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教师生涯　　

　　

　　孙海林

　　

　　　1913年春的—天，寄居在长沙城湘乡会馆里的毛泽东，没有像往日那样到三华里外的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他决定从今天起结束自己半年来的自修生活。　　

　　

　　放弃自修计划，离开那个宽大幽静的阅览室，摆脱那些来不及浏览、咀嚼的书籍的诱惑，对于有着强烈求知欲望和一心探寻真理的青年毛泽东来说，实在出于无奈。　　

　　

　　父亲反对儿子自修，采取了强硬态度，断绝了对毛泽东经济上的供给。读书的热情毕竟代替不了付房租，况且最近湘乡会馆里，住满了退役兵、学生、过路客和闲荡汉。这里的夜晚变得不安宁了。　　

　　

　　会馆是不能住下去了，毛泽东必须尽快给自己找—个新的去处。去干什么呢他开始翻阅近期的纸，眼睛紧紧盯在广告栏里。不久，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招生的—则广告使他的眼睛一亮：这所学校，免交学费，膳食费低廉。他选中了。就去为教书做准备吧，教师的职业对社会是很有用的。　　

　　

　　 毛泽东顺利地通过了入学考试。穿上蓝色的学生制服，他成了一名师范生。　　

　　

　　一年以后，四师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合并，毛泽东来到一师续读，开始了他在第一师范求学的岁月，同时也拉开了他教师生涯的序幕。　　

　　

　　初登讲台　　

　　

　　 毛泽东初为人师，是在第一师范主办的工人夜学里。学生来自在一师附近住的电灯公司、造币厂、黑铅炼厂、粤汉铁路的工人和一师校内的工友。此时毛泽东还是一个不曾涉足社会的师范四年级学生。尽管没有教学经验，但他特具的社会责任感和由此而引发的火一般的热情，却使他获得了料想不到的成功。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第一师范开办工人夜学，始于1917年上半年，由学校教职员开办，情况不佳。下半年还要不要办由谁来办一时间在一师校园内引起了争论。当时任一师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的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此时固应以学校教育为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才”。他雄辩地阐明师范生办夜学的特殊意义，提出以学友会教育研究部名义，由同学来主办工人夜学。这一主张轰动了全校，“商之夜学职教员先生无不赞成”。于是毛泽东连日着手筹办工人夜学。　　

　　

　　 1917年10月的一天，一份由毛泽东起草的《工人夜学招学广告》出现在长沙街头：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活。列位最不便益的是甚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做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过来的。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就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号房名。列位大家想想，我们为甚么要如此做无非是念列位工人的苦楚，想列位个个写得、算得。列位何不早来个名，大家来听听讲？有说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听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学学生就无妨了。若有为难之处，我替你做保，此层只管放心的。快快来名，莫再耽搁！”　　

　　

　　 这广告言辞恳切、真诚，又富于鼓动性。工人们纷纷向学校走来。　　

　　

　　 招生工作紧张地开始了。白天脱不开身，毛泽东便在晚上召集夜学教员开教务会议，商议课程设置、老师配备、授课时间、授课内容等有关事宜。最后决定夜学按其程度的高低，分为甲乙两班，开设国文、算术、常识三种课。　　

　　

　　 　11月9日　，工人夜学开学了。毛泽东组织夜学教员提前赶到教室门前，迎接前来上学的工人。教室里四盏油灯交相辉映，在大家的目光注视下，身穿长衫的青年毛泽东走上讲台：“今夜开了学，分了班，你们就是这夜学的学生了……”　　

　　

　　 在夜学里，毛泽东兼任甲班的历史课。他的课注意讲授方法，经常结合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既通俗又生动，深受学生的欢迎。很快，他成了受学生爱戴的　　

　　

　　教师。　　

　　

　　 一夜，甲班上物理常识课，因教师“发言过深”，联系实际不够，上点岁数的工人听不懂，觉得兴味索然。毛泽东发现后，及时予以补救。在课结束的时候，他走上讲台对大家说：物理这一科是很有趣味的，方才教员讲的这些，不过是个开头，将来呀，像电灯为什么会亮，轮船、火车为什么会跑那么快，这些道理都要告诉大家哩！经他这么一说，工人们学习物理的兴味一下子被提起来了。　　

　　

　　 讲台就好比是战场，初战告捷。　　

　　

　　在修业小学　　

　　

