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风

　　 一　　

　　

　　　1966年6月3日　，保养车间支部书记褚忠良递给我一张通知，要我立即去河东区人民防空展览会去到。这使我多少有点矛盾：去还是不去？如果在以前，这也许是我求之不得的机会——离开生产岗位，去一个专门的单位去画画，还可以结交一批社会上的画友，真是朝思暮想好的地方！然而这次我却犹豫了……　　

　　

　　事情得从两个月之前谈起。那天，车间书记和工会王主席一起找到了我，他们说，作为全场唯一的车间（其他主体单位是车队）、500多人的单位总的有个搞宣传的人啊！于是我就成了车间工会的专职宣传人员。其实，我担任工会委员已经有两年了。可多数时间是在场工会、外调搞展览和生产班组之间交替使用，这次车间的决定使我多少感到浮躁的心稳定了下来，这项看来考虑了一段时间的决定，明显地带着对我的信任。　　

　　

　　我用极大的热情去干领导交给我的任何工作，而不仅限于宣传方面。无论是写大小标语牌子，汇总各班组的先进材料，还是传达开会、布置选举，我都充满热情地去干。加上我本来住场的优越条件，干活就更没有任何时间概念，不要说平时拉晚，就是公休也多数不歇。领导的好评和车间师傅们的理解，都使我有使不完的劲的感觉。当时真是走路如风，歌声不断。　　

　　

　　我特别地感到了车间书记的尊重。褚书记平时讲话，并非总是和颜悦色。可一句“小陈！”却是那么亲切。特别是看到我晚走加班劝我注意休息时，更是笑容满面。不累！我心里暖烘烘的回答道。而近日来感到这种信任在加重。那天晚上褚书记值班，我也刚完事不久，于是就和书记闲聊了起来。《海瑞罢官》是怎么回事？姚文元又是做什么的呢？书记的不耻下问，使我很感动，于是我就毫不推辞的侃侃而谈起来。因为我不仅看过人民日上的姚文元评海瑞，也记得姚文元以前的评论，而且还读过吴晗的著作《灯下集》呢，于是就借题发挥地聊了起来。书记听得很认真，吃惊里带着兴奋，最后站起来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陈！咱们车间的文化大革命就由你抓吧！一种知遇之感冲入了我的心头。我决心努力工作干好。　　

　　

　　在这种形势和气氛下，我愿意继续在车间的良好开端，所以第一次对于调出搞展览会，失去了以往的吸引力。我表明了态度，可书记的意见要我以大局为重。他说时间也不会太长，你在车间发挥的时间有的是。 　　

　　

　　于是，我就去展览会到了，地点是河东区人民防空展览会筹备处。遇到了不少熟人，他们的热情也使我很高兴。就在这天临下班之前，突然布置了听广播。这不寻常的消息是：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取代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转天我们继续工作，“要准备打仗”也是一重要的政治主题。而我也很快地进入了角色，搞展牌的水粉画插图。令人高兴地是，画起来特别顺手：不仅构图毫不费劲，而且人物造型也很准确，平时比较擅长的色彩更加协调。不久，我的假木刻的画法引起了大家的兴趣，特别是背景用灰色一钩，画面就出现了一种柔和的空间感。于是人们开始效仿。　　

　　

　　我开始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感觉。也不时地到别人的画架前转转，见到不少人就像学生一样地谦恭的站起来要自己改画时，我也有些不自然。但还是尽力给对方帮点忙，特别是设计一下色彩稿什么的。大家都愿意和我接近，领导对我也很客气，对我的嘱咐和要求就是“多歇会”。　　

　　

