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

　　

　　每月汇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

　　

　　话说1964年7月17日，《人民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文章中写道：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论，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用资产阶级反动的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是抹煞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的阶级调和论，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此后，杨献珍被撤销了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很多与他学术观点相同的人，也先后受到了批判。

　　

　　7月17日晚，毛泽东观看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7月23日晚上，毛泽东观看了现代京剧《芦荡火种》，很高兴。他对江青说：

　　

　　“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

　　

　　他还说：

　　

　　“剧名可以改为《沙家浜》。”

　　

　　于是，编剧汪曾祺在江青的主持下，就把《芦荡火种》改编为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内容的京剧《沙家浜》。有人提出：

　　

　　“剧本很重要，是不是让主席过目。”

　　

　　江青觉得这个提议很好，就把剧本送给了毛泽东。几天后，汪曾祺和其他几位创作人员接到通知，说毛泽东晚上8点要和他们谈谈剧本。

　　

　　这天晚上，汪曾祺和于会泳等人如约来到毛泽东的书房。

　　

　　于会泳原来是部队文工团的，曾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学习。他学的是西洋作曲，担任作曲系党总支书记。江青听说上海有这么一个东西方音乐都会并且表现力很强的人物，就大胆地启用了他。

　　

　　且说毛泽东半坐半躺倚在沙发上，说：

　　

　　“曾祺，你是会写戏的，怎么忽然变得不会写戏了呢？”

　　

　　汪曾祺连忙站起身来，说：

　　

　　“请主席多加指点。”

　　

　　毛泽东首先谈到了《沙家浜》，他说：

　　

　　“胡传魁、阿庆嫂、刁德一塑造得好，兵的形象不够丰满。指导员的音乐形象不成功。这个戏的风格，后边是闹剧，戏是两截。秘密工作要和武装斗争相结合，戏名还是叫《沙家浜》好，事情都出在这里嘛。不要亮相是不对的，指导员和兵在一起，没亮相。开打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的。”

　　

　　关于《智取威虎山》，毛泽东说：

　　

　　“这个戏反面人物的戏太重，要加强正面人物的唱，不要把杨子荣搞成孤胆英雄。这里面的一句唱词叫‘迎来春天换人间’，我看‘春天’还不如用‘春色’好。”

　　

　　毛泽东又亲自修改剧本，他在杨子荣“打进匪窟”一场中又加写了一段唱词：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剧中“有些唱词，江青其实是跟主席商量来改的。主席还亲自改了几个地方。主席改得真好。演员一唱就觉得不但上口，而且意境也大不一样。像‘迎来春色换人间’、‘甘洒热血写春秋’这些词句就是主席改的。可大家都不知道，还以为是江青改的，说江青的水平比编导都高。江青说，我当时也不能告诉人家，那是主席改的。”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汪曾祺、于会泳在江青指导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复排了《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使之名声更响亮了，成了全国文艺界的样板戏。于会泳还是《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红色娘子军》等剧目的主要创、组织者。

　　

　　在那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人说《沙家浜》剧组1966年上半年在上海演出前，江青在上海人民大舞台审查她亲自物色的饰演阿庆嫂的B角演员洪雪飞彩排时，偶然发现坐在她身边的A角演员赵燕侠没有穿毛衣，就送了两件毛衣给赵燕侠。后来，江青发现赵燕侠没有穿她赠送的毛衣，一怒之下就把赵燕侠赶下了台，换上了B角演员洪雪飞。这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所谓的“毛衣风波”。笔者以为，江青送赵燕侠毛衣应该是确有其事；但说江青因赵燕侠没有穿她送的毛衣就一怒换人，正像其它污蔑江青的“假发”“撒泼”等谣言一样，纯属无稽之谈了！诸君若不相信，请找来洪雪飞和赵燕侠的演唱音像，对比一下她们的音质和演唱风格，就明白江青换人的真实原因了。

　　

　　且说在7月27日，毛泽东召见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如果美国人轰炸越南北方或在越南北方登陆，我们就要打了，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他要想想，中国人不是没有腿的，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我们去你们那里，跨一步就到了。”

　　

