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十条的浮沉向人们昭示什么？——六辩大跃进　　

　　关于大跃进期间的状况，许兴全指出：据1964年统计，建国以后到1964年为止，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属于1958年以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三分之二以上。在从1950年至1979年新增的生产能力中，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的，炼钢占36.2％，炼铁占32.7％，采煤占29.6％，机制纸占33.8％，棉纺锭占25.9％。[许兴全：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 　　

　　

　　尽管如此，党内分歧仍然由此而起。自从大跃进以来，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但是，仍然可以感受到大跃进是党内两条路线斗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起源。人们的许多争论仍然溯到那个决策及其过程中的党内斗争。　　

　　 关于这段历史，毛主席在一九六○年二月六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有一段话，作为书写的纲，现摘录如下：

　　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时。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五年底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同年底到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

　　一九五六年出现了一个跃进，工作中有一点毛病，于是有人就来一个反“冒进”，资产阶级右派抓住了这条辫子，说我们“全面冒进”，否定社会主义的成绩，举行猖狂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接着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告，给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有力回击。同年九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林铁同志发言讲多快好省，在会议总结的时候，赞成他的发言，大家鼓掌欢迎，一致同意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论。这年冬季，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鼓起来了。

　　一九五八年春先后在南宁、成都开会，把问题扯开了，批判反“冒进”，确定以后再不准反“冒进”，提出《工作办法六十条》，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提法。如果没有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搞不出总路线。五月党的八届二次大会上正式通过总路线。同时会议还谈到，总路线虽然基本上已经形成，但是还不完备，还需要制定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各项具体政策；指出总路线还不巩固，还有一个认识过程，还有一些人怀疑。接着搞具体措施，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工业分权、财政分权、文教分权。北戴河会议提出钢的产量翻一番，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即西方所说的“后院炼钢”。同时开展人民公社化，以及金门打炮。结果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他们从心里不满意，要抓我们的辫子。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毛病，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几个月几乎吃掉了近一年的粮食；再加上一平二调三收款，刮“共产风”，农民不愿意把猪调出来，自己杀了吃掉，把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弄得紧张起来，日用品有百分之几供应不上。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北戴河定为三千万吨，武昌会议降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一九五九年六月再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所有这些都被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抓住。但是，他们在中央反“左”的时候，不提意见，不来反“左”。他们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不提，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北京会议不提，都不出来说话。经过上述会议，中央已经从方针路线上拨正了航向，反掉了当时的“左”倾，指标已经逐步落实了。反“左”必出右。等到形势发展已经到反右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他们却在庐山会议上出来“反左”。

　　这些说明，天下并不太平，总路线确实还不巩固。经过两次曲折，经过庐山会议，总路线现在比较巩固了，认识总路线正确的人愈来愈多了。但是，事不过三，还要准备来一次曲折。如果再来一次，就可以更加巩固起来。浙江省有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消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

　　一九五六年出现反“冒进”那次曲折的时候，国际上发生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评斯大林，发生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这次曲折，国际上是全世界反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引起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反对。杜勒斯反对我们的大跃进，说我们搞奴隶劳动；反对我们的人民公社，说公社破坏了家庭。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怀疑。在亚洲，尼赫鲁制造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站在尼赫鲁一边反华。印尼又出现排华运动。国际上的这种斗争还没有结束。同国内一样，在国际上也要准备可能再有曲折和斗争。

　　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一九五七年的斗争，一九五九年的斗争，都是整风反右，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批判得愈彻底，就愈能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威胁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例如对“马钢宪法”（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的企业管理办法）之类的迷信。

　　

　　

　　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希望在迅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以同样迅速的速度实现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激剧变革，并在实际上以这种变革促进经济的发展。正如大跃进的理论与实践所表明的，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发展中国的物质生产力的目标与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以及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确信，建立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组织与发展生产是发展现代经济的两个同样重要的前提。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显示出划时代的意义。我们有必要认真地总结大跃进运动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为此，将收集材料，力爭加深论识。这是整理和提出的第六辩[并以此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34周年]，之后将陆续刊出。本人期望有助于供诸网友参考和研讨。　　