　　 　1919年4月6日　，毛泽东从北京经上海回到长沙，在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宿舍里找到一张床位，暂且栖身。一放下行囊，他便按捺不住自己急切的心情，匆匆找到正在修业小学任教的周世钊先生，对他说：“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在因外交失败消息引起悲痛和愤怒而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不久，经周引荐，毛泽东重返讲台。在修业小学，他依然担任历史教员，每周10节课。　　

　　

　　 课虽不多，可他要做的事却很多。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　6月3日　以后，上海、天津等地工人大罢工，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对政治的敏感和洞察力，看到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他决心以教员的合法身份和自己的主要精力，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从事　　

　　

　　政治宣传。　　

　　

　　 学校成为进行革命活动的基地。毛泽东依此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他召集留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楚怡小学何叔衡处开会，介绍并分析欧洲战争后的世界局　　

　　

　　势和国内形势；组织散发“请救山东人性命”、“请看我国之危险”等革命传单；发动长沙各校举行“五·七”国耻纪念大会；集结浩浩荡荡的大军上街游行，宣传和声援北京学生发起的“五四”运动；筹建全省学联。毛泽东虽不是学联成员，但他却成了这个富有战斗性的新的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　　

　　

　　 湖南学联成立后，立即通过了全省学生总罢课的决定。　6月3日　，长沙有20多所学校罢了课。接着各县学生纷纷响应，风起云涌的学生爱国运动就这样席卷了整个湖南省。　　

　　

　　 在沸腾的反帝爱国运动和新旧思潮的剧烈撞击中，多么需要借助新闻媒介的力量，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号召团结民众，引导人民研究国内外实际问题，鼓舞人们向旧制度、旧思想作坚决的斗争啊。于是在这个暴风骤雨的夏天，毛泽东便为此奔走忙碌着。　　

　　

　　 不久，人们在长沙城街头发现了一份新的刊物，刊物上赫然印着：“湘江评论”。　　

　　

　　 《湘江评沦》是份周刊，设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全系白话，很有文采。《湘江评论》共出版了五期，每期四开一张，其中第二期附有一张《临时增刊》。　　

　　

　　 “创刊宣言”对《湘江评论》的“宣传最新思潮”发刊宗旨作了明确的注解： “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 “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毛泽东任《湘江评论》的主编，上面绝大部分文章由他撰写。　　

　　

　　 入夜，四周一片静寂。修业小学的一间教师宿舍里，灯光微洒墙壁，映出一个伏案疾书的消瘦身影。毛泽东正在挥汗为《湘江评论》撰写文章。每到此时，他的心里总会涌动起波涛，字里行间便会流淌着战斗的激情。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他只好自己动笔赶写。日间的事情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也特别多，此去彼来，所以只能在夜晚写作。就这样，毛泽东在那间暑气熏蒸的小屋里，为《湘江评论》写出了《创刊宣言》《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以及30多篇有关国际、国内大事述评和杂感。文章发表后，受到了许多读者的青睐。随之，他成为一位引人注目的。　　

　　

　　 《湘江评论》突然消失了。《湘江评论》问世后，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销路很畅，被著名人士李大钊认为是全国“最有分量、最有见解的刊物”，对引导一些青年最终走向革命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它锋芒犀利的笔触引起了反动派的极大恐慌与仇视，被诬蔑为“怪人怪论”、“无稽之谈”、“大逆不道”。1919年8月上旬，当《湘江评论》第五号正要出版时，被强行查封。　　

　　

　　 《湘江评论》被扼杀了，它的主办者“湖南学生联合会”也同时被取缔，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就此搁笔，一篇篇揭露时弊、抨击封建制度的文章，在《大众》《女界钟》等刊上发表了。毛泽东还应聘做了《大众》的馆外撰述员。　　

　　

　　 毛泽东常常从自己身边的生活中挖掘社会罪恶的根源，以此作为他向旧观念旧传统、黑暗现实进行批判、斗争的靶子。　11月14日　，长沙发生了一件新娘在花轿中自杀的事情，顿时风满全城。这新娘名赵五贞，是一个在校学生，因不满父母包办的婚姻，在花轿中用剃刀自杀。第二天，长沙的纸杂志都登载了这个消息，有的还发表评沦。毛泽东立即抓住这一“活事件”大作文章，在短短的13天里，就先后在长沙《大公》发表了《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赵女士人格问题》等9篇论文和杂感。与此同时，还专门为长沙周南女校学生会出版的《女界钟》周刊讨论赵女士自杀的特刊撰写了一篇关于“女子自立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有力地揭露了腐朽的封建社会宗法制度，抨击了吃人的旧礼教和封建的旧道德，号召人民起来摧毁腐朽的旧制度。　　

