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索罗斯基金会"在中国的亮相(来函照登)

　　

　　周文琪

　　

　　《中流》编辑部：贵刊1997年第6期转载《当代世界》1996年第8期《美国"索罗斯基金会"简介》一文。其中提到这个披着人道主义外衣的政治间谍组织，从80年代初就打入原苏联和东欧等23个国家，专门从事颠覆这些国家的活动，而"惟独打人中国的企图未能实现"。事实并非如此。采取公开或秘密方式收买和扶植社会主义国家内的反动派，支持动乱，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是战后历届美国总统的既定国策。1997年3月31日，美国《纽约时》以大量事实揭露，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以公开或秘密手段干涉别国内政。国会定期拨出数千万美元的公开款项用于影响外国政局。该披露：15年前为公开进行中央情局几十年来秘密进行的活动而成立的"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每年花3000万美元支持包括中国在内的几十个国家的政党、工会、持不同政见运动和新闻媒介等组织。这个基金会负责东亚计划的路易莎·科恩说，该组织去年为在中国实施政治"制度建立"(应读作颠覆社会主义政权)计划花了160万美元。此外还为"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和旨在改善美国在亚洲形象的交流计划花了数百万美元。

　　

　　"索罗斯基金会"和上述美国在华的活动配合得非常默契。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这个屹立在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一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反共势力搞"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进入80年代，他们加紧了这一战略攻势。他们利用我国对外开放、加强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的机会，极力拉拢"现在的一代"，收买、培植"亲西方的势力"，并"鼓励和支持"这些人执掌权力或上升到更高地位，妄图对我国的决策发生直接或潜在的影响。据我有关部门的调查材料显示，美国"索罗斯基金会"，把我国务院体改委下属的"农村发展研究所"、"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经济研究学会(四所一会)等机构的某些负责人看成是赵紫阳的"智囊团"，不断地在他们身上下功夫。

　　

　　1986年初，索罗斯向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表示，他愿意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会的模式，每年拿出不少于100万美元资助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研究活动。同年6月，在索罗斯的资助下，随团出访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北京动乱后，参加了1989年9月在巴黎召开的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在布达佩斯就在中国建立基金会一事交换了意见。回国后，陈向鲍彤(原赵紫阳的秘书)汇了此事。10月，陈又和索罗斯在北京会谈并签署了协议，成立"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责成北京青年经济研究会的李某筹建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据陈说，基金会成立过程中，鲍彤曾向赵紫阳汇过，赵也同意。随后，索罗斯就传出话来，说他很想与我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就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交换意见。

　　

　　1986年底，北京青年经济研究会的李某向美方要钱。1987年1月初，索罗斯向基金会汇来25万美元。据有关部门调查，这是美国中央情局的一笔特别经费，经向中央告后，1988年1月赵紫阳批示结束体改所和索罗斯的关系。不久，决定将基金会挂靠在"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到1989年5月，索罗斯一共汇来250万美元，指明它的用途有4个方面：一部分用来派赴美国的人员和接待美国来华人员；用50万美元进口美国和西方的社会科学书刊；25万美元建立一个政治性沙龙；明确拨10万美元给体改所专用，可以不经审批。其他用于文化事业。这个基金会的问题，一是索罗斯的私人代表有美国中央情局特工之嫌；二是美方顾问委员会有4人和中央情局有关系；三是鲍彤和陈一咨与基金会并没有脱钩，索罗斯来华两次，其私人代表来过三次，都和他们有过接触；四是1988年8月索罗斯的私人代表来京，正值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他要求到北戴河(未予安排)。后来他说已与陈一咨通话，已经知道北戴河会议情况，中央领导中意见分歧，经济形势不如去年，知识分子不满情绪很大。他本来要在北京停留两周，但一周后即提前回国。

　　

　　在1989年"6·4"反革命暴乱中，在幕后进行策划和公开进行煽动的人中，有许多人是拿这个基金会的钱去过美国的。原基金会的中方主席陈一咨表现尤为突出。4月21日体改所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耀邦不死，改革万岁"的大气球就是陈支持搞的。4月24日陈对人说这次主攻的目标是解散中顾委。5月19日，在陈的主持下，以体改所等单位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6点声明，攻击共产党和政府"违背良知"，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等等。5月20日，体改所等单位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再声明，煽动群众对抗戒严令，提出了罢免李鹏。5月21日，陈一咨派人将2．5万元人民币送交非法组织"高自联"、"外高联"使用。可见，这些所谓赵紫阳的智囊人物实际是美国培植起来的。

　　

　　就在5月23日，索罗斯给基金会中方主席陈一咨来信说，不得不终止协议，理由是：一、鉴于中国局势；二、赵紫阳先生已离开领导位置。索罗斯在来信中毫不掩饰地说，在过去两年里，我们之间的合作是成功的，今天我对不得不终止协议而表示遗憾。这充分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正确决'心，迫使索罗斯亮出了真面目。

　　

　　原载《中流》1997年第8期

　　

　　
赵紫阳的介入说和《河殇》的“新纪元”

　　

　　靳仁 (1989.08.15)

　　

