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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全球化思潮对全球化的批判
反全球化思潮对全球化的批判
在全球化思潮、尤其是极端论的全球化思潮的强势威压下，在国际社会倔强地冒出一股唱反调的所谓逆流、即反全球化思潮。反全球化思潮是全球化思潮的必然产物，对全球化思潮的直接反动而构成了后者的必要组成部分。这股由西方社会中的“左”派、中左派所倡导的思潮，对全球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观点进行了经济、政治、社会和哲学文化上的全方位批判，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
1、经济批判
这体现在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经济主义、市场至上主义、惟效率论的批判。法国学者伊西奥•拉莫内认为，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较量中，政治的胜利者持的却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此理论所包含的思想，其器物、制度上的体现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全球治理机构，因而它被世界富国推崇为全球化的建设蓝图。由于西方是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无疑，这场胜利到底还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是西方的胜利。例如，1998年，在全球化中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50%以上的经济化为乌有，其另一面是7000多亿美元转入美国。《波士顿环球》是这样来解释这个西方全球化的杰作的：“这种突如其来的危险是由美国以及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门徒制订的极端自由市场准则造成的。”这个“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马太效应”有力地攻破了“全球化将在经济各个领域均衡发展，从而创造出一个‘平等的活动平台”’的“全球化神话”。美国学者福斯特指出，今天的自由主义将全球化强调为自由市场制度的自发产物，现在人们被告知，除了新自由主义“别无选择”，因而，除了全球化之外，也就“别无选择”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生存在一个由世界市场（市场不再是国家的，而是全球的）自由化所规定了的、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性秩序”中，任何国家抵挡不了全球化的力量及其围剿，逃避的结果只能是死无葬身之地。基于此，提出“依附理论”的第三世界、特别是南美国家的学者如F．H．卡多佐和B．法兰多把这种悲惨的结局称之为“无力改变自身地位”的、永远的“边缘化”。
问题在于：一方面，宣扬资本主义大胜利的新自山主义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贬斥为“乌托邦”；而其实，新自由主义自身所推动的全球化只不过以功能主义的方式反映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普遍化（普适化）的更为根本的趋势。确实，今天的资本主义已如此普遍，资本主义的矛盾正在以新裂变式的积累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出来。可以预见，资本主义发展到其巅峰之时，也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到来之日．
2、政治批判
这体现为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批判。美国著名左翼思想家、反新自由主义的斗士罗姆•乔姆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全球市场经济出现和运作过程中，政府自始就处于中心地位。新自由主义宣称全球化是自由市场的自然扩张，实际恰恰相反，它是由强有力的政府、特别是美国等大资本主义的政府精心策划和全力推动的结果，而不是所标榜的那般“放任自流”。可以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不仅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全球化方向和速度的规定者。可见，“全球化并不等于自由化”，“自由主义”并不“自由”。“自由”的背后是强权、乃至霸权。更明确地说，实现一个纯粹而完美的世界市场的新自由主义乌托邦运动是通过采取各种政治措施来达到的，是由那些银行家、大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以及那些从中获得自身存在合理性证明的高级政府官员、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共同缔造的。
美国左翼学者麦克斯切尼引用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名言也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本质：如果没有一个看不见的拳头，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永远也不会奏效。有把握使世界接受硅谷技术的看不见的拳头就是美国的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他还告诫我们，我们需要明白，实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以美国军国主义为前驱的。
更有甚者，所谓全球化的“自由”并不能真正带来民主，它还可能威胁民主政治、扼杀民主主义。由于全球化超国家的机构，像WTO、WB、IMF挑战传统国家的权力，可以任意干预民族国家国内的政治，使这些政府未经立法或民主的程序就匆匆忙忙进行经济改革。而没有考虑社会承受力的改革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震荡，使社会重新又回到专制、集权的老路上去。即便是原有的民主国家，“这些政府在所有生死攸关的未来问题上只是一味地让人们注意跨国经济极其强大的客现强制，把所有政治都变成一种软弱无力的表演，民主国家便名存实亡了。全球化把民主推入了陷阱。”至于“全球化带来民族国家失效”的“国家终结观”，不但扭曲了国际政治的真相，误导了非西方社会的认识和实践，而且对非西方社会、尤其是自我保护机制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上的傲慢与偏见，为大国粗暴的国际干预行为合法化。
