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是我出生和成长的时代让我的前半生与“乱”字结下不解之缘；是父母和时代给我的人格个性和价值观，决定我在时代的乱流中是“浮”，还是“沉”。　　

　　

　　人之所以可以成为人类，就在于人不仅能看到镜中的自我，也可以看到心灵中的精神自我。只有人类才具有认识自我的主体意识。正是这种能够回答“我是谁”的主体意识，使人类创造发明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体系。这两大科学体系不仅左右着时代的“乱”和“治”，也左右着人的“生”和“死”，“浮”和“沉”。　　

　　

　　毛泽东临终前说过，他一生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几个海岛上去了；第二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这两件大事中，毛泽东都充分利用了人类特殊功能创造的成果。第一件事，他是以科学成果枪杆子为主，发动“武化”大革命。这一次”武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乱“，达到了天下归一的“天下大治”。但天下归一不等于人心归一。所以，在天下归一以后，毛泽东不停地使用人创造的另一个成果笔杆子，发动文化革命。经过几次小型的意识批判，并没有达到天下人心归一的效果。这使他担心来之不易的天下归一能不能保得住？即使保得住，会不会变成原来颜色的天下归一？这些担心促使毛泽东充分利用笔杆子的功能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而且把文化大革命的目标由原来的党外转向党内，最终锁定在党内高层领导上。锁定在高层领导由“私”变“修”的政治轨迹上来。这时的毛泽东，已不认为人的“私”是由作为社会存在的私有制度衍生的，而恰恰是人的私有观念在不断地外化着私有制度，尤其是决策层的“私”，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这就是“斗私，批修”成为文化大革命钢领的缘由。基于这种认识，他想以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形式，通过“大民主”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从而实现他天下归一，人心归一的设想。　　

　　

　　因为我是一个人，我不能孤立于人类社会而单独存在。历史的长河，社会的湍流，我只能置身于其中，而不能独身其外。毛泽东一生中办的两件大事，我都是身在其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化”大革命，我是见其尾而未见其首。这一次“天下大乱”的“尾”，印入我儿时的记忆。儿时的记忆是直观的，真实地，往往也是最刻骨铭心的，这种记忆有时会影响他一生的价值取向。天下归一后，毛泽东发动的大大小小的文化革命或文化大革命，我几乎都是亲生经历的。从参加“少年儿童先锋队”到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渐渐步入“政治人”，步入意识一元化的轨道。在不知不觉中，我被无产阶级的文化革过命了。加入共产党以后，我不仅是一个政治人，而且是一个组织化的“政治人”。通过强有力的组织手段对我的人性进行一元化的改造，做党的驯服工具，成了我人生的价值目标。　　

　　

　　因为我是人，面对自己留下的社会足迹，我不能剥去优良人性的外衣，像一只动物那样乱叫。也不能以劣质人性的不负责任把自己说成尽善尽美的“上帝人”。我必须以真实还原我所亲历的历史面貌。在还我前半生亲历历史原貌的同时，也要还原出那段历史中的“我是谁”。我要献给读者的不只是镜像中的我，还有意像中的我，也就是对心灵的自我剖析。我想通过这两个还原，能让乱流浮沉中的一滴水，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基色。这就是我写此书的真正意旨所在。也谨以此书献给那些不幸罹难的“八.二七”战士。　　

　　

　　由于我不是从事职业写作的，所以对创作的格式，行文的要求，都不是很懂。对遣词造句甚至标点符号也会误用、错用不少，敬请读者多批评指正。　　

　　

　　最后，我要向为此书提供宝贵资料的　马奇凡　教授和在写作中提供重要指导的宋霖所长、刘思祥研究院员、　曹志培　先生表示衷心地感谢；同时我也要向我的家人和亲戚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2005年12月于合肥梦园　　

　　附：　　

　　

　　目录　　

　　

　　第一章乱世童年　　

　　

　　一.哭声迎来了太阳　　

　　

　　二.笑声送走了瘟神　　

　　

　　三.流浪之旅　　

　　

　　四.流浪儿的自由　　

　　

　　第二章文化革命的序曲　　

　　

　　一.走进学校，走进文革　　

　　

　　二.辍学，又走进另一类学校　　

　　

　　三.独立　　

　　

　　四.知识与过错　　

　　

　　五.压抑中的爆发　　

　　

　　六.我的大学生活　　

　　

　　1.我为忠魂舞　　

　　

