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澳门是基督教向华大规模渗透的最初登陆点，与之伴随的是一个漫长黄种奴隶与鸦片贸易的过程的起点。2黄种奴隶与鸦片贸易大规模商业化运作的政治与军事决断有高等白人提供，直接杀戮与贩卖的人手由底层白人组成，而既然是一项生意，那么得以起动所必须的资本是犹太人提供的，澳门仅仅是这是这个资产阶级民族在全世界范围内用资本撬动奴隶与鸦片贸易之一隅与一例，这是所谓全球化之初萌，依此发端，一切地理隔阂。异民族独有并且依赖的传统与生存模式。以及全部为人类所共有的禁忌与人伦被资产阶级民族颠覆了，从此以后，除犹太民族与欧美白人民族以外的一切人类都处于巨大与动荡的放逐过程之中，至今祸事绵延。先知马克思撕开天幕，向世间指证何谓邪恶，何谓至善，何谓高贵，何谓永恒，那么，如同犹太先知被犹太民族反噬的传统一样，他与他的后继者必然不配享有这尘世间的幸福。

中文名称: 澳门苦力贸易 地区: 澳门 介绍介绍文件介绍文件苦力贸易 　　

　　葡萄牙是最早的殖民主义者，也是最早的奴隶贩子。他们早.在15世纪就已经在非洲开设奴隶贸易站，干着人口贩卖的勾当。16世纪初期，他们把罪恶的黑手伸向亚洲。1516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命令果阿总督选派特使前往中国，收集中国人写的书译成葡文，并要求他们带一些中国男子和妇女到葡萄牙供王室役使。从这时开始到1557年葡萄牙进居澳门之前，他们飘忽于广东洋面，骚扰于闽浙沿海，在进行走私贸易的同时，进行掠卖人口的罪恶勾当。

　　

　　葡萄牙人一到广东就进行奴隶劫掠和商业性的人口猎夺。在广州“其留怀远驿者，益掠买良民”，他们还“招诱亡命，略买子女，出没纵横，民受其害”，甚至“掠买小儿，炙食之。”明朝廷采取强硬措施，在新会西草湾大败葡萄牙人；把他们赶出了广东。葡萄牙人流窜到浙江宁波后，继续胡作非为，一次他们夜袭宁波附近的村庄，把十几家农民的住宅洗劫一空，抢走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又杀死了约13人。他们还在福建漳州一带劫掠，来去无常，明朝廷在浙闽也以武力狠狠地教训了葡萄牙人。

　　

　　据英国人博克隆记载：“早在1519年，葡萄牙人即被控告拐带儿童（其中很多出身于名门）至印度卖作奴隶……这些中国奴隶及家仆们大部分是当他们年幼时就被骗子从村里拐出来卖给葡萄牙人。……被拐小孩的平均售价为12两至16两银子，他们大部分是广东人。”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人进居澳门之后，至19世纪中期以前，葡萄牙人把澳门变成掠卖人口的基地。这一时期的中国苦力贸易是以“澳门为中心”进行的，其掠卖人口的活动更加频繁，受害的人数显着增加。

　　

　　明朝廷曾多次下令禁止贩卖人口，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规定“禁买人口。凡新旧夷商不许收买唐人子女，倘有故违举觉而估怯不法者，按名追究，仍治以罪。”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下令：“禁卖贩子女。凡在澳华夷贩卖子女者，照乾隆九年详定之例，分别究拟。”但是葡萄牙殖民者对此置若罔闻。18世纪末以后，随着开发美洲殖民地的需要，他们在澳门变本加厉地发展苦力贸易。嘉庆十五年（1810年），葡萄牙人从澳门掠去几百名苦力，运往巴西种茶，不久全部死亡。

　　

　　澳门葡萄牙主教也直接参与掠卖中国人口的活动。主要是对被拐买来的中国妇女进行训练，然后送到果阿供殖民者役使。中国妇女被贩卖到果阿后，与印度等国妇女一样充当奴隶，命运十分悲惨。1725年果阿主教提勒查谈到葡萄牙主妇对于奴隶的行为时说：“某些已婚女子怂恿丈夫与女仆通奸，而另一些妻子又如此嫉妒，甚至将可怜的女仆鞭挞至死，乘黑夜埋在园内。她们把有些被害者的乳房割下，做成小馅饼给不留意的丈夫吃。这种情形令人想起莎土比亚那出惨酷的《泰脱斯安得朗尼卡斯》一剧的最后一幕。许多母亲强迫婢女供他的儿子发泄情欲，以为纵容儿子在家胡来，比让他在外淫荡为佳。”这位主教直言不讳地道出了女奴所受的严重摧残和折磨。

