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与仇　　

　　文革在政治上被否定了，但不应当把它变成一片空白，发生过的历史是永远无法抹掉的。即使是为了避免一段历史的重演，也需要的是对它进行哲学上的“扬弃”。至于有人言“文革就是希特勒”更是恐吓和谩骂。于是关于文革的有些人和事就必然地流传了下来，这里说的只是我亲身经历的所在单位的文革史。有句老话叫“一滴水看世界”，几个人当年的模样和性格就会组成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画面，如今这个时期已经渐行渐远，可是这些画面也许会琥珀般的凝成下来，从而折射出那个刚刚过去的时代。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来自个人经历，对这些人的描绘，必然就带有个人的角度、眼光甚至偏见甚至谬误。还需要说明的是，文中的各派均属于当时的说法，不甚准确，这里只是做个记号罢了。　　

　　 上篇 当权派和受难者：　　

　　

　　魏志远　　

　　

　　作为场党总支书记、一把手他被打击的原因是：从运动前对于褚忠良和史荣祖问题的包庇（起码属于渎职范围）；运动开始从写《乘胜前进》到后来对于群众的压制、围攻；运动高潮时针锋相对地组织了反扑，可以说是典型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仅此而已，它不属于坏人，甚至还不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他受到的打击却很严重：被罢官、被扣押、被批斗，后来虽多次检查也没有被结合进领导班子。记得1971年我对他的检查提出过意见，出乎意料地是他还专程来我们班组再次作了检查。尽管如此，他始终没有“站起来”，大约在七十年代末期，郁郁而死，年龄也就50岁多一点。对于他的悲剧评价：只是一般地官僚主义，只是在特定的形势下成为打击重点。这和他的一把手位置有关，（二把手运动里动作不少，但所受冲击轻得多）此外他没有任何帮派，困难时被干部内部斥为“软弱”，特别是他在高压下写出的《退党书》（主旨是：“我问题严重，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更为一些人所不宽恕，并进一步被指责为“叛党”。他是在夹缝中艰难地存活，而且有“形影相吊，孑然一身”的感觉。加上他确实没有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甚至那时不少干部的多吃多占他都没有），可以理解他多年“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委屈和困苦境地。是失去希望使他撒手人寰的。公平而言，他的错误都落实，最多也不过是降职或者调动。可他不仅被彻底打倒，而且还失去了生命，确实是个悲剧性人物。毫无疑问，它是文革的牺牲品。如果再想起他运动前对自己的种种不错，更会使人觉得黯然神伤。　　

　　褚忠良和史荣祖：　　

　　

　　如果揭发没有重大诬陷，（一般说来，平民百姓量也不敢做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那么在开滦煤矿挖过煤褚忠良的可以说是蜕化变质——即使克扣工人算在“管理”里，那逼死姜玉江也是犯罪；史属于混进党内，历史问题也许都交待了，但是本质未改；其贪污救灾的粮款至今按照《刑法》也会从重治罪；其有“权色交易”性质的作风问题，在今天也属于腐化堕落。他们被打击、被罢官，可以说是罪有应得，也是运动的起因。当然对于他们的非法关押、人格侮辱和身体打击都是非法的，那是时代的产物（而当时许多无大错的百姓，特别是造反派和“牛鬼蛇神”都是“享受”过这些“待遇”的），也是不应该的。　　

　　郑省民　　

　　

　　场团总支书记，它是和魏志远有着类似命运的人。他是在学校里就入了党的青年，人格正直，受到了全场绝大多数人的尊重。他在运动里受冲击并不是个人有问题，而在于他的位置和与运动的对立，而且还有自己的信念（比如有人也逼他“退党”，他就严词拒绝）。这样在场领导受到批判时，他也难免受难。但是他不记私仇，对于后来的造反派被整，他也能够秉公说话，更没有落井下石。他在被解放以后当了中层，（车队队长）也敢于站在工人一边。到了后来改革开放时期，不仅彻底转变了当年的“保守”，而且说认识到了毛主席在30年前提出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再后来他的生活地位开始边缘化，中年丧妻后，进入老年的他又成了老工人讨要欠发工资的代表，（别人曾对我说过，他现在成了1966年的你！）他的生活很艰苦，经历更使人心痛，终于在2006年去世，享年不足66岁。　　

