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次国际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探析--兼谈中国的未来出路和应对之策

　　

　　安毅 常清 付文阁
2009-11-06

　　

　　
　
【内容摘要】每次国际金融危机都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有内在联系。1929年大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探索建立了影响至今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1992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则加速了欧元和欧元区经济的诞生，并使其成为世界货币体系和发展模式的新内容。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否定了传统的"雁型模式"区域分工格局，也加速了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本文认为，由美国引发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将对未来国际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并提出我国应积极探寻历史规律，以确立新的强国之策。
　
【关 键 词】金融危机 世界经济格局 中国发展
　

　

　　

　　
一、1929—1933年大危机前后的世界经济格局变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经济步入空前繁荣，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衰落，经济陷于混乱。美日等国的经济实力迅速扩张，均由债务国变为债权国。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并且掌握了世界黄金总储量的一半（斯塔夫里阿诺斯，2006：696）。到1928年，美国的生产总值已经超过整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一战后的高涨繁荣并没有消除周期性危机的严重弊端。随着世界工业生产能力不断扩张和产品市场逐渐缩小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终爆发了一场席卷全球并且影响深远的大规模经济危机。

　　

　　危机最初于1929年爆发自美国，其后很快向欧洲、北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蔓延，并波及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这次危机持续了4年，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工业生产率下降40%以上，当时的直接损失高达2500亿美元（王春良、祝明，1989：315）。其中，美国和德国经济受到沉重打击，英国受危机影响较轻，日本时间较短，法国时间最长。但这并不是危机后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方向。相反，这次危机的结果大大出乎预料，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国际经济秩序甚至货币体系都出现了深刻变化。第一，危机爆发后，美国对生产关系进行了调整，以使其适应社会生产的需要，并最终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虽然英国所受影响最轻，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调整和合理的战略对策，因此其重新恢复一战前国际经济秩序的企图被彻底摧毁。第二，德、意、日等国由于内部市场狭小，经济严重依赖外部，经济竞争力脆弱，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逐渐走上扩军备战、以武力夺取国际市场、重新瓜分世界的道路。第三，与危机几乎同期，苏联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该计划使苏联建成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并从农业国转变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第四，这次危机使几乎所有大国都放弃了金本位制度。但是在美国带领下，西方国家最终于1944年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国际货币会议，探索确立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这标志着以美国为主导的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秩序的最终形成。

　　

　　二、1992—1993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与欧盟经济发展

　　

　　1960年代末，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发生危机后，有欧洲国家开始提出货币融合倡议。其主要内容是：资本在欧洲国家内完全自由流通，各国货币趋同直至确定一个固定汇率，将货币储备集中起来，通过某种“欧洲联邦储备局”确定中心货币政策和对第三国的共同货币政策，最终统一货币。以此为愿景，欧共体9国于1978年协商同意建立旨在稳定汇率的“欧洲货币体系”。为此，欧共体国家开始采用一种固定汇率制度，每个参与国都按指定的汇率盯住欧洲货币单位。由于汇率基本固定，因此要保证汇率体系有效运转，各国就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是，这种汇率制度存在着一个天然缺陷。如果其中一国采取激进的经济政策，必然会引起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进而冲击整个欧洲货币体系。在1990年代初，德国为处理东西德合并后的经济难题，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很快诱发了1992年英镑和德国马克之间的大规模投机套利，并最终使欧洲金融市场陷入全面骚动之中。

　　

　　欧洲货币体系危机不仅反映出欧共体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政府间经济政策不协调的问题，而且也暴露出欧洲货币制度存在着严重的设计缺陷。但是，这次危机也为欧元的诞生积累了宝贵的货币管理经验。其后，欧洲一体化进程并没有停止，反而由于汲取危机教训而稳步加快。1993年，欧共体更名为欧盟，其后，欧洲货币局（1994年）建立，欧洲央行（1998年）和欧元（1999年）相继诞生，世界经济格局再次出现重大调整。第一，欧元的面市促进了欧盟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繁荣，使欧洲国家分散的经济力量有所统一，同时增强了西欧国家对东欧国家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影响力与控制力。第二，欧元逐步融入国际金融与经济体系，不仅改变了以美元为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而且也促使欧元区经济的某种强盛，并使其成为与美国经济比肩的经济体。第三，欧元区国家探索出一种全新的发展示范，这既体现在其倡导的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均衡发展理念，逐渐引领塑造着经济全球化的新模式（王鹤，2008），同时也体现在其为全球货币体系与世界金融制度改革提供的示范效应，并为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参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与亚太经济格局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是影响当代世界经济格局的一次大型危机。危机爆发之前，亚洲各国的经济关系主要基于“雁行模式”的区域分工结构。“雁行模式”的基本含义是，率先实现了工业化的日本将成熟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朝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后者又将其成熟的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四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纺织、化工、机械、电子等产业均以这样的次序传递，从而在区域内形成了一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王勤，2006）。在这种分工格局驱动下，东南亚各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也成功经受住了19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冲击。

　　

