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丁畅述新旧中国见闻

　　

　　韩丁畅述新旧中国见闻（一）
《参考消息》
期次: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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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讯】香港《文汇》十月十日——十六日刊登题为《韩丁畅述新旧中国见闻》的连载文章，摘转如下：
由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主席韩丁率领的美中人民友协全国指导委员会代表团，于九月底经港前往我国访问。韩丁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农民。三十八八年前至今，他与中国人民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并一直为促进中美人民的友谊而努力。这几年来，韩丁以他对新旧中国的深刻体会，写了几本介绍中国的书籍。
韩丁在九月底经港期间，曾接受了本记者的访问，忆述了他在新、旧中国的见闻，以下是他谈话的笔录。
我第一次接触中国是在三十八年前（即一九三七年）。那年，我在日本度过六个月的记者生涯后，便经中国的东北取道回国。虽然我在那里逗留时间很短，但看到伪满洲国在日本的控制下，已是一片屈辱颓败的景象。
一九四五年，我重回中国，在驻重庆的“美国战情新闻办事处”任职。在这一年里，除重庆外，我曾到过昆明、汉口和上海等地。
我在重庆工作时，见到重庆人民的生活非常穷困，每天上班，我都要从一些因饥饿或疾病而死在街上的尸骸旁经过。
那时，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是造成民生雕敝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制造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的祸首，便是那些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的官僚资本家及美国官员。一次，我从重庆往汉口，乘搭的飞机是一架从昆明经重庆、汉口往上海的美国空军运输机。我在登机后，竟发觉机上除两、三名军官外，空无一物。查询得知这架飞机是一名驻上海的空军上校准备飞往昆明购买鸡蛋，因为那时昆明的鸡蛋价钱比上海低，一来一回，便可以赚大钱。怎知道飞机抵昆明后，发觉昆明鸡蛋的价钱已经剧升，升得比上海还要高。因此，他只好空机飞返上海。
一九四七年我在东北工作时，也同样看到这样的情形。我当时住在沈阳的一个酒店里，店里也同时住着一群从上海来的投机商人，他们多是国民党四大家族（蒋、宋、孔、陈）的买手。他们到东北来的目的，是受四大家族之命，来东北做黄豆的投机生意。东北是中国黄豆的盛产区，他们从黄豆经纪处以二角或三角一磅的价钱，把黄豆抢购一空，便用公家的火车和公家的船只运到港口，然后以七角至八角一磅的价钱输往欧洲。于是一夜间四大家族便赚得盆满钵满了。
虽然四大家族和投机商人把一九四六年收成的黄豆部分输往欧洲，但是由于他们囤积居奇，大量黄豆还积压在东北。在我所经过的铁路线的车站周围，一包包黄豆堆积如山，很多因受雨淋而霉烂了，但是，在东北一带，不少农民却在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下而饿死。
