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通知》中说：

　　

　　“毛主席最近提出什么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如何准备这次代表大会问题，并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做些调查，现在把姚文元同志关于他们初步调查结果给主席的一封信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做好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和你们的意见告中央。”

　　

　　l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就中共青海省核心领导小组10月19日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请示告问题，向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并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发出了《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毛泽东在这个批示中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证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1967年11月1日，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成功，建立了内蒙古革命委员会。

　　

　　11月3日，陈伯达将总参写作班子写出的《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一文以杨成武的名义在《人民日》上发表。

　　

　　据陈伯达后来在回忆中说：“看了杨成武的《大树特树》文章，我对姚文元说：‘没有一点点理论色彩，尽是空头口号。’我让姚文元帮他改一改，姚文元也说：‘这样的文章，我没法子改，要改就得重新写，我现在忙得要死，哪里有时间重新写文章呢要不就压一压再说。’于是，这篇文章我们压了1个多月。但是，杨成武几乎天天催，问这篇文章怎么还没有发，甚至说：‘一个总长要发表一篇文章怎么这么难呀，我的文章可是代表了广大指战员的心情，是代表了全世界的声音呀。’直到我们实在是推不过去了，我才决定把这篇文章发表出来。”

　　

　　11月5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关于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他说：

　　

　　“其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也是整工、青、妇、学，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打了1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搞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过去，一是听话，一是生产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党员要那些朝气蓬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

　　

　　“我赞成康生同志的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革命中表现很坏而又死不改悔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生活，这就很宽了。我们党要吸收新鲜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内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

　　

　　“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有些党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积极，一听要恢复组织生活，就神气起来了。我看这些人要检讨。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不积极，什么理由无非要做驯服工具。”“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的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

　　

　　“刘少奇、邓小平互相配合，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63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两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是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11月6日，首都人民举行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

　　

　　《人民日》、《红旗》杂志、《解放军》联合发表了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审阅的一篇题目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的编辑部文章。

　　

　　文章发表前，陈伯达在给毛泽东的说明中写道：

　　

　　“关于主席思想6条，作了新的整理。”

　　

　　文章中把毛泽东自1957年以来关于阶级斗争、两类矛盾、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方面的论断，概括为6条，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6条是：

　　

　　1、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2、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3、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4、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5、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毛泽东审阅后，认为可用，同意发表。

　　

　　11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与康生谈起《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这篇文章，他说：

　　

　　“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

　　

　　杨成武不安地说：

　　

　　“主席，这篇文章从写作到发表的过程，你是知道的。”

　　

　　毛泽东说：

　　

　　“这是陈伯达的事，我清楚，不是你的事。这是陈伯达他们整你。”

　　

　　杨成武说：

　　

　　“主席，这事我还是应该检讨，最后我还是同意用我的名义发表了。”

　　

　　“这不是你的事情。”

　　

　　毛泽东说完，叫汪东兴把这一表态传达到中央文革会议上。

　　

　　11月13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北京部队和空军召开的两个会议的代表们。

　　

　　11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

　　

　　11月27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首先提出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她说：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都要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为什么要清理阶级队伍毛主席说，革命委员会成立不起来，是因为‘大联合’搞不起来，‘大联合’搞不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队伍里有坏人作祟。”

　　

　　11月27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希尔，他在谈话中说：

　　

　　“赫鲁晓夫垮台以后，刘少奇还说苏联修正主义党的性质未定。去年春季苏联要开二十三大的时候，刘少奇、彭真还主张我们派人参加。后来我、康生，还有其他同志反对，才没有去。和刘少奇的斗争历史可长了。我记得1943年，在延安七大还没有开的时候，我就批评过他的唯心主义。那时只有少数同志知道这件事。刘少奇口口声声讲马列主义，可是马列主义的书他又不看。”

　　

　　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宾简《安斋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给康生写了一个批语：

　　

　　康生同志：

　　

　　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望告。

　　