　　2.细流潜行，润物无声　　

　　

　　3.向雷锋同志学习　　

　　

　　4.爱情与革命接班人　　

　　第三章隔窗也闻风雨声　　

　　

　　第四章乱流击水　　

　　

　　一.“八.二七”事件的真像　　

　　

　　二.“八.二七”革命造反队的诞生　　

　　

　　三.在“老鼠队”的日子里　　

　　

　　四.筹备“合肥市大中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第五章惊涛裂岸　　

　　

　　二.省委后院起火　　

　　

　　三.党中央作出明确反应　　

　　

　　四.“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应运而生　　

　　

　　五.省委领导人东躲西藏　　

　　

　　六.工人、市民造反风起云涌一.震惊中央的“　　

　　

　　七.我的北京之行　　

　　

　　第六章浪尖上的滑板　　

　　

　　一.走进“一月风暴”　　

　　

　　二.协助省委工作　　

　　

　　三.“一.二六”夺权　　

　　

　　四.组建“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　　

　　

　　1.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2.抓造反组织的思想整顿，恢复社会秩序　　

　　

　　3.对“工联会”的纵队干部进行分期、分批轮训　　

　　

　　4.利用中央军委发布的“八条命令”，进一部遏制游街风　　

　　

　　5.处理好被罢官的省委干部的安全问题　　

　　

　　6.处理原省委遗留的若干问题　　

　　

　　7.狠抓卫生防疫工作　　

　　

　　8.狠抓春耕春播　　

　　

　　9.加强总指挥部自身的革命化建设　　

　　

　　10.筹备“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11.组织赴京汇团　　

　　

　　12.处理“三.一五事件”　　

　　

　　13.周恩来的两次接见　　

　　第七章潮起潮落　　

　　

　　一.“八.二七”兵团开门整风　　

　　

　　二.转折　　

　　

　　三.我对安徽干部问题的思考　　

　　

　　四.走访曾希圣　　

　　

　　五.兵烽四起的日子　　

　　

　　六.淮南烽火入庐城　　

　　

　　七.文攻武守的大本营

　　第八章康生为我撑船　　

　　

　　一.从仰慕到鄙视　　

　　

　　二.最后的枪声　　

　　

　　三.面壁自省，对理想产生困惑　　

　　

　　四.康生要我到中央学习　　

　　

　　五.我在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第九章李德生扯起的风帆　　

　　

　　一.难忘的一九六八年　　

　　

　　1.毕业分配，何去何从　　

　　

　　2.爱情与风雨同行　　

　　

　　3.风雨的洗礼　　

　　

　　二.平静之中有波澜　　

　　

　　1.小屋春暖　　

　　

　　2.献礼“九大”　　

　　

　　3.乍暖还寒　　

　　

　　4.冷清的婚礼　　

　　

　　5.同知青共处的日子　　

　　三.树欲静而风不止　　

　　

　　1.避风港里别有天　　

　　

　　2.李德生引航出港湾　　

　　

　　第十章浪遏轻舟　　

　　

　　一.在安徽无线电厂的八百天　　

　　

　　1.全面整顿　　

　　

　　2.解放技术人员的思想　　

　　

　　3.大胆调整产品结构　　

　　

　　4.质量是打开销售大门的钥匙　　

　　

　　5.抓新产品开发　　

　　

　　二.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　　

　　

　　三.为邓小平而叹息　　

　　

　　四.在悼念周恩来的日子里　　

　　

　　第十一章风向逆转不调头　　

　　

　　一.我又放炮了　　

　　

　　二.任质斌的最后邀请　　

　　

　　三.孙曙上班了　　

　　

　　四.批斗会上发生的故事　　

　　

　　五.第一次劳动改造　　

　　

　　六.谢绝万里书记的“特批”　　

　　

　　第十二章凿穿底的小船　　

　　

　　后语　　

　　

　　附件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安徽问题的五点建议　　

　　

　　附件二.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　　

　　

　　附件三.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安徽双方代表团的指示　　

　　

　　附件四.给康生同志的信　　

　　

　　附件五.夺权通告　　

　　

　　附件六.在接见安徽各革命造反组织赴京代表会上周恩来同志的　　

　　

　　讲话　　

　　

　　附件七.群众罢官好得很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新安徽》社论　　

　　

　　附件八.游街之风不可长《新安徽》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八日评论用员文章　　

　　