　　7月29日，毛泽东为《天津日》重写了头，这是他为地方纸重写的第一个头。在几个大字下面，他又用铅笔给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写了一封信：

　　

　　万晓塘同志：

　　

　　《天津日》头写得很不好，现拟重写过。送上重写的四字，不知可用否？如不可用，再行写过。如你们认为可用，则在国庆节改换为宜。

　　

　　毛泽东7月29日

　　

　　7月31日，《人民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对苏共6月15日来信的复信，同时刊登了苏共6月15日来信的全文。

　　

　　7月31日这一天，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结束，文化革命5人小组组长彭真在闭幕式上致词，副组长陆定一做了长篇讲话。小组成员康生在讲话中，点了一连串“毒草”的名，有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以及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等。小组成员周扬在闭幕式上做了总结告，他说：

　　

　　“在文艺上，文化部曾经提出了挖掘传统、抢救遗产、提倡流派和拜师学徒的口号，这是对的，并不能说成是搞封建主义和才子佳人。就是对那些已经被公开批判的代表人物，我们也要采取让他们继续革命的态度，错了就错了，改了就好。田汉、孟超不要紧张。”

　　

　　1964年8月1日，《人民日》发表了题目为《把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社论。社论对7月31日结束的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进行了高度的赞扬。

　　

　　8月1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各部门干部和群众团体负责人大会上，推广了他的夫人王光美所总结的四清运动“桃园经验”。

　　

　　原来，王光美是在1963年11月底受刘少奇委派，担任工作组副组长，化名为董朴，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去蹲点搞四清运动。王光美在1964年春节前从桃园回到了中南海。刘少奇和她在春节期间谈了四清问题，这次谈话内容被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题目是：《同王光美谈四清》。1964年3月27日，刘少奇又给“董朴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谈他对四清工作的意见。王光美在4月底结束了在桃园的蹲点工作，回到了北京。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告，告详细说明了农村搞四清的必要性以及存在的问题。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桃园经验”。王光美总结的“桃园经验”的基本方法是：扎根串联，秘密工作。她工作的结果是证明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支部书记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桃园经验”强调要找“真正的根子”。

　　

　　刘少奇在推广王光美“桃园经验”的讲话中，还强调说：

　　

　　“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自终的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

　　

　　“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

　　

　　“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联，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

　　

　　“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联，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达到团结两个95%，共同对敌。”

　　

　　江青听了刘少奇的讲话，大为惊讶。她回到家里，对毛泽东述说此事。她还说：

　　

　　“斯大林死了以后，赫鲁晓夫才做秘密告反对他。现在你还没有死，人家已经做公开告反对你了。”

　　

　　后来，李雪峰在几十年后对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写的那些关于揭发刘少奇的材料问题作了解释，他说：“我当时认为刘少奇有一定的野心，表现在他总是时时都在和毛主席争地位。毛主席对四清已经搞了一个《前十条》，在此基础上刘少奇非要搞一个《后十条》。”“他非要把他的老婆派到桃园，搞了一个所谓扎根串联的经验，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是一个形左实右的东西，夸大敌情，把农村说得一团漆黑，主张四不清的干部要倾家荡产搞退赔。胡说团结95%的干部是团结95%的群众的前提。这实质上是要包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戚本禹回忆录》中对刘少奇、邓小平一些高层领导人有过这样的描述：“这些人在困难时期也是非常特殊化的。刘少奇在中南海搬了3次家，第1次修得很好，他说不行；第2次，在中南海一个胡同里盖一个小别墅，他还说不行；第3次在怀仁堂后面搞一个大院子，崭新的大花园，非常豪华，以前的大地主就是那样的，他才满意。王光美住在那里高兴得很，每天要换3套衣服，早中晚各一套，他们夫妻经常出来散步，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天要3套衣服，很讲究。刘少奇就是不懂马列主义的，也许他不是不懂，而是就要搞口头马列主义，不想搞真正的马列主义，因为真正的马列主义不许搞特权。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秘书揭发说：‘……困难时期，刘少奇吃螃蟹，吃一点黄，其它都扔了。他不吃，我们拿来吃又不好，不吃就只好扔掉了。’刘少奇全家过这种生活，这是困难期啊！至于邓小平，中南海的警卫战士都知道，他从来都是讲享受的。他的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邓小平他家是一个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个小妾谈恋爱，离家出走了。这事当时还闹得很大，那个年代这是一种灭人伦的事，是孽子才干的。所以他后来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国了，到法国后他也没劳动过。共产党‘讲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重在个人表现’。邓小平个人表现怎么样呢？右江起义开小差，置革命成败与众多起义战士的生命于不顾，却说是去找中央汇工作。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呢？1952 年主席调“五马” 进京，让邓小平当总书记，底下很多人都不服，都认为他不行。”“他生活上的腐化变质那么厉害，1959 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毛主席、总理都很节俭，可是邓小平的养蜂夹道还是大鱼大肉不断，山珍海味不断，而且还有各种娱乐设备，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出来的会馆就是养蜂夹道那个模式的。他实际上从那时就堕落为腐败大官僚了，但毛主席还不知道。（邓小平后来还发展到强奸女护士。这个是后话了）。毛主席在 1962 年 9 月击退了‘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回潮风，不久又开始大张旗鼓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搞走资派，这是与党内各级干部居然在国家最困难时期还在大搞官僚主义特殊化这一实际情形有密切关系的。”