　　

　　 在修业小学教书，他每月的工资只有几元，吃饭之外就所剩无几。他的行李只有旧蚊帐、旧被褥、旧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的书。身上的衣服也很破旧。他的社会活动多，经常写作到深夜。有时早晨来不及吃饭就到教室去上课。　　

　　

　　 生活虽然艰苦，但并没有影响他把新文化、新思想的火种播撒给学生。　　

　　

　　任一师附小主事　　

　　

　　 标志着“五四”运动在湖南深入和发展的”驱张”运动，像一场风暴，将皖系军阀、当时的湖南都`督张敬尧卷出了湖南。内战的阴霾散去，湖南的上空似乎有了一丝自由的新风。1920年7月上旬，毛泽东带着领导这场运动胜利后的喜悦和满腹的改革社会的热望又从北京经上海回到长沙。　　

　　

　　 这时，谭延闿就任了湖南督军兼首长。这位曾经做过湖南一师校长的新省长一到任，即委任“驱张”代表、一师国文教员易培基为省长公署秘书长、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一师校长。恰巧易培基是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的国文教师，他对自己的这个学生颇为欣赏，尤其是在“驱张”运动中毛泽东显露出来的领导和组织才能，给他的印象更为深刻。　　

　　

　　 不久，毛泽东接到一份聘书，易培基聘他为一师附小主事。年轻的毛泽东回到了母校，回到了这块传播新思想、锻造人才的阵地。　　

　　

　　 主事相当于小学校长，上要管学校教职工的聘免、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的计划与安排，下要管新生的录取、学生食宿等的管理与调配。　　

　　

　　 早在修业小学创办《湘江评论》时，毛泽东就十分关注湖南的教育事业，他曾在文章中写道：湖南“被外界的大潮卷急了，也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一班官僚式的教育家，死死盘踞，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教育实业界不能多多容纳异材”；“正在求学的青年，很多，很有为，没人用有效的方法，将种种有益的新知识新艺术启导他们”。那时他便对湖南教育的改革有了一些设想。 以此为契机，毛泽东一上任，就潜心于一师附小教育改革的理论探讨、研究和实践之中。　　

　　

　　 于是一项项改革措施相继出台。首先招生制度变了。一师附小这所初小4年、高小3年的七年制小学，招生范围原来仅限于湘中各县，毛泽东决定取消这个限制，广收全省各县学生。以前录取新生是主事一人说了算，别人无权过问。每当此时，主事总会根据手里的条子、熟人的面子，来断定取谁、不取谁。这已　　

　　

　　成为惯例，没有谁对此加以指责和批评。毛泽东改变了这种招生方式，规定凡要求入学的学生一律参加入学考试，然后根据学生的试卷，汇集分数，召开校务会议集体讨论，公平录取。如果发榜之后，还有远道而来的学生请求考，他会再次召集校务会议，只要是取之有理的学生，他绝不会将其拒之门外。毛泽东把学生入学的年龄和收费期限也放宽了。过去学生入学时须一次交清的学费、杂费、膳费，现在允许分次交齐，个别有特殊困难的学生还予以免费。　　

　　

　　 一切为了培育人才。一师附小的吸引力仿佛一下子增加了，一些已从附小毕业、但尚未升入中学的学生，要求到附小插班复读；又一些校外失学的青少年，纷纷到附小请求给他们读书的机会。一师附小创设了“失学补习班”，登门者一一被满足了要求。　　

　　

　　 毛泽东是读过师范的，他当然懂得，要办好一所学校．最关键的是什么。要想使学生接受新文化、新思想，那么首先教师的思想要顺应历史的潮流。那种　　

　　

　　紧紧缠绕在旧礼教、旧观念藤蔓里的教育者，不足为取。所以毛泽东的另一项改革措施，就是以才德为标准，建立一支新的教师队伍。当然在聘请教师问题上，毛泽东并不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主事。他时常会到学生中去征求意见，对于学生普遍反映不好的教职员，便按照学生的意愿将其辞退。　　

　　