　　这次展览会与以往不同的是社会已经进入了“文化大革命”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公认开始于1966年5月，但是这个特殊词汇在刊和社会生活里出现至今起码得有半年或者更久的时间了。对于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对于从《燕山夜话》到“三家村”的批判，知识分子干部们开始也多把他们看成类似以前的“李秀成的苦肉计”和“时代精神汇合论”一类的学术批判，而一般的工人群众更是不大注意。直到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在广播、纸公布后，人们才感到了形势的今非昔比。而到了6月初，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消息炸雷似地在中华大地响开以后，全社会并无不感到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而这时到处播放的人民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很快地把人们带了那种特殊地紧张、热烈的情境中里。各界人们，无论带着何种心情，是担忧还是企盼，是警觉还是抵制，但都无可否认地感觉到，整个中国的航船已经起动了。人们预感到会有重大的事情发生，而且运转的速度越来越快。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发布，使人们看到了问题出在在党内。接着，可称之为“四大”最基本形式的大字，在全国各地近乎一夜间地千万张地出现了，犹如暴风雨前的最初雨点。随即这场历时十年、牵连数亿人（甚至连它的发动者也没有料到地）的文革，就这样在风雨的呼啸中开始了。　　

　　 二　　

　　虽然也算关心国家大事，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感到自己身边会发生什么。我颇为自得地在展览会工作着，然后每天回到场里的宿舍睡觉。　　

　　

　　而恰恰这点使我和场里发生的事情有了特殊地联系。　　

　　

　　 不寻常的社会形势很快就在场里引起了回响。我所在的保养车间大库里，出现了越来越多地大字。开始还多为拥护改组北京市委和对八届十中全会的表态性内容，接着就点名批判了。开始多为老批判对象，即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和不法资本家，但是后来就集中在原车间党支部书记史荣祖的问题了。（此时他被调出去搞四清）除去历史问题和违法问题，还夹杂着他对前一些人的包庇以及对一些老工人凶狠，于是“史家朝廷”的称呼出现了。这个主题来的很急，一会儿有人揭露他是“原国民党23团汽车班的班长”，一会儿有人揭发他“贪污救灾款和粮票”，接着，借用权势“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的桃色新闻也出现了。于是人们就很容易地联想到了八届十中全会公里所提到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 　　

　　

　　这突如其来的形势多少使我不知所措。我们到场五六年了，既不属于对场里的一切都知根知底的老师傅，可也不是到场没几天的新徒工。对于史荣祖我不熟悉，谈不上个人的爱憎，不敢说大字里写的都是百分之百的事实，可是也觉得，没有根据，老百姓也绝不敢公开地诬陷任何领导。大字里的情节，使我感到了极大的震惊：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吗？尽管如此，我也谈不到投入斗争，因为，我确实不了解史荣祖以及其他人的各种问题。　　

　　

　　然而，一件事使我改变了立场。　　

　　

　　　6月9日　，也是在保养车间的大库——这个全场大字最集中的地方，一张署名魏志远题为《乘胜前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字赫然出现了。这位场党总支书记的大字立即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乍一看，他也像一般表态式地官样文章，什么“形势大好，紧跟党中央”之类的套话超过了4/5，特别是还有“要全力投入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誓和三家村、陆平、匡亚明这些反革命黑帮拼到底！”这样的废话（对那些已经下了台的人，还需要你们和他们去拼命吗？太假了！）。只是在倒数第二个自然段里写出了本意,他表示要“站在运动的最前列”，他要人们“紧密地团结在场党总支周围”，特别强调地是“提高警惕，擦亮眼睛，不让某些人把运动引向邪路！”《乘胜前进》贴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结合车间近来贴出的揭发“史家朝廷”的热烈形势，特别是人们判断的场领导以前不会一无所闻甚至可能存在的包庇，那么这篇大字的目的就显而易见了。它不仅不希望人们继续揭发，甚至也在隐隐地威胁。“把运动引向邪路”可是个吓人的罪名，又有谁愿意成为担当这项罪责的“某些人”呢？　　

　　

　　《乘胜前进》有一种特殊的魔力，一下子使揭发“史家朝廷”的大字全然不见了，真有“万花纷谢一时稀”的感觉。而“坚决拥护魏书记”的大字连篇累牍，一时间“紧密地团在场党总支周围”的口号成了全场最响亮的口号。仅一个星期，气象大变。　　

