直的权力体系，要搞好生产是不可想象的，只有请省军区利用军队的垂直组织体系方可有效地组织生产。军队虽然有上下垂直的组织体系，也可名正言顺地介入，但他们又不懂地方生产是怎么回事，造反组织有的懂，有的不懂。我们这些读书的学生就不懂。只有让原来的领导干部参与工作，所以除李葆华﹑李任之﹑桂篷等少数厅局以上干部靠边站以外，大多数依然在群众监督下工作。对这些人名义上要他们检查，揭发李葆华。但工作起来，谁也顾不得，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以后康生批评我们这一情况并没有错，的确没有集中力量揭发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这与我“抓革命”是手段、“促生产”是目的的指导思想有关。　　

　　

　　虽然领导班子和组织机构都有了，但常委会没有召集人，这对常委会的日常工作有一定的影响。大约二月四日左右，侯建新把我们几个常委召集起来，候说：“我们常委开会连个召集人都没有，这样很不方便。我看我们也不要搞什么选举产生了，我提议让老梁（梁守福）当我们常委会的临时召集人，反正都是临时的，总指挥部也是临时的，算不上什么职务，党中央承认夺权以后再说。”在座的常委们一致表示同意。从这天起，我就成了浪尖上划板的冲浪人。用当时反夺权组织的话来说，我执行了一条没有李葆华的李葆华路线；用康生的话来说“个别领导人实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压制了有不同意见的左派群众组织和革命干部。”由于省军区二月份“后院”造反起火，主要领导同志也在受揭批，没有参与总指挥部的领导工作，《九条》决定对总指挥部的批评不应由严光、宋文承担，应由我承担。 　　

　　

　　总指挥部在我临时指挥下，主要抓了以下的工作： 　　

　　

　　1. 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以省委名义召开的厅局长会议，由于省委失去了应有的权威，失去了民意的支持，失去了人民力量的支持，他们的权力意志变成了空灵，他们的四肢徒有其名，他们成了一群什么也干不成的老人。合法的任命文件成了一纸空文，这时的平民百姓成了真正的主人，真正的权力人。由“八·二七”兵团出面协调各造反组织和省军区，解决春节供应问题。由葛庆尧协调军区动用军车运送巢湖的粮食；由李胜利、沈继荣、任质斌协调交通口造反组织动员各运输车队去淮北、淮南运煤，把春节计划供应物资做政治任务完成，在年三十前各类物资必须到位。从元月二十七日，也就是夺权后的第二天开始，经过七天七夜的不间断运输，到二月四日，供应春节的物资全部运齐。这也许就是精神变物质，革命解放生产力吧！当然，这些物资最后到居民手里还得依靠商业运作和原来的权力体系，这些权力体系的权力人不全是原来的当权派，而是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群众领袖。1967年的春节，是群众自己夺权，自己掌权的第一个春节，所谓“自己”，也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自己”，是在毛泽东思想统率下的“自己”。所以，春节如何过，还得符合当时的大前提，这个前提就是革命化。　　

　　

　　虽然党中央没有对春节如何革命化提出具体要求，但经过“扫四旧”的洗礼，几乎都知道该如何“革命化”。首先，就是大力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大唱革命歌曲，开展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的群众性娱乐活动，各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都没有放假，他们自觉地到军队、工厂、郊区与军人、第一线的工人和农民进行联欢演出。我就参加了“八·二七”兵团宣传队与省军区的联欢，演出后，军区还招待宣传队吃夜餐，体现了“支左”后的军民鱼水情。在农村，没有谁再搞封建迷信、赌博等活动，不少工矿企业的工人公开声明，春节加班不拿法定节日的双倍工资，合肥钢厂，安徽纺织厂等大型企业由于不能停产，夺权后的领导班子不仅在第一线干活，而且组织职工将年饭送到车间班组。尽管物资缺少些，但在劳动中春节过得很充实。　　

　　

　　2. 抓造反组织的思想整顿，恢复社会秩序。　　

　　

　　原来希望乱，那样是乱了省委，冲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权后再乱，就乱了自己。所以总指挥部成立后，就狠抓群众组织的思想整顿工作。　　

　　

　　首先整顿“八·二七”兵团内部。通过“军训”等多样的教育活动，逐步消除大“八·二七”主义，老“八·二七”主义，以解决团结大多数的问题，特别对原来“红卫兵总部”的成员，不能算旧账，算老账，要高姿态，尽快让他们加入“八·二七”。否则，他们就会进入反夺权的行列。要解决加入“八·二七”，比加入共产党还难的问题。当我得知，元月初保守组织垮台后，他们的部分头头也被拘捕时，总指挥部决定，应该放掉他们。他们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人民内部矛盾，应通过教育的方法来解决。这样符合毛泽东“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站错队，站过来就是了”的思想，有利团结大多数。另外，还通过纸，电台播发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等文章，以此克服学生中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其实这时中央的指导精神，也是要把红卫兵收回学校，让工人阶级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3. 对“工联会”的纵队干部进行分期﹑分批轮训。　　

　　

　　学习军训的方法，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政策水平。没有一批可靠的干部队伍，所谓主力军的作用是空话。再者，也是通过这个办法，培养一支干部队伍。从我内心里就想学蒋介石办“黄埔军校”，只有这样，才能培养一批高素质，指挥得动的骨干力量。因为胜利后，造反派内部许多不良的东西已经明显地爆露出来，我感到许多人可以共患难，而难以共欢乐。例如：有一天“工联会”的一个下属组织“青职司”要砸以汤志浩（原合师院的讲师，转业军人，很早组织荣退军人司令部）为首的“红卫军”，我是不同意的，但他们不听。我只得亲手写一份通知，大意是：汤志浩领导的“红卫军”不同于程明远的“红卫军”，他们从不搞打﹑砸﹑抢的活动，很早就支持“八·二七”，一直是同“八·二七”并肩战斗的革命组织，任何人不得砸他们的司令部。我除了签上自己的名外，还加盖了总指挥部的大章。下午三点多钟，他们虽然没敢抄﹑砸，但派了一批人到处找我。结果在工大东天桥下找到了我，非要我跟他们走一趟。工大很快围上几个学生，大有武斗之势。我让工大同学退回去，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无非想跟我谈谈心。到了“青职司”总部（明教寺），他们的确也没对我怎么样，说是好长时间不见了，就想跟我说说话。吃晚饭时，他们自掏人民币，到街头吃油炸臭豆腐干，真是闻着臭，吃着香，再蘸点红辣酱，更有一番风味。夜里也未回总指挥部，和“青职司”的战士一起睡草窝。他们既怕我变修，又怕我累垮身体，因为我那是有点“人瘦毛长”，他们虽然年轻，但倒有工人老大哥的样子，话一直说到下半夜。这件事越发让我感觉到教育工人比教育学生困难。所以，对工人干部的培训班，办了一﹑两期，最后不了了之。 　　