在旧中国，各地都存在大批吮吸人民血汗的特权阶层。他们干尽种种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的勾当，上至黄金，下至鸡蛋或卷心菜，无不是他们攫取暴利的工具。
在中国工作了一年后，我回到美国去。但两年后，我再到中国来，并逗留至一九五三年。
一九四七年一月，联合国救济和复兴委员会赠送二千架拖拉机给中国，我受聘到中国去当义务拖拉机技术员。这些拖拉机本是计划在河南的黄泛区使用的。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时，慌忙撤退，竟把河南花园口的黄河堤岸炸毁，企图用洪水来阻延日军的追赶，结果难以计数的人民却被淹死，大量农田遭淹没。十年过去了，灾区还是一片荒凉，野草和灌木丛的根已深深生进泥土去，农民的铁犁根本无法把它铲除，拖拉机的用途是把这片地重新开垦，使回到灾区来的难民能重新在这里耕种。但是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却使这个计划成为泡影。国民党四大家族和盘踞各地的军政人员象一群贪婪的饿狼一样扑来抢噬这块肥肉。结果，二千架拖拉机便依据各人的政治势力来分肥，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
一九四七年二月，我被派到东北主持一个拖拉机开荒计划。在东北的六个星期里，我发觉当地官员的兴趣只是想把拖拉机和其他救济物资弄到自己的手里，对开拓荒地给农民耕种，根本没有兴趣。结果，我的计划宣告失败。
同年四月，我接到消息，要派我到绥远省
（现内蒙古自治区）。于是，我与一些技术员，从天津把十架拖拉机经北京运往绥远去。
我们在绥远的工作，是用十部拖拉机开发从包头至萨拉齐的荒地。萨拉齐是绥远平原上的一个城市。从萨拉齐附近的山顶俯瞰，可以看到黄河婉蜒流过这块盐碱荒地。在这里，冬季带来冰雪严寒，春季带来几个月的干旱，但夏天带来的豪雨会把农作物和村舍冲毁，洪水过后的两三天内，地面上又干旱如故。
造成这地区洪水泛滥的原因，除天灾外，还有人祸。一九三六年，这个地区曾经发生大饥荒，当时美国为了扶持蒋介石集团，便捐款给国民党在绥远地区建造一条从包头到萨拉齐的灌溉渠，希望把黄河水引来灌溉附近农田，国民党把它称为“民生渠”。但当时由于美国专家的错误估计，灌溉渠建成后，它的水平线比附近平地的地平线低了十英尺，农民根本无法把渠水引上来灌溉，但在黄河泛滥时期，这条渠却把黄河水引来淹没两旁的农田，使农田受到永久性的盐碱损害。因此，在美国人离去后，农民便把它改称为“民死渠”。
虽然萨拉齐周围有很多盐碱荒地，但以我们的力量，是无法把它开发成农田的。何况我们的拖拉机队竟被调用来替地主富农们犁地，而不是用于对普通农民有利的事业。
那几年，萨拉齐一带的农田都失收，而税收却不断增加。上一年冬天，不少农民因无法交纳税项而被逮捕，他们在零度以下的天气里，被剥得赤条条，市法院的人员还在他们的身上浇冷水，然后锁在破屋里，结果他们给冻死了。
虽然不少农民因歉收而面临饿死的危机，从天津来的投机商人和萨拉齐的官员及地主，却合谋压低谷价，然后大量抢购谷物，把一车车的小麦从萨拉齐运往北京和天津以高价出售，跟着把萨拉齐市的零售谷价也大幅度提高，结果，官、商、地主各赚大钱，而农民和贫民却无法购买贵粮，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铤而走险，夺取运粮车上的小麦和小米。后来不少农民遭到逮捕和杀害。
绥远的工作使我很失望。一九四七年七月，我离开绥远，转到属共产党解放区的河北省南部任拖拉机技术员的工作，这可说是我一生的转捩点。（一）

