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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与中非关系
周恩来总理与中非关系
近代以来，非洲先后被西方列强全部瓜分，整个大陆沦为殖民地，曾被称为“黑暗的大陆”。几百年来，非洲人民同野蛮、残暴的殖民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给殖民主义以沉重打击。但因历史条件局限和力量对比悬殊，这些斗争都没有取得成功。进入20世纪，俄国十月革命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敲响了世界殖民主义的丧钟。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迅速觉醒，掀起了民族解放斗争高潮，一大批殖民地挣脱了殖民枷锁，获得了民族独立。由于种种原因，非洲大陆民族解放进程滞后，到1955年亚非万隆会议召开之时，全非洲仅有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埃及、利比亚4个独立国家，整个非洲大陆基本上仍处于殖民主义统治之下。当时非洲因而成了世界反殖斗争的主战场，也是周总理领导的中国政府支持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点和主要对象。
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外交战略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肯定亚非拉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与作用，把支持非洲和其他地区殖民地人民的正义斗争作为中国应尽的国际主义责任与义务，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出发点和组成部分。
亚非29个新兴国家领导人出席的万隆会议掀起了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亚非万隆会议的成功举行同周总理卓有成效的努力分不开。正是在周总理的大力协调和引导下，挫败了帝国主义的干扰和破坏，使会议坚持了正确的目标和方向，突出了亚非国家团结合作、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主题，使之成为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大示威、大打击，对殖民地人民解放斗争的大声援、大支持。而周总理被公认为这次会议的灵魂人物和主角。亚非万隆会议的巨大成功极大地激励了非洲人民的斗志，推动他们反殖和争取民族解放斗争进入节节胜利的新阶段。从1955年4月万隆会议召开到1963年底的短短8年半的时间内，非洲独立国家从4个增加到34个，非洲统一组织也于1963年5月宣告成立。非洲大陆的政治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周总理把非洲人民的解放事业看作自己的事业，一贯予以高度关注和倾力援助。在周总理的领导和主持下，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不但满腔热情地给予政治支持、精神鼓励、道义同情，还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就是其中一个突出事例。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政治独立，和支持邻近仍处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统治之下的兄弟民族的解放斗争，亟需修建一条横贯两国的铁路。由于其自身能力所不能及，两国政府曾先后请求西方国家和前苏联援建。这两者出于政治或经济原因予以拒绝。坦、赞两国后来求助于中国政府。尽管当时中国自己经济也很困难，自身铁路运输能力严重不足，周总理仍从中非友谊和支援非洲人民反帝、反殖、反对种族主义，争取和维护国家独立的大局出发，慨然应允。周总理对当时的对外经委主任方毅说，坦、赞“两个姐妹国家还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包围着。它们共同认识到没有周围国家的独立解放就不会有它们自己真正的独立解放。修通这条把它们联结起来的铁路运输线，可以使它们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控制。讹诈，还可以使世界反帝、反殖国家通过它们更有效地支援非洲南部、中部和西部为独立、解放为斗争的自由战士……我们是从支援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度来看待修建坦赞铁路问题。援助他们也就是援助我们自己”。方毅当场向周总理表示：“总理，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们也要帮助修建坦赞铁路。”为此，中国付出了大量的财力，提供了质量最好的器材设备，派出了第一流的设计和施工队伍。在中国和坦、赞两国的共同努力与通力合作下，长达1860公里的坦赞铁路保质保量如期建成。69位中国专家和工人为修建这条国际大铁路牺牲了生命，长眠在非洲的土地上。坦赞铁路是中国真诚无私国际主义的见证，是中国和非洲人民友谊的象征，它像一块丰碑永远矗立在坦、赞人民和非洲人民的心中。
中国为支援非洲的民族解放事业不惜做出民族牺牲。以中国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抗法武装斗争为例。从1954年至1962年，阿人民进行了长达8年之久的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法国为了维护殖民利益，在严厉镇压阿人民反抗的同时，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支持阿民族解放武装，否则将影响其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当时法国政要多次流露出法国要同中国建交的意向，条件是要中国停止支持阿民解运动。那时没有一个西方大国同中国有正式邦交，如能同法国实现建交将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突破，对中国外交全局极为有利。在选择支持阿抗法民解斗争还是选择顾全中国重大外交利益的问题上，毛主席、周总理决定宁可舍弃本国利益，也要支持阿人民的解放斗争。1958年4月，周总理亲自出面接待阿民族解放运动代表团，详细了解其斗争情况，制定周密的援阿计划，前后向阿提供了可观的财政、武器装备和各种必需物资的支援。同年9月，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开罗成立，毛主席、周总理驰电祝贺并予以承认。1958年11月20日两国正式建交。上个世纪60年代初，周总理拒绝了法方提出的中国放弃支持阿解放斗争而同中国建交的条件，在阿反法武装斗争最艰难之际，加大对其支持力度，为其赢得最后胜利，于1962年7月3日正式宣布独立做出了贡献。这些深深感动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当1963年底周总理率团访问阿尔及利亚时，阿尔及尔市30万群众夹道热烈欢迎，表达对周总理的崇敬和感谢。阿总统本•贝拉动情地握着周总理的手说：“你是阿尔及利亚最好的朋友”。
