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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人权)环境与人口:20%VS80%

2025-02-26 学习 评论 阅读
  

  (环境人权)环境与人口:20% VS 80%  

  

  殖民体系的经济效益:20%人口的80%财富,20%人口的80%历史CO2排放;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并没有在环境掠夺之外额外的创造新的财富,而只不过是财富掠夺的环境原罪,这比社会剥削有更加可靠的物质证明。

  

    “碳预算方案”:让世界公平地排放CO2吕莎  

  ——潘家华研究员专访

  

  实习记者 吕莎

  

  (环境人权)环境与人口:20%VS80%

  

  (环境人权)环境与人口:20%VS80%

  

  (环境人权)环境与人口:20%VS80%

  

  (环境人权)环境与人口:20%VS80%

  

  (环境人权)环境与人口:20%VS80%

  

   潘家华,湖北枝江人,1957年生,1992年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世界经济、能源与气候政策等。主要论著有《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199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文发展的概念构架与经验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Welfare dimensions of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Editorial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ume 18, Issue 1, February 2008, Pages 8-11)。曾任职UNDP北京代表处(1996—1997年)、IPCC第三工作组(1998—2001年)。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保护母亲河顾问团成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欧洲气候论坛理事。

  

  
从今年年初的北方大旱到去年年初的南方冻灾,从澳大利亚的灼人热浪到横扫美利坚的飓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及其可能引发的生存威胁,正在得到全世界的深切关注。但与此同时,关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分担的谈判却一直难以达成一致。
正由于此,在2008年12月于波兰贸易重镇波兹南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中国学者潘家华的“碳预算方案”,甫一提出即引发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关注。这是一个旨在构建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公平基础的方案,它秉承人文发展理念,具有公平内涵以及可量化的排放权分配。
根据该方案,1900—2050年间全球碳预算大约为年人均2.33吨,排放量超出预算的发达国家,以支付转移和累进碳税等方式交换发展中国家排放额度的盈余。同时,方案中提出的保障基本生存需求、累进碳税、存量流量等重要元素对打破国际气候谈判僵局,建立公平合理秩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日前,本记者就“碳预算方案”的相关问题对潘家华研究员进行了专访。

  

  要有发展中国家自己的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潘老师,您好,我们都知道,气候变化问题正在成为影响全球发展的重大国际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国际组织和专家学者对这一课题予以关注。自20世纪90年代启动国际气候谈判以来,国际上提出了很多关于减排义务分担或排放权分配的方案,都包含了对公平原则的不同诠释。但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比较弱。在这种情况下,您提出“碳预算方案”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潘家华:现在的背景是这样:在整个国际学术界,西方学者在理论、方法和话语权方面仍然占有着绝对的优势。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分配方案和承诺问题涉及一个国家的发展规模、发展水平、发展速度,所以它不单是一个现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战略问题,国际社会现在就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方案提了很多观点,大部分是发达国家提出来的。
发达国家的思路非常明确,他们讲,要以现在的温室气体排放作为基础“等比例减排”。我们来看,发达国家现在人均CO2排放量非常高,美国25吨,欧盟国家13吨,而一些最不发达国家还不到1吨,中国1990年还不到2吨,但是增长很快,现在已经5吨。如果按照发达国家所提的“等比例减排”,到2050年实现减排50%,那么美国就是12吨,欧盟国家还有6吨,我们减到2.5吨。最不发达国家的人民还活不活?这就是WTO谈判中经常遵循的“祖父原则”,爷爷有多少权利,孙子就应该继承多少权利。他们想把“祖父原则”延伸到温室气体减排上来,这是第一。
发达国家提出方案的第二点是,发达国家排放量很高,减排所需成本也很高,发展中国家能源效率很低,管理不善,稍微提高一点能源效率就有作用,减排成本相对低很多。这一点是从经济学角度考虑,从成本上考虑。
第三点,现在发达国家排放量正在减少,欧洲一些国家甚至已经负增长了,而发展中国家发展比较快,所以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在排放,发展中国家当然要参与减排。布什政府在2001年美国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的时候,有三条理由:一是科学上有不确定性,还不清楚人类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气候变化;二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成本很高,美国承受不了;三是发展中国家不减排,为什么要求美国减排?
发达国家提出的方案每一条看起来似乎都很有道理,但进一步看就会发现,每一点都在针对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很多学者在讨论中也是跟着发达国家的思路走,结果只能是验证发达国家学者的结论。但是,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我们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怎样保护?我们要有自己的一套思路来保障发展中国家权益,我们需要根据发展中国家实际,体现发展中国家需求,开发出一套有理论与方法论基础、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方案。

