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钢质疑将工人讨薪事件作为假设对象演练反恐的有关部门，并在各种场合提出“维权是维稳基础，维稳先要维权”的工会主张。

　　刘小钢林景余/摄

　　

　　劳资矛盾呈“低燃点” 源于利益体系不健全

　　

　　“劳资矛盾‘低燃点’，从深层次来说，源于利益体系不健全。”刘小钢在广州“两会”上，连连为劳工争取权益“发炮”，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人物。更让职工津津乐道的是，他居然质疑将工人讨薪事件作为假设对象演练反恐的有关部门，并在各种场合向政府部门提出“维权是维稳基础，维稳先要维权”的工会主张。

　　

　　广东走过30多年的先行先试，加上近年的急速社会转型，原有的社会结构体制被打破，新的社会结构体制体系，尤其是满足新生代劳工“增长型”需求的利益体系尚未建立完善起来。

　　

　　“社会经济发展了，城市变大了、变漂亮了，但正向现代产业工人阶层转变的新生代工人，却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为强烈地感受到对社会急剧变化的不适应。”

　　

　　“除了视觉享受之外，他们的生活改善不大。”说到劳工工资收入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为劳工争取权益奔走呼号的刘小钢不禁百感交集，“由于缺乏从长远构建利益体系，不要讲到工资倍增计划这么伟大的工程，即使是正常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政府也遇到不少阻力。”

　　

　　“小钢炮”所直言的，正是当下蔓延在劳工阶层的一种混杂着迷惘、焦虑和郁闷的复杂情绪。对新生代工人而言，再没有比获得较为满意的工资收入更能实现自身价值。然而，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利益体系的千疮百痍，却在追寻目标的路上筑起了一道让他们难以逾越的混凝土墙。

　　

　　当一个求职者，好不容易才在城里实现了就业权，生存权却因为得不到公平对待而岌岌不保。在这种情况下，谈公平享有发展权、参与权、受教育等权利，就像水中捞月一样可望而不可及。“当他们意识到了，就会起来抗争。”刘小钢把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的窗户纸点破，“这正是社会矛盾‘低燃点’的要害所在。”

　　

　　“好了伤疤忘了痛” 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其实，问题的严重性，政府已经识意到，并采取应对措施防范。着力通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服务民生、创建和谐劳动关系、强化基层建设等措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尽可能减少矛盾触发点，将“燃点”提高。

　　

　　这些措施足够吗能满足劳工的愿望和迫切需求吗答案还在探索和实践过程之中。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逐渐成为城市产业工人的一大批新生代劳工，关切利益“增长型”的同时，更在乎“发展型”，对现状更为“挑剔”和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

　　

　　对此，刘小钢从工会视角提出主张，“政府必须把握好群众利益的诉求点，着力解决人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快利益体系的建立。”在社会管理中，常用的有三大法宝，其中最常用也最管用的，就是“诱之以利”。

　　

　　刘小钢认为，“诱之以利”不能简单理解成就是涨工资。利益体系的设计要着眼于人的整体利益，从长远、发展视角作全盘考虑，使之能切实保障劳工经济权益、满足其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及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权益、增强他们的就业竞争力、社会适应能力，加强人文关怀，提高新生代劳工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的能力。“不然的话，同样会出问题。”这样的担忧，虽然出自“小钢炮”之口，但却弥漫在工会界里，成为集体焦虑。然而，担忧也好，焦虑也罢，“利益体系”只是一幅未完成的拼图。

　　

　　“发生在2010年的工潮，本来给了工会一个很好的发展、上升机会，但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对政府和雇主“好了伤疤忘了痛”的现状，刘小钢在遗憾之余，更多的是担忧。

　　

　　当时，工潮接二连三爆发，政府部门急于维稳，尴尬地发现自身在化解对抗性劳资冲突的无能为力。工会义无反顾地立于解决矛盾的风口浪尖，政府和雇主当时对工会的主张、代表工人利益所表达的诉求，虽然说不上言听计从，但也是基本照单全收。

　　

　　工潮退去之后，工会依然张扬维权个性，却发现政府部门和雇主变了脸。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当工会从深层次上探究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缺失与断裂的根源、发出构建和调节劳资矛盾新机制的呼声时，政府和雇主的敏感度和重视程度，明显地随着退去的工潮减弱了。

　　

　　无论怎么说，“好了伤疤忘了痛”是一种悲哀，后果也会很严重。

　　

　　工人权益受侵不及时解决 社会矛盾就一触即发

　　