周总理不但热忱支持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还坚决支持非洲国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1956年11月20日，埃及政府不顾英法阻挠，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随即对埃及发动武装侵略。周总理当即致电埃及总统纳赛尔，坚决支持埃及的正义行动，宣布对埃及提供2000万瑞士法郎的外汇赠款助其渡过难关；对英、法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予以强烈谴责，正告它们“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行为，中国人民都不能置若罔闻”。同时，北京50万人、全国各地1亿多人连续3天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英法侵略埃及和声援埃及人民的斗争。周总理和中国人民这种扶危济困、黜恶助善的义举，铭刻在埃及人民心里。从此埃及把周总理和中国视为患难之交和最真诚的朋友。1970年11月23日，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组织雇佣军对几内亚进行武装进犯，企图颠覆几内亚政府，以复几政府对邻近的葡属殖民地人民反葡斗争的支持。周总理闻讯后，连夜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分析形势，商讨支持几政府的办法、措施，并当即致电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严厉谴责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侵略罪行，对几政府反击入侵者的斗争表示坚决支持，并对几提供一笔可观的现汇援助。塞古•杜尔总统对此十分感动，在平息事态后即派代表亲赴中国向周总理和中国政府致谢。
20世纪50年代之后，非洲是世界反对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舞台，中国人民是非洲人民反殖解放斗争的最坚定、最主要的支持者，周总理就是中国实施援非解放战略的旗手、组织者和指挥者。周总理因此受到非洲国家和人民的由衷的敬重和感谢。非洲人民不仅把周总理看作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而且看作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代表，看作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的源泉、胜利的希望，看作非洲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和兄弟。这就是中国和非洲国家关系长期健康、顺利发展和中非友谊之树长青的最深厚的根源和基础。
二50年来，中非友好关系得到长足发展。非洲大陆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从1956年只有一个建交国家，到现在增加到48个。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基础上的中非关系，长期保持着健康、稳定、深入、全面发展的好势头，双方成为政治上肝胆相照、经济上密切合作、文化上深入交流、国际上互相同情和支持的真诚朋友与平等伙伴。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关系是一种合乎时代潮流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当代国与国关系的典范，有着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而周总理就是中非友好关系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康庄大道就是由周总理亲手打通和铺平的。
中国同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发展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其中经历了三次建交浪潮。中非外交关系的启动和三次建交浪潮都是由周总理直接推动和促成的。
中非第一次建交浪潮由周总理参加和起主导作用的万隆亚非会议肇始，至1963年底。
新中国成立初期，非洲大陆正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独立国家不多。这些独立国家由于受美国和西方国家反华宣传的影响，对中国疑虑甚多，而缺乏同中国建交的愿望。到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之时，尚无一个非洲国家同中国建交。周总理通过参加万隆会议打开了中非建交局面，并掀起非洲国家同中国建交的第一个浪潮。
埃及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中埃建交的基础是由周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奠定的。当时，周总理同与会的埃及领导人纳赛尔举行了多次会谈，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国革命历程、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和内外政策以及中国参加亚非会议的与会方针和主张，引起了纳赛尔的极大兴趣和共鸣。他对中国的看法和感情因而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不了解到了解，由怀疑到信任，由冷淡到仰慕。这在很大程度上扫除了中埃建交的障碍。随后周总理积极而又稳妥地做工作，逐步扩大双方的交流与合作，说服埃及同台湾断交。1956年5月30日，中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受万隆会议激励和鼓舞，非洲大陆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一大批殖民地获得独立。同时，由于周总理在会议上所展示的卓越才能、高贵品质和为会议成功做出的特殊努力与贡献，极大地扩大了新中国的影响，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增进了国际社会尤其是亚非拉新兴国家对中国的了解与信任，为中国扩大国际关系创造了条件。万隆会议后，许多非洲国家继埃及之后纷纷同中国建交。从1955年到1963年，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从0增至14个。
中非第二次建交浪潮由周总理在1963年底至1964年初访问非洲10国肇始，至1971年10月。
为了增进中非友谊，不断拓展中国对非关系新局面，加强对非洲大陆反帝、反殖斗争的支持，周恩来总理不顾颠簸劳累，前后对非洲国家进行了四次访问。周总理是世界大国中访问非洲次数最多、访问非洲国家最多的政府首脑。这充分说明中国和周总理对非洲和中非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充分说明中国人民和周总理是非洲人民最真诚和亲密的朋友、伙伴和兄弟。这些访问都取得重要成果，增强了非洲国家和人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推动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全面深入发展，促进了非洲大陆的民族解放进程。其中1963年末到1964年初接连访问10个非洲国家是周总理对非洲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一次访问，对中非关系的发展有里程碑意义。就在这次访问过程中，周总理提出了发展中国同非洲国家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原则，奠定了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互相尊重、完全平等、互利合作、真诚相待、友好相处、相互支持新型关系的基础。周总理在访问中所展示的完全尊重与坚决支持非洲国家维护本国的独立、主权和内政的正义立场，想它们所想、急它们所急、帮它们所需的无私忘我精神，和磊落坦荡、肝胆照人、谦虚谨慎及一切为对方着想的泱泱大国政治家风范，如春风化雨，浸润着长期饱受殖民主义欺压、凌辱的非洲人民的心田，风靡和感动了所有受访国家以至整个非洲大陆。在非洲一时兴起了一股“周恩来热”和“中国热”，非洲国家掀起了新一波同中国建交的热潮。从1964年初到1971年10月，又有11个非洲国家同中国建交。