　　

　　且说在8月2日，美国政府以“北部湾事件”为借口，下令美国舰只在北部湾继续巡逻，同时调集大批战舰驶入越南海域。

　　

　　8月3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

　　

　　“我看老子比较老实，他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来，搞阴谋，写在了书上。当然，阴谋也是智谋。”

　　

　　8月4日，美国派遣飞机袭击了越南海防巡逻舰的供给设施。

　　

　　8月5日，美国派遣大批飞机对越南北方的义安、清化、鸿基等沿海港口进行轰炸。

　　

　　8月5日这一天，刘少奇根据中央的决定，离开北京南下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

　　

　　田家英也参加《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他在随刘少奇去广州的前一天，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意见，毛泽东谈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

　　

　　田家英在飞往南方的专机上，将毛泽东的意见转告给刘少奇，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8月6日，中国政府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阅的声明，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提出警告。

　　

　　毛泽东在政府的声明稿上曾写了这样一个批语：

　　

　　“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批语中所说的行动，是指他原来想骑马从黄河入海口沿黄河而上，考察整个黄河流域，直至黄河源头一事。为此，他在北戴河一边工作，一边休息，一边做准备，有空便练习骑马。现在美国对越南的侵略行径，使得他不得不改变主意了。

　　

　　8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昆明军区某部泅渡金沙江经验的告中作了批示，他写道：

　　

　　瑞卿同志：

　　

　　此件看了，很好。是否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部队的大多数人都可以试验学游泳？军委是否已发出了指示？

　　

　　毛泽东8月6日

　　

　　写罢，又想起要嘱咐罗瑞卿，他写道：

　　

　　“条件不好，主要是：一、有血吸虫及其它毒害的河流、池塘。二、有大漩涡的河流地段。三、有鲨鱼的海中。此外，部队中总有一部分人不适宜游水的，不要强令人人都下水。”

　　

　　8月10日，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部湾”决议案，宣布授权约翰逊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击退对美国部队的任何武装袭击。”这实质上是美国公开侵略越南的宣战书。

　　

　　8月10日晚，毛泽东在北戴河观看山东省京剧团演出的《奇袭白虎团》，当听到饰演严伟才的演员道白：“我们必须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这叫做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毛泽东笑了，对身边的陪同人员说：

　　

　　“这些话不都是我讲的吗？这个戏修改时要做到声情并茂。”

　　

　　8月12日，毛泽东审阅并批准了人民解放军总参作战部起草的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告。

　　

　　此前，中央军委常委会为保持人民解放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增强军队和地方的团结，曾拟出了军队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减薪方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和总参谋长罗瑞卿到北戴河向毛泽东告了此事。毛泽东把手一挥说：“减！”

　　

　　贺龙又请示说：

　　

　　“是不是把军衔牌牌一起取消算了？”

　　

　　毛泽东说：

　　

