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在国内外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影响下，从1978年开始，逐步走向全面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这个时间可以说和中国太巧合了，本文希望通过彻底检讨墨西哥近25年的经济改革历程，说明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依附西方的经济改革是注定要失败的。

　　

　　　一、概述　

　　按照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观点，结构学派模式和货币学派模式是国家内部一个不断交替作用的循环过程：当经济萧条时，政府推行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增发货币、增加财政开支。通过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增加国家建设投入、福利分配，降低汇率，拉动投资，促进企业出口和民众消费。由于需求增加，货币贬值，国内生产和出口增加，这样，供需逐步平衡，市场达到均衡这是凯恩斯主义，即结构学派模式。发展过了平衡点之后，外汇储备增多，货币逐步升值，生产材料和消费需求旺盛，逐渐导致原材料和消费品供不应求，市场逐渐出现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在经济过热时，政府推行紧缩财政和货币政策，提高利率、减少货币流通、紧缩财政开支。通过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减少投资、福利分配、抑制过旺的消费，进而减少对生产材料和消费品的需求，供需逐渐平衡，价格逐步下降，市场恢复均衡，这是新古典主义，即货币学派模式。

　　经济发展比较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按照经济发展的周期进行周期性的经济政策适度调整，周期性地、交替性地实施结构学派和货币学派模式和政策。这是一套很理想的经济循环理论，理论上操作起来也很简单。然而，理论上，两个学派都是建立在西方国家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实际上，世界上还没有哪个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践中可以做到完美的调整。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自己的经济理论，所以一般都是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经济政策模式，但依样画葫芦的结果，往往是蹉跎岁月，半个世纪下来，经过一个或几个经济危机，积累的一点技术和财富被席卷一空，经济倒退几十年。

　　墨西哥经济具备发展中国家这些典型特征。虽然是个发展中国家，但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从二战以来，墨西哥政府的经济思想一直紧跟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发展，结构学派和货币学派一直并行发展，非常先进，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前卫得多。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完全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某个阶段的国内外经济状态决定结构学派或货币学派取得优势话语权和优势政策地位。二战以来，墨西哥政府官员及其经济精英阶层不仅对本国经济和社会存在的致命缺陷认识得很透彻，而且制定了大量对症下药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但这个经济体毕竟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经济体，而不是一个发达经济体，其国内经济一直存在着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巨大缺陷，片面模仿发达国家实施的周期性和调节性经济政策时，实际却掉进有增长、无发展，发展几十年、再倒退几十年的陷阱之中。尤其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国内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的分歧，造成墨西哥政府在推广和实施其政策和措施时存在一个致命缺陷：政策缺乏实施性和连续性。

　　墨西哥政府的经济精英阶层在70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转型期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墨西哥现代化过程中存在两个严重缺陷，导致墨西哥难以完成现代化的奠基部分——工业化。第一个缺陷源于墨西哥缺乏的第一个经济发展要素，就是生产力和生产效率。从源头来说，是缺乏科学技术和科技队伍。从表现来说，是缺乏国家竞争力。马克思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历史已经证明，这是非常正确的论断。墨西哥在这方面有严重的“瓶颈”和对西方严重的“依赖性”。墨西哥政府的决策者们虽然在二战期间接受了凯恩斯主义思想而走向拉美的发展主义经济模式，但始终未能正确认识自己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注[1])，始终摆脱不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思想和模式的深刻影响，所以本质上始终坚信所谓私有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原动力。正如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在1940年当选总统时说：“保障经济扩张的首要力量来自个人的原动力。”（注[2]）

　　这种观点制约了墨西哥政府在工业发展初期通过政府推动生产部门的全面布局和健全发展，形成了科学技术残缺不全，部门发展参差不均的状态。另外，教育方面的不足制约了墨西哥拥有足够的科技队伍、技术工人和高素质劳动力。这样，几十年“奇迹”般快速发展过来，墨西哥的经济和社会只有量变没有质变，根本没有改变科技完全对外依赖的本质。当经济和社会发展遇上“瓶颈”时，生产力和生产效率两者都远远跟不上市场需求，造成物价飞涨。只能造成进口猛增，消耗掉大量积累和外汇，造成了本币的巨大贬值压力。导致通货膨胀和货币大幅贬值，但本币贬值以后，产能产量依然跟不上，出口没有增长，外汇没有增长，本币无法升值，物价无法回落。虽然1976-1982年洛佩斯·波地略时期的墨西哥政府的经济精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制定了以《国家工业发展规划》和《1978-1982年综合发展规划》（注[3]）为代表的一系列比较合理的国策，但因为没有得到坚决的贯彻和执行而半途而废，甚至被扼杀在摇篮之中。这样，很多良好的政策因得不到实施而导致科学技术缺陷至今没有解决。