　　 经过苦心经营，在一师附小这块土地上，终于有了一批像陈章甫、谢觉哉这样的思想进步、品德高尚、学识广博的播种者。　　

　　

　　 毛泽东对教育有他独特的见解。他对教师们说：教育学生，必须从实际出发。比如对初小学生，应该注意加强基础知识的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对高小学生，则应注重加强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为了从实际出发，高年级的国语、算术、社会、自然分科设立了作业室，每日上午给学生安排100分钟的自由作业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学生以自修为主，由各科教员分别进行指导。国语课还根据学生程度分组，因材施教。　　

　　

　　 毛泽东对现有教材也做了—些改革：高小三年级的国语课不再用官方的课本，而是选用时文作为教材。这些印刷品，散发着油墨的香气，也充盈着时代的气息。　　

　　

　　 不久，学生们开始喜欢这位新主事，特别是朝会的时候，他们爱听大个子主事的讲话，他的话题总是那么的新鲜、有趣，总能给人那么多的遐思和启迪。毛泽东也从不放过一切教育学生的机会，他给学生讲国家大事和做人的道理，宣传新思想、新道德，鞭挞封建制度的腐蚀与黑暗。毛泽东讲得幽默、风趣，有时还讲得慷慨激昂。他教育学生要尊重劳动人民、参加生产劳动、不要当少爷小姐。他对学生说：人生活在社会上，与社会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同学们要注意社会实际问题，多看纸，留心时事，不应只顾埋头读书。　　

　　

　　 自从学校来了毛主事，一师附小的学生就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因为在课间里，他们可以自由得像天空中的小鸟，尽情地飞，欢快地唱。他们追逐着，嬉笑着，用不着担心有谁来阻止，也不必害怕会遭到先生的训斥。　　

　　

　　 学生课间这种活泼景象，却招致了有些人的非议。有一次，他们批评道： “附小学生课余时间喜欢互相追逐，互相斗打，太不好了，应该加以管束才是。”毛泽东反驳道：“要活动，要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只要不伤人、不流血，似乎没有大惊小怪、加以禁止的必要。何必一定要使小学生变成小老头呢”毛泽东的几句话，说得言者红了脸，哑了口，十分尴尬。　　

　　

　　 1917年毛泽东在他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小学之时”，体育在德、智、体三育中占第一之位置。他说：“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儿童及年入小学，小学之时，宜专注重于身体之发育，而知识之增进、道德之养成次之；宜以养护为主，而以教授训练为辅。”此时他正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　　

　　

　　 一师附小成了一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学校。毛泽东提倡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学校除喂养了20多头猪外，还自种了菜地。学生们以班为单位，每周　　

　　

　　轮流一天下到那里去劳动。另外，学校又开设了竹工、木工课，还办了一个印刷室，图画、手工教员负责指导学生印制作文本、算术本、练习纸及信纸、信封等。　　

　　

　　到了课余，不仅学生有组织地在搞印刷，多数教员也自动去参加。　　

　　

　　 在劳动中，毛泽东总是身体力行，事事做在前面。为这老工友与他还发生了一点小小的误会。　　

　　

　　 一天，天下大雪，毛泽东想起学校刚从乡下买回来的那群小猪，便去猪栏查看。猪栏里又湿又冷，小猪冻得相互践踏挤作一团。他赶忙从厨房的灶里撮了一些煤灰垫在猪栏里。第二天，负责喂猪的工友老邹，发现猪栏里尽是煤灰，以为是厨工偷懒，把煤灰倒进了猪栏里，不由一股火气冲上来，脏话脱口而出。厨工莫名其妙地挨了一顿骂，当然不肯罢休。二人争吵得面红耳赤。这时，毛泽东走过来了，老邹没等他张口问就气愤地把这事告诉了他。主事慢条斯理地说：“莫怪他们，煤灰是我放的，我来挑去，你老了，不要你挑。学校种菜需要肥料，猪栏里垫些煤灰，猪屎猪尿拌在一起，免得再特意用猪粪去拌煤灰。”　　

　　

　　 又一天，老邹提着猪潲去喂猪，正巧被毛泽东碰到，看着老工友那副吃力的样子，他赶忙扎起衣袖去抓潲，老邹却生气了：”你这样不放心，请我做什么”“我不是不放心，是特来向你学习的，下次你做不赢时，我们知道潲的冷热了，好帮助你来喂。”毛泽东面带笑容地回答。　　

　　