　　毛泽东

　　

　　196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将《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下发各地征求意见。文件中建议在“革命委员会”中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基层成立党支部和小组，实施党的组织领导。

　　

　　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毛主席最近对浙江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问题做了批示。毛主席说：‘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

　　

　　12月6日，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成功，建立了天津市革命委员会。

　　

　　12月12日，《解放军》发表了题为《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的社论。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

　　

　　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12月17日，毛泽东在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12月13日《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的请示告》上作了批示。因为此份告中引用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一文中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这些词句，他的批示是这样写的：

　　

　　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1、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2、大树特树的提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的实践中自然的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3、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4、湖南的集会另择日期。5、我们不要题字。6、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毛泽东

　　

　　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了以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办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

　　

　　“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用热兵器搞武斗是从6月开始的。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阶级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

　　

　　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讲了关于筹备九大、解放老干部的问题，接着说到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那一篇文章的问题，他批评陈伯达说：

　　

　　“权威是靠人树起来的吗书越读越蠢!”

　　

　　陈伯达检讨说：

　　

　　“我是糊里糊涂啊，没把好关呐。”

　　

　　毛泽东说：

　　

　　“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叫人搞的，这不是整杨成武吗在上海拿给我看，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叫你把关，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

　　

　　陈伯达说：

　　

　　“我吃了安眠药，糊涂了。”

　　

　　毛泽东继续批评说：

　　

　　“中国的马克思，我是不相信你们的，读书越读越蠢。有些语言不是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哩!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嘛。就标题来说，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流毒甚广!说过提法不对，韶山通车的告又这么搞，还是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一套。”

　　

　　杨成武建议说：

　　

　　“京西宾馆住了很多各大军区和各省市的负责人，我看是否把主席批这篇文章的过程和原话同他们谈一下，不要再犯类似错误。”

　　

　　周恩来点头说：

　　

　　“打个招呼好。成武啊，这事就你去最合适。陈伯达和姚文元已经不适合讲，你去比较好。”

　　

　　第二天，杨成武到京西宾馆将毛泽东的原话和批示进行了传达。

　　

　　1968年1月1日，《人民日》、《红旗》杂志、《解放军》在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中写道：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1967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

　　

　　社论中公布了毛泽东提出的整党建党纲领，同时写道：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1月1日下午，毛泽东、林彪接见正在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人民解放军干部、各地党政干部和群众代表及出席空军直属机关、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还有出席毛主席著作出版会议的代表，共计2万多人。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康生、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等人。

　　

　　1月5日，苏军侵入乌苏里江中国一侧的七里沁岛，用装甲车压死中国渔民4人，撞伤和打伤9人，制造了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

　　

　　1月12日晚，戚本禹从钓鱼台办公室被叫到怀仁堂去开会，他进入怀仁堂会议室，见里面坐着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和汪东兴。汪东兴向戚本禹宣布，对他实行“请假检讨”。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我心里明白，他们4个人是分别代表着总理、林彪、江青和主席的。这也就是向我表明，对我的处理是经过了这4个人的同意批准的。”“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之后，我就处在矛盾的焦点上了。因为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当时的主要工作在上海”，“于是我就无形中成了各地造反派向中央反映自己诉求的主要渠道，整天为他们所受到的打压鸣不平。所以我想，毛主席同意对我进行隔离审查，不可能只是出于一时一事的误会和误判，而是形势所造成的。”“等到我也被隔离审查之后，那造反派得到的支持就少了。本来在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谈判中，造反派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现在他们也只好妥协了。这样各地实现大联合、实行三结合，进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就比较顺利了。”“随后就叫人把我押回了钓鱼台，关在一个小楼里，由一个连武装的解放军战士看守着。我的双手被用手铐整天整夜的反铐着。我心里知道，这一定是汪东兴使的坏，其他人是不会来管这个事的。而汪东兴只要以防止我像田家英那样自杀为由就行了。”“那年的春节过后，‘王、关、戚’3个人就都被从钓鱼台押走，关进了秦城监狱。”“对我们的政策依然还是‘不批斗、不审问、不立案’的‘三不’政策。”“汪东兴还派人抄了我的家，我的许多私人物品都被抄走了。”“同时，我那在中南海秘书室工作的妻子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后来知道，主席在我们被抓起来之后，曾吟诵了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很多人都说，主席这是暗喻‘王、关、戚’。我出狱后，与关锋谈起过这件事，关锋的看法不一样。关锋认为，主席引用这两句诗亦是主席对自况的感叹。”