　　铁海新　　

　　

　　虽然也是“苦大力”出身，可他在干部队伍里的经营有方、很有实力。由于对工人凶狠无情而被称为“铁心”。初期没有受到冲击，后来又结合到班子里，作为场党总支副书记一时间俨然庞然大物。然而由于其本性恶劣，手段拙劣（盗窃），又碰到了一位抓住他不放的担任领导职务的的复员军人，终于一朝倾覆，被开除出党。　　

　　

　　他和褚、史这些人，用当时的话来说可以说是“国民党反动派隐藏在共产党内的残余势力”，他们以及一些执行了资反路线的官僚主义者，就成了文革中造反派和广大群众的冲击对象。　　

　　

　　 受难者　　

　　

　　姜玉江：　　

　　

　　他的贫农出身，他的军人经历以及他因揭发顶头上司而被迫害造成自杀未遂都是实情。然而这些并弥补上他的人格缺陷。八二五那天反扑的风暴来临时，本能地感到危险的他竟然异想天开地找到了场保卫股，竟然要这个实力部门“保障他的人身安全”！好在那天反扑没有成功，否则他将被扣在那里，名义当然会是“保卫全场的安全”。八二五派胜了，他理所当然地成了“受难者”；后来形势变了，他居然又加入仇视八二五那些人的队伍。对此，许多人实在不解，说他是“叛徒”，看来这是抬高他了；也有人说他是“神经病”，又好像替他的行为辩解。其实，说来说去，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个人主义者，只是他农民般的直率和不加掩饰使人们觉得不可思议罢了。他的道路在文革后却是苦尽甜来，既无和当权派一起挨斗，也没与造反派一起被整，直至后来当上了保健站站长——可以说是这场斗争的大赢家。这一切不仅在于他过去的冤屈，也还在于他后来的见风使舵，更在于场内各派力量相互斗争给他留下的生存空间。这样的受难者后来也成了一种典型，也许不少人都见过：那就是他的东西被偷，但是面对盗贼的凶恶却否认被偷，从而使身边的见义勇为者陷于“无事生非”尴尬境地的那种人。可是最近碰到了一个熟悉他的人——说他不久前已经死了。　　

　　卢树章：　　

　　

　　他是我们进场学徒期间的偶像之一。保养车间机械工段长的位置和他手臂上在三条石学徒时留下的烙痕，使人们对他满怀敬重。由于他的老工人身份，运动初期并没有明显的表现。但是后来我们的队伍（虽然那时还没成立组织）壮大了，他也参加了一些事情的研究，虽然谈不上是核心，但是受到了我们大家的尊重。问题出在后来的运动反复。在一次批判场领导执行的“资反路线”时有人提到了场长路明桥对他的特别注意——原话是“你们要警惕那个后面的坐山雕！”听完这话，不少觉得有趣的年轻人哄堂大笑，可是他的脸色立即灰了下来并要揭发人再次重复、核实。而事后他就逐步沉默起来，不过也没遇到什么问题。然而到了1968年臭名昭著的“清理阶级队伍”时，他的厄运也就随之而来了。　　

　　

　　首当其冲的是我是以“现行反革命分子”身份被“扭送到军管会学习班”；接着复员军人何少然，在场内办个人“学习班”时被打得鼻青脸肿。卢师傅那个不准回家学习班也办的热火朝天、别具特色，　　

　　

　　但是相信最多不过是逼迫威胁、恶语相加，还不至于有人对他动手。可结果他还是悬梁自尽了。可悲的是听说他的残疾儿子亦因此被迫离婚，分手时他泪流满面的恳求妻子，孩子一定给我！因为我以后再也搞不上对象了！听到这话人们都神情黯然。　　

　　

　　然而不久前（2007年底）我和老同事们再次聚会时，听说卢师傅的女儿已经是天津市某区的区长、后来的区委书记了！听了真让人百感交集、嘘唏不已。对此我没有去做核实，但相信就是真的！　　

　　汪义祥：　　

　　