　　

　　作为基本上属于共和共同龄人的我们这一代人，从心里感到共产党为人民不仅是解放十七年来的现实，而且也是天经地义的真理。然而文革一开始暴露出的问题，确实我们震惊和不解：基层许多地方的权力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现在还是共产党和人民大众的天下吗？而类似“史家朝廷”的问题，立即使人感到这半年来的批判和斗争不是无风起浪，不是无的放矢，而确实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虽然还谈不上有很清楚的认识，但是下面基层出现的问题，也使我们直觉地感到了党中央的英明。从而也理解了——改组北京市委的必要性。一度人民日上刊发的那位身材修长、戴着茶镜的取代了彭真而成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则成了“清官”或者说是真正革命者的象征。我记得当时就剪下了他的照片，压在了我在美术组的玻璃板下。而面对着这种新鲜而且又在不断被召唤地形势，我们都觉得不能坐视不动。一种巨大的责任感，在不断出现的新信息里激荡着我们年轻的心。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开始对场领导就另眼相看了——其实，你们并不是真正的党的好干部，对你们问题的揭发批判是党和人民对我们这些青年的特殊要求。　　

　　

　　可是带着热血冲动的我也本能地意识到，如果我们真的“纵身一跳”投入运动，特别是明确表态后，必将遭到这些领导的忌恨和复。而不管他们原来如何看待你。想到此，自己甚至还有一层特殊的思想顾虑——原来的领导对自己不错啊！难道就要与他们为敌了吗？我心有不甘地想到褚忠良的礼遇和魏志远的赏识，霎时间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可又一想：揭露和批判也许是一种纠正和敦促吧，除去“史家朝廷”我们也不会都反对呀，甚至庆幸地想，干部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呵。然而再又一想：官官相护似乎又成为一条“铁律”，反对和攻击其中的一员，必然会把这看成是对他们全体的进攻和挑战，这是任何解释都是没有作用的。《乘胜前进》里对于“史家朝廷”视而不见，只字不提的“站在运动最前列”，而且还“警惕有人把运动引向邪路”就是一种旗帜鲜明地表态。　　

　　

　　我们于是又想到了被复的理由和籍口。都感到热血青年，一身轻松，既无任何私仇也任何私心，完全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要为真理而斗争”，因而，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至于想到的原来有领导对自己不错而引起的犹豫和困惑，也在“大义灭亲”、“嫉恶如仇”的观念冲击下和“大我于小我”的对比中融解了。于是我们开始了自己的“义无反顾”。　　

　　

　　带着这种想法，于是和同宿舍里的董宜德写出了《我们的看法——评魏志远同志的“乘胜前进”》。这三千多字的大字，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于包庇“史家朝廷”的场领导的不满和质疑，尽管口气比较含蓄。这一天是　1966年6月12日　，当我用把毛笔抄写成十七张标语纸写完时，才发现原来忘记了吃晚饭。贴到保养库里已经是13日的凌晨两点半了，我活动了一下过度劳累的身躯——走上了决定我几十年命运的第一步。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个夏夜多么凉爽啊。　　

　　如同《乘胜前进》的出现曾使揭发“史家朝廷”的大字全然不见，《我们的看法》贴出后，也使保养库出现了新的沉默。甚至继续拥护《乘胜前进》的也大大见少了。（当然我们设想的支持者也没有出现）　　

　　

　　这是一种令所有人吃惊的沉默，尽管它只持续了两天。　　

　　

　　第三天上午沉默即被打破，一个姓张的电工第一个贴出了《你们向谁开火？——评陈董的大字》，随后，署名“老工人”、“党团员”以及“科室干部”、“某某团支部”的同类大字疾风暴雨般地朝我们袭来。铺天盖地，一连气整整四天。于是《我们的看法》成了“不折不扣的大毒草”——这是前些年对于右派观点的典型将叫法，“陈董之流”成了众矢之的的两个名字。甚至还在大字林里还出现了整整齐齐的黑体字标语——“坚决打退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不久前这样的标语讨伐过的邓拓、三家村）霎时间形势又一边倒了。突然间，我们发现自己也成了异类，甚至连给“史家朝廷”写过大字的人也不愿意和我们多说一句了。形势的发展竟然超出了我们的估计。　　

