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4章

“天下大势嘛，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斗工事

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

话说1968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个《布告》，即“七二四布告”，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基本解决了武斗问题。

7月27日，经毛泽东批准，北京市组织了由60多个工厂、近3万多名工人组成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学生们在“还击”中造成了5名工人死亡，不少工人受伤。

关于文革中的这一重大事件，韩爱晶是这样记述的：

“1968年7月27日上午，我来到北京大学俄文楼，这是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总部办公地点。午饭后，我顺便在工作人员宿舍睡午觉。当时我担任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我也是首都红代会核心组的副组长。我大部分时间忙于北航的运动。红代会的日常工作，由我校陈良同学常驻红代会代表我处理。熟睡之中，我被陈良叫醒，他很激动地说：

‘快、快起来，清华出事啦！多少万人把清华包围了，要强行拆除武斗工事!’

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拍手叫道：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陈良问：

‘怎么好？’

我说：

‘这样不就把武斗问题解决了吗？’

陈良说：

‘还搞不清怎么回事!’

我下了床说：

‘走，我们去看看。’

我们从北大往清华走去。只见清华大学围墙外面的路上人声鼎沸，停靠着许多卡车、吉普、大轿车……我们走近看，车上贴着‘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等字样。路边、树下、河坡到处是待命的工人。他们处在热烈而有组织的状况。看着这种平常少见的场景，我想起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跟我们讲过的话：‘我可没你们那么大的胆子，一声令下，随便就在北京开十万、二十万人的大会。我开一万人的大会都要请示毛主席。’我对陈良讲：

‘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

清华园里高音喇叭像炸了锅，广播员声嘶力竭：‘工人同志们，工人同志们，你们受骗了，杨余傅及其黑后台，操纵你们镇压红卫兵……’听到这个广播，我的脑袋嗡地懵了，我又急又气的跟陈良说：

‘这是谁定的调子？这个定调子的人要撤职，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搞清楚，怎么就可以轻率的说是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呢？定这样的调子太被动了。’

在迎面走过来的人潮里，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李冬民和另一个女头头，好像是陈文香。李冬民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陈文香是委员。他们从清华校园里看热闹往外走。我赶紧问：

‘冬民，到底怎么回事？’

李冬民说搞不清。我回到北航，想和蒯大富取得联系，让他改变广播台的政治态度，避免学生和工人之间发生冲突。我打电话给清华大学总机，找蒯大富，电话总机回答：‘接不通，找不到人。’我又急忙打电话到市革委会总机，找吴德。很奇怪，找不到吴德。我又请总机找分管文教的丁国钰，也找不到丁国钰。平常，只要一我是北航韩爱晶，总机马上会接通要找的市领导，这很正常，我是常委，吴德是副主任，丁国钰也是常委。在电话里我问市革委会工作人员清华大学的情况，回答是搞不清楚。总之，当时我处在被蒙蔽的状态。我只好在电话里请他们赶紧把清华大学的情况向领导汇，我非常严肃的强调，搞不好要出大事的。我毫无办法，找不到上级领导，我无可奈何的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望着天，恰见浓云密布，我仰天击掌，对天大喊：

‘老天爷、老天爷，你快下雨，快下大暴雨，下刀子！把工人和学生分开，只要过了今夜就好了。’

晚饭前后，有人告诉我，说清华那边已经开枪了，具体情况搞不清。”

7月28日凌晨2时半，毛泽东刚刚入睡不久，就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了。周恩来汇了清华流血事件。毛泽东十分震怒，脱口而出：

“造反派反了！”

凌晨3时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听取了中央碰头会成员的汇，决定召见北京市红卫兵组织的5大头头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

韩爱晶对毛泽东召见前的情况是这样描述的：

“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两点钟，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打来的。刘丰说：

‘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我赶到人民大会堂，这次见中央首长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不是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而是在西侧南门过道口坐下来等。