　　由于史荣祖被打倒，在文革中他也算出了这多年积累下来的恶气。他文化不错，也算运动骨干，唯有在运动反复时期，缺乏人们所想象和期待地那样坚强。当然他也有他的难处。　　

　　

　　

　　 中篇 造反派　　

　　梁宝山：　　

　　

　　八二五革命造反团的一号人物。曾作为群众代表出任三结合的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撤职。他原先就是车间的班组长，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造反比较晚，最早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我替文革委员会写的一篇《八二五汽车运输场的诞生》，由文字印成传单。它既不是临文小组的成员，也不是文革委员会的成员，所以能够后来居上，首先是借助1966年10月的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高潮，在场里第一次把我们观点的人组织了起来，成立了造反团。再者他的社会经历和组织才能，也使他在10月以后的社会气氛里如鱼得水。造反团成立于北京的商业部招待所，那是我们场的造反派在10月份受打击后，到北京告状居住的地方。造反起家的我们这些人，却和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有了良好地关系，从而被一些外地的上访者称为了“保皇派”。在这个过程中梁宝山的才能脱颖而出。他的文化不高，但记忆力不错，头脑反应灵活。我记得一次和外面人的辩论，也就一个多小时，他就给对方总结了“八大罪状”，而且说的“条条是道”，这在当时极有效果。而在关键时刻的几次冲锋，特别是后来搭救被扣在北京的董宜德和我，就表现特别突出，从而有了老大的地位。他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也要比我们这些初期的造反者成熟地多。他不仅在内部有核心、有哥儿们、有亲信，用人也很老道。特别是他还能够和后来上来的各种势力的头头拉得上关系，起码不会怒目相视、剑拔弩张。平心而论，它极具当时许多工矿企业造反派头头的特征，虽然他不知道斯维尔德洛夫和牛虻，但是比我们这些学派人物，在工厂里有着大的多的社会基础。他的缺点是缺乏信念，关键时刻也有幻想，特别是不愿意为我们这些因运动做法而遭受打击的人去洗清罪名，对此他仅是背后的劝慰和敷衍，而绝不会挺身而出，怕的是影响了自己后来的位置。他把希望寄托在和某些实力人物的“和平共处”之上，其实那些人把他和我们是看作“一丘之貉”的。所以，在我被送进军管会之后，就迎来了他的被免职。后来形势变化了，又有人要求为他复职，也都进展不大。文革后的20年，他死于一次偶然的车祸，人们都说可惜，相信他在改革的环境下会另有一番作为。究竟如何？命运已经为他划了句号。　　

　　陈风雨(自画像)：　　

　　

　　可以肯定地讲，如果没有1966年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他不用很久会成为一个专业画家的。令许多人不解的是他在自己的学习道路蒸蒸日上的时刻却奋然投入文革。应当说这是它文革前的“思想不断进步”必然，是他的头脑里“欧阳海取代了契诃夫”的结果。他很真实，想当初在学习雷锋风靡全国的时候，他却在日记里记下了“宁可放弃十个雷锋，我也愿意做一个谢洛夫”这种看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思想。可是后来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他又从心里树立了自己的新偶像。比起那些自己总有一定之规的人们，或是比那些来就没有什么信念的人们，他的“一经倾心，至死不变”（他摘录的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的诗句）便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当然前提是那红红火火、令人心血沸腾的社会大环境和单位里的具体问题。他和谭力夫、蒯大富和遇罗克是同时代人，而无论这些人被称作英雄还是恶魔的时候。　　

　　

　　说到他的思想根源，也和他从小就树立的“扶贫除恶”、“嫉恶如仇”有关，《水浒传》一直是他最喜欢的书。他还崇尚个性、钦佩有学问的人，才华横溢的女右派林希翎一度是他的偶像。由于缺乏顺从，也使经常搞宣传的他和某些政工和团的干部相处得不那么愉快，他对因此而被称为“不要求进步、不关心政治”大不以为然。如果说他的缺点除去轻信和有时比较偏激外，也还有显示“真正关心政治”的成分，充其量属于当时批判的“个人英雄主义”而已，但是在运动里他绝没有仇的私心和入党做官的野心。这样，在那个特殊时代和特殊环境，他就不可避免的会走上了一条风大浪急的险路。他所幸碰到的是1966，而不是1957；于是没有成为右派，而成了造反派，这是他的宿命。犹如当时全国千百万冲锋陷阵的年轻人一样。　　