　　

　　4. 利用中央军委发布的“八条命令”，进一步遏制游街风。　　

　　

　　我的印象最深的是安纺一批劳动模范，因文革初期参加保守组织，压制了造反派。他们不仅在工厂受到批斗，而且还被厂里的造反派剃了阴阳头。因总指挥部是敞开的，没人站岗，为了表明总指挥部是群众自己的权力机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当官做老爷，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的出入总指挥部。她们找到了我，脱去头上的帽子，个个都是半边有头发，半边没有头发，我看后，对她们十分同情，我让在场的张泰升（原劳动局副局长，较早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和邹汝安（安徽教育学院的教师）接待一下，并留下谈话记录。事后，我找了在《新安徽》社的吴波。我问他对游街，剃阴阳头的行为有什么看法，他的看法与我基本一致，群众有气，出出气可以理解，但不能侮辱人格。我希望在《新安徽》上多发表制止游街的文章。　　

　　

　　5. 处理好被罢官的省委干部的安全问题。　　

　　

　　元月二十三日李葆华被游斗后，合肥地区的部分厂矿要求批斗他，外地区的造反派要求学合肥游斗他和李任之，理由是李葆华和李任之是安徽省的，不是合肥市的。外地有权游斗他们。这样就给我们提出了难题，他们的安全如何保障？所以经研究，不能让李葆华﹑李任之到外地游斗。理由就是从安全考虑，不准游斗。所以总指挥部成立后，李葆华再没有被游斗过。这样李葆华放在何处又成了问题。我和侯建新﹑李文安少数人商量，将李葆华放在省委印刷厂里监督劳动。为了防止泄密，被外地造反派抢走，对省委印刷厂以机要重地为由，加派一个班的兵力进行保护。以后我又多次问过候建新，李葆华的情况如何，候都说没有问题，他很好，每周还有战士陪他到江淮旅社西小楼洗澡。后来康生批评我们把李葆华藏起来，不让批斗也是事实。 　　

　　

　　6. 处理原省委遗留的若干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是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结合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事宜。从六四届﹑六五届大学毕业生中和早期的下放知青中，抽调一批人参加“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社教”运动基本停止。中央有指示将“社教”纳入文化革命一起搞。这样一来，这批抽调人员便无处可去。于是在文革中，他们成立了“64”兵团﹑“65”兵团等革命造反组织。总指挥部根据中央指示，没有让这两个组织参加夺权，但对他们的分配问题应予处理。经研究，两届学生由省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分配到刚筹建的军工厂去，知青由省财政补贴生活费用，回到原地。 　　

　　

　　7. 狠抓卫生防疫工作。　　

　　

　　三月初，总指挥部负责原省人委工作的省军区副司令员程业棠，在省军区召开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迎接春播时的早稻插秧。我被通知出席开幕式，并讲话。这一次省军区用车把我接去，我一下车，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的领导已经在会场门前等我了，程业棠司令员向他们介绍我时，他们整齐的立正向我敬军礼，我当时吓了一跳，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我没戴帽子，无法还礼，只好与军区的几位领导握手致意。　　

　　

　　我在会上发言的大体意思是，春耕在即，首先要保证沿江地区农村劳动力要有健康的身体，对军队的支持表示感激，希望地方的卫生防疫工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全心全意地把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做好。会后，我深深的体会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人对党的绝对服从。　　

　　8. 狠抓春耕春播。　　

　　

　　“一年之计在于春”，安徽是农业大省，春耕春播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全年的收成。总指挥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先由省军区组织召开了农业生产三级干部会议，主题是：坚决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这次会议我没有全程出席，主要是省军区司令员严光讲话，我和李文安去看过与会的人员。　　

　　

　　会议一结束，总指挥部就组织召开了“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的誓师大会”，大会由省军区副司令员程业棠主持，总指挥部的常委李汝治、徐文成代表总指挥部分别讲了话，并号召全省人民要誓死保证夺权后的第一个春耕生产大胜利，第一年的大丰收。这次会议是通过省广播电台向全省直播的。我出席了会议，但没有发言。　　

　　

　　采取以上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因为新的权力机构更需要较稳定的社会秩序，否则，“抓革命，促生产”的既定方针也无法落实。　　

　　

　　 9. 加强总指挥部自身的革命化建设。　　

　　

　　俗话说得好：“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造反派夺权后，能不能继续得到群众的拥护，加强总指挥部机关的自身革命化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1)．对总指挥部全体人员（包括常委）的生活起居严格约束，都要自带饭票，意思是原来有薪水的，不加薪水，不拿补助；原来没有工资的学生，可以将在校的助学金取出来，在省委食堂买饭票吃饭，在食堂吃饭时一律排队，自带碗筷，任何人不得特殊化；中学生没有助学金的，由家长供应伙食或回家用餐。在总指挥部用餐均无补助。我当时只有九元钱的助学金，在机关食堂吃不起，有时还要回学校吃。所以同学们称我是九元钱工资的“省委书记”。 　　

　　