　　

　　《戚本禹回忆录》中还说：“关锋一直认为，抓‘王、关、戚’的事情主要是总理搞的。我说不是，总理还为我说过话呢。关锋说，你这个人，不要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关锋还认为，在1970年后，全国大抓‘五一六分子’，许多造反派受到迫害、镇压。总理应负很大责任。唯这一点，我同意关锋的看法。”

　　

　　1月16日，毛泽东在江青转来的北京大学学生关于伍豪脱党启事的材料上批示道：

　　

　　“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他马上又召集了一个会议，对“启事”问题予以澄清。

　　

　　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党和军队领导人接见北京卫戍区和中央警卫团英模人物，首都警卫战士300余人参加了接见。

　　

　　孔祥秀坐在前排右侧座位上，他此刻已经接受了抗美援越的战斗任务，即将带领179名解放军指战员赴越南凉山地区参加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战斗。

　　

　　毛泽东在接见中向指战员们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接着与大家合影留念。摄影结束后，他起身与前排右侧的所有战士们握手告别。孔祥秀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毛主席呀，我们明天就要去抗美援越了，我一定要把所有战士都安全的给您带回来。”

　　

　　毛泽东微笑着使劲的又握了一下孔祥秀的手，高兴地说：

　　

　　“好!好!”

　　

　　后来孔祥秀在越南境内参战近400天，坚持做战时政治思想工作，坚持抓战场纪律，防止非战斗减员，在1969年4月归国时，连队里果然无一人伤亡，人人都评为“五好战士”。

　　

　　且说在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68)17号】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央同意刘建勋、王新同志1968年1月18日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告。”

　　

　　“河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特别是去年9月间，毛主席亲临河南视察，调查了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作了一系列英明指示。河南省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指导下，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具体领导下，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一步开展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河南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甫的大批判，肃清陶铸、王任重的修正主义流毒;掀起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本单位斗批改的新高潮，团结了大批革命干部。”

　　

　　“中央同意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由155名委员组成，由刘建勋同志担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其昌、杨力勇、张树芝、陈桂昌、王辉、杜河堤、李仲顺、王洪智、申茂功、杨锡森、唐岐山、申红玉、郭守仁、龙一兵、李福山、唐振方、张国劳、张宗海、吕书墨、文兰香(女)、党言川、陈红兵、杨国雄、周启忠、范念民、黄宗万、丁淑琴(女)、王传禹、王庭栋、张申、王维群、王黎之、张耀东、张钦礼、戴苏理、郜国荣、轩东森和革命群众代表一人(暂缺)共41名担任常委。”

　　

　　后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于1月27日宣告成立，刘建勋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其昌、杨力勇任副主任。在上述革委会40名常委中，有群众组织代表20人，其中有大中院校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代表8人，他们是：党言川(郑州大学联委)、陈红兵(开封师范学院八二四)、周启忠(郑州粮食学院联委)、杨国雄(河南医学院东方红)、范念民(河南农学院红卫兵总部)、黄宗万(新乡师范学院八一八)、丁素琴(河南中医学院八三一)、王传禹(郑州大学附中红旗)。

　　

　　1月26日，北京卫戍区正式将王力送到秦城监狱关押。

　　

　　王力被关押后，毛泽东明确指示：不准任何人提审王力。所以，他住的房子都用白布遮挡着，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子。