　　 第二个巨大的缺陷源于墨西哥缺乏的第二个经济发展要素，就是资本。墨西哥作为国家而言，在资本积累上至今少有建树。首先，独立以来，墨西哥政府一直延续着为上流社会服务的历史传统，其宏观经济体系下的分配、税收和再分配制度最有利于官僚、富裕及精英阶层，尤其是地产、物业主。整个二十世纪，墨西哥民选政府为了满足强硬的上流社会的利益，利润和租金都不使用实名制（注[4]），他们不仅过度聚集财富，而且享受更多优惠政策；低收入和贫困又使下层群体无法交税，只能靠偷税漏税才能勉强度日，两端的群体都造成国家税收艰难，故税基一直无法扩展，财政收入很少（注[5]），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微薄，无法进行有效的第二次分配，帮助低收入阶层提升总收入和福利水平。当社会中贫困阶层太大，且几乎永久性地固定时，社会就难以进步，墨西哥就是这样，以致无论如何改革，都解决不了贫富悬殊的问题，到了一定的程度，矛盾爆发，政策又必须改变。

　　其次，由于缺乏科技带来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进口永远高于出口，经常账户长时间处于赤字状态，国家财富和外汇积累总是处于负数，增长只是量变而没有质变。最后，由于民众储蓄率很低，导致国家建设和工业化的长期发展资本非常缺乏，不借外债难以实施财政扩张政策，造成外债包袱越积越大，难以为继（注[6]）。上世纪70到80年代，墨西哥路易斯·埃切维利亚和洛佩斯·波地略两届政府都企图通过富裕的石油资源，大规模的石油出口解决工业发展的资金问题，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墨西哥一直以来无法进行较彻底的工业化，正是因为政府没有持续、稳定和强大的财政能力来保障工业化的发展，往往进两步退一步，其结果是仅能发展“半工业化”。但两届政府的努力依然还是因为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本积累，使像《国家工业发展规划》和《1978-1982年综合发展规划》这样有实施性、有意义的保护和培养本国工业化的政策无法得到贯彻和执行而半途而废（注[7]）。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

　　由于现代化发展的两个致命缺陷，虽然墨西哥政府采用过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所有模式和政策，但经济增长始终只是进进退退的量变过程，社会始终没有发生跨越式的质变，导致了墨西哥积累了严重的社会发展问题。墨西哥政府官员也不是没有意识到墨西哥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个致命的缺陷：深刻的分配差异和贫富悬殊。众所周知，不管一个国家有多么富裕，只要存在极度悬殊的贫富分化，而且贫困阶层占人口比例较大，这个国家的财富就永远掌握在极少数人或家族手里，就永远难以成为具有公平、正义性质的现代化富裕国家。

　　二战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政府已经对此有较强的意识。但墨西哥的历史演变过程，政治和经济结构和政策为上流社会和富裕阶层服务的传统和理念根深蒂固，造成社会和经济资源分配极其不公，极其有利于富人的税收制度造成政府财政收入极其短缺，根本无法进行社会的第二次分配，也就根本无法对贫困人口继续转移支付，所以一直无法改变这个深刻的恶性社会问题（注[8]）。

　　到了上世纪70-80年代，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政府在进口替代工业化经济开始放慢的过程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恶化，不解决这个问题，墨西哥广大的民众将被彻底地边缘化，结果将妨碍墨西哥经济和社会继续向前发展（注[9]）。经过历史的验证，墨西哥政府清楚地了解到，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从根上改革社会分配体制，依靠市场“看不见的手”和“先进”的富裕阶层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完全是缘木求鱼，只会起相反的作用（注[10]）。但是，墨西哥政府也清醒地认识到，墨西哥现有的政治体制根本不可能改变上流社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地位，也根本不可能改变上流社会在自然和社会资源分配上的优越地位。