　　1毛泽东的初衷和指导思想无可厚非　　

　　

　　

　　

　　2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和成绩不容抹杀　　

　　

　　

　　

　　3五条标准与口红式共产主义间的斗爭及其实质　　

　　

　　

　　

　　4一张时间表与二个调查结果彰显历史　　

　　

　　

　　

　　5人民公社的产生及其是非曲直——五辩大跃进　　

　　

　　 　　

　　6新四十条的浮沉向人们昭示什么？　　

　　6.1新四十条的来由　　

　　

　　 十　一月二日　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来被称作“第一次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是逐步增加的。开会地点也不固定，有时在专列上，有时在省委招待所。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召集郑州会议，本来是想研究人民公社性质问题，先派陈伯达、张春桥，吴冷西、田家英分别到遂平、修武、七里营研究一下，再请几位省委书记来。但会议一开始，有些人就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要搞一个新的四十条。毛泽东同意他们准备个文件。这样，第一次郑州会议就有两个议题，准备两个文件。

　　

　　 十　一月四日　下午，在专列上继续开会，听取新四十条起草情况的汇。吴芝圃说，议了一个题目，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第二个题目叫“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

　　

　　 十　一月六日　、七日两天晚上，继续开会。开会地点从专列改到河南省委招待所。刘少奇、陈云、D、谭震林、杨尚昆等都来了，出席这两天的会议。

　　

　　在六日的会上，毛泽东提议由D代替吴芝圃主持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的起草工作，并提议搞一个《郑州会议纪要》。他认为，四十条纲要，问题甚大，建议把时间拉长，将十年改为十五年。最后这个文件定名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　　

　　

　　6.2“第一次郑州会议”前的D　　

　　

　　 一九五八年11月4日晚, DXP向遵义地委负责同志说：“你们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的吗？不知道吧？啊呀！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城乡差别，将来都是两万五千人的居民点。北京、贵阳有的，你们这儿也有。什么电视机啦、冰箱啦，每家都有。至于高跟皮鞋、口红，旗袍之类的，更不在话下了。大家爱吃什么就吃什么，爱穿什么就穿什么。”讲到这里，环顾周围，听众仍默不作声。他把话题一转，“你们说，到了共产主义什么工作最重要？”大家一时不敢回答，他就接着说：“管娃娃最重要，保育员的待过要比大学教授还高。其次要数做饭要紧了。将来每人每年有六十斤猪肉，每天半斤苹果，还可以喝二两白干。”“将来高根鞋、胭脂、口红也可以用，电视、运动场都要有。办食堂，现在是办啥吃啥，可不可以个人有点机动？各个人口味不同，自己搞点咸菜，腌点腊肉，自己加一个菜，不可以吗？是生活越搞越单调，还是越搞越丰富？共产主义是把大家搞成一个口味，还是允许各人有各人的口味？穿衣服也一样，发钱自己买，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穿鞋也是一样，有的愿穿皮鞋，有的愿穿布鞋，还有愿穿草鞋的。该享受的应该享受。现在穷，问题还不大，富起来了就要求多样性。”
在DXP心目中共产主义就是这种口红式的。　　

　　

　　 DXP在召集了遵义附近几个县的县委第一书记座谈，大刮其“五风”。他听完县委书记的汇后，带着蔑视的神情讽刺道，“你们这些人哪，太没上进心了。拿绥阳县的麻来说。那能每亩就产180斤？不成啊，不成！得1800斤。”县委书记们为之膛目结舌。接着，他换了一付满有信心的神气，冒充内行说道：“要集中力量搞高产地。决心丢掉一些田地。你们石头缝缝里还种包谷，合不来，合不来，统统不要。你们现在有五百万亩坡地，我看，砍掉它四百万亩。咱们每亩要产它四千斤。你看看，啊哈，后年就可以不种地了。”

　　

　　他兴致勃勃来到郑州，新四十条在他手中出笼了。

　　

　　6.3 毛泽东对新四十条的批判和叫停　　

　　

　　新四十条在工业、农业方面都提出一些吓人的超高指标，例如，十年内，钢产量达到四亿吨，机床一千万台，煤四十亿吨，粮食亩产由原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分别提高到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叫“新四、五、八”。　　