　　

　　1月26日下午，毛泽东、林彪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空军、二炮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1968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中共武汉军区临时委员会1月28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告》作出了一个批示。

　　

　　中共武汉军区临时委员会在《请示告》中写道：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在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全省人民迫切要求建立省革委会，经与各革命群众组织充分协商，已经基本筹备就绪。

　　

　　革委会由175名委员组成。革命群众100名，占57%(工人35名，贫下中农30名，学生25名，机关干部和其他群众组织10名);地方革命领导干部30名，占17%;解放军25名，占14%;留作机动20名，占11%。

　　

　　常委会由37人组成。革命群众17名(工人9名，贫下中农2名，学生5名，其他1名)，地方革命干部11名，解放军9名。常委名单：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原省委委员、农村政治部主任)、梁仁魁(拟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树成(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姜一(原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赵文华(原恩施地委书记)、李镜如(原粮食厅厅长)、丁力(原省经委副主任)、李周仕(原省气象局局长)、王海山(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舜(女，原地质局处长)、孙德枢(原黄石市委第一书记)、赵兰田(武汉空军副司令员)、王步青(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吴永光(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方铭(武汉市革委会主任、警备区司令员)、张纯青(警备区政委)、朱业奎(湖北省军区副政委)、朱鸿霞(钢工总负责人)、胡厚民(钢工总负责人)、夏邦银(钢工总负责人)、邓锦福(钢九一三负责人)、钟锡钢(钢九一三负责人)、潘洪斌(工造负责人)、顾建棠(长办联司负责人)、王屏(女，工人，国棉一厂革委会主任)、杨玉珍(女，武钢工人)、饶兴礼(劳模，原省贫协副主席)、杨道远(钢二司负责人)、方保林(钢二司负责人)、张立国(新华工负责人)、龙铭鑫(新湖大负责人)、谢华之(三司革联负责人)、郑军(省直红司负责人)，暂空一名贫下中农。

　　

　　建议由曾思玉同志担任省革委会主任，由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鸿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8同志担任副主任。”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写道：

　　

　　“中央同意武汉军区临时党委会1月28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告。

　　

　　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由175名委员组成。其中，以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王树成、姜一、赵文华、李镜如、丁力、李周仕、王海山、王舜、孙德枢、赵兰田、王步青、吴永光、方铭、张纯青、朱业奎、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邓锦福、钟锡钢、潘洪斌、顾建棠、王屏(女)、杨玉珍(女)、饶兴礼、杨道远、方保林、张立国、龙铭鑫、谢华之、郑军和留出贫下中农代表一名，共37人为常务委员，并由曾思玉同志任主任，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鸿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8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2月13日，在外交部的大字栏里，张贴了一张由91名司局长和大使共同酝酿、起草的大字，题目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大字中说，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忠诚坚定的战士，热烈欢迎陈毅同志回外交部主持部务。

　　

　　2月19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北京卫戍区部队和在北京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代表，以及8341部队的指战员，共约2万多人。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参加接见的有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

　　

　　2月26日，谢富治在“刘少奇专案组”的一份告上批示道：

　　

　　“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告江青同志。”

　　

　　2月间，《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调查告》，毛泽东在为这个调查告撰写的编者按中写道：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在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道，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1968年3月7日，毛泽东在一份要求在援外飞机上喷刷毛泽东语录的请示告上批示道：

　　

　　“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

　　

　　3月8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出席解放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高等军事院校、政治学院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及在北京出席专业会议的代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等人参加了接见。

　　

　　3月12日，毛泽东在审阅某援外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告时，删去了其中的“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建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的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一段话，并针对准备滥发“毛主席著作、语录和像章”一事，作出批示：

　　

　　“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

　　