第3次非洲国家同中国建交浪潮由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肇始，至20世纪70年代末。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对中国实行敌视、围堵政策，无理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最大障碍。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苏攻美守”战略态势下出于自身战略利益需要，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决定解冻中美关系。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主持了中美关系解冻这一历史性事件。以此为契机，在亚非拉国家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持下，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决议，新中国成了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随着中国发展对外关系最大瓶颈的打破，非洲国家掀起了最大一波同中国建交的浪潮。从1971年底到1979年底，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达20个之多。至此，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已达44个。上世纪80年代以后最后一批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并同中国建交。现在，除了5个非洲小国同台湾有“外交关系”外，整个非洲大陆绝大多数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三中国所以能顺利开展对非外交，如此多的非洲国家所以同中国发展长期稳定和健全的国家关系，同周总理的伟大贡献、独特作用和领袖魅力分不开。
（一）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对非洲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给予全心全意的关切和巨大而有效的支持，新生的非洲独立国家因而心向中国。
中国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大支持者和主要援助提供者，也是非洲大陆彻底摆脱殖民统治的主要外部因素。正因为如此，非洲国家和人民普遍崇敬周总理，把中国人民视为与自己同一战壕的战友、命运与共的知交和亲如手足的兄弟。他们在获得独立后往往首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不少国家如马里、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厄立特里亚、肯尼亚、纳米比亚、塞舌尔等国在宣布独立的同一天或第二大即宣布同中国建交。
（二）周总理提出处理同非洲国家的正确指导原则，深得非洲国家人心。
周总理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率先提出并和印度、缅甸两国领导人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亚非万隆会议上同其他与会国领导人共同倡导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在1963年和1964年之间访问非洲10国时，又根据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大都是刚独立不久的中小国家的情况，提出了处理中国同非洲及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非援助八项原则。周总理提出和参与倡导的所有这些原则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包含了反映时代和历史进步要求的三个突出特征。其一，突出了各国在国格上一律平等、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各国互相尊重、互利合作、和平共处等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其二，强调大国必须尊重和维护中小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和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及决定本国内外政策的权利。在东西方两大集团对抗的格局下，尤其强调要尊重中小国家奉行和平、中立、不结盟政策。其三，强调中国对非援助是建立在平等互平的基础上，而不是单方面的恩赐，不附加任何条件与特权，援助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提高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能力，而不是造成它们对中国的依赖。中国正是根据周总理这些指导方针对非洲国家提供了慷慨无私的援助。这些原则同大欺小、强凌弱、富压贫的强权政治与“丛林法则”彻底划清了界限，体现了国际关系发展的真正本质，是新型国家秩序赖以建立的法理与道义基础，完全符合非洲国家的利益、愿望与要求，受到它们的热烈欢迎与赞同。更为重要的是周总理身体力行，领导中国政府严格遵守与忠实实践这些原则。建立在周总理亲自倡导和提出的上述正确原则基础上的中非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是大国正确对待与处理同中小国家关系的范例。因此，非洲国家普遍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对他们最真诚无私、真正平等相待和真正尊重、重视他们的唯一大国，是他们最可信赖的朋友。他们因而把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重点。
（三）周总理独特领袖魅力和完美人格的巨大感召作用。
周总理的完美人格和崇高品德世所公认，在出访非洲10国时更是得到集中和充分体现。其中以下3点尤为突出，感人至深。
第一，对待处境困难的朋友，周总理所显示的不顾自己安危，挺身而出相帮相助的无私无畏精神。如在出访加纳前几天，该国突发未遂政变，加纳总统、反殖斗士恩克鲁玛遇刺受伤，首都阿克拉人心惶惶，笼罩着危险、不安的气氛。中国古训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代表团不少同志从周总理安全考虑，建议取消或推迟对加纳的访问。但周总理从尊重朋友和中、加友谊的大局出发，坚持按原定计划如期访加。他说：“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了意外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样做是对人家不尊重、不支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越是要去，这才能显示我们的真诚，这叫患难见真知。至于外交仪式，可以打破通常的礼宾惯例。”恩克鲁玛总统本来决定要到机场迎送周总理，但总理考虑到他的安全与健康，建议取消机场迎送仪式，预定在国家宫举行的会谈、宴会和其他重要活动改在恩居住的城堡举行。恩对此表示高兴和赞同。周总理这种顾全大局、不拘礼节，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东道主，和处处为东道主着想的崇高风范深深打动了恩克鲁玛总统和加纳人民。他发自内心地对周总理说：“你是加纳人民最好的朋友，你的访问是所有外国领导人对加纳的访问中最好的一次访问”。周总理这次大智大勇的重大外交行动也感动了其他非洲国家，在非洲大陆一时传为美谈。