　　

　　我们开始感到了不安，甚至说害怕也不过分。当显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口诛笔伐”杀向我们时，我生平中第一次感受到那可称之为“政治压力”的东西，好似紧箍咒突然降临在你的头上，严重时甚至使你无法行动和思考。那几天我耳朵里一直重复着响着一句话就是：我们怎么会反党呢？！我们怎么会反党呢？！而且更觉得委屈，我们只是对总支书记的大字提出了批评，人们误解我们了。但反过来又一想：车间揭露的不是事实吗？党中央的指示也明确呀，为什么我们一结合，就成了“过街老鼠”了呢？难道对此不管不问就对了吗？　　

　　

　　我茶饭无思，为了不去食堂就吃剩下的泡饭，甚至连咸菜都没有。我噩梦连连，甚至还梦见过把我们拉到邓拓身边一起批判，（也许这是我一直存有《燕山夜话》的缘故。）这时做什么都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只是并没有认为自己全错了。　　

　　

　　我依然在展览会上班，只是最近的工作进度差了。好在我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他们说，要说当头的欺负老百姓，哪儿都有；可你们场太厉害了。事后大家还都不断地问我发展变化，场里出现了围攻的形势后，朋友们也都同情地安慰我，当然也说不出解决办法。　　

　　 三　　

　　我接手的《人民防空图》很快地竣工了。它是整个展览结尾部分的一幅大画，而且也是一幅领导满意自己得意的作品。它是把本来图解防空演习的过程，巧妙地转化了一幅人物活跃、色彩新鲜的风俗画。展览会接近了尾声，那天午饭前，负责人通知大家，下午区长要来检查，要大家手里抓紧点。　　

　　

　　下午区长如期而至。他姓张，是位很精神的老头。作为人防工作的主管副区长他在负责人的簇拥下到各处看着、听着和问着，不时地还夹杂着几句笑话。随后他在已经裱糊好的《人民防空图》前面停了下来，仔细地看了半天。接着问，这是谁画的？我被叫到了他的面前，一时有点摸不着头。他见了我就问，你几岁了？21岁。他接着说，好时候，你在哪个单位呀？我回答了。区长说你的画挺好，人的动作，神气都挺活。然后又叉起手来，后站一下看了一会。最后他主动地和我握手，鼓励地说，希望你继续努力，为人民的美术事业作贡献。　　

　　

　　他的话使我很激动，也很温暖。突然间冒出一个念头：要不就找他谈谈？在他即将离开展厅的时候，我疾步走过去说出了想法。他问什么事？是展览会的事吗？我说不是，是私事，不，是公事。好吧，你下午四点找我去。我还没弄清结果，他已经走了。我看看表，这时是两点半。　　

　　

　　四点。楼下的秘书只问了一句就准许我上楼了，我踏着那咚咚作响的干净木楼梯，心想还是共产党的区长！见到了区长，他客气地让了座，还亲手给我倒了杯茶。然后谈话开始。我把场里的情况尽量简练可还是重复了不少地说了一遍，随后递上了我们大字的摘抄和魏志远大字的全文抄件。区长取出花镜看了一遍，又重看了一遍。　　

　　

　　等待中，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　　

　　

　　区长开口了。你啊，和我家的二小子一样。说着他点了颗烟，不慌不忙。他说，你们书记的大字我看没有什么问题。你们年轻，我看愿望是好的，可情况不一定那么严重。我们家的老二也爱写写弄弄的和单位领导搞不好关系。他的话使我的耳朵嗡了起来，于是我用几乎不是自己的声音说“史家朝廷”的问题。可区长依然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这个不一定那么严重，再说情况由组织部门掌握，群众写大字是权力，可事实不一定那么准确。我看……他给秘书拿来的文件签了一下字，继续说，我看不要想得太多，要学习一下主席著作，要相信党的领导，你说对不对？我怎么会说不对呢？告别时还记得区长说，有事再来。　　