　　

　　
韩丁畅述新旧中国见闻（ 二）
出版日期:《参考消息》
期次: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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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正文:
听到派我往解放区工作的消息后，我的心情非常兴奋，因为这是我两年多来的心愿。
一九四五年在重庆工作时，我已渴望到解放区去工作，了解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和人民生活的情况。
在重庆时期，我曾阅读过斯诺写的《红星照耀着中国》（即《西行漫记》），从这本书里我认识到共产党崇高的抱负和毛主席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完成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创举。这时我已开始感觉到中国正处于一个惊天动地的剧变时刻。
当年，周总理曾在重庆任中共代表，在红岩村办事处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办公。我和一些在重庆工作的思想较进步的外国人，透过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介绍，认识了中共驻重庆代表之一的龚澎，再由龚澎介绍认识了周总理。因此，我们经常到办事处跟周总理和其他的中国代表交谈，增进我们对解放区的认识。一九四五年八月底，为了实现战后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愿望，毛主席从延安到重庆跟国民党谈判。一天晚上，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毛主席在周总理的办事处会见了我和塔内贝等外国人士，当时宋庆龄也在座。那晚我本来打算询问毛主席关于他对中国革命的见解及解放区的情况，但是，在与毛主席的谈话里，我发觉毛主席是一个虚心好学的人，会见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由毛主席发问。由于我是当时美国农民协会的负责人，塔内贝是美国工会的负责人，因此，毛主席询问我们关于美国工农生活和工农运动的情况。
在毛主席离开重庆返延安前一天晚上，我们再与毛主席会面。那天晚上我们大家谈得不多，毛主席及周总理向我们祝愿中美两国人民友谊长存。翌日，我们还到机场送行。
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触使我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真谛，和共产党伟大的胸襟和抱负，在我内心世界产生了一股希望到解放区去看看的强烈愿望。由于工作的关系，愿望无法立时实现，但我却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从延安来的文艺气息。我看到一出富有革命气息的小歌剧，叫《兄妹开荒》。这小歌剧使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它的内容是这样的清新，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在当时好莱坞电影、色情娱乐充斥的重庆，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与乌烟瘴气的美蒋文化成了强烈的对照。
一九四七年七月，我从天津出发往河北南部解放区。
我在冀南解放区的工作，是帮助当地农民用拖拉机开发三千亩曾受水灾祸害的荒地，使它变成一块小麦田。我的责任是教授七十名学员驾驶和维修拖拉机。
在解放区内，一切事物都与国民党统治区成强烈对照。
在生产方面，解放区内的口号是自力更生。例如，在冀南一带，由于革命政府的鼓励政策，农民们种植大量的棉花，生产比以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多了很多，整个冀南一半的土地都种上了棉花。在革命政府的保护价格政策下，农民并大量种植小麦。在过去，他们不敢种植小麦，因为害怕国民党官商勾结，压价收购。
共产党并领导冀南解放区的人民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和运输建设，我亲眼见到一条长长的公路在几日内便由群众筑成，邯郸市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兴建了一间汽车修造厂，并重建了邯郸铁路。黄河沿岸也传来大规模修筑黄河河堤工程的消息，我更目睹干部与人民一起，抢修运河泛滥区的工程，避免了一次洪患。
当年八月，运河的水位不断升高，人民群众在几日内便修筑了一条长一百英里高数英尺的堤坝，并每隔数百码设一个观察站，日夜观测水位变化的情况，结果把洪水征服了。（后来，解放军因战略转移离开了冀南，蒋介石侵占了这地区，并在唐官屯附近把堤坝炸毁，使运河水肆虐整个冀中。）
人民的生活也随着生产的提高而改善。在我工作的解放区内，人民穿的虽是自己纺织的粗衣麻布，吃的是粗糙的馒头和小米粥，但并不象蒋占区内，官僚、地主和资本家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而劳动人民则衣衫褴褛，生活困苦。在解放区内，我见不到象在蒋占区内乞丐成群、妓女充斥的景象，盗劫偷窃等罪恶也荡然无存。与蒋占区内罪案如麻的情形迥然两异。人民生活的改善使冀南的商业活动蓬勃发展，冀南的冀县、威县、邯郸、南宫和临清等市镇的商店内，摆满了解放区生产的物品。
从我的工作体会中，也可看到共产党干部跟国民党官员的分别。冀南解放区的拖拉机训练班在冀县举办。负责训练班的干部，态度民主，工作热情，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发扬自我批评与互相批评的精神。他们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我到达冀县的几天里，由于我是从外国来的义务工，他们用很好的饭菜招待我，并陪我一起进食，两三天后，他们继续让我吃好的饭菜，自己则吃和人民一样的东西。这令我很过意不去，我决定向他们看齐，吃些简单节俭的东西。（二）

　　