　　

　　运动的特殊性不仅决定了他的义无返顾，而且也决定了他会发挥出自己平时无论如何也发挥不出的能量——这就是从《六月的风》到《永生难忘的三天》所展示的全过程。尽管很快地离开了当时的位置，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以后连续多年被当做第一打击目标的处境，他的青年时代就是一部受难史。他的青春就在不断地“被围剿”和“反围剿”的拉锯战中悄然逝去。遗产是什么呢？奋进精神甚至还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使他后来在作记者时，也干出了别人难有的辉煌；然而，缺乏依附、轻视人际，光顾了开花而忽略了扎根，又几乎使他重蹈覆辙。可这无论是教训还是命运，都已经是后话了。　　

　　董宜德　　

　　

　　我最早的战友，但一直在运动中任职，后为场革委会常委。他是运动中最早的造反者，但是年近30岁的他，比起立场激进的我就显得成熟甚至圆滑。因而受到的打击就少得多。1967年军队镇压我们，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组织”所列5个“首要分子”，梁宝山第一，已经没有任何职务的我名列第二，而他却不在其内。他和梁配合得不错，遗憾的是在我受到诬陷时，同样不吭声，但这也没有改变后来的下台。对此我有一次问他，你连我也不相信了吗？他的回答竟然是，我只相信我自己。其实，他对我也谈不上怀疑，只是怕引火烧身罢了。他的这种“温和”作风一直保持了下来，也还有相当的人际圈子。　　

　　宫虎：　　

　　

　　运动初期，曾有人把我和他的姓再加上另一人连在一起，称之为“破坏我场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这是比较极端的人写的，但是也体现了我们的影响。他作为最早的造反者、临时文革小组的成员，有着自己特殊的优势和缺陷：首先年龄趋于成熟（大我六七岁）和厂里极少的高中毕业学历（我们大多是初中生），然而他的弱点是家庭出身问题比较严重：一是其父伪保长，二是其兄不久前自杀。（如何应对他早有准备，八二五大会那天的精彩对答就说明这点）他呆的小组是一个技术性较强的部门，这既有对他的重视，也有依然在工人岗位的限制。他的大字写得快而且文采斐然，记得有一次，他写出了“三十六计”然后就联系到某当权派的做法，一一对号，其实，这是高抬了那位领导。可大字却迎来了一片喝彩。在不少人眼里，他属于“智多星”型的人物，点子多，反应快。有相当的群众基础。许多人都为他的家庭感到遗憾，他在这种场合也有几次为此捶胸顿足。他在派内也有一定的实力，是不多地敢向“三巨头”（梁、董、张）说“不”的人，还一度有另起炉灶，成立卫东团的打算。他在1966年底运动高潮时，曾被选为我们派（全场最大的派）保养车间的负责人，（加上另一老复员军人和我共三人）那是他最为踌躇满志的时候。可是好景不长，到了转年三月初，我们就被军队镇压了，他也和我与梁宝山一起被列为“首要分子”，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而这反复再次暴露了他的软弱，早在我们1966年6月里第一次被围攻时，他表明了“我们与陈董不同，只是和风细雨地给书记提意见”；在 “三.二”这次反复时，我被批斗，他来揭发，说是被我蒙蔽，看着这个我大六七岁的“智多星”信誓旦旦，我只感到滑稽。他说话很快，有时在会议中间，他说“就有一句话”，结果说起来起码办半个小时。我们也被不少人看成一类，其实并非如此。他的技术不错，也可以算个权威了，直到他调走，有人说他的节油经验到了市里，也有的人说他又被整了一回，究竟如何，我一直没有见到过他。如今，他年过七十了，估计人生里遗憾也不少吧。　　

　　张玉鹏：　　

　　