　　

　　我回去向宿舍的哥儿们叙述了区长的接见。他们开始振奋，你能见到区长了？后来也失望，你还怎么办？我虽然对区长的礼遇而感动，但是并没有接受他的观点，也许他还是不了解情况。可我终于是个不轻易失望的人。于是继续找到了市委。　　

　　

　　仅仅隔了一天，转天下午三点半，当我从市委大楼里出来的时候，甚至微笑地向年轻地警卫点点头，心里充满力量，还几乎有点神圣的感觉。开始根本没想到这么顺利的就得到接见。而登上那宽大平滑镶有铜线的石头台阶时，我想到的是否会重复一下找区长的结局。　　

　　

　　接见我的是市委工交政治部的史处长。50多岁，山西口音。有了白发，但是衬衣插在裤子里显得很年轻。办公室安静、宽大、但却不很明亮，似乎本身就带着一种级别的威严。处长也很客气地打开他的铝制半自动烟向我让烟。　　

　　

　　我这次介绍情况比较清楚连贯，而且时间也不很长。　　

　　

　　处长听完介绍，拿出记事本，又重复地问了我一下提过的场里的人名和事，并逐一记下。然后又仔细地问了我的个人情况，问到成家没有，我都不好意思了，可是很温暖。随后他开始表态了。　　

　　

　　他说，你们有问题，能到这里来反映，说明你们是相信党的，相信市委的。我听了心里一热，然后继续听到，你反应你们场的问题，我已记下，随后就向领导汇。我想说没有说出来，您不就是领导吗。处长又说，不过为了简单一点，你能不能回去尽快写一份材料，然后交给市委好吗？我立即回答，两天内我就交。不用忙，一个星期之内就可以。处长和蔼地说。　　

　　

　　处长的话似乎融化了我身上的什么，望着他的眼光和白发我有一种受了气的孩子见到家长的感觉。于是说，他们说我们是牛鬼蛇神怎么办？处长的眼光更柔和了，那你们是吗？小陈，我和你说，你们首先要相信自己。自己会反党吗？当然不会。那就要有信心，凡是符合党的利益的事，都要坚决地去做。再有也要相信时间，什么事都得有个过程。好事的发展，坏事的暴露都是这样，太着急了不行。最后，还要相信群众，从长远看，大多数群众总会看清问题的，在一个时期内，有些事还需要等待，需要做一下工作。你说对吗？　　

　　

　　这位老干部的态度和素质都给了我极深的印象。他的话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人生如箭。再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1980年了。他那时被派到我们运输公司监察落实政策，人显然老多了，可是还给了要求平反的我一定地帮助。　　

　　

　　当我来到展览会时，负责人说大家休息两天，筹备工作就结束了。　　

　　

　　我回场后宿舍里的哥儿们一片欢欣。而20日的人民日社论，更给我们直接带来了力量。它说——　　

　　有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脑袋是花岗岩做的。他们不准群众革命，不准群众写大字。群众写起来了，他们将就利用他们的职权，假借种种名义，组织保皇派搞反革命的大字，企图围攻革命的大字……　　

　　很快，这篇社论就被一个年轻的哥儿们摘抄到了保养库，一会引来了一大群观看的人。　　

　　

　　我们开始恢复了自信。随之就想到了下一步怎么做。那个晚上我们几个人在美术组里研究材料的时候已经近12点了，突然发现有人进来，吃惊中一看，竟然是我们这个运输场的最高领导——场党总支书记魏志远！这个见面使双方都有些不自然，魏说他是今天值班，看见这里有人，就过来看看。我们呢？也是以宣传工作为名，敷衍搪塞。魏很快就走了，屋里的人们却有些担心，甚至联想到可能受到的监视。　　

　　