　　居住问题规定：凡有家的工作人员一律回家住，常委除王中﹑候建新以外，其余均住在原省委某副部长魏建章的宿舍里（魏建章为何搬走，何时搬走我们不知道。这是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陈云亭安排的）我和李胜利﹑李文安住在一个房间里，各人的衣服各人洗，卫生自己整理。　　

　　

　　(2)．封存省委﹑省人委﹑各厅﹑局（公安厅除外）所有的轿车，公安厅留两辆吉普车作为办案用；机关事务管理局下面的稻香楼宾馆保留几辆车，作特殊接待工作用。我让总指挥部秘书买二十辆半旧的自行车，并指示他们，从这些车子中找一辆最不好的给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让权力人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3)．总指挥部在办公用品的管理上，是本着“节约闹革命”的原则，不得用总指挥部的信笺为自己私用。在省委南楼有李葆华的专用办公室，后来这间办公室打开给我用。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除了在里间的卫生间解过一次小便，用保密电话同北京代表团通过几次电话外，我没在里面坐过半天，我怕自己特殊化。为了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坚持中央中共二中全会的精神，坚持劳动者的本色，我们常委的活动都集体在南楼的会议室里。 　　

　　

　　(4)．为了提高“为人民服务”的办事效率，总指挥部不设立重叠机构，常委以下就设几个实用的办事组，取消原省委、省人委的厅、局、处、科级的办事机构，工作人员之间没有等级差别，只有工作性质的分工，所以，也没有职称的称呼，彼此直呼其名（军队除外）。省直机关由原来的六千多人减少到80多人（包括军队和造反派），再加上原省直机关留用的工作人员，也不足200人。这一举措企图从根本上消除人民政权官僚化，人民政权吃人民的异化属性。也正是这一举措，才实实在在的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　　

　　

　　(5)．总指挥部的领导成员，如工作不称职，由原派出单位，可以随时撤换。并规定派出单位有权质询本单位派到总指挥部的领导成员。为了密切联系群众，总指挥部的领导成员必须定期回原单位汇工作。我虽然在总指挥部只担任了60天的领导工作，三月初，我还回到“八·二七”兵团汇自己的工作情况，接受“八·二七”兵团常委的质询。由于在总指挥部没有了资产阶级法权，在待遇上一律平等，所以在总指挥部内部也没有争权夺利的纠纷。　　

　　

　　 10. 筹备“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在夺权前和夺权后的一些日子里，中央强调的只是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没有提出“三结合”的问题。夺权的造反派没有经验，中央也没有现成的经验。毛泽东在看，在不断地总结夺权后的新经验。但安徽的总指挥部没有等中央总结出新的经验再行动，而是根据夺权后的实际需要，不仅在夺权前就请出了地方驻军，夺权后立即让没有罢官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参与总指挥部的工作。这一点前面作了叙述。在二月二十日的《人民日》和《红旗》第四期社论提出“三结合”的问题，总指挥部就立即行动起来。首先是总指挥部常委根据中央精神，对原省委常委以上的干部进行排队，逐个分析，根据前段时间召开厅局长以上干部揭发省委阶级斗争盖子的会议的情况，暴露了安徽领导干部队伍有很严重的宗派斗争。根据这一情况，我提出重视第三种力量，就是外来干部力量，这一批人主要是一九六四年以来，为了加强地方政治思想工作，从军队转业的一批师﹑团以上的干部。这些人多从野战部队下来，与安徽地方关系不深，没有卷入安徽干部的宗派体系。这批人中间部分是从外省调来的干部，我叫他们是外来户。如王中﹑任质斌﹑朱光等人。他们不仅来得迟，而且有些受排挤。对原来安徽地方干部也作了仔细分析，这里讨论最多的是张恺帆。从历史上看，他受过曾希圣的打击，三年困难时期，还是敢于说真话的。文革初期，他有同情学生的一面，后来通过机关干部的揭发，他又有诽谤“八·二七”，讨好李葆华的一面。例如：“八·二七”老鼠队的打油诗就出自他之口，并多次说学生是“毛猴子”，“三天流血事件”中的“紧急呼吁”是我逼他写的，“全国有四大富，（指蒯大富﹑梁守富…）最难缠等等，把我名字中的“福”改成“富”就是出自张恺帆之口。李文安对张恺帆意见大，认为他是两面派，再加上毛泽东一九五九年批评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以排来排去还是将张放一放。这时原曾希圣的部下开始活跃起来。揭发李葆华六二年的翻案风也比较勇敢。因为这一点与他们的利益，特别是心理上感受关系最密切。黄岩虽然是老省委的干部，但他似乎立场中立些。有天晚上，他到我们宿舍里，不知为什么他说出了令人发笑的话：“以前我抱曾希圣的大腿；李葆华来了，我抱李葆华的大腿；这次我抱“一·二六”的大腿，我抱定了”。因为黄岩个头不大，人也不胖，所以他在讲话时，还弯下腰学着抱大腿的样子。他走后，我们在场的几个人都笑了一场。但总的说来，我们对黄岩没有太坏的印象，只把他的话当笑话听，认为李葆华并不重用他，是省长，但在省委里只是个候补书记。王中虽然站出来较早，和康生的妻子曹轶殴共过事，但长期身体不好，能力也欠缺，够不上代表性。李世农省委书记，也因身体不好，毛泽东又批评他十个指头烂掉九个的问题，总指挥部不敢多考虑。“三天流血事件”后公开站出来支持“八·二七”的一批干部中，省委常委中没有，只有北京军区原副参谋长钟某。资格比较老，身体也比较好。但他又受彭德怀的株连，加上传言男女关系问题，同样是不敢作为领导干部的代表。经过多次认真排队，找来找去只好还是在几个主要干部中找。于是决定让王中﹑黄岩﹑张祚荫﹑任质斌他们，作为“三结合”的重点对象。 　　

　　

　　为了贯彻中央“三结合”的精神，又要群众理解总指挥部的做法。三月十日左右赴京代表团催“三结合”的名单，在稻香楼小礼堂召开了由造反派头头和部分机关干部参加的座谈会。在会上我讲了以下几点意见： 　　

