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宋彬彬起诉袁腾飞------

　　

　　
袁腾飞大话历史的下面这段话在网络广为流传——

　　

　　有个小女孩，给毛主席挂袖章，毛主席有个特点他比较热爱女青年，皇上都这样，毛主席挺高兴，问那小女孩，你叫什么名字啊，很亲切嘛，领袖，小女孩讲我叫宋彬彬，彬彬有礼的彬彬，领袖一挥手，革命要武斗，不要彬彬有礼，小女孩改名叫宋要武。文革当中宋要武亲手打死了七个人。文革一结束就跑美国去了，她爸爸是宋任穷上将，所以不可能逮她，但不够岁数嘛，十八岁才能枪毙……

　　

　　实话实说，对于宋彬彬这段历史，包括她是打死卞仲耘校长首凶的说法，即如大于这样从头到尾经过文革的也是半信半疑，何况只是听说文革的中青年了。好在现在有了网络，因为最近各方面都提到这个事，大于花了几天时间搜看了大量资料，比较了各种不同的说法看法。这才发现像师大女附中打死卞校长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大案，竟然还有那么多的曲折与难言的内情，竟然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想不到，我们这一代人，对历史、对后代会是这样的不负责任。

　　

　　就说袁腾飞大话的“文革当中宋要武亲手打死了七个人”这个事吧，有资料说，美国人卡玛在拍摄文革启示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时，“制们设法找到了宋彬彬，説服动员她上镜头接受采访。制片人兼导演卡玛等人认爲，“文革”的当事人应该出面，实事求是地澄清有关史实，否则就可能以讹传讹，让后人无从分辨。经过再三劝説，宋彬彬终于愿意接受采访，但是她要求只出声不出面，用黑影遮挡住其面孔身影。”

　　

　　宋彬彬在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接受采访说：“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但是到处都是我的谣言，就说给毛主席戴红袖章的‘宋要武’，怎么怎么样打人。我觉得特别地委屈，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当时很多学校的一些红卫兵，就到我们学校来看我，但是他们都特别失望，就说你怎么是这么一个样子，你跟我们的想像一点都不一样，就好像你一点都不革命的意思。我就觉得我这个名字和形象都完全被剥夺了，我自己一点控制的能力都没有，特别地生气。”

　　

　　
宋彬彬自己的表白也许不足采信，但是下面的情况对崇拜美国法制的资改派来说就不好忽视了。宋彬彬说：“在美国多年中，BBC等许多新闻机构的记者都曾想采访我，被我拒绝了。网上怎么骂我、侮辱我、评论我，我也都不理睬。2002年，我的一些美国朋友告诉我，在美国许多大学图书馆看到了一本美国出版的关于性学的研讨文集，这本书是西方许多大学的参考书。书中有一篇美国学者Emily Honing的文章，内容以女附中8月5日事件为例研究女性暴力。Honing从没到北京和师大女附中做过调查，她的主要依据是一篇女附中原高一3班学生写的文章。美国朋友们认为她对我的指控很能吸引西方人的眼球，以致西方学者读此文后都确信宋彬彬就是八五暴力事件的组织者。因此，不单是Honing，连为此书作序的一位世界著名的性学权威，也在序言中专门挑出Honing的文章，以我和我父亲为例来讨论问题。当时许多在美国的中国学者都很气愤，说以前你可以不说话，因为那些都是小道消息或是谣言，现在野史变成了正史，而且是在西方正式出版，西方大学都用它来当参考书，你要再不出来说话就不行了。原来我是拒绝接受一切采访的，但这次我觉得应该为自己做辩护。

　　

　　朋友们都认为Honing的文章和此书的序言是严重失实的，影响广泛而恶劣。许多人建议我以失职、诬告及名誉诽谤罪起诉、序和出版社，有人帮我联系好了律师。后经一位美国朋友居中沟通，使我了解到，Honing是错在没有去北京和女附中实地调查，偏信了别人的文章；而出版社和序又都相信了Honing和前面那篇文章，他们都承认犯了学者不该犯的错误。由于美国朋友的调停，我最终没有走法律程序，同意了由、序和出版社在一家著名学术刊物《亚洲研究通讯》（Asian Studies Newsletter）上向我公开道歉（译文和原文附后）。”

　　

　　
附一：《亚洲研究通讯》致宋彬彬的道歉函中译：

　　

　　 （原载《亚洲研究通讯》2003年春季刊（总第48卷第2期）第38页）

　　

　　
作为2002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女性与中国男性》一书的投稿人和编辑，我们向宋彬彬女士及其家人公开致歉。该书第一版述及宋彬彬女士应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暴行负责，实为严重的判断性错误。而且，长弓集团出品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通过采访表明，真实情况与宋女士参与了暴行的说法是矛盾的。本书的编辑为对宋女士及其家人造成冒犯和侵害深感遗憾。加州大学出版社同样表示歉意，并以夹页形式置于该书第一版剩余图书中。该书再版时，将对第Ｉ页和第259页的相关文字作删改。以下署名的编辑和希望通过本声明对他们给宋女士及其家人带来的任何冒犯和侵害表示歉意，并希望看到本道歉文字的读者亦请对该书上述错误内容不予采信。

　　

　　 苏珊布鲁奈尔、艾米莉汉宁、托马斯拉奎尔、杰弗里 瓦瑟斯道姆

　　

　　
附二：《亚洲研究通讯》致宋彬彬的道歉函英文原文：

　　

　　 《An Apology to Song Binbin》

　　

　　 -- Asian Studies Newsletter, Spring Issue, 2003. Volume 48, Number 2, P38

　　

　　 “The contributors and editors of Chinese Femininities/Chinese Masculinit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listed below would like to publicly apologize to Song Binbin and her family for including in the first printing of the book statements that presented Ms. Song as responsible for violent acts that occurred near the start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cluding these statements in the book was a serious error in judgment. Furthermore, new information has come to light, in the form of interviews conducted by the Long Bow Group for their documentary film “Morning Sun,” that directed contradicts the notion that Ms. Song was involved in acts of violence. The editors are very sorry for the offense given and distress caused to Ms. Song and her famil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oins in apologizing for this situation. An errata sheet is being included in the remaining copies of the fist printing of the book, and when it goes into a second printing, the offending passages on pages I and 259 will be stricken or changed. This statement has been issued by the editors listed below both to express their regret to Ms. Song and her family for any distress cause and also to ask anyone who purchased the book to please disregard the statements in question.”

　　

　　 Susan Brownell, Emily Honing，Thomas Laqueur, and Jeffrey Wasserstrom.

　　

　　大于觉得，宋彬彬在美国最终没有走法律程序是一个错误。现在野史不仅变成了正史，还成了袁腾飞们的有力“证据”，这个“证据”经网络已传播，比“野史”、“正史”的影响还要大。虽然袁腾飞只是拾人牙慧不是这口黑锅始作俑者，但其影响之大对宋彬彬的伤害是致命的。不过对宋彬彬来说，也许这也是一个机会。如果他不想永远背这口黑锅，她完全可以走中国的法律程序，起诉袁腾飞。如果宋彬彬起诉袁腾飞，请法律出面来澄清事实，也许不但可以让世人了解她自己的真相，而且对解开原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之死的谜团也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