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以粮食阴谋应对次贷危机
全球粮价上涨中的美国因素
张明
原载《西部论丛》
在2007年夏季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粮食危机接踵而至。2007年，全球谷物价格大幅上涨，其中小麦上涨了112%、玉米上涨了47%、大豆上涨了75%。[1]而从2008年1月到4月中旬，大米价格飙升了141%。[2]据统计，全球主要粮食价格自2005年以来已经上涨了80%。截至今年3月，大米价格达到19年来最高，小麦价格创下28年来最高。[3]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声称，当前粮食价格已创下历史最高记录，本轮粮食价格上涨态势可能至少持续到2010年。粮价高涨的同时还伴随着库存的大幅下降。目前全球粮食储备也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2007年的全球食品储备应急能力为169天，而目前已降至53天。[4]
全球粮食价格为什么在2007至2008年大幅飙升？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全球粮食供给、全球粮食需求、计价货币和期货市场投资炒作这四个层面来展开分析，具体可参见张明（2008）。[5]而本文中则试图剖析本轮全球粮价上涨中的美国因素。文章的主要结论是，美国政府应对次贷危机的相关举措、美国资本在全球粮食期货市场上的呼风唤雨、美国政府为降低对进口原油依赖程度而实施的生物能源战略，是推动本轮全球粮价上涨的根本性因素。当然，由全球变暖带来的自然灾害频发、近年来粮食种植方面的技术进步减缓、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进入饮食结构的集中调整期，这些原因在全球粮价上涨中扮演的角色同样非常重要，但不在本文论述之范围。
美元贬值导致全球粮食价格飙升
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受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影响，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就一直处于缓慢贬值趋势。由于美国居民长期以来借债消费，以及布什政府上台之后的穷兵黩武政策导致财政赤字连年递增，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规模不断扩大。2005年第4季度，美国经常账户占GDP的比率上升到6.8%。[6]规模如此之大的国际收支失衡显然是无法持续的，而美国政府选择了通过美元贬值以及敦促贸易伙伴国实施货币升值的策略来改善国际收支失衡。例如，从2005年7月起，中国政府实施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上升值之路。
次贷危机的爆发重创了美国经济，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均显著下滑，美国GDP增速从2007年第2季度和第3季度的3.8%与4.9%，下滑到2007年第4季度和2008年第1季度的0.6%。[7]如果剔除存货增加的影响，美国经济在2008年第1季度实际上已陷入负增长。此外，次贷危机也造成美国金融市场上出现持续的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为缓解次贷危机对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负面冲击，美联储在2007年9月至2008年4月这8个月时间内，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325个基点，从5.25%降至2%。此外，美联储还通过多种创新机制向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提供短期贴现贷款。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是美国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然而，考虑到通货膨胀压力，欧元区和中国并未选择跟随美联储降息的策略，这就导致美元与欧元、人民币之间的利差不断拉大，造成美元相对于欧元、人民币加速贬值的局面。从2007年初至今，美元相对于欧元贬值超过15%，美元相对于人民币贬值约为14%。
由于美元是全球粮食交易最重要的计价货币，即使粮食的供需缺口不发生显著变化，仅美元贬值本身就足以推动全球粮价上涨。而在本轮全球粮价上涨过程中，频发的自然灾害、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城市人口增多和消费结构改变、各国开展生物能源工程而降低了粮食供给等方面已经造成粮食供需缺口不断扩大，在此前提下，美元加速贬值更是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事实上，美元贬值及其推动的全球粮价上涨，与其说是美国次贷危机的结果，不如说是美国政府主动采取的应对次贷危机的手段。第一，美元贬值有助于促进出口、抑制进口，扩大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改善经常账户逆差。事实上，到2007年第4季度，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比重已经由两年前的6.8%降至4.9%。[8]第二，美元贬值及其推动的全球能源及初级产品价格飙升，给其他国家带来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而这些国家为应对通胀，不得不上调基准利率（例如中国），或者至少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例如欧元区），这就使得美元与欧元、人民币的利差得以长期保持，进而导致美元对欧元、人民币的持续弱势格局。换句话说，通过美元贬值和输出通胀，美国成功地让其他国家分担了次贷危机的调整负担。