　　他们走了，我依然在想着刚才的一幕。特别是想到魏志远这个人来，想来想去，不仅无法说他就是坏人。而且还是一个对我很看重、很支持的一个人。　　

　　

　　以前我在场工会帮忙搞宣传的时候，听他介绍过自己的家庭。在农村，亲属多为教师，可都是共产党员，算是革命家庭了。虽然和他接触的机会不多，但是他对我在场里的美术活动确是很支持的。记得他亲口对我说过，你也是我们场在美术方面的权威了！对于不善言笑得他，这话确实难得。尤其难忘的是在我和一位政工干部的争执中，他明确地支持了我，从而保住了摆在礼堂舞台上的我临摹的大幅国画——黄胄的《丰乐图》。政治处女干事廉保玉以“不突出政治”为理由、要求撤下的目的终于没有达到。后来接触多了，也还和他聊过国际局势，受当时宣传影响，我有一个“中美必战”的看法，他听了耐心地向我介绍许多打不起来的理由，一条条说得极为耐心。1966年初，正是新书《欧阳海之歌》的阅读高潮。人人都想买，可是印出来的不多。只有少数的分配到了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我们场里仅分到一本，就在他的手里。我那时也是一个“欧阳海迷”，听到了这个消息，就向他借。为了不被拒绝，我只要求一天。结果他笑着把书给了我，说两天吧。……　　

　　

　　应当说，在决定写《我们的看法》之前，我也并没有忘记一个场里的一把手对于我这样一个车间工人（充其量有些特长）的特殊看重。不过这些比较起他们对于“史家朝廷”的包庇来比较，就显得要退居后位了。“嫉恶如仇”是我们祖先一直在弘扬的道德理念。何况，我们对他的批判也不过是他的错误而已，尽管有了后来的围攻，我心里也没把它当成坏人。只是觉得他的错误必须纠正。　　

　　

　　转天，车间工会主席找到我，说是小组太忙，你先回组干活吧！是工人，就得干活；可这次下去的用意也太明显了。我对这个复感到轻蔑。　　

　　 四　　

　　仅仅隔了了一天，我就把我和董宜德连夜赶出来的材料交到了市委的收发室。正当我们感到已经恢复了自信和力量的时候，纸上又刊出了广州女学生刘肖芳的事迹。这位普通年轻的女学生在和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蔡三坚的特殊斗争中，展示出的坚强勇敢使我们血脉贲张，也表明了当前阶级斗争的基本模式——反党的阶级敌人就在党内。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　　

　　

　　我们很顺利地写出了新的大字《关于史荣组的问题——二评‘乘胜前进’》这样就把问题的实质挑出来了。值得回顾的是我们是在中苏分歧、国际大论战期间成长起来的一代，一直把对于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评”奉为战斗的经典。后来发现我们这篇大字居然是对于二评的模仿，二评的标题是《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真的是模仿吗？没有。生在那个环境里的人也许都有个“集体无意识”（荣格语）。我们的这篇大字这次没有再次遭到围攻，反而又出现了和我们观点一致的年轻人，高树田、冯连成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虽是引证毛主席的语录为题，可在我们有过被围攻经历的环境里，就显示出一种大无畏的气概。这样，我们就形成一个年轻的小团体，最大的也没有三十岁，小的只有十八岁。我们在一起互相鼓励、互相启发。在我们之间出现了一种从没有过的极为纯真的情感——当时就称为“战斗的友谊”吧。　　

　　

　　就在我们感到充满信心的时候，车间又出现了一张新的大字。题目是《质问魏志远，拨开褚忠良的画皮》，署名是复员军人姜玉江。这显然又是一个更为敏感的话题，虽然大字的篇幅和写法都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可他揭露出的问题却一点不亚于史荣祖的程度——现为车间车工组车工的姜玉江提到，他在部队时作卫生员，复员到七场后分配在保健站当医生。因发现保健站站长王某把场里的药偷出去卖，于是就向主管部门的领导——人事科科长褚忠良检举。由于褚与王某合谋，不仅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使自己受到迫害，多次遭受无辜批判，致使近乎神经失常的他最后服安眠药自杀，后经抢救未遂。事后一直向魏志远反映褚的问题，可是几年过去，没有一点结果。于是，新形势下提出了这个陈年的问题。　　

