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问题”视野中的西方与中国
“西藏问题”视野中的西方与中国
刘建平
1999在北京奥林匹克之春,西藏拉萨发生了民族分离主义暴力骚乱。而随着奥运火炬海外传递的开始,"藏独"势力和欧美、日韩等国的支持者合流阻击,支持奥运的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与之形成人墙旗阵对峙乃至暴力冲突;这使得本来表现人类浪漫主义自信的"圣火"相传,因为要防范不绝于途的暴力抢夺,竟成为全世界注目的马拉松式安全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
《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07期
在北京奥林匹克之春，西藏拉萨发生了民族分离主义暴力骚乱。而随着奥运火炬海外传递的开始，“藏独”势力和欧美、日韩等国的支持者合流阻击，支持奥运的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与之形成人墙旗阵对峙乃至暴力冲突；这使得本来表现人类浪漫主义自信的“圣火”相传，因为要防范不绝于途的暴力抢夺，竟成为全世界注目的马拉松式安全神经战。同时，与紧张的奥运政治斗争现场相对应，中国媒体和一些西方国家媒体之间有关真相、尊严的传播和论争似乎更加激烈，随处可以见闻国内民众的愤怒声讨和海外华人守护“圣火”的热潮。
面对又一次以“中国与西方对立关系”模式呈现的国际紧张，舆论界有两种取向：一是揭批西方的反华本质；二是研讨展开“国际公关。”即传播、沟通、说服之类的形式。前者指出，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无视中国主权和藏独分子的暴力攻击，忘记自己国家镇压暴力分子的事实而以“人权”名义对中国科以双重标准，是偏执的反华“病态”，没有资格评论中国。后者则认为，西方存在对中国的“误解”和“概念化认知”，需要对西方知识界和社会公众开展有技巧的“国际公关”。归结来看，前者是政治斗争的意识形态本质论，后者是对外传播的工具形式研讨。
很显然，两种持论都抱有同一种愿望，即改变西方的“中国观”。不过如果稍作历史回顾和现实的分析就可以发现，本质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形式主义的传播学公关都是既选错了对象，也用错了工具。
作为西方国际政治斗争工具的“西藏问题”史
历史地看，所谓“西藏问题”首先是殖民主义时代列强瓜分中国的精神遗产和冷战时代恶作剧政治的余烬。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到达东亚以后，一方面凭借“坚船利炮”从沿海向内陆进犯以逼降中国中央政府，一方面偷袭比较自治性的偏远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以图切割中国的多民族统一政治，渐次树立殖民政权。但殖民地化危机动员了各民族人民的抵抗，以“中华民族”这种现代民族国家志向相号召的革命战争终至于驱逐列强，建立了包括各族边疆地区统一的新中国。但就在建国初，由于卷入同样是殖民主义时代列强统治后遗症引发的朝鲜战争，美国军事特务组织又寻求西藏地方分裂、颠覆之类的政治捣乱来牵制、威胁中国。因此，无论从西藏分裂主义势力领袖所具有的封建农奴制贵族历史地位来看，还是站在摆脱了酷刑、苦役和人身买卖制度的西藏人民立场观察，所谓西藏独立都不是“人权问题”，而是原殖民主义者试图宰割中国、控制东亚之历史欲望的延续。中国在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固然会发生曲折和存在问题，但曾经对西藏下层人民扒皮抽筋的封建农奴制贵族集团策划分裂中国，又能带来什么民主和人权？
而在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中，“西藏问题” 和“台湾问题”、“人权问题” 一样都有两面性，即一方面是问题本身的存在及其政治复杂性，另一方面是后殖民主义者为其经济外交寻找的施压筹码，即抓住问题，索取利益。我们知道，美国总统是在20世纪90年代“人权问题”、“台湾问题”成为美中关系中的突出问题以后才开始接见西藏流亡首领的，这种“问题外交”与开放再开放的中国市场和不断爬升的大规模有组织采购数字形成了对立统一的进行曲交响。近年来，一些国际观察家注意到各种“问题” 与协议、订单的关系，不仅欧洲国家频频发难，甚至连侵略战争责任都要推卸、抵赖的日本，也学会“不支持单方面改变现状”和“关心”人权、“忧虑”西藏的装腔作势了。
那么。“问题外交”的哲学究竟是什么？90年代美国克林顿政权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其回忆录中做出了说明。对于世界政治的结构定位，他总是强调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原则就是“领导世界’”。至于中国，他指出：中国可以打破亚洲稳定与冲突间的平衡；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亚洲、也是美国“继续繁荣的关键”，中国的合作态度对防止核武器扩散、非法移民和全球环境恶化等威胁十分重要。“我们坚决支持中国向安定、开放和成功的国家发展，而不是成为世界的领导。”他还说，在当今“经济竞争优先于意识形态对立的时代”，必须利用所有手段，“实行谋求保证让美国企业进入不断扩大的全球市场的外交”。而且他发现，“对全世界价值观的奉献是美国权威和可信地位的重要之一”，推进民主和人权，既符合美国的信仰，也有助于推进美国的“实际利益”。可见，美国以“世界级”的武力和外交构筑其“领导”地位。中国不过是美国世界治理和经济繁荣的工具而已，因此美国真正关心的是中国的“开放”，并非中国的“人权”或“民主”；但它对“人权”或“民主”之类的问题感兴趣，因为高举价值观旗帜、抓住中国问题的“问题外交”有助于推进美国的“实际利益”，而美国之所以敢于实施压迫性的“问题外交”，当然是由于具备“武力”。总结起来就是，师出有名的武力支持价值高调的外交，而价值高调的外交可以压迫“问题国家”的经济利益。