期货市场投机炒作是全球粮价上升的重要因素
全球粮食交易有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两个市场。这两个市场的价格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现货市场的价格上涨会引发交易者对未来供求会持续紧张的担忧，从而推动期货市场价格上涨。另一方面，期货市场交易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期货市场的价格反映了供求双方对未来市场行情的博弈，反映了价格的中长期走势，因此期货市场的价格变动可通过倒逼机制引发现货市场的价格变动。而在本轮粮食价格上涨过程中，明显具有期货市场价格上涨推动现货市场价格上涨的特征。例如，2008年3月30日，全球大米期货价格在一日之内上升30%，这加剧了全球消费者对米价上升的担忧，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大米抢购热潮，从而推动了大米现货价格的上涨。而现货价格的上涨改变了大米市场的基本面，可能推动期货价格进一步上涨，如此就形成了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价格竞相上涨的轮动之势。
那么全球粮食期货价格为什么会突然上涨呢？根本原因之一，次贷危机爆发造成全球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一片低迷，为赚取超额利润，全球范围内的短期流动资本都看中了全球粮食市场，集中进入并炒作牟利。当然，投机资金并不会创造市场趋势，它们只是在全球粮食市场因为实际因素出现供需缺口和价格上涨压力之后，来顺应并放大该趋势。各方面证据表明，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全球投机性资本均将粮食市场视为房地产市场的替代品进行炒作。大规模的拥有高财务杠杆的投机性资本进入期货市场，自然会推动全球粮食期货价格上涨，并通过倒逼机制推动现货价格上涨。这不但恶化了全球范围内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水平，也可能继房地产价格泡沫之后，造成全球粮食市场出现新的价格泡沫。
生物能源是全球粮价飙升的罪魁祸首
美国是全球原油的最大进口国。为了保障对进口原油的价格与可获得性控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掀起旷日持久战争的根本原因。为降低对进口能源的依赖程度，美国推出了雄心勃勃的生物能源战略，该战略得到了欧盟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效仿。2000年全球生物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的产量仅为180亿升和10亿升，到2006年则上升到380亿升和60亿升。2006年，美国用于生产乙醇的玉米占全国玉米产量的20%。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告显示，生物能源的生产在最近一段时间消费了约1亿吨谷物，其中玉米9500万吨，占全球玉米消费总量的1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虽然生物燃料仍然只占全球液态燃料供应的1.5%，它们却占了2006-07年主要粮食作物消费增量的近一半，主要原因是美国用玉米生产乙醇。
美国将更多的玉米用于生产乙醇，这自然会推高玉米价格。一旦玉米价格上涨，农民将把更多的耕地面积用于生产玉米，导致其他粮食作物的耕地面积上涨，从而又推高了其他粮食作物的价格。玉米还是养猪的主要饲料，玉米价格上升，是推动中国猪肉价格上涨的根本原因之一。粮食是最重要的消费品之一，粮食价格上涨会推高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粮食也是很多工业品的原材料，因此粮食价格上涨也会推高工业品出场价格指数（PPI）。粮食是老百姓日常生活必需品，粮食价格的上涨容易引发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而一旦通货膨胀预期形成之后，工人就会要求提高工资，从而形成“工资—物价”的恶性螺旋，造成通胀水平的不断上升。归根结底，发端于美国并风行全球的生物能源战略，确实是本轮全球粮价上涨乃至全球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
粮食战争？！
从去年以来，一本名叫《货币战争》的书籍在中国范围内广为流传，其核心思想是，整个世界都被被华尔街一小撮金融资本家玩弄于股掌之上。我们并不全然认同书中的“阴谋论”观点。然而，从国家利益分配角度来结束本文或许是有益的。如果我们在文中的判断大体成立，即全球粮价上涨可能是美国政府刻意推动的，那么美国能够从中获取什么好处呢？如果我们不被美国农业人口比重很低的表面现象所蒙蔽，而看到美国是全球粮食市场上最大出口国这一特征事实的话，那么谜团就迎刃而解了。
[1]以上数据引自
[2]以上数据引自
[3]以上数据引自
[4]以上数据引自
[5]张明（2008）：“全球粮食价格上涨的根源及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Policy Brief No. ，月16日。
[6]以上数据引自美国财政部2008年5月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关于国际经济和汇率的告。
[7]以上数据引自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8]同脚注6。
[9]以上数据引自
美国在抽自己的耳光
《世界知识》，2008年第9期