保障基本需求,依人配额

  

   记者:我们注意到,“碳预算方案”的一大亮点是秉持人文发展的理念,强调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促进低碳发展,遏制奢侈浪费。
潘家华:是的。有印度血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过一个人文发展理论,强调必须要保证人文发展的基本权利,比如营养、教育、健康等等。森被称为“穷人的经济学家”,他的这套理论西方国家学者不可能提出来,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有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权利这样一个概念,根本不会理解发展中国家还有人吃不饱饭的现实。而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我们的感受肯定和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
根据森的人文发展理论,我们提出了人文发展基本需求的碳排放这样一个概念。很多发展中国家CO2排放才1吨多,而发达国家十几吨、二十几吨。显然,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属于一种基本生存排放,而发达国家属于奢侈浪费的排放。这是有根据的,从经济学上讲,一个人饿的时候,吃一点东西就很满足,吃饱了再吃就是一种奢侈浪费了,这就是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理论。就像华西村老党委书记吴仁宝说的,家有金山银山,一个人一天就吃三顿饭;家有千顷万顷良田,一个人只睡一张床。选用了这个理论以后,我们做了一个匡算,认为一个人衣食住行大约只需要排放4吨至5吨CO2就够了。
记者:有了落脚公平的人文发展理念,也要有具体的操作方法才可行。请您具体谈一谈“碳预算方案”中排放额度是如何分配的?分配的标准是什么?方案中的数字又是如何量化出来的?
潘家华:在“碳预算”这样一个概念中,有两个公理。第一,人作为生物学个体,基本需求是有限的,欲望是无限的。我们认为,基本需求是人的权利的一部分,必须得以保障。第二,地球空间是有限的,地球的物理极限是一种刚性约束。在这两个公理下,我们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空间是有限的,人类的碳预算总量是一定的,这就涉及分配的问题。我们都是地球村的村民,人人都应该有份。
既然是按人来分配,那么,是按过去的人数,还是按现在或是将来的人数?我们认为,按现在的,以2005年为基年,以基年人数来分配。以前欧美学者的方案都是以国家为单位分配的,因为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多很多,而我们提出要以人为单位,因为需求是人的需求,每个人都有生存发展的权利。
地球的物理极限是碳排放的刚性约束,这个碳排放预算总量是多少?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做出了这样一个估算,即到2050年我们温室气体排放的数量必须比当前的水平减少一半,否则将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现在的排放量可以测知,到2050年减少50%的量也能计算出来,这样总量就能够知道了。
这又涉及一个问题:是按一年的量还是按一个时间段的量来分配?我们说,是按一个时间段的量,因为发展是有阶段的。比如中国现在处于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阶段,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城铁地铁这些基础设施,包括我们每年新增几亿平方米的住房面积,这些都是靠能源烧出来的。而英国,他们现在住房面积够了,高速公路也都建起来了,整个发展过程在一个延续阶段,不需要再大规模建设。从工业革命1750年开始,到2050年就300年了,可是我们经过计算发现,从1750年到1900年,碳排放量微乎其微,一是因为一个国家工业革命的能量没有那么大,另外因为CO2在空气中时间久了经过半衰,慢慢就没有了。从1900年到2050年,一个人的累积排放总量大约是350吨,平均下来,每人每年2.33吨,这个就是碳预算量。但是每个国家和地区具体情况不同,有的地方热,得用空调,有的地方冷,要用暖气,有的地方地广人稀,有的地方人口密集,因此,我们根据地区的不同从气候因素、地理因素和资源禀赋三个方面进行了相应调整,最后得出每个国家具体的碳预算额度。

碳预算要实现两次转移支付

  