　　3月14日，林彪一伙给傅连璋扣上“走资派”、“出卖毛主席健康情况”的罪名，将傅连璋逮捕入狱，代号是6847。傅连璋被捕后竭力争辩，一直闹着要给毛泽东打电话。3月19日，傅连璋又被戴上了手铐。3月29日晚8时，傅连璋气绝身亡。

　　

　　傅连璋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也受到了冲击，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情况。毛泽东当即批示道：“傅连璋同志不是当权派，应予保护。”

　　

　　可惜，毛泽东最后还是连自己最好的朋友也没能保护得了。

　　

　　且说3月15日，周恩来接见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和驻军代表，他说：

　　

　　“毛主席看了许多小。重庆‘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主席说叫‘反到底’批得一塌糊涂。还有什么《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主席都看了。”

　　

　　3月15日这一天，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关于建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告》中写道：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现将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省革命委员会筹建工作的情况汇如下：

　　

　　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下，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同全国一样，空前大好，越来越好。”“毛主席关于浙江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的重要指示进一步落实。全省基本上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县、市已占90以上。杭州市和16个县已建立了革命委员会，12个县正在筹建革委会。原省委常委、副省长以上干部已站出来的有6名，占43%。省级机关、厅、局、处、级干部已站出来的有557名，占48.7%。农业生产，战胜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旱灾，粮食产量仍然超过丰收的1964年。工业生产，在缺电的困难条件下，不少产品的产量，都比1966年有所增长。市场供应情况良好。铁路运输、公路交通和内河航运畅通无阻。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社会秩序稳定。这一切，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综观全省大好形势，建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具备。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广大革命群众的殷切期望。全省军民决心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的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用更大的努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用更新的成就迎接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省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已基本就绪：

　　

　　一、革委会委员设150左右。委员名额的分配比例定为：军队干部28名，占19%;革命领导干部28名，占19%;革命群众组织代表94名，占62%(工人36名，农民21名，学生19名，一般干部12名，机动6名)。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浙江红暴问题的指示精神，在原省级机关和杭州各革命群众组织的50名代表中，安排10名红暴代表。鉴于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发展，革命委员会以逐步充实为宜。

　　

　　二、建议从委员中推选出37人担任常委。其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15名(工人7名，学生4名，农民3名，机关干部1名)，包括“红暴派”代表3名;革命领导干部11名(暂安排6名);军队干部11名。

　　

　　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张永生(浙江美术学院学生，“省联总”主要负责人)，郭志松(浙江建筑公司工人，省工代会常委)，贺贤春(杭州通用机器制造厂技术员，厂革委会主任，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谢志明(火车司机，杭州铁路分局革委会副主任，“铁联指”负责人)，蒋宝娣(女，杭州新华丝织厂工人，厂革委会主任，省工代会常委)，叶仁德(杭州钢铁厂工人，省工代会常委)，颜贻欢(浙江大学学生，省红代会常委)，李显通(杭州大学学生，省红代会常委)，孙宏兴(机关干部，“省机总”主要负责人)，翁森鹤(“杭丝联”工人，“杭丝联”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主要负责人，省工代会常委)，方剑文(杭州运输段车工，“红暴派”负责人)，滕　铸(浙江大学学生，“红暴派”代表)，华银凤(女，金华良种繁殖场副场长，劳模)，莫显耀(杭州市郊东风公社红五月大队党支书，劳模，市农代会委员)，张来根(杭州西湖公社玉泉大队社员，“红暴派”代表)。

　　

　　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周建人(原省长)，赖可可(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沈　策(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子达(原省委候补委员，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现杭州市革委会主任)，马向光(原省委财贸政治部主任)，邓清河(原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军队代表：南　萍(20军政委，省军区代政委，省军管会主任)，陈励耘(空5军政委，省军管会副主任)，熊应堂(20军军长，省军区代司令员)，朱全林(20军副军长)，孟昭玉(59师政委)，白宗善(空5军副军长)，阮贤榜(省军区副司令员)，戴克林(省军区副司令员)，曹思明(舟嵊要塞区政委)，王学清(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刘友法(舟山海军基地政治部主任)。