西方与中国关系的结构分析
与以往西藏发生骚乱的国际、国内环境不同，这次“藏独”暴力事件波及的范围和受关注的程度是空前的。一方面，“藏独”势力在国外得到了更多和公然的支持甚至参与，在国内的暴力活动范围也有所扩大；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舆论中引起了严重的焦虑或激烈抗议。在火炬传递过程中，国内多个城市发生抵制法国资本超市家乐福的群体运动，虽然经警力控制和媒体宣传而趋于平静，但民众舆论呈现尖锐的分裂和对立，甚至发生了激情与“理性”之间的谩骂；某位因火炬传递进入公众视野的人物也忽而被赞做“英雄”，忽而被指为“汉奸”，忽而又被奉为“风范大国民”，形成一种割据封号的闹剧场面。相应地，国外舆论表示警惕中国的“民族主义”。总结起来就是，“藏独”势力有所坐大，西方国家对“藏独”势力的支持经过舆论道完全公开化，而这种状况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完全为国内所了解，国内一些民众针对西方国家或“藏独”势力的愤怒情绪强烈。鉴于这种复杂的政治现象，有必要探讨深层的结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国家主要有三种势力与中国发生实质性关系。一种是貌似双赢的经济合作，利用中国的开放获取贸易利益。之所以说是“貌似双赢”，因为国家权威职能部门已经指出：中美贸易是“GDP在中国，利润在美国”。第二种是政府外交，西方政府利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要求特权性开放领域，榨取超经济的国家采购贸易利益。第三种是支持分离主义和流亡政治反动活动的情、军事特务组织，它们在西方政府隐蔽或半公开的支持或组织下对中国作地下、半地下的政治捣乱。
这三种势力构成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关系的主体结构：以军事实力为威慑后盾的第三种势力通过支持藏独、台独和流亡政治反对活动干涉中国主权，企图获得超政治的后殖民统治权力，这是变种的殖民主义侵略政治的国际干涉政治学努力；国际干涉政治学的超主权行为引导、激化和扩大了各种“中国问题”，于是西方政府利用价值观优势对中国展开“问题外交”，尽可能获得来自官方渠道的超经济采购贡献和缺乏评估能力或评估不全的开放，这是以强权和政治话语优势压迫、索取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企图；而国际干涉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压力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体性，经济自主经营的信心被西方管理学神话蚕食，国民经济体系被外资和外企分割，于是发生了徒增GDP而利润外流的后殖民国际经济学现象。
如果安于现状，能够维持GDP增长、中国主权受尊重的国际政治局面和国内的政治稳定吗？西藏骚乱和奥运火炬护送斗争所提示的是严峻的发展逻辑。中国申办奥运成功以来，所谓中国的经济奇迹、大国崛起等等舆论神话主导了国内舆论，而最近又因为“中国经济学家”被选为世界银行副行长，便有人把它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加在一起来论证中国已经获得世界政治“权力中心” 的国际地位。这些说法虽然荒唐到竟然无知世界秩序并非由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决定的程度，但张口“大国” 闭口“崛起”在民众中造成的虚妄情绪是深刻的。
但是，从思考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角度看，国内的舆论分裂中那种斥责激情民众为“愤青”的“理性”高调更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它回避甚至文饰了国家的外交责任。对于来自西方的排斥和蔑视，民众除了情绪性抵抗，不可能代替政府外交集合出国家“理性”，而且西方对中国的态度正是国家外交和主流学者给西方造成的“中国观” 的真实反映。所以，对于民众的激愤，那些高唱“理性”的“智舆”们不应该欺负弱势无助的民众，而应该思考如何改革国家外交和反省中国学术。试想，如果外交和学术能够有根据地评估外资对中国的贡献，能够以确证把握“家乐福”与“藏独”的毫无关系，民众会激愤到经济绝食般地抵制外资外货这种“非理性”的程度吗？
从国家战略高度思考“西藏问题”
通过了解东亚近现代历史进程和美国式世界政治权力的运作机制，我们可以看到“西藏问题”所折射的西方文明“眼镜”后面的“中国观”：具有历史连续性的殖民主义敌视和现实利益欲望的后殖民主义蔑视。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民族分离主义问题是西方在与中国关系中企图利用的“问题”，中国可以通过自身的政治建设和外交努力独立自主地解决它，并且只有这样，才能重整中国外交的主体性和改变西方的“中国观”。