　　“取消，这个牌牌我早就想把它搞掉了。”

　　

　　关于军衔问题，毛泽东以前就曾几次说过：

　　

　　“我看到那个牌牌，就不舒服。过去没有牌牌打胜仗，现在有了牌牌我看要打败仗了。”

　　

　　后来在1964年11月，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出了一个《征求<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的通知》。《通知》中说：军委办公会议已讨论同意军衔薪金改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意见》认为军衔制度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建议取消。其理由是：“我军的军衔制度，是照搬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过去没有这种制度，也一样打胜仗。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等级表面化，助长了个人名位思想和等级观念。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

　　

　　再说8月12日晚，毛泽东观看了山东淄博、青岛京剧团合演的《红嫂》，在演出结束时，陪同人员问他上不上台接见演员？毛泽东爽朗地说：

　　

　　“省里剧团我上了台，地区来的怎能不上呢？上！”

　　

　　来到舞台上，毛泽东问剧团负责人：

　　

　　“你们团还有没来的人吗？”

　　

　　负责人回答说：

　　

　　“还有几个道具工人。”

　　

　　毛泽东说：

　　

　　“来，都叫来。见见面嘛。”

　　

　　第二天，李讷到剧组来玩，演员们问她：

　　

　　“毛主席喜不喜欢我们的戏？”

　　

　　李讷笑着说：

　　

　　“我听爸爸讲，山东一下子出了两个好戏，不简单。”

　　

　　8月14日，中宣部根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康生的指令，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告》。

　　

　　8月17日，毛泽东会见了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利用戴高乐对美国进行斗争。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戴高乐有共同点。他也看出我们有这一点。在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一点上，他也需要我们。所以我们把中间世界分为两部分。中间世界即所谓第三世界。第一个第三世界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二个第三世界包括像法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欧洲一些国家。他们同美国会有冲突。有些国家现在还不明显，例如日本、西德。估计5年、10年之后，他们会要站起来的。这些国家的垄断集团、大资本家是不会甘愿受美国控制的。现在已经看到一些征兆。就连英国保守党中一部分人也不赞成同美国合作得那么紧。”

　　

　　8月18日，毛泽东对《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告》作了批示，他写道：

　　

　　“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100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自此以后，全国各大刊开始对《李慧娘》、《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文艺作品进行批判。

　　

　　8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了一封回信。

　　

　　刘少奇的来信是在广州写的，他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部署提出了一个新建议：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少奇同志：

　　

　　8月16日的来信收到，我于昨天（17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18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10月工作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统一党内思想。在此以前，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先行讨论一次，收集各种意见，以利10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8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

　　

　　毛泽东 1964年8月18日

　　

　　即送邓、彭、康生、朱德、贺龙、荣臻、瑞卿、伯达、冷西阅后，请尚昆印发。

　　

　　8月18日下午， 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康生、陈伯达、关锋、吴江、龚育之、邵铁真等人谈哲学问题，他说：

　　

　　“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东西？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

　　

　　“列宁讲过，凡事都是可分的。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庄子说过：‘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一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一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

　　

　　毛泽东继续说道：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马克思主义3个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下去。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下去。教授、助教、学生统统下去。去5个月，有始有终。”

　　

　　“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300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獾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

　　

　　“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孔夫子讲‘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又不完全，只爱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孔夫子为什么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条命，匡人要杀他。”

　　

　　“柳宗元写了《天对》，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个人作了这么一篇。”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5遍。不少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4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4回《葫芦僧错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4大家族：‘假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4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33人），其他都是奴隶，300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200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

　　

　　8月19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信中说：

　　

　　“第2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10月会议时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我也将带到其它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

　　

　　刘少奇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推荐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告的信，信中说：

　　

　　“王光美同志的这个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

　　

　　刘少奇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王光美“桃园经验”的告的批语中说：这个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

　　

　　田家英带着刘少奇的信件和《后十条》修正草案稿，来到北戴河，交给了毛泽东。

　　

　　8月20日，毛泽东召见正在北戴河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征求他们对刘少奇16日来信的意见。李雪峰说：

　　

　　“大家认为那样做牵涉太大。”

　　

　　陶鲁笳说：

　　