　　

　　

　　

　　第一章乱世童年　　

　　

　　一个还不知道用“我”说话的孩子是不会有长久记忆的，因为这时的我还没有“自我”的主体意识。我现在笔下的童年，相当部分都不是我对当时的记忆，而是许多年以后，母亲讲给我的故事。　　

　　

　　一.哭声迎来了太阳　　

　　

　　民国二十九年，　农历七月二十一日　的早晨，母亲感到腹部阵阵疼痛难忍，她知道一个新的生命快要出生了。急令我的两个十几岁的姐姐赶快为她烧一盆热水，并准备好一把用火烧过的剪刀，她要自己为自己接生了。在旧中国女人生孩子是不允许男人在场的，所以，我的父亲和哥哥必须离开，这样，能帮助母亲分娩的只有我的两个姐姐。大姐将母亲扶在凳子上，用身子顶住母亲的后背，二姐握住母亲的双手。“哇”的一声啼哭，我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开始了我的漫长人生。　　

　　

　　母亲是一个非常重男轻女的人，在我前面竟由她亲手用枕头溺死两个刚出生的姐姐，还让我父亲丢弃两个姐姐。但两个她想要的哥哥，由于接生没有消毒，脐带感染，七天后夭折。所以我一落地，从那响亮的哭声，她就知道我可能是个男孩。脐带剪断后，都没顾得洗澡，就扒开我的两腿，看看人所共知的那个地方。我没有辜负她的期望，我长了男孩子应该长的东西，那个叫着生命之闩的小东西。她高兴了，她心中升起了太阳，因为儿子总是母亲心中的太阳。这太阳让她丢掉了怀胎十月的忐忑；这太阳让她忘掉了分娩时的一切痛苦；这太阳为她赎去原罪；这太阳为她燃起新的希望……　　

　　

　　说来也巧，在我发出第一声啼哭的时候，东方的太阳也升起有一树高。再加上我刚出生洗完澡，就两眼睁开，到处乱看，这是她前面的子女中都没有的。这个巧事更让我母亲相信，龙年出生的男孩是个好兆头。这个好兆头恰恰又成了母亲心中的石头，我前面的两个哥哥不是出生后七日就死了吗？我会不会是第三个？母亲又开始度日如年地等第七天的到来。也许是我命大，七天过去了，我长得很好，母亲开始为她心中的太阳作各种各样的设想。　　

　　

　　中国的习惯，不管男女，小孩满月时，都要起个乳名。我们家像有约定的分工，孩子的乳名都是母亲起。哥哥的乳名叫仁礼，应该说这个乳名好像书香门弟人家起的，带有浓重的孔孟色彩，知仁知礼，沿着孔孟之道，求得功名之类的东西。但我的乳名却一反过去，乳名中一定要有母亲的姓，我母亲姓蔡，所以我的乳名叫蔡园。大概母亲希望我能姓蔡，未来的日子也能过得团团圆圆，乳名中含有蔡姓，说明母亲有了女权意识。　　

　　

　　在我一百天的时候,按旧礼俗,要给我剃去头上的胎毛。结果在我的后脑勺留了一缕头发，俗称鳖尾巴。留下的目的是因为鳖与龟一样可以长寿，希望我长命百岁，另外，也还留有清朝的痕迹。这个小尾巴也意味着母亲随时可以抓住我，成为我的保护神。　　

　　

　　母亲的心思并没有就此结束，而到了冬季，她决心要在我的左耳上扎个眼子。为了减少我的疼痛，先用冰将我的耳垂冻麻木，然后用烧过的粗针在我的左耳垂上戳了一个洞，为了防止再长实，在洞里又穿上了一根粗的线。事情并没为止，母亲又用她陪嫁的银戒指给我做了一只偏坠戴上。这样，母亲觉得放心了，她心中的太阳再也不会早早地殒落。　　

　　

　　母亲的心愿并没有给家里带来好运，更没有改变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掳的现实，战火依旧，饥饿依旧。随着我身体的成长，母亲的奶水越来越不够，我百日以后就开始搭粮食吃。我吃的粮并不是白面、米粉，而是烧熟的山芋和山芋淀粉糊。偶尔在城里的姥姥也会送些米糕以作补贴。由于吃不到高蛋白的食物，肚子当然饿得快，而且肚子越吃越大。所以每次吃饭，只要我一听到条匙刮碗的声音，就会大叫起来，因为我本能地知道碗里己经没有我可吃的东西，这声音竟成了刺激-反应的信号。这时母亲就会将干涸的奶头放在我的嘴里，我常常在小声的抽泣中慢慢睡去。“人是一盘磨，睡着就不饿”的道理对我这个只有几个月的孩子也是适用的。　　