　　

　　1﹒在解放干部问题上，要“敢”字当头，不能畏首畏尾的“怕”字当头。我们过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触及了干部的灵魂，那是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现在毛主席要我们大胆地使用干部，搞好革命的“三结合”，这是毛主席在新形势下的新部署，我们更应该紧跟，否则，我们就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就会被历史淘汰。 　　

　　

　　2﹒对干部的思想状态作了分析。有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因为认识不足，没有跟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打击了革命群众。现经过群众批判帮助甚至斗争，他们认识了错误，不能抓住不放；有的干部是错误地接受了反右派﹑反右倾的教训，在运动初期抱着跟领导走，不会犯错误的思想，违心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干部在运动初期被揭发某些问题，但不属三反分子，他们现在依然“怕”字当头，怕群众揪住不放；有的干部是因为安徽干部宗派较严重，怕站错队，以后受打击；有的干部是因为安徽缺少民主，长期堵塞言路，造成这批干部在大民主面前不知所措。当然，干部的思想状况不只是这些。 　　

　　

　　3. 怎么办？首先还是要“敢”字当头，敢批判﹑敢斗争﹑敢胜利。但也要敢解放一大批不属于三反分子的干部，可以先结合，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过去夺权是基层夺，没等省里。这次建立“三结合”政权也不要等省。总指挥部派出的汇团正在北京，军区的许多领导也去了，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安徽的夺权一定会得到中央的批准。其次，对待技术干部一定不能揪住不放，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不管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怎样的路线错误。 　　

　　

　　在这次会议上，我还告了准备上中央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班子组成。总指挥部的意见是：严光任革委会主任﹑任质斌任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王中﹑黄岩﹑王光宇﹑张泰升为革委会副主任，我被拟为常委，常委会共十五人。领导干部中重点介绍了王中﹑任质斌﹑张祚荫﹑黄岩﹑王光宇。与会人员认为，结合的省级干部太多，我解释说：“我们给中央多两个，留有选择的余地。”还有人提出，“八·二七”兵团在副主任名单里一个没有不合适。我解释说：“现在工人是主力军，学生以后都要参加分配，重要职务占多了，会给以后带来麻烦。反正中央作最后审查，比例不合适，代表团再作调整。”当时我还举了，美国华盛顿的例子，“华盛顿领导美国人民进行独立战争，胜利后，他也只干了两届。第二届还是美国人民强留的，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也有人提出，既然工人是主力军，为什么在给中央的告中没有一个工人副主任？我的解释是：“工人是主力军，不等于工人都去当副主任，革命委员会是临时的权力机构，以后怎么搞，谁也不知道。再说，如果工人都脱产做领导，还有个政策问题。所以，在主要领导岗位上既无工人也无学生。在我们的告中，总指挥部还是代表造反派联合组织，对“革委会”进行监督的机构，保留了群众对权力机关的直接监督权。 　　

　　

　　最后，我还强调说：“这是总指挥部上中央的意见，我们事先也不知道中央是什么精神，不行再重来。我们现在两条腿走路，双管齐下。一面上，因为中央要的急；一面让干部继续“亮相”。这次去北京的，还有胡向农和一般干部若干人，让中央挑选。” 　　

　　

　　原省委常委的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月初，我虽然做了造反派头头的工作，但广大群众不一定谅解。为了让这些领导干部得到群众的谅解，总指挥部还必须为他们提供一个表示立场转变的舞台。用当时的流行话来说，就是提供一个“亮相”的机会。“亮相”的做法和途径多种多样，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揭发以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委阶级斗争盖子；批判原省委执行的反动路线。通过揭盖子和批判会，让领导干部站出来，表明自己已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以此取得群众谅解。为此，总指挥部在三月上旬，在合肥长江剧院，组织厅﹑局长以上干部的揭盖子会。会议由“八·二七”兵团常委、合工大纵队长刘兴路组织。在这个会上，有些干部变相地批判张恺帆，揭盖子会演变成宗派斗争会，张恺帆的夫人史某闹了会场，致使会议中断。第二天晚上，我约张到我们的集体宿舍，我和张恺帆进行了个别地交谈。首先，批评史某闹会场是错误的，应该教育。另外也告诉他，我对会议的情况是了解的。会场上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总指挥部已经决定停止这个会议，你应该相信总指挥部，会按照毛主席干部路线办事的。张表示：史某闹会场是不对的，对他已经进行了批评。不过，有些领导干部老是翻历史旧账，不利于揭开省委的盖子，不利于团结。我送他走时，又重复地向他表明，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也请你相信我本人。我们不是第一次打交道，我梁守福说话是算数的。　　　　

　　揭盖子会停开后，许多领导干部失去了“亮相”的舞台，不少干部只好找到总指挥部主动自我“亮相”。例如；原省委组织部长杨某某，有天晚上就主动到总指挥部找到我。先是自姓名﹑职务，然后说：“以前我们没有见过面，但你的名字我早就知道了，当时考察工大提出的革命接班人中就有你，而且工大是我亲自考察的。”当时我对此话并不在意，因为这句话的真假是无法确认的，只能从系总支书记找我谈话时，要我同恋人断绝关系中去联想，这话也许是真的，但已成为历史上的黄花菜。又如原副省长彭宗珠，从上海养病一回到合肥，就找到总指挥部。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坚决拥护‘一﹒二六’夺权，我是到总指挥部来到的，我要和你们一起战斗。” 　　

　　

　　这些干部对揭李葆华的翻案风积极性很高，他们的行动对总指挥部当然是有利的。但也引起了另一部分干部的反感，这部分抱有反感态度的干部，以后多与反夺权的群众有联系。这时候，合肥造反派围绕夺权问题的分歧，已与宗派斗争搅在一起了，这为安徽干部的“亮相”与“结合”制造了许多障碍。 　　

　　