周总理1964年1月下旬对苏丹的访问也是一次患难见知交的访问。此前不久，苏丹反对派闹事，招致政局动荡。苏丹政府计划在周总理抵达喀土穆机场后乘敞篷汽车入城，以便既让倾城而出欢迎的市民瞻仰周总理的风采，又借以扩大苏丹政府的声望和影响，以利于其稳定政局。但代表团有关官员顾及安全因素，未经请示总理即改变了苏方的计划，周总理进城时没有乘坐敞篷汽车。周总理知道后，严厉批评代表团有关人员“不尊重东道主”，“在人家困难之时没有给予帮助”。周总理随后采取补救措施，在他结束访问离开苏丹时，乘坐敞篷汽车赴机场。周总理不顾自己安危这样做，是对坚持反帝、反殖立场但处境遇到困难的苏丹政府的声援和支持。对此，苏丹领导人极为感动，加深了其对中国的了解与友谊。
第二，周总理虚怀若谷、辖达大度的开阔胸襟和将原则性与灵活务实态度巧妙结合的外交艺术，使非洲政治家尤其是一些对中国怀有成见的非洲国家领导人为之折服，取得了极佳的政治效果。
周总理在1963年末到1964年初访问非洲10国中，突尼斯和埃塞俄比亚当时尚未同中国建交，他们主要出于对周总理的仰慕而发出邀请的。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比较亲美和亲西方，对中国有误解。在双方会谈中，双方观点有较大分歧，布甚至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有所批评。他直言不讳地对周总理说：“你们跟印度发生冲突，谴责铁托和赫鲁晓夫，还想让我们与西方国家为敌……你们这种做法在非洲是不受欢迎的”。布这些话既不符合事实又混淆了是非。但周总理认为他这样说是出于误解而无恶意，因而不进行正面辩驳和争论，而是在耐心地倾听布的意见之后，委婉地用事实阐明是非曲直，着重谈论亚非国家的共同命运和遭遇，强调亚非国家团结合作、求同存异的必要性。对于布说的那些不中听的话，周总理不但不介意，而且对他的直言不讳予以肯定，说“你对我们毫无保留地有话直说，是真正的朋友。你的话有助于我们了解情况”。周总理的博大胸怀和真知灼见深深打动了布尔吉巴总统，他激动地对周总理说：“我赞成你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朋友，你就是我们的伟大朋友。我们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第二天，突尼斯政府就宣布同中国建交。这是周总理此次非洲之行的一个重大的意外收获。
埃塞俄比亚的情况比突尼斯还要棘手。埃皇塞拉西一世向周总理发出邀请后，在美国的压力下，向中国代表团提出他不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而在埃的另一城市阿斯马拉接待周总理来访。这是一种违反外交惯例和失礼的安排，引起代表团成员的不满，有人提出既然埃方失信失礼，为了总理和国家的尊严，应取消对埃的访问。但周总理斟酌再三，对埃方的安排表示理解，并耐心地做代表团有关同志的工作。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要体谅埃方的困难，不要计较礼仪，要着眼于中埃和中非友谊的大局。维护了这个大局就是胜利，不但不失尊严，还体现了中国泱泱大国风度。后来在会谈中，双方观点不大一致，周总理既精当地阐明了中方的看法，义尊重对方的不同意见。会谈后，周总理将他原定在宴会上的讲话稿交给塞拉西皇帝过目，并根据他的意见，不在宴会上念讲话稿，而另外发表以中埃、中非友谊为主旨的即席讲话。埃皇对此看在眼里，感在心里。一个大国领导人如此体谅他的处境，尊重他的意见，使他感佩，在心灵上拉近了他同中国的距离。几年后，塞拉西一世皇帝顶住了美国压力，毅然同台湾断交，同中国建交，并在1971年10月25日投票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第三，周总理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和尊重普通人的伟人风范感染了非洲人民。
周总理从没有大国领导人的架子，对任何人，上至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下至一般工作人员、服务人员都平等相待、亲切谦和、尊重有加。这在周总理访问所到之处都是有口皆碑的。尤其是周总理对下层服务人员那种真诚的关心和尊重感人肺腑。非洲国家下层服务人员如宾馆厨师、招待员等没有社会地位，被人看不起，那些达官贵人对他们更是不屑一顾。周总理对他们却既亲近，又尊重，见到他们总要点头打招呼，表示感谢。在结束访问离开宾馆时，都要特意同他们握手道别，感谢他们周到的服务。当中还留下了一个十分感人的场面。在周总理率团结束对加纳的访问，离开阿克拉的前夕，周总理在下榻的国家宫专门为接待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和服务人员举行了一个答谢宴会。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向他们一一敬酒致谢。目睹这一场景的加纳官员说，一个大国总理专门宴邀宾馆招待人员，同他们握手言欢、碰杯致谢，是闻所未闻的奇事，中国总理太伟大了。一个参加宴会的招待员感动得泪流满面，用发颤的手举杯说：“这是一个传奇故事，它将永远铭刻在加纳人和子孙后代的心中”。一滴水可见太阳。这个周总理招待加纳普通服务人员的故事映衬出周总理对加纳和非洲人民真挚的情意和平等、博爱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周总理和中国在加纳和整个非洲大陆赢得了信任，赢得了尊敬，赢得了永恒的友谊。周总理援非思想的核心是将这种援助定为相互援助，认为中国援助非洲国家也是援助自己。中非半个世纪关系发展进程证明这一重要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固然对非洲国家的正义事业给予了毫不保留的鼎力支持和力所能及的慷慨援助，而非洲国家也成为了中国全天候的可靠朋友，给予了中国最宝贵的支持和帮助。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连续11次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挫败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提出的反华提案，不断挫败台湾当局在国际上搞台独分裂活动，和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与2010年世博会，非洲国家的支持起了关键作用。非洲国家是中国在国际上具有的政治优势的主要之一。中国第二代、第三代和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制定、周总理执行的对非政策，不断把中非关系提高到新水平。由毛主席、周总理和非洲国家老一辈领导人缔造和开创的中非关系是一种真正平等互利的新型国际关系，经受了时代与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明天将更加灿烂辉煌。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6期《国际问题研究》）
尹承德