我到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和开会早就习以为常。平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接见，我们一般从南门进，汪东兴同志经常站在门外，握握手就进到会议厅，比如安徽厅，等待中央首长。如果学生、工人、农民代表来得多，有时我们北京的一些学生负责人或者再加上工人负责人，会被安排在小客厅里等着。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领导总是先跟我们北京主要的头头小范围谈谈，听听我们反映的情况，见面10分钟、20分钟左右，然后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再到会议厅。那时在安徽厅接见次数最多。周总理，中央领导在台上，我们就坐在下面。还有几十或几百个学生、工人或者外地来京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往往每次接见要持续一两个小时。这是文化大革命时，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与群众对话的最常用形式，所以这种会议的记录稿，在文化大革命中流传量快，流传最多，影响很大。可是7月28日凌晨，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只允许进到过道口等着。聂元梓、我、谭厚兰及王大宾先后来了，我们很自然的议论起清华发生的事情。王大宾义愤地说：

‘清华学生开枪，打死工人！很不应该！’

聂元梓说：

‘这么多工人包围清华，是怎么回事？我已经打电给中央反映了这一情况。’

等了大约20分钟左右，谢富治出来问：

‘都来了吗？’

我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对我们说：

‘不等了，进去吧。’

我们跟在谢副总理后面向里走，因为我年龄最小，脚步快，挨在谢富治身边。走到楼道中间要向右拐时，谢富治突然停住脚步，看着我，问道：

‘身上有小刀没有’

我们都站住了，我说没有。他们也都说没有。谢富治弯下身子，用手把我的裤腿抹下来。因为天热，我把裤腿卷到膝盖上。谢富治站起身说：

‘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

他这句意想不到的话所表达的内容，跟他刚才在外面平淡的表情反差太大。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飞腾到云雾之中，顿时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也来不及想什么。我们快步跟着谢富治往里边一个门走。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我还是走在前面。”

毛泽东这一次的特殊召见活动，竟持续了5个多小时，一直到8点半才结束。韩爱晶在谈话过程中曾作了详细记录。他是这样写的：

快到门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站在门口。陪同毛主席召见的中央领导人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叶群、汪东兴、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

我们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动一下。我非常激动的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

“毛主席，您好！”

大家和毛泽东主席及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毛主席说：

“都是一些年轻人!”

毛主席同黄作珍握手说：

“你叫黄作珍？我不认识，你没被打死？”

进屋之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一个一个大号的藤凉椅，围成大半个圆形。我看着毛主席面色很健康，大概因为经常游泳的缘故，脸上皮肤映着红褐色的光泽，微黑，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圣。看得出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刚才在这里已经议论一会了。江青说：

“好久不见了，你们又不贴大字标语。”

毛主席说：

“还不是在天安门上见过，又没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啦，其实你们的小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

我赶紧拿出钢笔和纸一边听一边作记录。毛主席问：

“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回答：

“恐怕是不肯来。”

我觉得谢富治说的太不合情理，就急忙替蒯大富解释说：

“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是知道中央领导接见不会不来，他要是见不着毛主席，他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主席说：

“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3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毛主席一边说着，一边抽大雪茄，声如钟磐，清脆顺畅。他转向聂元梓问道：

“工人和学生这样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井冈山？”

温玉成说：

“不是他们。”

黄作珍问：

“北大和哪个单位冲突了？”

聂元梓说：

“是与农科院，我们还在门口摆了茶水，他们骂我们二流派，老保，还骂我破鞋。”

我说：

“不要在主席面前说这个。”

毛主席问：

“你们没跟他们打？”

聂元梓回答：

“互相打了。”

毛主席说：

“那不知道，抓黑手，这个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10万。”

谢富治说：

“不到3万人。”

毛主席说：

“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方法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院校59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

毛主席说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着说：

“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办法，那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能解决。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

毛主席把脸转向王大宾：

“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周恩来说：

“他们学校还好。”

王大宾说：

“那几个反对谢副总理的、反我们的人都跑了。”

谢富治说：

“他的二把手聂树人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主席说：

“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大宾说：

“那是他们挑拨关系。他是一个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干劲也大，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主席说：

“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那么远，你坐过来些。”

林彪说：

“来嘛。”

谢富治说：

“去、去。”

王大宾原来坐在离毛泽东较远的位置，好像是女服务员拿来一把椅子，放在后面离毛泽东较近的地方。王大宾起身坐了过去。毛主席说：

“坐下，坐下。事情都要留点余地，都是学生，你们也没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就是因为关键两派忙于武斗。心都到武斗上去了。这个斗批改不行，或者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现在的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的多起来了。聂元梓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来，有时候三百，有时候一百五，哪里有林彪、黄永胜的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出3万多。”