　　

　　对新四十条，毛泽东在　一九五八年十　一月九日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五次讲话说:

　　

　　 商品同商业，这个问题都是避开这一方面的，好像不如此，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斯大林临死前，谁说到价值法则就不荣誉，表现在给雅罗申柯写的信上，苏联的一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差得远，我们只搞了几年，则差得更远。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城乡有断流，我们五零年也有过，现在运输不好，有半断流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解放后，不利用供给制的长处，改行工资制，一九五三年不改也不行，因为解放区工作人员占多数，因为工人阶级也是工资制，因为新增加的人多，他们是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的，要他们改供给制，不容易，那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有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闹级别，闹待遇。这些也让步，就不对了。经过整风，这股风降下来了。这种不平等的干群关系一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破除，这个关系完全不必要。去年到今年给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的打击。过去搞试验田，干部下放，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因而空气大有改变。没有这种改变，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不然，群众为什么不睡觉，不休息，而工作二十小时？因为共产党跟他们在一起。红安县的干部过去是老爷式的，挨群众骂，五六年下半年一改，有大进步，群众欢迎。

　　

　　另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资产阶级可让他当社员，但还戴资产阶级帽子（帽子不摘）。社员分两类，一是工农社员，一是资本家社员。

　　

　　三十六条，商品生产：调拨，我完全赞成。为什么公社与公社之间实行合同制，国家与公社之间不可以订合同呢？这可能触犯“左”派。我们现在的商品生产，不是为价值法则所指挥，而是为计划所指挥，我们的钢铁、粮、棉，难道都是价值法则所指挥吗？铜、铝过去未指挥到，今后要转移力量去搞。

　　

　　四十条，一堆观点，不满意。七个观点谁也不看。中心是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人、罚苦工，营长对连长都如此，“辩你一家伙”，徐水不止一个，捆连长、打连长、骂连长、辩连长，因此人人怕辩论，辩论变成了斗争会，辩论变成了一种刑罚。两种性质的矛盾，两种不同的辩论。一种是对右派，一种是人民之间的，是说服。

　　

　　资产阶级法权，法权思想，法权制度等问题。列宁曾提出“全线进攻”的口号，当时新经济政策实行了一年，急了一些，在苏联像荣毅仁这些人统统丢到海里去了，而教育组织还是资产阶级式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破除一部分，即老爷架子，三风五气，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要坚决的破。但商品流通、商品形式、价值法则，则不能一下子破，虽然它们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范畴。现在有些人宣传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值得注意，这种提法不妥。

　　

　　 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的工资要保留一个时期。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只是一部分，多数不是买卖。商业赚得太多了。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多越好。共产主义要有步骤。范县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调查一下。还是慢些好。

　　

　　总之，我国商品不发达，进入社会主义，一要破除老爷态度、三风五气，一要保留工资差别。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经济学家很“左”，怕叫人抓到了小辫子。企图蒙混过关，以《四十条》草案为据。

　　

　　毛泽东还指出：“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够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斯大林这段话很好。我们还没有充分掌握，学习熟练地应用这个经济法则，不能说过去八年，我们是完全正确地进行计划生产的，是完全反映经济法则的要求的，当然成绩还是有的，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计划机关是什么？是中央委员会，大区、各省、各级都是计划机关，不光是计委。有可能计划好，但不能与现实混为一谈。要变成现实，就必须研究，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制定出完全反映法则的计划。你（富春）要注意哟！小土群一吨铁十吨煤，是不是一个法则呢？洋的只要1:1.7，1:2。这就有法则问题。一吨钢要百分之二的铜铝。

　　

　　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中的小生产者，我们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国所有。不要说剥夺小生产者，只要说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就会使台湾高兴。我们五四年犯过错娱，征购太多，要搞九百三十亿斤粮食．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这也是“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有多少粮食。曾经有过这种经验，犯过这种错误，后来，我们减下来了，决定搞八百三十亿斤粮食。第一个反对的是章乃器，可见资产阶级唯恐我们天下不乱。总之，这个规律我们过去没有摸到。中国农民有劳动所有权，土地、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等）所有权，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我们还有脱离农民的危险。所以，“三三制”，三分之一上缴（包括县内调济），十年之内做到可能是要的。你（谭）要留八分之二，农民要打架的，你也打不赢。