　　所以，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政府制定把解决贫困和贫富悬殊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两项政策之上：首先，希望通过经济增长，满足墨西哥城市中产阶层的发展要求，解决所有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和福利保障；其次，希望通过刺激农业发展，使墨西哥粮食能够自给自足，保障墨西哥民众最低限度的生存和健康要求，解决墨西哥赤贫人口的生活问题。路易斯·埃切维利亚政府的经济政策认为，如果经济能继续持续增长，就业率就会有所提高。虽然上流社会和富裕阶层依然会抢夺到绝大部分的利益份额，但至少贫困人口可以从做大的蛋糕中分得多一些经济增长的成果（注[11]）。

　　70-80年代，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制定国家发展规划时，虽然已经面临比较严重的依赖外债问题，但还是坚持强调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分配干预，目的是想一定程度地解决这个社会恶瘤，让墨西哥经济和社会继续向前发展，而且发展得更加均衡和谐。在洛佩斯·波地略政府制定的《国家工业发展规划》和《综合发展规划》中，在其国有资产和工业促进部（SEPAFIN）的文件中，都指出，公共开支要向农业生产提供稳定增长的投入来与赤贫作斗争，提高健康、生活和教育的水平。这些意识比中国超前了30年，而且规划也不少，然而，也是由于没有得到贯彻和执行，墨西哥的贫困和贫富悬殊问题至今没有多少好转。

　　

　　二、波地略政府时期

　　

　　20世纪70年代，上述问题已经积重难返，使墨西哥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了这么一个境地：进口替代工业完全停滞不前；财政赤字严重、债台高筑；外贸完全依赖石油，长期入超，货币贬值压力巨大；失业严重，社会财富高度集中，贫富极度悬殊；产业和区域结构严重失衡；最后，一系列的问题导致国家政治和经济衰弱，从内部导致墨西哥的“发展主义”，即结构学派再难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经济中主要的结构性矛盾导致经济失衡越来越严重，经济和金融积累的危机越来越大，引发理论界和产业界的批评之声越来越响，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精英又开始重新拥抱以前也没能解决墨西哥经济问题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当时最热门的货币学派，认为那将是最终解决墨西哥经济问题的妙方。在墨西哥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中，央行、财政和公共信贷部的革命制度党官员最快成为货币学派的全力拥护者。

　　早在1969年，墨西哥财政部长安东尼奥·奥蒂斯·梅纳就已经觉得革命制度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对解决墨西哥经济发展和社会贫富问题无能为力，他把希望寄托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上。70-80年代，墨西哥思想界出了两部著名的经济文集，一部名为《墨西哥1980年形势》，另一部名为《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发展？社会的困境》。文集提出：首先，通过提高融入全球市场的程度，提高对外资的开放程度来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其次，通过保障私人投资的利润，增加社会资源，提高社会就业程度和生产力来解决分配问题。新古典主义的典型观点认为，只能通过提高各生产部门的边际效益，增加各部门的生产的财富来尽量减少分配不均（注[1]）。其关键在于，把经济和社会发展分开，由此产生先发展经济，后照顾社会公平的改革派观点，简单化之，就是中国的先富论。但从其社会发展的实际运行结果和经验来看，那是自欺欺人的，是不可能的。

　　他们的经济思想和主张受到支持结构学派的经济部、商业部、国有资产和工业促进部的制约（注[2]）。以国有资产部部长赫拉修·佛罗列斯·德拉宾那为首的结构学派经济学家依然拥护墨西哥1910革命的指导思想，坚持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服务，反对割裂经济和社会的关系；坚持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以公众经济福利为指导思想，认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为缺少保护的那些部门谋福利；坚持加强国有资产的生产力，减少对外依赖（注[3]）。

　　在货币学派的声音逐渐增强，结构学派依然强势的情况下，革命制度党控制的政府最终采取了折衷的经济政策来弥补双方的分歧，举债发展，称之为“稳定的发展主义”。这项政策取得了全所未有的宏观经济成绩，不仅经济快速发展，而且物价和汇率稳定。但实际上，国内经济对外债的依赖度越来越高，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已经悄然接近。