次贷危机对美国的打击是全方位的。借款人被赶出家门；贷款人濒临破产；金融机构爆出惊天亏损；房地产市场供需萎缩、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被显著削弱、消费和投资乏力可能把经济拖入衰退。从长期来看，危机终将过去，美国经济终将反弹。但是，美国政府应对危机的举措，对美国政府长期以来致力于推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Market Fundamentalism Ideology）构成了致命打击，这种打击对于美国政府声誉和美国经济地位的损害，纵然时光流逝也很难抹去。
在危机爆发初期，美联储采取了向市场注入短期流动性以及降息等措施。截止到目前，美联储已经向货币市场注入数千亿美元流动性，联邦基金利率和再贴现率均降低了300个基点，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是美国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随着危机的蔓延和深化，美联储相继采取了一系列令市场眼花缭乱的救市政策：第一，向受创商业银行提供更长期限（28天）、更大规模、更低利率的贴现贷款；第二，将贴现贷款的抵押资产，从传统的国债扩展到AAA评级的非政府机构的ABS和MBS；第三，允许投资银行直接从贴现窗口中借贷，这是史无前例的举措。
美国财政部推出了价值1680亿美元的减税大礼包。素来与美国政府较劲的美国国会，在很短时间内就通过了财政部的减税议案。此外，美国联邦住房企业办公室、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委员会，也纷纷表示，愿意让旗下的房地美、房利美以及联邦住房贷款银行更多地参与到危机纾困计划中来。
美国政府出台政策应对危机的举措本身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次贷危机的爆发，以及美国政府应对危机的举措，均对美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致力于推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严重打击。
首先，美国向来被描绘为全球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本营。在传统经济学和金融学概念里，美国是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价格具有充分弹性，市场的任何风险都被反映在价格波动中，因此不会造成系统风险的累积。所有的企业和金融机构都是自利而富有效率的，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具有健全的微观基础。因此，金融危机一般发生在市场不健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美国断难发生全面金融危机。然而，次贷危机的爆发打破了美国金融市场“大而不倒”的神话，全球投资者突然发现，即使在美国市场上，同样发生着欺诈、舞弊、价格扭曲，同样存在系统风险的积累和释放，金融机构同样在利润的刺激下铤而走险或者放弃道德底线。简言之，即使是美国模式的市场经济和金融体系同样也会发生严重失灵的状况。
其次，在10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财政部和IMF对危机国开出的药方是，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维持本币汇率稳定，不要干预破产金融机构，让市场机制发生优胜劣汰的作用。如果危机国不遵守上述药方，IMF就拒绝提供危机贷款。而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简直就像自己抽自己的耳光。美国政府连续出台了宽松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纵容美元大幅贬值，向全球输出通货膨胀，而把调整的负担由本国转移给整个世界；当贝尔斯登濒临破产时，美联储出面提供担保，让摩根大通低价收购了前者。换句话说，一旦自己国内金融系统出了严重问题，美国政府就把自己曾经推行的意识形态抛在了脑后，而一以贯之、不顾一切地救市。这既反映了美国政府的实用主义哲学，又折射出美国政府曾经对亚洲国家开出的药方是多么的险恶。
金融大鳄索罗斯和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均沮丧地表示，次贷危机是发达国家金融市场60年来最深重的危机。索罗斯进一步指出，次贷危机将给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地位造成严重损害。英国《金融时》首席评论家沃尔夫指出，次贷危机的爆发象征着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式金融体系的失败，而美联储3月11日向投资银行提供贷款的举动则象征着全球自由资本主义的精神已死。笔者认为，上述人物的评论或多或少带有夸张性质，本身带有对本国市场和体系“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味。然而，无论次贷危机是否会造成美国经济和美元霸权地位的显著削弱，危机已经造成美国式市场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神话破灭，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华盛顿共识遭遇重大挫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也无可挽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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