林彪说：

“哪有黄永胜那么多。”

毛主席说：

“天下大势嘛，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老佛爷，叫你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你还是个小辫子嘛，你就要下放？在学校读了十几年书，大家赞成你下去，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来代替你呢。”

谭厚兰说：

“都安排好了。”

毛主席说：

“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我们有偏向，井冈山414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414说414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414！414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吗？”

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叫卫戍区放人。毛主席接着说：

“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点。你北大井冈山有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方法，按照辩证法，而且不要住在一个城市里，就一分为二，一个南、一个北，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自己清理自己的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那老佛爷老巢一捅，捅得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你们大概还是留一手的。留一手也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说不是有一个凶手要戳你吗？知道了也不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谁也不要说啦。不过你以后要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

江青说：

“她有人保镖。”

聂元梓说：

“没有。”

毛主席说：

“人家说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这个聂家就是不好。哥哥不好是哥哥，姐姐不好是姐姐，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

这时有人进来告说：“还是找不到蒯大富。”谢富治说：

“广播了，点名说中央文革要找，要清华蒯大富来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江青问：

“是他自己不愿来，还是出不来？”

谢富治回答：

“我估计有人控制他，有控制也不紧。”

姚文元说：

“有可能。”

毛主席说：

“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人，这个经验很多。”

毛主席又问：

“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说：

“我那里没有，就是66年9月23日和保守派夺电台干了一下，是伯达同志派人救援我们，以后我们就没打过。”

毛主席说：

“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内部就没打过架。”

他又风趣地说：

“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很会打主意，是个谋士啊？”

我说：

“我们学校工农子弟多，比较朴实，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分裂为两派。”

姚文元说：

“我才不信呢！你们那里就没有不同意见，纯之又纯。”

我说：

“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面比较复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起家的人权少了，搞武斗的一派权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当面劝他，可是他回去就又变了。”

康生说：

“韩爱晶，不是你说的那样吧？”

毛主席说：

“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谭厚兰，文化大革命两年了，你那一个两百人的兵团也没解决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到会4个，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还不能走，给他们恢复粮食，出出进进，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兵团是个‘省无联’式的大杂烩，因为他夺权嘛！别的有些学校都参加了。”

我说：

“我参加了。”

江青说：

“韩爱晶想颠覆人家谭后兰。”

毛泽东说：

“你也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青年人就是做些好事，也会做些坏事。你们说中央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恩来在3月24号、27号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永胜同志、温玉成同志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么一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两方面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什么打，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青说：

“败家子! ”

毛主席一边抽雪茄，一边说话，有时还用火柴重新点燃雪茄。他说：

“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的神通，调起兵来也只有那么两三百，你的兵跑哪去了嘛！还得靠工人、复员军人为主力，没有那个你还不行。护兵，林彪同志兵多哪。给你几千、几万，可以把井冈山统统灭掉嘛！这个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会讨论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彪说：

“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了四个方案，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主席说：

“一分为二，就是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双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多空地，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你聂元梓来，或者侯汉青来。你们不是叫‘杀牛、宰猴、断羊腰’吗？牛是牛辉林、侯是侯汉青、羊是杨克明，这3个人我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青年人嘛！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杨克明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会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后来不行，延长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说3年就3年嘛！我说不行要多少时候就给多少时候，反正人是在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2年、4年、8年，你还不是在那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一个办法，谭厚兰不就是想走了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现在高中比大学的课程还多，上6年、10年顶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说：

“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打趣说：

“她是老佛爷。”

毛主席说：

“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来的吗？又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说：

“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主席说：

“如果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写小说，每周给我写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诗歌。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见什么了？”

周恩来说：

“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就僵化了。”

毛主席说：

“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读完了大学，其他人都没有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半年，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8年，根本没有进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6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叶群马上接茬说：

“江青同志自学很刻苦。”

毛主席冲着叶群说：

“你不要又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学校里学来的，以前我在学校里很不规矩的，我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考试嘛，60分以上，80分以下，70分左右，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有时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嘛！因为就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说：

“我读中学读了4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又没有中学文凭，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主席说：

“现在办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3个月，6个月。”

林彪说：

“一、二、三期只有3个月，到了四期加长了。”

毛主席说：

“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学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说：