　　

　　早在明崇祯年间，英国人就开始“争澳之利”，英国商人已开始参与澳门的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了。马来半岛的槟榔屿是英国殖民者掠买华工最早的地点之一。自1785年槟榔屿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殖民地之后，该处的总督便连年通过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代表招雇中国工匠和农夫，用公司的船只送往槟城。1805年槟榔屿总督又在粤招雇华工，工人们在澳门集中用葡萄牙船只装运到槟城，然后换船去西印度群岛。在以后的十多年中，不断有华工，或五六百人，或1000余人，从澳门输送出口往槟城和1819年英国占领的新加坡西处地方。苦力在当地开辟山林，建造海港，开采矿山。英国又以槟城、新加坡为中心，向西印度群岛、爪哇等地输送华工。1813年12月，1814年2月，英国殖民主义者先后两次雇用葡人在澳门掠买华工1700多人，运往英属邦加岛上新建的居留地文岛，以每人30元的身价卖给当地的英国人。这些劳工均被留在岛上做苦役。

　　

　　到了19世纪初期，被英国殖民者贩卖的华工足迹已不仅仅遍布东南亚地区，而且遍及世界各地。1814年法国皇帝拿破仑战败后，被英国人流放到大西洋中的孤岛圣海伦娜岛，那时该岛上已有被掠卖去的中国劳工。自1812年起3年间，每年都有300多名中国苦力到达该岛。

　　

　　鸦片战争前，明清朝廷是禁止中国劳工出国的，同禁止鸦片走私贸易一样。葡、英等国商人起初只能偷运，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国家从中国掠卖人口的活动急剧发展，并于1850年至1875年间达到高潮。中国此时已沦为半殖民地，禁止贩卖人口的禁令已名存实亡，于是澳门港的苦力贸易活动更加猖獗。特别是咸丰二年（1852年）厦门人民开展了反抗掠卖人口的斗争之后，澳门便成为中国最大的苦力出口港，是“贩运中国人航道上的一座桥梁。”

　　

　　苦力贸易更使澳门商业迅速畸形发展，大批专门在贩卖苦力生意中投机取利的各国商人涌至澳门，公开设立了“招工机构”来从事这桩罪恶买卖。随着苦力贸易的发展，“招工馆”与日俱增，拐卖人口的数目也不断增加。据广州英国领事馆通事梅辉立估计，1865年，澳门有8至10家招工馆（也叫猪仔馆），1866年增至35-40家。到了1873年，已发展到300多家，经营苦力贸易的商人达三四万人之多。与此同时，为外国人招收中国苦力业务的代理机构和经纪人也纷纷在澳门出现。

　　

　　1871年，古巴和南美几个沿海国家相继在澳门设立了5个代理机构，分别“代表这些国家内务商业团体的利益。从澳门装船出洋的苦力就是运往这些商业团体的。他们收到苦力之后再转手卖给肯出最高价钱的主顾。”澳门的代理机构“把招工业务分包给他们雇佣的中国土著人口贩子或苦力经纪人。”这样，过去的非法偷运就变成了“合法招工”，被掠卖的苦力变成了“自由移民。”从此，贩卖人口贸易活动更加肆无忌惮，数目以数十万计。

　　

　　葡、英殖民主义者把骗招到“猪仔馆”的苦力，包括中国男人、女人还有儿童，用船运往古巴、秘鲁等国出卖，牟取暴利。根据葡萄牙官方公布，咸丰六年到同治十二年（1856-1873年）的17年间，从澳门港运往古巴、秘鲁的苦力就有18万多人。葡萄牙政府官方公布的数字，可能是已经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另据有关史料统计，从1847年至1875年，被掠卖至古巴的中国苦力约为15万人，其中从澳门一处就运去了9.9万人。在这段时间内被掠卖至秘鲁的中国苦力共约11万人，绝大部门是从澳门运走的。另一份史料记录了1864年至1867年的苦力人数和苦力船的情况：1865年从澳门出口的苦力船共61只、吨，掠去苦力人。其中开往古巴的苦力船为43只，装有苦力人，比1864年开往古巴的苦力船增加25只，装运的苦力增加了人。1866年10月至1867年4月的半年时间，从澳门开往古巴的苦力船就有50只，装苦力人，这50只船中有30只是法国船。

　　