　　韩丁畅述新旧中国见闻（三）
出版日期:《参考消息》
期次:6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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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正文:
在冀南解放区内，很少见到解放军的踪影，他们都在前线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犯。但是在解放区内，到处都是民兵，连儿童、妇女都受军事训练，可说是全民皆兵。在国民党地区，军队是拉伕来的，但在解放区，人们是志愿当兵的。在冀县，三天的招募运动便有四千名志愿者参加解放军，更多人的请求被拒绝，因为他们是独子，或是家庭需要他们留下在家。
一些解放军路过见到我们的拖拉机，便很有兴趣的询问：
“同志，这是什么？”
“这是一架拖拉机，一只铁牛。”
“它能犁田吗？”
“当然可以，每天可犁五十亩呢！”
“好好使用它，待我们打到广州去，把蒋介石赶入海去后，再回来和你们一起犁田吧！”
一九四七年秋天，联合国救济和复兴委员会宣告解散，我们的拖拉机因此缺乏汽油供应而不能开动，冀南的荒地开发计划只好暂时停顿下来，我也转到位于山西省南部太行山西麓的潞城县附近（离长治市约十英里）的北方大学任英文教师。这所大学是晋、冀、鲁、豫边区的文教中心。
我在北方大学安顿下来不久，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便开始了。庆祝农历新年后的几天，大批北方大学师生投身到土改运动中。这个土改运动，是对千百年以来停滞不前的中国农业进行革命的第一步行动。我希望也投身到这个热火朝天的运动中，于是我向当时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申请，经过有关当局的考虑后，我的申请获得批准，我被分派参加大学附近一个叫张庄的农村的土改工作组。后来，我把这个农村获得新生的历史，写成《翻身》这本书。
济南解放了。解放军在济南机场拣获几千桶汽油，于是，存放在冀南窑洞内的二十部拖拉机获得汽油供应。因此，我离开北方大学，回到冀南恢复拖拉机训练班，并在冀县与衡水之间的冀衡农场工作，这是解放区内第一个机械化农场。
一九四九年是中国革命历程内决定性的一年。前线不断传来捷，解放军分各路向蒋占区挺进。二月七日，北平解放的消息传来，整个冀县立时沸腾起来，人们奔走相告，鞭炮声、锣鼓声、欢叫声震撼着整个县城。北平的解放，对于冀县农民来说，意义何等重大。它标志着国民党大势已去，二十多年的战争快要结束，农民的子女快将凯旋而还，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地主阶级剥削将成过去，一个繁荣富强的新社会已渐露曙光。北平解放后，我曾多次到那里公干。解放后的北平，给我焕然一新的感觉。
这解放前动荡不安、死气沉沉的古老城市，已焕发了青春，到处都是宁谧、舒畅和生气勃勃的新气象。以前鱼肉百姓、殴打示威学生的国民党警察，已由态度随和、热心服务的人民警察所代替，他们身上不需配带枪枝和木棍，只拿着扬声器提醒人民过路要小心，和井井有条地指挥交通。自义和团起义失败后便被帝国主义者占领的东郊民巷外国领事馆区，已经重新回到中国人民的怀抱，那里我们再见不到外国士兵架起铁丝网和机关枪恫吓中国人民，只有威武的解放军在那里巡逻。在春天和煦的阳光下，王府井大街上到处都是欢乐的人群，小汽车和单车穿梭往来，城楼上红旗招展，公园里处处是欢笑声……北平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日子毕究已成逝水了！
除了享受欢乐的日子外，人们没有忘记为建设更美好的未来而努力，虽然南方还是在国民党手里，北平的人民已开始一项又一项的建设，为重建整个中国打下根基。（三）

　　