　　可以说是最典型的工矿造反派头头，甚至从外形都和某些影视作品里的造反派都很相似——年近30岁，可是一身红卫兵军装，还背着一个绿挎包。他造反很晚，几乎没有写过什么大字，可是能讲话。在成立团体前后表现突出，遂成了“三巨头”之一。此人运动前属于劳动纪律比较差的职工，运动中又一度以“打牌、鸽子、搞对象”闻名而被称为“张三样”。和我们不少人比，他更没有什么政治信念，但是能言善辩，有时也慷慨激昂，极为风光。可以由于派系整体底气不足，他也没有坚持多久，后来他就调出了本场。近年来听说。他在退休时——已经成了处级干部——这也是极有可能的。　　

　　柏秀山。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我们的铁杆成员竟然来自八二五那天的反对者队伍。他是党员、老劳模，原来的立场并不奇怪，改变后就坚决到底。尽管后来作为负责人之一，他的能力确有差距，可他的人品和忠诚确是无可怀疑的。他是在我和董宜德在北京被绑架后，作为营救我们的成员参加我们的队伍的，我看到他很感动，甚至要以长辈相称。在1967年我们被军队镇压时，我作为被扣押的“首要分子”不少人躲闪不及，唯独他从老远就亲切地呼唤着我的名字，一种旁若无人的大义凛然，想起来真有李玉和那种大无畏的风度。可惜他早已去世，也不过50多岁吧。　　

　　傅民权　　

　　

　　我们车间的前工会主席，后来新疆“红二司”的负责人。他是一名焊工，工会组长，党员。他个子很高，面部形象很有棱角，作为劳模我就给他画过像。后来当了车间的工会主席，也正是他开始有希望的时候，突然决定去新疆了——是作为他“迁厂”的爱人的“家属”一起去的。他的决定使人们感到敬佩，也感到惋惜，也许都觉得他的机会才开始，可他就那么毅然决然地走了。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和妻子都是属于把“共产党员就要到最艰苦地方去”真正当成人生信条的人。他走了，我去车站送他。后来了解到，他的主席干得并不舒心，归根结底就是和车间领导不完全合拍，也许是他的工人本色太浓了。以后就听说，他到了新疆成了造反派的头头，人们并不感到奇怪。大约是在1967年夏天，也就是全国派系林立的时候，他到场里来过一次——可惜我没遇到他，可他也问起我来。据别人介绍，他这时已经成了新疆最大的造反组织“红二司”的头头，是作为群众代表到北京开会来的。他当时理直气壮，透出一种必胜的信念。这时我就想，如果他在场里没有走，那说不定也会和我们一起造反的。但是后来，就一直没有了他的消息，只是听说新疆造反派处境困难。若此，估计他也难有太好的“未来”。他是属于那种不多见的“党员造反派”，同时是属于那种有信念、肯于自我牺牲的人。但是他的结局未必比我们乐观。　　

　　 下篇：保守派、伪造反派、政工干部和驻军　　

　　廉保玉：　　

　　

　　这个政治处组织股副股长曾亲口对我说过，看到了聂元梓的大字，她“还是有些想法的。”因此对于我们把她“打成保皇派”，恼怒无比。看来我们的行为不仅使他受到了屈辱，而且也影响了它的“政治前途”。为此她不仅炮制了陷害我的所有材料（整黑材料就是他们政治处的本职工作），而且直接篡改了我的日记，和捏造了所谓我“制定五项反动纲领”的谎言。我多年苦难经历，她的刀笔是居功“首功”的。　　

　　

　　她是运动里唯一和我此前有过“过节”的人。原因是她曾以“突出政治”为理由，除掉了我在礼堂里画的大幅国画《丰乐图》（原作黄胄）之后，又要毁掉油画《延安的火炬》。情急之下，我找到了一把手——场党总支书记魏志远，一把手支持了我。油画就保留了下来。　　

　　

　　尽管如此，我对她也只是政治上的反对而已。她在后来的传单里说到我看了她写的抗议血书，“就恶狠狠地说，那就把她的手指剁下来！”纯属她写剧本般的想象。她也极会借题发挥，一个技术员由于工作疏忽，算错了一个加工部件的数据，给国家造成了几百元的损失。廉保玉在追究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时”，竟然大肆宣扬“他的父亲如何娶两个老婆”这类与本题无关可确是伤人的材料。　　

　　