　　“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已经铺开了将近4000个点，如果今冬一个地委集中搞一个县，已经铺开的点，大部分都要把工作队从半路上撤回来，这样做贫下中农很不满意。”

　　

　　毛泽东说：

　　

　　“少奇同志的信，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发了，你们不赞成，怎么办？”

　　

　　李雪峰建议说：

　　

　　“是否到10月工作会议再议？”

　　

　　毛泽东当场打电话告诉邓小平说：

　　

　　“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

　　

　　他又打电话给在昆明的刘少奇，请他回北京主持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

　　

　　8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计划工作时插话说：

　　

　　“我的文件都是自己写。只是有病的时候，我口讲，别人给我写。1947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讲，江青写。她写后，我修改。我修改后，又找恩来、弼时他们来谈，再改，大家再看了以后，广播。文章要别人写是很危险的。那时批判国民党的许多文章，新华社发的，都是我自己写的。”

　　

　　8月20日晚，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第二天，李敏带着儿子宁宁到中南海菊香书屋看望爸爸。回到家里，她见父亲正在休息，就在外边逗着孩子玩。

　　

　　“妈妈，小金鱼哭了。”

　　

　　宁宁看着院子里养鱼池里的小金鱼说。李敏说：

　　

　　“小金鱼不会哭。”

　　

　　“它听话吗？”

　　

　　宁宁说着，伸手就要抓小金鱼。李敏拉住了儿子的手，说：

　　

　　“小金鱼离开水会死的。宁宁听话，不动它。一会儿妈妈带宁宁去看姥爷。”

　　

　　李敏抱着孩子走进爸爸的卧室，宁宁突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李敏哄着宁宁，回头一看躺在床上的爸爸，也吓了一跳。原来爸爸身上盖着个雪白的单子，只把在北戴河期间晒得黑黑的脸膛露在外面。宁宁可从来没见过姥爷这样的形象，怪不得害怕了。李敏想给儿子找一点吃的，哄着他不哭，就说：

　　

　　“爸爸，您这儿有点心吗？给宁宁点，逗逗他，他就不哭了。”

　　

　　“没有点心。只有糖。”

　　

　　毛泽东说着，并不起身动手给外孙拿糖。李敏说：

　　

　　“只拿一块，就一块。”

　　

　　说着，就给孩子拿了两块糖。宁宁拿到糖后，既高兴又委屈地望着外公，小手使劲地攥住糖块儿。毛泽东说：

　　

　　“莫得如此惯着孩子。”

　　

　　李敏感到爸爸对外孙似乎有点不近情理。她心里想：“爸爸过去对我都不这样，对宁宁怎么这样？”只听爸爸又说：

　　

　　“小孩子，莫要惯他。”

　　

　　8月23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有44个国家和地区367名科学家参加的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各代表团团长。在负责接待工作的周培源介绍到日本代表团团长、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及其物质无限可分的理论时，毛泽东握着坂田昌一的手说：

　　

　　“你的文章很好。我读过了。”

　　

　　坂田昌一听毛泽东这么说，十分惊讶和喜悦。

　　

　　后来于光远在陪同科学家们游览颐和园时，向坂田昌一说明了毛泽东非常重视他引用列宁关于电子不可穷尽的论述，赞赏他关于“基本”粒子可分的见解。于光远还说，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就说过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原子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又分为质子和中子，质子又有反质子，中子又有反中子……坂田昌一感慨地说，可惜我原来不知道毛泽东1957年讲过这些话，如果早知道，我的文章一定会引用的。

　　

　　坂田昌一回国后，在《北京科学讨论印象记》、《北京科学讨论会杂记》等文章中，多次讲到毛泽东的这一见解。他还说：“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这是谁也不能否定的。”

　　

　　8月23日晚，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又找出了1963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登的坂田昌一的论著《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亦即《关于基本粒子的对话》）。坂田昌一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恰恰与他在1955年的预言相吻合。毛泽东对坂田昌一的文章十分赞赏，他一边看，一边还在上面作了一些批注。

　　

　　8月24日，毛泽东让林克邀请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和《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主编于光远到他的住处座谈。

　　