   记者: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发达国家发展早,速度快,CO2的排放量在历史上肯定要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那这笔账要怎么算?
潘家华:经过计算,到2005年为止,我们发现,发达国家历史上的碳排放已经严重透支,而发展中国家历史上碳预算有大量的盈余,为了保证总量的平衡,我们就必须用发展中国家大量的盈余去填补发达国家大量的亏空。这就是碳预算的第一次转移支付。发展中国家补贴发达国家,实现全世界碳预算的平衡。到2050年,尽管发达国家在碳预算的历史上已经出现赤字,但是发达国家的人民也有满足基本需求的权利,未来仍然需要用发展中国家的盈余来填补,这是发展中国家第二次向发达国家进行碳预算的转移支付。发展中国家把自己的碳排放空间出让给了发达国家,相应的,发达国家也应该有财政上反向的转移支付。
经过历史和未来的两次转移支付,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就大大高于了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经过转移支付,已经超过了7吨/人/年,欧盟国家也接近7吨/人/年了,日本6.5吨,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才不到2吨。按人口密度算,发展中国家拥有占全世界80%的人口,理应占有80%的碳预算,但是经过这两次转移支付,发展中国家只占有了60%的碳预算,发达国家占了40%。发达国家经过转移支付仍然不够,这就需要买,买了仍然不够,为了限制奢侈浪费,我们就提出了一个惩罚机制,叫做碳排放的累进税制,超出的部分就多交一点税,再超出,再交更高的税,这个税的上限是可再生能源的价格。这样算下来,历史上第一次转移支付,保证未来需要的第二次转移支付,用于市场购买碳预算额度的资金,再加上累进碳税的支付,一共四次,形成一种“市场交换”性质的资金机制,实现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在资金上的一种转移支付。因此,现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其实可以看成是一种补偿、一种等价交换,而不是施舍,用资金来交换碳排放空间,这个是公平的。

中国必须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

  

   记者:您曾说,“碳预算方案”并不是一个特别优惠中国的方案,相反对中国未来发展还是一个紧约束。如何平衡工业化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关系,走好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将是我国未来十年保持经济发展和控制气候变化的双重课题。您对此有什么建议或者期许吗?
潘家华:我国是后发者,近些年来发展很快,目前人均年碳预算已经超过了2.33吨的平均水平,今后可能进一步增加。经过我们估算,中国历史和未来的碳预算几乎刚好平衡,既没有多余的出让给发达国家,又不需要向其他国家购买额度。有人说,中国是世界工厂,以产品出口的形式承担起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转移,这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考虑到这个问题,可以适当增加8%碳预算。
从将来发展来看,中国必须搞低碳经济,如果走高碳奢侈浪费的路,碳预算肯定不够。我的建议很简单:第一,从生产上降低能耗,提高能源效率;第二,开发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零碳能源;第三,我们一定要从消费着手,不能引导高浪费的消费方式。现在广告里动辄“尊贵”“奢华”,这不足取。中国人要有全球意识、环境意识、气候意识,如果大家都奢侈浪费的话,再来五个地球也不够用啊!

  

  发展中国家要通过学术争取自身权利

  