　　

　　姜玉江的问题，虽然表面上没有人呼应，也没有人反驳，可是它却更深地暴露出场里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由此人们也就更加联想到以前揭发的问题。虽然他的话，特别是许多细节，也还需要印证和确定，但是他曾经的自杀事实，使人们不会从根本上去怀疑他。而姜玉江的大字却引起了我内心的很大震荡——就是对褚忠良的看法。　　

　　

　　从本文的开头，人们就会记得这位现任的车间书记对我的信任。而他一次露出的据说是被日本鬼子打得伤疤，更使我对他有了亲近感。如果细说，我在此前还由于个人的原因和他打过交道，而且得到过他的帮助。那是1963年，作为在职工人我准备考河北艺术师范学院美术系。招考方的主要要求是具有高中毕业文凭或是高中文科的同等学力。而是否具有这个“同等学力”就需要单位的证明，我找到了人事科，一位高中毕业的办事员表示证明无法开出，随后对我说，你知道我的学历吗？我不甘心还没考就失败，于是就找到了人事科长褚忠良，对他说我有高中文科的学力，他说，那怎么证明呢？我随后就拿出了一份清单——那是我读过的书籍目录，足足有200多本，交给了他。仅仅隔了一天，我拿到了需要的证明，而且在考试时冲进了复试。那以后我不能说没有一点感恩之情，特别是他来到了车间之后。就在我们贴出了《我们的看法》的大字之后，对于场里某些领导有了怀疑的时候，我也曾几次想过找他聊聊，甚至也还想得到他的支持……可如今？！　　

　　

　　我一直难以形容我当时的感觉，后来想起了一句话——就像吃了荤油似的。接着我又想到了魏志远……但是后来无论反复，却都盖不住一点最基本的事实——　　

　　

　　那就是普通小老百姓是绝不敢轻易诬陷官员的。　　

　　

　　可是，我们这个小圈子里的人却没有那么多地思想负担，最年轻的哥儿们直截了当地说，我看褚忠良和史荣祖是一路货色！随后还送来了周日的电影票。我们——一共五六个人，来到了音乐厅（也是影院）观看苏联革命传记片《斯维尔德洛夫》。　　

　　

　　……当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吃力地把挂在灯杆上的一双靴子够下来后，发现竟然是一双纸做的鞋！周围的人笑了，影院里的人也都笑了。他就是斯维尔德洛夫，年轻时竟是这样！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位身材瘦小的革命家，看着他从湖底上打捞印刷机，看着他充满自信地摇着铃登上议会讲坛，看到他出任全俄执行理事会主席。也还肃然起敬地看着他身边那位身材纤秀却意志坚强的女战友。这位仅仅活了33岁就在自己的岗位上“燃烧尽了的”（斯大林语）革命家，激起了我们特别的敬意和情感。散场了，我们久久不愿离去。回场以后，我在日记里写道“真是一堂生动感人的政治教育课”。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还一起看了《列宁在一九一八》、《伟大的公民》，以被内部敌人暗杀的斯大林的战友和接班人基洛夫为原型的沙霍夫，一样感动得我们热血沸腾。（一年后，斗争反复时，看这些电影也成了我的一个“预谋”。）　　

　　

　　 五　　

　　　6月30日　，是我的公休。一早晨我推车来到了海河边。这个想法在几天前就定了下来。什么事也不做，就是到河边来吹风。　　

　　

　　河面上清凉的、带着海腥味的风阵阵地吹到了灼热的脸上。有一种难得的平静和舒坦。你好，海河！眼睛望着那波光粼粼的河面和人来车往的浮桥。我是喝海河的水长大的，海河的儿子！突然想起了这个响亮的字眼。随后脸就有些发烧，我不配。说起来真有些蔑视自己，就连场房后面那窄窄的月牙河都没有游过去，更没游过海河了。可我现在不也是顶着风雨破浪前进了吗？想到这，心里又平和了起来。　　