　　下午1时许，于光远和周培源一起来到颐年堂，工作人员把他们领到了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此时的毛泽东刚刚睡醒，还穿着睡衣，靠在床头上看书。他见周培源、于光远来了，就说：

　　

　　“我习惯在床上工作。”

　　

　　招呼他们坐下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道：

　　

　　“今天我找你们来，就是想研究一下坂田昌一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么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宇宙是无限的。宇宙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太阳系和这些恒星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的分下去。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没有别的。双十条第一个10条前面那一段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讲了，哲学一次不要讲得太长，最多一小时就够了。多讲，越讲越糊涂。我还说，哲学要从讲堂书斋里解放出来。

　　

　　认识总是发展的。有了大望远镜，我们看到的星星就更加多了。说到太阳和地球的形成，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推翻康德的星云假说。如果说对太阳我们搞不十分清楚，那么从太阳到地球中间的这一块地方现在也还搞不清楚。现在有了人造卫星，对这方面的认识就渐渐多起来了。地球上的气候变化也不清楚，关于冰川问题还在争论，细胞产生之前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从非细胞变成细胞？许多事情认识不清楚，这就需要我们去探索，去研究。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

　　

　　于光远问：

　　

　　“方才主席谈到望远镜，使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卫星等等概括为‘认识工具’？”

　　

　　毛泽东说：

　　

　　“你说的那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点道理。‘认识工具’这个概念当中还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于实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逐渐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

　　

　　于光远又问：

　　

　　“哲学书上通常是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但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的主体不只是一个一个的人，而常常是一个集体，如我们的党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这个看法行不行？”

　　

　　毛泽东说：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这时，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

　　

　　任何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宙守恒，后来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说它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这样？世界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由此组成了世界。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

　　

　　孙中山开始是学医的，后来搞了政治，成了政治家；鲁迅开始是学医的，后来搞了文学，成了文学家；郭沫若开始是学医的，后来搞了历史，成了史学家。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上了7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我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当过国民革命政府的宣传部长，在农民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一开始却打了败仗，那时我们不会打仗，就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次大胜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16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而他们是100%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100%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100%，苏区损失90%。

　　

　　世间万物都是在运动中。地球绕太阳转，自转成日，公转成年。哥白尼的时代，在欧洲只有几个人相信哥白尼的学说，例如伽利略、开普勒，在中国一个人也没有。不过宋朝辛弃疾写的《木兰花慢·中秋送月》词中的‘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晋朝的张华《励志诗》中的‘大仪斡运，天回地游’，都包含地动思想。

　　

　　世界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

　　

　　说到此处，毛泽东转向周培源问道：

　　

　　“《光明日》前两天有篇文章，讲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北大傅鹰教授说要几千万年。不知道《光明日》那篇文章的同傅鹰讨论过没有？”

　　

　　周培源非常惊讶，毛泽东竟然对《光明日》上的一篇讨论文章和北京大学化学系傅鹰教授的讲义都如此熟悉，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毛泽东见周培源没有说话，又沿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道：

　　

　　“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那么长的时间，有水才有生物。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每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产生出来的。我们今天看不到孔夫子，因为他死了。人类是产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产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不是如基督教所说的那样世界毁灭，而是会有更高级的东西代替他。李四光说一百万年前有冰期。恐龙熬不过冰川时期，就灭亡了。事物总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马克思主义也有它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会灭亡，就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本身。”

　　

　　毛泽东见周培源吃惊地望着他，笑着一挥手，又说：

　　

　　“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自然也适用。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

　　

　　8月27日，毛泽东就刘少奇19日送的“桃园经验”和中央批语稿作了批示：

　　

　　“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请小平办。”

　　

　　他还就《后十条》修正案印发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一事，在给邓小平的批示中写道：

　　

　　“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

　　

　　8月2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局第一书记和江苏等8个省委负责人座谈会。邓小平宣布了会议的目的。刘少奇进一步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署的意见，提出了“反右倾”的问题。他还特别提到了江苏省涟水县高沟公社曾发生的原来的社、队干部对“四清”运动中新的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打击复”，“反攻倒算”的问题。这就是前边已经说过的江苏省委四届4次扩大会议揭发的所谓的“高沟事件”。刘少奇重申对“高沟事件”要作“现行反革命处理”，要以此为典型追上面的“根子”。