　　从外部来看，此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风气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滞胀：经济停滞、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并存，凯恩斯主义的学说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西方国家都在二战后广泛采取“凯恩斯主义”，不断地通过财政扩张政策推动经济复苏和飞快发展，逐步使西方国家的生产力走到了极限，在整个七十年代终于出现了严重的“滞涨”问题：无论国家如何扩大财政赤字，都无法提供生产力，只造成物价飞涨。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又转向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模式寻求解决办法，美国的里根共和党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保守党政府，在困境中实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业私有化和财政紧缩政策，以图走出可怕的“滞胀”困境。

　　里根总统接受了弗里德曼关于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实行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反对福利主义的思想。解决滞胀的政策可以总结为：一、用供给学派的理论解决经济停滞的问题，二、用货币主义的理论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里根经济学并没有完全抛弃凯恩斯主义，减税和实行赤字经济的政策措施依然包含着凯恩斯主义学说。　　

　　

　　撒切尔夫人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如出一辙。1979年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针对当时的经济的滞胀状态，撒切尔夫人实行了四个方面的经济政策：一、紧缩货币，抑制货币发行和流通。二、压缩公共开支，控制社会保障制度规模，逐步改革实施福利国家制度的弊端。政府削减了社会福利在公共开支中的比重。三、减税，刺激生产。四、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　　

　　

　　而主要西方国家解决滞胀问题的政策说明，必须从刺激生产和控制货币发行两个方面入手解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问题。整个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领域是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理论的天下，凯恩斯主义理论遭遇了空前的危机和尴尬，新自由主义逐步取得对凯恩斯主义的绝对优势。从外部经济环境迫使紧随西方经济思想的墨西哥进行经济政策的改革，逐渐又回归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并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因为双方情况存在着根本不同，墨西哥经济和社会此后的发展证明了这样盲目照抄西方的经济模式和政策不会获得相同的效果。　　

　　在内外经济思潮转变的影响下，很多在国际金融机构从事经济研究和在美国攻读经济学位的墨西哥经济学者都强烈地转向货币主义思想，他们纷纷进入墨西哥政府的重要经济部门，取代墨西哥政府中传统管理经济的法学学士、工程师和公共会计师，成为墨西哥新一代的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技术官僚。从1970年至1982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逐步完成从发展主义经济模式到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转变。1976年的经济危机，发展主义经济模式终于难以为继，成为这个转变过程的分水岭。革命制度党的经济思想开始有政府转向市场，由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政府开始进行第一阶段的改革。

　　从1976年洛佩斯·波地略总统执政开始，为了进行第一阶段的改革，政府经济部门的一些岗位已经引进了货币学派的支持者。从他的指导思想可以明显看到他想组织一个折衷型的政府。他说：我不想组成一个单一思想路线的内阁。。。我把政府设计成一方面有人懂得激活所有的经济结构来刺激生产、组织分配、调节消费，通过引入政府及其功能，基本为财政功能，来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有人懂得通过调节货币、货币流通量、公共开支控制、内外债务的周转来解决经济问题（注[4]）。他把稳定发展学派的官员安排到国资工业促进部、规划预算部，把货币学派的官员安排到财政部、央行和国家金融部。波地略设计这样的政府，完全是模仿英美两国结合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解决“滞涨”的模式。但现实与理想不一定吻合，波地略政府中的结构学派和供给学派并没有如他设想的那样理想地运作，各自解决经济中的特殊问题，反而制定相互矛盾、相互掣肘的政策，结果措施往往无法执行，令波地略总统非常恼火，时常为两派的领袖大发雷霆（注[5]）。

　　洛佩斯·波地略启动了折衷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政策，这就是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第一阶段改革。他的概念比前任更加灵活，更大程度利用政府的调节作用取代政府的指导作用。总体的改革措施朝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方向发展：减少公共开支；减少进口；约束外资；改革税制，降低税收；按照生活成本调节工资收入；提高银行利息，实行价格浮动。从波地略开始，墨西哥政府逐步开始推卸责任，把解决墨西哥经济问题的希望建立在两个完全不可靠的基础上。第一个基础，国际金融机构。由于国际国内经济模式气候的变化，墨西哥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从此越来越多地把金融市场的出路建立在国际金融机构的观点好建议上，以为听从他们的决策就可以解决墨西哥的财政和金融问题。第二个基础，能源出口。由于国内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和发掘量的大增，以及国际市场能源价格的上升，墨西哥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又把解决国内经济结构问题的出路放在能源出口之上，以为只要不断地增加能源生产和出口，就能省却经济结构的改革，跨越墨西哥的经济痼疾和沉疴。这样缺乏长远眼光的经济发展观，令墨西哥深受其害。