　　澳门的“猪仔馆”，葡萄牙人称之为“巴拉坑”，是收买、囚禁和转卖苦力的集中营，是苦力惨遭迫害的活地狱。“猪仔馆”受澳葡官员直接操纵，并得到各国领事的庇护，高墙铁栅，警卫森严。他们雇佣大批流氓打手对付苦力反抗。其中还豢养着一批“匪徒”，散布于珠江三角洲以及江、浙、闽、粤沿海地带，甚至深入到湖北、湖南等内地，以各种各样的野蛮方法将乡民诱骗绑架到澳门“猪仔馆。”有的以介绍职业为名；有的以“游博”、“货财”或吃喝玩乐为诱饵，拐骗村民；有的采用下蒙汗药、讹诈索欠等卑劣手段；有的居然“乘人不觉，用棍击颈背，使人昏迷倒地，即系缚手足，用船载出，大担重价，卖与外洋。”正可谓“髡钳械梏，转贩他国。”这种苦力贸易的野蛮性可见一斑。大体说来，从澳门出洋的苦力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广东经常发生的宗族械斗中的俘虏；第二类是沿海地区横遭绑架的农民和渔民，他们多数是被澳门来的拐匪所操纵的快船绑走的；第三类是被浪荡于市井的苦力贸易商行代理人或者他们的暗线所勾引进行赌博的人，他们十赌九输，一旦输光，按照中国赌博负债的特殊规矩，输家必须以身抵债。被拐掠来的苦力中，除了成千上万的农民、渔民外，还有教师和学生。另外，妇女儿童也是苦力贸易的对象。

　　

　　大量无辜的平民百姓遭拐骗为苦力后，被囚禁在澳门大三巴街、华旺街、白马巷、海湾街、善静路和沙兰仔等地的“猪仔馆”里，犹如囚犯一样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还被剥掉衣服，在身上打上或涂上运往何处的记号，受尽虐待和污辱。苦力受到的残酷折磨是骇人听闻的。他们生活环境恶劣，备受虐待，动辄被施以酷刑，常有苦力被鞭挞至死。一位名叫叶福君的华工控诉说：“猪仔行甚深，凡打人时，恐其大声呼喊，外人闻知，猪仔头乱打锣鼓，烧爆竹，以掩人耳目，故虽打死，亦无人知。

　　

　　在装船出洋之前，苦力要经过检查和问话，他们必须回答：“因为穷，无以为生，愿意自卖自身，到外国做工。”一般说来，葡人把合同很快地念上一遍，有人捉住苦力的手让他按手印，卖身约就算签订了。非人的生活，非人的折磨，迫得苦力走投无路，寻死上吊的不计其数。据统计，一个猪仔馆有时每天就有十多个苦力不堪虐待自杀身亡。苦力若逃跑，抓回来即被鞭挞至死，或者就地枪杀。这些自杀、被杀者在未上船出洋前，便惨死在澳门，尸体被抛弃在街头。

　　

　　苦力上船后，其遭遇更为悲惨。船主为了防止苦力反抗或逃跑，把他们统统赶到底舱，在舱门口钉上铁栅栏，仅在中央开一个小圆口，作为苦力上下甲板的唯一信道。舱外，由荷枪实弹的船员水手巡逻。甲板上装着大炮，炮口对准舱口和舱面，随时可镇压敢于反抗的苦力。底舱与牢房无异，光线昏暗，拥挤不堪，通风极差。苦力每人铺位面积平均只有8平方英尺，比一般乘客起码要少4英尺，他们根本无法躺下休息，只好“日则并肩迭膝而坐，夜则交股架足而眠。”当时从澳门至古巴的航程需168日，到秘鲁需120日，并且要在赤道地带海面行驶。由于舱内长期缺乏阳光，阴暗潮湿，闷热恶臭，饮水稀少，食物粗劣，以致疾病丛生，苦力多饿死、渴死、病死、窒息而死。苦力在船上死亡率甚高。咸丰四年到同治十二年（1854-1873年）的19年中，从澳门开出的苦力船中，华工死亡率在40％以上的就有16艘之多。华工死亡率除一次为沉船遇难全部死亡外，最高的两次是同治九年（1870年）开往秘鲁的多·乌加特号和同治十年（1871年）开往秘鲁的唐·璜号，两船都装有华工650人，途中各死亡600人，死亡率高达92.4％，真是骇人听闻。苦力船是“浮动地狱”，身在其中备受折磨的苦力，几乎在每一条船上被迫造反。

　　