　　2. 让领导干部“亮相”的第二种方法就是通过舆论工具。例如:王中﹑黄岩﹑任质斌﹑张祚荫等多次在纸上发表文章。王中在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的《安徽八·二七》上，发表了题为：“热烈祝贺和坚决支持我省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的文章；副省长张祚荫在二月二十四日的《安徽八·二七》上发表题为：“无产阶级大夺权胜利万岁”的“亮相”文章。 　　

　　

　　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的《安徽八·二七》上刊登了“八·二七”安大纵队驻省委学习队整理的“与原省委书记处书记任质斌同志谈话摘要，”从“摘要”中我抄录几段话： 　　

　　

　　“在夺权前半个月，省委这个摊子已经瘫痪，下面厅局也瘫痪了，省委本身也瘫痪了，形成众叛亲离，秘书也造反了。当时我们也想把屁股坐在造反派一边，但已没人听了，连一个具体问题也解决不了。情况又很紧，无论生产，生活都是这样。如生活方面，合肥以前的粮食总有三个月的储备，而当时只有一个月的库存。买煤排长队，食油也有十几个供应点脱销。因此当时夺权非常必要。如果推迟半个月，那么群众生活，生产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指挥部的活动我未全面参加，我所知道的是这样：王中﹑张祚荫同志参加总指挥部的活动多些，我和工人造反派沈继荣（省印刷厂造反派头头）同志，“八·二七”的高洪生同志抓工业﹑交通；王光宇同志和军区姓杨的同志等几个人分管农业生产，农业救灾；黄岩同志分管财贸方面的工作；张恺帆同志和“八·二七”的李胜利及其他几个分管接待工作；李世农现在身体很不好，继续在家休养，未分配工作。过去省委的这些常委们，除王中﹑张祚荫（不是常委）参加总指挥部活动外，王中还管公﹑检﹑法。其他的人，吴文瑞原在社，现回来未安排工作；马常炎有病在家休息；朱光前些时候到北京养病，最近科委把他找回来，可能在科委作检查。” 　　

　　

　　任质斌的这个讲话“摘要”成了康生批评我的依据，也是中央制定解决安徽问题“九条”决定的重要依据。我们刊登这个“摘要”，只是为了按照中央精神，尽快让革命领导干部“亮相”，尽快让他们站出来工作。　　

　　

　　黄岩在六七年三月十四日的《安徽八·二七》上，发表了题为“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文章。 　　

　　

　　利用三月的植树节等活动，进一步让他们在《新安徽》﹑省广播电台﹑省电视台上“亮相”。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总指挥部和省军区共同组织召开的“全省农业三级干部会议”上，又让张祚荫﹑王光宇等人在会上“亮相”。 　　

　　

　　通过总指挥部的这些安排，原省委领导班子里的多数成员，都陆续地站出来了，大多数群众也基本予以谅解。 　　

　　

　　二月下旬，由于军委的“八条”命令，使得军区内部的混乱局面得到扭转。严光司令员﹑彭胜标副政委先后多次来到总指挥部，了解情况，指导工作。特别是对反夺权的问题，提出看法。记得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左右，严光在总指挥部南楼会议室，会见总指挥部的领导成员，听完汇后说：“前段时间，军区内部有些问题，南京军区许司令也催过几次，要我尽快到总指挥部支持你们的工作，现在军区内部问题解决了。我先来总指挥部看看，前几天彭政委（彭胜标副政委）来看了一下，你们同他谈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你们应该有信心，不要怕人家反夺权，以后我要多到总指挥部来支持你们。”　　

　　

　　二月二十二日晚，严光﹑宋文（省军区第二政委）﹑王文模（省军区第三政委），还有其他几位军区的领导。在省军区西小楼，接见了“八·二七”和“工联会”的主要头头，总指挥部的常委和各大学派往总指挥部的监督人员，也参加了接见。由于反夺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合肥造反派围绕夺权问题分成两大派，支持夺权的造反派就称“一.二六”夺权好极了，反夺权的造反派就喊“一.二六”夺权好个屁，这就是“G”派和“P”派的由来。在这种形势下，严光又就反夺权的问题说了一大段话：“形势大好，不能悲观，这点要肯定。暗礁不算什么，要没有人反对才是奇怪的，有人反对才不奇怪，中央点头了，还会有人找借口反对你们。自己胆量要大，理直气壮，方向正确，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右派大联合啦，“65”兵团不承认，这是周总理的指示，不能联合它。其他联合了，主力军是好的，不能含糊，不能动摇，推翻不了。“八·二七”站得早，工人是主力，大方向正确，没有错。省委的权该夺，早已瘫痪了，早垮台了。夺了是好的，尽管仓促，夺了比不夺好。夺权后长了左派的气势，总形势是好的，真是如此，他们攻不倒。“　　

　　

　　“当前关键是‘三结合’，争取中央早日批准，不管问题怎样，只要不是‘三反’分子，就可以结合。从革命角度考虑，不要从个人利益出发。要团结大多数，大联合大团结嘛！你们没有吸收他们（指原来保守组织成员），他们就成立组织，你不承认他就造反嘛。我们要团结他们，特别是学生，大学有九个﹑中学有三十几个。“八·二七”要发展，否则人家（指反夺权组织）就会把他们争取走。”　　

　　

　　严光的这些讲话，是对我们前段工作的总结，也提出一些具体要求。这时我们的压力比较大，要搞好全省的生产，我们必须依靠军队的组织体系。比我们夺权迟的几个省，中央都承认了，但对安徽的夺权迟迟不表态，反夺权的呼声越来越高，组织越来越大。“八·二七”兵团内部，对夺权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也成立了“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认为“八·二七”成了新老保，保“一.二六”夺权，保旧省委的老头子，革命没有进行到底。他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所以，在“八·二七”的名称下加了“到底”二字。“工联会”也开始分化，从中分出了“新一司”﹑“新三司”等。所以总指挥部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搞好“三结合”，争取中央早日承认。　　

　　

　　 11. 组织赴京汇团 　　

　　