　　
韩丁畅述新旧中国见闻（四 完）
《参考消息》
期次: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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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正文:
整个一九四九年的夏天，我们都可见到北平人民和解放军忙碌地替北平来一个大扫除，他们把杂草丛生蚊虫孳长的污水沟、护城河里的淤泥挖去，把横街窄巷里堆积如小丘的垃圾清除。人们把这些垃圾运到市郊去，给农民作肥料。
其实，不单北平在进行清洁卫生的工作，整个华北解放区同样进行这样的工作。
一次我从冀南的衡水乘火车往鲁北的德州市，火车上的乘客多是农民，列车服务员便利用旅程中的时间，向农民讲授接生的卫生知识。以前农民由于欠缺卫生知识，很多婴儿在诞生时便死于细菌感染或破伤风，这种火车上的卫生课对农民当然有很大的裨益。
一九四九年秋天，解放军势如破竹地向南推进，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先后解放。十月一日，我从邯郸购买汽油回冀衡农场的途中，那天下午，整个原野响起连串爆竹声，此起彼落的回荡不散。原来这天是新中国诞生的日子，毛主席正在北京天安门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崛起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紧接着的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拖拉机训练班已迁至离北京东门十英里的双桥，后来农业部在那里成立农业机械化学校，这是农业机械大学的前身。北京农业机械厂也在那时建立起来。从四九年至五三年，共有五十多个国营农场成立，分别开垦河南的黄泛区、河北冀县邯郸一带、察哈尔附近和东北的北大荒等地。而最大的国营农场，是位于冀东天津至唐山中间的芦台国营农场，人们在渤海湾一带填海造田，农场的面积达五万亩，都是用机械插秧和收割的水稻田。
一九五三年七月，我离华返美。我最近一次重访中国是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在这次访问里，周总理会见了我们一家人。在北京期间，我曾到长辛店的内燃机车厂蹲点五个星期，在清华大学逗留了三个星期；并曾到大寨劳动了一个月，到久别的山西长治市附近的张庄生活了两个半月。在几个月内，目睹了中国自一九五三年我离开以来的巨变。
在农业方面，中国已从个体农业变为公社化的集体农业。今天，很多人以为新中国农业公社化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当我们回想起二十年前中国还是小农经济的时候，便觉得中国这项努力并不简单，因为它开创了人类社会变革史上的先河。而这个变革，现在还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
我记得一九五三年离开中国之前，每块农田的面积还小于一亩，但我在一九七一年的旅程中，再见不到小块分散的农田，而是每块面积达二十至五十亩的农田。在华北的上空，从飞机俯瞰下去，到处都是连绵不断的田野，山坡上都筑了梯田，与国民党时期的荒地遍野、牛山濯濯的景象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二十年来，农业产量不断提高，七一年的粮食产量比五二年增产一倍多。先进单位如大寨的产量更增加达十倍，落后的农村如我工作过的张庄也增产两倍。
提起张庄，我想谈谈它的变化。在一九五二年，张庄的亩产不超过一百斤，七一年亩产已达三百斤。当然，它不是一个先进单位，但已有一定的进步。去年张庄的社员很高兴的写信告诉我，他们去年的亩产已超五百斤，并立下决心要跨过长江——即亩产八百斤。现在张庄是一个生产大队，拥有卫生院、学校、电力供应，还购买了拖拉机。在副业方面，他们开垦了六个菜园，生产足供整个大队成年的需要，平均每个家庭都养有一头猪，并建了一间由三个年青妇女管理的小型机械化粮食加工厂。
这样的变化是怎样得来的？当然是农民坚决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道路的成果。还有，张庄农民坚持学大寨的努力，也是加速张庄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他们在学大寨的过程中，也经过一番斗争的，他们曾经先后派过三个代表团到大寨学习，第一次只学到大寨建了很多新房子，第二次只学到大寨是以大队作核算单位，结果，这两次的学习没有带来什么成果。第三次是在一九七一年，当时我刚好在张庄参观，他们这次成功地学到了大寨发展的经验，就是在于坚持政治挂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学习的路线走对了头，生产也跟着搞了上去。
最后，我想概括一下，一九七一年的访问在我脑海里留下四个鲜明的印象。第一，中国的工农业建设和社会改革（如教育、医疗、意识形态等领域）正以高速度发展，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第二，在这些发展里，并非所有单位都能步伐一致的，他们之间有先进、中间、落后，但是大部分落后的单位，都有向先进单位学习、决心迎头赶上的志气；第三，中国人民不但在改造客观世界，他们还不断改造自己，我不能说每个中国人民都改造得很好，但我敢说他们每人都是整个中国的巨变中的一部分。在这个巨变里，他们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成为世界上最具政治觉悟的人民。例如无论在内燃机车厂中，或在张庄、大寨的田头，我都见到工人农民每天有一定的学习时间，阅读纸、学习理论和讨论政治，这在美国的工厂和农庄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第四，阶级斗争、三大差别还存在，这是毛主席为什么不断提醒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理。（四完）

　　

　　原载：中国文革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