一周总理站在时代的高点和前沿，积极推动和大力支持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极大地鼓舞与促进了非洲大陆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中非关系的顺利、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近代以来，非洲先后被西方列强全部瓜分，整个大陆沦为殖民地，曾被称为“黑暗的大陆”。几百年来，非洲人民同野蛮、残暴的殖民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给殖民主义以沉重打击。但因历史条件局限和力量对比悬殊，这些斗争都没有取得成功。进入20世纪，俄国十月革命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敲响了世界殖民主义的丧钟。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迅速觉醒，掀起了民族解放斗争高潮，一大批殖民地挣脱了殖民枷锁，获得了民族独立。由于种种原因，非洲大陆民族解放进程滞后，到1955年亚非万隆会议召开之时，全非洲仅有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埃及、利比亚4个独立国家，整个非洲大陆基本上仍处于殖民主义统治之下。当时非洲因而成了世界反殖斗争的主战场，也是周总理领导的中国政府支持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点和主要对象。
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外交战略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肯定亚非拉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与作用，把支持非洲和其他地区殖民地人民的正义斗争作为中国应尽的国际主义责任与义务，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出发点和组成部分。
亚非29个新兴国家领导人出席的万隆会议掀起了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亚非万隆会议的成功举行同周总理卓有成效的努力分不开。正是在周总理的大力协调和引导下，挫败了帝国主义的干扰和破坏，使会议坚持了正确的目标和方向，突出了亚非国家团结合作、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主题，使之成为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大示威、大打击，对殖民地人民解放斗争的大声援、大支持。而周总理被公认为这次会议的灵魂人物和主角。亚非万隆会议的巨大成功极大地激励了非洲人民的斗志，推动他们反殖和争取民族解放斗争进入节节胜利的新阶段。从1955年4月万隆会议召开到1963年底的短短8年半的时间内，非洲独立国家从4个增加到34个，非洲统一组织也于1963年5月宣告成立。非洲大陆的政治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周总理把非洲人民的解放事业看作自己的事业，一贯予以高度关注和倾力援助。在周总理的领导和主持下，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不但满腔热情地给予政治支持、精神鼓励、道义同情，还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就是其中一个突出事例。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政治独立，和支持邻近仍处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统治之下的兄弟民族的解放斗争，亟需修建一条横贯两国的铁路。由于其自身能力所不能及，两国政府曾先后请求西方国家和前苏联援建。这两者出于政治或经济原因予以拒绝。坦、赞两国后来求助于中国政府。尽管当时中国自己经济也很困难，自身铁路运输能力严重不足，周总理仍从中非友谊和支援非洲人民反帝、反殖、反对种族主义，争取和维护国家独立的大局出发，慨然应允。周总理对当时的对外经委主任方毅说，坦、赞“两个姐妹国家还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包围着。它们共同认识到没有周围国家的独立解放就不会有它们自己真正的独立解放。修通这条把它们联结起来的铁路运输线，可以使它们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控制。讹诈，还可以使世界反帝、反殖国家通过它们更有效地支援非洲南部、中部和西部为独立、解放为斗争的自由战士……我们是从支援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度来看待修建坦赞铁路问题。援助他们也就是援助我们自己”。方毅当场向周总理表示：“总理，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们也要帮助修建坦赞铁路。”为此，中国付出了大量的财力，提供了质量最好的器材设备，派出了第一流的设计和施工队伍。在中国和坦、赞两国的共同努力与通力合作下，长达1860公里的坦赞铁路保质保量如期建成。69位中国专家和工人为修建这条国际大铁路牺牲了生命，长眠在非洲的土地上。坦赞铁路是中国真诚无私国际主义的见证，是中国和非洲人民友谊的象征，它像一块丰碑永远矗立在坦、赞人民和非洲人民的心中。
中国为支援非洲的民族解放事业不惜做出民族牺牲。以中国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抗法武装斗争为例。从1954年至1962年，阿人民进行了长达8年之久的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法国为了维护殖民利益，在严厉镇压阿人民反抗的同时，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支持阿民族解放武装，否则将影响其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当时法国政要多次流露出法国要同中国建交的意向，条件是要中国停止支持阿民解运动。那时没有一个西方大国同中国有正式邦交，如能同法国实现建交将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突破，对中国外交全局极为有利。在选择支持阿抗法民解斗争还是选择顾全中国重大外交利益的问题上，毛主席、周总理决定宁可舍弃本国利益，也要支持阿人民的解放斗争。1958年4月，周总理亲自出面接待阿民族解放运动代表团，详细了解其斗争情况，制定周密的援阿计划，前后向阿提供了可观的财政、武器装备和各种必需物资的支援。同年9月，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开罗成立，毛主席、周总理驰电祝贺并予以承认。1958年11月20日两国正式建交。上个世纪60年代初，周总理拒绝了法方提出的中国放弃支持阿解放斗争而同中国建交的条件，在阿反法武装斗争最艰难之际，加大对其支持力度，为其赢得最后胜利，于1962年7月3日正式宣布独立做出了贡献。这些深深感动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当1963年底周总理率团访问阿尔及利亚时，阿尔及尔市30万群众夹道热烈欢迎，表达对周总理的崇敬和感谢。阿总统本•贝拉动情地握着周总理的手说：“你是阿尔及利亚最好的朋友”。
