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所见所闻(二)
文革时期的所见所闻(二)
(书接上文)
再说人民生活,在这个问题上,左派和右派的说法有共同的地方,就是文革时期“物质匮乏”。
的确,和现在相比,那确实是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虽然我没大有切身体会(我爸当兵,家在军区大院,供应还算不错),但社会上的情况我是看得见的。表现在城市,就是买东西要票,定量供应。其中最重要的是粮票、油票、肉票、煤票和布票五种,都是城市生活必需品,缺一不可。这些情况大家都知道,我不再多说,讲几个小故事。
一个是酒鬼的故事。
山东人爱喝酒,特别是工人阶级,酒鬼超多,哪个单位都有一伙嗜酒如命的老大哥,就像孔庆东他爸。可那时若大的省会济南,平日市面上卖的酒,只有一种,叫“景芝白干”。商店里只有白干儿,酒鬼们也只能白干儿复白干儿。要是谁能搞到一瓶“北京二锅头”,那都跟现在中大奖似的。
有一年“八一”节,我爸分到两瓶酒,一瓶“阳河大曲”,一瓶“双沟大曲”,这对于酒鬼来说可是极品啊(大家现在问问上年纪的酒友,就可知这两种酒在当年的份量)。接着,我妈左邻右舍前楼后楼跑了一圈,又搞来三瓶,这样一共就是五瓶。我家没人喝酒,我妈搞酒是给她工友的,人家经常给我家帮个忙下个力的,我爸分了稀罕东西,也常送给他们一些。但东西不能往厂里带,粥少僧多。于是悄悄告诉两个“见了酒比见了爹还亲”的酒鬼,来家里拿酒。下班后两人提着皮包兴冲冲地冲进我家,一见阳河双沟,眼都绿了,二话不说扑上去一人两瓶塞进皮包。可接下来不好办了,还有一瓶。两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话。僵持了足有半分钟,终于一人嗓子眼儿里挤出句“要不你拿着”?话音还没落,另一人伸手将酒塞进皮包,放下钱就走。我妈赶紧拿起钱追出去,剩下这个一脸苦笑,拍着我的脑袋说:“么子(济南称呼小孩),跟我喝两盅去吧”?
再一个是老师的故事。
我从小就不爱学习,上课交头接耳,做小动做,在课本上涂画,挖空心思策划一大堆理由不写作业。所以,老师对我一向横眉立目,罚站、叫办公室、请家长都是常有的事,回家挨揍也是免不了的。几年下来落下个毛病,一听老师喊我名字就浑身发毛,心跳过速。我现在每次体检,医生都说我心脏跳得快,想必就是那时候埋下的病根儿。
有一天下课,算术老师喊我名字,叫我跟她走。我心立刻跳到了嗓子眼儿,一边走一边想:我又犯什么事了?可左思又想怎么也想不出来。而且我刚刚交过一份决心书,决心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早日加入红小兵,热乎劲还没过呢,怎么会犯事儿呢?想着想着走到了楼头停了下来,老师和蔼的问我能不能给她帮个忙!她说:“我爱人要去上海出差,想给孩子买点衣服回来,你能帮我换点军用布票吗”?
当时布票有地方和全国之分,山东的布票只能在山东使用,而军用布票全国通用。
听了老师这话,我心里别提多激动了。一是打消了疑虑,心里石头落地。再者,像我这样天天挨熊的不良少年,能给老师办事,那是多么光荣啊!回家一说,我爸我妈也都高兴得很。老师说七八尺就够,我给她换了一丈五!
第三个是“狗不理”包子的故事。
1970年代中期,济南街头饭馆很少。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个“东方红”商场,原来叫“大观园”,是1940年代济南商人仿照上海大世界修建的,吃喝玩购一体。那有一家饭馆,专营“狗不理”包子(后来曾与天津狗不理打过品牌官司,败诉)。在当时,那可是令人垂涎的美食,再加上方圆十几里就这么一家饭馆,所以人总是满满的,连窗台都有人占领。我爸每次带我去,不论早晚,都得等座位,就是看看谁快吃完了,站在旁边等着。人家坐着吃,我们站着看,那滋味实在太难受了。好不容易等人家吃完,我便占下座位,我爸去买牌(一种编着号的小木牌),然后拿着牌取包子。但问题是,吃的人太多,包子蒸得供不上,还得排队等!就这样,吃一顿包子有时要花两小时。
有一次,人实在太多了,我和爸决定冒个险,我等座,他排队买包子。这样做的火候很难把握,一旦买了包子没座的话,你连个放盘子的地方都找不到。而且,灌汤包必须趁热吃,否则汤会凝固或靠进皮里不好吃。眼看着我爸快排上了,我这边呢,座上两人盘子里只剩下一个包子,可他俩不吃也不走,抽着烟说话。这可把我急坏了。再看我爸,已经把木牌递给服务员了。我想毛主席教导我们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你俩不仁别怪我不义,于是擤了把鼻涕就往桌上抹。
最终我胜利了。但现在想想,也就是我小人家让着我,要是我爸这么干,非打起来不可。
以上几种情况,都是“物质匮乏”的结果。但当时却很少有人感觉生活困难。非但如此,多数人都感到很幸福。这里面有极左教育的因素(也就是右派所说的“愚民政策”)。但我觉得,真正的原因是,人们食不丰盛但吃得饱,衣不艳丽但穿得暖,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有教无类。这对于一群从旧中国走过来仅仅二十多年的人来说,能不感到幸福吗?
右派们可以去考查一下,旧中国的工人能天天喝景芝白干吗?去上海买过衣服吗?知道狗不理包子是什么味道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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