这体现为对文化帝国主义话语、逻辑和宏大叙事的批判。正如西方文化批评家杰姆逊所指出：全球化是在多国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西方文化在全世界扩张而造就全球文化的一种文化现象；英国学者汤林森也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导致标准化的、商品化的文化的同质化过程，它威胁到世界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威胁到脆弱而容易受到伤害的边缘的“第三世界”“传统”文化。就此，法兰西学院院士皮埃尔•布尔迪厄痛斥了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文化帝国主义逻辑及其中所蕴涵的话语霸权。他指出，新自由主义已成为当代世界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强势话语”，是一种从方法论上解构“集体”概念的纲领。这种纲领式的话语在一个由各种强力关系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最强力者一边。在强力支持下，它发明了一套流行于所有发达国家中传媒、知识分子、国际公务员和雇主之间的所谓“全球新俗套”。这新俗套包括如下的新词汇：“全球化”、“全球相互依存”、“全球政府”、“双赢”、“猎鹿博弃”、“零容忍”、“实托邦”、“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第三（四）次浪潮”、“新经济”、“新文明”、“后现代”、“多文化主义”等。而随着全球“新”俗套的“俗化”，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不平等”、“主权”、“阶级”、“剥削”、“压迫”、“革命”等具有实在内涵的旧概念渐渐被斥为过时、落伍、迂腐、“残暴”和教条而束之高阁。正是话语的“风水轮流转”和“强势话语”对高下优劣新旧先后的鲜明二分构筑出一套所谓文化（符号）帝国主义逻辑。布尔迪厄痛斥这种文化帝国主义是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一种符号强暴，比方说，“全球化”，这个含混多义的词，说到底，无非是用经济宿命论来为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装点门面，强化人们认可跨国家力量对比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布尔迪厄还指出，实施新自由主义伟大神话的直接后果是文化生产的自主领域由于商业价值入侵而逐渐被蚕食、萎缩，直至彻底沙漠化，同时，人们都被追认同道德达尔文主义作为一切行动准则，而放弃了对诸如平等、公平、正义等其他更高尚的社会价值的诉求。这种道德达尔文主义狂热地崇拜成功者，凭借手中的知识特权，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和愤世嫉俗的思想加以制度化。
德国左翼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现代性的所谓线性进步的、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遭到批判后，进入了后现代的“微小叙事”或“零散叙事”状态。但20世纪90年代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人们，还是没能一劳永逸地告别所有的大叙事，又落入了“全球化”这个“新的跨国大叙事”的窠臼。究其原因，全球化主义、尤其是全球化极端论到底未能彻底解构掉工业化、现代化等现代性的理性基础。因此，他提出，有必要重新清理全球化话语的现代性基础，以使全球化时代过渡到以反一切形式的二元对立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知识状态中去，成就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主义意识。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4期《马克思主义研究》）
相关文章 前景遭到彻底破坏美国正在衰落欧美“新自由主义简史”的启迪翰啸：哈耶克为什么在中国这么红？货币的运动江涌：“经济自由化”政要成为美国手中的玩偶杨斌：批判与创新新自由主义的后果及走向杨斌：海外归来谈新自由主义的危害--从全球视角考察新自由主义当今文艺界学术界一瞥(修订版)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及其反新自由主义之战智利经济改革对劳工的影响资本伦理与底层道德伦理的较量—兼论胡学文小说《向阳坡》
郑一明 李智
在全球化思潮、尤其是极端论的全球化思潮的强势威压下，在国际社会倔强地冒出一股唱反调的所谓逆流、即反全球化思潮。反全球化思潮是全球化思潮的必然产物，对全球化思潮的直接反动而构成了后者的必要组成部分。这股由西方社会中的“左”派、中左派所倡导的思潮，对全球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观点进行了经济、政治、社会和哲学文化上的全方位批判，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
1、经济批判
这体现在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经济主义、市场至上主义、惟效率论的批判。法国学者伊西奥•拉莫内认为，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较量中，政治的胜利者持的却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此理论所包含的思想，其器物、制度上的体现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全球治理机构，因而它被世界富国推崇为全球化的建设蓝图。由于西方是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无疑，这场胜利到底还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是西方的胜利。例如，1998年，在全球化中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50%以上的经济化为乌有，其另一面是7000多亿美元转入美国。《波士顿环球》是这样来解释这个西方全球化的杰作的：“这种突如其来的危险是由美国以及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门徒制订的极端自由市场准则造成的。”这个“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马太效应”有力地攻破了“全球化将在经济各个领域均衡发展，从而创造出一个‘平等的活动平台”’的“全球化神话”。美国学者福斯特指出，今天的自由主义将全球化强调为自由市场制度的自发产物，现在人们被告知，除了新自由主义“别无选择”，因而，除了全球化之外，也就“别无选择”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生存在一个由世界市场（市场不再是国家的，而是全球的）自由化所规定了的、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性秩序”中，任何国家抵挡不了全球化的力量及其围剿，逃避的结果只能是死无葬身之地。基于此，提出“依附理论”的第三世界、特别是南美国家的学者如F．H．卡多佐和B．法兰多把这种悲惨的结局称之为“无力改变自身地位”的、永远的“边缘化”。
问题在于：一方面，宣扬资本主义大胜利的新自山主义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贬斥为“乌托邦”；而其实，新自由主义自身所推动的全球化只不过以功能主义的方式反映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普遍化（普适化）的更为根本的趋势。确实，今天的资本主义已如此普遍，资本主义的矛盾正在以新裂变式的积累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出来。可以预见，资本主义发展到其巅峰之时，也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到来之日．
2、政治批判