周总理不但热忱支持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还坚决支持非洲国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1956年11月20日，埃及政府不顾英法阻挠，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随即对埃及发动武装侵略。周总理当即致电埃及总统纳赛尔，坚决支持埃及的正义行动，宣布对埃及提供2000万瑞士法郎的外汇赠款助其渡过难关；对英、法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予以强烈谴责，正告它们“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行为，中国人民都不能置若罔闻”。同时，北京50万人、全国各地1亿多人连续3天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英法侵略埃及和声援埃及人民的斗争。周总理和中国人民这种扶危济困、黜恶助善的义举，铭刻在埃及人民心里。从此埃及把周总理和中国视为患难之交和最真诚的朋友。1970年11月23日，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组织雇佣军对几内亚进行武装进犯，企图颠覆几内亚政府，以复几政府对邻近的葡属殖民地人民反葡斗争的支持。周总理闻讯后，连夜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分析形势，商讨支持几政府的办法、措施，并当即致电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严厉谴责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侵略罪行，对几政府反击入侵者的斗争表示坚决支持，并对几提供一笔可观的现汇援助。塞古•杜尔总统对此十分感动，在平息事态后即派代表亲赴中国向周总理和中国政府致谢。
20世纪50年代之后，非洲是世界反对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舞台，中国人民是非洲人民反殖解放斗争的最坚定、最主要的支持者，周总理就是中国实施援非解放战略的旗手、组织者和指挥者。周总理因此受到非洲国家和人民的由衷的敬重和感谢。非洲人民不仅把周总理看作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而且看作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代表，看作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的源泉、胜利的希望，看作非洲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和兄弟。这就是中国和非洲国家关系长期健康、顺利发展和中非友谊之树长青的最深厚的根源和基础。
二50年来，中非友好关系得到长足发展。非洲大陆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从1956年只有一个建交国家，到现在增加到48个。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基础上的中非关系，长期保持着健康、稳定、深入、全面发展的好势头，双方成为政治上肝胆相照、经济上密切合作、文化上深入交流、国际上互相同情和支持的真诚朋友与平等伙伴。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关系是一种合乎时代潮流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当代国与国关系的典范，有着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而周总理就是中非友好关系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康庄大道就是由周总理亲手打通和铺平的。
中国同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发展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其中经历了三次建交浪潮。中非外交关系的启动和三次建交浪潮都是由周总理直接推动和促成的。
中非第一次建交浪潮由周总理参加和起主导作用的万隆亚非会议肇始，至1963年底。
新中国成立初期，非洲大陆正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独立国家不多。这些独立国家由于受美国和西方国家反华宣传的影响，对中国疑虑甚多，而缺乏同中国建交的愿望。到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之时，尚无一个非洲国家同中国建交。周总理通过参加万隆会议打开了中非建交局面，并掀起非洲国家同中国建交的第一个浪潮。
埃及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中埃建交的基础是由周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奠定的。当时，周总理同与会的埃及领导人纳赛尔举行了多次会谈，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国革命历程、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和内外政策以及中国参加亚非会议的与会方针和主张，引起了纳赛尔的极大兴趣和共鸣。他对中国的看法和感情因而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不了解到了解，由怀疑到信任，由冷淡到仰慕。这在很大程度上扫除了中埃建交的障碍。随后周总理积极而又稳妥地做工作，逐步扩大双方的交流与合作，说服埃及同台湾断交。1956年5月30日，中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受万隆会议激励和鼓舞，非洲大陆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一大批殖民地获得独立。同时，由于周总理在会议上所展示的卓越才能、高贵品质和为会议成功做出的特殊努力与贡献，极大地扩大了新中国的影响，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增进了国际社会尤其是亚非拉新兴国家对中国的了解与信任，为中国扩大国际关系创造了条件。万隆会议后，许多非洲国家继埃及之后纷纷同中国建交。从1955年到1963年，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从0增至14个。
中非第二次建交浪潮由周总理在1963年底至1964年初访问非洲10国肇始，至1971年10月。
为了增进中非友谊，不断拓展中国对非关系新局面，加强对非洲大陆反帝、反殖斗争的支持，周恩来总理不顾颠簸劳累，前后对非洲国家进行了四次访问。周总理是世界大国中访问非洲次数最多、访问非洲国家最多的政府首脑。这充分说明中国和周总理对非洲和中非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充分说明中国人民和周总理是非洲人民最真诚和亲密的朋友、伙伴和兄弟。这些访问都取得重要成果，增强了非洲国家和人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推动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全面深入发展，促进了非洲大陆的民族解放进程。其中1963年末到1964年初接连访问10个非洲国家是周总理对非洲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一次访问，对中非关系的发展有里程碑意义。就在这次访问过程中，周总理提出了发展中国同非洲国家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原则，奠定了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互相尊重、完全平等、互利合作、真诚相待、友好相处、相互支持新型关系的基础。周总理在访问中所展示的完全尊重与坚决支持非洲国家维护本国的独立、主权和内政的正义立场，想它们所想、急它们所急、帮它们所需的无私忘我精神，和磊落坦荡、肝胆照人、谦虚谨慎及一切为对方着想的泱泱大国政治家风范，如春风化雨，浸润着长期饱受殖民主义欺压、凌辱的非洲人民的心田，风靡和感动了所有受访国家以至整个非洲大陆。在非洲一时兴起了一股“周恩来热”和“中国热”，非洲国家掀起了新一波同中国建交的热潮。从1964年初到1971年10月，又有11个非洲国家同中国建交。