　　据有关资料显示猪仔船上的恐怖情景比北美洲奴隶贸易时期“中段航道”的运奴船更为可怕，也可看出苦力们惊心动魄殊死斗争的悲壮场面。恩格斯曾经指出：到外国去的苦力也好像事先约定了的那样在每一只移民船上起来反抗，夺取船只，他们宁愿与船身一起沉到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而不愿降服。苦力暴动反映了中国劳动人民英勇顽强的反抗精神，也是对罪恶的苦力贸易血与火的控诉和惩罚。

　　

　　鸦片战争后，特别是自咸丰二年（1852年）起的20余年中，澳门成为中国苦力贸易的主要基地，苦力贸易极其“兴旺。”为什么能如此兴旺、猖獗的呢首先，西方殖民国家急于开发它们的殖民地和占领地，急需大批廉价的劳动力，华工被视为最理想的对象。19世纪上半叶，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茶叶、蔗糖等热带经济作物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激烈。与此同时，英国、法国等殖民国家，先后在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殖民地上废除奴隶制度，禁止贩卖黑奴。饱受苦难的黑人和印第安人一旦获得自由，纷纷跑入深山密林，拒绝再到庄园去工作。于是热带植物庄园劳动力奇缺，形成危机，各庄园主急需大批劳动力进行补充。及至1848年、1851年北美洲西部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金矿，引起掘金狂潮，矿业主急需大批廉价劳动力。殖民地铁路的兴建，农田的开垦，森林的采伐，自然资源的开发，等等，无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在上述历史条件下，西方殖民主义者便把眼睛盯住中国，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劳动力取之不尽的泉源”，视华工为最理想的劳工对象。于是，西印度群岛上的英、法有势力集团率先向他们的政府提出向中国招工的要求。接着，西班牙、秘鲁等争先加入苦力贸易的行列。此外，荷兰、美国、夏威夷（当时是独立国家）也到中国掠夺华工。当然，占居澳门的葡萄牙，也就可以借澳门之便，大做此项生意。

　　

　　其次，澳门经济全面衰落，从苦力贸易中牟取暴利成为澳门重要的经济，这是苦力贸易形成高潮的重要原因。鸦片战争以后，澳门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它作为中国沿海对外贸易的中转港和广州的外港，已从繁荣的顶点走向全面衰落。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后，中国沿海对外贸易中心从广州转移到上海，广州地位的跌落，直接影响澳门的繁荣，使澳门再不是一个重要的海外贸易港口。与此同时，英国占领香港后，他们利用香港的优良天然条件，很快把香港发展成英国在远东倾销产品的商业基地，成为中国沿海各口岸以及东南亚、欧美各地转口贸易的中心，昔日在澳门的洋行商馆，纷纷迁到香港经营，澳门的出入口生意一落千丈。再就是，澳门港的自然条件不能适应大型轮船停泊和近代化贸易的需要，而葡萄牙当时的财力和技术力量都不能支持他们改善澳门港不利的自然条件。葡萄牙本国经济的崩溃，也使澳门的对外贸易受到严重的影响。

　　

　　由于以上种种因素，澳门以出入口贸易为主体的经济完全走向衰落，社会经济异常萧条，关税收入锐减，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阿玛勒任澳门总督时，甚至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去。正当此时，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劳工的需求大增，无疑是给了澳门一个摆脱困窘使经济状况好转的良机，岂不要牢牢抓住，竭力营求!

　　

　　第三，备受列强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动荡，天灾人祸不绝，民生凋敝，难以为生，一部分人口（主要是闽广沿海人口）向国外转移，寻求出路，保证了澳门苦力出洋的人力。

　　

　　应该指出，出洋华工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纯粹受骗或被绑架而去，这些不属于到国外找出路的。自愿、半自愿出洋做工的只是在国内确实走投无路或受债务所逼不得不出走的那一部分人。在鸦片战争后华工被贩卖出国的浪潮中，清朝政府也一反以往一贯禁止人民出洋和严禁洋人携带中国人口出洋的政策和态度。它已在列强的挟制下，不复拥有完整的主权，处处屈从于列强的意愿，在华工出国问题上亦复如是。清政府及其官员对华工被掠卖出国是听之任之，更不顾出国华工的死活，甚至对华工私自出洋，说他们“是敝国的坏人，死了不要紧。”华工在国外受虐待致死，则说“人已出洋，已非我民，我亦不管。”当外国人拐骗、绑架人口出国无所不用其极，恶迹昭著，用“招工”名义加以掩饰并使苦力贸易合法化时，清政府则承认这种招工为合法，以遂其欲。

　　