　　由于夺权比较仓促，事先没有请示中央，所以中央对安徽的夺权没有象对黑龙江﹑山东、贵州﹑山西等省承认的那样快。在反夺权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总指挥部不能坐等，也不能消极地等待《解放军》社的记者刘慎思向中央告情况。必须由总指挥部组织代表团，向中央直接汇夺权，经与省军区商量，代表团先由四人组成：省军区的彭胜标﹑总指挥部的王中﹑曹再风﹑李胜利。他们四人也是分两批走的，王中和李胜利先去。因为总指挥部的保密电话已不能和中央办公厅直通，必须派人联络。王中在历史上曾与康生夫人曹轶殴共过事，与康生也比较熟。想通过这层关系与中央直接发生关系，并希望中央早日安排接见，承认安徽的夺权。王中和李胜利大约是二月二十四日左右去北京的。王中很快见到康生，并向他简单汇了情况，康告诉王中，“由于事先没有通知中央，你们既然来了，等我们安排一下”。紧接着彭胜标也分别到了北京。　　

　　

　　三月四日，康生正式接见彭胜标﹑王中﹑李胜利和曹再凤。康生在听取汇后，表明他对安徽的问题过去没有直接过问，听说安徽的情况还是不错的。要他们通知家里（总指挥部）尽快搞个“三结合”的方案，再多来几个同志，最好严光同志也来一下，一起谈谈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人事安排问题，并表示安徽夺权问题不大。以上内容是李胜利从北京打电话直接告诉我们的。　　

　　

　　三月六日左右，严光代表总指挥部率任质斌﹑胡向农（原省人委办公厅主任）﹑张泰升和省直机关几个一般干部，又加派了群众代表李文安﹑刘光裕﹑蒋云章共十余人前往北京。 　　

　　

　　三月八日，康生﹑王力﹑关锋接见了严光﹑彭胜标﹑康生等人再一次表示，中央很快批准安徽的夺权。但谈到革命委员会人事安排时，严光却提到李葆华如果不是刘邓线上的人，是否可以考虑结合？这个问题引起康生等人的警觉，但康生等人依然认为安徽问题不大。　　

　　

　　三月十一日，周总理办公室的余庭杰前往代表团，通知严光等人要家里做好庆祝成立革委会的准备。《红旗》杂志社也派人约稿，并协商祝贺的文章；《人民日》社也派了人。这时安徽的各夺权组织，都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军队也准备庆祝游行；大﹑中﹑小学的“八 &#; 二七”开始排练庆祝活动的各种队形和字形。我也高兴地向总指挥部的学生工作人员说：“革委会成立后，我可以卸担子了，好好休息几天，然后我带你们到黄山去串联，补补串联课，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这种欢乐来自群众的内心，说明几个月的浴血奋战换来了胜利之树，但它只是精神胜利的象征。因为胜利之树结出的胜利之果，在给中央“三结合”的告中，又交给了军队和革命领导干部了。 　　

　　

　　三月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在军以上干部会上宣布：我们再承认两个省市的夺权，一个是安徽省，一个是北京市。因为严光﹑彭胜标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回来高兴地告诉李胜利，要李胜利赶快通知家里，加快各种庆祝活动的准备工作。 　　

　　

　　三月十四日上午，在总指挥部南楼会议室，召开宣传工作座谈会。在会上我做了总结性地发言，发言的要点是：　　

　　

　　(1)．无产阶级革命派开展的夺权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2)．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是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的继续，最终的目标都是要夺取权力。 　　

　　

　　(3)．从夺权斗争中，看到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李葆华的失败和“八 &#; 二七”等革命造反组织的胜利就是最好的证明。 　　

　　

　　(4)．夺权斗争的世界意义，就是告诉全世界的革命者，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5)．夺权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最伟大的实践，是反修防修的大练兵﹑大演习。 　　

　　

　　(6)．无产阶级只能用夺取的政权——主要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把政权巩固起来。（材料于我的发言提纲） 　　

　　

　　宣传的重心是突出历史唯物主义，把夺权斗争与“反修防修”联系起来。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无情，他对以李葆华为首的旧省委适用，对新生的总指挥部也同样适用。俗话说，“乐极生悲”，正当夺权的造反派兴高彩烈地准备庆祝活动时，一个改变中央主意的事件突然发生了。这就是“三.一五.”事件。 　　

　　

　　 12. 处理“三.一五”事件 　　

　　

　　三月十四日中午，反夺权组织“新一司”的造反派头头邵丙炎找到我，他们准备十五日上午在市体育场召开“声讨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大会。因为三月份陶铸在中央已经失势，而遭到全国性地声讨和批判，开这样的大会，我当然没有理由拒绝他们。当时就答应下来，并问他们邀请不邀请“八·二七”的代表发言，邵说：“没安排”。当总指挥部的其他成员知道这件事后，都有不同看法，特别是侯建新，他认为我们同意他们开会，就等于给他们搭台子让他们骂我们。他们批判陶铸是假，反夺权是真。我说：“那怎么办？我已经答应过了收也收不回来,他们要骂给他们骂去，如人家骂几句，就把我们骂垮了，说明我们是纸老虎。”侯坚持不同意。于是，下午三点钟左右，总指挥部在肥的常委召开一个紧急会议，讨论怎样阻止反夺权派十五日会议问题。通过讨论，大家认为只好以总指挥部的名义发个紧急通知。通知的大致内容是以“抓革命，促生产”为名发通告，要求各群众组织不得停产开大会，没有总指挥部的同意，不得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等内容。通告拟好了，如何让全市都知道，又成了问题。结果，我提出是不是请合肥警备区出面，用宣传车直接在主要干道上广播，大家觉得也只好如此。总指挥部的通知，也是我根据大家发言归纳整理的，最后，由警备区的副政委史某某站在广播车上直接广播的。 　　

　　

　　事情办完后，我怎么也睡不着觉，总觉得会出问题，怕在会场上出现骚乱，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十五日凌晨四点，我要调查组派几个人去合肥体育场察看会场布置了没有，如果会场布置了，说明他们真的开会，要通知工学院的学生不准捣乱会场。因为工学院就在市体育场隔壁；如没有布置，说明他们不打算开会，可能会召集一部分人在大街上游行抗议总指挥部的通知。 　　