第3次非洲国家同中国建交浪潮由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肇始，至20世纪70年代末。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对中国实行敌视、围堵政策，无理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最大障碍。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苏攻美守”战略态势下出于自身战略利益需要，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决定解冻中美关系。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主持了中美关系解冻这一历史性事件。以此为契机，在亚非拉国家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持下，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决议，新中国成了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随着中国发展对外关系最大瓶颈的打破，非洲国家掀起了最大一波同中国建交的浪潮。从1971年底到1979年底，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达20个之多。至此，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已达44个。上世纪80年代以后最后一批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并同中国建交。现在，除了5个非洲小国同台湾有“外交关系”外，整个非洲大陆绝大多数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三中国所以能顺利开展对非外交，如此多的非洲国家所以同中国发展长期稳定和健全的国家关系，同周总理的伟大贡献、独特作用和领袖魅力分不开。
（一）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对非洲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给予全心全意的关切和巨大而有效的支持，新生的非洲独立国家因而心向中国。
中国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大支持者和主要援助提供者，也是非洲大陆彻底摆脱殖民统治的主要外部因素。正因为如此，非洲国家和人民普遍崇敬周总理，把中国人民视为与自己同一战壕的战友、命运与共的知交和亲如手足的兄弟。他们在获得独立后往往首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不少国家如马里、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厄立特里亚、肯尼亚、纳米比亚、塞舌尔等国在宣布独立的同一天或第二大即宣布同中国建交。
（二）周总理提出处理同非洲国家的正确指导原则，深得非洲国家人心。
周总理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率先提出并和印度、缅甸两国领导人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亚非万隆会议上同其他与会国领导人共同倡导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在1963年和1964年之间访问非洲10国时，又根据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大都是刚独立不久的中小国家的情况，提出了处理中国同非洲及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非援助八项原则。周总理提出和参与倡导的所有这些原则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包含了反映时代和历史进步要求的三个突出特征。其一，突出了各国在国格上一律平等、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各国互相尊重、互利合作、和平共处等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其二，强调大国必须尊重和维护中小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和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及决定本国内外政策的权利。在东西方两大集团对抗的格局下，尤其强调要尊重中小国家奉行和平、中立、不结盟政策。其三，强调中国对非援助是建立在平等互平的基础上，而不是单方面的恩赐，不附加任何条件与特权，援助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提高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能力，而不是造成它们对中国的依赖。中国正是根据周总理这些指导方针对非洲国家提供了慷慨无私的援助。这些原则同大欺小、强凌弱、富压贫的强权政治与“丛林法则”彻底划清了界限，体现了国际关系发展的真正本质，是新型国家秩序赖以建立的法理与道义基础，完全符合非洲国家的利益、愿望与要求，受到它们的热烈欢迎与赞同。更为重要的是周总理身体力行，领导中国政府严格遵守与忠实实践这些原则。建立在周总理亲自倡导和提出的上述正确原则基础上的中非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是大国正确对待与处理同中小国家关系的范例。因此，非洲国家普遍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对他们最真诚无私、真正平等相待和真正尊重、重视他们的唯一大国，是他们最可信赖的朋友。他们因而把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重点。
（三）周总理独特领袖魅力和完美人格的巨大感召作用。
周总理的完美人格和崇高品德世所公认，在出访非洲10国时更是得到集中和充分体现。其中以下3点尤为突出，感人至深。
第一，对待处境困难的朋友，周总理所显示的不顾自己安危，挺身而出相帮相助的无私无畏精神。如在出访加纳前几天，该国突发未遂政变，加纳总统、反殖斗士恩克鲁玛遇刺受伤，首都阿克拉人心惶惶，笼罩着危险、不安的气氛。中国古训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代表团不少同志从周总理安全考虑，建议取消或推迟对加纳的访问。但周总理从尊重朋友和中、加友谊的大局出发，坚持按原定计划如期访加。他说：“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了意外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样做是对人家不尊重、不支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越是要去，这才能显示我们的真诚，这叫患难见真知。至于外交仪式，可以打破通常的礼宾惯例。”恩克鲁玛总统本来决定要到机场迎送周总理，但总理考虑到他的安全与健康，建议取消机场迎送仪式，预定在国家宫举行的会谈、宴会和其他重要活动改在恩居住的城堡举行。恩对此表示高兴和赞同。周总理这种顾全大局、不拘礼节，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东道主，和处处为东道主着想的崇高风范深深打动了恩克鲁玛总统和加纳人民。他发自内心地对周总理说：“你是加纳人民最好的朋友，你的访问是所有外国领导人对加纳的访问中最好的一次访问”。周总理这次大智大勇的重大外交行动也感动了其他非洲国家，在非洲大陆一时传为美谈。