“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里几天就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百闻不如一见。”

毛主席说：

“我就是没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有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

林彪：

“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

毛主席：

“遵义会议的时候，我跟谁辩论？”

他记不起那个人的名字，看看周恩来。周恩来说：

“是何克全。”

毛主席接着说：

“他问我《孙子兵法》你看过没有？我问他：同志，《孙子兵法》有多少篇？他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叫什么？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粗望过一遍。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密尔就是兵法，阿特密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还是学英文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谭厚兰你学什么？”

谭厚兰说：

“我学俄文。”

毛主席又转向我和王大宾。我说：学了8年俄文，学过一点点英文。王大宾说：学俄文。毛主席说：

“学地质没有外文不行，还是学英文好！学外文要从小学学起。”

这时，谈话离开文革的事，显得轻松，我向主席提出个人前途问题：

“主席，文化革命搞完以后让我当兵去吧。”

毛主席回答道：

“当半年兵就够了。当那么长时间兵干什么？当兵半年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两年工人，那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还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还不是丘八！”

他问黄永胜：

“黄永胜同志，你念过几年书？”

黄永胜马上站起来，把军帽子放在茶几上，毕恭毕敬答道：一年半。毛主席又问：

“你家什么成份呢？”

黄永胜回答：下中农。毛主席又转向温玉成：

“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呢？”

温玉成也毕恭毕敬站起来回答说：3年。毛主席问：

“你家什么成份呢”

温玉成说：贫农。毛主席说：

“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就学这么点，他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黄永胜这个人我原来也不认识，到北京来谈了两次就认识了。”

林彪说：

“黄埔军校xxx，蒋介石奖给他一只金表，后来在南京，就是不能打仗。”

叶群插话说：他是反对主席的。毛主席说：

“世界上的人，没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我说他译的孙子兵法有缺点，让他改也不行。周约翰、王明、还有王德侯，还到苏联学过呢。”

叶群说：

“在延安他给朱德当秘书。”

林彪说：

“xxx在南京军事学院，xx学科、xx学科，很多学科都能考五分，就是不能打仗。”

毛主席说：

“所以，斗批散还是个办法。走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要办，但要改变办法，学文的要写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革命斗争的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学为好。我说砸烂公检法，听说天派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3万人，弄出九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3万人只留下百把十人，其余进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可你们一定要打倒。于是匆匆忙忙抓人，人大三红总部不出面，只让个小战斗队提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追查责任，他说‘只是一个战斗队，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他们提出打倒反革命赵桂林。赵桂林我不认识，但怎么是反革命呢？你们那些材料我都看了。聂元梓，侯汉青你们还没有提他是反革命嘛？”

聂元梓说：

“侯汉青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

毛主席说：

“我们这些人受到一些诬蔑不要紧，牛辉林纲上得不好，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学院，一个政法公社、一个政法兵团，他们听了要不高兴的。要把时间减少，挑工农子弟。鞍钢一个审讯侦缉的案子，有群众参加办，他消息灵通，多少年没有查出来的案子搞出来了。公安局预审，没有别的办法，打人。现在由群众来审，又不打人。用侦缉得来的材料不确切，军管会还不是丘八。温玉成这些人又不认识几个人，就根据几个侦缉能行吗？我们说，学习群众……我说一不要杀，二不判重刑，判他两年、三年算了。军队里过去关禁闭，现在还有没有了？‘逃兵’，你们还抓吗？”

温玉成说：

“禁闭早取消了，逃兵不抓了。”

毛主席说：

“人家还想逃，你抓回来干啥呢？斗、批、走，要走就算了。为什么人家要走呢？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里有家事，或者军队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捉，不关禁闭，逃兵比过去反而少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现在学校捉了人要做俘虏，要供，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了。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温玉成也不抓逃兵了，也不关禁闭了。你们发明了个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告》里讲戴高帽子游乡，我可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今天怎么样？以为要抓你们来坐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做法不好，我说这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4个人，打伤针织总厂50个。”

林彪说：

“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说：

“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主席说：

“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呀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办法。”

周恩来说：

“在1966年下半年，你们去工厂串联，工人欢迎你们，没有打你们嘛。”