　　

　　大约五点钟，调查组的人回来告:没有布置会场，体育场连一个人也没有。这时，我知道上当了，赶紧通知侯建新，说明情况。并决定早晨六点钟，在省军区召开“八·二七”纵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要求各高校的“八·二七”不准结队上街；不准与反夺权的队伍发生冲突。六点半左右，参加会议的人基本到齐，我把上述要求作为总指挥部的命令发出，并要求会后，各高校立即用广播站发出通知。八点钟之前，各高校务必做好工作。尽管如此，上午九时许，安徽医学院和工大的部分“八·二七”还是在四牌楼与反夺权的游行队伍发生冲突，烧了另一派的旗帜，还使几个人受了轻伤。 　　

　　

　　当天下午，《红旗》杂志社的记者童金朗拿着现场拍摄的照片找到我，这时《解放军》的记者刘慎思不知何时已经离开了，也不知童金朗是何时来的，他代替了刘慎思的工作。 　　

　　

　　“三·一五”事件成了中央否定“一.二六夺权”的导火索，事实上，中央在“三·一五”事件之前，就单独接见了程明远等反夺权的代表。在“三.一五”事件前，全国不少地方发生了“支左”解放军压制，甚至镇压造反派，青海省就出了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下令要军队向造反派开枪，造成了伤亡。武汉出现了压制、取缔造反派组织。这让中央文革小组对安徽夺权产生疑虑，对省军区的“支左”态度产生不信任。这从康生以后的讲话中可以得到证实。1967年10月20日，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李天佑等接见安徽赴京代表团时说：“‘一·二六’省军区支持是假的，现在他们承认，实际上是保李葆华。你们看，一月二十三日他们还在保李葆华，一月二十六日，怎能支持你们呢？所以中央考虑到这个问题，实行军管，没有批准‘一·二六’夺权。”其实，在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九条》决定中，也有明显的暗示，不让严光担任军管会主任，《九条》决定中，还指出：“严防坏人利用军管镇压群众”。其实，“二月逆流”才是真正的潜台词。　　

　　

　　三月十六日，康生﹑王力﹑关锋等人接见的不只是总指挥部的代表，而是紧急通知一部分反夺权的代表，其中包括程明远等人。在会上，康生等人对“三·一五”事件进行了严厉地批评，并不准总指挥部的代表发言，康生还骂史某某是跳梁小丑，康生拍桌子骂李文安欺骗中央等等。　　

　　

　　三月十七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安徽问题的五点建议》发到全国。（全文见附件）　　

　　

　　中央文革小组的五点建议下达后，我立即向中央表态对“三·一五”事件承担责任，并表示坚决拥护﹑贯彻执行五点建议。又就夺权后出现的问题作了初步检查；再通过记者访谈形式表明愿意同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商量大联合问题。但为时已晚，反夺权组织不愿谈，并且事端更多。 　　

　　

　　三月十九日，周恩来总理﹑康生﹑王力﹑关锋又接见了双方代表。不知为什么以后的所有接见，总理都来参加，会场上双方代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反夺权一方抓住总指挥部不批斗李葆华，也不许别人批斗李葆华并百般保护李葆华这个问题不放，认为“一·二六”是假夺权，是李葆华和平让权，“八·二七”和李葆华有君子协定等等。在李葆华的问题上，总指挥部某些做法确实被对方抓住了。例如：把李葆华放在省委印刷厂保护起来，每周还有解放军陪他到江淮西小楼去洗澡。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严光三月二十一日，又去找徐海东大将和时任代总长的杨成武活动活动，希望他们能出面为安徽说几句话。由于二月大闹怀仁堂的事件，许多老帅﹑老将军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当然找了也予事无补。也正是严光的这些活动，更增加了中央的不信任，把省军区支持“一·二六”夺权与老帅们大闹怀仁堂联系在一起，这更增加了中央文革小组否定“一·二六”夺权的决心。 　　

　　

　　 13. 周恩来的两次接见　　

　　

　　风云突变，严光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希望我到北京去一趟，在总理面前做个检讨，看能否挽回败局。　　

　　

　　我三月二十四日到达北京。因为前几次接见的情况，我在电话里都知道了，他们不要再谈。关键我不是代表团成员，又不是中央直接通知我去北京的，我能否参加接见还是个问题。后来还是李胜利想了办法，在接见时给总理写条子说总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梁守福同志到了，就等在外边，看总理怎么处理。三月二十五日凌晨，代表团成员乘大客车到人民大会堂北门，我只好坐在车里等消息。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李胜利出来了，告诉我，总理同意你进去。 　　

　　

　　进人大会堂后，我也不知东西南北，反正跟着李胜利后面走。到了接见厅，又不知道自己该坐在那里，因为我是列席成员，于是，我在最后一排坐下来。这时周总理打手势要我往前坐，到了中间我又想坐下来，屁股还没有着凳子，总理又打手势，让我还要往前坐，指着凳子，要我坐在最前排与他面对面。 　　

　　

　　我刚坐好，总理讲话了：“梁守福同志你来迟啦，本来我们也要请你来一下的，现在我想听一听你的意见。” 　　

　　