周总理1964年1月下旬对苏丹的访问也是一次患难见知交的访问。此前不久，苏丹反对派闹事，招致政局动荡。苏丹政府计划在周总理抵达喀土穆机场后乘敞篷汽车入城，以便既让倾城而出欢迎的市民瞻仰周总理的风采，又借以扩大苏丹政府的声望和影响，以利于其稳定政局。但代表团有关官员顾及安全因素，未经请示总理即改变了苏方的计划，周总理进城时没有乘坐敞篷汽车。周总理知道后，严厉批评代表团有关人员“不尊重东道主”，“在人家困难之时没有给予帮助”。周总理随后采取补救措施，在他结束访问离开苏丹时，乘坐敞篷汽车赴机场。周总理不顾自己安危这样做，是对坚持反帝、反殖立场但处境遇到困难的苏丹政府的声援和支持。对此，苏丹领导人极为感动，加深了其对中国的了解与友谊。
第二，周总理虚怀若谷、辖达大度的开阔胸襟和将原则性与灵活务实态度巧妙结合的外交艺术，使非洲政治家尤其是一些对中国怀有成见的非洲国家领导人为之折服，取得了极佳的政治效果。
周总理在1963年末到1964年初访问非洲10国中，突尼斯和埃塞俄比亚当时尚未同中国建交，他们主要出于对周总理的仰慕而发出邀请的。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比较亲美和亲西方，对中国有误解。在双方会谈中，双方观点有较大分歧，布甚至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有所批评。他直言不讳地对周总理说：“你们跟印度发生冲突，谴责铁托和赫鲁晓夫，还想让我们与西方国家为敌……你们这种做法在非洲是不受欢迎的”。布这些话既不符合事实又混淆了是非。但周总理认为他这样说是出于误解而无恶意，因而不进行正面辩驳和争论，而是在耐心地倾听布的意见之后，委婉地用事实阐明是非曲直，着重谈论亚非国家的共同命运和遭遇，强调亚非国家团结合作、求同存异的必要性。对于布说的那些不中听的话，周总理不但不介意，而且对他的直言不讳予以肯定，说“你对我们毫无保留地有话直说，是真正的朋友。你的话有助于我们了解情况”。周总理的博大胸怀和真知灼见深深打动了布尔吉巴总统，他激动地对周总理说：“我赞成你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朋友，你就是我们的伟大朋友。我们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第二天，突尼斯政府就宣布同中国建交。这是周总理此次非洲之行的一个重大的意外收获。
埃塞俄比亚的情况比突尼斯还要棘手。埃皇塞拉西一世向周总理发出邀请后，在美国的压力下，向中国代表团提出他不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而在埃的另一城市阿斯马拉接待周总理来访。这是一种违反外交惯例和失礼的安排，引起代表团成员的不满，有人提出既然埃方失信失礼，为了总理和国家的尊严，应取消对埃的访问。但周总理斟酌再三，对埃方的安排表示理解，并耐心地做代表团有关同志的工作。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要体谅埃方的困难，不要计较礼仪，要着眼于中埃和中非友谊的大局。维护了这个大局就是胜利，不但不失尊严，还体现了中国泱泱大国风度。后来在会谈中，双方观点不大一致，周总理既精当地阐明了中方的看法，义尊重对方的不同意见。会谈后，周总理将他原定在宴会上的讲话稿交给塞拉西皇帝过目，并根据他的意见，不在宴会上念讲话稿，而另外发表以中埃、中非友谊为主旨的即席讲话。埃皇对此看在眼里，感在心里。一个大国领导人如此体谅他的处境，尊重他的意见，使他感佩，在心灵上拉近了他同中国的距离。几年后，塞拉西一世皇帝顶住了美国压力，毅然同台湾断交，同中国建交，并在1971年10月25日投票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第三，周总理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和尊重普通人的伟人风范感染了非洲人民。
周总理从没有大国领导人的架子，对任何人，上至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下至一般工作人员、服务人员都平等相待、亲切谦和、尊重有加。这在周总理访问所到之处都是有口皆碑的。尤其是周总理对下层服务人员那种真诚的关心和尊重感人肺腑。非洲国家下层服务人员如宾馆厨师、招待员等没有社会地位，被人看不起，那些达官贵人对他们更是不屑一顾。周总理对他们却既亲近，又尊重，见到他们总要点头打招呼，表示感谢。在结束访问离开宾馆时，都要特意同他们握手道别，感谢他们周到的服务。当中还留下了一个十分感人的场面。在周总理率团结束对加纳的访问，离开阿克拉的前夕，周总理在下榻的国家宫专门为接待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和服务人员举行了一个答谢宴会。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向他们一一敬酒致谢。目睹这一场景的加纳官员说，一个大国总理专门宴邀宾馆招待人员，同他们握手言欢、碰杯致谢，是闻所未闻的奇事，中国总理太伟大了。一个参加宴会的招待员感动得泪流满面，用发颤的手举杯说：“这是一个传奇故事，它将永远铭刻在加纳人和子孙后代的心中”。一滴水可见太阳。这个周总理招待加纳普通服务人员的故事映衬出周总理对加纳和非洲人民真挚的情意和平等、博爱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周总理和中国在加纳和整个非洲大陆赢得了信任，赢得了尊敬，赢得了永恒的友谊。周总理援非思想的核心是将这种援助定为相互援助，认为中国援助非洲国家也是援助自己。中非半个世纪关系发展进程证明这一重要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固然对非洲国家的正义事业给予了毫不保留的鼎力支持和力所能及的慷慨援助，而非洲国家也成为了中国全天候的可靠朋友，给予了中国最宝贵的支持和帮助。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连续11次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挫败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提出的反华提案，不断挫败台湾当局在国际上搞台独分裂活动，和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与2010年世博会，非洲国家的支持起了关键作用。非洲国家是中国在国际上具有的政治优势的主要之一。中国第二代、第三代和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制定、周总理执行的对非政策，不断把中非关系提高到新水平。由毛主席、周总理和非洲国家老一辈领导人缔造和开创的中非关系是一种真正平等互利的新型国际关系，经受了时代与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明天将更加灿烂辉煌。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6期《国际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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