   记者: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对“碳预算方案”的反响如何?您认为有多大的可行性?毕竟这个方案和之前发达国家提出的思路有很大不同。
潘家华:去年,在波兹南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我们提出的这个方案引起了很大反响。路透社、法国《世界》、美国《科学美国人》,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国家的媒体均作了道,原则上肯定碳预算的理念。英国的政府文字中也曾经引用碳预算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我们2006年第一次提出来的。我们就这个理论在国际上做了很多演讲,国际上很多人也都在用这个思路,涉及基本需求排放、奢侈浪费排放、发展权利、存量排放、流量排放等等。
当然,具体操作中间可能有些内容还需要调整。比如,我们在哈佛大学演讲的时候,他们提出两点意见。一是1990年以前并不知道碳排放影响气候,不知者不为罪,1990年以前的排放和1990年以后的排放应该区别对待;第二个问题是,1900年排放的CO2跟现在排放的CO2对全球的增温效应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科学问题。这些都不无道理,都是可以调整的。我们的基本框架已经被广泛认可,美国、欧洲、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地区都在试着接受我们的方案。
目前,我们只是从学术角度提出这样一个方案,变成国际协定还要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谈判过程。实现这个方案有两种办法:一是方案中的某些重要元素被吸收进国际协定,比如基本需求必须得以保障,比如存量、流量的概念,比如碳税制度,这些都能够为国际协定所用,这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二是方案整体被接受。这些都需要时间一步一步来。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正在变得强大,已经认识到要保护自己的发展权利。在这个进程中,我认为,发展中国家会拿我们这样一种学术上的思路来争取自己的权利。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近年来,飓风、暴雪、洪水、干旱、酷热等极端气候现象在世界各地轮番上演,一场场损失惨重的灾害不断触及着全球能源安全、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警钟一次次在人类耳边敲响。
2009年2月,热浪袭击澳大利亚,全国各地饱受高温困扰。东南岸的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和南澳州受热浪影响,森林大火频发。这波热浪至今已经造成20多人死亡,而且仍未有缓解的迹象,很多城市都突破了40℃高温,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部分区域气温伴随着焚风甚至飙升到47℃以上。高温带来了一系列麻烦:一些铁轨因热变形,致使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维多利亚州仅1月29日就取消了数百次列车;由高温干燥引发的野火频发,吉普斯兰地区的过火面积约达4500公顷,大约10座房屋被火烧毁;突然死亡现象也在热浪侵袭中激增,医疗人员异常繁忙。
2008年入冬以来,我国北方遭遇大旱,河南、安徽、山东、河北、陕西等多个产粮大省受灾严重。据国家防总办公室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9年2月5日,全国作物受旱面积1.55亿亩,有429万人、207万头大牲畜因旱发生饮水困难。其中,冬麦主产区受旱面积1.43亿亩、重旱4635万亩、干枯116万亩。旱情已影响了小麦的正常生长发育进程,小苗、弱苗、黄苗比例增加。冬春连旱不仅将造成更大范围的枯苗、死苗现象,而且直接影响小麦的返青和起身拔节,进而可能影响夏粮产量。
2008年初,我国南方地区连续遭受四次低温雨雪冰冻极端天气过程袭击,一时间,城乡交通、电力、通信等遭受重创,百姓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516.5亿元。交通方面,京广、沪昆铁路因断电运输受阻,京珠高速公路等“五纵七横”干线近2万公里瘫痪,22万公里普通公路交通受阻,14个民航机场被迫关闭,大批航班取消或延误,造成几百万返乡旅客滞留车站、机场和铁路、公路沿线。电力方面,持续的低温雨雪冰冻造成电网大面积倒塔断线,13个省(区、市)输配电系统受到影响,170个县(市)的供电被迫中断,3.67万条线路、2018座变电站停运。农业和林业也遭受重创,农作物受灾面积2.17亿亩,绝收3076万亩。秋冬种油菜、蔬菜受灾面积分别占全国的57.8%和36.8%。湖南83%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江西90%的工业企业一度停产。有600多处矿井被淹。此次灾害共造成129人死亡,4人失踪,紧急转移安置166万人,倒塌房屋48.5万间,损坏房屋168.6万间。
2008年2月29日晚和3月1日,冬季暴风“艾玛”席卷欧洲西部大部分地区,局部时速达220公里左右。暴风连根拔起树木,造成部分地区停电,列车和航班延误,导致多起事故,夺走至少8人性命。仅仅一年之前,欧洲大陆才经受过飓风“基里尔”的扫荡。
2007年1月18日,20年未遇的最大风速高达每小时202公里的飓风“基里尔”从北海登陆德国后南下横扫欧洲大陆,威力巨大的飓风掀走房顶,刮倒大树,甚至掀翻建筑工地上的吊车和正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大货车。数以十万计的英国和德国居民电力供应中断。数以万计的旅客不得不滞留在机场和火车站。在奥地利的上奥州,消防队一夜之间接到大约一万个求救电话。飓风造成数十人死亡,造成的保险损失估计介于40亿欧元至80亿欧元之间。
2006年6月底,德国西南部突遭暴风雨,网球般大小的冰雹伴着暴雨、劲风纷纷砸下,造成数百辆汽车损毁,一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持续15分钟的暴风雨在地上留下厚达10厘米的冰雹。
2005年8月29日,强悍的五级飓风“卡特里娜”重创美国东南部。这场飓风造成1000多人死亡、20多万所住宅被摧毁、80万人重新安置和上千亿美元的财产损失,美国东南部名城新奥尔良几乎遭到“灭顶之灾”,灾区总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卡特里娜”飓风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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