　　

　　三、革委会主任请中央决定;建议南萍、陈励耘、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和一位革命工人代表为副主任。”

　　

　　3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发[68]47号)中写道：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批准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告。浙江省形势大好，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央同意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由150名委员组成。由南萍、陈励耘、熊应堂、朱全林、孟昭玉、白宗善、阮贤榜、戴克林、曹思明、王学清、刘友法、周建人、赖可可、沈策、王子达、马向光、邓清河、张永生、郭志松、贺贤春、谢志明、蒋宝娣、叶仁德、颜贻欢、李显通、孙宏兴、翁森鹤、方剑文、滕铸、华银凤、莫显耀、张来根等32人，以及革命领导干部5人(以后逐步增补)共37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常委。由南萍同志为革命委员会主任，陈励耘同志为第一副主任，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同志和一位革命工人同志共7人为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央号召浙江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三千一百万军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奋勇前进。”

　　

　　3月18日这一天，南京军区党委在《关于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告》中是这样写的：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我们以万分激动的心情，代表江苏四千七百万人民和驻江苏部队的全体指战员，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告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和南京市革命委员会，已经筹备就绪的胜利喜讯!

　　

　　江苏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同全国各地一样，空前大好。

　　

　　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无微不至的亲切关怀和及时的具体的指导下进行的。在运动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都及时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早在1966年6月，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起来造反，得到了党中央的关怀和支持。中央文革又最先批准江苏成立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广大革命群众先后登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了江苏的每一个角落。一月革命风暴以后，中央召集两派代表去北京汇学习，在3月5日对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纲领性指示。大大推动了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去年9月，中央决定江苏几个主要城市的群众组织代表和军队代表，到北京汇学习。在京期间，全体代表受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接见，中央、中央文革同志4次接见中，都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对江苏广大革命群众和驻江苏部队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教育、最大鞭策。今年2月份，根据毛主席指示，中央、中央文革又决定各专、市、县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和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去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大大加快了各地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步伐。

　　

　　近几个月来，江苏各地出现了一个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抓两条路线斗争，大抓“斗私，批修”，大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的大好局面。江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遵照毛主席“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的教导，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已经在全省范围内蓬勃兴起。仅在部队主办的学习班学习的近200万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经和群众见面，有如春风化雨，迅速化为广大革命群众的自觉行动，有力的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发展迅速，基础比较牢固。”

　　

　　“目前，全省除徐州专区，徐州、连云港市外，7个专区、5个省辖市，全部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其中盐城、六合、扬州专区，无锡、苏州市已成立革命委员会;60个县(市)中，已实现革命大联合的56个，占93%，其中成立革命委员会的21个，占35%。预计3月底，专区和省辖市可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绝大部分县(市)的革命委员会也可成立起来。”

　　

　　“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战斗号令下，全省工农业生产形势也是很好的。去年农业生产获得全面丰收;今年三麦长势尚好，可望丰收。工业生产正在积极恢复、发展，交通运输及市场供应正趋向正常。”

　　

　　“根据江苏省当前的大好形势，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四千七百万人民迫切要求迅速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引下，更好的领导全省人民乘胜前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关于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组成，经与各革命群众组织充分协商，意见是：

　　

　　一、省革命委员会拟由165名委员组成(不包括徐州地区)，其中10名作为机动。155名委员的分配是：1、革命群众代表95名，占57.5%。工人代表37名，占22.5%。贫下中农代表18名，占11%。红卫兵代表28名，占17%。其他系统的革命群众代表12名，占7%。2、军队代表30名，占18.2。3、革命领导干部30名，占18.2%。

　　

　　二、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由39名组成。其中：工人代表8名，贫下中农代表2名，红卫兵代表4名，机关干部代表2名，军队干部12名，革命领导干部11名(名单附后，暂缺11名)

　　