　　

　　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与人民公社作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落后。印度的铁路和纺织比中国发达。我国有没有资本主义剥削工人，没有。为什么怕？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完全正确（第十三页）。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

　　

　　劳动、土地、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所有的，因此商品也是公社所有的。只顾商品换商品，此外的联系，农庄都不接受，我们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特别进步。修武县委书记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才九年就急于不要商品，只有当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因无必要而消失。吴××同志也要同陈伯达同志搞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农民就会和郑州工人一样。游击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耐心如何行？没有耐心不行。我们曾经耐心等待胜利。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讲话说: 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七十四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农民是年薪。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穷得要命。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

　　

　　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　十一月十七日　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我担心，我们的建没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不像邓××，就是不“钻”的。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速度有两个可能，一是相当快，一个是不那么快。我们设想十年之内搞四亿吨钢，可能搞到，可能搞不到，一个是可不可能，一个是需不需要。究竟要不要这么多，买主是谁？无非是吕正操，修铁路，无非是造船，这是交通部的事。机械电气设备还有其他，究竟需要不需要。做到做不到？大概农业方面比较有把握，工业比农业难，你们办工业的，你们说能不能？真正全党全民办工业，只有两个月谁有把握？这就涉及到四十条了，…议不出什么事来，可不可能搞四亿吨钢，需要不需要？×××同志给我的说明不解决问题。只说明可能，需要不需要，他没有回答。

　　

　　四十条这个问题，如果传出去，很不好。你们搞那么多，而苏联搞多少？叫做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得也不到，谁也不相信，说中国人吹牛。说受实祸，美国人可能打原子弹，把你打乱。当然也不一定。将来一不可能，二不需要。这样岂不如自己垮台？我看还是谨慎一点。

　　

　　四十条。这次不搞为好，现在没有根据。

　　

　　毛泽东还指出：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要比去年再加一点，搞六、七百亿，不要太多。×××和×××的文件其中有这么一项，希望你们讨论一下。此外，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也可以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几十番，就要考虑。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多？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虽然你们说要搞基点（钢、煤），但要几个月才能搞成？河北说半年，这还要包括炼铁、煤炭、运输、轧钢等等。这要议一议。（×××：明年任务各省自议。三千万吨，他们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就得改？是不是三千万吨是应该考虑的）（插话，六千万人出了一千万吨铁，实际只有七百万吨，好铁只占百分之四十，不是按高估价。定点之后把人收回来，否则菜籽也无人收，口也不能出了。一千一百万吨钢，好钢不超过九百万吨，可能是八百五十万吨，如搞三千万吨是加二点五倍。）

　　

　　受到河南的影响．我以为北方少者三、四年，南方多者五、六年，但办不到。要改一下。苏联生活水平总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十年三三制，一年调拨三分之一，那就是三分之一的全民所有制．当然另有三分之一的积累，总还有农民自己消费的，所以也近乎全民所有制了，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L××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五年到十年，占压倒优势才叫化。（L××：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P×：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此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照你的讲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按照××、××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总之，线是要划的，就是如何划，请你们讨论，搞几条标准，一定要高于苏联的。

1971周恩来与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谈文革时指出：对于那些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人来说，必然只能选择“唯生产力论”。刘少奇说，生产关系的问题早已解决了。那就是说，我们已有了先进的生产关系（所有制、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但是，生产力（资金设备、技术和工艺）落后。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教导说，生产力是受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制约的。刘少奇在八大发表了他的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理论。根据他的看法，中国的社会关系已非常先进。生产力早已解放了。因此在生产关系中，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变化能再搞大跃进了。所以他不相信任何跃进，他反对并贬低大跃进。他执行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这可以体现在极左口号之中——那种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口号。这确实企图破坏大跃进。　　　　

　　历史使我们认识到：他们确实企图以极左口号——那种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口号破坏大跃进。

　　

　　……　　

　　

　　　201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