　　不少人说政工干部写得东西枯燥无味，可廉保玉除去给被别人构陷罪名，也可以笔下生花。一次有人到公司“抄黑材料”，在一位书记的材料里发现了廉保玉给书记的一封信，看了一下竟然情书一般。人们无不惊叹其貌不扬的女政工竟有这种手段。　　

　　

　　后来她调走了，在落实政策阶段，我向场里提出了她对我的陷害问题，办公室说，已经把这些情况向他们单位转过去了。究竟转没转，我无从知道，可能够这样说，已经是换了人间！　　

　　武永扬、艾永平：　　

　　

　　他们都是文革中发过迹的人，虽然他们的组织名称也都加上了“造反”二字，可他们的使命确是造那些造反者的反。对于造反者他们一问出身、二查动机，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证明“造反无理”和造反派的“野心”。他们不承认自己保守，而实际上在场领导被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罢官以后，他们没有去做任何保护他们的行动。而且也还作出了批判的姿态，在他们眼里“当权派就是走资派，造反派就是反动派！”最革命的就是他们这些人了。于是，他们就有了一种感觉，天下，是他们的天下！他们文化不很高，可却比较事故，而且还有老工人和复员军人的身份。一些进了班子的造反头头在后来无不败到他们脚下。这使他们很得意，很长时间都是踌躇满志。然而他们也都好景不长，同样地被后来者拿下，而这究竟是素质还是命运，就不好说了。身为革委会副主任兼打反办公室负责人的武永扬在1970年整我的时候，确实不可一世。然而仅仅四年以后，我在结婚登记的时候，碰到了他——那时他已经离开了场里，给一个接近离休的处级干部开车。见面后他就向我和我爱人道歉，说自己那些年说过了错话、办过了错事。弄得我也不好意思了。　　

　　兰鹤鸣：　　

　　

　　他是一名军人兼文人，大约来自北京战友文工团一类的单位，下放到基层据说有些生活问题，但是我们无法核实（因为他可以看甚至编写我们的档案，而我们对他则是无能为力）。他到场正赶上对于我们的几次连续批判，他的批判稿被八二五那天跳台的那些人誉为“绝对有水平”。他的到来赶上了需要，几乎没有任何干活锻炼就被提拔到了政工组，（后来又是打反办、落实办和宣传科），最后还当上了负责人。平心而论，我们工厂里的无论哪派，都缺乏他的那种“干部风度”。只是在作国际形势告时，他的语言比较笼统，总动不动就是“小国小国”的，很不具体，不知是怕听众不懂还是他自己不熟悉。我在1978——1980年的要求落实政策中，许多时间在和他打交道，1979年那个“落实罪名”的决定就是经他的手笔，把“查抄”我的日记说成“查收”更显出他的文字功夫。由于当时他的打闪腾挪，我的平反希望一次次落空，想到自己被耽误的上半生和今后还要搭上的下半生，我一度竟然冒出过和他同归于尽的念头。这个结果没有发生，于大好的社会形势，也源于理解政策的上级领导，对于我是侥幸，对于他未必不是。后来他到了公司，一度还是科长，再后来就不得意了，以致提前退休。再到后来，竟然郁郁而死。他和我是同龄，死时也就五十几岁。　　

　　王来祥：　　

　　

　　这是一个典型的“牛二”式的人物，也是个对我们咬牙切齿的人。原是司训班的班长，由于平时对于大多数人专政，运动后遭到了复——被学员们狠斗了一通，还挨了几巴掌。他以前还不属于党团骨干的范围，但由于八二五那天的特殊表现（爬到台上，救走被斗的褚忠良和史荣祖二人，然后恭敬地送烟上茶），就有了明确的地位和立场。一方面在司训班找人算账，另一方面他要加倍的斗别人。后来凡是斗造反派和其他“牛鬼蛇神”，站在台上强按脑袋或是狠踢一脚的就是他！他和我都住在宿舍，三.二事件我被扣在宿舍不准回家，他就主动的成了我的“看守”，不仅随时恶语相加，而且暗中趴到我们宿舍的窗户跟窃听。1968年我被“扭送”军管会，他就是安排好了的第一个找我了寻衅的人，我被扔上车时，除去死命地殴打，他还飞起一脚朝我的脸踢来（幸好被别人档过）。他对自己被称为“保皇派”是非常恼怒的，可是也从不称自己是“造反派”。而在后来的影视里类似他的那些做法，都是要慷慨地划归为造反派的。其实不然。　　