　　三、建议省革命委员会设主任1名，副主任7名;由许世友同志任主任，吴大胜、杨广立、王珽、彭冲同志任副主任(另3名待补。)

　　

　　附：江苏省革委会常委名单(28名，暂缺11名)：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吴大胜，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杨广生，60军政委;王珽，27军副军长;钟发生，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杨新亚，南京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赵洪，南京军区军事法院副院长;方敏，60军政治部主任;彭冲，省委书记处书记;黄以干，省农林厅厅长;朱辉，省监委书记;周泽，省委副秘书长;迟明堂：省贫协副主任;姜启彤，省财贸办公室副主任;李芸华，苏州专区副书记兼专员;陈烈，六合专区副书记兼专员;曾邦元，南京大学助教，南大八·二七负责人;文凤来，南京大学教员，南大红四联负责人、省红总负责人;顾阿桃(女)，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曹莲凤(女)，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章瑞英(女)，劳动模范;吕志光，促联负责人;朱开地，新工总负责人;唐省智，新工总负责人;陈克兴，老工总负责人;薛德元，南京八·二七负责人;周锡禄，省大联总负责人;徐松林，省革总负责人。

　　

　　3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关于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发[68]49号)中写道：

　　

　　“江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央批准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请示告，同意许世友同志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告中所提的副主任及常委名单。

　　

　　中央希望：以许世友同志为首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继续发展和巩固革命的三结合，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和各单位的斗、批、改，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江苏省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3月间，吴法宪向中共中央状告杨成武、余立金、傅祟碧勾结起来要夺空军的权，犯有“极严重错误”。

　　

　　陈伯达在林彪那里，也对林彪说：

　　

　　“杨成武这个人一旦感觉到他羽毛丰满的时候，他就会露出他的本相。现在他就想杀人了。我们就是要在他还没有杀人的时候，首先把他杀死。这个人是很不老实的。”

　　

　　不久，毛泽东决定在他的住地游泳池召集会议。他让汪东兴通知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人参加会议。

　　

　　在毛泽东这里开会，除了极其重要的会议有记录外，一般都没有记录。这次会议连续开了两三次，研究和讨论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的问题。与会者揭发了杨成武不少问题。江青在发言中也说明了杨成武不是一个正派人。毛泽东听说杨成武和关锋、王力、戚本禹都有勾结，有大量的信和文件可以证明，同时他和老帅们也来往密切，就说：

　　

　　“杨成武这个人八面玲珑，和各方面的关系搞得都很好。叶剑英、聂荣臻那些人都建议让他当总参谋长，取消那个‘代’字，我就没有吐口。”

　　

　　“这个杨成武，哪一头他都不想落下，他都要挂扯，谁得势谁都会要他，都让人说他的好话。这样的人最靠不住的。”

　　

　　谢富治说了许多他听来的消息，证明杨成武和许多人都吹过毛泽东对他如何如何，要他担任什么样的大任，要把许多人都打下去，连谢富治都在他的排斥之外。这一下，毛泽东火了，他说：

　　

　　“这个杨成武，的确不老实，背着我就要搞名堂。我料定他会打着我的旗号胡闹的。现在果然如此。他一有点资本，就得意忘形了。这个人不能重用。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考验许多的干部，凡是证明品德恶劣的人统统都要轰出去。他这个位置尤其不能轻视，一定要选一个品德好的人来担任总参谋长。”

　　

　　会议讨论了撤销杨成武的职务以后由谁来担任总参谋长的问题。林彪说黄永胜可以胜任。毛泽东看了看谢富治。谢富治说：

　　

　　“黄永胜这个人打仗很勇敢，在广州工作时表现也不错，文化大革命中揭发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好多问题，可以。”

　　

　　毛泽东点点头，说：

　　

　　“那好，就黄永胜吧.。”

　　

　　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达了两项重要命令：

　　

　　一、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1、杨成武犯有极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2、余立金犯有极其严重的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的职务;

　　