　　

　　由于我是母亲心中的太阳，她对我总是百般地呵护，从不呵斥我，从不动我一指头。母亲如此，我的姐姐和哥哥更不敢动我，他们总是在母亲的要求下，爱护我，服侍我，因为他们比我大得多。我没有像他们那样，捆绑在床上成长，我是在母亲和姐姐的怀抱里成长的。成长的基因在比较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得以表达，宽松自由的环境，在我的人性基因中形成了潜意识。　　

　　

　　由于贫穷加战火，家人除了哥哥识几个字，父母和两个姐姐都是文盲，我们既不可能有什么胎教，也没有什么早期教育，更无文体训练。在我上学前，很少在别人的指使下生活，我的意志和行为是自我的，自由的。由于母亲的呵护，天不怕，地不怕，人不怕，也成了我的潜意识。　　

　　

　　二．笑声送走了瘟神　　

　　

　　蒙城县沦陷以后，虽然国家未亡，但县己亡，实际上这个县的中国人已经成了日本人的奴隶，成了实际上的亡国奴。蒙城县被日本人占领后，很快在各地成立了日伪政权，叫“维持会”。维持会的任务就是替日本人维持社会秩序，替日本人筹集粮食和劳动力。日本人的胡作非为，他们一概不能管，也不敢管，所以日本兵常常三五成群地到农村抢粮食，找花姑娘。　　

　　

　　我大约两岁的时候，一天傍晚，庄上来了三个日本兵。日本兵是从庄西头进来的，东头的姑娘闻风丧胆，出庄躲避已经来不及，只好都躲在我家里。因为我家的房子很特别，堂屋和厢房连在一起，堂屋的门被厢房封闭，这样堂屋成了暗室，厢房较大，橱房和牲口都在一起，要进堂屋必须先穿过养牲口的厢房，这样的房屋结构很适于藏人。五个姑娘（其中有我的两个姐姐）都躲在堂屋的床底下。三个日本兵在西头没有抓到人，渐渐向东头逼近，最后终于查到了我家的厢房门口。这时，我母亲就抱着我站在厢房门后头，日本兵用枪托捣着门喊：“开门”，母亲只好硬着头皮将门打开一半，并用身子挡住已经打开的一半，防止亮光穿过厢房进入堂屋。没想到日本兵并没有让我母亲让开，而是站在门外看我。我看到日本兵的样子，不但没有吓哭，而是咯咯地向他们笑，而且手舞足蹈。这下子把日本兵逗乐了，他们也高兴地逗我，他们越逗我，我越是咯咯向他们笑个不停。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但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需要，正要推门向里进的时候，屋里的驴子屁股抵住了门，而且传过来阵阵的驴粪臭，他们又停下来继续逗我笑，最后翘起拇指：“小孩，大大地好”就这样走了。　　

　　

　　自这件事以后，母亲更加地爱护她心中的太阳，她觉得是我的胆大和笑声保住了五位姑娘的贞洁，甚至救了她们的命。她感到心中的光环己变成了现实，但她还想找更多的证据说服自己。说来也巧，在我大约三岁的时候，庄上来了一个牵骆驼看麻衣相的江湖人，正好看到了在母亲怀中的我，非要给相面不可，母亲怕他收钱，死活不同意，后来相面人说，我给孩子相面，分文不收。这样母亲才告诉他我的生辰八字。相面人看看我的眉宇，又看了我的手和脚，最后说：“这个小孩长大了心大意宽，大福能享、大罪能受，这个孩子你们要好好地养”。以后在给我起学名时，先生要让我叫梁守富，但父亲坚持用幸福的“福”，大概与这件事有关。　　

　　