　　墨西哥央行行长费尔南德斯·胡尔达多在菲律宾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时指出，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来提高就业水平，只会增加新的通胀压力和制造更大的国际收支赤字，反而妨碍解决就业问题，此言明显受到米尔顿·佛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货币学派教授们的影响（注[6]）。他提出让国际金融机构广泛干预墨西哥的经济决策，不仅参与解决当前的问题，还要参与长期发展的经济决策。因为从总统到货币学派的官员都认为：“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世上就没有一个银行会打开其银柜借一个子儿给我们。”（注[7]）这个建议可谓影响深远，从此以后，墨西哥政府被迫将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权越来越多地转移给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墨西哥政府的经济决策角色日益削弱，以为把国家经济交给国际金融机构就可以解决问题，至今，这种趋势还在逐步加深。这对于任何一个有主权意识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很难接受的，结果也是很糟糕的。

　　1978年，由于石油收入增加，国际信贷恢复，墨西哥财政收入增加，还了美联储5.16亿借款中的1.14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压下的墨西哥财政紧缩政策暂时放松了些。但政府不从根源上解决墨西哥经济结构的缺陷，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过于依赖石油，希图通过大幅提高石油生产和出口来从根本上解决墨西哥缺乏技术、资本和公平的痼疾沉疴。1977年，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的总裁，何塞·迪亚斯·色拉诺在国会上说：“这笔财富（石油）不仅能解决我们的经济问题，更是我们有史以来一直缺乏的经济出路。。。，这笔财富，让我们能够面向未来，建设一个新国家，实现人人有工作，生活方式和质量会更好。”（注[8]）。不从技术上和资本积累上解决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大国长远的经济发展问题，却想依赖于丰富的自然资源来成为发达国家，是缘木求鱼，是没有出路的。

　　洛佩斯·波地略总统时期，在看似采之不尽的石油资源面前，墨西哥政府制定了第一阶段改革中两项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全国性规划：一是《全国工业发展规划》，二是《全球发展规划》。这两项规划充分反应了这个改革前期墨西哥最有特色的经济思想：结构学派与货币学派并存，构思比较理想，政策间却往往相悖，结果便是无法执行。

　　《全国工业发展规划》由墨西哥国有资产和工业促进部（SEPAFIN）在1979年共和国第二次国会上推出。推出该规划的唯一基础很脆弱，那是墨西哥“与日俱增”的石油开采和出口收入。其逻辑思想很简单，第一阶段，墨西哥石油公司（PEMEX）全力以赴出口石油，在获取巨大的、持续的石油收入后，进口墨西哥贫乏的科技和机械设备来发展工业；第二阶段，在墨西哥工业发展，生产力和技术水平提高后，通过大量出口工业制成品取代石油资源获取墨西哥经济和社会继续发展的外汇。思路和几乎所有投入西方怀抱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就是不走自力更生建立科技基础、自出创新提高科技水平的道路，希望通过出卖国家战略资源购买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来发展工业，再通过提供国内外市场，尤其出口工业制成品来积累资本，实现工业化。但所有发展中国家经历的历史证明，这个思路的出路很渺茫，而且常常不进反退。

　　《全国工业发展规划》最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包括五项战略：一、指导工业生产向基础消费品方向发展；二、向生产力高、见效快的部门倾斜，加强出口部门能力和进口替代部门效率；三、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整合产业结构，发展机械和装备工业；四、把经济活动进行合理的区域布置；五、均衡市场发展，防止产业垄断。规划明显地使用政府“看得见的手”而非市场“看不见的手”指导墨西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产业和区域发展的调整。说明此时墨西哥政府虽然采用了折衷的经济思想来制定和指导墨西哥的经济发展，但依然以政府指导为主，以财政扩张政策为核心，为发展经济不惜一切代价，作最后的努力。前三项战略属于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产业政策，把国民经济的发展重点由重工业转移到资源开采和生产初级消费品的轻工业，即上马易、见效快的生产和出口部门。从此，可以看出墨西哥政府的眼光已经从长远发展转向近期效益。短期来说，轻工业民用消费品的收益见效快；但长远来说，急功近利的心态不可能获得完整的、系统的科技创新的能力。如果没有获得发展科技的能力，发展机械和装备工业的希望很难实现。如果不能完成工业化的建设，后面要建立合理的产业和区域经济结构将成为空话。这就是墨西哥目前依然没有解决的困难。