这体现为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批判。美国著名左翼思想家、反新自由主义的斗士罗姆•乔姆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全球市场经济出现和运作过程中，政府自始就处于中心地位。新自由主义宣称全球化是自由市场的自然扩张，实际恰恰相反，它是由强有力的政府、特别是美国等大资本主义的政府精心策划和全力推动的结果，而不是所标榜的那般“放任自流”。可以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不仅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全球化方向和速度的规定者。可见，“全球化并不等于自由化”，“自由主义”并不“自由”。“自由”的背后是强权、乃至霸权。更明确地说，实现一个纯粹而完美的世界市场的新自由主义乌托邦运动是通过采取各种政治措施来达到的，是由那些银行家、大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以及那些从中获得自身存在合理性证明的高级政府官员、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共同缔造的。
美国左翼学者麦克斯切尼引用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名言也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本质：如果没有一个看不见的拳头，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永远也不会奏效。有把握使世界接受硅谷技术的看不见的拳头就是美国的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他还告诫我们，我们需要明白，实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以美国军国主义为前驱的。
更有甚者，所谓全球化的“自由”并不能真正带来民主，它还可能威胁民主政治、扼杀民主主义。由于全球化超国家的机构，像WTO、WB、IMF挑战传统国家的权力，可以任意干预民族国家国内的政治，使这些政府未经立法或民主的程序就匆匆忙忙进行经济改革。而没有考虑社会承受力的改革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震荡，使社会重新又回到专制、集权的老路上去。即便是原有的民主国家，“这些政府在所有生死攸关的未来问题上只是一味地让人们注意跨国经济极其强大的客现强制，把所有政治都变成一种软弱无力的表演，民主国家便名存实亡了。全球化把民主推入了陷阱。”至于“全球化带来民族国家失效”的“国家终结观”，不但扭曲了国际政治的真相，误导了非西方社会的认识和实践，而且对非西方社会、尤其是自我保护机制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上的傲慢与偏见，为大国粗暴的国际干预行为合法化。
这体现为对文化帝国主义话语、逻辑和宏大叙事的批判。正如西方文化批评家杰姆逊所指出：全球化是在多国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西方文化在全世界扩张而造就全球文化的一种文化现象；英国学者汤林森也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导致标准化的、商品化的文化的同质化过程，它威胁到世界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威胁到脆弱而容易受到伤害的边缘的“第三世界”“传统”文化。就此，法兰西学院院士皮埃尔•布尔迪厄痛斥了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文化帝国主义逻辑及其中所蕴涵的话语霸权。他指出，新自由主义已成为当代世界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强势话语”，是一种从方法论上解构“集体”概念的纲领。这种纲领式的话语在一个由各种强力关系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最强力者一边。在强力支持下，它发明了一套流行于所有发达国家中传媒、知识分子、国际公务员和雇主之间的所谓“全球新俗套”。这新俗套包括如下的新词汇：“全球化”、“全球相互依存”、“全球政府”、“双赢”、“猎鹿博弃”、“零容忍”、“实托邦”、“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第三（四）次浪潮”、“新经济”、“新文明”、“后现代”、“多文化主义”等。而随着全球“新”俗套的“俗化”，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不平等”、“主权”、“阶级”、“剥削”、“压迫”、“革命”等具有实在内涵的旧概念渐渐被斥为过时、落伍、迂腐、“残暴”和教条而束之高阁。正是话语的“风水轮流转”和“强势话语”对高下优劣新旧先后的鲜明二分构筑出一套所谓文化（符号）帝国主义逻辑。布尔迪厄痛斥这种文化帝国主义是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一种符号强暴，比方说，“全球化”，这个含混多义的词，说到底，无非是用经济宿命论来为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装点门面，强化人们认可跨国家力量对比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布尔迪厄还指出，实施新自由主义伟大神话的直接后果是文化生产的自主领域由于商业价值入侵而逐渐被蚕食、萎缩，直至彻底沙漠化，同时，人们都被追认同道德达尔文主义作为一切行动准则，而放弃了对诸如平等、公平、正义等其他更高尚的社会价值的诉求。这种道德达尔文主义狂热地崇拜成功者，凭借手中的知识特权，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和愤世嫉俗的思想加以制度化。
德国左翼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现代性的所谓线性进步的、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遭到批判后，进入了后现代的“微小叙事”或“零散叙事”状态。但20世纪90年代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人们，还是没能一劳永逸地告别所有的大叙事，又落入了“全球化”这个“新的跨国大叙事”的窠臼。究其原因，全球化主义、尤其是全球化极端论到底未能彻底解构掉工业化、现代化等现代性的理性基础。因此，他提出，有必要重新清理全球化话语的现代性基础，以使全球化时代过渡到以反一切形式的二元对立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知识状态中去，成就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主义意识。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4期《马克思主义研究》）
相关文章 前景遭到彻底破坏美国正在衰落欧美“新自由主义简史”的启迪翰啸：哈耶克为什么在中国这么红？货币的运动江涌：“经济自由化”政要成为美国手中的玩偶杨斌：批判与创新新自由主义的后果及走向杨斌：海外归来谈新自由主义的危害--从全球视角考察新自由主义当今文艺界学术界一瞥(修订版)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及其反新自由主义之战智利经济改革对劳工的影响资本伦理与底层道德伦理的较量—兼论胡学文小说《向阳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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