　　 经过这两件事，老邹感到不好意思，他对主事发了两次睥气，主事都和和气气地待他，没有丝毫怪罪之意。思前想后，他后悔极了……　　

　　

　　 其实毛泽东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主事，无论对学生，还是对教师，都很关心和爱护。　　

　　

　　 1920年秋，在沅江县立第一高小读书的钟化鹏，为反抗学校教育的恶劣风气，顶撞了校长和训育员。校方一气之下告到了县里，县知事闻之大怒：岂能容忍这样一个胆大妄为、不服从管教的恶生，如若不加严惩，不仅有损师道尊严，而且一旦有学生效仿，实乃后患无穷，必须杀一儆百。钟家又无权无势，县知事一句话，钟化鹏就被开除了。　　

　　

　　 离开沅江县立第一高小，再到哪上学呢钟化鹏一时还真没了主意。父母满面愁云，一家人蹲在家里犯起了难。说来也巧，正在这时家中来了人，来人说起长沙有个湖南一师附小是如何如何好。他又说，学校来了一位新主事，学校开始买行一套新办法，那里的许多教师追求新思想，要求到那就学的学生多着哩!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钟化鹏喜上眉梢，赶紧打点行囊去湖南一师附小。　　

　　

　　 来到一师附小，在办公室里他见到了主事。毛泽东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顿时他心中升起了丝丝敬意。通过交谈，毛泽东也喜欢这个性格倔强的学生，把他插入14班学习。　　

　　

　　 临近毕业考试了，钟化鹏焦急地找到毛泽东，告诉他原学校至今不给自己调索学年成绩，到时如何办理升学手续!毛泽东抚摸着他的头，安慰道：“你先别急， 我来想想办法。”附小给沅江高小去了函，调来了钟化鹏的学年成绩。不久，他进入了一师师范部。　　

　　

　　 在旧学校被开除的大多是穷苦子弟，毛泽东对他们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他反对旧的教育制度，反对动不动就开除学生。他说：“学校是冶铁洪炉，学生即使是顽铁，也没有冶炼不好的。”也许就因这一思想的感染，全校教职员达成了共识，于是附小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要开除学生，必须取得广大学生的同意。至于一师附小接收钟化鹏这样一个因反对旧教育的陋习而被开除的学生，正是一师附小的不寻常之处。　　

　　

　　 入夜，学生、教师们宿舍的灯光早已熄灭。忙碌了一天的毛泽东，起身出屋，披着星光月色，推开了学生寝室的门。借着微弱的光线，扫视甜甜睡梦中的学生。他一边为蹬掉被子的学生把被子盖上、掩好，一边关切地轻声说道：“不盖好被子，身体会受影响呢。”　　

　　

　　 一连几天，都有学生反映学校伙食不好。毛泽东一一仔细询问，广泛征求意见。又过了几天，教职工食堂和学生食堂一分为二，还选出学生代表，协助和监督学校办好伙食，在有限的财力下，尽量让学生吃得饱、吃得好。　　

　　

　　 毛泽东把学生的事总是放在心上，而对老师的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还是毛泽东刚到一师附小上任时，由于军阀混战之际校舍曾几度驻扎过军队，房屋、用具遭到破坏，有多间房屋亟待修缮，教职员住房非常紧张。毛泽东把主事的那间房子让出来，给教职员住，自己却在校内打起了游击。今天睡办公桌，明天睡乒乓球案子。直到房子修好了，教职工都安顿好了，他才搬回自己那间办公兼宿舍的主事室。　　

　　

　　这以后他有了一个“厚待同事、薄待自己”的美名。　　

　　

　　一师附小虽在长沙城里，但在学校不允许家眷住校这点上并不比湖南所有的乡村学校开通。一师因为有家眷留宿学校还掀起了一场风波。那天，教导主任的妻子从乡下进城，夜晚留在学校与丈夫团聚。这消息不胫而走，一时成为校园内的一条爆炸性新闻。学校是一块净土，难道多少年来教师们恪守的规矩就这么被“践踏”了。有人跑到一师校长那里去告状。易培基深更半夜带着人来附小“捉奸”，多亏毛泽东所陈述的准许家眷住校的理由说服了校长，才没演出破门而入的可笑一幕。　　

　　