　　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番禺“恒宝事件”，就是一个发人深醒的典型案例。

　　

　　“为什么社会矛盾一触即发为什么社会越维稳越不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工人利益受到了侵害，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

　　

　　事件的起因，是雇有500多名员工的广州番禺恒宝饰物有限公司，在2010年以前一直没有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工人们觉醒之后，联名要求企业补缴他们从入职之日起至2010年8月的社保金。

　　

　　面对工人的诉求，公司起初不以为然，经工人不断施压才作口头答复：没有为员工缴纳社保金，政府、企业和员工都有责任，如果员工有意见，可以按照劳动争议处理的途径解决，厂方将遵从政府或法院的处理意见。

　　

　　这种“流氓体”答复，激怒了工人。他们愤然推举出自已的代表与公司行政部门进行谈判。后因双方僵持不下，导致两名工人代表在今年4月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

　　

　　对工人追索社保金问题，广州市总工会明确表示，没有商量妥协余地，企业应该补足历年拖欠的部分。对工人代表被警方拘留事件，陈伟光主席态度明确，“工会在这个事情上不会‘和稀泥’，一定做到立场鲜明。”他还表示，通过正式渠道，协调有关部门，敦促公安部门尽快妥善解决。“如果协调不成，再采取直接的法律手段。”

　　

　　虽然历经周折，但“恒宝事件”最终还是基本满足了工人愿望，问题得到解决。日前，工人代表带着写着“工人权益有保障，工会组织是后盾”的锦旗，登门广州市总工会表示感谢。

　　

　　“恒宝事件”虽圆满落幕 很多问题仍值得反思

　　

　　刘小钢参与了“恒宝事件”处理，清楚了解导致事件恶化的“复杂原因”。这里面，劳工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意志坚定、不达目标不善罢甘休等表现，也让政府和工会感到不适应。“有许多问题都值得深刻反思。”

　　

　　例如，既然政府、工会明知当下社会矛盾触发点多、燃点低，对工人的利益诉求，是否真的了解从职责所在而言，本该应知应懂的法律法规，为何在工人询问时，回答不清楚本该及时了解、掌握工人所需所求的，为什么不知道或是知道却掌握得不够全面

　　

　　又例如，该知道的都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也了解得清清楚楚，但问题是否得到及时解决虽说是第一时间赶去事发现场，但听完了当事人的陈述后，是不是当即就把矛盾化解彻底，还是任其留着长长的“尾巴”

　　

　　其实，更值得反思的，是当下“企业工人对抗，政府事后介入”的劳资纠纷调处模式。

　　

　　由于事前缺乏预警，防范措施又不力，很容易导致一些本来可以在企业内部解决，或者在萌芽状态时可以预防的矛盾演变成群体事件。本来属于经济范畴的劳动争议，也因为得不到及时解决而转变成“劳政矛盾”，危害到社会的稳定。

　　

　　基层工会可大胆尝试 设立身份不在企业的理事长

　　

　　改变劳资纠纷“事后被动干预”的被动局面，构建企业与员工自主构建和调节和谐劳动关系的新机制势在必行。基层工会直选，就是新机制的一种模式。不过，对于时下方兴未艾的工会直选，刘小钢持的是审慎乐观态度，“毕竟，个人素质很重要，工会主席的立场、责任感，最关键。”显然，他的潜台词里有未知数，“能否解决目前基层工会普遍存在的维权问题，仍有待观察。”

　　

　　不过，对于改变当前基层工会尤其是区街一级工会作用发挥的问题，他倒是有比较清晰的脉络和思路。工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减少劳资矛盾触发点，将“燃点”提高，责任意识有了，但缺乏专业训练的人员和专业有效的方法来解决员工在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心理问题。

　　

　　广州市工会异地务工人员活动中心凤阳站，引入专业社工机构管理、运作破解窘境，作为工会改革创新标本，更深层意义还在于专业社工的独立身份，不会被区街挪作他用和受区街“中心工作”制约，使日常工会工作变形走样。“专业，本身就是优势。”刘小钢在为未来区街工会工作创新描绘蓝图，如果广州的区街，将来有几十个像凤阳站这样的工会服务机构，许多区街工会工作的头疼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当下，企业正面临着经济全球化与国内社会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内外双重挑战，这一局面为企业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契机。“此外，试行和建立外展社工、企业社工，实行工会主席由本单位工会会员直选产生，试行聘请身份不在本单位的职业工会工作理事长。”刘小钢表示，工会没必要作茧自缚，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创新，必有更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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