　　赵紫阳同志担任总书记期间在文艺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说法：“我有个基本的主张，根据多年的经验教训就是少管，少介入，既不要轻易表扬什么，支持什么，也不要轻易批评什么。”“什么这个作品怎么样，那个作品怎么样，根本不管这个事。”他还特别声明：“凡是让我审查的影片我都不看，我也不会发表什么意见。”但是，对《河殇》这个作品，他不仅介入了，而且三番几次地介入，管得很具体，与他的那个宣言成了具有讽刺意味的鲜明对照。

　　

　　请看事实：

　　

　　去年夏，《河殇》在中央电视台一播出，赵紫阳同志扶持的一批“文化精英”立即带头在刊上刮起一股吹捧风，一些清醒的学者则写文章对《河殇》宣扬的历史观、政治观提出尖锐批评。就在这时，赵紫阳同志对《河殇》不仅表示赞赏，还让有关单位复制五百套录相带，广为发送。对赵紫阳的这种支持，有的纸在为《河殇》迅速重播而写的文章中作了特意的暗示。

　　

　　不久，一位友好国家的总理来华访问，赵紫阳同志特别送给他一套《河殇》的片子，并推荐说：值得一看。

　　

　　９月末，王震同志在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河殇》，并要求中央重视这件事。这时，赵紫阳同志却支吾其词，回避问题的实质，搪塞了几句就匆匆宣布散会。

　　

　　１０月，一个《关于处理（河殇）问题的几点意见》的告提出，要“发表适量的评论文章，对《河殇》散布的片面的、错误的观点加以澄清”。对这一告，赵紫阳同志表面上并未表示异议。可是当易家言同志的批评文章《（河殇）宣扬了什么？》写出之后，赵紫阳却明确表示：不要发表。他硬是利用职权压制对《河殇》的批评，为《河殇》思想的畅行无阻提供保护。

　　

　　短短几个月之内，赵紫阳同志对《河殇》表现出来的关心是非同寻常的，介入的次数之多、程度之深是令人惊讶的。人们不禁要问：赵紫阳为什么要如此卖力地支持《河殇》？《河殇》里究竟有什么东西使他这样着迷？

　　

　　对《河殇》所宣扬的那一套荒谬东西，易家言的文章和其他文章已谈了不少，我们这里只着重指出一点：《河殇》的要害是所谓“新纪元”，赵紫阳同志最欣赏的也正是这个“新纪元”。

　　

　　《河殇》在论述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中向人们推出了两个新纪元：１６４９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新纪元，１９８７年赵紫阳当了总书记又是一个新纪元。两个“新纪元”一线相穿，都是为赵紫阳和他的现实政治需圃煊呗的。

　　

　　其一，《河殇》讲“新纪元”，是用来突出赵紫阳，大树特树赵紫阳的“新”权威的。

　　

　　《河殇》在总体反思的旗号下，一笔抹煞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抹煞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抹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贬低１０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唯独突出赵紫阳当总书记的这一段。在《河殇》里，巴黎公社不是新纪元，１０月革命不是新纪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是“周期性的社会振荡”和“动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只有“颠狂的大跃进”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直到１９８５年仍然是“人家的长进比我们快得多”，只有到１９８７年赵紫阳当了总书记，才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诚然，《河殇》也不得不提到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但却只是说在“这一天”，历史“终于把中国也推进了”改革大潮，并接着又说“我们正好站在十字路口”。显然，《河殇》的意思是在说，当时的中国只是刚“打开封闭的篱墙”，领导者尚未自觉地作出新的历史选择。还特别提示说：“无论是列宁还是普列汉诺夫，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布哈林，也无论是毛泽东和他的许多战友们（引者按：这无疑包括邓小平等健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没有找到开辟新纪元的“神秘的看不见的经济规律”，只有赵紫阳才找到了这个规律。恰在这时，屏幕上立即出现了赵紫阳的特写镜头，响起了他的讲话声，话音未落，屏幕上再次推出“新纪元”三个大字，这样歪曲历史，把赵紫阳之前的中国历史抹成一片空白，调动各种手段突出赵紫阳，就是要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赵紫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旗手，只有他才能给中国带来希望。这不是在

　　

　　其二，《河殇》讲“新纪元”，给赵紫阳同志搞他的“新秩序”制造了理论依据和舆论气氛。

　　

　　《河殇》断言，中国之所以长期落后，根本原因是自古以来一直受着一种“封闭、保守”的“黄色文明”的支配。进而抹煞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根本差别、社会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根本差别，把直到８０年代初期的中国描绘成仍然是由“黄色文明”笼罩的“板结”的黄土地，并强调说这种“黄色文明”已“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走下去只能是“自杀”。与此同时，他们极力美化“蓝色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说是“资本主义转动着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这两个轮子，开始了伟大的飞跃，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双重历史大合唱”，揭开了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新纪元”。他们还说，由于“蓝色文明”代表科学与民主，资本主义直到今天仍在“不断调整和更新”。因此，结论很清楚：只有用“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在干涸的黄土地上浇下一片霖雨”，中国才能“获得生机”，跨入“新纪元”。换言之，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才是唯一有希望的选择。《河殇》的这一套推导，正好从时髦的“大文化理论”的高度上给赵紫阳搞“新秩序”的现实政治需要以巧妙的支持。