　　早在咸丰九年（1859年），两广总督劳崇光和广东巡抚柏贵就擅自与英国巴夏礼制订《招工章程》，允许在广州及广东各海口设招工公所，公开“招工”。次年，清政府在《北京条约》中承认英、法在华的招工权利。同治三年（1864年），清朝廷同西班牙签订“天津条约”，准许在华招工。同年，清廷又与英法公使三方签署了外国（指有约国家）在华招工章程条约二十二条。同治七年（1868年），清朝廷与美国订立《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这些条约所谓“合法化招工”条款，实际上是掳掠合法化。澳门既需要从事苦力贸易以摆脱困境，而中国方面又保证了此项苦力的，于是澳门的苦力贸易便迅速兴旺起来，其收入也成了澳门财政的主要收入，澳门经济也有了转机。根据瑞修神甫统计，澳门政府当时通过苦力贸易，每年约有20万银元的收入。这笔收入相当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澳葡海关税收总额的5倍。

　　

　　贩卖华工的苦力贸易罪恶多端。多行不义必然要遭到中国方面愈来愈多愈强烈的反对和道义谴责。早在咸丰二年（1852年）以前，厦门人民群众便发动了反对掠卖华工出国的事件。澳门成为苦力贸易基地后，对绑架、残害苦力的揭露抗议和控告更是层出不穷，即使清政府和广东地方长官承认招工合法，对特别恶劣的具体案件也不能全然不问。此后，华工在出国途中和到达外国后所受虐待及被杀等事件为世所共知，清政府也不得不为维护华工权益、制止掠卖泛滥而有所措施。例如，对为虎作伥、拐骗华工的“猪仔头”，人民恨之入骨，咸丰七年（1857年）就有18名这样的人口贩子被群众抓获，当场杀死；同治五年到八年（1866-1869年），广东政府请刑部绞、斩了 “猪仔头”56人；同治八年（1869年）清政府照会英、法、俄、美、日等国：凡无约国不许在华设局招工，载运出洋；同时，清政府还屡次派员到古巴、秘鲁调查华工情况，开展对外交涉，制止他们对华工的残暴、罪恶行为。同治十二年（1872年），广东省的有关当局驱逐7艘驶入黄埔港企图招工的秘鲁船，对澳门施加压力，同时加强水陆巡缉，断绝葡萄牙人偷运苦力的途径。珠江三角洲的民众也自动拒绝把米粮和蔬菜运向澳门。这是澳门苦力贸易终遭打击的一个方面。英国在香港也从事苦力贸易，但权衡各种利害，在一定时机对澳门的苦力贸易也要施以打击。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利用香港这个天然良港，地处国际海上交通要道的优越地位，把香港很快地发展成为对华转口贸易的基地，并且在对华贸易中占着最大的份额，而香港苦力贸易却远不如澳门规模之大，故他们不愿其它国家在贩卖苦力中惹是生非，害怕中国民众掀起排外风潮，影响英国对华贸易，尤其是对华鸦片贸易。因此，早在道光二十五年（1855年），英国就曾颁布《华工客运条例》，规定装运契约华工的船只必须遵守英国的航运规章，在英国港口受检查，只有英国船只才可装载契约华工去英属各地。这只是掩人耳目而已，实际上此后从香港开出的苦力船并不少，那些船只同样对华工施虐。澳门成为苦力贩运中心后，英国人便抓住澳门苦力贸易中暴露出的一些黑暗内幕，不时加以揭露和谴责。1873年，港督坚尼地又制订一项限制载运苦力、移民的船只在香港装配和修理的法案，以打击澳门苦力贸易。此项打击是沉重的，因为以往从澳门出洋的苦力船几乎全部都是在香港修理和安装设备的。

　　

　　对澳门苦力贸易最大的打击是在美洲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导致华工需求的锐减。19世纪70年代初，危机爆发，美国为摆脱危机，采取的办法之一是挑起种族歧视，排斥华工，禁止华人入境，于是去美国的华工人数顿时锐减。最大华工输入国之一的古巴，其重要经济支柱是制糖业，华工在那里多从事甘蔗种植，在危机冲击下糖厂纷纷倒闭，蔗园荒芜，从此再无华工苦力前往古巴。另一重要华工输入国秘鲁，同样排华，华工不堪虐待，甚至聚众起义，这里自然更不须输入华工。在上述客观形势和种种打击下，罪恶昭彰、声名狼藉的澳门苦力贸易万难继续下去了。1873年12月，里斯本政府被迫宣布葡萄牙国王关于禁止澳门苦力贩卖的敕令。1874年1月28日澳门总督发出通告，禁止澳门的苦力贩卖。清朝廷也颁布关于停止招工的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