　　 金色的秋天，毛泽东来到一师附小，也许这预示着他定能收获累累的硕果。一师附小的改革，使学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引导一批师生走上了革命道路。诸如何叔衡、陈章甫、谢觉哉、任弼时、毛泽民、毛泽覃、易礼义、陈安仁、廖沫沙等，后来都成为了革命活动家。　　

　　

　　兼任一师师范部国文教师　　

　　

　　 一师附小在社会上的名气越来越大。易培基对毛泽东新颖的思想、卓越的才能十分钦佩。1921年下期他破格聘请毛泽东兼任师范部第22班的国语教员。一师的教员，绝大多数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或者国内著名大学的毕业生，有的还是社会知名学者，如李达、田汉、周谷城、辛树帜、舒新城、汪馥泉、赵景琛、夏 丏尊等，像毛泽东这样的在本校毕业不久，便被聘为教员的还是第一例。　　

　　

　　 “同学们，我们是先后同学，我们一起来研究祖国的文学。祖国的遗产很丰富，有些书我读过，你们没读过；有些书你们读过．我没读过。我们取长补短，一起来学习。”22班的第一节国文课，就在这谦虚、独特的开场白中开始了。一张讲义发下来，学生们把国语教本放在了一边。毛泽东叫学生们拿起讲义，他说：“讲义中的错字在教务室玻璃栏公布，请同学们自行对正。”接下来，学生们静静地等待着教师对课文的讲解。奇怪，面色安祥的毛先生没有一字一句地讲文章，而是系统地介绍了的历史、思想体系和写作的社会背景。然后便让同学们自习，提问题，他来一一解答。　　

　　

　　 教学方式别具一格，课讲得生动、有水平，学生们很快被折服了。每逢毛泽东从容地踏进教室，开始他那生动亲切、旁征博引、谈笑风生的讲课，学生们就　　

　　

　　会像被磁石紧紧地吸引住了。外班的学生开始放弃本班的课，来听他讲。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座位坐两个还坐不下。学生索性站着听，室内站满了，室　　

　　

　　外走廊、窗口也站满了。这种令人羡慕的场面，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毛泽东给22班学生出的第一篇作文的题目是：《试述本地方之风俗习惯》。居然有位学生洋洋洒洒写下满满一本。让学生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并予以正确的分析评论，是毛泽东出此篇作文的本意。这个学生写得完全符合要求，毛泽东看后大加称赞，还写了很长一段评语，推荐在学生中传阅。　　

　　

　　 对于学生在作文中反映出的不正确的观点和错误思想，毛泽东总是亲切、认真而耐心地给予指正。有一天，学校中工友与学生发生了口角，以至拳脚相见。毛泽东因此事命了一个作文题：《评同学与工友打架事》。学生们各书各的看法，其中有一个学生在文中写道：“学校乃文教重地，学生，君子也，工友，小人也，小人岂敢打君子乎”毛泽东读后，在这篇作文的后面整整写了三大页的评语，详细分析这一观点立场的错误，使学生们深受教育。　　

　　

　　 一师的学术空气浓厚，国文教师各有所长，各有所好，教材由教员编选，教学内容不一致。长于古典文学的，便教古文词赋；爱好新文学的便教现代小说、诗歌。教员、学生的思想都很活跃，观点不一。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思潮汹涌澎湃，各种新思想“漂洋过海”。这里既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也有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社会改良主义，柏格森、尼采的唯心主义哲学；还有普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等等许许多多的主义。　　

　　

　　 青年学生善于接受新思想，但他们缺乏分辨能力，不管是什么新书，都会爱不释手；不管是什么思想，都会去信仰。此时已树立了共产主义信念的毛泽东，以引导学生树立唯物主义史观为己任，他利用讲坛，传播革命思想，因此他编的讲义，都带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比如：李大钊的《今》、徐特立的《一个留法学生的自述》、鲁迅的小说以及《新青年》上的文章，甚至还把《共产党宣言》作为学生学习的教材。　　

　　

　　 毛泽东是一个能干的小学主事，是一个忠诚于事业的好教师，同时也是一个热心于社会教育的活动家。1920年7月底，他联络旅省湘潭教育界人士，成立“湘潭教育促进会”，研究湖南、湘潭的教育革新问题，激浊扬清，督促当局革除教育实弊。他关心工农教育，开办“民众夜学”。　　

　　

　　 1920年底以后，毛泽东已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1921年底，他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上写道：“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教育学”，“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教育事业”，“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教育事业之月薪酬及文字稿费”。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教育事业的留恋和一片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