　　但是，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使东南亚各国忽略了世界大国之间的经济博弈和货币秩序变化可能对其产生的严重影响。在1980年代广场协议及至克里顿第一届任期内，美元曾遭遇很强的贬值过程和贬值倾向，但是当贬值被认为有损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时，美国开始提出强势美元思路。而对于日本来说，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升值直接导致了泡沫经济的产生。在进入1990年代后，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对美元贬值成为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附和了美元升值要求，开始推动日元贬值。日美两国经济力量和币值关系变化对于完全融入“雁行模式”，并大量依靠外资、奉行出口主导型经济和采取固定汇率制度的东南亚国家来说，是十分危险的信号。美元升值使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东南亚各国货币具有巨大的贬值压力。日元贬值则使日本出口商在世界上更具价格优势，从而削弱了亚洲竞争者的竞争力（戴维·德罗萨，2008）。这样，1997年在经济结构和金融体制不相匹配的东南亚国家最先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危机爆发后，亚太经济格局迅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特点。第一，“雁行模式”被打破。最有趣的现象是这次危机在亚洲的爆发和传递过程正好和“雁行模式”的分工格局演化方向相反，所有参与“雁行模式”分工的国家都依次受到危机冲击。第二，中国经济受到严重考验，国内首次出现通货紧缩局面。但是，鉴于良好的发展预期、国内改革的稳步进行以及人民币对外不贬值承诺，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机遇期。第三，危机也促使东南亚国家加快改革，并加速了东盟区域的经济一体化、东盟与区外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以及东盟成员国与区外国家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第四，为防范未来危机，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开始大规模积累外汇储备，但是其贸易条件则呈现持续恶化趋势，作为制造业产品主要出口者的中国和泛东亚地区贸易条件的大幅度下降，同时其经济和金融也日益受到美国经济和美元的束缚甚至盘剥。第五，虽然太平洋东岸的美国也出现危机恐慌，但是从宏观角度看，亚洲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反而使美国的进口商品更加便宜，这有助于解决高速增长的美国经济所面临的通胀压力。

　　

　　四、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动态

　　

　　其实，早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1990年代中前期，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俄罗斯经济陷入困境，日本经济停滞不前，欧洲一体化受货币危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在此背景下，美国经济也进入一个罕见的长波繁荣期。在1991—2000年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3.2%，通货膨胀率降至2.8%。高度的经济繁荣巩固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地位，并使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迅速发展。在进入21世纪后，为继续确保经济的长周期繁荣，美联储强行将联邦基金利率从2001年初的6.5%下调至2003年6月的1%。但是，用更大的泡沫来代替原有的泡沫，用更大的经济扭曲来代替原有的市场扭曲，并无法化解不断积累的社会经济风险（胡汝银，2009）。当低利率政策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而无以为继时，美联储开始迅速提高利率。这就成为2007年美国次债危机爆发的导火索。第二年，次债危机演化成影响全球的超大型金融危机。

　　

　　从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看，这次危机与1929年大萧条有不同之处。1929年大萧条确立了影响至今的世界经济格局，而这次危机则是对既有世界格局的全新挑战。目前，国际经济秩序出现了一些重大调整端倪。第一，危机改变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有学者提出，当前全球化浪潮的推动力，如开放的市场、全球供应链、跨国公司及私人所有制等受到严重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再度出现，跨国公司向其本国回归（让·皮萨尼·费里、恩蒂拉·桑多斯，2009）。第二，此次危机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导反映出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严重的系统性缺陷，已经无法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新趋势。因而，很多国家呼吁要创造性地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稳定和保护各国经济利益。第三，在过去20年，许多新兴经济体开始崛起，并在国际上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由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20国集团共同讨论危机治理和世界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也反映了世界格局出现的新变化。

　　

　　但是，目前还很难判断这些新趋势对国际经济格局究竟有多大影响。究其原因还要看五方面因素。第一，危机持续时间。如果时间较短，世界经济格局被迫重塑的范围和可能性将大大降低。第二，美国、日本和欧盟的博弈。美国是一个富有创新力的国家，每次危机都对其是一次历练和提升。此外，美国还掌控着世界货币体系，而日本和欧盟内部社会经济问题丛生，很难对美国经济发起挑战。第三，新兴经济体在危机中获得的发言权能否持续下去。这最终还要看其发展思路和内部政策能否真正提升自身竞争力和外部影响力。第四，以亚洲为代表的区域主义发展的动能究竟有多大。这往往受到亚太各国的政治复杂性的干扰，同时也受到各国货币整合动机和意愿的影响。第五，国际资本和贸易变化方向。由于美国开始积极转型，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业有所收缩，第一、第二产业重新快速发展，因此全球资本流量和贸易量可能下降（黄海洲，2009），这势必对大量依靠贸易和国际资本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成某种制约。

　　

　　五、中国的未来出路和应对之策

　　

　　历次重大危机前后的国际经济格局变化表明，每次危机都与新的机遇和挑战紧密相关。一个国家应时刻注意大国经济关系演变对本国的潜在影响。只有根据已经显露的端倪和机会，加快改革和创新，才会在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中取得有利地位。