　　

　　一艘拖着很长一串木船的汽轮开了过来，突突地冒着白烟。过桥时还呜呜地叫了几声，声音清亮又刺耳。我望着宽阔的河面和远处的帆影点点，好多了，心里想。解放前母亲上班就是过摆渡，大风里有时竟然要过两个钟头。我想到了不久前在“六号门展览会”看过的一幅照片，那是一张外国人拍得异常清晰的海河两岸，到处是窝棚、垃圾，满目疮痍，我想起了这个字眼。可现在才解放十几年，变化多大呀。今后还会更好，我望着海河岸边整齐的白杨树，十年、二十年后这里还会变成一个大花园呢。由于工作和学习，我好像和海河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初中毕业到上班，我每天就从河西走到河东，然后又从河东走回河西，没有自行车，也没有合适的公交车，十几岁的我就是靠两只腿走来走去。后来住场而且上夜大，却又是是每周三次地穿过浮桥，下课后坐车经过北安桥，跨回海河，再倒车回场。因此在1965年家里给我买到第一辆自行车（而且是新型凤凰）的时候，是多么高兴啊！　　

　　

　　走过这条河的来来往往的过程中，在文化宫和业大的美术学习中，我的眼界开阔了。法国印象派的绘画和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使我这个运输场的小工人，充实而富有。那个温文尔雅的带着夹鼻眼镜的俄罗斯作家契诃夫很快地就成了我的精神偶像。在现实中，场里的重视特别是对我创建美术组的支持和社会的承认（市总工会宣传部长在职工美术创作会上的表扬是一个标志），也使我看到了眼前的一片玫瑰色。自以为找到了生活意义的我，充满信心地在奋斗着。　　

　　

　　但是在王杰、焦裕禄的事迹之后，一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却成了我的新偶像——他就是舍身救机车的欧阳海。在读了人民日转载的《欧阳海之歌》以后，他逐步取代了契诃夫在我心中的神圣位置。我由衷地真诚地看到了自己的新世界。原来的一切都显得有些退色。　　

　　

　　我开始为赶上的时代而自豪。从小到现在，在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影响下，我和我的同伴们一直为自己没有赶上刘胡兰、董存瑞的时代感到遗憾，甚至连出了黄继光、杨根思的抗美援朝时代也没赶上而惋惜。（我从小学二年级就通读了全套的《志愿军英雄传》，不仅知道邱少云、罗盛教，而且也还知道杨育才和张渭良）而现在遗憾消失了。我们也开始战斗了，但确是和“不拿枪的敌人”战斗，最高领袖还是从秋收起义到打垮国民党八百万大军的毛主席！想到这里，我的眼睛有些发热。对于在围攻中被说成“阶级敌人”感到了鄙夷和不屑，我这个靠助学金上学的工人子弟，一度最真诚的愿望就是工作后，再把它寄还给学校。直至今天我能上夜大，可以说是共产党给了我们一切。这也就是我们的“阶级意识”吧。　　

　　

　　河边的树叶一片沙沙声，逆光里的叶子真美。望着这行可爱的白杨树我又想起了令自己心驰神往的画面和画家，《喧闹的绿茵》、《春》库英治、札尔达良、格力高利斯库……心里总有一种要向他们告别的感觉。就像是和亲人告别一样。　　

　　

　　当晚的日记很简单，只是把白莽翻译的裴多菲的名句稍微地改动了一下——　　

　　

　　爱情诚可贵，艺术价更高，若为真理故，二者皆可抛！　　

　　随后又把自己所写、而且有十几个青年人签名的《七一抒怀》晾干叠好，准备天亮就贴到保养库去。随后就稳稳的睡下了。　　

　　

　　这一年六月的最后一天正在消失，新的一天就要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