毛主席说：

“让他们去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么，是中央派出的嘛！不是说工人是领导阶级吗？我们不是说过工人阶级专政嘛！专你们学校极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主要人物，知名人士，包括蒯司令。现在还在搞串联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4.22’，河南分出来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辽宁的‘八三一’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一套。”

我说：

“有的我也不知道。”

姚文元反问我：

“你们侯玉山不是做了告吗？”

林彪笑着说：

“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周恩来说：

“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主席说：

“又说是中央开十二中全会，中央闹得乱七八糟，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周恩来说：

“北航要开什么国防科委系统的会议，开了没有？”

我说：

“我听到有这样的建议，一吓，没敢开。”

周恩来说：

“不要开了，你是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毛主席说：

“我为什么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找你们几个人来讲讲这件事，使你们有个准备啊！我历来不搞录音，今天录了。不然你们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个东西。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放，搞得许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一定要中央直接表态。我对你们的事，除了运动一开始，管了一下，以后因为太忙，也就管不上了。北京有谢富治来管嘛。过去召集你们开会，我也不到的，林彪同志也不到的，当了官僚了。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早就不大想当了，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彪说：

“昨天我开车子，我说去看看大字吧。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反对武斗。”

毛主席说：

“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

林彪说：

“你们把自己孤立到工农兵之外。”

毛主席说：

“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的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说：

“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分子，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

毛主席说：

“布告上要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要实行围剿。”

林彪说：

“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

“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的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的。”

林彪说：

“我们长征过广西时，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毛主席说：

“韩爱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帮助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我说：

“蒯大富是骑虎难下，下不来，他有难处。”

康生说：

“情况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毛主席说：

“如果他骑虎难下，我们就要把老虎打死。”

周恩来说：

“国防科委系统，你怎么召集会议？”

姚文元说：

“你们把广西422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

康生说：

“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我说：

“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中央可以调查，是广东武传斌召集的。当时我生病，在北京体育学院休息。学校里打来电话，说从广东来两个省革委会常委，一个是工人邱学科，一个是中山大学的武传斌，他们是来找黄永胜总参谋长的，他们说黄永胜支持他们。他们说与黄永胜、温玉成很熟，来见黄永胜、温玉成。”

江青笑着对黄永胜、温玉成说：

“呵，原来还是你们两个的关系呢。”

我接着说：

“学校里打电话要我接待广东省这两个革委会常委。我说自己没有体力接待。北航的同学说，现在外面说‘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国防科委学代会来了很多外省造反派头头和革委会负责人，可你不但没有热情接待，甚至连见都不见，人家说你老大作风，骄傲自满，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在体育学院接待了邱学科、武传斌。送行之时，他们提出要开一个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不比外地，在北京不能随便开会，在北京开会就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很复杂。武传斌说，他和天派、地派关系都很好。最后，我只同意在天派、地派都参加的情况下，找几个可靠的外省造反派头头、革委会负责人聊聊天，只摆情况，不谈办法，蒯大富，王大宾都参加才行。后来我住了医院，开会的那天，学校的同学打电话说，大家感到不对头，地质学院只参加了筹备会，后来就不参加了，蒯大富来听了一会儿就吓跑了，井冈山也吓跑了。同学们纷纷打电话给我反映情况。我说，那你们赶紧写告，把这件事告中央。谁知道告还没有写好，中央批评已经下来了，说是黑会。”

毛主席说：

“你们把韩爱晶讲得太多了，他才22岁嘛!”

江青说：

“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人来上访，你们接待他们，把他们藏起来。你们作了很多工作，我们当时也有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到，现在再搞这个就不行了。因为他们反对的是各省革命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谭厚兰，‘九.七’是谁去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厚兰说：

“是毛主席，中央文革。”

谢富治说：

“那时江青同志知道了，是江青同志给你稳住了。”

江青说：

“对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大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3个月不见阳光，亏你做得出，我听了都流泪了。他几百个人，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还有蒯大富最听韩爱晶的话，我们的话不听，你们想推翻谭厚兰。开头是韩爱晶不对，去颠覆人家。”

我说：我有错。毛主席说：

“相当有点无政府。世界上，无政府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主义就不会消失，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这是对我们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青说：

“据说兵团是反对我们的，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讲话呢？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你最好把他们放了，有几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们想绞死我，不管怎么样是年青人嘛。老佛爷也是这样，你也绝对的，什么油炸我啦，绞死我啦，我不怕别人油炸。”