　　一九四四年，也许是日本在战场上的失利，他们加紧了对沦陷区的统治，并从沦陷区抓年轻人充当苦力。这时，我的哥哥已经快十八岁，加上他的胆大心细，父亲增添了更多的忧虑。听说有一次日本兵下乡扫荡，抓八路军游击队，结果将我的叔叔抓去，剥掉他的上衣，准备用刺刀当众刺死。我叔叔无所畏惧，因为他根本不是八路军，他用手指着自己的胸膛，叫日本兵：“往这里刺”。日本兵见此状却放下了刺刀，看着我叔叔，翘起了大拇指，表示他很勇敢。但日本兵并未离去，他们还要继续找八路军，就在这个紧急时刻，我哥哥从屋后的几棵桃树上摘下了半篮桃子，又拿出了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送给日本兵。他们见了好吃的东西，放下手中的武器，大吃起来，最后把余下的桃子和鸡蛋一起带走，一场抓八路游击队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父亲一想起这件事就心有余悸，于是他就带着我哥哥远走他乡，到怀远县的河溜镇逃反去了。　　

　　

　　河溜镇本来也是一个不知名的小镇子，正是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成为八路军游击队和国民党的散兵游勇经常出没的地方。日本人的统治相对很薄弱，再加上阜埠公路和涡河都由此经过，交通十分便利。一时间商贾云集，成了黑市商品的集散地。在这里，不管做些什么小生意都可以维持生命。　　

　　

　　父亲和哥哥走后，家里就剩下我和母亲，孤儿寡母，日子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父亲走后的第二年，大约是一九四五年的春天，父亲回来接我们母子到河溜一起过。这时我已经五周岁了，依稀有了永久性的记忆，我只记得父亲推着一辆独轮车，一边是家里的财产，一边坐的是我。我面向父亲坐着，我不能详细地确知父亲的劳累，只是看到父亲不时地摇头，那是他除去脸上汗水的唯一办法，这也是我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感知到父亲是谁。他似乎身材不高，比较干瘦，紫铜色的面容，脸上的汗水迎着太阳闪闪发光。车轮吱吱呀呀地轧在高低不平的泥土路上。母亲没有坐在车上，她跟在父亲不断扭动着的屁股后面，迈着两只小脚一前一后地走着。那是鸟语花香的春天，路边长满了青草和野花，到处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但春天并没吹散天空中的硝烟，却把我们送上了前途未卜的流浪之旅。　　

　　

　　三.流浪之旅　　

　　

　　到了河溜镇，家境困难，不但买不起房子,也租不起房子,一家人只好寄居在离镇子不远的乡下一个名叫何老弯的磨坊里,条件之差可想而之。只记得每到傍晚，腿上爬满了跳蚤。父亲做他的老营生，夏天泡绿豆芽卖，冬天泡黄豆芽卖。由于他的手艺好，泡出的芽菜每天都不剩。母亲的针线活好，手工做鞋卖。哥哥不愿意跟着父亲卖芽菜，他随同叔叔跑单帮，学着做生意。那时所谓做生意，就是走私做黑市生意。日本人管不过来，八路军游击队无权管，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成了土匪,他们领着干，河流镇成了特殊时期的自由贸易区。日子虽不好过，但总比在家乡好。记得我最喜欢做的事是跟着父亲摸鱼，由于战乱，许多水面无人管，水里的野生鱼虾很多，我们每次出去总有收获。其实我并不会吃鱼，但每每看到摸回来的鱼养在盆里，心里总是很高兴，那是成就。　　

　　

　　这样的日子很短暂地过去了，父亲为我们在镇子里盖了两间茅屋，一家人就住在这里，就在这两间茅屋里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日本投降了”的欢呼声激动着所有人。富人、穷人，当然还有更喜欢看热闹的孩子。我跟着大人挤在自发庆祝的人群里，唱歌的、狂跳的、玩龙的、耍狮子的……应有尽有。鞭炮声彻夜不停。胜利了！富人盼着更富，穷人希望不再受穷，流浪者盼望着能返回自己的家乡。经过几天的欢呼，小镇子又恢复了原来的平静，生意人每天早晨依然开门迎客，我的父亲每天依然挑着芽菜在街上来回叫卖，所不同的是走在街上扛枪的不是日本兵，而是国民党的自卫队。兵依然是兵、枪依然是枪，周围的土匪还照旧横行。不过，小镇子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东头石板街道上住的商人越来越少，西头街道两边多了不少外地来的地主富人，听大人们说，他们是从解放区跑到河溜躲难的。他们的到来，给小镇子带来了活力，生意丝毫不减，而在镇子西头又逐步形成了一个大的游艺场，这个游艺场后来就成了我的第一所学校，它是免费的，包吃、包住为我种植人性。　　

　　