　　

　　赵紫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后，并不积极执行中央的方针和决策，而是热衷于顺应所谓“国际进步潮流”去建立他所主张的“新秩序”。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新秩序”呢？在政治上，就是削弱以至取消思想政治工作和政工队伍，淡化党的领导以至“改造”党，把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力量打下去，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歪曲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力量扶植起来；就是不讲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宣扬初级阶段腐败难免论。在经济上，去年９月，陪同西方“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会见赵紫阳的一位香港大学教授曾指出，“弗的学说与赵的观念没有什么不同”。赵紫阳自己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也直接肯定了“以夷制华”的说法，并且说，不要怕人家说“丧权辱国”。一句话说到底，他要搞的“新秩序”是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那一套秩序为主要参照系的“新秩序”。当然，赵紫阳同志知道要在中国建立这种“新秩序”，不仅需要有香港刊讲的“独裁改革”的权力，还必须有舆论的支持。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河殇》的“新纪元”理论帮了他的大忙：既然只有“蓝色文明”才能救中国，他那套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秩序为主要参照系的“新秩序”不正是识时务之举吗？搞“以夷制华”不也就名正言顺了吗？况且，《河殇》是声画结合的电视片，又在黄金时间播出，在制造舆论上有着特殊的效应，其观众覆盖面之大更是一般文艺作品和理论文章所不能相比的，它所制造的舆论气氛不恰是赵紫阳搞“新秩序”所求之不得的吗？

　　

　　《河殇》的利用“新纪元”吹捧赵紫阳，为赵紫阳搞他的“新秩序”制造舆论，赵紫阳同志则利用手中的权力支持《河殇》的传播，压制对《河殇》的批评。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基于利益交换关系的互相支持，或者说是利益交换关系把赵紫阳和苏晓康等人紧紧地联在一起了。然而，这种互相支持也反过来说明赵紫阳要搞的“新秩序”不是也不可能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应有的新秩序。

　　

　　活生生的事实还说明，孤立地大讲“少管，少介入”只是一种障眼法，所谓对具体作品“根本不管”更是虚伪的。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执政党对文艺都不可能完全不加干预，对具体的作品都不可能“根本不管”，区别只在于干预的范围、标准不同，介入的方式、途径不同。事情的关键不在于管得多和少，而在于按什么原则和方向去管。赵紫阳同志口头上讲要“少管，少介入”，对具体作品“根本不管”，实际上做起来则是只许我介入，不许你介入，只许按照纵容、鼓励、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需要去管，不许按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去管。换言之，他大讲“少管，少介入”是用来束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志的手脚，而让搞自由化的人在文艺领域为所欲为。对赵紫阳讲“少管，少介入”的真实意图，苏晓康们是心领神会的。去年１０月，苏晓康在他写的《龙年的悲怆——关于〈河殇〉的札记》中，破口大骂王震等同志对《河殇》的正确批评，胡说什么“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并由此大加发挥地指责说“‘不干涉文学艺术问题’的政策，每每到紧要处便会化为泡影”。他的逻辑显而易见：赵紫阳如此具体地支持《河殇》，把易家言的文章打入冷宫，都不算干涉；只有像王震同志那样批评《河殇》，才算干涉。苏晓康与赵紫阳上下呼应，一唱一和，用他们的行动为所谓“少管，少介入”和对具体作品“根本不管”作了透底的注脚。

　　

　　最后应当指出，正是因为有了赵紫阳的支持，苏晓康们在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越来越肆无忌惮，直到把坚持自由化立场变为策划、煽动动乱的政治行动。今年２月，苏晓康积极参与３３人联名上书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要求实行大赦，释放所谓“政治犯”，他和极少数策划者这样做实际上已是在为动乱作准备。到动乱开始后，《河殇》的和顾问中有好几位迫不及待地出来登台表演，苏晓康本人更理所当然地成了煽动和策划动乱的头面人物之一。４月２８日，联名发出煽动新闻界支持动乱的致中共上海市委公开信的３０人中，有他；５月１４日，率先发表逼迫政府要承认整个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承认非法学生组织为“合法组织”的《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的１２人中，有他；５月１６日，公开发表否定“４·２６社论”、再次要求承认非法学生组织的“合法性”的《５·１６声明》的首批签名者中，有他；５月２０日，发出叫嚷“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末代皇帝称臣”的《我们知识界的誓言》的１０人中，又有他；国务院发布戒严令之后，与严家其一起发出要求人大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的电的几个人中，还有他。与此同时，他又是紧张地参与密室策划，又是声嘶力竭地在天安门广场发表煽动演说，又是参与发起成立非法组织“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又是带头参加支持绝食和反对戒严的非法游行，为动乱的不断升级立下了汗马功劳，他那反动的政治野心也随之暴露无遗。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动乱就是苏晓康们要搞的“新纪元”的一次大曝光，也是赵紫阳为推行他的“新秩序”而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互相利用、互相支持所必然酿成的一个恶果。其中，有许多东西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原载８月１４日《光明日》，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