　　《全国工业发展规划》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一、政府大力投资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国营企业；二、政府通过财政补贴、融资便利、工业保护等措施来发展自己的技术，保护好初生国营企业的国内市场和国际竞争力。而规划最有前瞻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通过保证政府在农业发展方面的投资稳定增长和赤贫作斗争，保障全民最低的生活、健康和教育标准。这说明墨西哥政府清楚地意识到农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失去了农业，就失去了国家给予国民的最低保障，这是发展中国家政府中最难能可贵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思想。这些经济理论很有远见、很有洞察力，比中国的经济理论发展的更早、更快、更成熟。可惜没有执行，而且从来没有实施过，错失了独立自主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最后发展机会（注[9]）。而不能实施和执行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目标远、见效慢，无法获得财政部副部长德·拉·马德里等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官员的资金支持。因为，他们坚持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反对增加没有效益的公共开支，这样，不仅使这个70年代最重要的国家发展规划半途而废，连当时重要的反贫困计划，《贫困地区及移民群体全国协调规划》，也胎死腹中。

　　《1978-1982年综合发展规划》是由洛佩斯·波地略总统全力支持制定的政府经济发展指导文件（注[10]），由规划及预算部部长里卡多·加西亚·萨恩斯在1979年3月15日推出初稿。这个规划更明显地折衷了结构学派和货币学派的思想。它要求政府积极推动经济复苏，在吸引了足量的私人进行投资后，再逐渐退出市场。该规划推出两个月后，德·拉·马德里接替了加西亚·萨恩斯，再过两个月，卡洛斯·萨林纳斯接替了德·拉·马德里。六个月后，1980年4月15日，在墨西哥城国会大厦中正式发布《1980-1982年综合发展规划》（注[11]）。洛佩斯·波地略总统在自己的书中总结该规划时认为：经济部分挺好，社会部分很糟，缺乏政治哲学（注[12]）。他的评论充分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特征：只管经济增长，不管社会发展，加剧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

　　虽然洛佩斯·波地略总统有比较强烈的结构学派倾向，坚持政府的经济扩张计划，但德·拉·马德里和卡洛斯·萨林纳斯是本届政府中最拥护新自由主义货币学派的部长中的两位，他们深受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大力鼓吹自由化和全球化。《1980-1982年综合发展规划》由两人制定，一方面必须反应总统的意愿，另一方面也会反应即将接任总统的德·拉·马德里的一些意愿，所以最终是一个折衷性的规划。

　　该规划由三部分组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由四项大目标组成：一、强化墨西哥作为民主、公正、自由的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主体。二、必须促进和维持国民经济快速、高效和可持续地发展。三、向全体国民提供工作机会和最低福利保障，优先保障食品、教育、卫生和生活的需求。四、优化国民、生产部门和不同区域的收入分配。四项大目标包括22项政策。这22项政策总结起来有九点：一、强化政府角色，满足社会要求；二、巩固经济复苏，在未来三年达到8%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三、通过进口和引进外资，实现社会和经济部门的现代化；四、提倡理性消费，刺激投资，增加产能；五、推行新的发展融资方式，控制和减少通胀；六、利用石油资源，撬动经济、社会的发展，集中所有资源，优先发展；七、在产业平台上拓宽国营、私有和社会各部门的合作；八、创造就业：1980-1982年间要创造220万个岗位。由此可见，该规划与《全国工业发展规划》相似，结构学派和货币学派的内容大概各占一半。