　　

　　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表示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

　　

　　在座谈会期间，刘少奇找江渭清个别谈话，说他看到“江苏的一个通知”，要“学习江渭清同志的讲话”，批评江渭清：

　　

　　“为什么不学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学江渭清的？”

　　

　　江渭清回答说：

　　

　　“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文件。”

　　

　　他马上电话通知省委办公厅查找这个文件。江苏省委办公厅汇说，确有这个《通知》，是在7月28日拟发的《关于善始善终搞好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开头部分要求“各级党委和工作队，都要认真学习和研究这篇讲话”（即7月27日江渭清在江苏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江渭清让秘书打电话给省委办公厅说：

　　

　　“通知”要认真学习江渭清的讲话是—个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应该强调认真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毛主席、刘少奇同志以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电话责成省委办公厅立即转告地、市、县委，将这个“通知”作废。

　　

　　后来在9月1日，江苏省委办公厅发出《关于在〈关于善始善终搞好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按照江渭清在电话中的意见，检讨了省委办公厅未经江渭清和书记处同意和审批擅自拟发通知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行为”。9月8日，江渭清以个人名义给刘少奇写信，向他告，根据他的指示正在讨论对“高沟事件”的处理；同时，检讨了省委办公厅通知要各地、市、县委学习江渭清的一篇讲话，是个严重的错误，并由江渭清本人承担领导责任。

　　

　　事情到此还远没有结束，后来刘少奇又发出了一封答江渭清的重要信件和中共中央关于他们之间来往信件的批示，详情待后再叙。

　　

　　且说8月29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尼泊尔教育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不能搞大国沙文主义，不能看不起小国 ，说小国不行是错误的。”

　　

　　关于教育问题，毛泽东说：

　　

　　“教育不能从课本到课本，从概念到概念。理工科学生不仅要有书本知识，还要会做工。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小说工厂。文科学生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农业和工业。不然，学生毕业以后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的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8月30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央局第一书记和江苏等8个省委负责人座谈会，他在讲话中说：

　　

　　“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么做法好？派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

　　

　　毛泽东还说：

　　

　　“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5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

　　

　　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坑杀的460人，是属于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被杀嘛。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晋文，秦始皇也算。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

　　

　　1964年9月1日，是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通过了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意见；同意将“桃园经验”的告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并通过了由刘少奇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种材料和经验，现特发给你们，望你们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

　　

　　这仅仅是一个大队的经验。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但在另外的许多问题上又有很大的特殊性。例如：中央“双十条”的基本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必须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和其他农民群众才能解决干部的“四不清”和对敌斗争中的各种问题，把社会主义教育搞深搞透，形成新的生产高潮；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要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适时地提出实事求是的对待问题，强调贯彻中央各项具体政策的规定；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许多干部以至工作队的许多成员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顾虑，不把团结95%的群众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而片面地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把贫下中农作为我们党在农村中唯一的依靠；“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等等。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是在许多地方都要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桃园大队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但是，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观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为框框，到处套用。到底各个地方、各个大队有些什么情况，有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解决，都要领导运动的同志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认真地同贫下中农商量和讨论，才能真正了解，并且找出比较最好的解决办法。这是不能偷懒的，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或其他取巧的办法的。桃园大队的经验，只是给我们指出了进行工作的一些方法和处理某些问题的方法，并不能使我们顺利地去解决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问题。这是各地同志阅读这个文件时必须注意的。 

　　

　　中央1964年9月1日

　　

　　欲知毛泽东处理了华北局、江渭清与刘少奇的分歧后去了哪里？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刘少奇在8月29日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阐述了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署的意见后，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表示支持他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

　　

　　毛泽东在8月30日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说：“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么做法好？派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接着，他又谈到了秦始皇时期的儒法斗争，最后还说：“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毛泽东的这一番话，刘少奇和那些与会者们听了有何感受？已经不得而知了；而时间不断地向前推移，能够验证些什么，倒是读者诸君可以慢慢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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