为了解决民族分离主义问题，中国的外交、内政和大众传播都必须反思和改革。在外交方面，政府必须承担责任，与西方正面交涉“藏独”资金、政治支持和武装训练等问题，同时进行开诚布公、锲而不舍的价值观对话，彻底切断西方国家通过“问题外交”敲诈中国利益的国际政治链条，打破其国际政治经济学妄想，根除“藏独”恐怖主义生存的土壤。特别是在对美外交方面，要吸取美国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的教训。中国不能一方面视而不见美国政府对“藏独”势力的支持，或仅仅作形式主义的外交抗议，而另一方面接受其在经济利益方面的压迫，导致政治经济要挟的恶性循环。在内政方面，必须基于民意进行政治、经济和少数民族政策的改革以强化政治认同，同时谋求与达赖进行对话，争取达成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共识的前景，以孤立怀有简单政治野心的激进“藏独”势力，约束“藏独”势力的恐怖主义化进程。在媒体传播方面，必须放弃传播者本位的政治性宣传而建立传播对象本位的知识思想交流，确立全球化大众传播时代的中国信用。特别要加强的，是鼓励有真才实学的中国学者建立能够在国际论坛上经得起辩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知识学术，有根据的知识传播和有逻辑的思想传播是有效改善西方“中国观” 的手段。
鉴于批判西方的激烈态度和相反的所谓“国际公关” 主张，特别需要厘清改变西方“中国观”的逻辑。对于西方政治人物，意识形态批判抑或传播学公关都是对牛弹琴，因为他们本来的逻辑就是从制造对立来施加压力而最终获得国家利益；所以，在政府间外交的这一部分，必须切断“问题外交”的利益链条而采取正大光明的价值观对话，在对话中寻求以理解为目的的沟通和以改革为目标的学习。对于知识精英和国民公众，意识形态批判既无学术思想魅力又无技术策略讲究。当然不能提供有效的建设性沟通而徒然加剧情感对立。但所谓“国际公关”、“魅力攻势”过分关注工具主义的传播技术而忽视了传播内容本身必须是有实证的知识和有逻辑的思想，难免演变成“为公关而公关”、“为传播而传播”的空洞化形式，或者落入极具道德风险的国际贿赂陷阱。因此，在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的这一部分，必须建设既有学术思想内涵又有工具技术形式的传播外交，不能幻想通过形式主义的传播公关技巧来改善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而且，传播外交应该被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因为，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日益深刻地改变着传统国际政治生态的今天，国家、民族之间的全方位密切交流和传播能力竞争正在构建着新的国际体系权力和利益格局。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其国家形象是有文化主体性的塑造还是被他国的学术文化塑造，其外交是能够通过传播手段有效地获得他国的理解和共鸣，还是被动地受到反传播的牵引和重构，越来越多地决定着它们在全球化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国家自身的命运。简单地说，是能够有效地传播自主观察世界、解释自我的知识思想，还是处于被围观、被解释的反传播地位，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竞争的重要方面。
然而，中国的传播外交意识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挑战，尤其是在外交理解和传播实践中，低水平重复的传播形式与技巧往往受到突出的强调，对外传播的形式主义分析和工具主义目的理解成为主流。这种状况是与中国学术的荒疏相关联的。中国学术还缺乏对历史和“问题”特别是“问题历史”的系统实证研究——甚至即便是现代中国政治领袖的传记和专业的历史研究，也都是外国著作在中国流行，何谈观察世界、解释自我的文化主体性呢？具体到西藏问题，西藏本来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中国的西藏研究不能在国际藏学界占据主导地位？为什么到西藏发生骚乱、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及其西方支持者阻击奥运火炬传递之后，中国的主流媒体才播放历史文献纪录片、在新闻节目中公布历史文献资料？可见，对外传播的知识思想空洞化和中国知识思想供给的滞后或贫困化，是中国的传播外交不能有效成立的基础性缺陷。
纵观从西藏骚乱到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的护送斗争，“藏独” 势力及其西方支持者把中国盛典做成了马拉松式的“藏独”广告；对于这场闹剧，仅仅在挑拨中国与西方以及中国国内政治紧张的消极意义上理解是不够的。它是一面镜子也是一个契机，由此就可以明白中国国际地位的第三世界性、大国外交的虚弱性、知识学术的落后性和大众传播的盲目性；它应该能够刺激中国的共同体意识和以共同体精神迎接挑战的主动性。中国必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思考民族分离主义问题，不要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谓尊重中国主权、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会的表态外交所迷惑，而以严肃的外交交涉、认真的内政改革、扎实的学术建设和有效的大众传播努力，全方位地进行国家安全建设。而对于在舆论中非常具有时髦蛊惑力的所谓“国际公关”论，必须保持严肃的道德意识和清醒的政治判断。因为只有努力建构中国学者自身关于中国研究和世界研究的知识体系，只有这种知识体系在外部世界获得了有尊严的学术认同，中国叙事者才能够确立思考和传播的文化主体性，中国知识思想才可能进入其他民族的文化系统，中国传播才真正能获得有效的和积极意义的受众。只有这样的传播，才可能逐渐改变西方负面的“中国观”；只有这样的传播外交，才可能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更有效地维护中国的利益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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