　　刘子明：　　

　　

　　在他的履历里虽然参了军又种地，种了地又参军，可他的身份还是复员军人。它的闻名是在文革委员会的一次会上，他说场里有事离不开“陈风雨、宫虎”，他这样说正中我们一些人的下怀，那时我和宫虎都没有进文革会员会。他的立场和那黑瘦的外貌都给了人们很深的印象。然而后来我们不行了，他便作出了和我们势不两立的姿态。他心里究竟怎样想的呢？1966年底运动高潮时期，忘了为什么他和我有次谈话，当我在坚持自己的一个观点时，他忽然换了一副表情，老大哥般地对我说，兄弟，你别急，不行你先来个车间主任当！听后我目瞪口呆，不仅对于他的赤裸野心感到惊讶，而且还对于他对我的理解感到是侮辱，我大约说了几句，那你要当什么呢？谈话就不欢而散了。后来在送我军管会的时候，猛击我的后背（十几年后的颈椎还有后遗症）的就是这位投机的伪造反者。　　

　　驻军　　

　　

　　驻军领导人在文革中的地方职务，一般是革委会副主任。可有时这个副主任却可以拿下正主任，他们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我们最早接触解放军是　1967年3月2日　，那时除去学校各企事业单位还没有驻军，可是对我们场却捷足先登了。他们来场时宣布我们组织是“不受欢迎的组织”——那是一种“反动组织”的降级说法。那以后，我们的组织近乎解体。然而，两个月后，随着社会大形势，他们又宣布撤销对我们的“七条”——然而也没承认开始宣布的错误。于是我们就串联、上访、申诉，到9月他们终于连续做了两次检查，承认对我们的做法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一位二处的军代表感慨地对我们说，我们跑掉了鞋，也跟不上毛主席的思想啊。看着他们那诚恳朴实的样子，我这个备受打击的“首要分子”也就释然了。——不释然你又如何呢？　　

　　

　　场里正式来驻军是1967年底，第一任的负责人就是场革委会的副主任，此人姓刘，大概是个营长。在他的眼里我一直就是个“反革命分子”——材料当然于场里。1968年我被送进了军管会，他就在全场大会说，有人至今抱着戴眼镜的（指我）大腿不放云云。那是抬高我了，人们只不过是坚持自己的信念罢了。此前一次他看见我穿得有点学派，就不无讥讽地说，我还以为是新闻记者来了呢？他的话有两重含义：作为工人你不像；作为记者你又不是。但是我和他都没有想到会一语成谶，整整20年后，我还真当了记者。后来的驻军负责人，素质大都没超过那位刘营长，有一个老尚还总爱借机“军民合作”对女同志动手动脚。有的在场内实权派的怂恿下，无照驾驶，受到了处分。记得一次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大概是毛主席刚提出建议四位军委副主席留任，林彪马上说我同意。于是，这位驻军随即评论：同志们，你们看跟得多紧！　　

　　

　　后期的驻军文化素质明显提高，1971年，一位驻军看了我的全部日记，于是进行了家访，和我的姐姐和姐夫进行了恳谈——这对我是史无前列的事。那以后，我就摆脱了一直受第一打击的位置。处境明显地好了起来。他叫蔡明亮，太原人，生于1945年，长得高高的，而且很白净。再见到他是我人生的一个愿望，不知几时能够实现？　　

　　好了，我的四十年的近三十幅画像就到这了。这也是我回忆往事从形式上的一次新尝试，比起历来的纵向叙述，横断面的人物肖像也许会有点新的感觉。我采用了一种“有实情未必有实名”的手法，至于这些画像是否客观、真实，我只能说是尽力而已。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代表作《小城畸人》以人物肖像的手法写了一个小城的故事，我的《亲与仇》也只是试图写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呆过的单位里的人和事。它是否真实可信？甚至还会提供更多地东西？我只有等待朋友们的关心和帮助了。　　

　　

　　马克思言：人按其本质而言，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