聂元梓说：

“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姚文元说：

“油炸只是一种说法。”

毛主席说：

“油炸，主要在小房里说说。那是希望，什么绞死蒯大富啦。”

谢富治说：

“牛辉林不好。”

江青说：

“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没有点发言权？我躲着为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起来了，我说414，你们不是必胜吗？414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老，可他是个群众组织啊，蒯司令就要搞掉他。”

毛主席说：

“414几千人，你搞又搞不掉。北大井冈山几千人，坏人自己会被端出来。”

江青情绪激动起来，说：

“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国平天下哪！我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毛主席说：

“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断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吗？为什么要‘杀猴’呢？你们列举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攻击总理、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有在外面贴大字。”

江青说：

“贴大字我也不怕。”

毛主席问：

“前年，那是什么人啊，反对林彪同志？”

周恩来、叶群说：是伊林、涤西。毛主席说：

“此外，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的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着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就不应该抓，许多人被抓了，我点了头。”

谢富治说：

“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主席说：

“你不要袒护我，给我掩盖。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富治说：

“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主席说：

“放了，就上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一二个月，他们也没意思了。有些人耍流氓，无非弄几个钱，路上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我看彭小蒙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姚文元说：

“他的父母很坏，跟伍修权搞在一起。”

毛主席问：

“彭小蒙父母是干什么的？”

姚文元答：

“红十字会秘书长。”

聂元梓说：

“牛辉林很坏，他父母与彭小蒙父母有关系。”

江青说：

“在政治上，我们对你们都是有政治责任的，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各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元梓说：

“井冈山，下山一千多人，正在办学习班。”

毛主席说：

“你那下山的人靠不住，你那里井冈山大多数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你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们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是犯过错误的，你们初犯错误，也怪不得你们。”

江青问：

“樊立勤怎么样”

聂元梓说：

“没有搞他，他和彭佩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

毛主席说：

“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

聂元梓说：

“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主席问：

“侯汉青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元粹说：

“是研究生，他父亲在63年搞投机倒把。”

江青说：

“最坏的，不是他们，是几个组织联起来的，里边有坏人，有外国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聂元梓说：

“他们是井冈山、红旗飘、零等联合起来的。”

毛主席说：

“这个作风不好，飘、零、井、红，应该变成团、零、飘、红，他小，可是他厉害。你们今天，两个天派，两个地派，两个支持清华414，两个支持北大井冈山，两个天派同意蒯司令，我不很清楚天派和地派的事，有那么多的学校，简言之，我们和五大将打交道很多，我们是有经验的。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他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么5个，你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管运动中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是护你们的。你们在工作中也要面对很多问题，我也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你们也没有。大多数学校没有搞武斗，只有其中一小部分人搞武斗，一打就不可开交。现在59个学校，打得厉害的也就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他们影响了工人、解放军和内部团结，为什么有那么多没有参加武斗呢？为什么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了没有？”

我一边听，一边记录，钢笔水写空了。我低声问进来换茶水的女服务员：

“请问有没有墨水？”

女服务员说：没有。随后递来几只铅笔，我开始用铅笔记录。后来，每过一会儿，女服务员就递来一把削好的铅笔，换走我写秃的铅笔，直到谈话结束。

谈话过程中，毛主席几次看手表，时间已经很长了。文革中毛主席见外国元首一般也才40分钟左右。

谢富治说：

“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责任在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主席说：

“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又不向中央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联，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联，不对，不过你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富治说：

“对我帮助很大。”

毛主席说：

“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彪说：

“一场大雨就把打倒吹了。”

毛主席说：

“现在外面的大标语字越写越大。小孩子揭大字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

谢富治说：

“7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主席说：

“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中国人有一个好处，有意见就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联也不好，人家还在串联。砸三旧派在串联，反砸三旧也在串联，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联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联，你不让好人串联，坏人在串联，你不让多数人串联，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

江青说：

“通过串联把观点统一起来，把坏人揪出来。”

欲知接下来的谈话情况怎样？请看下一章便知。

《毛泽东大传》第三版今日已经在淘宝上架，一套全十卷共六册，只收工本费230元包邮,淘宝店铺网址：或淘宝搜索店铺号：；。东方直心，联系方式：，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