　　3、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

　　

　　此命令发至团级，传达到所有指战员。

　　

　　二、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1、任命黄永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任命温玉成同志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此命令发至团级，传达到全军指战员。

　　

　　此前，温玉成担任副总参谋长职务。

　　

　　余立金，1913年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1928年参加工农红军，后任红18师政委。建国后，任空军政委，民航总局第一政委。

　　

　　3月22日夜晚，人民大会堂积聚着80多名北京卫戍区团以上主要负责干部，他们奉命等待着传达一个重要文件。

　　

　　晚8点整，林彪来到了会场，他宣布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职务，调往外地工作，即刻启程，不得延误，其所犯错误俟后公布。

　　

　　3月23日凌晨，傅崇碧被召到人民大会堂，林彪向他宣布了一个调令，调他到沈阳军区任副司令员，他的卫戍司令员职务由副总参谋长温玉成接替。还宣布不让他回家告别妻子儿女，准备派飞机直接送他到沈阳赴任。

　　

　　3月23日晚上10点左右，邱会作对已经被控制起来的杨成武说：

　　

　　“你去参加一个会，在福建厅。”

　　

　　“等会儿我就去。”

　　

　　杨成武说着就穿衣下床，去了一趟卫生间，随着邱会作来到了福建厅，在北面西头的一个空沙发上坐了下来。他从右边开始扫视了一圈，依次坐着谢富治、黄永胜、邱会作、吴法宪、叶群、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温玉成、李天佑、王新亭、曾思玉、郑维山、汪东兴、李作鹏。

　　

　　会议由林彪主持。林彪首先讲了杨成武的3条错误：第一，搞华北山头，晋察冀山头。第二，勾结余立金要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要夺谢富治的权;排挤许世友、黄永胜、韩先楚等与其地位不相上下的人。第三，搞大树特树，有个人野心，要把王飞、何汝珍、周宇驰等人打成反革命。

　　

　　接下来，叶群、江青都发了言。江青说杨成武整了她的黑材料。周恩来接着说：“不是黑材料，是红材料。”他还说“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会议结束时，杨成武问周恩来：

　　

　　“总理，我怎么办”

　　

　　周恩来说：

　　

　　“你的事我前两天才知道。”

　　

　　周恩来又转对大家说：

　　

　　“刚才主席来电话说：不要揪斗杨成武。他身体不好，有病治病，有错误可以检讨，但任何人不许揪斗。”

　　

　　3月24日晚9点30分，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公办、各军兵种、北京军区等单位数千名团以上干部。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依次坐在主席台上。林彪在讲话中说：

　　

　　“同志们，现在开会。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那样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它问题要大一些。主席说，是不很大也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从空军中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们地位不相上下的同志。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4次会，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卫兵立即将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3人带了下去，会场里响起了“打倒杨余傅”的口号。

　　

　　林彪还在大会上说：

　　

　　“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感情，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的伟大的作用。她一方面是忠于执行毛主席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解决问题。”

　　

　　叶群马上带头高呼：

　　

　　“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林彪讲话以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依次讲了话。

　　

　　3月25日凌晨1时35分，毛泽东来到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

　　

　　3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吴法宪分任正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办事组成员。这时的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军委常委。

　　

　　后来在1969年1月，办事组又增补李天佑为办事组成员。

　　

　　3月27日，林彪出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有10余万人。林彪在大会上宣布：由黄永胜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由温玉成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3月27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老帅，在谈到军委八条命令时，他说：

　　

　　“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是不行的。但是，八条下达后，下面抓人确实多了点，比如四川、武汉。”

　　

　　3月29日，毛泽东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20周年的声明”的请示告》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一般的来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

　　

　　3月30日，《人民日》、《红旗》杂志、《解放军》联合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社论《革命委员会好》。社论中写道：“现在，全国已有18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有一些地区正酝酿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大量的基层单位，都已经建立起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在这篇社论原稿上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3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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