　　日本投降后的平静日子没过多久，一场飞来的不幸降到了哥哥的身上。大约是一九四六年的春天，哥哥随着叔父和村里其他几个同乡到外地跑单帮，他们同坐一辆四轮太平车上。由于夜间路面状况看不清，车在下坡时，由于速度快，将坐在最前面的哥哥的腿搞成粉碎性骨折，骨头都露到了皮外面。当时家贫穷，无钱就医，幸好在我们住处附近有一剃头的老师傅见此景，他找了两块杉木板，要我哥哥忍着巨大的疼痛，用烧酒喷洒消毒，然后将断开的骨头对齐，用夹板夹住，再用白土布一道道地紧紧缠住，这样保住了哥哥的一条腿。但家里的生活越发困难了，哥哥不能再跑生意，父亲还要照顾哥哥，更无心卖菜，一家人的生活就全落在母亲的两只手上，难以维持。幸好是春天过后到夏天，夏天对穷人来说，日子要好熬一些。一九四六年的夏天，我真的成了流浪儿。　　

　　四．流浪儿的自由　　

　　

　　流浪无疑是人生的不幸，对一个刚刚六岁的孩子尤为不幸。我就是在这尤为不幸中渡过了一九四六年。哥哥的腿，由于得不到医治，接骨时又没完全对齐，恢复得非常缓慢，腿弯了，很长时间不能负重行走，只能在家静养，我开始了自己的谋生生活，求生的本能告诉我应该到哪里最好求生，首选是游艺场。于是那个无奇不有的游艺场，成了我的学校、饭场。我是自由的，我可以在我所知的范围内自由选择，在安全上我也是自由的，穷孩子不要担心财产的安全。夏天，浑身上下只有一张人皮，谁也扒不走；冬天，身上只有一套里面钻满虱子的破棉衣，丢在地上也不会有人拾。身无分文无人抢，满面全身污垢无人碰，要到吃的东西都在肚子里，无须在自己身上加装钢门﹑钢窗。河溜镇有多大，我的天地就有多大，日出而走，日暮而归，时间也是属于我自己的。但最使我难以忘怀，对我终生都产生着巨大影响的，还是那个应有尽有的游艺场。它给了我选择人性的自由，也给了我生存的食粮。　　

　　

　　这个游艺场有多大？不知道，因为它没有边界，任人自由出入；到底有多少人？不知道，因为人来人往，歇脚吃饭、游玩取乐；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不知道，因为南来北往的艺人都会在那里露一手。游艺场里不仅是人们游玩的地方，也是动物娱乐的地方。想学、想看、样样都有，想吃、想喝，到卖饭的地方，客人吃剩的残饭剩汤随便吃，不上门讨饭，大爷、大娘也不要喊，自由的市场给我种上了喜欢自由的种苗。但自由并没有让我选择我不喜欢的东西，比方打架、偷盗什么的。我却选择每天吃饱肚子，就去听艺名叫“金马驹子”唱的大鼓书，在那里，我听了《响马传》，心里就想：长大做秦琼；听了《三国演义》后，就想长大做关公；听了坠子戏中的《秦香莲》，我会感动得热泪直流，痛恨陈世美，崇拜包公，希望自己长大后当大官，学包公，铁面无私。当然，我最喜欢的是皮影戏《孙悟空大闹天宫》。就这样，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的三年时间里，我基本都是在游艺场里渡过的。虽然我没走进任何学校，我从小就是非分明，疾恶如仇。古戏中的忠君爱国成了我追求的目标，忠、孝、节、义成了我最早的社会遗传，文化基因。　　

　　

　　游艺场不仅向我种植封建文化种子，而且也启动了我的生物本性——最早的性冲动。有一次，一个比我大一些名叫铁蛋的孩子（因为他父亲是街头打铁的铁匠，姓李）带我到游艺场西南的牲口市场，在那里，我看到驴子交配的全过程，驴子交配是要人帮助的，看着看着，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小东西，它居然硬了。由于自己光着屁股，知道害羞，用手捂住，赶紧离开了。但驴子交配的情境，偶尔还会出现在我的眼前。另外，由于每到夏季我总免不了要从地上捡些西瓜皮啃了充饥，所以有位姓毛的国民党副官给我起了个外号：“西瓜皮司令”。　　

　　

　　游艺场虽不是学校，但它对我进行了全方位的教育，这就是一个流浪儿自由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