　　

　　当然，此次国际危机也充分暴露出中国存在的不合理经济发展方式和面临的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环境。这些问题至关重要，需要确立战略思路通过综合对策予以解决。这不仅需要制定和实施严谨的社会经济政策，还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态度和坚定不移的改革决心与制度创新。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坚决贯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政策

　　

　　合理的经济政策和严格的政策实施既是尽快走出危机的根本途径，又是国家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必然要求。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出口、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可以认为，我国很可能最早摆脱危机影响。但是，目前国家的既定政策在一些地方和领域出现变形扭曲。部分地方政府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提高所谓的治理危机的“政绩”，大量挥霍使用资金和使用电力等基础能源、一些明令限制的行业项目和投资项目重新开工。这种恢复经济的思路不仅以短期利益、个人利益为重，与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大政方针完全相悖，而且不利于利用这次危机带来的优胜劣汰的机会，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因此，基于在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中获得更有利地位的考虑，国家应当在刺激经济回暖的同时，通过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严格控制各地出现的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新苗头。

　　

　　（二）以调整储蓄率为核心，有序推进国内改革和资本疏导

　　

　　合理调整和疏导过高的储蓄率是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从国内层次看，高储蓄率不利于建立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不利于建立健康的金融体系，长期下去还可能引发中国式的金融危机。从国际经济大格局看，过高的储蓄率也不利于改变过多依靠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无助于提高本国经济的独立自主性，会导致国内储蓄以积累外汇储备的形式进行收益极低的国外投资，也容易使中国储蓄者和美国消费者之间形成自然的补贴关系。解决的思路不能仅仅局限于财政支出和法律规制，还要根据中国所有制特点进行创新，研究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缩小不断扩大的居民收入差距，把财富分配由政府和企业转向以国民为重点，打通国家、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储蓄替代性。应当深入探索将国有企业未分配利润通过财政转化为政府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而且，降低储蓄率时还应该警惕权力结构扭曲造成的分配扭曲。

　　

　　当然，中国高储蓄率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解决，因此还需要着眼于世界格局变化，对国内储蓄和国际资本流动进行疏导和管理。第一，探索通过多种形式，引导储蓄盈余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这有助于我国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也有助于投资于更多的战略资源。第二，倡导各国和国际组织加强合作，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的监管，提高国际资本流动透明度，防止掠夺性投机冲击。

　　

　　（三）坚持以我为主，立足长远参与国际分工

　　

　　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基本依托。此次金融危机再次警示，我国应多方面积极调整参与国际分工的思路、方式和途径。首先，加快产业升级，力争在全球生产链中获取更高的附加值。在接受国际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确立“制造业强国”发展思路，防止我国沦落为发达国家的“产品仓库”、“生产基地”。其次，提升全球要素配置能力。跨国收购高端品牌、战略性投资海外资源基地和在发达市场设立研发基地以获取产业技术升级所必须的创新资源和前沿信息，有效配置全球要素的可供选择。我国应当把握外汇储备急剧增长以及人民币升值为海外投资和跨国并购带来的重要机遇，实现向参与全球要素优化配置为目标的分工战略升级，创造出参与国际分工的新优势。第三，逐步清查和整理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削弱国家经济实力的外资投资领域，使国民经济具有良好的独立安全性。银行业、资本市场等涉及国家金融安全的核心产业应实施稳健开发步伐，确保金融体系成为国家独立自强的核心依托力量。第四，加强对资源和储备的战略性管理。今后不仅应探索以国家协议方式保护国内企业在国外的农粮与耕地合作项目，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而且还要加强黄金、石油、有色金属、煤炭等各种稀缺资源的战略性管理，提高商品定价权和市场控制力。

　　

　　（四）以人民币国际化为长远目标，稳健参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重构

　　

　　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重建是改善资源配置的最基本途径，也是我国实现金融安全和经济走向强大的必经之路。第一，联合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积极倡导和参与世界金融和货币体系改革，争取在国际金融事务中拥有更大发言权，增加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影响力。第二，加强与主要国家的协调，建立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调整汇率体制和管理方法，减少国际货币体系变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第三，以区域经济合作为突破点，有序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逐步使人民币成为亚洲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部分新兴经济体的结算货币。第四，积极倡导和推动建立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主体和金融市场的监管，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以及对主要货币发行经济体货币政策的监督等。

　　

　　总的看来，我国不仅应继续深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加快技术升级换代和规范政府行为，还需要全新的改革开放战略，新的政策智慧和坚定果断的执行力。只有通过科学的发展思路和严谨稳健的应对策略，我国才能在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与重构中脱颖而出。

　　

　　参考文献：

　　

　　陈江生，2009：“试析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共中央党校学》，2009，1。

　　

　　胡汝银，2009：“危机原因诊治和经济与金融健康发展之路”，《上海金融》，2009，1。

　　

　　黄海洲，2009：“全球经济格局转变与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世界经济导刊》，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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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2006：《全球通史》，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5期）（单位：中国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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