　　我正要准备发言时，有人拿一个话筒给我，我也不知道是录音用还是扩音用，我对着话筒发言。我说：“这次到北京来，主要是向中央检讨的。首先，我们在夺权前，没有请示中央，跟着大潮流就把省委的权夺了，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夺权后，也没有立即派人向中央汇，这就更不应该了。我作为一个受党多年教育的党员，我愿意接受党给我的任何处分。”这时总理插话：“有这个态度就很好嘛。”接着我又说：“第二，夺权后，没有按照中央的精神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并对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同志采取压制的态度。如果中央承认我们的夺权，我们一定搞好大联合，决不压制不同意见”。我的话刚说到这里，反对夺权的丁某某，站起来大声指责说：“梁守福！你不要再欺骗总理了，就在你来北京的那一天，总指挥部还组织了三万农民上街游行，口号是，‘踏平红革会！打倒刘秀山’”。这时，我并没有大声指责她是造谣，我只是对总理说：“我不知道此事，我来北京那天，肯定没有农民上街游行”。当时不知道总理是怎么想的，居然相信了丁某的话，微笑地对我说：“梁守福同志啊，你们现在还压人家嘛。你再接着讲。”我接着检讨。第三.在干部的解放与结合上，我们犯了先左后右的错误，开始时对领导干部一概不信任。党中央提出“三结合”的方针后，我们急于要中央承认，结果又犯了右的错误，不管干部是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否经过批判已经改正，统统准备结合。我很对不起那些较早站出来支持我们，后来又受到压制打击的革命领导干部。”这时程明远慢条斯理地插话了：“梁守福，你这个小家伙就是不够意思，你们受压时，我们冒着杀头危险支持你们，开始你还是不错的，为我的安全，把我送到工学院保护起来，你还去看过我。可是你们翻身以后呢？翻脸不认人，到处通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在北京时，李葆华用小汽车接，用小汽车送，和他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李葆华还给了你三万块钱，我看是李葆华把你收买了，搞修掉了。”程明远发言时，总理在看文件。程明远讲完话，周总理取下眼镜看着我微笑，我也以微笑，没有反驳程明远的发言。我从总理微笑的神态中，可以感觉到总理根本不相信程的讲话，因为这个讲话在当时太离奇了。这时周总理也许太累了，用热毛巾擦擦脸，接着说：“梁守福同志，你继续发言。”我说：“第四点，我向中央表个态，不管中央最终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都坚决服从，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向北京的蒯大富学习，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这时，总理高兴地插话说：“梁守福同志这个态度就很好，值得大家学习，知错改了就好嘛。都应该多做自我批评。”周总理一直很注意我的发言，我讲话时，总理从不边看文件边听讲话。 　　

　　

　　周总理说完话，又戴上眼镜看材料﹑文件什么的。这时康生主持发言。我记得李文安一面检查，一面申辩时，康生很生气地拍着桌子说：“你不要再骗我们了，我们不许你发言，不接受你的检查。”这时李文安也毫不退缩地说：“康老，你别生气，听我把话讲完。”这时关锋也大声地说：“我们不想听你们的假话”。会场上的气氛很紧张，其他人也作了发言，但任质斌不敢说话，因在前次的接见中，关锋算任在山东的老账，任吓得不敢再说话。大约凌晨四点左右，周总理宣布散会。 　　

　　

　　回到代表团的驻地后，总结接见情况时，严光批评我：“丁某发言造谣时，你怎么不敢说她是造谣？”我说：“二十四日以后的情况我不知道，怎么就能当着中央首长的面就肯定她是造谣呢？”严光说：“二十四日的情况你不知道，你应该叫中央当时就打电话核实嘛！” 我说：“当时没想到，中央领导难道也会听信造谣吗？”　　

　　

　　严光说：“怎么不会？总理不就表态了吗？”代表团总结了两次接见，特别是三月十九日的接见让周总理参加，恐怕与周总理三月十三日的讲话有关。中央不再承认安徽的夺权，与其让中央主动地否定，不如我们主动提出军管，权力不能落在程明远他们这些人手里。最后，让李文安代表代表团上交提出军管的告。 　　

　　

　　三月二十七日夜，周恩来总理又将不同观点的两派代表请到人民大会堂某省厅。总理说：“全都到齐了吧？现在开会。经过几次会议，各种观点都摆出来了，也和安徽省军区的同志谈过。现在把党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宣布一下，请康生同志宣布，并解释一下。” 　　

　　

　　《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共九条。所以通常人们都简称《九条》决定。（《九条》及康生讲话见附件二） 　　

　　

　　由于康生解释九条的讲话比较多，不能全部抄录，我只将九条中的第一条抄录下来：　　

　　

　　根据两个月实践检验，安徽“一·二六”夺权，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没有把矛头指向省委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安徽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个别领导人实行一系列的错误政策，压制了有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和革命干部。中央认为，应立即成立以钱钧同志为首的军属管制委员会，把省里的领导权张掌握起来。 　　

　　

　　这次接见再也没有发生辩论，更无争吵，康生也没有拍着桌子训人。似乎：“G”﹑“P”两派的代表都感到了某种心理上的满足，夺权者没有像王力说的那样是假夺权；反夺权者认为自己否定了夺权，但自己没有拿到权，不彻底，还得继续革命到底。 　　

　　

　　会议结束前，周总理说：“同志们马上就要回去了，临走前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大家，我向每个代表赠一枚毛主席像章。”周总理的讲话刚一落音，代表们起立以热烈的掌声。就是毛主席的像章结束了安徽的“一·二六”夺权，同时也结束了毛泽东主席亲手点燃的“一月风暴”。自从解决安徽问题的《九条》决定发至全国后，再也没有承认过一个省的群众性夺权，从此后，“一月风暴”的风雨声完全淹没在“大揪军内一小撮”的炮轰声中。造反派又发生了分化与重组，受军区支持的夺权派成了支军派，“大揪军内一小撮”的成了炮轰派，这是造反派由对待“支左”解放军的态度引发了第三次分化与重组。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了动枪动炮的“武化大革命”，这才是文革中的真正天下大乱。　　

　　

　　如果说，安徽文化大革命的“乱流击水”、“惊涛裂岸”的老篇章把我送到风口浪尖上，而“一·二六”夺权则让我踩在浪尖的划板上，不管我怎样想保持平衡，但最终还是从划板上跌入水中，又要在新一次的浪潮里搏击游泳。　　

　　

　　中共中央的九条决定，结束了“一月风暴”中群众夺权的篇章，翻过了群众掌权的一页，也结束了我生命中的华彩乐章。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为首的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拿起了安徽的权杖。在省军管会的领导下，能否让权力升华？只有用历史的事实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