　　该规划与《全国工业发展规划》共同的特点是：一、通过积极而稳妥的财政、货币和利率政策，不仅要刺激投资，发展经济，保持国际竞争力，创造就业岗位；同时也要严格控制货币投入量，避免流动性过剩，压制迅速上涨的通货膨胀（注[13]）；二、资本积累和融资的基础建立在富裕的石油资源之上；三、通过政府指导性的、转向私有化的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利用私有部门和跨国企业资本提高产能和产量，增加供给，解决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四、通过政府的就业政策提高就业率，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这是该规划的最大特色：通过创造就业，提高社会生产的参与度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并向国民提供最低的福利保障。这些政策的思想基础于墨西哥官员和学者们非常乐观地认为，墨西哥的经济水平已经发展到了由威权和民众主义的社会过渡到更公正和公平的资产阶级民主社会的阶段（注[14]）；其物质基础则于“极其富裕”的石油资源上；其技术基础则于全球化派的理想，依靠外资和外国技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注[15]）。因为一切的发展希望都建立在自以为富裕的、取之不尽的石油资源、外国技术和资本上，其基础实际上极其脆弱易变，所以，当石油价格被打压下来，当外国资本被抽走以后，发展的基础就马上消失了，希望也就破灭了。

　　1980年，石油收入支付了财政赤字的63%，占出口收入的67.3%；资本账户中的外国长期资本相当于国际贸易赤字的96%，而服务业流入的资本占外债的62.6%。整个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极度失衡，情况岌岌可危。从1981年，即洛佩斯·波迪略总统任期结束时开始，墨西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开始在政府官员中取得更大的优势地位。新自由主义对结构主义力量的决定性改变源于此时墨西哥开始的空前严重的债务危机。1981年7月，墨西哥财政部建议消减公共开支和迅速贬值比索。但其他金融部门反对贬值，认为其后果将刺激通货膨胀好资本外逃，造成金融恐慌。他们提出继续收紧银根，减少进口，从而减少国际收支的赤字。这个方案比较合适，但对于墨西哥却不可能，因为墨西哥对外部技术产品和奢侈品过度依赖，根本不可能减少进口，这不仅是墨西哥对外贸易的历史问题，也是其当今和今后长久存在的问题。而债务危机的开始正是源于国际油价从1977年开始的下跌，到了1981年8月，墨西哥石油出口收入减少了100亿美元，迅速造成了墨西哥比索贬值谣言四起，百姓急兑美元，外国资本外逃。说明墨西哥赖以发展的石油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结构极度脆弱，极度失衡，长期以来过度依赖石油出口来稳定其国际收支平衡到此终于崩溃。

　　从墨西哥政府经过如此复杂的反复考量和争论，最后进行这样的选择来看。可以总结三点：一、治国长达60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根本没有建立适合自己国情、民情的经济思想和社会理念。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的模式和政策，如果说有按实际情况来制定政策，也只是把西方经济思想的相反流派进行生硬的混合使用。二、此时墨西哥的经济情况，使得墨西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即货币学派，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响。政府部门机构中拥抱货币学派的官员越来越多。但在实际条件下，这时还不允许他们完全走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轨道，只能使用其思想体系中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尤其是反通胀政策，但转向只是时间的问题。三、此时墨西哥的实际情况已经极其脆弱，四个经济和社会核心问题已经极其严重1、资本方面：积累空虚、赤字连年、债台高筑，2、技术方面：对外依赖、生产停滞、通胀严重，3、产业方面：部门、区域结构严重失衡、效率低下，4、社会方面大量失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如果改弦更张，采用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强烈推进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建议，对宏观经济实施最严厉的紧缩，墨西哥经济很可能会马上休克，局面也会非常惨痛，所以，经过两个思潮反复的碰撞和较量，迫使墨西哥政府依旧选择继续扩张的经济政策，希望通过石油和外资，跳过结构改革一关，以免马上崩溃（注[16]）。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不可能绕过结构性缺陷这道门槛，崩溃可能推迟，但要来的还是要来。

　　在没有可能进行深刻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改革的条件下，墨西哥的“发展主义”根本不可能继续发展下去，从洛佩斯·波地略总统任期开始，进行了折衷式的改革，是为墨西哥改革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改革希望回避墨西哥深刻的社会和经济矛盾，但积累下来的三个致命缺陷和四大核心问题是根本无法回避的，最终导致了1982年债务危机的爆发，石油危机和债务危机从内部迫使墨西哥彻底放弃依托石油和外债扩张财政发展经济的模式，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完全走向新自由主义经济和货币学派金融改革。但此后折衷政策的残余影响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中期，直至德·拉·马德里总统任期时墨西哥的宏观经济状况恶化至极、无以为继。最终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政府的社会和经济政策走进了死胡同，全面进行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是唯一选择、不得已的。所以，时代选择了德·拉·马德里，这位极其拥护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新总统，墨西哥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进入了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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